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99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说，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有许多优势：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就是我们党历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优势；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是做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到底是说过“依法治国”的人物了，虽说腐败是违法犯罪，但在党内，也还只能从纪律角度讲。

江泽民对“纪律性”、“思想统一”、“组织巩固”、“战斗力”的强调，像他强调过的“三讲”、“三个代表”一样，使我像上述那位受了灾还只说自己“没出息”的灾民一样，有了“哑巴吃黄连”的感受。毫无疑问，像任何时期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样，江泽民理所当然地讲到了“讲政治纪律，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保持中央的政令畅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每个党员都要加强组织观念，顾及党和国家的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有的党组织和党员都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做到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不论什么人，不管其职位高低，都不允许搞独断专行，或者拒绝组织的调遣和监督，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但是千条万条，江泽民又煞有介事的说：反腐败才是最根本的一条，因为它对共产党是“生死攸关”的。既然是生死攸关，那就要让谎言、谎言般的誓愿与真相赛跑或者干脆盖过真相，于是，江泽民又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些年我们抓得是紧的，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消极腐败现象还是没有得到全面遏制，有的还在滋长蔓延。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很艰巨，不能有丝毫松懈。”

如果江泽民不讲“依然严峻”，普通老百姓来讲“依然严峻”就困难了。但最困难的还是如何理解江泽民说到的“要从源头上反腐败”。什么是“源头”呢？这当然很重要，涉及到真反与假反、深反与浅反、大反与小反、本反与标反等等的区别。1999年李锐老先生在南京发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演讲时曾经说得很干脆：共产党就是喜欢说漂亮话。老百姓则有“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议论。那么，“要从源头上反腐败”是不是一句漂亮空话呢？

1998年，曾经充当镇压学生急先锋的陈希同被判了十六年徒刑。宣判后，《南方周末》、《杂文报》等报刊才在1998年8月的中下旬陆续摘登了“当年”与“前年”陈氏“慷慨激昂”、“大言煌煌”的“语录”：㈠“其他官员的财产到底腐败不腐败，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可以向广大学生保证，自己的财产都是清白的，是完全可以经得起检查的。”——讲这段话的时间是1989年5月；地点是天安门广场。㈡（关于查处大案要案）“不管涉及哪一级，哪一个人，都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不能有案不查，更不能查而无果。”——讲这段话的时间是1996年；空间是会议报告席。……据说陈希同已经获得保外就医的待遇了，并且称16年是什么政治迫害。什么政治？我等老百姓自然无从得知了。

最近被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说成中共“理论宝库”的《江泽民文选》，以捞走人民数以亿计财富的代价（当然江泽民也要拿稿费的）硬堆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了。江泽民以与陈希同同舟共济时刻的“胜利姿态”说：“赵紫阳同志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

今年6月4日，1989年反腐败争民主的“政治风波”就过去整整17个年头了。腐败不断泛滥的祸根何在呢？在农民、工人哪里吗？在这里我最不喜欢听到“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样貌似深刻的话了。既然共产党用强权摁住人民说：党是人民的代表，党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党是人民幸福的保证和靠山。那么，腐败也只能被共产党一并代表，腐败的源头也只能从共产党发酵了。既然共产党说中国有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那腐败的源头便只能属于这个制度了。当然大学里只传授一种形式逻辑，那么，借用江泽民的话，腐败的源头也只能是1979年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微软的输入软件中这也是固定词组呢）了。总不能领导中国的共产党，所有的好事归它，所有的坏事或者归右派、或者归造反派、或者归“自由化知识分子”、或者归“国际反华势力”吧？如果把贪官比作“四人帮”，把邓小平、江泽民比作毛泽东，总不能说坏事都是四人帮干的吧。那么，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能说邓小平、江泽民发动了腐败呢？

那么，运用同样简单的小学生都不能理解的逻辑，落实到人头，为什么不能说：腐败的源头就是邓小平、江泽民呢？

为什么当年迷倒陈希同、王宝森的情妇，今年又被报道再次迷倒了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呢？因为王希同、陈宝森们的源头没有变啊。

陈希同的谎言，是从共产党的文件上、大报告中复制的，是千万个共产党的贪官都熟套的“漂亮话”——

    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反对司法腐败是司法机关的性质、地位和重大职责所决定的，是社会司法制度赖以巩固的重要基础，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谁要想扰乱河北，谁要想破坏河北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断然没有好下场的！”

    原兰钢公司总经理张斌昌：“我约法三章：第一，不用兰钢的钱买小汽车；第二，不用兰钢的钱买房子；第三，不乱花兰钢的一分钱！”

    原河南省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原福建省上杭县女副县长罗凤群：“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

    原广东省某副市长马红妹：“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

    成克杰：“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偷懒，正在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

    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我最容易动感情的是对我的下属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说了不算，定了不干。”

    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对乱占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要一查到底！”

算了，够了，中国难道不是大大小小的邓小平、江泽民遍地都是吗？就秘书幕僚们弄出来那样的江泽民文选也能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不要说后来成了你政敌的陈希同会直摇头，上述口吐莲花的贪官哪一个说漂亮话的功夫都不会在江泽民之下。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方仁：“法德兼治方兴国，各级干部要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真正树立起人民公仆的形象，努力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写到这里，我倒是有些不忍起来，例如我真希望江泽民先生和他的公子先生，不会如境外媒体报道的那样，连死刑贪官也要直叹不如啊！

也再不要挥舞经济增长的政绩遮羞布了，原安徽省副省长、死刑贪官王怀忠已经坦白：“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关于腐败的源头有作者说得真质朴：“中国最大、最毒的毒品：官僚政治体制！”

“三讲”、“三个代表”是江泽民的小发明，但是，没有一个贪官不是“三讲”、“三个代表”的“名嘴”。

请不要在无耻地诬陷“自由化”了，历史已经用事实说明了“用镇压换来的‘稳定’”究竟“稳定”了什么——腐败而已！

 

看到中共的外交部门在第一时间对朝鲜的核武器试验发出立场鲜明的表态，我感到非常高兴：所谓中国与朝鲜“同志加兄弟”的、牢不可破的血肉关系，终于被核武器的强大威力轰开了一道裂缝。果然当天晚些时候，横跨在鸭绿江上象征着中朝同盟关系的“中朝人民友谊桥”就关闭了。核武器在朝鲜引爆的同时也引爆了全世界尤其朝鲜周边国家的恐惧，但我却为中朝关系的因此断裂而欢呼。

半个多世纪前，联合国出兵朝鲜半岛平息北方武装对南方的侵略时，用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孩子们，好好干三个星期，然后回家过圣诞节！”，但中共悍然出兵朝鲜半岛与联合国对抗，导致三个星期的战争延长为两年六个月，还造成中国军队14万死、26万伤残。为了不再继续扩大损失，联合国与中国通过谈判结束了战争。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这场中共主动插手的战争，中国不会付出40万人死伤、经济建设被推迟5年左右的巨大代价，朝鲜半岛也不会有南北分裂的局面，当然也不会有后来朝鲜北方饿死200万人口的灾难和今天核武器猛然引爆的噩梦了。所谓中朝友谊也许是中国从这场战争获得的唯一“积极成果”了。

但50多年来，用桥梁象征的“中朝友谊”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批判美国外交思想道德至上的人宣称，所谓外交不过是利益关系，认为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是虚伪的，那么“不虚伪”的中朝外交同盟关系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利益？那道横跨在鸭绿江上的友谊桥梁不过是一道单向流动的动脉血管，中国的粮食和能源物资从这里源源不绝的流向朝鲜，但在鸭绿江对岸的土地上催生的并非文明、和平、自由的花朵，而是穷兵黩武、养兵百万，是践踏文明、威胁和平，是对内凶残镇压、对外蛮不讲理，是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公然挑战人类理性，是玩火自焚走向自我毁灭的疯狂……用“中朝人民友谊大桥”把这样一个朝鲜和中国连接起来，是中国人的耻辱；中朝友谊关系在羞辱中国的同时还损害中国的利益、甚至危害中国的安全。

但在中国，外交政策很难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众评说的话题，人民的意见很难上升到影响对外政策的层面，比如共产党中国的政府长期与朝鲜魔鬼保持密切的同盟关系，就不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完全无法代表人民的利益取向，但人民又无可奈何。在这个意义上，魔鬼朝鲜玩火自焚引爆核武，如果促使中共政权下决心与朝鲜从此断绝交往，真是中国人的福音。虽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最终没有不公开翻脸破口大骂的，但这一次的中朝翻脸，可以为中国节约无数物资、省下数以几十亿计的钞票不说，还将使中国有机会摆脱魔鬼的纠缠，在外交上与美国达成默契，与联合国的里文明国家一道，共同面对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全的邪恶力量。如果因为少了中共的撑腰壮胆，美国可以无所顾忌的以武力摧毁半岛北方的邪恶政权，清除朝鲜核武器，帮助半岛人民获得统一，即便中国不出一分力，相信也会得到朝鲜半岛南北人民的一致感激。

2006-10-11

 博闻社

【2006年10月12日狱委讯】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力虹等异议作家遭迫害的声明 暨转发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关于中国打压异议作家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6年10月11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于10月10日针对中国政府打压异议作家向全体笔会会员发出紧急行动通报，抗议中国有关当局监禁本会会员力虹以及郭飞雄、陈树庆等三位异议作家，严重关注他们目前的危急处境，呼吁确保他们在监禁中的一切基本权利，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立即无条件释放。 独立中文笔会为此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各地有关当局对异议作家的镇压行动近来日渐频繁，已报道的包括：本会会员、宁波著名作家力虹和中国民主党人、杭州著名法律工作者陈树庆先后于9月6日和14日以 “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沧州著名上访人士郭起真于9月12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审，著名维权人士、广州独立出版人兼作家郭飞雄于9月14日以“涉嫌非法经营”被刑事拘留并于9月30日正式逮捕；此外，北京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自8月15日以不明罪嫌拘留已近两月，本会会员、北京著名维权人士赵昕自8月19日被警方带走隔离居住一个多月后至今被软禁在云南父母家中，山东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于8月24日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重判徒刑达四年三个月；本会两名会员欧阳小戎和李剑虹于本月21日在青岛旅游被警方非法劫持并分别强行押回各自居住地昆明和上海禁止离开。 本会认为：有关当局这一系列镇压行动都是以言问罪的政治迫害，完全违反了中国政府早已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严重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所应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其它基本权利。因此，本会强烈抗议上述侵害人权的镇压行动，呼吁笔会会员及国内外一切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各界人士、社团、媒体和政府，响应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于今年五月通过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和日前发出的狱中作家委员会的相关紧急行动通报，密切关注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打压异议作家的事件和个案，敦促中国有关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包括本会会员力虹、师涛、张林、杨天水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的在押人士，并停止骚扰、威胁、殴打、关押等各种针对异议作家和记者的镇压行动。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中国打压异议作家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6年10月10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6年第35号 中国：镇压异议作家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对中国发生的明显打压异议作家的事件感到忧虑。最近几周来，三位异议作家包括一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已遭监禁。他们是：张建红（力虹）、杨茂东（郭飞雄）和陈树庆，都因其批评文字和异议活动被关押。他们面临在监禁中遭受虐待的危险令人严重关注。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并寻求确保他们在监禁中受到人道对待。 根据笔会的信息，著名作家张建红（力虹）于9月6日在华东浙江省宁波市被拘捕，当时20多个警察搜查了他的家，拿走了他的电脑并盘问他的妻子。据报道，他因发表在海外网站上的批评文章而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张建红现年48岁，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作家，以从事异议活动和发表大量作品而知名。他在1989年至1991年曾因民运活动而系狱。他于2005年8月创办人文网站《爱琴海》(http://www.aiqinhai.org/) 并担任总编辑，但该网站在2006年3月被当局禁止。他还是海外中文网站《博讯》(http://www.boxun.com)和《大纪元》的(http://www.dajiyuan.com)撰稿人。 杨茂东（郭飞雄）是著名异议作家、独立出版人和维权活动人士，于9月14日在华南广东省广州市被拘捕。他妻子说，警察搜查了他们的家，拿走了杨的电脑、手机、书籍、文稿和其它文字资料。次日，报道说杨因使用假书号出版和出售二万本书被控“非法经营”。他的妻子称这些指控完全没有根据。有报道说，杨在监禁中受到虐待。 杨茂东现年40岁，因其批评文字和维权活动已被当局注意了一段时间，曾因参与和报道广东省太石村村民的反腐败活动从2005年底月被拘留到12月。笔会曾为其释放进行过活动(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index.php?pid=33&aid=393&return=33)。从那以后，杨多次被当局骚扰，最近一次是8月9日。据报道，他当时被控使用假票被铁路警察殴打并短期监禁。 杨茂东是作家兼独立出版商，作品包括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还发表了许多散文、诗歌和文章。 陈树庆是异议作家和被禁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于9月1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被拘捕。他是因头天街道传唤通知自己去大关苑派出所的，以被控“煽动颠覆”而拘捕。此后，警察搜查他家，拿走了他的电脑和一些文字资料。指控的理由不明，尽管已知他发表批评文章在一些海外中文网站，如《博讯》、《民主论坛》、《大纪元》、《议报》、《观察》和《新世纪》。 陈树庆现年42岁，1999年曾因参与建立被禁的中国民主党而拘押4个月。此后，他为当律师而学习，于2005年通过考试，但被浙江省司法厅以他在互联网所发表的文章“违反中国宪法”为由拒绝发给他律师执照。他就此向法院提出诉讼，但初审和上诉均遭法院裁决败诉，此后一直遭警方骚扰。 请发出呼吁：  ——抗议拘押作家张建红（力虹）、杨茂东（郭飞雄）和陈树庆，呼吁根据中国1998年已成为签约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寻求确保他们在监禁中不受虐待；  ——敦促当局在他们被拘押期间，尊重其基本权利，充分保障他们与家人和律师见面以及一切必要的医疗保健。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适用的传真号码，建议将呼吁书的复印件给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提出任何意见）  有关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七十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山城堡会师，悲壮的长征结束。这个最初起源于突围和逃亡的漫长旅程，被后来的历史不断地放大，终于被证明为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重大事件。七十年后的今天，报纸，电视，图书市场，当事人的访谈，都在回述这段历史，似乎要为每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补上那些历史的细节——当然是那些红色、正面的细节。于是《长征》、《延安颂》等电视剧又在荧屏上反复播放，关于“长征”的书籍，也出了一大摞。上个月在北京开会，人民文学出版社送给我一本王树增先生的《长征》，六十多万字，红色的封面，书名用的是毛泽东的“长征”二字——顺便说一句，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可怕错误，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但他的书法，我很喜欢，张旭之后，他是一个草书大家，生前理应让他多兼一个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才是。《长征》一书很有重量，记述详尽，尽管很多细节，都在各种史料中读到过，且还有很多内容，估计作者也不便写在书中，但总的说，树增先生把材料组织得好，读得有趣。可惜的是，很多史料，作者没有加注，尽管这样方便普通读者阅读，可对我这种很想知道这些史料和记述都出自哪些地方的读者来说，未免不能尽兴。记得之前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作者的史料真是惊人，分析也力透纸背，许多的线索，都可以在作者的注释里找到，令人大开眼界。

《长征》一书，我在北京回上海的飞机上读了大半，回来后，又花了一个晚上将它读完。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物和两段话。两个人物是彭德怀和杨成武。彭德怀真是战场上的大指挥家，为人耿直、坚韧而充满道义，没有他，红军的前途将会完全不同；杨成武是我老乡，他的老家，离我老家，隔着不到三十里路，他率领的四团，总是走在中央红军的最前列，最艰苦、惨烈的攻坚战，几乎都是他最早迎上去，他能历百难而不死，实属奇迹了。两段话，一处是在第五百七十二页，红六军团十六师占领湖南省的锡矿山后，师政委晏福生在矿区群众大会上讲话，他说：“矿山老板不劳动，却养得肥头大耳，整天吃喝玩乐；你们工人天天在矿厂劳动，晒得墨黑，饿得皮包骨头。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矿山老板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你们，是你们的血汗养活了他们。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打倒他们，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很快，工人们的革命积极性就被鼓动起来了。我想，这话放在今天，依然具有力量。假若下次山西再发生草菅人命的重大矿难，不妨派个人去现场，将这段话读给那些工人们听听——革命先贤的智慧，真是不可小看啊。另一处是彭德怀说的，在五百一十六页，时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在离开红三军团时向军团所有红军干部讲话，他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的几万人，到今天长途奔袭至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被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彭德怀说这话的时候，掉了眼泪。——读到这里，我是有震动的。以前我们通过史料知道，红军长征结束，部队还剩下的人数要比彭德怀说的多，但此时我才明白，最终到达哈达铺的红军约八千人（其中作战部队大约为六千人），多数是从半路“扩红”（扩大红军之意）中新招募来的，而那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数万人，大多数在半路就牺牲或失踪了。还有很多半路招募的，也死在半路了。这个伤亡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也是惨烈的。

我的爷爷，就是红军长征途中许多伤亡人员中渺小的一员。

我的老家，福建长汀县，也属于中央苏区的一部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福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毛泽东在那里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他病重期间，就住在长汀的福音医院，当时的傅连暲院长救了他的命，毛泽东一生都对他充满感激。朱德和康克清在那里结婚，瞿秋白、何叔衡在那里就义，“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据说就在我们村庄旁边“跃过”的。我从小喝的就是汀江水，受的都是红色教育，今日，这些均成往事。

彭德怀说，从苏区出来的数万红军，走到目的地的，只有两千多人，而我的爷爷，就是从中央苏区跟随大部队一起出发的，他不在那最后的两千多人之中，但也没死，而是因伤掉队了——他走了长征途中的大部分路程，掉队之后，找不到部队，就回到老家继续做他的农民。我爷爷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去世，但他生前对他自己这段革命历史一直三缄其口。他大概和我父亲有谈论过，只是他去世的时候，我还年幼，没能亲口听他的传奇经历，只依稀记得，他躺在竹椅上读报纸那老迈的样子。我后来知道，他参加红军很早，当时家乡穷得吃不上饭，听说参加红军能吃到大米饭、白面馒头，就跟着红军上路了。我后来访问过我们那一带还活着的老红军，多数人都说，当时自己并没有那么高的革命觉悟，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根本听不懂，参军能吃饱饭才是真实动力。当然，他们想不到，行军打仗，吃不饱的时候比吃饱的时候多，饿死的人，也不在少数。而我爷爷，在老家就属于能干的人，比人家早革命，并且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算起来是中共资格很老的党员了。二○○五年我去延安，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专门看了一下党员数目的资料，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共党员，大约是五万多一些（包括已经牺牲的）。当时我在想，这里面也包括我爷爷。我爷爷后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要不只要大难不死，解放后，肯定也有一官半职，若是这样，他估计会把我们这些后人教育得又红又专，这对我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长征时，大约是在四川境内的一次战斗中，我爷爷负了伤。四川军的战斗能力是很强的，甚至超出了红军将领的预料。我爷爷或者是在杨成武的部队里，或者是在刘亚楼的部队里，那个时候，红军中的闽西老乡，很多。而我爷爷负伤之后，在转战途中，属于要被寄放在老乡家里的那种，因为他并非相当级别的军官，享受不了被担架抬着走的待遇。甚至在匆忙中，后方可能也来不及安排这些伤员的前途，就往前转移了，每个人的命运都自己掌握。我爷爷那时不仅负了伤，脚上还长烂疮疤，实在走不动，就掉队了。掉队求生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党员证塞到了一个石头缝里——假若不这样，一旦被发现他是中共党员，在国民党的土地上，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后来，他被当地的一个地主收留，那个地主答应为他治病，条件是要我爷爷伤好之后，在他家里做几年无薪的长工。我爷爷就此拣回了一条命。后来他再也没有找到部队，也没有找到自己塞在石头缝里的党员证。全国解放前几年，他带着满身伤痕，辗转回到贫穷、偏僻的老家闲居，由于失去了党员证明，加上又离开部队多年，革命的念头，大概也灰飞烟灭了。

没想到，解放后不久，由我爷爷介绍入党的一个红军战士，后来当了福建一个地级市的书记，随后他又成了福建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在老革命众多的解放初，是一个很大的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爷爷的内心，寻找组织的冲动似乎又死灰复燃起来。不久，他还真的筹集了路费，去找这个老朋友。他希望这个朋友，出来证明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这个朋友入党，是我爷爷做的入党介绍人，由他出来证明，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但鉴于当时的情势使然，这个官员对我爷爷说（大意）：我本人很感激你把我引向革命道路，也不否认你是中共早期的党员，但由于你脱离部队太久，后期的历史清白与否，我不能肯定，所以我不能出来作这个证明，但是，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份工作，或者指示有关部门养你一辈子。我爷爷详细地讲述了自己脱离部队之后的经历，这个朋友终究没有站出来，于是，我爷爷在他那里住了十几天后，备感无聊，就打道回府，继续当他的农民。

现在想起来，失去了组织关系，还想在组织革命成功之后重新确认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一件可疑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社会逻辑，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但瓜分革命的胜利果实，就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了。别说我爷爷只是一个普通红军士兵，就是一些红军将领，离开部队之后，也很难在革命胜利之后获得优待了。现成的例子是罗明和谢小梅夫妇，那是真正的老革命了。罗明是一九二五年的党员，一九二六年就做了中共汕头地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时年二十四岁，就领导了闽西的农民暴动。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密切，以致后来苏区中搞出了一个“罗明路线”，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肃反”时，在这条路线上的人，冤死了很多。遵义会议后，罗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他当时的秘书就是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可是在红军再次攻打遵义的时候，罗明负重伤，在红军即将从贵州进入云南的时候，他和妻子谢小梅一起被中央留在贵州“坚持地方工作”，他们虽不情愿，却也无奈，只好和红军部队作别。之后的几十年，他们受尽苦难，九死一生，可一直没有再找到部队——我估计是找到了部队，他们也未必能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因为在那个战争年代，谁能够证明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清白的呢？谢小梅在解放后只好当了个小学教师和百货公司的采购员。直到一九八一年，我猜可能是时任国家领导人的胡耀邦的关照，广州市委才恢复了她的中共党籍，而这，已经是四十六之后的事情了。六年之后，一九八七年，罗明就去世了，谢小梅也垂垂老矣。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今天读报纸偶然看到的。江西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的李才莲，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算是一个党史上有记载姓名的人了。他一九三五年就在战争中牺牲了，可他的妻子池煜华，直到今天还在等他回来。从三十年代开始，她就一直在找自己的丈夫，解放后，她还给自己认识和见过面的毛泽东写过信，希望毛泽东帮他找到自己的丈夫，毛泽东把信批转给了蔡畅处理，蔡畅也组织了人去找，可就是几十年打听不到音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美国传记作家哈里兹。索尔兹伯里再一次来到中国，在考证当年苏区中央分局十二名委员的历史身世时，发现只李才莲一人下落不明。通过有关部门调查及查证资料，终于确认：当年在瑞金铜钵山壮烈牺牲的李才莲，就是池煜华要找的丈夫。只是，这个时候再把消息告诉池煜华，她已经不相信了，因为多年来，她已被等待丈夫归来的愿望异化了——她只能接受丈夫还活着的事实。这样的故事，在闽西，在瑞金一带，我估计挺多的。惊动了毛主席都查找不到一个中共早期官员的线索，普通士兵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比如，我爷爷的兄弟中，就有一个，参加革命之后，至今生死不明。他自从踏出家门之后，家里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因此，我爷爷能侥幸活下来，已经是幸事了，要想让一个解放后的省委负责人来证明你失去多年的党员身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幼稚的想法。

时间就这样一年年过去。关于我爷爷的革命传奇，乡亲们大都淡忘了——因为在我们老家，参加红军后来牺牲的家庭，为数不少，光我爷爷的几个兄弟中，除了我最小的叔公（我爷爷的小弟）之外，全部都参加了红军。其中我的大伯公（我爷爷的大哥），活了九十多岁，六年前才去世。他去世之前，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我还没有结婚。当时我不在老家，是我父亲把这话转述给我的，我听后泪流满面。在我大伯公身上，至死都留着几块弹片，没有取出来，这成了他革命的证据之一。有一块弹片，是从大腿射进去的，经过几十年之后，这块弹片居然随着经脉和血液运动到了小腿肚上。我还小的时候，坐在他的脚边，经常提出要捏一捏这块弹片，每当这个时候，大伯公就会卷起裤腿，把我的手引到那块弹片旁，一捏，有一个硬块，他说，天要下雨时，那里就酸痛得很。因此，他每次预言天要下雨了，没有不准的。以这块弹片为由，我听了很多他参加解放战争的生动故事。他有一本老红军证书，凭着这本证书，每个月可以到乡政府领一点钱，给我们这些小孩买零食。在那个年代，我们老家，穷得饭都吃不饱，零食是每一个小孩的梦，哪怕是今天，也还是全国的贫困县，而我那个名叫“美溪”的村庄，虽然居住着一千多人口，可至今还未通公路。记得我大学毕业以前，家里最多是一个月吃一次肉，有时是两个月才吃一次，之所以吃肉，往往都是因为家里炒菜的猪油用完了，得买肥肉榨油，顺便买点瘦肉小孩吃。熬过油的肥肉渣——这个童年记忆里最香的东西，却不舍得给我们吃，而是被我母亲藏起来，理由是，要等有客人来的时候，用来剁碎了，和葱或蒜加上酱油一起煮，浇在面条或米粉上，增加美味——客家人的好客，由此可见一斑。我家有兄弟姐妹六个，我排行老二，爷爷奶奶都去世得早，只父母亲两个劳力。一个农民家庭，要供我们兄弟几个人读书，这种艰难可想而知。直到现在，我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为何我们家，三个男孩都大学毕业，我还读了博士，会写文章，还出了书，而三个女孩，也就是我三个妹妹，其中有两个却一字不识——她们从未踏进过校门。个中原因，其实不单是因为客家人重男轻女，而是在那个年代，我父母根本不可能把六个儿女都送进学堂——家里实在是太穷了。能保证我们男孩顺利读完书，在当地已经近乎奇迹。即便如此，我从小到大的学费，一多半还是向学校赊欠的，仅仅因为我读书成绩好，老师才不急着追我交钱。进了大学之后，说出来很多朋友都不相信，我大学的后面两年，基本上是靠自己赚的稿费供自己读完大学的，没有再向家里要钱，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是发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福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相当不错了——谁会想到，一九九二年之后的福建，还有自己赚钱养自己读大学的学生呢。只是，稿费是不定期来的，有的时候，有好几张汇款单同时到，那我就可以请同学去下馆子了，没有的时候，一连几个月没钱来，那时我急得每天一下课就跑传达室，在汇款登记本上翻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以致后来连传达室的阿姨都熟悉我了，偶尔路上碰到我，都会主动告诉我今天有我的汇款没有。实在没有，一连几天吃馒头配白开水，也是常事。当时并不觉得特别苦，但在心里，在同学面前，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自卑。我哥哥是在武汉读大学，情况并不会比我好多少，他实在没钱吃饭了，向同学借钱，往往是很难借到的。那个时候，很多北方学生认为福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有金山银山的地方，还借钱？那多半是装穷吧。那时的生活这么艰苦，倒不是我父亲不会赚钱，相反，他在当地，还是比较本事的，会农村的各种手艺，哪怕是建一幢房子，从勘察，设计，绘图，木工，泥水工，他全部都自己动手。他还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但是，在我们那里，集体贫穷，两个男孩同时上大学的，仅我们一家——说句实话，在当时的中国，即便一个双职工家庭，要负担两个小孩同时上大学，都是艰难的事情，更别说是一个贫困乡村的农民家庭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发表了不少文章，很多都是万字长文，今天回想起来，当然是不忍卒读了，但在当时，有些还产生了小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生活费。其中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刊发在一九九四年的《文学评论》杂志上，稿费两百多元，对学生来说，算是一小笔钱了，我去拿汇款时，路上碰到系主任，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祝贺你”，我听得一头雾水，不知他要祝贺我什么，后来才知道，一个在校本科学生的万字长文，能登在最高级别的杂志之一《文学评论》上，这对一个地方院校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这几年有记者来采访，总问我为什么那么早开始写文学评论，我没敢说出真实原因：当时最根本的动力是因为我要通过赚足够的稿费来供养自己读完大学——文学在一般人眼中，是高尚的事业，只言赚稿费，实在是难以启齿啊。现在看来，虽然好笑，却异常真实。因此，我上面说我大伯公有时会给我们买点零食吃（所谓零食，其实就是一块村里人自己做的豆腐干而已），这对我的童年，就是奢侈的享受了。我还记得，因为他是老红军，每年春节的时候，村里的干部就会敲锣打鼓上门送革命对联来，有时还有一幅革命画，后来，大家都不稀罕这些了，村里也不上门送了，直接就叫人顺路带到我们家了事。

大伯公是我平生最敬重的人之一，他仁慈，宽厚，充满爱心。我一生，享受了他的很多关爱，这也是我艰苦的童年生活中，少有的亮色之一。对我的爷爷，我的记忆却相当有限。只记得我们家，多年前一直保留着我爷爷参加革命斗争的两个证物：一个是军用水壶，后来我多次在战争电影中看到类似的，原本是草绿色，我上中学时，去农田干活，还用这个水壶装水喝，只是，那时它的颜色已经磨损，变成灰白色的了；另一样是一件呢子料的军大衣，纽扣很大，金灿灿的，据我爷爷说，这是他们缴获的国民党军穿的战利品，回来经过改装，给我父亲做了一件呢子上衣——我父亲自己会裁缝，亲自动手改的。这件衣服，我还小的时候，也有印象。只是后来找不到了，大约是穿得太破，丢了。此外，我家里除了贫穷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一丝革命家庭的气息了。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再一次让村里人对我爷爷充满好奇。那是“文革”后期，每个村里都有民兵训练。训练期间，还要经常练习打靶。一次，我爷爷带着我哥哥，路过打靶现场，他停了下来，看着那个民兵连长教射击。连长估计也是一个新手，射击的姿势、射击的准确率，在我爷爷这个老红军眼中显得笨拙而幼稚，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这个老头突然松开我哥哥的手，对民兵连长说，让我来！连长大概是被我爷爷突然绽放的威风和霸气镇住了，情不自禁地把枪交到我爷爷手中。我爷爷单手支枪，连发数枪，枪枪命中靶心——多年之后，我仍然可以想象我爷爷当时的风采。他在部队的时候，一直枪法神奇，一晃几十年没打枪了，没想到宝刀未老。枪声过后，打靶场一片惊叹声。当我爷爷把枪还给民兵连长的时候，那个连长的嘴巴张得很大，就差没有面对这个老人喊一声“首长好”了。

这大概是我爷爷晚年最风光的一幕。此外，他更多的是在家门口慵懒地晒太阳，带孙子，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那个时候，他会想起长征途中凄厉的枪炮声和战友们因饥饿和伤痛发出的呻吟声吗？他去世得太早了，我来不及问他。他身上的故事，终于被他带进了黄土。今年八月，我回老家，我们兄弟三人，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专门去了一趟他的墓地——他的墓地和我奶奶隔山相望。那天，酷热的阳光下，他安静地长眠于黄土中，周围是肆意生长的草木，我在墓地边，站了整整二十分钟——他抱过的孙子，现在已经成人了，而他生前无缘享受我们给他的任何一点孝敬。墓地是我父亲亲自砌的，简朴而庄重，对面是一条小河，水声响亮。我想，他的故事，只有我们家人会珍藏在心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爷爷应该感到庆幸，他在中年之后，得以回归故里，尽管生活贫穷，但过得平静而真实，躲过了中国大地上那些巨大的政治喧嚣，也逃离了随之而来的各种运动。他最初为革命远行，后来又重新成为农民，这个人生轨迹，没有给我们家带来任何光荣，却无端地给我父亲这辈增添了许多惊吓——在那个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要把我爷爷当作国民党部队的嫌疑人员来批判，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他后面有好多年的经历语焉不详。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父亲在乡村，一生信守一个农民的本分，连生产队长都不愿当，入党就更不用说了——“文革”期间，上头派来的工作组，住在村里相当长的时间，看重我父亲的才能，一直想动员我父亲入党，好继续栽培他，我父亲拒绝了。四年前，我父亲这个一生耿直、嫉恶如仇的农民，因为这些年在我们的鼓励下，帮村里做了不少修桥、建学校的公益事业，经几个村里的人自由投票，居然当选为这几个村唯一的县人大代表，可他参加了一次人大会议，就不去了，理由是，大话、假话太多，听着憋气。我可能受我父亲影响，走的也是一条远避政治的路，想的不过是专心研究文学，无心于其他。单位的领导关心我，多次想动员我入党，其中一个领导，还和我打赌，说我不到一年就肯定要申请入党的，因为在我们单位变成公务员单位之后，专业职称是不和工资挂钩的，工资待遇只认行政级别。不入党就很难有行政级别，没有行政级别，就不能涨工资，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我对领导说，算了，我们家的党员关系，在我爷爷那辈，已经终结。我还半开玩笑地说，让那些更适合的人到党的怀抱里去，我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好。为了彻底打消他们让我入党的念头，我告诉领导，我爷爷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共党员，到我这一代，还是改行做点别的吧。领导大约被“一九二七年”这个久远的年代震住了，没再说什么。只是，我那经过了准“长征”的、后来失去了党员关系的曾经是老共产党员的爷爷，看到他的孙子走着这样一条道路，他是该高兴还是该伤心呢？我想，他会尊重我的选择吧。“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这是我小时父亲教我念的话。客家人讲耕读传家，真正看重的，其实也不过是一耕一读罢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回念往事，宛然如昨。时值中秋，匆此记述。读者诸君，一笑可也。二○○六年十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