Author: wulb

前些天，有位未曾谋面的教师朋友在读了我的《“幸福感”与幸福的距离》后，在网上给我留言：

“我是一普通的教书匠，潜心关注的是人的潜力的挖掘与提升。但生在这样的社会，深感统治阶层与政府行为里面暴露的黑暗与愚蛮对社会个体的束缚与压制，那些赤裸裸的权利熏心与不公正令人痛心疾首，那些造成的伤害与损失令人心寒令人愤慨。。。。。。我恳请您结合您写过的《”幸福感“与幸福的距离》里的那个小镇长，与湖南省株州市一个区的小小的信贷部主任挥霍掉4、5个亿人民币的住房公积金，加上公车消费公款吃喝政府自己统计的每年的分别几千个亿，再结合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陈良宇等高官的相继落马，他们造成的损失不仅经济方面更加深重还有其它方面的负面影响更是无法估量（我国居民的总储蓄量就那么几万个亿，经得住这些社会蛀虫这些败家子几下折腾？），对如何加强‘反腐败势力’的力量与实力或其他方面反映一下百姓的心声、民主的哀号、正义的呐喊！题目可以叫《谁给我们算清腐败的账？》或《谁会每年给腐败一个年终统计？》或《谁会每年给腐败一个年终白皮书？》。”

说实话，看了他的这段正义之声，我也很有共鸣，但我没有能力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今日之腐败已深入骨髓，呈现出“普遍化、团伙化、大额化、高层化、制度化”的趋势，一句话，别的没有现代化，腐败已高度现代化，又有谁能“算清腐败的账”，谁能给腐败每年一个年终“白皮书”？我只好抱歉地回复说，反腐败在现有的体制下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和谐社会”，大概是近来国内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组之一，我们清楚地知道，一个腐败丛生、贪欲膨胀得不到控制的社会当然不可能和谐，一个官权泛滥、肆无忌惮、通吃一切的社会当然不会和谐。这不是抛出一个陈良宇就可以解决的，即使多几个张良宇、李良宇倒霉也无济于事。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什么？简单地说，和谐社会就是一个能约束官权、保障人权的社会，靠写在纸上、挂在嘴上的决议、号召和宣传口号，靠那些空洞无力的、轻飘飘的说辞，“和谐社会”永远都不会离开双引号，这个词组只具有学生背诵、考试时填空得分的意义，官员写总结交差的意义，而与亿万生灵的现实生活无关，与大地上所有的忧虑和劳苦无关。

以一个前现代的政治体制，要应对高度现代化的腐败态势，确实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如果不能从体制层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腐败是无解的，换言之，前现代的办法已经无法解决现代的腐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至少媒体的公开报道中还没有露出一点改革的蛛丝马迹。体制格局之内，除了已退休的几个党内民主派老人李锐、朱厚泽等先生在不遗余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政治改革，权力舞台上总是回音空荡，我们听不到任何值得兴奋的声音，给人希望的声音。腐败现代化恐怕还将持续下去。

毛泽东作为政治符号有着太多的分析意义，绝不是一两本或尊或贬的传记所能表达清楚的。在强劲的话语霸权形成伪历史推动力后，许多反对毛泽东本人及他所建立的统治的异议者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掉进毛的逻辑中去。现在，异议力量内的炽烈互讦与个别政治人物对草根社会的利用，已经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类的盼望救世主的公众心理还会继续增添历史素材。

回观尚未钙化的关于毛泽东（这个符号）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体有三方面因素：

一、长期的社会混乱，是流民文化再兴的温床

中国每到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流民文化就会大抬头一次。这是个历史宿命。毛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有一个大混乱时期。

所谓流民文化，就是底层社会的精英分子迫切希望利用社会动荡方式寻求改变阶层地位的那种急切心理。如果这种动荡达不到一定程度，这个庞大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就会推动它达到那个临界值。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就是第一代大规模平民造反领袖陈胜的翻版。如果这种动荡出现可能消弥的趋势，那就要向相反的方向努力，以挑起分利集团的内难为主。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就是五代政治开启者朱温的一个历史翻版。

第二点特别重要。细节上的对比则是：毛泽东趁国共联合北伐见胜之机发动“农民运动”，与朱趁朱李（沙陀部）联合为唐平蔡贼（称帝的秦宗权）见胜之时，谋除李克用而导致内乱如出一辙。

在历史上，如果朱温不挑起朱李之争，五代乱局（所谓“开辟以来一大劫也”）就不会有那样的烈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如果毛泽东不背后下手搞“农民运动”，就不会有国共内战。

为了权力目标－－所谓改天换地－－不过姓氏政治之变，也就成促动了流民政治往流氓政治方向的发展。

再细较之，朱温与李振之流杀唐末清流文人（并投入黄河，使后者永为“浊流”），与“镇反”、“反右”又有什么区别？甚至生活细节，也大体有共同价值，朱温淫乱，屡以部将之妻待服及与儿媳乱伦，无非是毛泽东淫及侍从（如张某凤）、贵族（如周恩来之养女孙某世）行为的历史合法性？

二、中国的精英文人尚未变成知识分子

时至今日，国人在“非黑即白”的政治思维中提及“反右”，必为有民主人士背景的人士鸣屈喊冤。殊不知，这个文人阶层并没有多少民主政治素养，仍局限于“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的传统政治投机思维。天津的张伯苓当算最突出的代表。

自西学东渐以来，体用之论盛行，即便有留洋经历的大“知识分子”也逃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富国强兵的逻辑。于是，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则成了“争之不至，委曲应之”共同心态下的让步。这概由于传统强大之故。在个人思想变化上，章太炎先生可以说是从政治上归化中共政治的所有“民主人士”的一个先例。章老先生的变化当然不是政治上归顺了谁，而是思想向传统回归：从反对暴政到赞扬秦始皇政治如1910年代的其著名论文《秦政记》所论；从批判儒家转向尊孔读经。

与流民文化向流氓政治的转化相呼应，章先生的这种巨大变化也源于对前者的巨大担心。

三、政治流氓之间的争利与朋党政治的复炽

时至今日，批毛势力几乎一概地将延安整风、“文化革命”这样的整肃归咎毛的权力欲变态，而在实际上呢，正如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见中共胜局已定的后来投机一样，早在这类人以前就有一大批名义上憧憬新社会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投靠了中共。这批人比稍微接触过西学皮毛的人更不了解民主政治，也更多地具有“流民政治－－政治流氓”的习性。

所以，从权力整合的角度来论，归化中共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如丁铃、冯雪峰之流更需要一个权威裁决。毛泽东作为一个狡诈的政治家，也是先强捧鲁迅而后借势自造为“文圣”。作为延安整风的逻辑结果的“文化大革命”在“流民政治－－政治流氓”框架下，仍是文人阶层（而非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一个最高裁判的结果。不同于延安时期的条件是：原来的流民加流氓二性转化为传统的朋党政治。

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所包含的“文人相轻”的大量细节再典型不过地说明以上命题。发生在反右年之前的这件“文坛大案”（1955），不就是在源于胡风与周扬“鸡零狗碎”的文艺观点分歧吗？其中，“鸡零狗碎”的东西与胡风对何其芳（1944）年介绍延安整风细节中的自夸之反感，又密切相关。

胡风案的标本意在于：它发生延安整风之后，又发生“反右”之前，而后又被延长到“文革”。

结语：理性地看待“中国文人”的法西斯性格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政治学上可以归结为“流民文化－－政治流氓－－朋党政治”这样一个结构。通俗化地可解释为：“他们服从造反头子的绝对专政，同时又对那些地位比他们低的人采取独裁主义态度”。在纯粹心灵结构状态上，就是“独裁主义－－受虐狂并发症状态”。

毛泽东，虽为这种法西斯（文人）大众心理的最高裁判者，但是在纯粹人心理特征上他也归属于此类。他对苏俄的欺诈性仰仗以及后期对美国的谄媚（强捧尼克松），还有退而为“第三世界”领袖的妄想，都是证明。

时至今日，对毛的批判还大多出于“个人义愤”，尚没上升到哲学与心理学层面。－－这是个巨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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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9日写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2006年10月1日核对文献

2006年10月8日定稿于含溪轩书房

──《观察》首发 

据10月号的《争鸣》月刊报道，九月初，国家审计署向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纪委，提交的今年第五个审计结果报告表明：四十二个部委（办）违规挪用资金的金额高达160亿元。该报告在中共党内和社会各界引发了轩然大波，仅9月12日至9月16日几天时间，中央有关部门收到的抨击、谴责，要求引咎辞职、公开内情等信函就多达3400多件。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网民也纷纷表示声援、支持审计署署长李金华，要求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纪委履行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依法严惩腐败官员，建立有法律保障的监督机制。

6.4大屠杀之后，江泽民的上台将中国社会陆续带进了一个全面腐败的新时代，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在对民众产生极大威慑力的同时，更助长着利欲熏心的官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以身试法的勇气。邓小平的南巡使得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得以在江泽民时期继续推行，而民众最为渴望的政治改革却无丝毫进展，甚至较八十年代有所倒退。跛脚的改革造就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经济格局，在少数城市高楼林立和一部分人家财万贯的背后，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虽说前任总理朱镕基在位时也切身感受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三农”问题却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便开始一蹶不振，不计其数的国营企业都濒临倒闭，昔日自以为拥有铁饭碗的工人也开始流离失所。农民和工人江河日下的处境为社会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普通老百姓不再渴望所谓的社会稳定，而是人心思乱。可以想象的是，一旦社会危机重新爆发，民众的怒火将难以遏止。面对岌岌可危的社会局势，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纷纷拍案而起，敦促当局重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和劳工问题。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新上任的胡温领导集体不得不将“三农”问题放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的重中之重。农业税因此而取消，农民终于有了喘息的余地，虽说农民不再承受类似于以往沉重的苛捐杂税，但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偏低依然无法让农民走出贫困的漩涡。一些农民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纷纷步出家门，开始了打工生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虽然有了超越毛时代的择业自由，但从毛时代开始就已经根深蒂固的政策性歧视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中国媒体年年为GDP的狂升而欢呼雀跃，但普通老百姓依然穷困潦倒，很多人连读书和看病都无能为力。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80%的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中，而其余的80%的人仅仅掌握着20%的存款，贫富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饥寒交迫成就着官员们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绝大多数人仍然在愚民统治下任劳任怨，既不敢发出自己肺腑的声音，又不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随着资讯渠道的日益多元，民主国家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断感染着中国民众，国内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

民众的觉醒并不能阻挡官员们漫无边际的贪欲，为了聚敛财富，不少地方官员对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进行疯狂掠夺，警民冲突因此层出不穷。原本以舆论监督为己任的新闻媒体在官权的压制下不得不进行歪曲的宣传，对老百姓实施不见血的杀戮和对官员暴行加以纵容。从江泽民时期开始，“反腐败”的呼声就惊天动地，然而，真正因腐败而落马的官员却寥寥无几，被冠以渎职罪名的人多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依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衡体制的胡锦涛时代，腐败官员依然是我行我素、目无法纪，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继续大放异彩。

面对举国上下官场的一片腐败，胡温虽有反腐败之心，却无彻底反腐败之力，9月下旬幡然落马的陈良宇虽然表面上因腐败而东窗事发，但在权力斗争从未间断的中国，其下台的真实原因可想而知。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因为大力揭露官场腐败黑幕而被外界视为反腐败的铁腕人物，然而，他揭露各部委违规挪用巨额资金的审计报告在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当今中国，最多沦为官场内部排挤政敌的工具。

2006年10月12日

民主论坛

朝鲜核爆的威力不仅体现在地缘安全、国际秩序、道义方面，也引起国际社会连锁反应，亚洲和欧洲股市发生一论震荡波。面对世界上的谴责声浪，朝鲜驻联合国特使表明立场：核试爆使朝鲜拥有了“抵抗侵略的威慑力”，因此“有助维持和保障半岛和区域和平与稳定”。延续多年的六方会谈，抵不上一个流氓政权耍无赖，核爆证明六方会谈已经失败。六方会谈，朝鲜暂时是唯一的赢家。地缘利益权衡，都怕引火烧身，最终纵容了金正日的胆气。金正日看透了几个大国在谈判桌上的软弱底牌。朝鲜代表叫称：“你们可以合伙对付我们，但你们不能改变我们”。金正日参与会谈游戏，但不遵守游戏规则。他不怕把北韩引向第二次韩战。韩国联合通讯社曾引述一位朝鲜强硬派官员的话说，一旦安理会制裁朝鲜，将会被视为是向朝鲜宣战。这名朝鲜官员警告说，朝鲜越受压迫，反应会越大，它会根据政治和外交判断，决定是否要再次核试爆。金正日摆明流氓嘴脸：国际社会不让我好过，那我就以牙还牙，把整个世界搞个乌七八糟，看看是谁玩谁。金正日在与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的同时，将朝鲜推向更加孤立的国际地位。

　　西方社会对朝鲜进行全面制裁，只有中国、韩国等国际人道组织为朝鲜提供一些粮食和能源援助，另外，美国拒绝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中俄韩三国在谈判桌上又采取绥靖政策，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因此，金正日对哪方都不满意，他要用核弹索回个人和国家所谓的尊严，所以，金正日用核爆实施报复，意图获得朝鲜的国际生存空间。在金正日的意识里，没有道义可言。对一个不断制造暴政的独裁者，闭关锁国，残暴统治，人民流离失所，温饱不继，这超越了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范畴。对道义指责，他用独裁思维作出回答。金正日操持一个国家，自绝于人类文明序列。国家元首的罪恶，让一个国家的人民陪绑，金正日的邪恶，是文明人不可理喻的。

　　朝鲜核爆，据美国一些媒体分析，是用千顿烈性炸药在中北部地下隧道制造爆炸，伪装成核爆。其他都可以伪装，测试核爆地的空气污染成分，可以验证是否进行了核爆，以及核爆的当量。这需要时间收集空气尘埃，进行化验确认。即使退一步看，朝鲜今天不搞核爆，谁能保证它明天不会搞。不管核爆真假，朝鲜挑衅安理会和中国、韩国、日本周临国家的强硬姿态，是确证无疑的。金正日将国际焦点，从伊朗引向东北亚，国际秩序将面临重新洗牌。

　　中国作为六方会谈主导者，会谈失败，让中国颜面扫地，处于更加尴尬的地位。朝鲜在核爆半小时前通知北京，显然无法安抚北京的愤怒，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罕见采取“悍然”的强硬口吻。中国对待邻国，一直采取儒家的“睦邻友好”外交策略，但历史多次证明，“小兄弟”常常翻脸，武装侵犯“老大哥”。越南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1960年代越战期间，中国人连肚子都吃不饱，粮食、武器和军人，源源不断支援越南。1979年“自卫还击”，越军使用的是早前中国支援的AK47冲锋枪，野战工事用有“中粮”字样的大米麻袋垒筑。我清楚记得当年的《解放军报》都有公开报道。朝核危机，确实让中国的地缘角色尴尬，现在真正尝到养虎为患的滋味。既怕美日等西方国家联手对朝的经济制裁升级，引发朝鲜大规模难民潮进入东北，又怕金正日恃仗核武器，威胁中国东北富庶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不管怎样，金正日牢牢掐住了几个大国的脉搏，掌握着主动权。朝鲜核爆与印巴核武竞争意义不同，印巴限于邻国之间的威慑，各自国内尚有制衡的力量，而朝鲜一贯流氓、邪恶，金正日摆明了就是对抗美国，戏弄邻国。中国周边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都拥有核武力量，本来国家安全都成问题，现在又冒出朝鲜，强狼环伺。

　　国际人道救援，可以看作朝鲜人民是无辜的，甚至也是独裁政治的受害者，但是，金家政权从来没有把人民福祉当作国家义务。朝鲜官员把国际社会制裁当作宣战的理由，这种表白是赤裸裸恫吓安理会，其实色厉内荏。我们不难忘记伊拉克萨达姆独裁政权崩溃前夕，政府发言人萨哈夫信誓旦旦告诉国际媒体，巴格达人民作好了战争准备，巴格达是美英联军的葬身之地。事实如何呢？伊拉克人民痛恨萨达姆的暴虐统治，他们既没有拿起武器参与巷战，而是早早逃离了巴格达这座恐怖之城。作恶多端必自弊。金正日裹挟下的朝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朝鲜的社会景象，跟中国文革时期如出一辙。外国游客只有在朝鲜规定的景点、学校、机关参观，而这些地方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非常虚假，不是朝鲜真实的社会缩影。金正日严禁人民使用移动电话、互联网。由此可以判断朝鲜独裁政权要把一个国家拖向蒙昧的地狱。独裁政权本质上是反文明、反人类、反人性的。在一个人民没有自决权的国度，战争或许让他们暂时失去家园，甚至生命，但是，可以得到长久的自由和解放。韩国官员潘基文将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期望对朝鲜半岛统一作出建树，如同东西德的统一，都作为二战后分裂的国家，让文明制度战胜野蛮制度。

　2006年10月12日

──《观察》首发

● 以科幻小說衛斯理系列風魔讀者的香港作家倪匡今年自美返港，一如既往反共，他說所謂共產黨進步猶如說食人部落開始著西裝用刀叉吃人肉。

● 倪匡夫婦（中）和兒子倪震（右）及未婚兒媳周慧敏近影。

移民美国十三年，今年中回流香港定居的小说家倪匡，依然人气极旺，不但传媒争相採访，他近期与读者会面的两场公开座谈会都全场爆满.

从不畏言自己恐共、反共的倪匡，政治立场一如既往，且紧贴中国时事脉搏。在九月十五日的座谈会上，被读者问及为何对中共没有改观时，他一脸严肃地说：「很多人跟我说共产党进步了，但它的专制极权本质并没有改变，它的所谓进步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民间疾苦，你们应该看看《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就知道广大的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最近的消息是关於新会市沙堆镇的选举（九月十二日发生），镇政府的官员垄断选举人民代表的选票，不发给村民，村民起来造反，与官员打架，目前还不知结果如何，受欺压的总是大多数老百姓，很多权贵和富商曾劝我去北京看看，我说你们去北京是看高楼大厦，北京有个地方叫上访村，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连听也没听说过.我说你们应该去看看，就知道中国底层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

香港人去大陆应该去看看上访村

其实，岂止权贵和富商这类人会这样反应，笔者曾跟一些在香港念大学的大陆学生谈起北京南站的上访村，他们竟都表示闻所未闻。一位由北京来香港中文大学念博士学位的社工系学生说，知道很多人到北京上访，却没听过有个上访村，大学生尚且如此，可见大陆美化自身形象的功夫确有一手。

倪匡还说，自己亲身经历过共产党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共产党最可怕之处是要控制别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产党的制度里只会变成完全服从的机械，非常恐怖。九二年移居美国是害怕中共收回香港，那时他说过，共产党不死光，他不会回来。如今食言回来，是因为太太不适应美国的生活，所以他没办法，「我晚节不保就是了！儿女情长一定英雄气短。」

倪匡这份坦白，不禁令人想到他的两位好友查良镛和黄霑，晚年如何由反共转向媚共，对中共政权完全丧失批判能力，甘心沦为统战工具，查、黄二人那种晚节不保，才教众多香港人感到痛心和失望。

倪匡这次回港，专访他的媒体，还包括上海的时尚杂志《外滩画报》。原来倪匡的小说因内容有着强烈反共意识而一直被大陆当局列为禁书，但盗版的倪匡作品十多年前已在内地大行其道，近年还全部上网，风魔了不少读者，其中令倪匡冠上科幻小说大师之名的《卫斯理系列》最受欢迎，不但有大陆读者把他的作品分析研究，还有人盗用他的名字，模仿他的写作风格出版小说，倪匡到了美国迷上网络世界后还发现，有大陆「粉丝」在网上搞了一个只准讲卫斯理好话的「最爱卫斯理」网站，倪匡主动留言联络该网主时，网主还不相信是名副其实的倪匡找上网来。但上海《外滩画报》的访问内容，自然只字没有提及他的反共立场，倪匡的早年生活也只是轻轻略过.

倪匡五七年历尽艰辛逃亡香港

倪匡的政治取向和写作思维，跟他年青时在大陆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原名倪亦明，又名倪聪的倪匡，祖籍浙江镇海，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出生。他说：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姐妹众多（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姊姊、一个妹妹），没有什么娱乐，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各式各样的书都爱看，那时舅父家里藏书很多，中国的几本着名小说，他在十二岁前已读过，现在记得最清楚是十岁前背的诗，那时最喜欢的书是《孟子》，升上中学后就爱看繙译小说，倪匡认为人脑和电脑一样，都是要先输入很多材料才会运作，相信童年时从书本的吸收，便成了他日后写作的资源。

倪匡十六岁时为了追寻共产党宣传的乌托邦理想，辍学离家，只身北上加入解放军，参与过土地改革和治理淮河的工程，后来又去了内蒙古垦荒。当兵期间，他发现共产党的种种不合理和愚蠢行为，跟宣传的平等世界完全是两码子事，军队内部就有不少特权阶级横行，而且事无大小都要汇报思想、开会检讨，令爱好自由的倪匡越发感到不满和失望，经常跟上级争拗，也多次成为批斗对象。一九五七年的冬天，身处内蒙古的倪匡因两项罪名被迫逃亡。其一是因为风雪太大，运煤车不能把煤送到，他和另外几名士兵为免冻毙，合力把小河上的木桥拆下来生火取暖，结果被单位书记指为「破坏交通」。其二是他偷偷饲养的狼狗把军中的大队长咬伤，这两罪足以判他监禁十年，於是他听从朋友的提点，连夜骑马逃往北方，原本想到外蒙古避难，却误打误撞到了火车站，坐上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把他送到出生地上海，但那时没有人敢接待他，他只好继续南逃，历尽艰辛，多次靠吃老鼠、蚂蚁、棉花充飢，走了三个月的路到达广州，再经澳门，於五七年七月成功偷渡到香港。

在港奋斗一枝笔名成利就

倪匡抵港初期在工厂干杂工，晚上在大专院校进修，后来投稿到《真报》和《工商日报》，不但被採用，还获《真报》聘用，先后出任校对、助理编辑、记者和政论专栏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说是写中共的土改故事，叫《活埋》，一九五七年底发表於《工商日报》。翌年倪匡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早期作品包括女黑侠木兰花、浪子高达的故事、神仙手高飞的故事以及六指琴魔等。一九六二年他开始用笔名「卫斯理」写科幻小说，在《明报》副刊连载，已出版的《卫斯理》系列小说达一百四十多本。在六十年代末，香港武侠影片兴起，倪匡转而从事剧本创作。十多年间，所写剧本不下数百部，代表作有张彻导演的《独臂刀》。

现时年过七十，曾经日写过万字的倪匡坦言自己已过了写作的高峰期，不是不想写，而是「写不出，配额已用尽了」。写作令倪匡名成利就，他也因此而一度意气风发，沉迷於酒色财气，八六年信奉基督教后，才逐渐摆脱各种生活恶习。不变的，是他依然厌恶共产党，倪匡坚信，一党专政始终行不通，权力无限扩张、没有监督力量，共产党必然腐化。他说：每当听到别人说共产党进步了，总会想起一个老笑话，话说一个食人部落的领袖，不服别人批评他残忍野蛮，於是派了很多子弟到哈佛、剑桥留学，多年后，这些留学子弟都西装笔挺的回来，人家问食人部落领袖现在怎样了？他说我们好进步了，用餐刀吃人肉。共产党现在的所谓进步就是用餐刀吃人肉！

 

台湾联合报专访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请他分析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为何将文学奖颁发给土耳其小说家帕穆克。马悦然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土耳其作家奥罕。帕穆克，是为了他追随着母国首都忧郁的灵魂，找着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与缠结的新象征。”

瑞典学院 不怕碰到政治

帕穆克的着作有七本从土耳其语翻译成瑞典语文版，除了1979年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与他的子女们》未出版，帕穆克重要的小说如《寂静之屋》、《白色城堡》、《黑书》、《我的名字叫红》、《新人生》、《雪》，以及帕穆克自传体的城市史《伊斯坦堡》在瑞典都出版了。《瑞典日报》立即报导出版社的看法：“太好了！这表示瑞典学院一点都不害怕碰到政治。”

帕穆克 爱偏僻地站在现代世界门槛上的地方

奥罕。帕穆克去年获德国出版界和书商“和平奖”演讲时，说过一段话，使马悦然印象深刻。

他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父亲有丰富的藏书，与父亲讨论汤玛斯？曼、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等那些了不起的小说大师，已在他的内心创造出一个欧洲，“他对欧洲的兴趣不只是来自於一个西方化的家庭，小说也是欧美文化最主要的基础，他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小说的欧洲，小说主要的目的，是要读者想像他自己是‘他人’（the other），我们读书的时候会希望透过‘他人’来解释‘我是谁’。”

他晚近发表的散文集子（从德文书名Der Blick aus meinem Fenster翻译）《从我的窗户看出去》解释他对文学写作的看法，他真正锺爱的是半穷不穷的落後环境与那里边的人，他觉得土耳其与拉丁美洲遍布如此的居所。这样的环境是文学创造的好地方，离开权力集中的首都之外的地区简直还要更好。他说：“我爱这些偏僻的、站在现代世界门槛上的地方，并不因此而失望，我感觉到我属於这个世界。”

回到东方传统文学，为了爱讲故事而说故事

他从七岁到二十二岁，最大的希望是成为画家，在伊斯坦堡游逛到处画画。1970到1974年学建筑学，没有毕业，改学新闻，1980年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他在土耳其画画的日子，他那个漂亮的母亲提醒他，“嘿，这里是伊斯坦堡可不是巴黎，谁要看你画的画呢。”

帕穆克认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写的是“住在地下室的人拒绝当欧洲人”，而他自己第一本小说《杰夫代克先生与他的子女们》写的是现代的、欧洲化的家庭，若照他後来的看法，这本小说简直不够“伊斯坦堡”，老一辈的土耳其作家自怜是法国境外的法国人，帕穆克不愿意重蹈上一代的脚步，而成为现在的样子。他说：“我後来写小说的很多趋向是，回到东方的传统文学，为了爱讲故事而说故事，避免契诃夫式的心理学和敏感，追求一种非西方式的对身分（identity）的看法，这一切让我觉得像在家里写小说。

他是胆子很大的异议分子

马悦然说，帕穆克的胆子很大，土耳其政府不愿承认过去的罪恶，他是第一个告诉读者库德族有三万人被杀害，亚美尼亚人在上世纪有一百万人遭到屠杀，他是第一个伊斯兰作家出来为鲁西迪大声抗议的，1995年土耳其作家Yashar Kemal遭政治压迫时，帕穆克也替他讲话。他主张土耳其加入欧盟，就会压制军阀，改善国内的政治。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 可以把自己写为“他人”

他说，一个作家因为可以想像自己是他人，就能感受那些被迫害者的感情，所以他可以为他们说话，发出声音，所以作家跟他身处的阶级没有多大的关系。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可以把自己写为“他人”、他人写为自己的故事。马悦然指出，帕穆克的小说常有这种二者合一的现象，在《白色城堡》、《新生活》、《黑书》和《雪》里出现过“二为一”的人，有一点像高行健的《灵山》之“我”和“你”，他常用的小说主题是，我即是你你即是我。

他不仅谈像自己的“他人”，也谈不像自己的、会引起恐慌的“他人”，这样总体的呈现就会帮助作者和读者来认识自己。“一个土耳其作家若不能想像库德族的困境，那麽他的小说就会有相当大的缺憾了。”帕穆克这样说。

帕穆克很钦佩纳博科夫，旅行时总要带着《说吧，记忆》、《罗莉塔》，以及《幽冥的火》（Pale fire），帕穆克最钦佩的作家不是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而是斯汤达尔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他认为杜氏的《邪灵魂》（Evil Spirits）是最好的政治小说。

我不是专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不过社会公平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关心的事，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人，更会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吸引了各方面人士的注意，也成为政府政策中必须考虑的一个突出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究竟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处于什么阶段？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是什么？对策何在？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把原因分析错了，对策也跟着错，这就很危险了。

收入差距扩大 并非因为流动性不足

正相反，是流动性增加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性的增加，大家固守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所有致富的机会都不能利用，那中国还是一个穷人国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分配不公是流动性不够造成的，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起点不公平造成的。

流动性不足包括垄断造成的流动障碍、地区保护形成的障碍、身份限制的障碍等。在我看来，用流动性不足来解释收入差距有根本性的缺陷。我们这个社会是流动性不足还是流动性足够，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足或者已经足够是相对于什么标准而言的？参加讨论的人多半是用自己头脑里的一个标准做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测量。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流动性不足的例子，但是我们又忽略了流动性不断改进的事实。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经济自由度是不断增加的。我们只看到了存在障碍的一面，而忽略了已经改进的一面。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的28年是我国经济活动空前活跃的一个阶段。老实说，今天全国已有的几千万富人，28年前全都是穷人。因为“文革”的时候，全国的富人统统都被消灭了，财产都充公了，连家都抄过了。没有任何人有私人小汽车，没有私人住宅，全国的银行储蓄存款总共只有210亿元，人均不到25元钱。那时候的中国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穷人国。可是今天出现了身家几千万(或许上亿)的富人，人均储蓄存款也已经上了万，这不是流动性足够的证明吗？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产生出这么大的贫富差距，难道不是流动性造成的吗？

客观地看，改革20多年来，流动性是不断有所改善的。原来不许农民进城，现在有将近三亿农民进城打工；原来只有高官才能出国，现在农民也能出国；原来外贸是国家垄断，现在民营的外贸公司如雨后春笋；原来干部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现在找工作是双方挑选；过去黄金和外汇不能自由买卖，现在限制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流动性是在不断增加的，可是贫富差距却不断在扩大。可见用流动性不足来解释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根本性的缺陷。正相反，是流动性增加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性的增加，大家固守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所有致富的机会都不能利用，那中国还是一个穷人国。

城乡差别是 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

分别就农村和城市本身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

收入分配不公是不是起点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拿“文革”时的状态算起点，除了城乡差别，其他人为的不平等都尽可能地消灭了。“文革”时中国的财产不平等在全世界恐怕都算是最小的一类，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富人，大家都一样穷。教育方面先是把大部分大学都关了门，只留极少数理工科大学，入学的机会尽量照顾了弱势群体，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大学。社会晋升的机会大部分也留给了三代贫农出身的人。“文革”的发动者不但消灭了富人，而且打倒了有学问有思想的人，说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又剥夺了有行政能力和领导才能的人，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又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领袖抓起来。总之，“文革”把一切社会精英统统都打倒了。虽然那时候还是有许多的不平等，但是跟别的社会作比较，应该算是相当平等的一个社会了。所以说，起点的不平等除了城乡差别，别的不平等应该说是很小很小的。

现在来看看城乡差别。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得到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分别就农村和城市本身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所以说，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别大。

这个差别从建国开始就有了，后来越来越强化，到“文革”后期城乡差别发展成典型的二元结构。乡下人是不允许进城的，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能有一个城市户口。学生们下放农村，他们最盼望的就是有一个回城指标。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差别在经济收入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可能反而扩大了。大中城市的建设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像北京、上海等地简直是换了人间。但是农村的面貌改变有限，除了有些新房点缀其间，总体上还是老样子。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人口的比例从80%以上降低到60%。但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总是比城市的低，差距在扩大。这是我国基尼系数高的基本原因。

工业化过程 必然带来贫富分化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验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

从全球的范围看，穷国都是农业国，富国都是工业国或者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可见，贫富差距的根子在工业化的先后。只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者赶不上，贫富差距就形成了。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先有机会离开农业的人收入就增加了，继续留在农村的人靠农业取得收入，这样的收入很难上得去。这可能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我们看近200百年来的世界史，也很清楚。世界的工业化是18世纪后期开始的。在此以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进步非常慢。人口没有多少增加，寿命也没有多少延长。是工业化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人口迅速增加，寿命大大延长，财富迅速积累(请参考《世界经济千年史》，[英]安格斯·麦迪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先走上工业化的国家都慢慢变富了，等工业化完成之后，社会的贫富差距并不很大。而更多的国家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内部的收入分配就会出现扩大的趋势。这也是库兹涅茨倒U形的收入分配特点，先恶化，后改善。他的原话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验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这恐怕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或者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是一个发展中必不可免的过程。政策方面的不当不是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总结发展过程时发现，人均收入为3000-5000美元时，是最容易发生社会动乱的原因。工业化起步之后人均收入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当然，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拿工业化过程来解释难免过于简单化，例外是有的，比如拿印度来说，他们也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但是他们的收入差距比我们小。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开放的速度没有我们快，变化不像我们那样剧烈，社会分割源远流长，流动性比我们差。印度吸引的外资只有我们的1/10，储蓄在GDP中的比例只有我们的一半。这两个活跃经济的重要因素都远比我们弱，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也远比我们慢。

加速实现工业化 才是缓解问题的方案

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按照这样的看法，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想解决它，快是快不起来的。我估计如果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城市的话，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扩大，基尼系数还会上升。缓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实现工业化。当农业人口逐渐减少时，农民的收入就能逐渐增加，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会慢慢减少。

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让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不被侵犯，并且有平等的机会就业或自谋职业。应该有政府的再分配政策，通过税收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人群，以缓解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动荡。在社会保障方面要有大动作，首先解决贫困人口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燃眉之急。否则，社会动荡的危险很难避免，尤其是在低收入人群中阶级斗争的学说远没有肃清的背景下，这种危险更为迫切。要让大家明白，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加速发展才能够较快地越过这种痛苦。

最近，笔者在泰安参加了国际中小城市发展会议，数十位来自美国、日本、蒙古、印度等国的市长共襄盛举，共同探讨21世纪中小城市的发展前景并介绍各自的城市。我注意到，这一次来自国外的中小城市中最小的一个只有1500个居民，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美国的几个城市人口也都在五万到十来万。这在中国只能算作街道或者小区，但是在国外就是城市，其标志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行政区划、法律法规、市政府、新闻纸和治安单位。

最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很多这类城市的市长都是业余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市长市议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在晚上或周末到市议会开会决定城市发展事宜，并且不拿市政府工资，最多只是拿一点车马费而已，例如美国加州的喜瑞都市、蒙特利公园市、圣马力诺几个城市都是如此。

在中国，人们会把这些外国的城市市长捧得不亦乐乎。但是如果你要跟他们谈谈关于一些城市的决策方面的事情，即使像建立友好城市之类的小事，这些城市的市长却无法自行决定，口中诺诺，无法拍板，因为需要全体市议员甚至全体市民来决定。市长或者市议员只是一个民选的代表而已，没有一个项目是个人可以做决定的。美国城市的官员是由地方上的老百姓选举出来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任期如果要延续，就必须让老百姓满意，所以在施政方面不敢掉以轻心。

那么，美国城市中诸如土地开发、城市建设、高速公路建设、社保基金等等这些最有油水的项目是如何来决定的呢？

首先，美国的各个城市在筹建之初就由法律专家制定了详细的法律，这些法律参照联邦和州政府的法律，对于城市的规划统一部署，例如商业区、住宅区、生活区、娱乐区等等的划分，早在一个城市的早期就已经指定区域。对于市长市议员的权限也在法律中规定得巨细靡遗，就像一个大大的棋盘，下棋的规则已定，后来者只需要按部就班。

其次，就是专业人士组成的组织和委员会参与事务的决策。美国的城市可以没有警察局，可以没有消防局，没有工业商业局，但是却都有一个都市开发委员会，这个由专业人士和行政人员共同组成的机构，掌管着城市土地开发、城市建设等等的规划，大到重建一个市中心，小到一家居民的后院要加盖一个厕所隔出一间新的卧室，都要这个委员会批准，甚至还要派人到现场勘察。不过他们也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办理，从专业人员的角度审核而已。至于大型的高速公路建设等等，就要全体市民们来讨论决定，有的时候要交给市民投票表决。至于社保基金都有专业的社保基金会掌管，这些社保基金会根据联邦法律运作，全美国有好多基金会在竞争，跟城市毫无关系。至于开发房地产，那与市政府就更加没有关系了，房地产商根据市场的运作来投资，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

由此可见，市政府保持一个小政府的结构，有利于市场运作，有利于专业人员作决策，同时也有利于老百姓的利益得到最大的兼顾，而不是以个人的利益代替整体，个人的决策代替专业人员的决策。市长的权力缩小到最小，减少了腐败的可能。

当然，腐败还是存在的，加州曾经发生过一个市长由于腐败案而被判刑的例子。那是两年前，洛杉矶郊外二十英里的一个城市康普顿市发生的。这位前市长叫欧玛·布莱德雷，他滥用市政府的信用卡为自己和亲戚度假的旅馆付费，还买了高尔夫球杆、为自己修补牙齿，一共花了7500美元，判了两年。而这个人还大有来头，是鼎鼎大名的洛杉矶前市长布莱德雷的侄子，布莱德雷这位黑人市长的雕像就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的广场上，用以表彰他为洛杉矶这个多族裔城市作出的贡献，曾经前后担任三任洛杉矶市长。就是这样一个市长，他绝对帮不了自家人犯法，所有的一切都在检察官的起诉下进行。美国的市长出访国外，如果不是市议会决议派遣这位市长出访，必须要自己承担旅费，他没有权力用纳税人的钱作私自的事务。美国很多政府官员栽跟头，常常都是在用公款为自己度假买单。这是他们权力的唯一一个灰色地带。

【2006年10月13日狱委讯】2006年10月7日/国际笔会无比震惊地获悉，俄罗斯著名记者兼作家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在今天——2006年10月7 日遭暗杀，被发现枪杀于她在莫斯科的公寓电梯里。 波里科夫斯卡娅作为一名报道车臣战争的记者，自1999年撰写文章揭露俄罗斯军队在车臣侵犯人权后，就一直遭受威胁。尽管面对威胁，她还是继续写作，并于2003年发表了《肮脏的战争：一个俄罗斯记者在车臣》。她还是2003年出版的《地狱一小角：车臣电讯》的合著者之一。她的最新作品《普金的战争：衰败民主中的生命》将于今年12月出版平装本。2002年，在试图与车臣反叛者谈判释放数百名人质时，波里科夫斯卡娅是获准进入莫斯科大剧院少数局外人之一。2004年，她在试图飞往别斯兰报道当地人质危机时患重病，因此人们猜测她遭人故意下毒，以阻止她报道那场危机。 “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是一位勇敢的作家，她的出名不仅在于批评车臣战争，也在于批评体现俄罗斯最新发展的极权主义倒退。她的死引起严重关注，并证实了一切忧虑，”国际笔会会长叶尔利·格鲁沙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抗议这种事情得以发生的俄罗斯现状。” 有关谋杀案的调查正在进行。波里科夫斯卡娅所在的《新报》副总编辑维塔利·雅拉谢夫斯基肯定她的被暗杀与其工作有关。一些俄罗斯人权观察家也有同感。莫斯科副检查长还告诉新闻界，将调查她的死与其新闻工作之间的可能关联。 波里科夫斯卡娅因其勇气曾获得众多国际奖，其中包括在2004年获得遭谋杀的瑞典首相的家人所设立的“奥洛夫·帕尔梅奖”。该奖授予波里科夫斯卡娅，以表彰她 “为俄罗斯人权长期斗争”所做的工作。 “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在报道俄罗斯最困难的处境时，以她的正直和勇气激励了全世界的作家，”国际笔会秘书长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说，“她在笔会和其它全球论坛上一向是坦率的人权倡导者。国际笔会哀悼她的去世，并呼吁进行无情的调查，使那些对她被杀有责任者绳之以法。” 进一步细节，请联系狱中作家委员会萨拉·怀亚特。 伦敦办公室：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UK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 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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