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bel split delays book prize
Alex Duval Smith in Stockholm
Sunday October 9, 2005
The Observ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at least 10 years, the literature prize was announced neither in the run-up to, nor in the same week as the four other main Nobel awards – medicine, physics, chemistry and peace. Each marks the pinnacle of achievement in its field and is worth 10 million Swedish kronor (£730,000).
The suspected row over Pamuk – which is officially denied – comes amid revelations about the secretive workings of the committee that, since 1901, has chosen Nobel winners. The literature award is now due to be announced on Thursday.
Pamuk’s latest novel, Snow, has been widely acclaimed for addressing Turkey’s internal clash of cultures. His earlier work, My Name is Red, established his literary prowess. But the author is controversial for an assertion he made in a newspaper interview earlier this year that the Turkish state was guilty of a 20th century genocide against Armenians and Kurds. He faces trial for the comments in his country on 16 December.
Observers of the Nobel process say that, given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has decided to engage talks on Turkey’s entry without condemning the Pamuk trial, some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which chooses the literature laureate, feel politically exposed.
‘If the Pamuk row is real, the academy’s reluctance is not based on a fear of being political, or controversial,’ said Svante Weyler of Nordstedts publishers, ‘but on concern that literature must not be overshadowed by politics.’
Others believe a split in the academy over Pamuk could be based on a long-entrenched principle of avoiding fashions and fads. Pamuk is widely acclaimed but, at the age of 53, is considered on the young side. ‘The Nobel Prize must never go to the book of the season. It exists to reward a life’s work,’ said poet and literary critic Eva Ström.
The suspected row over Pamuk bears the hallmarks of the ‘Rushdie affair’ – a conflict whose impact can still be felt in the Swedish Academy today.
In February 1989, author and academy member Kerstin Ekman called on her fellow elders to issue a statement condemning the fatwa against Salman Rushdie. They refused, prompting Ekman and author Lars Gyllensten to resign from the Nobel selection process.
The remaining 16 academy members are understood at this stage to have reduced their choice to two candidates. The winner will be chosen by majority vote.
Some observers have suggested the delay in announcing the 2005 prize might not be related to Pamuk, and that academy members may be grappling with a non-fiction candidate or an essayist.
Earlier this year, academy head and committee member Horace Engdahl suggested it was time to ‘broaden’ the literature prize stating that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prize develops as literature develops.’
His comments have been taken to mean that a journalist such as Poland’s Ryszard Kapuscinski c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same vein, philosopher Bertrad Russell won it in 1950 and Winston Churchill was given the literature prize three years later for his historical writings. The favourite to win in Stockholm literary circles is Syrian poet Ali Ahmad Said, also known as Adonis.
快讯，北京消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中国记者网由新闻出版总署管理，具体是该署报刊管理司负责 据悉，昝爱宗目前正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维权，讲走上法律诉讼程序 昝爱宗此前为中国海洋报社浙江记者站站长，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尊敬的孙志辉先生： 本人昝爱宗，原是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是局长先生的下属单位正式工作人员，已经为中国海洋报社服务长达五年之久。8月28日，我向您写了一封反映中国海洋报社副理事长、中国海洋报社副总编辑盖广生剥夺本人的工作权利，迫害本人，至今已有一个半月时间，这封信没有任何回复。为此，我决定写第二封信，是公开信。 对于第一封信”石沉大海”，难道是您没有收到吗？不是的，8月29日，您的部下盖广生副理事长已经电话明确告诉我，我发给孙局长您的第一封信（国家海洋局办公室传真010-68030799），您已经批阅，并转给了中国海洋报社。于是，盖广生副理事长当即委派中国海洋报社办公室主任陈志春于9月1日赶到杭州，软磨硬泡，多次逼迫我签署”中国海洋报社与昝爱宗解除劳动合同”，被我多次拒绝。 只是遗憾，孙局长作为中国海洋报社的理事会理事长，作为中国海洋报上级国家海洋局第一把手，居然对副理事长盖广生如此迫害记者无动于衷，并对我的投诉无动于衷，我对此深表严重遗憾。 9月1日，中国海洋报社办公室主任陈志春受盖广生委派，为了达到让我自动离职的目的，他欺骗我说2006年全年的工资还给我保留，但事实上等2006年10月8日国庆、中秋长假过后，我电话询问陈志春我的遗留工资情况，比如7月份、8月份和9月份的工资情况，他居然说工资停止发放，也就等于我正常工作的工资也被粗暴停止了。9月21日，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海洋报社的联手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注销了我的新闻记者证，并在中国记者网上进行”注销公告”——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借助手中权力非法对一个正常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记者的打击。 我被强迫”解除记者工作”，最大的原因是8月1日因我发表文章揭露并批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于7月29日使用暴力等不当的方式强拆党山在建基督教堂，随后就被杭州市有关部门关注，包括由中国海洋报社总编辑盖广生介绍我认识的杭州市国家安全局的情治人员，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的警察，以及幕后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我的文章”打小报告”的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处长黄柏青（电话0571-87163127、87163126、传真87163107）等人，尤其是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和主管网络监管工作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早有迫害我的先例。黄柏青处长在电话中明确告诉我他们向新闻出版总署告我在浙江”舆论监督不听话”，就此我也曾向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俞剑明反映过，要求他们保护我的舆论监督权利，但他们都一样漠视我反映的问题，并在继续打击我，致使2005年度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年检从2005年11月推迟到2006年4月25日才通过，但却不进行公告。此后，经中国海洋报社盖广生总编辑、办公室主任陈志春多次证实，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管部门都通过各种渠道反映我帮助村民维权、揭露地方污染环境、网络上大量发表批评政府文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等事例，即所谓我”不适合当记者”的证据。 事实上，孙局长本人多次在中国海洋报全国记者站长会议上强调，舆论监督工作很重要，一定要加强舆论监督，可我作为北京的中央级新闻媒体的记者，在舆论监督地方政府的丑闻时，行使正当权利，却得不到报社的支持，也得不到孙志辉局长兼理事长的支持，所以我再次向您表示严重遗憾。 我还曾经是2001-2002年度的中国海洋报先进个人，获得过报社颁发的奖状，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因为我因为表达宪法确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向往民主和自由，所以在你们国家海洋局官员看来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剥夺我的工作权利，逼我到没有工作的地步。 最后，我向孙志辉局长、孙志辉理事长漠视我的投诉，进行抗议。同时，并传达这样的信息：我将继续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维护我的工作权利，并继续向国家海洋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上级国务院投诉国家海洋局机关报——中国海洋报迫害记者并剥夺记者工作权利的涉嫌违法行为，以及有关部门打击我行使宪法权利的违宪行为，陆续将投诉信直接寄达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办公室。 被中国海洋报强迫解除工作关系的记者 昝爱宗2006年10月12日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报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号，电话：010-68047634 68020193 传真 68030799国家海洋局局长、中国海洋报理事长孙志辉（原海洋出版社社长）、国家海洋局机关报——中国海洋报副理事长、总编辑盖广生（原海洋出版社社长），盖广生电话：010-68047740手机 013501087830 中国海洋报社办公室主任陈志春电话 010-68047746 手机 013621101336昝爱宗 手机 013082850180 电子邮件 [email protected] 或[email protected] 附录：昝爱宗不服海报发2006年第19号文件决定并强烈抗议 中国海洋报社： 今收到报社8月25日发出的《关于解除昝爱宗同志担任的中国海洋报社记者及浙江记者站站长职务的决定》（海报发2006年第19号文件），报社并2次派专人前来杭州逼迫昝爱宗交出记者证、记者站登记证和公章。 对此，昝爱宗本人提出如下意见：一、强烈抗议中国海洋报社盖广生总编严重侵犯记者昝爱宗所特有的新闻自由权利；报社为虎作伥，故意制造劳动争议事端，掩盖其迫害记者，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实质。 二、严重抗议中国海洋报社盖广生总编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粗暴干涉和要挟下，严重侵犯记者昝爱宗的工作权利。 三、记者昝爱宗于2001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任副站长、站长职务，根据国家海洋局1996年2月15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印发中国海洋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的通知和报社规定，记者站长聘期为4年。2005年3月10日，中国海洋报社再次与昝爱宗订立记者站站长协议书和广告经营协议书，协议期限1年，每年一签。2006年3月10日协议到期后，双方虽未换签新约，但仍按原协议履行，口头上已明确延续该协议的期限，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成立。双方均已实际履行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昝爱宗具体完成的职责任务和工作指标无可挑剔。 四、昝爱宗不服2006年8月25日报社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该解聘文件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报社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未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构成侵权，昝爱宗有权获得解除劳动关系的违约赔偿金。 五、昝爱宗依法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并寻求法律救济，在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生效之前，为保留诉讼证据所需，昝爱宗将保存持有的新闻记者证和记者站登记证和记者站公章等书证和物证。 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昝爱宗（签名） 2006年9月1日 老实说，我已很久不思考这样抽象的问题了，何况像这样大得可以做专题研究的题目，如果不是报社命题，我真的不敢起这么个思索的念头。但即便有思索的兴趣，我也不想将这则小文搞得那么周武郑王，看上去好像自成体系，却只是废话连篇。二十世纪的思想家波普尔说：“我们爱炫耀我们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我可不想这样，我想用大家看得懂的语言来讲述一些常识。我自认是个知识分子，但我也只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并以此告诫自已，实在不足夸饰。我对自己有些不上台面的期望，说出来自策自励： 一：我只知道每天从点滴做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做到问心无愧。 二：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从事实根据出发，做细微末节的个案研究。没有根据的、不是事实的、游谈无根的东西，不去写，不去说。 三：告诫自己不拿任何违背良心的封口费。笔头与口头表达，都是拿来表达自由思想的，不是可以拿来无度交换的。笔头和口头当然也存在一个交易问题，因为知识分子也是人，一样得养家糊口，一样得吃喝拉撒。但任何交易都是有底线的，即为了拿钱，说昧着良心的话，我要拒绝。 四：不唱高调，尽量低调。我历来反感唱高调的人和事，因为这些悬的过高的标准，是专门去要求他人而设的。站得低的人，才可以平稳地行走，才可积跬步以至千里。 五：不敢说移风易俗，不敢说影响他人，更不敢说影响时代，只敢说首先自己保守底线。底线就是一些做人原则，如不攀附强势者，而丧失自己的批评良知；但也不为讨弱者的欢呼，而曲意迎合。 六：我也许很久不将一军，但无一日不拱一卒。这话是我借胡适先生的教导来鼓励自己，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我每天写博客，评论时事，做自以为有意思的文化建设，说负责任的话，我以为这样日有寸进，是很有意思的，故乐意为之。 七：现在有知识不如有见识，有见识不如有胆识，有胆识不如有常识。常识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所以，我常想贡献的就是那些被大言炫炫的说教所遮蔽的常识。 八：参差多态是人类幸福之源，玫瑰花不会只有一种芳香。不同意见的存在与交锋，是我们能够真正思想的开始。 九：学会倾听不同意见，而不是一上来就对它充满敌意和曲解。任何观念都应该让它们自由竞争，让言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加以汰弃，从而经过读者的自由选择、识别而不是灌输，以便让自己的观念接受检测。 十：不要想把自己的想法放之四海，不要自以为正确到无可辩驳。 所谓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侵略的民族革命）。用我们熟知的一种经典说法，即“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暴烈行动中“民族革命”尚且要被排除在外，非暴力的方式自然是更不包括在内了。而所谓改革则是则是指将旧事物中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从语义学上说，改革并不是革命的从属概念，而且，它们在某方面甚至有着十分对立的内涵，同样是变革旧事物，前者是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后者则是破坏和摧毁；前者通常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后者则一般通过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前者一般自上而下，后者则往往自下而上。所以，它们区别是明显的。 不过，二者虽然区别明显，但实际上，它们又有内在的，不离须臾的血肉联系，这联系就是：革命往往以改革为先导，并且一直在后面追着改革，如果改革及时且速度够快，则为社会开辟出一条快速向上的通道，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反之，如果改革不及时，或速度太慢，则革命将会从后面呼啸而至，将改革扑倒，河决鱼烂，玉石俱焚。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革命既是改革的动力，也是改革的灾星。 革命所以以改革为先导，这理由也很简单：当社会矛盾尖锐到即将引发革命之际，统治者为自身利益计，总是情愿或不情愿地进行一些改革来挽狂谰于既倒。不过，因为这种改革是被动和应付的，所以也是缓慢跟拖沓的，结果，往往是给后面蓄势待发而又急不可待的革命扑倒，演成一场悲剧。 对于革命，我们唱的颂歌已多，而究其实，它实在不能算做一个社会的福音或理想——朱学勤先生有言“说到底，革命是淤塞之后的溃决。”革命的开始和终结不是什么人想要或不想要所决定的。它来临了，是因为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无可调和的地步；它结束了，是因为社会矛盾已经相对缓和到社会本身可以承受的程度。革命不是天堂，而且也未必能将人类引入天堂，但它可以给渴望革命者带来天堂般的快乐。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弱者群体在困境中挣扎，他们心底不时会响起“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那永恒的咒语。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强，反抗愈强。当贫贱者最起码的生存权也受到威胁的时候，任何一点火星，都会像狂欢节第一发礼花信号弹，为人类情绪与精力最壮观的喷发揭开序幕：那便是革命的开始。当然，投身到革命中去分享快乐的，并非全是在朝不保夕的绝境中的死里求生者，还包括一部分原制度下既得利益阶层的叛逆，即部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和那些“不甘于平庸”的“革命浪漫主义者”，他们在狂欢节的火光中感受到一种受洗后灵魂升华的快乐，总之，对所有的革命者来说，革命都是一个渴望得到满足的过程，无论这一渴望是原始的、本能的，还是崇高的、浪漫的。所以，从理论上说，在人类消除种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之前，革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必然现象。我们即使承认“乌托邦主义者的美好愿望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也至少必须看到，革命所摧毁的同样是大多数人的地狱，否则革命不会发生。对悲观主义者来说，人类前进的历史是否就是从地狱到地狱的无限过程呢？然而人类毕竟还是在艰难地前进着。俄国人的一九一七年可说是法国人的一七九三年的翻版，“大处决”的悲剧几乎是古往今来一切革命课题中的应有之义。悲剧的一再重演并不是由于人们处于不自觉的盲目状态，而是由于这是一个不受他们自己控制的客观规律。最底层的群众，往往是革命大军中最激进、最积极、最具战斗性的基本力量，他们在革命中体验的快乐，第一是生存境况的改善，第二便是对压迫者的报复。这种上升为快乐的报复情绪，很快会造成人性的扭曲，从而把报复行为推向极端化、扩大化。另一方面，革命的成功，不能不依赖集中的权力，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向极权的方向发展，极权主义除了注定要带来腐败，它还会唤起对可能威胁和觊觎这一权力者（所谓“革命公敌”）的镇压的欲望。这种镇压往往因为掌权者被权力蒙蔽了理性而变得毫无节制的残忍。权力是一种麻醉剂，高度集中的权力尤其如此，每一个稍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可能被夸大为异己份子——最危险的敌人，而对敌人的宽容，便是对革命的残忍，按照上述逻辑，最终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恐怖化。这个过程只有在新兴的强者集团建立了绝对的统治秩序时才会渐渐平息，因此，那些为摆脱不堪忍受的命运而投入抗争的广大的弱者，往往在刚刚享受到解放的欢乐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置身于新兴的强者统治下的恐怖和无助的悲惨境地，这的确是人类历史循环遭遇的一种可悲的无奈。 对于因为延缓改革而导致革命的例子，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国的辛亥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暴力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最专制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一切革命的可能都被残酷压制了。偏偏在压力减轻。渐近改革进行到最后关头，似乎是最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时刻，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例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进入了政治高亚全面反动的时期。所有新政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完全推翻，慈禧太后及其所代表的顽固派不仅否定了戊戌新政，而且重新又仇视一切洋人、洋事物，甚至要“剿灭”或赶走一切洋人。这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车轮又倒退到了洋务新政以前。慈禧太后及顽固势力的倒行逆施，可以说使晚清社会倒退到最黑暗时期——然而，此时，暴力革命倒真潜伏不露，社会呈现万马齐喑竟可哀的局面。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触底之后反弹的1901年。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战争中，慈禧太后及其所代表的这股势力几乎被洋人所“剿灭”。这无论对朝廷、对民族，都是又一次的“创钜痛深”，又一次的生死存亡考验。也就是说，“庚子”是戊戌以后大清国历史车轮倒退的最底线，这以后只能是掉头再往前进。再次启动改革机制。这一年1月29日，即清政府宣布接受《议和大纲》的14天之后，诏令变法，开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史称清末新政。史学家认为：清末新政与前两次新政一样，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不易者三纲五常”，“可变者令甲令乙”。但这只是清王朝的一厢情愿，无论是从时代潮流还是社会要求看，庚子以后的变法不仅不可能停留“令甲令乙”式洋务新政水平上，也不能仅仅重演戊戌新政。所以，清末新政比两次新政都前进了一大步。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在经济领域，经由清政府的三次新政，在数千年小农经济一统天下的中国，创建了一批军事工业企业、民用工业企业，以及近代开矿、交通、通讯、金融业设施和企业，成为中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清政府还制订、颁布了一批适应或有利于建立、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政策和法规，它也是中国建立近代经济体制的起点。 在军事领域，清政府从西式武器的购买、制造，到新式陆军、海军的编练，以及近代型军事人才的培养，近代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国防体系。尽管这个体系在当时是内战有用，外战无用，但它毕竟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开端。在文化教育领域，清政府从洋务新政开始创建培养洋务专才的军事、外语、技术类的新学堂，到第二、第三次新政在全国各地日益广泛地建立旨在普及国民教育的普通学堂，不仅使近代学堂遍及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个近代教育体制：从幼稚园、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直到大学堂，以及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师范教育、留学教育，还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并且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出了第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政治领域，清政府从建立总理衙门开始改革政治制度，通过三次新政，尤其是清末新政，基本打破了沿袭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型的、已显三权分立雏型的立宪政体：作为向国会过渡的资政院，以及内阁、大理院，在地方也建立了向地方议会过渡的咨议局，在全国范围推行了地方自治制度，并且还制订了近代法律，其中有宪法大纲、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制度，中国政治开始向法制化、民主化迈进。而且这一政治架构，基本上被民国所接受。中国政治的现代化由此起步。要之，在十年时间里，几乎同时进行了教育制度、军事制度、经济体制、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直至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广泛、系统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各个领域的改革不仅各自留下了许多有形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被继起的民国所接受，取得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过程中的最大的实绩；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无形的成果，如：加速了社会的分化，新的社会经济成份和社会力量加快成长；促进了政治力量的分化和组合，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政治力量得以更快地壮大；推动了社会观念形态的更新，近代文化和思想在逐渐扩大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这些无形的成果比有形的实绩更有意义。然而，这些努力为时太晚，步伐太慢——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是政府彻底地自我改革，改造成能承担近代政治的载体；要么让位。衰朽老迈而昏聩的清王朝不愿、也无力做到前者，那么只能让后者选择它。这是历史、社会、人民的选择，不是孙中山及其革命派所独能为；不是革命中断了改革，而是清王朝不愿、也无力继续改革而迎来了革命。换言之，后面的革命因前面的改革太慢而扑倒了改革。 再来看法国大革命。朱学勤先生有云“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革命中推翻的君主，通常是在父君孽债深重而自己又倾向于开明的时候，大地突然晃动起来。说革命是势利鬼欺软怕硬，也许不太合适，但父债子还确实是革命初起时常见的景象。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最近一千年最为著名的那场革工作命————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路易十六远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开明。”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改革：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然而，就因为这场改革的迟缓，一场天崩地裂的大革命终于从后面扑了上来，压倒改革，制造血海。 我们曾说过：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最好的情况应该是：革命永远都只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应该时时宣传“革命理论”，让全国人民——尤其是统治者知道：如果一个社会停滞不前统治者拒绝改革的话，人民是有权起来革命的。到时天崩地裂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这样，在革命的恐怖下，大家都做一些让步，尤其是统治者，应该及时进行改革，加快改革步伐，以调整利益格局，缓和社会矛盾，使整个社会有一些回旋余地和弹性，革命运动（实践）也就因此而不会爆发。王富仁先生指出：“它（指‘革命’——笔者）将永远威胁着社会的上层统治阶级，不要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它权力范围之外而把社会底层的广大公民逼到公开与它决斗的地步。”这，或许就是我们这篇文章要得出的结论。 一 真正经典的文字，是一坛老酒。即便掩在文学土壤之下二十年不曾问津，重又启坛细品，更有一番甘酽醇厚滋味。时间最能蒸发浮杂水分，醇化经典。 《孔已己》就是这样一坛老酒。 在鲁迅落笔写下《孔已己》一百年后这个无聊的夜晚，在与“鲁镇”相距几千公里的东莞的长安。时隔二十年重读《孔已己》，心中翻腾着苦、酸、悲、怒、恐，五味陈杂，久难平息。先生的呐喊声如雷霆般穿透时空，撼动灵魂。我足足用了二十年时间才读出字里行间的萧索、凄凉；才理解孔已己迂腐可笑背后的悲凉；才体会到知识人格被社会一步步消解的无奈与哀惋；才读懂作者在冷峻的文笔下涌动着的同情与义愤。才战栗于“丁举人”的残酷，“掌柜”、“小伙计”、“酒客”、“孩子们”的冷漠与麻木。 一百年过去了，当年咸亨酒店的丁举人、掌柜和伙计，看客和小孩，已然做古。但麻木、冷漠却在国人的骨髓里却愈来愈发达了。“孙志刚”不正是孔乙己投胎转世？一样的文化人，一样的迂腐，一样的清高。孔已己要想讨一点尊严，孙志刚欲争一点说法，但他们一个人在麻木中离开人世，一个在同胞的拳脚中死去，多么可怕的殊途同归！残酷、冷漠和麻木一次又一次轮回！这一次，咸亨酒店换成了收容所，丁举人换成了XXX.百年前先生在写《孔已己》时决然没有想到，百年后的今天，“孔已己”会有一种更惨烈的死法！ 《孔已己》何其象一个可怕的咒语，揭示这残酷、冷漠与麻木不特盘旋在“鲁镇”的上空，附着在丁举人、掌柜的灵魂中。其实五千年来就一直渗透在多数国人的骨髓里，至今不但没有被救治，而且更进一步入膏肓。 二 经典的可贵，在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值得把玩、回味。我叹服先生高度精练、简约的语句中能把主人公塑造得如此丰满：孔已己迂腐——满口之乎者也，“茴”字的四种写法；孔已己自尊——“但在我们店里，他的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孔已己善良——“他便给他们吃茴香豆，每人一颗”、“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甚至，孔已有一点可爱——“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这些鲜活的句子象一粒粒珍珠，饱满丰润，历久弥新。 这次重读《孔已己》又有许多的新发现：比如，“……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这一句，以前只知道“排”字用得好。这次我发现，“对着柜里说”，用得也很贴切。孔已己既不是对着“掌柜”说，也不是对着“我”说，而是对着“柜里”说。与他自得自满的心态很是吻合。此乃神来之笔！ 然最精彩的是这一段——“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这一段真是太绝妙了：人未出场，先写声音——“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次写状态——“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再写神态——“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他的眼色，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人物的形象一层一层推进，一点一点丰满，整个一段节奏紧凑，又显得从容。白描、对白、心理刻画浑然天成。更可贵的是，每个字都有它的妙处，每一句话都锤炼到极至，多一个显繁赘，少一个字则缺佚。 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当我读到“……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我的感觉仿佛是爬到一座山巅。突然，前面是万丈深渊，然后，被人从身后踹一脚，瞬间惊恐下坠，这凄凉，这无助彻心彻骨。这一段真可谓平淡中暗藏突兀，庸常中见高超，却了无刀斧痕迹，让人不得不叹服。 三 有哲人说过，悲剧是永恒的美。我认为，悲剧之美中又以凄美最为动人。《孔已己》就是这样一部凄美的伟大作品。 《孔已己》的凄美又妙在它完全隐在冷峻的语句中。通篇文章找不到一个带有感情倾向的句子，甚至找不到一个带有强烈色彩的字，一切的意味靠的是读者自己去体会。故事的视角被固化在特定的场景“咸亨酒店”的柜台前，主人公的一生就通过这样一个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但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却可以洞悉孔已己悲惨的一生，体会种种人情世故，这需要多么高超的技巧。 作者以貌似冷淡的语句给你叙述着上世纪初随处可见的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得故事——一个好吃懒做，迂腐，手脚不干净，读过点书，还残存点做人的尊严的人因为偷窃被人打断腿，最后消失在这个人世间。本来，这样的故事乏善可陈。但经过先生的妙笔，孔已己那有一点自以为是，有一点迂腐，有一点善良，同时，更有一点可怜的形象便跃然纸上，永远地扎根在读者脑海里。 孔已己的形象如此丰满而复杂，与高度符号化的阿Q相比，孔已己多了一点“人气”，多了一点“性情”，更令人垂怜，更贴近生活。他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他既值得同情又让人不齿，他的悲剧既有自身的原因更多的却是社会的责任。同时，在他悲剧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丁举人们的残酷和掌柜们、看客们的麻木冷漠，以及对社会的绝望。 同为写没落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还有一篇是余秋雨的《酒公墓》。但两文比较，水平立马分出高下。总体上来说，《酒公墓》写得诗意而浓烈。行文工于机巧，遣词造句颇为精美，很有一些“他懂逻辑，因此，告别逻辑，才合乎逻辑。”这样的妙语。主人公的身世凄惨而离奇，令人嘘唏，粗一读颇有味道。但多读几次就会察觉其中“刀斧”，更糟糕的，还会在心底无原由生出：“这该不会是余秋雨编造出来的吧，要不怎么会如此凑巧？”的坏念头。相反，《孔已己》则客观简单，行文畅白明了，读不到半个精美字句。读完后你会觉得孔已己一定是有这么一个人，就在绍兴，就在咸亨里，先生只不过把这个人原汁原味地写进了文章里。初读时，你会被表面的冷峻所迷惑，再读会有新的感悟，反复咀嚼才能透过文字读懂灵魂。 可以这样说：《酒公墓》象一道厨师精心炮制的大菜，味道浓重，作料丰富，多吃就腻。《孔已己》则象一盘刚从菜地采摘下锅的时蔬，新鲜而质朴，常吃常新，永不离弃。菜根谈云：“浓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信乎。 同为凄美的艺术作品，我认为《孔已己》与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第四乐章，简单而重复的旋律，冷峻的配器，没有渲染而越来越轻的呜咽，慢慢走向沉寂。却让人体味到刻骨的绝望，这种凄厉的绝望如此苍凉，在平静中渗入骨髓，直抵心灵。《孔已己》虽然是文字，但字里行间却充盈着与此类似的美感。尤其是最后一段：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孔已己的人生就在“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这冷漠的重复中一点一点的落下帷幕。没有悲怆的生离死别，没有呛天哭地的哀号，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最后，这个人从人们的记忆消失。而这种没有凄凉的凄凉，没有悲哀的悲哀却更加彻心彻骨，达到了与《第三乐章》类似的艺术效果。 不管多少竖子贬低先生，先生永远是不朽的！ 帕慕克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堡，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 1979年第一部作品《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得到《土耳其日报》小说首奖，并在1982年出版，1983年再度赢得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 1983年出版第二本小说《寂静的房子》，并于1991年获得得到欧洲发现奖，同年出版法文版。 1985年出版第一本历史小说《白色城堡》，这本小说让他享誉全球，纽约时报书评称他：“一位新星正在东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这本书荣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 1990年出版《黑书》是一个里程碑，这本小说让他在土耳其文学圈备受争议的同时也广受一般读者喜爱。法文版获得了法兰西文化奖。1992年他以这本小说为蓝本，完成《隐蔽的脸》的电影剧本。 1997年《新人生》一书的出版在土耳其造成轰动，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书籍。 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这本书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的文学地位；获得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这个奖奖金高达10万欧元，是全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2002年作者发表小说《雪》。 2005年作者的新作《伊斯坦布尔》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同年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文学评论家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 2006年5月份，美国《时代》周刊评出了年度“影响世界的100人”，上榜者除美国总统小布什、NBA球星纳什、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等人外，还有一位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获奖成习惯的作家 帕慕克是谁？当我们还视之为陌生人时，他已在欧洲风行多年。 出生于1952年的帕慕克在23岁时投身创作，迄今共完成12部小说，是个得奖专业户。其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就获得了土耳其国内的两个文学奖。德国书业和平奖、都柏林文学奖、法兰西文化奖、意大利卡佛文学奖都是他的囊中物，这些代表欧洲最高文学水平的奖项，证明帕慕克已得到圈内的广泛认同。 1985年，帕慕克的第一本历史小说《白色城堡》出版，这使他首次赢得了国际声誉，《纽约时报》称：“东方升起了一颗新星。”同年他赴美做观察学者，在那里完成了小说《黑色的书》，一跃成为土耳其最走红的作家，以致当其下一部作品《新人生》出版后，读者蜂拥而至，抢购了20万册，创下了土耳其史上最快的图书销售纪录，至今无人打破。我们读到的《我的名字叫红》问世于2003年，它为帕慕克带来了都柏林文学奖和高达10万欧元的奖金，使其步入事业的高峰期。 早年在美式学校接受的教育，使帕慕克受到了西方文学的熏陶，而他对本国文化的钟情使之带有东方色彩，其作品常因兼具两种特征而呈现出非凡魅力。媒体称他是“连接不同世界的桥”，而他说：“我希望这座桥能站在各种文明之外，独立审视———那将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荣幸。” ■因争议“错过”诺贝尔奖 帕慕克引起国内读者的注意，始于去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当时，瑞典文学院十年来第一次推迟了公布日期，引起世界的猜疑。之后有媒体爆出：由于政治原因，评委们对是否授奖予帕慕克犹豫不决，导致诺奖难产。 品特成了去年的最终获奖者，帕慕克是否真的“擦肩而过”未得到评委会证实，但无论如何，他确实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作家。 帕慕克曾否认自己是政治小说家，他说政治因素介入创作只会破坏艺术性。但在创作之外，他又是个对政治不满的人，常常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参加政治集会。这使他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的文章常要被审查，上电视做访谈要小心翼翼，以免说漏女儿的学校，使孩子遇到麻烦。 2002年《雪》问世时，帕慕克首次公开表明那是本政治小说。它在为作家带来几个大奖的同时也带来了麻烦。帕慕克告诉媒体，他完成稿子后曾问编辑，要不要请个律师把把关，免得惹出麻烦。编辑说他是个有国际名望的作家，不会有人敢把他怎么样的。结果呢？一天编辑来电话，说还是请个律师吧。帕慕克对媒体解释说：“他们印了10万册，可不想打了水漂。” 土耳其文学旗手登陆内地 帕慕克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译本近日出版 奥尔罕。帕慕克出生于伊斯坦堡，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他的作品曾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都柏林奖等等。其中，《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包括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在内的欧洲三大文学奖项。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 有“亚洲最聪明的小说家”之称的奥尔罕。帕慕克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近日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引进，将于7月底上市，这是这位土耳其最负盛名作家的作品首次在内地出版。 从尸体啰嗦开始的诡异小说 《我的名字叫红》第一句就是：“如今我是一具尸体，一具躺在井底的尸体。”这部诡异的小说就从一具尸体的啰嗦、无味的独白开始，类似于围棋里的“复盘”，追究死亡的原因，用一个十六世纪伊斯坦布尔画家的谋杀事件拼贴出了奥斯曼帝国艺术、宗教、日常生活的整体历史。有读者认为这部小说只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也有评论家认为这本小说充满了哲思。 帕慕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激发他写作这本书的激情缘自伊斯兰细密画。他把他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 “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小说是想对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帕慕克说。他表示卡尔维诺教他学会独创性与历史本身同等重要，从艾柯那里他学会温文尔雅地运用谋杀的形式，从尤瑟纳尔那学到讲述历史小说的语调和语言。 这次引进的版本译自土耳其语版，出版社表示年底还将推出帕慕克另外两部作品《雪》和《白色城堡》。 “缺点就是写得太好看了” 帕慕克的小说在国际上声誉很高，他将复杂的内涵以娴熟的通俗小说的手法来表现，更易于读者接受。《纽约时报》这样评价：帕慕克的小说内容博学多闻，形式前卫实验，但又流畅好读。《芝加哥论坛报》称奥尔罕。帕慕克是一位清醒的城市编年史家。《纽约客》则认为帕慕克让人联想起普鲁斯特。 书评人王来雨曾阅读过台湾版的《我的名字叫红》等帕慕克作品。“扮深沉很多人都会，扮F4而且骨子里深沉冷清像一朵梅花，就需要本钱，必须色艺双绝。”王来雨还认为《我的名字叫红》的双螺旋式结构在多重文化冲突下尤其让人着迷。他分析故事的复杂性在于，作家想像的中国东方文化、根深于本地的伊斯兰文化、夹缝中的文艺复兴，这三种文化错综交织相互冲突，双螺旋式结构腾挪转展，在大框架下隐藏的花哨的小细节像谜语一样引人入胜。 很多人认为帕慕克之所以没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作品太好看，太流行了。王来雨认为：“帕慕克的缺点就是他写得太好看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小说的思辨能力，在小说中，他只是提出问题，但对问题的思辨还不深入。” 称王小波为自由思想家，不是我的发明，是他的社会学家妻子李银河博士的发明。我之所以愿意附和李博士的言论，首先实在是因为我并不认为王小波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尽管他生前荣获过《联合报》的文学大奖，可他的小说真的没有引起过我多大的兴趣，草草翻过他的《时代三部曲》，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令我惊奇的地方；令我惊奇的倒是他的杂文，《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杂文自选集）我不仅喜欢，而且欣赏，尤其是他那文采飞扬的文字中所洋溢出的自由主义思想气息，让我有许多的认同感。因为自己一向也是以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自居的，所以我理所当然愿意把王小波归入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队伍。 表达王小波自由思想最充分的文章是他的《沉默的大多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文章。我们知道，王小波本是一个接受过十分纯粹、正统“思想教育”的知识青年，成长于火红的六七十年代，而且在农村那快“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过。可是，我们从他的身上却看不到任何革命年代的浪漫激情，即使是在他的具有自传性质的、描写自己云南“插队”生活的小说里，我们也无法找到那个特殊年代里所谓积极向上，时代主旋律的影子；相反看到的却是“愤青”的“堕落”、“挣扎”与“天天无所事事”，同时夹杂一点“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混浊，唯我独清”的意味。当然，改革开放后的王小波又有了机会上大学并到美国留学，不仅得到了专业知识的训练，而且也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于是他从一名“愤青”，便顺理成章地蝉变成了一名自由主义思想家。 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思潮，最早萌芽于古希腊和罗马。雅典城邦的公民便是被称为“自由民”的。圣哲苏格拉底，就是由于传播“异端”的自由思想，而被罗马元老院处死的。而自由主义真正成为一种理论信仰，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学者那里完成的。卢梭、伏而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大师，无不把人的自由民主权利视作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至于把自由主义思想制度化，毫无疑问，是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体制下，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市场的。因为那样的体制所坚持和弘扬的是以“家天下”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类似自由主义这样的“异端思想”不要说没有生长的土壤，就是意外生长了，也会被毫不留情地扼杀在摇篮中。在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结束以后，自由主义的思想才真正有机会从西方传入进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但是，她似乎始终无法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我们知道，虽然早在五四时期，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就发出了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可惜那时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图存”和“救亡”而不是自由主义与民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候，中国也曾经发动过一场以“文化”名义命名的“革命”，且被贴上了所谓“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标签；但是那样的自由根本与自由主义无关，仍然只是“捍卫的自由”、“忠于的自由”、“一统的自由”。说到底，自由主义的自由，乃是基于思想解放、人性解放、民主、平等基础之上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要求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同时也要求尊重人类普世的价值观。所以，自由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但首先是权利。 很显然，今天自由对于我们今天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而言，早已经不是一个该不该追求的问题，而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一个触手可及的现实问题了。王小波之所以今天仍然受到众多青年读者的欢迎，显然与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他用他的文章告诉了我们自由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独立思考之于我们的重要性，仿佛他所敬佩和向往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为什么有的作家曾经红极一时会很快让遗忘，而有的作家可能终生默默无闻，却在离世后让人无法忘怀？王小波就是一个让我们永远无法忘怀的作家，尽管在我眼中他也许不一是一个最棒的作家。 朗诵会，诗人秀裸体 真正的诗，仍然美丽着 我不是诗人，大学时因为荷尔蒙的分泌而写过一点，是每一个有青春期的学生都做得出来的事。我诗读的也不多，但我对诗人抱有好感，这算是我对诗的基本态度吧。 在我的学生时代，诗人尚有着崇高的地位，最早买到的北岛诗集也被人借得没了去向。如果说，今天诗人的地位是一种不幸，那么，谁又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幸运的身份呢？被偷拍狗仔们包围的王菲和躺在医院的“肥姐”沈殿霞吗？恶搞与被恶搞，成了这个社会的基本关系和心态，于是，人与人、身份与身份之间相互的敌视和不信任乃至攻击就成了每个人的命运。 休说赵丽华引起了大众对诗的关注。胡戈的《馒头》恶搞了《无极》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大众对中国电影更多地失去了公允和耐性。可以断言，“废话诗”的热闹过后，大众对诗歌只会增加偏见。 诗，始终是语言的精灵，美丽而自在地存在着。远离诗歌，失去诗歌，只是因为我们在失去心灵，失去童年。 记得在一次采访画家东方涂钦时，他讲到每个儿童都是他的老师。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到自己一度成为诗人的缘由：在一个乡村的午后，一个小男孩读到了泰戈尔的《飞鸟集》，说不出为什么眼泪就不住地流下来。 我认识的所有诗人都有率直而童真的个性，这在人们普遍被功利之心逼得走投无路的社会，是我们获得救赎的可贵要素。而如果“赵丽华事件”还有一些意义，那不是什么“为诗歌寻找出路”，而是为我们自己找回童心，找回把玩汉语的乐趣。（倍魄） 朗诵会，诗人裸奔 前不久炒得沸沸扬扬的女诗人赵丽华被网友恶搞事件，最近又有了下文。9月30日，一群诗人在第三级书局举办了“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朗诵会，会上，诗人苏菲舒当众扒光了自己的衣服，惹来一片哗然。几天后，此次脱衣事件的主角将整个事件过程的照片发布在了自己的博客上。 诗人，这个已经很多年不招人待见的词，最近却突然成了大众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国家级女诗人赵丽华的一些“废话诗”突然引起了网友的兴趣，他们将其命名为“梨花体”诗歌，并以各种形式模仿恶搞。（详情请见9月26日本报B12、13、14版）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梨花事件”逐渐升级演变成一场闹剧。 先是韩寒在博客上大放厥词，声称“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韩寒的言论引起的许多诗人的强烈反感。以沈浩波为代表的数位诗人在网上与韩寒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口水战”。 紧接着，为了声援赵丽华，一些诗人集结起来，9月30日在第三级书局举办了“支持赵丽华保卫诗歌”朗诵会。 当天晚上9点10分，物主义代表诗人苏菲舒登场时，朗诵会已进程过半。身形臃肿的苏菲舒坐在舞台旁的一把椅子上开始脱外套和裤子，他似乎是想以行为主义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赵丽华的声援。 苏菲舒至少穿了十几层衣服,所以动作比较吃力，在另一位女诗人的帮助下，他才能慢慢地把衣服脱完。当他脱到只剩内衣时，台下开始有人起哄，要他干脆全脱了。此时，不知是经过了一番思考还是早就有所准备，苏菲舒脱掉最后一层衣服。 当一丝不挂的苏菲舒已经走到舞台中央的麦克风前，手拿几页稿纸，准备朗诵诗歌时，忽然全场灯光大暗，场地的管理人员从音响操作台后跳出来厉声喝道：“停！赶紧停！谁让你们这么干的！”一分钟之内，在场的观众才醒悟过来，他们已经被要求立刻离场，不得延误。四五名保安人员出现在眼前，现场顿时乱成一团。以“保卫诗歌”为名的这次朗诵会，以如此方式收场，实在出乎所有人意料。 网友评论 苏菲舒这一脱，顿时引起千层浪。有人对此击掌叫好，也有人破口大骂，而更多的人，开始对中国诗歌和中国诗人的这种现状进行反思。 苏菲舒，你也算一个诗人？你是在保卫诗歌，还是在演裸体秀？你是在支持赵丽华，还是想靠全裸出位？ 毫无疑问的，苏菲舒这一脱，现代诗歌彻底阳痿了。 ——dance朱 中国诗歌需要振兴！虽然裸体是有点搞过了，而且大多数的网友过度地关注裸体事件，而没看清现象的本质，没读过那些诗。 ——IP：210.212.10.* 我们不需要下身诗。我们也不需要梨花体。难道我们连话也不会说了吗，说句话还要拿出来当诗发表？诗歌要有一定的韵律才好听，要有一定的意境才有味。 ——IP：60.212.206.* 诗人们要生存，赤膊上阵已经不够了，所以裸体抗争了。赵体诗本来就是不加任何修饰的直白，就像人裸体、不化妆一样，但捍卫她的人非说那诗穿了衣裳，是别人眼瞎没看出来，那穿的也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其实，你喜欢这样写，尽管写好了，只要有人看，有人付稿费。就像名导拍大片，好坏有人给钱。但是不能不让人骂、不允许人嘲笑，因为诗人应该清楚，诗人不是名导。 诗人捍卫裸体诗可以理解，但捍卫裸体诗没必要非裸体朗诵呀。 尖翘翘的鼻子，微抿的嘴唇，越发衬出一双大眼睛的明慧；后梳头髻透射出来的端庄，表明了她知识女性的身份。这是一幅半身侧面头像，印在米灰色的封面上——《伍尔夫读书随笔》陪伴我已经三天了。 在新近买来的一堆书中，把它作为第一阅读对象，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世界四大意识流作家之一的伍尔夫是真正的读书种子。看看她情欲式的阅读和阅读后的情欲，一定能增加自己的阅读兴趣，有助于今后的读书生活。 伍尔夫出身书香门第，她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和传记作家，曾经主编过《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她父亲藏书多，结交文化圈子里的名人也多，只是有点重男轻女，两个儿子进剑桥大学深造，却留两个女儿在家里教读。于是，小姑娘伍尔夫天天在父亲的书房里进进出出，书成为她的玩具，成为日夜相处的洋娃娃，成为她终生不渝的唯一情人。 仅仅是这个原因，还不足以成就伍尔夫这位“女性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由于父亲、兄弟和丈夫的事业和社交的原因，许多年中，她结识了一大批名重一时或名垂青史的文化人：哈代、罗斯金、梅瑞狄斯、福斯特、艾略特、凯恩斯等等，长期耳濡目染，培养了她的眼格、品位和趣味，她对阅读有超乎寻常的热爱和捍卫。 至真的爱收获至尊的心得和体会。在《伍尔夫读书随笔》中，我们可以隐约听见她读书时的心跳，看见她全神贯注的眼神，还有那种老祖母般的声调。她亲切地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读者，独立性是最重要的品质”，“自由精神恰恰是书之圣殿里的生命所在”。她不但教你怎样读小说、诗歌、传记和回忆录，而且强调了读书的价值和目标，指导你怎样评判书的优劣。凡是我们在日常读书中遇到的问题，都能够在她那里找到真切而简洁的回答。 我发觉，认真读书的女人美，爱美的女人都喜欢玫瑰。最爱玫瑰的女人当属伍尔夫。因为，她能够通过玫瑰阐明读书的哲理。这本书的第3页中，她告诫我们不要漫无边际地乱读，“愚昧而徒劳地浪费精力”，“为了给一盆玫瑰花浇水便把半个园子全浇湿”。在另外一本书里，她认为时代不断发展变化，过去的艺术形式不能包涵当前的现实，“正如一片玫瑰花瓣不足以包裹粗糙巨大的岩石”。两则妙喻联系起来，是不是可以称伍尔夫是作家中的玫瑰女神！ 伍尔夫一生读了多少书无法统计，但是，从她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纽约先驱论坛报》、《耶鲁评论》等报刊写的350余篇论文、随笔和书评中，我们可以推测她读书的数量和质量。向她探求读书的真谛，决不会有问道于盲的遗憾。只要仔细体会，从她议论“书与女性”，评论“名家与名作”以及“日记选”的文章中，我们能处处受到教益。 伍尔夫说过，“理想的读书需要有想象力、洞察力和判断力”。她还强调，要真正掌握某个大艺术家给你的一切，“不仅需要有非常敏锐的感受力，还需要有非常大胆的想象力”。那么，她的想象力究竟如何呢？在《读书的价值和目的》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她告诉我们追求乐趣可以作为读书的最终目的，应该理直气壮。接着，她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有时会这样想象：到了最后审判时，上帝会奖赏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征服者、伟大的立法者和伟大的政治家——他们会得到上帝赏赐的桂冠，他们的名字会被刻在大理石上面永垂不朽；而我们，当我们每人手里夹着一本书走到上帝面前时，万能的上帝会看看我们，然后转过去，耸耸肩膀对旁边的圣彼得说：‘你看，这些人不需要我的奖赏。我们这里也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只喜欢读书。’”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昝爱宗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注销记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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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读懂《孔已己》
2006诺贝尔文学奖帕慕克其人其书
从愤青到思想家
一场关于诗歌的群殴
夹一本伍尔夫的书走到上帝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