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关于当年北京和平“解放”的是是非非，已有不少网友发表高见。不赘。草虾和刘因全想当然地以为，是张东荪劝说傅作义降共，所以说张是帮凶。事实是，早在北京和平“解放”的前一年，傅作义就打算和平“起义”了（国内出版物有一说，在抗战期间，傅作义就有些亲共，蒋介石曾说他是“七路半”──差半点就成八路了）。

1948年10月，傅密电毛求和。11月，毛令林彪率130万大军入关，直逼京津。傅作义思前想后，决定瞒着蒋介石向中共求和。如张戎所写，傅虽不是秘密中共党员，但身边也有共产党的人，包括他的女儿，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毛特地指定傅作义的女儿与傅同住，对傅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蒋介石对这些情况并非全不知情，但未采取任何行动。

按照张戎的描写，此时，傅作义对蒋介石政权已失去信心，认为战必败，只是徒然地玉石俱焚，生灵涂炭，使他心爱的古城夷为废墟。张戎写道，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把华北和60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蒋介石对傅作义的精神状况很清楚，他在12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傅作义“大受刺激，其精神亦受到严重威胁，似有精神失常之象”。但是他不解除傅作义的军权，甚至在傅作义坚决请辞时还回个“万难照准”。

毛对傅作义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他发觉从这个必败的对手身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他要让全中国看到他打败了这员名将。所以毛对傅的求和故意不置可否，同时又调兵遣将把傅的军队一支支吃掉。这时的傅作义已完全失去作统帅的心理条件，以至于在中共打新保安的关键一战中干脆放弃指挥。直到中共打下天津后，毛才正式接受傅的求和。张戎的结论是，因为傅作义早就要求和的，平津战役本来不需要打，毛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天才的形象，无端地浪费了数万人的生命（见张戎毛传中文本270～271页）。

在大陆的出版物里则写道：

◆1948年◇10月上旬，傅作义密电毛主席言和。

◇12月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师长以上人员，秘密研商和平问题。

◇12月17日，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为和谈代表，由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偕同出城联系和谈。

◇12月中旬，邀请徐悲鸿、杨人（木便）、胡先（马肃）、马衡、叶浅予等教授名流，座谈谋和问题。大家一致殷切盼望和平，不要战争。

◇12月20日，天津外围战开始。

◇12月24日，张家口二次解放。

◆1949年◇1月6日，派周北峰为代表偕张东荪教授第二次进行和谈。周等到蓟县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同林彪、聂荣臻司令员等经六天商谈，签订了《会谈纪要》。周于11日携《纪要》回城复命。

◇1月14日，派邓宝珊、周北峰为代表第三次进行和谈。邓、周至通县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解放军领导会谈，签订了《北平和平初步协议》。17日，邓宝珊携《协议》回城复命。解放军苏静处长、王科长同邓进城，周暂留。

◇1月15日，解放军解放天津，陈长捷等被俘。

◇1月19日，何思源、康同璧等代表北平各界去北平西郊向解放军表达切盼和平的愿望。

◇1月21日，双方商订成立“联合办事处”统筹办理接交事宜。在中南海召集所属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正式下达到各部门。

◇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欢庆北平解放。

如上所说，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先后进行了三次。在三次谈判中，第一次是谈妥“和平解放”，第三次是正式签订协议。张东荪参加的是第二次，这一次主要谈的是“起义”以后的具体问题。中共提出改编方案，允诺对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无论你持何等苛刻的标准，你也要承认，张东荪参加的这一次谈判是最不应该责备的。张东荪不是傅作义的上司，也不是军师。无论是对是错，“起义”的决定是傅作义自己作出的，不是张东荪劝降的。张东荪只是在“和平解放”的大局早已确定的情况下去谈如何保护古城、如何保障起义人员安全的。何罪之有？

对这次谈判，中共的电报特地写道：“……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可见在这里，张东荪并不是帮共产党作恶，而是尽其所能地维护北京军民的利益。正因为有张东荪在场，中共就要格外作出开明的样子。以张东荪的见识，他对中共能否信守诺言想必怀有深深的忧虑（看看他在49年后就象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知道了）。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除了尽量争取从中共方面得到较好的承诺还能怎么样呢？既然他出面谈判，中共就更要作出宽宏大量的姿态，他去又有什么错呢？

还要补充一点。当时，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兵败如山倒。美国人已对蒋介石不抱希望，他们只希望中共不要一边倒向苏联。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托人带话给周恩来，说只要中共不一边倒向苏联，他会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中国提供几十亿美元的援助。遭到中共拒绝。那时候，张东荪看到中共胜局已定，也只好寄希望于美国，希望美国不要轻易放弃中国。直到49年后，张东荪仍然坚持中国在外交上应多亲美而少亲苏。这是他挨整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共指控他给美国当间谍，那是莫须有，不过他明知中共反美而依然坚持亲美倒是事实。

以前我也误以为49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左倾都亲共。那时我就纳闷，为什么那么多深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影响的知识分子到头来都偏到共产党这边来了呢。后来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我在78年一进北大后就翻阅了很多资料，其中有一份北京的学者名流们在48年发表的一份联名呼吁书，要求国民政府开放民主，惩治腐败，厉行改革，赢得民心。呼吁书说，要不，“共产党一来，我们就都完了。”于是我知道在当年，很有一批知识分子是坚决反共的，只是他们无力回天，后来的政局演变不是他们能够左右的。他们对中共的掌权实际上是很无奈的。我记得在签名者中有朱光潜（想不到吧？我当时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一位朱光潜的研究生，他也感到很意外）。共产党一直宣传说他们在“解放前”就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我们很多人都信以为真。后来大家对这件事的价值评判完全反过来了，但是却仍然把谎言当成真实，以为当年的知识分子都是亲共的。于是就把那一代知识分子骂的一钱不值。

所以共产党一掌权就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因为他们知道大部分知识分子原先不吃他们那一套。那时候，知识分子们都被迫表态拥护新社会。连胡适的儿子也要写文章批判胡适。胡适对他儿子的文章完全谅解。他说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但是张东荪是罕见的例外。张东荪就是不写文章表态。

他的朋友叶笃义劝他，他说：我要保持我沉默的权利。那还是刚“解放”，张东荪还戴着什么委员的头衔的时候哪。就凭这一件事，你就该知道张东荪是何等样人，对中共政权是何种态度。

我相信，草虾和刘因全之所以说张东荪是中共帮凶，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真相无知。当然，如果有人能指出我上面讲到的事实有重大偏差以致相反，我乐于洗耳恭听。

草虾的家族可能遭遇更悲惨，很值得同情。如果有人说草虾的爷爷是共产党帮凶，我一定打抱不平。这和谁家是草根、谁家是精英毫无关系。

张鹤慈的文章旁人尽可见仁见智，但不要扯到别人祖父，不论他祖父是什么人。这条对谁都一样。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闻过则改，善莫大焉。

独立评论

采访前奏

2006年8月5日早晨9点多，经过约3个小时的爬山涉水，我们又从撒戈铲村原途返回马鹿塘。冷太阳下的街面空寂依旧，双肩瑟缩的我敲开联络人孙如策的“美发厅”，里头睡的却不是他。可我们上斜对面的汤面馆刚落座，他竟出人意料地浮现了。

四张嘴围住圆桌，有声有色地吞掉四斗碗汤面，然后呼着滚滚热流出门，紧跟一身迷彩服的孙如策，一瘸一瘸奔向下一个工作对象。小孙虽然两眼辣红，也许心潮澎湃了一夜，却再也未提自己的私事。我猜是孙医生与他通了电话。

从昨日寻访民兵主任的坡口上行十来米，就插入一片直上直下的房檐，抬头仰望，恍若顺岩壁搭建的老积木玩具，于风中吱吱摇曳。小孙在蛇形石梯口与一喂猪的农妇打招呼，后者对我们微笑点头，斜指着苍天道：“老爹在上头等着呢。”

岩壁间，一个院落似一个玩具平台，我们曲曲折折拐上第三平台，那醉眼朦胧的大鼻子老头刚好自堂屋出来，冲我们嘻开了一览无余的瘪嘴：“欢迎啰。欢迎啰。”

由于地势高，从四周万山老林煽起来的风荡平了马鹿塘，自脚底往脑壳钻。我们赶紧跟老头躲入门槛，蹲坐在一窝余烬的火塘边。眼睛适应了两分钟，才混沌初开，我到底认清了最里面熏得黑红的“天地君亲师位”，两侧还有“观音菩萨，秉令尊神，福禄财神，进宝郎君，地脉龙神，五谷之神”的字样。

老头扁着脑袋，嘟着鸭嘴吹火，角落里顿时尘埃弥漫。我不禁迷眼躲闪，连道“不客气”。好不容易有了火星子，老头得意地抬头，对我喷了口酒气说：“快烤火，一会儿又没了。”

因为疲倦，老张靠住蜕皮的老墙闭目养神。小孙用本地话为我作开场白，老头却打断道：“晓得啰，你昨天就介绍过啰。”而后转向我：“同志你喝酒不？”

我笑道：“酒不喝，倒是想喝口水。”

老头不以为然：“大清早，没有准备水。况且农村没有烧开水的习惯。”

我依旧笑道：“那就不麻烦了。”

老头将茶缸当酒盅举起，直抵我的下巴：“酒比水解渴，喝嘛。”

我只得啜一口，接着翻出录音机和照相机。带子扎扎开转时，我又啜了一口，果然不渴了。烈酒及烈酒浸泡的往事，竟如此激荡着那颗83岁的心脏，嘭嘭嘭，我已感觉到一种即将喷血的剧跳，但无力，也不想平息。

两三个小时，我们喝光了两大茶缸，约1斤半高度白酒，彼此犹如恋人，勾肩搭背，如胶似漆。可职业本能还让我一再按相机，拍下若干特写，包括嵌在那张老脸上的童稚目光。记得告别时，老头扶着门框，唱了一首土改时期的革命歌赠给忘年知己；我则鼓掌赞叹，如风中杨柳，晃晃然，飘飘然，拾阶而去。

可事后酒醒，我不禁出一头冷汗，这真是平生最凶险的一次拜访啊。

老威：老人家好酒量！

余金元：没酒量，只是喜欢喝啰。

老威：这酒如何？

余金元：马鹿塘本地的酒，比外头的纯。你尝尝就就明白。如果你不会喝，就使舌头舔一添嘛，先感觉到烧，有些冲鼻子，接着就是苦和麻，再接着，才是回甘。如女人的手，从嘴皮、舌头的两边，顺喉管一路按摩下去，直落到胃里头，还在继续拔火罐，一热一紧，很舒服。过了量也不会出多大的问题，死猪一般睡啰。第二天，脑壳照旧在肩膀上，不晕不沉。

老威：真是几十年的经验之谈。

余金元：贵州的茅台，你们四川的好多名酒，我在旧社会就喝过了，还是不如云南的土酒。马鹿塘的地势高，没酒不行，没大烟也不行。过去，这一带的人，无论穷富，都吹大烟。共产党、新中国来了，破除迷信，破除陋习，提倡新风尚。不准吹大烟，不准祭祖宗，不准供菩萨。就只剩下酒……

老威：你吹过大烟吗？

余金元：大烟是越穷越吹，越吹越穷。所以我只喝酒，再贵也要弄来尝。你莫小看这茶缸子里的东西，8元钱1斤啰，一般从村上的作坊打酒，最多一两元1斤，我是要亲自守在现场，眼睛不眨地盯着出酒，头尾不要，只拿把壶接中间的。他说8元就8元，值得。

老威：这辈子，你对酒的感情胜过人吧？

余金元：不好说啰。酒不害人，人会害人。如果我滴酒不沾，挣钱干啥？就学孙如策他老祖，去买田买地，发家致富？那到了土地改革，就划大地主，连脑壳都保不住。

老威：你们家过去有多少田地？

余金元：没有田地。所以划成贫农了。

老威：那以前靠什么生活？

余金元：跑生意，就是低价收购本地的奶猪，再运到昆明高价卖出去。

老威：老人家算长途贩运、发展经济的先驱了。

余金元：我是做一笔生意就停下来，喝完了再做。父母骂我多少次，没出息！，可到了土改，划阶级，称大秤，我家自然是贫农。

老威：共产党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余金元：四几年就在这一带打游击了。1950年马鹿塘解放，好多游击队就变成了工作组，跟部队来剿匪、征公粮。我还记得住在大村的工作组里有个河南人，叫张志；还有个年轻女娃娃，姓周。他们四、五个人，在这儿开展了1年多的工作。

国民党的官进来是坐轿子，住乡公所；共产党是骑马，这让穷人觉得亲切些。他们一下马，就往最脏最烂的地方钻，不管三七二十一，替人干活，替人出头。访贫问苦搞串联，一心要把没房子没地的、没人管没人理的、穷得要饭的、混一天算一天的，总之，把天下最遭孽的撮合到一块，组织起农民协会；再从最遭孽的人里面，挑选最最遭孽的，进贫雇农主席团。这就是工作组要依靠的核心力量啰。

老威：你算不算核心力量呢？

余金元：安排我做过卫生组长。我的记性好，嗓门大，所以也叫我带大家唱歌。

老威：你会唱土改时期的歌曲吗？

余金元：整个马鹿塘，就数我会的歌最多。每场政治运动，都要学几十首，现在我记得的起码有几百首。

老威：你就唱首土改歌吧。

余金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土改工作组教的。我再唱一首：

中国封建了几千年，朝朝代代，皇帝坐江山。

现在呀，老百姓一定把身翻。

农民弟兄们快起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该我们人民坐江山，幸福生活万万年。

毛主席呀坐江山，人民的幸福万万年！万万年！

老威：这是哪年的歌？

余金元：1951年，减租退押的歌。

老威：还有呢？

余金元：1950年刚解放，工作组在村头教我们唱的是：

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太阳照耀着万物生长，共产党领导民族才能得解放。

还有歌颂毛主席的，调子也跟如今的不大一样：

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闻名？

人民领袖呀，就是毛泽东……

老威：嘿嘿嘿，笑死人了。

余金元：当年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唱，几里外都听得见。那个工作组的女娃子还站在磨盘上指挥，一遍又一遍，要叫剥削阶级听得发抖。还有迎接解放的歌：

排排走，排排走，欢迎朝阳升起来，山花遍地开。

排排走，排排走，欢迎月亮升起来，银光照大海。

欢迎海风吹过来，风吹浪花开。

老威：还挺抒情的。

余金元：迎了解放，就要闹翻身，脚跟脚地来：

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

穷人家呀齐翻身，大家喜洋洋……

老威：翻了身就搞土改，也是脚跟脚地上吧？

余金元：是啰，走一坡唱一歌：

土改的锣鼓到了每个村呃，贫农和雇农一家人……

老威：有斗地主的歌吗？

余金元：好多年不唱，就忘了。我想想看……哦，还记得一首：

坡上的豌豆刚成熟，狼心的蒋狗吃了它；地里的包谷才长大，背时的保长又来啰……

呀嗬嗨。

老威：“蒋狗”是谁？

余金元：蒋介石及走狗。

老威：嘿嘿嘿，让我喝口酒。

余金元：你笑我？老了嘛，牙齿缺了，嘴皮又不关风，所以就跑调了。土改时我才20多岁，喉咙亮得很，工作组经常表扬嘛。你还在笑？嘿嘿，牙齿没有你多，可命长，见的事就多啰。抗日战争，云南是大后方，全国各地来昆明的流亡学生可密了。我跟他们学会了《松花江上》，回到马鹿塘也哼哼。洋盘啰，泥腿杆，哪个会这种歌？晓不晓得“九一八，九一八”是啥子意思？

到了1952年，划阶级，分土地，我们家16口人，分得不少……

老威：到底多少？

余金元：记不得了。过去我是贩猪的，不习惯种庄稼。共产党硬要分土地，就只好种了。还买牛买羊自己养。

老威：由生意人变农民了。

余金元：原来也是农民，祖宗多少代都是农民，要不，咋个不住城里面？扯远了。总之，贫雇农都得了共产党的好处，《地契》，还有《租地合约》，从地主家搜出来，开完大会就统统烧掉。地主、富农的土地全部连成片，重新丈量，再按你们家、他们家多少人口，平均划多少亩，肥瘦搭配。政府发给《土地证》，地多少，房屋几间，宅基地出来多宽，都明明确确写在上面，盖政府方方的大红印。

我家白白地分地，先还不敢要，觉得不踏实。后来工作组和贫雇农主席团来做工作，一定要要！我一高兴，就想唱《松花江上》，可又感到它与工作组教的革命歌不一样。就找到女娃子小周说，我在抗战时学了一首歌，不敢唱，害怕它反动。小周说，你先悄悄唱给我听听，不好今后就别提了。于是我麻着胆子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想不到，小周一听就跟上来了，并且说，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歌，为东三省沦陷作的歌，为啥不唱？

老威：白得了地，唱点人家喜欢的歌，也划算嘛。

余金元：嘿嘿，大形势啰。

老威：除了哼哼唱唱，你还晓得啥？

余金元：我晓得红军从马鹿塘过，那个时候的地主叫土豪，红军抓土豪，叫“绑肥猪”。家属如果不在期限内多端几铜盆银元出来，就要张贴告示，召集乡民，当众杀猪啰。这村上，我们的老人，有跟着红军跑的；有带路去皎平渡口会师，吃不得苦，又开小差回来的。后来打抗战，红军成了八路军，脑壳上戴青天白日帽徽，服从老蒋；再后来，又换回五角星，叫打倒老蒋的解放军了。云南解放那会儿，昆明驻扎的是卢汉的国军，与解放军在郊外对阵，双方都朝天打枪。跟着搞到一堆，卢汉的兵就统统换五角星了。

老威：再后来呢？

余金元：国军宣布起义，云南全境和平解放。游击队变工作组，下乡来搞征收。50年清匪反霸，51年减租退押，52年土改，53年复查——成份划过火了，不符合实际的，就降下来；因掌握政策过于保守而漏划掉的地主、富农，该升就升上去……

老威：马鹿塘这边土改复查过几次？

余金元：就53年一次。政策有变化，工作组又下来了。以前都是用贫雇农主席团，那些最最遭孽的。几个要饭的公报私仇，乱划了成份，乱杀了人，我们这些主席团外边的，都说不起话。这次好了，不要主席团，工作组找上门，与我一头睡觉，拿书本本念给我听，问我们肚子头有没有气？尽管发。

我们村有富农升地主，也有一两户贫农升成地主；降下来的有三、四户。村头老袁家的三公公愿赌服输，解放的前几年，把房子、牲口、田地全部抵押给了孙乡长，剩个光屁股，土改复查就由贫农升为破落地主。后来政府发《土地证》，他跪在田坝里笑：“呵呵呵，这个地主才值得哦，分了两间房，还赶条牛给我。”

老威：凭刚才激情澎湃的歌声，老人家你是名符其实的土改积极分子。

余金元：我虽然没参加贫雇农主席团，可唱歌、跳舞、开大会，还有办墙报，为刷标语的提浆糊桶，样样有份。

老威：墙报的内容是什么？

余金元：农民多数不识字，工作组就画些表格在墙上，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大家来评议。比如某某人是大户，或者在乡公所，或者作威作福，或者有奴仆、丫环，或者有通匪嫌疑，总之是坏蛋，上头一念名字，下面就抢着在他的名字旁边，一颗接一颗，画一堆耗子屎。如果你是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或者上顿吃了无下顿的遭孽人，就画大白米；赌钱、做小生意、吹烟，有其它恶习，可没剥削人，还向共产党靠拢的，就画小红米……

还画了好多种粮食啰，我都不太记得了。男女老幼，每人都上，给自己，也给别人画。这是动员阶段开的会，又热闹又好耍。

老威：你给自己画的什么？

余金元：当然是大白米啰。

老威：你做过奶猪贩子嘛。

余金元：我心里有数。政府让农民自己给自己打分，就一定不要手软。当时大家全盯着，你会觉得脸皮火辣辣，可过后就特别踏实。

老威：你这80几年的酒真没白喝。

余金元：你又笑我？

老威：我天生爱笑。好好，罚一口酒。

余金元：我大你几十岁，你要加紧喝，才能赶上我的进度。

老威：还没赶上你，我就醉死逑了。

余金元：我天天鸡叫三遍就起床，一个人坐在这火塘边喝，也没见醉死。你摸摸我的手杆，没有抖嘛？你再摸摸我的腮帮子，如果我瞎鸡巴款，你就扇它两巴掌。好多比我清醒的、聪明的、不沾一口酒的，都跑到我前面去死了。我劝他们慢点，莫整人害人，莫操心过度，莫削尖脑壳往官帽子里钻，都等不得，非要早早死给我看。

老威：老人家扯远了，也罚酒一口。

余金元：开会，白天黑夜都开。我那时没满30，在家里对婆娘说，把国民党手头全部的会加起来，也没共产党1年的会多。

老威：划阶级的会是咋个开的？

余金元：几百上千人参加，工作组简单动员几句，就坐上面，稳起不吭声了。只由村里的主席团说话。在国民党手头做乡长、民团队长、保长；还有替他们跑腿的、吹喇叭的、在村里乡里耀武扬威的；还有神通广大的、富得流油的，统统是恶霸地主。矮一等的，虽然达不到以上级别，可在减租和退押中，拖拖拉拉，消极对抗，甚至隐藏财产，想方设法逃交罚款，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划为不悔改地主。又矮一等的，按田地、奴仆、长短工、收租子等称大秤的标准，评为普通地主。再就是现在衰败了，可查家庭历史，或曾经称得起大秤，或与旧政权有牵扯，就评为破落地主。再矮一等的就是富农，分恶霸富农、普通富农与劳动富农。接着是中农，富农达不到，做中农又冒出去，就是富裕中农，跟着是一般中农。

再底下，就是贫农了。再再底下，就是雇农，除了人一根，啥子都没得，在旧社会最最遭孽，最最叫人看不起的。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打工仔。

余金元：打工仔算个逑。那个时候，雇农被共产党请来坐上把位，是最最吃香的。主席团里头，如果有两三个雇农要你死，肯定就不得活，因为工作组只听他们的。

老威：为什么？

余金元：亲不亲，阶级分啰。毛主席说过，他们革命最彻底。

老威：应该是“绑肥猪”最彻底。这也算从红军时期一路继承下来的盗匪传统。只不过人家打下江山，成了正果，绑肥猪的自己倒吃成了超级大肥猪。如今，有人再要学习前辈绑猪，恐怕已没哪么大的力气了。

余金元：搞逑不懂啰。来，喝酒喝酒。

首发民主中国

随着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的公布，2006年诺贝尔奖已日趋白热化。近日，瑞典学院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得主将于12日公布，而被视作热门的候选者包括阿摩司·奥兹、菲利普·罗斯、阿东尼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

热门候选人各有千秋

与往年一样，瑞典学院对评奖标准依然缄默不语。而被看好的候选者涉及范围也相当广泛。

菲利普·罗斯是当今美国获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犹太裔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常常表现出惊世骇俗的主题，也格外着力于老年之境。罗斯同时也是好莱坞青睐有加的小说家之一，2003年有由妮可·基德曼、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的影片《人性污点》。

阿摩司·奥兹是以色列当代著名小说家，代表作品包括《何去何从》、《我的米海尔》。奥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以色列及英美世界反响很大，曾于1998年获以色列国家文学奖。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生于秘鲁阿雷基帕。1963年出版成名作《城市与狗》。他还著有《塔克纳小姐》、《琼加》和《阳台上的疯子》等多部戏剧作品。他于1986年和1994年先后获得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和塞万提斯文学奖。

除了小说作品之外，也有预测表示今年的得奖者会是一位诗人，可能人选包括叙利亚出生的阿东尼斯和瑞典本国诗人特朗斯特罗姆。

另外，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波兰的卡布辛斯基、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都被列入热门获奖者之列。而诺贝尔文学奖最终花落谁家将由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贺拉斯·恩达于下周四在斯德哥尔摩宣布。

目击文学会是最大赢家？

文学专家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各有评判标准，已经展开了一番预测。瑞典最大出版商邦尼尔斯的编辑乔纳斯·阿克塞尔松则表示今年的标准将倾向于目击文学：“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委员会非常重视目击文学，这是一种目击到历史现实的文学。”因此，阿克塞尔松非常看好阿摩司·奥兹，认为他将成为很合适的获奖者。而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贺拉斯·恩达非常喜欢这类文学作品。

匈牙利的克特兹、南非的库切都曾凭借“目击风格”的作品获得2002、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

于书斋读书，该是一件妙事。古人读书，总喜好营造一种意境，有时也喜欢臆想，期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那倩影飘然身旁，轻唤着公子，还把那香丸、香捻、香囊之类的美艳之物，轻添于香炉之中，煞然让香气弥漫了全室，于是，便捻出一句绝好的句子“红袖添香夜读书”。

古人读书，似乎多了一些端庄，多了几分拿捏，往往端了架子，寻找一处佳处，手捻胡须，摇摇摆摆，将那古怪的强调拖得老长，一看那架势，你得称他读书人。甚至有人读什么书，选什么地，但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孩子，读一些不该读的书，怕大人唠叨，躲于无人之处，狼啃，或者恶补。所谓“读易松间、谈经竹下”，“读书于雨雪之夜”，“雪夜闭门读禁书”，便是此意。朱熹老儿更会享受，“读书之乐何处寻？ 数点梅花天地心。”，让人觉得他读书倒真有几分乐趣。

也许是古代通讯的原因，那些酸臭文人，喜欢独坐书斋，想入非非。孤灯夜月，树影婆娑，读到入迷处，便有走神时，有那人面桃花，衣袂翩然，款款而止，或浅笑低眉，奉一杯香茗，燃几柱线香，挑一根香烛，便把那书生的神儿、魂儿，摇曳得翻江倒海，思想离书甚远，早已跑去爪哇国神游了。我一朋友便说，哪叫添香？分明是添堵、添乱。他就把自己的网名叫了“红袖添堵”了。梁实秋先生也不大赞成，不过他说得含蓄：红袖添香“反倒会令人心有别注”。我想这“别注”倒是有趣，道出了读书人骨子里的“虚”，但他又不明说，显出欲说还休的情态，让人反倒想入非非了。说实在的，莫言先生的“丰乳肥臀”的确让我腻歪，与其这样，倒不如骨干女子来得舒服。哪怕搂起来，磕手硌腰的，也比那一抱子搂不完的椽强了几分。

有了新的传媒工具，让现代人似乎更方便了交往。想美媚了，一个电话，一通网络神游，不仅仅是在书斋，哪怕在厕所、厨下，倒也无妨，但似乎缺乏了书斋的意境。比如我，就不喜欢在书房里看书，寂寞无趣，倒不如网络来得自在。

不过，古人读书，有那红袖也不足为奇。至于添不添香，也是一种心理的满足。想那郎君一朝功成名就，自己这黄脸婆也会摇身变成了官太太。如此好事，何不支持？否则，一纸修书，让你哭回娘家，也没一个说理的地方，那个女人会不识趣。如陈世美这样的男人，毕竟是少数。

我喜欢周休的早上看书，早早起床，瞎跑一阵，趁着热汗淋漓，冲了凉澡，便依沙发，顺手拿起什么就读什么。此时，大脑干净清爽，读起来似乎有了奇效。也不想那红袖，更无须添香。早上读的是一本晦涩难懂的易理，下午陪儿子转街，到边家村电影院门口，儿子要去看成龙最新电影《宝贝计划》，他说这部电影比《夜宴》的票房高。我说买碟看吧，其实我是心疼钱，一场电影，两个人需要五十元，买个碟只有5元，效果也不差到哪儿去。儿子说还是想到电影院看，说电影院的效果好。我说那你去电影院，旁边有个小书店，我就在那里等。儿子去了，我进了书店，随便在书架上开始浏览了。

店小，只能容身而立，想蹲下来似乎有些困难。店小人的气量也不大，不似大店的气魄。我家楼下的书店，就会于各个显耀处，摆几条小凳子、几条小椅子，你一边挑选你的所需，对那暂时不需要但还有部分值得你读的，你大棵坐下来仔细阅读、记了。无论你买还是不买，只要你能经得起和渴的煎熬，书店又不打烊，店员是不会下逐客令的。这个书店就不同了，狭窄、凌乱，甚至有些潮湿，大致浏览了一会儿，实在受不了那份洋罪，就买了一本《明清散文精选》，拐进西北大学，在草坪上一边等儿子，一边看了起来。突然就想起“红袖添香夜读书”这个句子来。本该我在这地方读书，是无论如何也和红袖联系不起来，更何况添香呢。但我实在觉得好，你想，在暖洋洋的下午，坐在清新的草坪上，读这样干净清爽的文章，它和红袖无了瓜葛，但却极为美妙。许多人现在装修房子，总喜欢劈出一间房子做了书房，但有几人真正在书房读书？我首先声明，我的书房基本闲置，谁要觉得可惜，那不如帮我租了去，换回几个茶水钱未尝不可？我读书喜欢坐拥床前，或斜依沙发，才不至于读起书来哈欠连连。

也许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书斋读书之妙，才无法想象红袖添香的意境。再说了，年轻时读书不求甚解，往往囫囵吞枣，就跟活驳了小动物的毛皮一样，无论怎样，总还能下手，但到了牛啊、羊 啊的，就无法生吞活驳了。今天读书，不免积习难改，总觉得裹被坐于床上，那是舒服至极的事，就跟买了碟在家里看电影一样，虽然闲心，但养心、静心。儿子偏偏喜欢电影院的音效，我想，这孩子，小小年纪就知道享受。只是不要学了那古人，虚幻出许多五活六火的花话肠子，那就是最好的了。

来自黑色物质的光，总是以持续冷彻的照耀，进入我感觉的暗区。泪水最丰沛的时候，就是眼睛最能够发现黑暗的时候。一片黑色的风景翩然而至，世界的原色呈露无余。这是最能够击溃一切颜色的喧嚣，刻骨的黑，以硫酸的质地而流淌，就是存在的本色。而这个时刻，顾城却叫嚷着用黑色的宴请寻找光明，他的格言诗歌其实是阻止了一代人对黑暗的彻底进入的。手电筒既不能洞悉历史，更无法打穿黑暗，它至多只有舞台上聚光灯的效应。诗人和知识分子只好退会到阳光与黑暗交错的灰色地带，昂扬地走起了文化的猫步。

现在，大地上都是猫步飘摇的身影。影子不同于别的事物，没有光亮就仿佛不存在，影子是灰暗的，然而，影子之于光，大概就类似于钱财与贞节的关系。在追求与拒斥的悖论里，光表面上就是影子的生命，影子无法申辩，它一开口光就立即遁去。沉默的影子也因此成为光明和黑暗的混成体，在光亮下，影子又显示出黑暗的铁血本质。

这个地带，是御风与御用交相辉映的区域，是时间的零度和思想的零度。罗兰&#8226；巴特划出了冷硬的墨线，使得邯郸学步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当黑色的太阳撑开它午夜的丝缕时，我就清楚地看见，写作的零度是建立在黑暗向度上的，在它的深处，矗立着两座黑色建筑，一座是鲁迅的铁屋子，一座是博尔赫斯的迷宫。的确，只有他们才配居住在黑暗的纯光当中，成为我的文学世界的唯一风景。

余华说：“在我看来，博尔赫斯和中国的鲁迅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前者犹如山脉隆出地表，后者则像是黑暗陷入了进去，这两个人都指出了思维的一目了然，同时也展示了思维存在的两个不同方式。一个是文学里令人战栗的白昼，另一个是文学里使人不安的夜晚；前者是战士，后者是梦想家。”（见《博尔赫斯的现实》）可是，这个界定是不太完备也不准确的。可能再没有什么人，能够比他们更多地书写过黑暗，让人感到黑暗才是他们生生不息的给养，甚至，黑暗就是他们的全部所在。

鲁迅的世界是一个拒绝窗子的铁屋子，暗无天日，回避了时间和美色的巡视，只有历史的黑影与权力的身形在门前觊觎。房子的下面却是一个深广的空洞。偶尔，从门缝里漏进来的消息都显得轻飘，完全不能超出他的估计，都必须臣服于至尊的黑暗之足下。什么东西放进去都沉默了，包括他一度想照亮黑暗的念头。“风雨如磐暗故园”，“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如磐夜气压重楼”，“万家墨面没蒿莱”，这是何等凝重、悲苦的感觉！置身在黑暗里，有的人习惯了，麻木了，甚或融入其中，把固有的黑暗与环境进行完美的对接。这既不是与环境结盟，也不是被环境同化，更非彼此的异形，黑暗的脉管，其实与血是一脉相承的。鲁迅说：“我常常觉得惟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偏要向这些绝望作战，所以有许多偏激的声音。”（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的信）这固然是他的战斗宣言，但这里高频率出现的“黑暗”却容易引起误读。

按照词典的解释，黑暗是与白炽相对，不与光明相向。黑暗是物体完全吸收日光所呈现的颜色。即是说，黑暗是事物的“未明”状态，是尚未被命名的事物总称。单纯的黑不是指缺少光明，而是一种收敛、储存的形态，成为一种与光相左的色调。而作为隐喻使用的黑暗，则是指向了专制下的哑灭与心死如灰。在鲁迅的世界里，两者的使用难以区别，就犹如我们无法将鲁迅厘定为单向度的人。

在同一年里，他又对许广平解释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鲁迅全集》第11卷79页）这就清楚表明了他的黑暗，很多尚处于“未明”状态。

他在《野草》里进一步承认：“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使我消失。”这就等于说，光、黑暗、影子，是三个性质不同的东西。

我逐渐感到，先生手里举着一张黑纸，他既不愿黑纸被黑暗吞没，使黑纸彻底脏化，又不愿意黑纸在强光下体现出依附的性质。他要让黑纸之镜彰显黑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让黑纸具有比黑暗更为纯化的黑度。

这是先生选择的零度，是思想的零度，这是无计徘徊之际的有计。他“于天上看见深渊”，因为黑夜才需要光，因为浓墨就显示出了黑夜做假的水分，因为权力构成的黑暗才需要异端思想的纯黑予以朗照！置身其中，鲁迅的依靠是来自“黑色人”手里的复仇之刃。他与它互为照应，当他与刀合一时，黑暗的思想，就像一块混淆了生与死的黑铁，它自明，那些被黑色空气拉长的光与影，词与物，均是思想粗重的呼吸。

在《眉间尺》当中，在侠客成为真正的黑色人的时候，一个经过提炼之后的纯黑轮廓出现了：孤身一人要战胜强大的无物之阵，就必须消除自己的劣势，唯有使自己与黑暗的背景融为一色，使自己的行为、身份变得彻底隐秘，让无物之阵的强大，露出虚弱的死穴。当黑衣人无法以正常的秩序寻求公正时，那就只能寻求黑暗里的彰显的另外一种公正。所以，黑是反击力量的先决条件——只有黑到极处，才能坚硬如铁；唯有黑到发亮，才能刺杀黑暗。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在《复仇与埋葬——关于鲁迅的<铸剑>》（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里认为，眉间尺与黑色人关于复仇的那段对话，就使《铸剑》的表现主题上升到“思想剧”的高度。鲁迅于1924年9月24日在致李秉中的信里就表达了与黑色人同出一辙的思想：“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这种黑到尽头的色素，唯有在既无须依靠外力，甚至也无须仰仗内力的情况下，让死与生，恩与仇，光明与黑暗，彻底打成一片。

1955年10月17日，博尔赫斯知道自己要出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任命将于次日发布。当晚，他和母亲忐忑不安地来到漆黑的图书馆，母亲鼓动他进去逛一逛，巡视黑夜里知识的模样。博尔赫斯说：“不，还是不进去吧，等我真能进去的时候再说。”终于，在他双眼全瞎时，80万册藏书在他黑色的天空渐次展开飞翔的呼啸。他承认，“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失明像冷气一样慢慢降临了。黑暗使博尔赫斯重新命名写作。他意识到，暗夜里，那些更黑的文字开始放光，锋利的笔画如裁纸刀一般把黑打开。当他在黑暗、树林、楼阁、灯笼、巴比伦砖、中国音乐之间摸索着这些多米诺骨牌时，深渊般的迷宫已经宣告落成。他其实是害怕死神的，迷宫就是为了摆脱死神的追捕而建，但他置身于迷宫的那一刻起，他就是迷宫，他就是黑暗，死神已经落座，成为黑暗的心脏！

但是，博尔赫斯的黑暗除了瞎眼这个事实之外，还有一个构成，则是他想象的黑暗。正如纳博科夫所说：纳博科夫说过：“生活中存在我们所见到的一般现实，但那不是真正的现实。我们所应重视的，不应该是这样陈腐的现实，而应是那些非同一般的‘刻骨的现实’。” 在这个想象的黑暗真实世界，它叠加在眼眸的深渊之上，并修补了前者的信心，成为了博尔赫斯黑得发亮的特征。

博尔赫斯的那段被称为经典的话句是——“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惧/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迈着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至终结/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在黑暗里，在从黑暗里日益清晰化的迷宫当中，迷宫搅动了黑暗“无解”的布局，迷宫的永无休止的变异使得黑暗与之分离。迷宫就成为了黑夜里的一座进行着无穷变化的建筑。博而赫斯曾发挥了他的迷宫观：说每读一次古画，那本画也在变化。还说，我们仿佛读到成画之日以来经过的所有岁月，也从中读到我们自己。这种使诗人能够“自明”迷宫观的亮点，鬼火一般变幻不定。为了进一步看清自己博弈黑暗的高空作业技术，博尔赫斯借助的光，正是老虎的黄金。他甚至莫名其妙地怀念“蓝色老虎”变成的石子，他需要那一道光，那一道戳穿梦境的锋线。这是他梦的零度。零度的老虎以暴跳的黄金掀起黑暗之舞。

比较起来，我还是更倾心鲁迅式的黑，但这更危险，因为他吞噬了太多的权力之黑，稍不留神，全力漫漶的黑暗就自足为一个可以跟主体分庭抗议的克隆——这个大限已经窄如刀锋。

诗人任洪渊的确是个黑暗时代的“光明使者”，他指出：“黑暗破了。生命痛楚得雪亮。筑声开放，玉兰花，一盅一盅斟满白色的韵，叮叮咚咚敲亮夜。眼睛窥不见的神秘，银灿灿的泄露。”（见《女娲的语言》）我们就该承认，博尔赫斯瞎得好灿烂；但鲁迅呢，却如无垠之水，黑得通透。

这就使我们发现，胡风先生以铁血诗句概括的鲁迅式的黑暗，就是要有“割下我的头颅，抛掷过去，击破那肮脏的铁壁”的精神，这固然是鲁迅式黑暗的感情向度，但其黑暗的理性向度，总是那么暧昧，它浸在黑水里，却在积累比黑暗更黑的力量，并希望它在某个极点上转身，开始反光。

黑暗不可能在自身之内获得照耀，但黑暗之外的世界对黑暗却无能为力。

痛苦和黑暗不能为时代所理解，它就必然会异化，这是从理性主义走向当代哲学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它使人明白，黑暗，尤其是人性的黑暗是不可逾越的。 那么，以此来对抗权力的黑夜，就成为了自由思想胜利的可能。

当代学者陈家琪在黑与白的撕杀中，触及到了混沌似的本质，他在文章里引述指出——古典哲学家说：光线的奇迹就是思想的本质；现代哲学家说：光线的奇迹就是不思想，即为黑暗的本质。前者因光而得以认识，后者因光而发现了认识的局限。光线使人看到了光明，光明也使人看到了黑暗。光明有限，黑暗无限。有限在无限之中，无限因有限而呈现面前。 但我们永远也照亮不了无限，那里有着一种空间意义下的永恒寂静。

从物质性质上说，黑夜是白天的惯性，而白天却不是黑夜的延伸。理性主义尤其是当下的实用主义已经把白天的经验当作了真理，比如说“摸着石头过河”，但在黑暗的广水中，这点摸索的努力就像手电企图跟黑暗作自由公平的贸易，它除了显示自己的幼稚和无知之外，一事无成。它甚至比愚公移山更糟糕。但是，愚公移山也是完全不成立的，就像回避了人性黑暗的有关乌托邦的畅想。

对黑夜自然可以无话可说，但对黑暗我们却一定要陈述。连通俗小说家劳伦斯也说出了刻骨的发现：“说也奇怪 ，精神生活，若不根植于怨恨和不可名状的无底的深渊里，好像便不会欣欣向荣似的”。真正的思想就是无休无止的挣扎，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思想本就是暗生的植物，带着刺，甚至在被命名之上或之外，就存在并成长壮大。它的作用自然不是栋梁之材，它只是一片黑森林，从鬼影幢幢里凸显沉默的景色——这就是思想的作用。在某次不期然的相遇中，我发现在黑枝条上，那些缠绕的亮音，就像凝脂的分泌物，倒挂着痛，以鸟的轮廓，欲飞。

在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中，他企图通过《深度时间：透过倒置的望远镜》一文来打捞光明：“也许并不是难以看见，而是拒绝看见。透过倒置的望远镜，我们究竟能看倒些什么？荷马瞎了，弥尔顿瞎了，博尔赫斯也瞎了。三个瞎了的诗人各自代表一种黑暗，荷马代表历史和英雄的黑暗，弥尔顿代表原罪的黑暗，博尔赫斯代表知识和想象的黑暗。三种黑暗加在一起就是时间的全部光亮……”这个结论很有意思，但是，作为中国语境的黑暗，如果没有“鲁迅式的黑暗”作为最深厚的灯座，光，是不可能轻易落座的。

我们进一步认定，以苏格拉底以降二千年的人类智慧，就是思想照亮黑暗的理性智慧，但尼采却发现了以感觉来反抗黑暗的智慧。既然光不能被光照亮，反过来说，光也不能使黑暗显形，黑暗就跟思想一样，自明是它获得命名的唯一方式。那么，我们是否进入到了一个让“黑暗自明”的智慧时代呢？这是思想在长期的集权压制下，不得不进行的自我保护。如果这种推断可以成立，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种智慧的喜悦，而是集权形态下思想的某种变本加厉的单向度进化。它抛弃了一切温柔敦厚的造像，只能以凌厉的对抗，来获得自明的筹码。在这种时候，思想的确是丑陋甚至狰狞的，它在从事针尖削铁的自救。

博尔赫斯在诗中说：“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下一个无限的黑暗循环中归来。”

鲁迅说却在“月光如水照缁衣”的背景里，把自己的影子收回到鞘中。

就像我擦燃一根防潮的黑头火柴。在那根木梗上，世界首先变丑，然后熄灭。

想到这里，我的确处于悲伤之中，但我逐渐感到黑暗的温暖，就像一片羽毛，飘落在我的脖颈……

2002年1月23日在冷雨乱飞的成都

2005年10月底修订

——2006年9-10期《青年作家》首发

亡国奴和有国奴

当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权受到内敌或外敌侵略而面临危机时，他的人民愿意效死出力以捍卫它的安全。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异族或本族的狂妄分子夺走王位，他们的自由和民主将随之不复存在。因此，这时他们保卫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没有实在价值的文化概念，而是具体的、实际的民权和自由。也就是说，他们保卫，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有他们认为值得保卫的东西。

反之，一个独裁的专制的政府，当外敌或内敌侵犯，尽管它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许诺出最动听的华美预约，但人民为他去流血出汗是有条件的、被迫的。因为他们知道，法西斯不论是外国的，还是本国的都一样可怕。惨死在本族的君王剑下，并不比惨死在异族的侵略者剑下舒服。

“亡国奴”这个词给人造成的歧义在于，似乎只有亡了国才能为“奴”。但实际上“有国”同样可以为奴，而且“有国奴”比亡国奴更加可耻。

中国的百姓无论是汉族人统治还是异族人统治，区别无非只是“有国奴”和“亡国奴”而已。

还是……主义好

对于一个现代的法制社会来说，解救突发灾难，本来就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职能。而在我们这里，做的正好相反。个体生命卑微、渺小，一切都被视为国家的恩赐。洪水泛滥时，解放军从水里捞出一两个小孩，家长必含着眼泪说：“还是社会主义好”──仿佛资本主义遇到这样的天灾人祸就坐视不管似的。

实际上，即使在封建社会，不仅每朝都设有赈灾机构，而且遇到紧急情况还开仓放粮，包公不就干过那样的好事吗？如果那时有报纸的话，端着稀粥的百姓，一定含着热泪说：“还是封建主义好”。

不仅封建社会，原始部落时期也莫不如此。大禹治水就是明显的例子。可惜甲骨文还没有记录得那样早，不然郭沫若之流一定会发现，那时黄河沿线的饥民，红着眼圈说：“还是原始社会好”。

农民与黑奴

当前中国农民的地位低于美国上世纪五、六○年代黑人的地位。因为上世纪五、六○年代以前的黑人虽然是被“隔离”的──类似于中国的城乡二元对立──但至少和白人是有着表面上的平等的。因为种族隔离的依据是《独立宣言》中的“分离并且平等”。在这种规则的制约下，你可以说这是“事实上的不公”，但你无法否认一个契约社会给黑人提供的“机会平等”。不错，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公共车上，黑人不能坐白人的座位，可白人也不能坐黑人的座位；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区，黑人孩子不能到白人的学校就读，可白人也不能到黑人的学校就读。可当代的中国农民在分房、养老、医疗、保险、就业等诸多方面连表面的“机会平等”都没有，难道“歧视”还有比这更明显、更赤裸裸的吗？

因而，中国需要一批理想主义者，拿出当年美国北方自由主义者解放黑奴的勇气来关注和解决农民问题，靠夸夸其谈或躲在书斋里挥拳揎袖肯定不够。

制度与腐败

对于权力可能造成的腐败，东西方的开国者们都意识到了，但对这种腐败的来源及解决方法，思路却完全不同。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考虑到权力会对人的品质构成腐蚀，因而必须设计一种互相制约的内部规则来防止和杜绝腐败。但东方的开国者们却并不担心来自自己制度本身的腐败，口口声声扬言要防止的是来自于权力外部的“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并声称只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不骄不躁”的作风，就会万世太平。这就使后来的贪污腐败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痼疾，而且失去了自我修复、自我反思的可能。你说我腐败，是的，可这不是由我的制度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你们，“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带来的。我所要做的不是修复我的制度，而是给我们的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正好把你们作为反面教材──你看，“资产阶级”不仅坏而且狡诈，连“炮弹”也是拿“糖衣”裹着。

“性恶论”与民主

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对人性不信任的基础上，而先秦法家的“性恶论”却没有推导出民主与法制，倒是加固与强化了一统专制。何也？立场使然也。荀子、韩非只知人民“性恶”而不知君王“性恶”

也。他们只知道百姓趋利避害，逸好声色，故要严刑峻法来制驭，可君王“性恶”呢？他们没有说，也不愿说。

其实，人性即使是恶的，也只有借助权势才可以肆无忌惮，毁家危邦。比如，邻家张寡妇“性恶”，顶多偷两颗土豆，摸一点地瓜，养两个汉子，可君王要“性恶”，那祸害就远远不只如此。

神话与民主

从对神话人物的想象中，可以推测每一个民族现实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创立了自己的“城神”（城市的保护神）：民主女神倍多和议会之神宙斯阿戈拉奥斯；而中国不用说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是现在也断然不会想象出这样两个维护个人尊严和权益的神。他们能想象出的，在天上是玉皇大帝，一个狭隘、自私、无能、颟顸的人间皇帝化身；在地下是阎王──更是一个粗暴、凶恶、反复无常、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家伙。

现实只给他们提供了想象玉帝和阎王的材料。

虽然当局一直决口不提文革那段黑暗的历史，也打压国内有关文革的非官方研究，但是总有有良知的人在默默记录研究和整理那段历史。《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就是整理那段黑暗历史中闪光思想的一本珍贵的文字记录。编著者徐晓、丁东和徐友渔都是是从文革非理性暴力的见证人和研究者；徐晓先生曾在文革中因卷入“第四国际”案而被关押数年；丁东先生长期以来以整理研究文革中思想史而著称；徐友渔先生虽然是研究哲学出身，

徐晓 丁东 徐友渔主编 《遇罗可遗作与回忆》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

但长期以来一直致力研究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并著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其演变》等多部具有深刻反思意义和历史研究文本价值的著作。这本书除了收录现在我们熟悉的遇罗克著名的那篇《出身论》之外，还有当时遇罗克以“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所写下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以及当时部分红卫兵小报驳斥《纯身论》而作的一批文章。此书中还大量的运用了一批国内外的非官方文革研究学者的文章，如北京大学国政系印红标的《遇罗克和他思考的时代》，美国狄金森大学研究员宋永毅的《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等在国内难得一见的作品，更有曾经在文革前因组织“太阳纵队”文学社、著名画家张仃之子张郎郎写的《我和遇罗克在狱中》，遇罗克的妹妹、因写《冬天的童话》而出名的旅德作家遇罗锦写的《乾坤待我重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等一批感性直观的回忆性文章，这些文章也为本书添色不少，从而使本书更具有非凡的文本研究阅读和史料研究价值。

出身这个词组对于70后出生长成的一批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生命意义，而在文革乃至前文革时代，这是一个可以决定个人生存状态的关键词组。在这一时期内有千千万万的人因为出身的原因被侮辱殴打甚至被虐杀，我们现在能够从文革后的揭露文字中清楚的看到，文革运动中几次大规模的虐杀平民的记录都是与出身有关，如1966年8月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红卫兵虐杀事件，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在北京发生的“大兴县杀人事件事件”，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在湖南发生的“道县杀人事件”，1968年发生在广西的“宾阳惨案”和“四·二二屠杀事件”无一能够逃脱与出身问题的根本干系，广西“宾阳惨案”和“四·二二屠杀事件”表面上看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与“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的夺权斗争，而实质上广西在屠杀平民时候都是以出身问题来宣判被害人死刑的，屠杀“四·二二”派成员的罪名也是以“反共救国团”“反共救国军”等虚妄的捏造罪名诬陷其出身然后虐杀。

而在这近代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上的时候，遇罗克——一名年仅24岁的青年工人，文革初期，他基于对“出身”“成分”“贵族与贱民”的深切感受以“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先后撰写出了一系列充满睿智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文章，而《出身论》则是他这些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力作，这篇文字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论证出唯成分论即“血统论”的荒谬，逻辑严密。即使在“出身”这个论题在早已不是一个被人所主要关注的今天读来仍有令人击节赞叹之处。它可以说是中共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遇罗克撰写《出身论》等文章，向陈旧却有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着极强地位的血统论宣战，义无返顾的为受血统论歧视、压迫的族群争取平等的权利。他在文章中毫不含糊地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作用的决定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劳资超过了一切。”遇罗克强调家庭出身不同与“成分”，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针对当时流行的种种貌似公允实则歧视的做法，他说“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后来一系列的文章中，遇罗克无时无刻不在为平等而呐喊，并提出了最有价值的命题：平等。即所有的人类生命族群在就学、就业、个人发展、人格尊严、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应当享有一律的平等权利，它不应因为家庭出身不同而有所区别，所有的差别只存在于后天的努力。在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他的这种观点注定要遭受到来自个方面的指责、冲击、反驳甚至辱骂，无论是鼓吹血统论狂热分子的老红卫兵还是以维护基层党委和工作组为特点的“保守派”，此二者在家庭出身问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承接关系，而在反对遇罗克《出身论》时也不遗余力，如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等当时著名的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

遇罗克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平常无奇，甚至是人人皆知的常识。而在文化大革命“红八月”中具备这种常识的人并没有几个，更不用说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浅显的语言来诠释这种常识 ，并将其公布于众。这不仅仅是勇气，更多的是对历史逆流的反叛和说出常识的声音，希望这种反叛的真理和常识的声音能永远贯穿我们的思想思维以及行动中，点燃黑暗中的那一点光明。

──读张戎女仕「鲜为人知的毛」有感

原题：从内部攻破堡垒

感谢香港「开放」出版社金锺先生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之际出版了张戎女仕的「鲜为人知的毛」，让全世界华人读者都能够一睹曾经统治了我们中华民族长达四分一世纪、并给我们带来无穷灾难的旷世暴君毛泽东的庐山真面目，应该说这是中文出版界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一件大事。

看了张戎女仕这本书，使我想起了毛泽东共产党的两句名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家庭出身不能选择，革命道路可以选择」。

如果这本书是地富反坏右写的，共产党一定会说这是阶级敌人的「疯狂进攻」，是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有些读者可能会中他们的毒，对这本书有了先入为主的疑虑；可是，现在作者是名副其实的中共高干子女，是中共法定的「红五类」、「革命事业接班人」，共产党还有什么话说呢？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张戎女士就是从内部攻破堡垒的时代英雄。

我也和「开放」杂志责任编辑蔡咏梅女仕在其「从家庭悲剧走向历史真实」一文中所说的一样，读这本书前，对由一个高干子女执笔书写毛泽东是否客观真实有怀疑，因为人总是有他的局限性，也就是毛泽东共产党一贯强调的阶级性。要彻底地揭露一个划时代暴君的真面目，而这个暴君正是自己父辈曾经抛头颅洒热血投身的一场大革命的领袖，又是自己父辈安享革命成果封疆拜官时的开国皇帝，自己本人和兄妹们作为八旗子弟多少也曾经沐浴在皇恩浩荡之下，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彻底地抽身而出，才能做到客观真实。读完了张戎女仕这本书，由衷地佩服她，她真正地做到了！这就是毛泽东共产党所说的「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

历史会给张戎女仕和她的「鲜为人知的毛」记下应有的一笔，所有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人都不能忘记她和她的书。

此前，我曾经阅读过张戎女仕的处女作「鸿──中国三代女人的故事」，当时是为了写作自己的平民回忆录「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作准备，参考别人的写作经验。老实说，对张戎女仕这本书印象不是太深刻，因为当年高干子弟的回忆录多不胜数，大多是回忆「老革命」父辈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冤屈，他们所切齿憎恨的不过是林彪、「四人帮」而已。对造成数千万同胞含冤而死的共产暴政只字不提，对罪魁祸首毛泽东仍然视若神明，更加不用说去探讨造成这种民族大灾难的根源了。这些年来，我在大陆见到不少当年六十年代的大学同学，以及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对我说，看了这些高干子女，比如罗点点回忆罗瑞卿、陶斯亮回忆陶铸、刘少奇子女回忆刘少奇的文章等等，都很反感，因为他们完全回避了父辈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因此，我在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

「至于那些大人物的回忆录，早已是汗牛充栋，一片歌功颂德之词，与我们所经历的真实历史相去甚远，甚或常有阿??奉迎之词，令人恶心。于是看见什么「我的父亲XXX」、「XXX在XX年代」之类，就本能地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及至一些高干子女悲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迫害」，比起他们曾经长期享有的特权，比起平民百姓所受到的摧残、不过是无病呻吟而已，在被他们父兄的党迫害致死的数千万冤魂面前，他们及其父兄应做的是忏悔和赎罪」。

让我们先看看罗瑞卿是如何残杀我们的同胞的：解放初期，主持「镇反」和「肃反」运动的正是中共政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按中共党史的说法，运动从1950年「双十指示」开始到1953年11月结束，长达三年，分三个阶段：50年10月开始大张旗鼓和迅速捕杀；51年5月收缩范围；52年深入调查。期间195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大城市应当「严厉地大规模地进行镇压反革命」，要求各大城市大杀一批「反革命」。

据中共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载：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名义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共二十一条，其中属于判死刑的竟有十条十七款之多。1951年1月21日，毛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今年一年内恐怕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气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为了实现大杀快杀，毛三令五申，3月18日电令各地：「必须认真研究，周密部署大杀几批，才能初步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中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肃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

读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眼前彷佛出现了一个嗜杀成性的杀人恶魔！旷古至今，还有哪一个暴君会如此残忍地下令杀人而毫不知耻，毫无怜悯之心？中国历史上杀人如麻的黄巢、张献忠都只有自叹不如，世界史上恐怕只有希特勒和斯大林可以和毛泽东媲美！

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强调镇压。罗透露1948年至1955年共有400万人被镇压。罗已经够「极左」的了，毛泽东还嫌不够，1951年他仅因为写了一个关于镇反的例行报告予上级政府部门政务院办公厅秘书长陶希鲁，即惹起毛泽东的不满。在当年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罗瑞卿：「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危险的」。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杀关管二、三百万是非常必要的」。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50年至52年杀了70万反革命分子，之后三年又杀了不足8万」。中共公布截止52年底「消灭」反革命分子240万。

十几年后，作为林彪支持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交换条件，罗瑞卿被林彪迫害，跳楼自杀跌断腿骨，还被人装在箩筐里抬到现场批斗，共产党的自相残杀真是骇人听闻！此时的罗瑞卿确也值得同情，然而冥冥中似有天意，数百万被他害死的冤魂向他索命来了，也是冤冤相报。罗点点们在为其父哀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同时，有没有想到被你父亲经手杀害的数百万无辜冤魂？！请你想想看，每一个家有亲人被你父亲经手杀害的中国人看到你所写作的为你父亲鸣冤叫屈的回忆录时，会有什么感想？你可明白，造成你父亲和数百万被迫害致死的同胞灾难的源头祸根正是毛泽东！

再让我们看看陶铸双手如何沾满了两广人民、甚至他的同志的鲜血：1950年毛泽东认为当时主持广西工作的中共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剿匪不力，特派铁腕人物陶??去广西主持剿匪。1951年陶??电毛泽东：「广西歼匪45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批：「广西应该杀」！陶铸即在广西大开杀戒，许多无辜冤魂惨死刀下。之后，陶铸又再奉毛泽东令来广东主持土改，其后挑起「反地方主义」运动，无数名不符实的地主富农惨死在他的手里，两万多名他的革命同志被打成「地方主义」，被送去劳改，受尽折磨……。

广东因为是「新解放区」，土改开展得较迟。当时广东最高领导是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主持广东土改工作的是第三书记方方。他们根据广东华侨多，工商业较发达等理由，提出「广东特殊论」，要求中央同意在广东暂缓实行土地改革，并要求执行较温和的土改政策。据香港出版的报纸透露，时任全国华侨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亦同意叶剑英和方方的想法。廖本人青少年时期曾经在美国三藩市住过，知道当地在餐馆和洗衣店每日辛劳工作超过十二小时的广东华侨是如何省吃俭用，积钱回家买田准备回乡养老的。廖对香港来访的工商界人士说，广东老一辈的华侨很多是被「卖猪仔」卖到外国去当劳工的；有的人带一个小藤箱，检几件衣服就飘洋过海，出国谋生。他们在外国辛苦赚钱，回家乡买房置地，大多数是留作养老之用，不应该一律斗争没收，这样做会影响广大华侨同胞对新中国的观感。但是出身自湖南穷乡僻壤，从未出过国门的毛泽东对他邻省的特殊情况并不了解，更不知情，不明白广东众多海外华侨的实况。他偏听偏信，认为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土改落后，没有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不力」。于是派遣左倾干将陶??、赵紫阳来广东主政，主持土改工作。陶??一到，就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即是每一条村都要杀人才算过关。1953年2月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在广东全面铺开，粤西全区仅1953年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地主富农自杀者就有805人；至5月份自杀者共1165人，可见当时广东土地改革恐怖景象一斑。

五十年代末，陶铸赵紫阳在广东挑起「反地方主义运动」，向毛泽东谎报军情，说广东存在严重的「地方主义」，藉机将与他们意见不合的广东地方干部古大存、方方、冯白驹等斩下马来。当年陶赵主持广东反地方主义，省直机关、各地市县受处分的地方干部多达两万余人，绝大多数的地市级和省厅局级地方干部都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处分，有些甚至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许多人在劳改场命丧黄泉。就算是他们的「老同志」，为排斥异己也毫不留情，广东红军创始人之一古大存被陶??在广东省的党员大会上当众羞辱，强迫古大存当着几千名代表的面签下永不翻案的保证书，可见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

请问陶斯亮，你为父亲受到迫害控诉四人帮，那么直接间接地被你父亲迫害致死的数十万人又向谁控诉你的父亲？请想想看，在这样的历史事实面前，我的同学们、广东知识分子们以及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阅读了你回忆歌颂令尊陶铸的文章，会有何感想？

对比之下，我由衷地感激张戎姐弟以高干子女的身份，透过十多年不懈的努力研究，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父辈的领袖毛泽东真面目还原于世，让世人认识这个恶魔的本质，更让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思考，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会产生这样「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异类？怎样才能彻底铲除产生这种异类的土壤？怎样才能避免灾难重演？这就是张戎女仕这本书对中国民主运动的贡献。

 (写于13/9/06)

「开放」杂志06年10月号

－－电影《达．芬奇密码》评论

对基督教派别与教义历史有所了解的观众可能会知道《达。芬奇密码》的整个宗教观念是建立在诺斯底主义基础上的。但是，要求每一个观众对基督教历史教义与派别历史有了解，那是绝顶荒唐的。能够分清基督教含天主、东正、新教的广义与单指新教的狭义之区别，就十分不错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哲学贫乏的文化来说，有人能模模糊糊地知道“清教徒”等于“节俭乃至悭吝的生活观”，就十分不错了！！

诺斯底主义的基本教义，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两不两是”加上一个“女基督”──耶稣不是神、不是救世主，而是一个启示者、一个启示神奥秘的人；至于女基督的说法，则又与“邪教”有关了，中国的东方闪电派算是一个最现实的诠释。

应当说，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宗教题材的电影，主演者即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演得很一般。这应当是缘于题材之故。可能的情况还有，扮演一位历史学家需要太多的学养，而演员不可能短时间做到。

《达。芬奇密码》力欲粉碎耶稣的神性，把他凡人化，从而颠覆罗马教廷的权力基础。基于诺斯底主义的价值观念，也颠覆了父、夫二权，以耶稣的血缘关系“捏造”了一个他唯一的后人──电影中的女主人公。这个基于人类最原始关系──血缘的认可，具有巨大的世俗吸引力，而世俗吸引力恰恰是诺斯底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然而，血缘关系之于宗教的作用早已被耶稣本人否定，他只承认由信仰确立的“真亲戚关系”──在《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三章31至35节，清楚地表明了这点。

剧作家完全成了历史考据家兼解经专家，他没去理会耶稣关于血缘关系的定论，而是专心从《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六至13节耶稣特别垂爱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细节上演绎故事。这个马利亚倾心于耶稣的道理，不做饭食的侍奉而专心听道，最后把最贵重的香膏浇在了耶稣脚上。她不但将香膏浇在耶稣脚上，而且还用自己的头发将耶稣的脚擦干。

这是怎样的一种虔敬呢？！

四福音中都有这个细节的记录。这个细节不但引起了她姐姐──那个辛苦地做饭、干勤务的马大的不高兴，也引起了耶稣门徒的不高兴。

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是第一个见到耶稣被处死并埋葬后，墓穴竟然空了的人。

因为她的发现，耶稣升天从神迹转为了历史。

想象力非凡兼或有“异端”热情的作家，就把这个马利亚“捏造”成了耶稣的情人，并且是她怀孕了一个女孩──耶稣的女儿，使耶稣神圣的血液流传了人间。

《达。芬奇密码》之所以产生，完全是为了这脉血缘的传承。

不管虔信正宗的信徒多么反对，事实上，这样的故事不是没有发生过。虽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发生在耶稣身上，但那个12世纪在口才上颇象耶稣的阿拉贝尔却做出了如彼“风流韵事”。在我来理解，《达。芬奇密码》小说的创作，至少是对阿拉贝尔的借题发挥。

阿拉贝尔是最重要的经院哲学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隐修士。在成为隐修士之前，他和一位叫埃洛伊兹的17岁的姑娘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这多因于阿拉贝尔才华横溢所致，埃洛伊兹也因私下听他讲课而承受了家庭的压力。现在看来，这是一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未婚先孕的事情，但在那时却需要隐瞒。二人决定保守秘密，以免影响阿拉贝尔的事业。故事的细节自然无须多说，结果则是阿拉贝尔遭受了埃洛伊兹家族的报复，被阉掉了生殖器。可怜的姑娘也在给老师生下孩子后，被送进修道院。后来，她当过隐修院长，在66岁时，辞别人世。

阿拉贝尔的吸引力确实是非凡的，欧洲各地的学生象虔诚的教徒拜神一样，涌向巴黎，听他讲课。而他所讲的，往往又引起巨大的争议。

巴黎最高当局怕引发骚乱，下令禁止阿拉贝尔在法国土地上讲课。阿拉贝尔就离开土地到树上去讲，学生们就在树下听课；法国又禁止他在空中讲课，阿拉贝尔就到船上去讲，学生们就在岸边听。

这个故事近乎荒诞？但重要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河流，肯定不能太宽，也不能水流湍急。现在想来，大概就是一个小河汊子吧！

被神化的哲学家、思想大师就在小河汊里产生了！

如果非要从《圣经》上找到这样的事例，看一看《新约。使徒行传》第14章11至18节就够了。不过，阿拉贝尔远没巴拿巴与保罗那样虔敬、拒绝被神化，不但愿意享有学术声誉而且更愿寻求性快乐。

阿拉贝尔后来成了隐修士、世界上最早两大学之一巴黎大学的教授，现在他也又有幸成了今世作家的一个素材人物。

我拥有信仰，但无法指责艺术。至于抹大拉的马利亚是否真地为耶稣留下了一个女儿──这样的史实，对我来说，无力去考证，并且《达。芬奇密码》小说作家从来没宣称这是一件史实。他试图以文学颠覆宗教，但到目前为止，两者之间还相安无事。没有任何一个基督教狂热到把他当作“异端拉什迪”的程度，在另一端来说，伊斯兰教狂热分子对拉什迪的追杀，并没能阻止《撒但诗篇》的流传。发生在美国的五年前的“9.11”事件充分证明了拉什迪的心智，现在，法拉奇的愤怒也随着她生命的终结而消失了。剩下的问题仍然是：在我们拥有宗教的生活中，应当如何避免宗教极端与狂热。

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应当效法巴拿巴和保罗，撕开自己的上衣来阻止极端和狂热。之于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会相信诺斯底主义教义，但是我也没有先入为主地拒绝了解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观点的“清高”与所谓洁净。

史怀哲“污蔑”了我的神，他说耶稣是“一位第一世纪被自己幻觉所愚弄的启示文学家”──即历史上真实的耶稣如此，但我的理性告诉我：耶稣所说的神国不是谎言，不是盼望的失空，而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观察长度的问题。

死在一世纪的伟大先知们也许他们根本不相信要经过300年时间，基督教才能在罗马帝国合法化。300年，谁能活300年？人吗，毕竟是有限的！

（2006年10月6日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有全国经济“首都”之称的上海，其第一把手、将满60岁的陈良宇终于“栽了”。9月24日起，这位“大哥大”正在接受中纪委的审查。

中纪委初步的调查显示，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32亿人民币）、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较为讽刺的是，陈良宇被审查前40天，还在市委、市政府召开大会强调：“反腐倡廉一刻也不可放松。”

最近一个月来，我们清楚地看到，上海社保基金案，拉开了三个小序幕和一大序幕：

◆序幕一：土地腐败攻坚，牵出周正毅、刘金宝案；◆序幕二：社保大案撒网，巨富张荣坤、社保局长祝均一被查；◆序幕三：兵临城下，陈良宇前秘书秦裕被查。

◆最后，大幕开启：上海“一哥”陈良宇等待审查。

接着，还有几个悬念值得关注：

◆悬念一：周正毅会进香港监狱吗？

◆悬念二：反腐促进地产新政，房价全面下跌？

◆悬念三：下一个被牵出的是谁？谁是他的最大的后台？

恐怕陈希同要叫陈良宇“大哥”

陈良宇是继陈希同之后出事的又一位政治局委员。

今年3月，陈良宇就对中外记者放出这样一个信息：“我的职务都被换了好几次了。”其言外之意，就是他的政治地位不可动摇。现在好了，似乎在陈良宇“同志”看来本不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

在当下“书记为党天下”的权势时代，谁能够监督一把手呢？陈良宇之后，接任代理书记的是今年51岁的韩正，但是谁又来监督韩正呢？

上一次政治局委员出事，是在十几年前，不同的是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是市委书记，又都姓陈，他们是冤家路不宽了。

至于陈希同，北京市民有不薄的评价，比如在历任的北京领导人中，陈希同书记也确实干了不少事，修好二环、三环，成功举办亚运会，能力有目共睹。但至于高官贪污腐败，有权有势的人几乎都是贪官，都搞腐败。尤其权力越大，贪污和腐败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官至书记一把手，恐怕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是一样，书记专权，没人能管，更无人敢管。

没准，论腐败，陈希同还应该叫陈良宇一声“大哥”。

书记之党天下，就是如此之可怕！

陈良宇其人

陈良宇书记是江泽民书记的部下，又是朱镕基书记、吴邦国书记、黄菊书记的部下。从他的简历上不难看出，他已经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了21年了，可谓“资深”。

1992年1月至9月，陈良宇还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镀金”学习。当年12月，陈良宇已经是上海市委副书记了。

2006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举行110年校庆，交大毕业的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市委书记陈良宇陪同下返校，校方不但打出“江主席您好”

标语迎接，更以“总书记”称呼。江、陈两人高调公开活动，显示上海帮之“第一把交椅”江泽民的影响力仍在。陈良宇作为“江系人马”，稍早就传将调离上海，但似乎是在“老大哥”江泽民的力保下，地位已稳固。“朝里有人好做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中，排名第六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黄菊，自2006年春节前就在多项公开亮相活动中缺席，引来舆论猜测。黄菊被视为所谓“上海帮”的“大哥型”重要人物，外界一直盛传胡锦涛有意改组上海领导班子，把黄菊在上海的继任人、现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调进北京，可一直得不到要领。至到9月24日，这位书记才栽倒，多么不容易。

上海这个地方太闭关自守，容不得任何批评

2006年3月15日，台湾人权新闻社的拉平记者周幼非在温家宝总理的中外记者会上提问时，批评“上海的水简直不能喝”，由于电视台现场直播，令上海市政府尴尬。于是，上海市政府除透过发言人公开表明水质符合饮用标准外，还进一步了解到底这名记者何时到过上海。

根据上海市台办新闻处的资料，这名人权新闻通讯社的社长周幼非（又名周自立），却没有发现正式申请到上海的纪录，所以陈良宇可以想当然地以为周记者是“信口胡言”了。

记得2004年7月份，上海遭受一些暴风雨袭击，12条高压线被风刮断，引起局部地区停电，“只有六个区出现人员伤亡事故……现在看来，这七人死亡纯属自然灾害造成的意外”，当时的书记陈良宇“指示全市各部门、各区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按照预案落实防范措施……确保社会持续稳定”，却没有介绍这七名死难者是否真正的“意外”，应该如何赔偿，如何亡羊补牢，如何追究领导责任？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是不会刊登的当地的报纸上的，因为上海的领导人和全国的领导人一样，喜欢报喜，不喜欢报忧。

陈良宇的大话

早在十年前的1996年，当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言不惭地唱高调“应该牢记的，不能淡忘”。他一口气说出很多“名人名言”：有些老话还是要讲，不仅要讲，还要反复讲，一直讲到共产主义。因为它是真理，常讲常新；不讲就容易离谱出格。

譬如，马克思、恩格斯100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党人要与传统的私有制度、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又譬如，毛主席谆谆告诫的，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再譬如，刘少奇同志论述的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总理反复说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还有，干部群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说的，要重视自己头脑中的两种思想斗争。“无产阶级思想松一松，资产阶级思想就攻一攻”。这些马列经典作家的教导，老一辈革命家的名言，富有哲理的民谚俗语，很耳熟。但似乎有一段时间听不到了……这些老话不能不讲。小平同志强调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江泽民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就是要我们讲马列主义，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讲我们党的致胜之宝。

再如，2006年9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这样报道陈良宇主持市委常委会的一次公开讲话：要严格贯彻中央精神，严肃组织人事纪律……

要按照中央要求，对违反“八个不准”，在换届期间“跑官要官”的，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还要严肃批评并记录在案，情节严重的要进行组织处理；对搞封官许愿或者为“跑官要官”的人说情、打招呼的，要严肃批评，造成用人失误的，要追究责任；对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要坚决查处，已经提拔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换届前突击提拔干部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违反规定作出的干部任用决定一律无效；对受贿卖官的，要依纪依法严惩，对行贿买官的，一律先免去职务，再按规定处理。凡是本地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行为查处不力的，要追究党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充分运用好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切实提高选人用人水平，把干部的本质、主流和发展潜力了解清楚，防止考察失真、“带病上岗”和“带病提拔”。

陈良宇的可笑就到此为止了，陈良宇也怪不得别人，只是他自害其命。不过陈良宇中纪委的《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告》只是“初核”，下面还一定有最终的结论，因为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反腐败斗争必是一场恶斗”，陈良宇名字后面的“同志”恐怕就要摘掉了。

因为他们这样的“同志”，口头上反腐败所谓“一针见血”，就是对待别人可以，对待自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陈良宇推荐反腐败电视剧《故事，2001》的“寓意”

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上海顺正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一中共党员潘顺强致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陈良宇，对在私营企业法定代表人范围内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一些建议。

陈良宇收到来信后即作了所谓的“重要批示”：“私企党建十分重要。电视连续剧《故事，2001》描述了私企中党的基层组织有效的工作，讴歌了基层党员干部的模范表率作用。剧作者的创作热情和探索精神，应予肯定。”后查找，被陈良宇肯定的这部连续剧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上海支部生活》杂志2003年第一期刊登了它的故事梗概：上海东区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有三个一起长大的“赤膊兄弟”，其中一个兄弟罗伟坚决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支持民营企业家发展，提出新“两个凡是”：“凡是符合‘三个代表’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凡是不符合‘三个代表’的就坚决纠正。”最后，所谓的正义战胜了所谓的邪恶，党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又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坚强后盾。

1993年3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公开提出所谓人事组织部门的工作总原则“管少，管精，管好，管活”，“上级党委主要管好党政一把手，把主要精力放在选好党政一把手上”。今天发现，恰恰是陈良宇这个一把手，没有管好自己的人，一下子抓了那么多腐败分子。

1994年，陈良宇又提出“对干部要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再教育”，因为

“由于经济交往的大大增加，权力的下放，干部为党和人民办事的权大了，同时要为自己办事，也比以前容易得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各级干部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考验。如果忽视对干部进行世界观的教育就会出问题。从现在反腐败斗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一些干部出问题，并不是由于‘一念之差’，而是由于他们平时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事实上，陈良宇就已经放松了对自己的监管了，为所欲为了。

1994年9月，陈良宇称“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不仅要看政绩，还要看政风”，比如

“当部长的，是不是有好的部风，当局长是不是有好的局风，当区长是不是有好的区风，或者是区委书记，有没有好的风气。有了一个好的风气，差一点的同志进去可以变好；有了一个坏的风气，好的同志进去马上变坏。这就是一个染缸……在某种程度上说，风气这个事情是无价之宝，是财富，而这个风气没有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没有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有的部门风气很正，在里面大家心情舒畅，很有凝聚力，有事情，一呼百应，象这样的队伍，在战场上，就是能打硬仗。“

现在看来，由于制度低劣、腐败的问题，好人也会变成坏人，所以陈良宇张口便来的所谓“政府工作好坏应由人民说了算”等等，都是空话、官话、废话，只要制度不能监督和限制权力膨胀，他们就为所欲为，腐败透顶，任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承诺都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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