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结集了清史专家阎崇年央视百家讲坛讲稿的《明亡清兴六十年》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与两年前阎崇年推出《正说清朝十二帝》获得读者一致好评不同，此次出版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一面市便遭到读者批评。有些读者指责阎崇年在诋毁明朝、称颂清朝。针对批评，阎崇年表示，他一直坚持用严肃的态度讲史，不会刻意美化或丑化某个朝代。

自党魁胡锦涛颁布道德新训诫“八荣八耻”以来，“六四”后一直纵容文化娱乐化的官权突然转向，以遏制“不正之风”为借口，开始对文化市场进行大规模整肃，意识形态衙门先后出台了多项文化禁令。

最近，广电总局开始整顿家庭伦理剧，凡是涉及婚外恋等争议话题的电视剧，将被逐出黄金档。此前，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和广电总局先后禁止过主持人的方言腔和港台腔，禁止过国外动画、涉案剧和古装剧，禁止过网络视频短片；2005年火爆海内外的“超女”，虽然未被全禁，但也遭遇了诸如年龄、评委、内容和形式的多项限制。

针对兴起于网络的“恶搞”，广电总局将颁发互联网视频的管理条例，规定任何人在互联网传播包括短片的视频节目，都必须接受广电总局的监管。为了给该条例的出台造舆论，8月10日，中央级喉舌《光明日报》已经在举办“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邀请诸多御用专家围剿“恶搞”。与会专家冠冕堂皇地声言：“对严肃保有敬畏，对崇高保有敬意，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体现，尤其在未成年孩子心中，不能让崇高感沦丧，立法对’恶搞’等行为进行规范非常必要。”

官权意欲禁止“恶搞”，与网络怪才胡戈自创的网络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有关，该片以调侃的方式批评电影大片《无极》。当然，在网络“恶搞”中，既有极具才华、富于智慧和思想深度的幽默，也有非常肤浅、不负责任的宣泄。胡戈的“恶搞”是前一类的上品，充分体现了网络平台对国人的精神创造力的挖掘和激发。

胡戈具有真正的游戏精神和不错的网络技术，他把严肃的问题意识融入搞笑之中，视觉形式上颇有创意，“馒头血案”真好看，也真让人笑。所以，一上网，就受到广大网民的热捧，自然也引起名导陈凯歌的强烈反弹。小人物胡戈和大导演陈凯歌的PK，甚至演变为对簿公堂，一时间变成最火爆的文化热点，胡戈也在一夜之间变成网络名人，他的“粉丝”甚至超过老名流陈凯歌。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官权对“恶搞”封杀，今日民间不再是听话的羔羊，而是敢于说“不”的逆子，网上的主流声音是声援民间“恶搞”而反对官权的禁止“恶搞”。反对的主要理由是：1，从国民权利的角度讲，网络恶搞属于言论自由，禁止恶搞是践踏言论自由；2，从社会效果上看，恶搞的主流是挑战霸道的权威，颠覆官方正统，解析伪崇高谎言，是寓教于乐的思想启蒙，对中国文化的进步是利大于弊。

处于“恶搞”旋风中心的胡戈先生也不再沉默，继他的短片“馒头血案”风靡网络之后，他反抗官权的网文《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再次风行各大网站的BBS.他在文中以红色经典《开国大典》油画为例，对民间恶搞和官方正搞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对比分析。创作于1952的油画《开国大典》，因官方政治需要而被正搞了四次，每一次都要对油画的历史原貌进行篡改。1954年搞掉了画面中的一位政治人物，1968年又玩弄掉包手法，搞掉一位而换上另一位；1970年再次被正搞，要求再擦掉一个人。无奈这油画已经被搞两次，再搞难度很大，只好放弃篡改而改为临摹一幅。从此，临摹画取代了原画的位置，而原画被丢进仓库。1979年，这幅画第四次被正搞，“这次’搞’的要求听起来就很’搞’：把这幅画恢复到第一次被搞之前，也就是恢复原貌。原作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家属不忍再糟蹋原画，所以最终还是请了画家来临摹。”

胡戈得出结论说：民间恶搞红色经典，不过是玩笑，读者不会信以为真；而官权正搞红色经典，却是基于政治需要而肆意篡改和歪曲历史，其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最容易误导读者。

近年走红的青年作家韩寒也写出《禁止恶搞才是最大的恶搞》的网文。他反对禁止恶搞的理由非常简单：我可以不赞成你的恶搞，但我要捍卫每个人恶搞的权利。他说：“恶搞就是公民的一种自由表达权，当这种自由表达并不触犯法律的时候，任何人都有恶搞的权力。……正如说话是人的自由表达权一样，任何人都可能说出反政府反人类的话语来，但绝不能让任何人在说任何话之前都去申领一个’说话许可证’.以条文的形式禁止恶搞，事实上正是对法律赋予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权的恶搞和亵渎！”

是的，在“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中国，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清“文字狱”再到中共的“割喉”，禁令文化的传统延绵两千多年。每个朝代的意识形态统治，都是建立在正面灌输和反面禁令的基础上的。直到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的今天，虽然言论自由和多元包容已经成为普世的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在物质生活上日益现代化的中国，政治和精神仍然停留在前现代野蛮阶段，其最醒目的标志就是禁令横飞。

这种以行政法规为主的当代禁令文化，虽然具有依法行政的外观，但实质上是恶法治国，是滥用权力的人治传统。因为，中共衙门还是把文化娱乐市场当作自家的禁地，纵观这些衙门发出的诸多禁令，像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一样，大都是只有处罚而没有救济，只有政治正确而没有程序正义，只要求国民义务而不尊重国民权利。从道义上讲，它是公权力对国民人权的肆意侵害；从社会效果上看，它是对精神创造和多元价值的无情扼杀。

在我看来，要说对中国的恶搞，中共才是最大恶搞之源。它通过暴力革命恶搞到了政权，再利用话语霸权把恶搞变成正搞，把奴役称为解放，把禁言说成净化，把强奸民意说成自由恋爱。

即便抛开民间权利觉醒对官权禁令的反抗不谈，仅仅从文化产业的经济利益出发，“文化判官”的发号施令也实属愚不可及。在价值观和欣赏趣味日益多元化的今日中国，文化娱乐市场已成为赢利颇丰的行业，再霸道的禁令也很难落实。因为，媒体的生存和赢利，远比官方的“道德正确”更实惠，也更重要。

首发BBC

学渊评：世界已经进步到用“CT扫描”来治病了，中国的封建文人冼岩，还要用“阴阳八卦”欺骗海外族众，这会他说胡锦涛破了陈良宇，是“江泽民忍痛散上海帮”，与“邓小平挥泪斩杨家将”可相比拟，然后他又说此前共产党“的前景无非是’等死’与’找死’之别。

这次的陈良宇落马，……一举破解了反腐、移权这两大困局，给国人以新的希望“。我们只须反问，当初邓小平”斩杨家将“是为了保驾江泽民，”囚陈希同“更是借口治理腐败，为什么又都没有把共产党从”等死“或”找死“的”死局“中救出来呢？为什么共产党反而更加制度性地腐败了呢？冼岩就一定无言以对了。

再说，邓小平认定“三权分立”不可行，是因为它“议而不决，没有效率”，我们反观胡锦涛接班四年，“等死”了四年，才整肃了一个陈良宇，才有了一个起头，这又算是什么效率呢？冼岩假借民意说“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能够走一条稳妥、渐进之路，既克除陈腐之弊，又不轻涉动荡之险”，因此我敢大胆断言，鼠弱之辈胡锦涛断不敢动陈良宇的一根汗毛，陈良宇断不会有陈希同的牢狱之灾。处理陈良宇也应该“依法行事”“公开审理”“无罪推定”，否则胡锦涛就还有诬陷之疑。所以海外舆论大可不必为“等死”的共产党胡锦涛来叫好。

冼岩：邓小平挥泪斩杨家将，江泽民忍痛散上海帮

去年陈良宇在中共会议上公开质疑胡温“宏观调控”之时，笔者即作《胡锦涛的风险，江泽民的机会》一文，指出上海帮的风险──要化解（两虎相争、天行二日的）困境，唯有江胡联手。由于胡锦涛是台前领导人及未来责任人，所谓江胡联手只能是江泽民效壮士断腕，大力约束旧部亲信，甚至不惜让胡锦涛杀猴立威。这当然需要足够的胸襟胆识，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做的：为保江泽民一路平安，邓小平挥泪力折“杨家将”。笔者认为今日江泽民也有此胸襟胆识，为了大局，他也会这么做，而且已经在开始这么做；只是其间的分寸火候，仍在斟酌。外间盛传的胡曾联手，实质即江胡联手。一些江系人马（所谓“上海帮”）不知风云将骤变，仍然在争相表现，必然沦为被枪打的“出头鸟”。

果不其然，此次陈良宇在上海落马，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堪与当年邓小平的力折“杨家将”相媲美。它同样意味着中共权力交接的真正完成，标志着江泽民真正的全面放手，胡锦涛地位的真正稳固；而几年前党代会上的职位转移，其实只是权力交接过程的一部分，也是其最容易的一部分。如果交接只到此为止，那么随时都可能发生反复，因为其时老一代并未真正放心，也没有真正放手，他还保留着随时可以“翻盘”的资本。国之政权在过去被称为“神器”，老一代在交印之初对新一代不放心，需要考察一段时间，这很正常，当年邓小平也是如此。但在考察满意后，就要勇于放手，否则新一代核心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整个政权系统将陷入“双核心”的尴尬──这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集权体制的最大危险，百多年前的戊戌之变、十多年前的六四之险，都是这样产生的。

这种“放手”，需要极大的胸襟与勇气。盖因权、位、势、利，是联在一起的，“放手”即意味着真正放下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退下来做另一个“我”。其难度颇可等同于佛家的“断执着”、道家的“过关”。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得此关。纵然理智上明知为党、为国、为民须当如此，但又有几人能够不惜自弃既得利益、自折羽翼？何况还有亲朋戚友的请托之殷，依赖之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无疑都值得敬佩。

邓小平以罢黜杨家将、江泽民以法办陈良宇的形式向世人表明他们已过此玄关，他们理当赢得世人的敬重。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较多，对人性的要求较低；而集权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较少，对人性的要求较高。对于中国来说，幸运的是，改革年代的两代领导人都经受住了这一人性与制度的考验。

只有被某种“媒体话语”洗脑的人才会相信，陈良宇落马是“胡对江的战争”。熟悉中共权力结构的人不难明白，没有江的首肯，这种“折其羽翼”的事不可能发生。笔者敢预言，接下来发生的将是由喜贵离开中央警卫局，以保证在十七大上胡锦涛时代的全面奠定。

在上海市三十二亿社保资金挪用案暴出后，笔者即撰文《刘淇、陈良宇、张立昌应该引咎辞职》，指出陈良宇应该因此案而引咎辞职。现在，陈因涉案而被撤职查办，确实令人振奋。这说明这个党仍有希望，无论是在权力更替等自我更新方面，还是在反腐的决心意志方面，此举都出于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料。当今之世，希望与危机、挑战并存，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能够走一条稳妥、渐进之路，既克除陈腐之弊，又不轻涉动荡之险。这样的路，只能寄希望于执政党的自我更新。在此之前，中共反腐则“刑不上大夫”、官场权力私有化却渐成气候，确实令人对未来难有信心；循此而下，中国的前景无非是“等死”与“找死”之别。这次的陈良宇落马，有如一声惊雷，令外间对执政党、对当政者耳目为之一新。此案突破了十年来的官场陈迹，一举破解了反腐、移权这两大困局，给国人以新的希望。

但愿天公重抖擞，更希望这一“良治”的势头能够保持、延续下去，则国之大幸，国人之大幸！

泰国军方趁政府总理他信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发动了政变，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于20日凌晨5点多在新闻中心页面的焦点位置刊登了此次政变的大量图片，海外各大媒体也均在显着位置刊登了有关此次军事政变的消息，一时间，泰国的政局令举世为之瞩目。在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的严格要求下，国内各新闻媒体对于各种信息的发布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必须遵循苛刻的取舍标准，稍微带有“敏感”信息的新闻都难登官方媒体的“大雅之堂”，当前的这种舆论现实可谓是有目共睹。一直以歌功颂德和新闻封锁而着称的中国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非常注重新闻的“适用价值”，很多被自由媒体视为大新闻的重要事件极有可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被封杀得无影无踪，而泰国的此次军事政变却出乎意料地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官方媒体的特别重视，这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中共当局心态的揣度。

中国共产党所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号称“人民民主专政”，而且有着庞大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但军事政变的威胁却一直未曾消除。当年的林彪因为暗中策划推翻毛泽东的政变，后来形迹败露而不得不抛尸蒙古温都尔汗。林彪死后的中国政局更是波谲云诡，原本被铁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因为权力根基尚不稳固，其“先帝”便驾鹤西去，所以被邓小平提早赶下了政治舞台。虽然邓小平并不承认他是以政变的方式夺取了最高权力，但他的夺权行动实为政变却无可厚非，和其他政变不一样的是，他当初得到了民意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在“6.4”事件之后虽然将权利平稳交给了他的继任人江泽民，但江泽民的上任并非就是一帆风顺，陈希同和“杨家将”对他的嫉妒时刻都有可能威胁到他的位置，据传，杨尚昆等人就曾准备策划过倒江政变，虽然此事现在无法证实，但从他们几个后来的结局来看，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自从江泽民将党政军权相继交给了胡锦涛，外界一直都在盛传江泽民有心恋栈的消息，更有人猜测江泽民会发动军事政变重新回到中共的权力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因为虽然胡锦涛已经位高权重，但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尚未确立，而现在军队中掌管实权的几乎都是江泽民的亲信。今年的《江泽民文选》高调出版被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并非胡温心甘情愿的举动，而是考虑到上海帮人多势众而无奈妥协的结果。在《江泽民文选》出版之前，国内诸如高智晟等维权人物虽然言行激进，但并未出现大的危险，而随着《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国内的一些知名维权人士便相继失去自由，这又被外界认为是胡温向上海帮妥协的新举动。网上有人断言，高智晟等人的命运将直接取决于胡温与上海帮的新一轮博弈，上海帮一旦重占上风，高被判重刑将毋庸置疑。在高智晟被捕以后，海外有论坛陆续发表了所谓“军中声音”的声明，该声明赤裸裸地呼吁中国的军队进行军事政变，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为何在之前没有这种“声音”出现，而偏偏在高智晟入狱之后才“惊现”于网络？而且，如果那真是“军中声音”的话，又怎么会这样大胆地透露出来？笔者曾在高智晟被捕之后看到过海外的一篇报道，其中称高律师能否获释取决于中共对抓捕他的利弊考量，所以，笔者估计，那个“军中声音”至多是几个人的声音而已。

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发展现实证明，靠暴力革命和军事政变所建立起的政权十有八九是专制政权，要实现民主，只能依靠温和、理性的非暴力举措。泰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出现军事政变确实令外界匪夷所思。据媒体报道，总理他信原定于当晚在第6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因此而取消，并宣布首都曼谷进入紧急状态。政变领导者陆军司令颂提中将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已经推翻了他信政府，控制了泰国的政局。泰国的军事政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谴责：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美国政府官员正在密切注视事态发展，但是目前做出局势判断依然为时尚早；澳大利亚对于泰国政变深表遗憾；新西兰政府总理海伦。克拉克谴责了这种以非民主方式推翻政府的做法；欧洲联盟呼吁泰国尽快恢复民主秩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政府更迭应该通过民主方式而不是枪杆子。泰国军方凭借其强大武装力量推翻民主政府的做法是对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公然挑战，可喜的是，泰国的民众并未因此而出现骚乱，社会秩序依然良好。

中国媒体在第一时间高调报道泰国政变的事情，在外界看来，当然不会是对中国军队进行军事政变的鼓动，而多半会看成是中共高层对军事政变的高度警惕。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统治的国度，因为官员的权力并非来源于民众，所以台前幕后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偌大的中国官场，虽然表面上呈现出“团结一致”的“和谐”景象，但实质上却是危机四伏，因为各种原因，在政坛和军队内部有颂提或者穆沙拉夫式的人物并不奇怪。泰国的军事政变必然会牵动中共高层的政治神经，连泰国这样的民主政权都无法得到保障，遑论极权统治下的中国？由此可见，对中共统治能够构成威胁的不是普通民众的依法维权和仗义执言，也不是他国的原子弹和所谓的“和平演变”，而是中共统治集团自己。民众既无心推翻中共，也无力抗衡中共的强大军队，打着“人民军队”旗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果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中共的政治前途将难以预料。而要避免政变的悲剧，第一要务便是实现民主宪政，可见，泰国的政变是给中国统治者敲响的又一记警钟。

2006年9月21日

首发《议报》第269期

在跛足改革造成的两极分化中，劳工工资偏低和社会福利奇缺，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有人将之归结为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市场化从来不是中国特色的两极分化的决定因素，而非市场的人为因素才是关键——独裁制度下的权力干预市场和按特权分配的结果。

本文所要谈到的垄断福利和特权福利就是这种人为结果之一。

我在《独裁制度的“合法腐败”》一文中，列举过八个方面的合法腐败。由于最新的材料不断披露，这个合法腐败的清单也将继续增加，近两年备受关注的垄断福利和特权福利就是典型的“合法腐败”。

一 垄断福利

近两年来，基于对两极分化的愈演愈烈的关注，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垄断行业的“双高”现象——高工资和高福利。这是特权支撑的“垄断福利”，主要涉及到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行业。

首先，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就连中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都不得不承认：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行业分组来看员工收入，2000年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其中的航空运输业年均工资21342元，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4535元，二者相差4.71倍；2004年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5052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6718元，二者相差7.52倍，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另外，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比如，北京市去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32808元，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年收入为：建设银行8.8万元，交通银行9.8万元，中国银行10.3万元。

再如烟草行业，浙江某地级烟草公司在编普通员工年收入18万元；河南省烟草公司职工的平均月工资最高可达14000元之多，年均工资也16万8千元。而支撑烟草业的烟农，就因为他们是烟草业中无权无势的最底层群体，所以，他们非但没有从烟草业的巨额利润中得到好处，反而大多数地区种烟叶还亏本，必须有国家的财政补贴农民才肯种植烟叶。即便是那些有收入的烟农的平均年收入，高的才五千元左右，低的只有上千元。18万与5千之比为36：1.（见《普通员工年入18万：烟草业奖金令人眼花缭乱》中国宁波网2005年8月18日讯）

今年，当局为了遏制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过大的趋势，官方媒体发出准备以电力行业为减薪试点的信号。据报道，不计算灰色收入而仅计算合法收入，电力企业的一个处级干部的年收入就高达30万－40万之间，一个普通抄表员的年薪也高达10万。而最为奇特的是，在中共发改委公布了《电力行业2005年运行分析及2006年趋势预测》报告中，垄断性的电力企业的经济状况总体看来却是：电力企业亏损有所加大，应收账款增加，负债率上升，经营状况有所恶化。2005年电力全行业亏损企业1280户，亏损额127亿元。于是，在媒体上展开了一场“为什么亏损的电力行业却能付起高工资”的讨论。

“垄断福利”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特权便利，比如，通信、交通、医疗、住房、渡假、旅游等非货币化优惠。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先生指出：在垄断性行业内部，有一个由来已久、群众意见很大却无可奈何的灰色概念——“垄断福利”。另一位委员宋绍华先生也指出：医院职工不挂号，铁路职工不买票……这些白吃白拿白占的福利，在各个垄断性行业的内部文件上都有明文规定。“”我倒想问一问这个‘惯例’，敲一敲这个‘福利’：谁给了你‘免费午餐’？！“

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集中谈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座谈会的新闻稿指出，现在，灰色收入已经进入“三化阶段”，一，谋取对象公款化。二，谋取方式“集团”化。三，谋取氛围“正当化”。也就是，周边如此，惯例如此，大家如此，使灰色收入逐渐变成被社会认可的正当收入或合理收入。

温克刚先生进一步指出：垄断性行业形形色色的福利，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的蔓延和扩散，隐含三大危机。首先，转嫁福利成本。垄断下的过高福利使一些行业亏损，它们就以亏损为由而不断涨价，涨价导致民众负担的增加，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其次，加剧社会不公平。每个垄断性行业都可以用特权为自己的职工谋方便，最终吃亏的是普通市民、农民等弱势群体。第三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垄断行业大都是暴利行业，但它的暴利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制度性垄断的结果；垄断行业的资产在理论上应该属于全民，但垄断福利却将大量额外好处量化给本行业职工。这无疑是另一种方式的国有资产流失。

二 无所不在的“特权福利”

中国是官本位社会，有权就有一切。官员们可以通过寻租而一夜暴富。即便官员不腐败，他们也可以享受高工资和特殊福利。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一直呈刚性增长趋势，中央政府已经出台了公务员月工资的新标准，科级3000元，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部级10000元，俗称为“三五八一”；而普通劳工的工资，要么停滞不前（比如，农民工的工资十多年来没有增长），要么一路下滑（比如，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平均工资已经降到500－600元），怪不得公务员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首选的职业。所以，公务员涨工资引发巨大社会争议。

与高工资相伴的是官员的高福利，这种特权福利涉及到官员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媒体逐步披露的“特权福利”起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公车腐败。2005年全国官员用车耗费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公车私用占三分二。

2，招待腐败。2005年全国各级官僚机构的招待费用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招待的方式也是花样翻新，吃喝之外，还有娱乐休闲旅游；娱乐休闲旅游之外，还有更刺激的招待——嫖赌。

3，出国考察腐败。2005年全国官员出国考察费高达2，500亿元人民币。

以上三者相加为7500亿人民币。也有人提出9000亿元的数字。

4，津贴腐败。官员们有五花八门的“津贴”，最基本的就有“通讯津贴”、“交通津贴”、“洗理津贴”和“住房津贴”。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以“高薪养廉”为借口，还向官员们发放“廉政保证金补贴”。

5，住房腐败。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官员住房情况的量化统计数字，但从所有曝光的腐败案中也能窥见一、二，几乎所有的落马官员都有多套住房，不仅给自家弄别墅，给子女弄公寓，到海外置房产，还要给二奶和情妇买房子。而且，他们的房子大都不是普通的住房而是豪宅。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某套豪宅，他居然从未住过；原河南省荥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有9套豪宅；原湖南郴州市市长雷渊利养了多名情妇、置下多处豪宅；刚刚落马不久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有五、六处豪宅；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黄金位置购买一座5层大楼。

6，特权医疗。据香港星岛环球网2006年9月19日报道，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近日炮轰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公平现象。他指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官员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四十万名官员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五百亿元。

而另一方面，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却看不起病。殷大奎透露，2000年，WHO进行了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在191个成员国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的188位；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

三 没有权利平等就不可能有公平分配

中国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及其弱势群体的贫困，主要不是因为人口庞大、资源匮乏和供给不足，而是因为独裁制度造成的民权贫困；财富分配的不公也不能归咎于单纯的市场竞争，而首先要归咎于权利分配的严重不公。一个不尊重国民权利的政权，也不可能消除特权阶层及其福利和现代贫困。

从垄断福利到特权福利，幕后黑手无疑是垄断权力。正是这只权力黑手早就了官权过大过强而民权过小过弱的社会格局；正是这种强弱悬殊的权力格局带来了特权化分配和两极分化：它给予某些高盈利行业以垄断经营的特权，让垄断行业的职工享受着高工资和高福利；它造就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本位社会，通过对普通百姓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来支撑官僚们的高收入和高福利。也就是说，民权的贫困才是贪婪的剥夺和极端的不公的制度根源，必然导致官民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故而，中国民众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根本途径，不是乞求统治者恩赐的面包，而是要首先争取平等的法定权利。因为，平等的权利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也是每个个体、每一群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2006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