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官方禁止民间恶搞红色经典 今日中国，既是物欲横流，也是道德蒙昧。前者表现为大众文化上的“娱乐至死”，其最突出标志是“乱搞”；后者表现为价值领域的钦定道德，其最醒目标志是中共党魁胡锦涛向全民发布道德新训令。大概是为了落实“八荣八耻”，六四后一向纵容大众娱乐的中共官权，现在突然扳起面孔、不苟言笑起来。它对除了卖笑而再无其他卖点的大众文化厉声吼道：卖笑也要正经，也要经过审批！没有经过批准的笑料不准上市。 官权禁止主持人的方言腔和港台腔，禁止国外动画、涉案剧和古装剧，禁止网络视频短片；整顿家庭伦理剧，凡是涉及婚外恋等争议话题的电视剧，将被逐出黄金档。今年年初，广电总局就下发“2006年广播影视工作要点”，对2006年广播影视工作提出总体要求。通知表示，2006年广播影视工作要进一步改进广播影视文艺、娱乐、情感类节目，着力提高质量、品位和格调，抵制低俗之风，净化荧屏声频。通知要求广播影视界“把作风搞实、风气搞正、按规矩办事”，并宣布广电总局在上半年将组织对各地开展抵制低俗之风的工作进行督察，敦促认真落实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及自律公约，推动出台从事未成年人电视宣传工作人员、电视制片人、广播电视广告从业人员等自律公约，研究建立抵制低俗之风的长效机制。采取措施解决主频道、主频率节目弱化新闻节目和电视剧播出过多问题，遏制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倾向。最近，针对兴起于网络的视频“恶搞”，广电总局也将颁发新的互联网视频管理条例。该规定将要求任何人在互联网上传播包括短片在内的视频节目，都必须接受广电总局的监管。 官权禁止网络“恶搞”，固然与胡戈制作的“馒头血案”恶搞大片《无极》的轰动效应有关，但更直接的导火索是署名“胡倒戈”的网民恶搞红色经典，搞到中共正统的头上。此次恶搞发生于今年4月底，更具戏剧性的是发生中共大喉舌主办的节目中。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第12届青年歌手大奖赛组委会组织的一次媒体见面会上，播放了“胡倒戈”制作的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参赛记》。 两部短片都具有讽刺此类赛事的批判性，让红小鬼潘冬子、春伢子化身为时尚选节目秀的参赛选手，且经历了赛场上的“种种黑幕”。更恶搞的是，曾经让无数青年人崇拜的英雄变得流里流气。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被说成“和坐台小姐熟”的出名混混，队员变成了满口脏话、满腹牢骚的参赛歌手，对白中夹杂着一些下流话；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心挣大钱、满脑明星梦的“富家子弟”。他的这两大嗜好来自遗传，其父是著名的“地产大鳄”潘石屹，其母一心想参加央视的选秀节目《非常6+1》，因为她的梦中情人是该节目主持人李咏。红小鬼潘冬子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敌我斗争，也变成了歌手与评委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 拿红色经典开涮，激怒了出品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该厂生产部副主任刘金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但对这种恶搞红色经典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而且声言该厂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这起文化官司本身就颇具恶搞的意味：争执发生在两个官方机构之间，被八一厂控告的中央电视台一直在高调反对娱乐庸俗化，肃然是捍卫官方正确舆论导向的中流砥柱。而现在，这个中共电视喉舌的老大却变成恶搞“红色经典”的帮凶，很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味道。 其实，早在2004年4月，中共意识形态衙门已经动用行政命令来干预文化领域的红色经典热。国家广电总局在2004年4月19日发布了“三大禁令”中，其中第三条就是针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禁令的原文如下：“一些观众认为，有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有的电视剧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过程中，没有了解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言情戏；在人物造型上增加浪漫情调，在英雄人物身上挖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 六四后，中共不准失去孩子的母亲们流泪；现在，中宣部、新闻署和广电总局这三家意识形态部门又不准民间搞笑。还不如干脆成立一个“禁哭禁笑部”。 二、“色搞”红色经典 其实，恶搞红色经典的民间思潮始于九十年代。由于切近民众生活的当代时政话题遭到官方严控，一股复古怀旧的思潮在九十年代骤然兴起，满清大辫子伴随着毛泽东热，仿古建筑点缀着满街唐装，儒学复兴与红色经典比翼齐飞；当大众对古装戏泛滥的影视市场逐渐厌倦时，屏幕上开始出现“革命题材”热和重拍红色经典热，甚至号称以地下电影起家的第六代导演张元也来赶时髦，高调重拍红色经典《江姐》。在1999年中共掌权50年庆典前后，红色文化复兴达到了一个高潮。近两年，央视名嘴崔永元又搞了再现“红色经典影片”拍摄现场的电视专题《电影传奇》。鉴于近年来电视剧戏说古典名著的倾向，崔永元特别向媒体表示：“《电影传奇》发誓决不戏说红色经典”。之后，崔永元又出任央视的《我的长征》节目的主持人，组织了重走长征路活动。 然而，在革命理想早已破灭而纵欲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更在“时尚第一”和“娱乐至死”的文化市场上，红色经典所象征的革命意识形态必然被消费主义所利用，也就难逃被“恶搞”的命运。经过商业包装的“红太阳”变成了时尚流行歌曲，重拍的红色经典大量加入了武打、情色等时尚元素，而且尤以情色因素为主。男英雄要充满阳刚的男性魅力，女英雄更要还原为充满“女人味”；男女英雄不光要爱得轰轰烈烈，还要在三角恋中挣扎。所以，恶搞红色经典的前奏是“色搞”。 小说《沙家浜》对原著的最大“再创作”，是在情色上下功夫，建立了一个女人与多个男人的人物关系。在小说中，革命的阿庆嫂变成了风骚的老板娘，智斗变成色斗。阿庆嫂象潘金莲，其夫阿庆象武大郎，所以，她也像潘金莲一样欲火中烧、把持不住。她不仅要有婚外情，还陷入了三角关系；她的风骚甚至到了敌我不分的程度，她是“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的姘头，也是新四军郭建光的情人。怪不得阿庆骂道：胡传魁、郭建光都是“奸夫淫夫”。 电视剧《红色娘子军》被拍成英雄美人的偶像剧，男女主角由帅哥靓女扮演，广告宣传语是“更抒情、更浪漫”。于是，打土豪的红色传奇加上吴琼花与洪常青的情色传奇。激情不仅仅是献身革命，也是饮食男女之间的战地拥吻。以至于，原电影编剧梁信拒看电视剧《红色娘子军》。 《林海雪原》被重拍成了警匪加言情的电视剧，原著中少剑波与白茹的暧昧，在电视剧中被放大为雪原激情，还加上一个苏军少校萨沙，变成了“三角关系”；孤胆英雄杨子一身匪气，肃然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土匪。更绝的是，扬子荣有了一个“旧情人”槐花，甚至还陷入“三角恋”。槐花的丈夫是土匪出身的老北风，槐花的儿子被座山雕收养，槐花被栾平强奸过。所以，杨子荣在智取威虎山的过程中，既要面对美色的考验，又必须解救情人的儿子。电视剧中的杨子荣，与其说是在与土匪智斗，不如说是在情天恨海中“情斗”。 如果说，在小说和影视剧中，“红色经典”被“戏说”成“桃色经典”，那么在网络上，“红色经典”就被“性说”成“黄色经典”。一些国内BBS上，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捧在胸前的女红卫兵宣誓说：“好好学习，天天想你！”手握钢枪的战士喊出的誓言是“严防死守，根除二奶！” 有评论指出，作为时尚流行的“红色经典热”，原动力当然是文化商人看准大有卖点，最鲜明的特征是“去红色”而“加粉色乃至黄色”，“去革命化”而“加人性化”， “去英雄主义”而“加凡人主义”，“去一本正经”而“加没有一点正经”。 三、恶搞全国人民的好榜样雷锋 当中共假大空意识形态在民众心中失去魔力之后，革命英雄也必然遭到质疑。其中，网络民间对雷锋的质疑和恶搞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曾几何时，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雷锋成了红色中国最著名的英雄人物，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全国人民的好榜样。 雷锋第一次在网上被恶搞是在2004，一篇关于雷锋的著名网文广为流传，题目为《1962：雷锋VS玛丽莲·梦露———螺丝钉的花样年华》，作者特别注明：兹以此文纪念“螺丝钉”论诞生四十周年。 该文是从中国媒体上广为流传的一则谣言谈起。两年前，中国媒体上大肆炒作一条新闻，说的是中国英雄雷锋也成为了美国军人的偶像，在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中，到处都有雷锋的雕像、塑像、画像，还有学雷锋手册、语录和日记。由于大陆某电视台生活频道曾经渲染“西点军校挂雷锋像，学雷锋日记”传言，西点军校两年多来接待了一万余位前来寻找雷锋像的中国游客。 2002年3月28日，美国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克里斯蒂娜·安克拉姆对中国大陆盛传的谣言作出澄清。安克拉姆说，西点军校没有雷锋的任何画像与塑像，雷锋语录也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希望中国媒体予以澄清。 “西点军校中雷锋”就是搞笑新闻，“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在今人眼中也是笑谈。作者认为：直到现在，还有人为了雷锋及其“螺丝钉论”苦恼不已。螺丝钉也有不干的时候，而且是永远不干了，至于是什么时候，不好说。可能是“制度缺失”的时候吧，有意外（生命之外的制度缺失）或者死亡（生命本身的制度缺失）的时候。关于雷锋的死因，该文说：“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是由于驾驶技术不好死的”……在对这篇网文的跟贴中，发展出关于雷锋的死因的20种戏谑性说法，其中最恶搞的说法是：“雷锋是看了楼主的帖子后被气死的”，“雷锋是看了这个网络笑话之后笑死的！” 从恶搞雷锋开始，关于“英雄人物”的大话文化在网上非常流行，毛泽东时代的其他英雄人物被一一恶搞。比如：“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因为被炸药包上的两面胶粘住了。”等等 网络上最著名的恶搞雷锋事件发生在2006年1月，由一则网络传闻引发。网上传出“炒作大王”邓建国要拍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主题是“戏说”雷锋的初恋。此消息激怒了雷锋生前战友，3月25日，薛三元等七位雷锋生前战友联名上书解放军总政治部，指责“《雷锋的初恋女友》不符合事实，有损雷锋形象和国民感情”。 4月20日，总政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的回信给薛三元等人，表示总政治部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已经责成我们转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认真查处。结果将及时函告你们。薛三元等人接到复信当日，网上就有了《雷锋的初恋女友》被广电总局封杀的新闻。 也许网民们觉得《雷锋的初恋女友》的创意不错，也许是网民们对封杀令的不满，广电总局的禁令并不能阻止对雷锋的恶搞仍然以其他形式在网上进行。一张拼贴而成的“雷锋姐弟恋”的照片出现在网上，并冠以“雷锋的初恋女友”。还有网友再次声言邓建国正在筹拍《雷锋的初恋》，还公布了雷锋初恋的情节。

图：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剧照

官方禁止恶搞红色经典的理由，不可谓不冠冕堂皇。它是为了纠正“误读原著，误导群众，误解市场”的不良倾向，也为了“忠实于原著和忠实于历史”。似乎中共的红色经典直在“正导群众”，所记录的历史都是真实历史。 然而，中共体制本身就是靠谎言来支撑，所有红色经典不过是这个制度谎言的一部分而已。它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和独裁意志的体现。所以，红色经典的原著本身所体现的绝非“真实历史”，而是按照官权的政治需要创造的历史，是经过篡改、加工、夸大、歪曲的历史。官权维护红色经典的本来面目，不过是为了维护官方历史及其意识形态正统而已。 如果把恶搞理解为贬义词，那么恶搞一直中共的强项，它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最大恶搞。它先用暴力革命和民主承诺恶搞到了政权，再用独霸的话语权把恶搞变成正搞。于是，奴役被搞成解放，禁止娱乐被搞成净化市场，篡改历史被搞成还原历史，强奸民意被搞成自由恋爱。 正如青年作家韩寒所言：“禁止恶搞才是最大的恶搞。”这恶搞，不仅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是对言论自由的粗暴践踏，而且从文化产业的经济利益出发也实属不智。在价值观和欣赏趣味日益多元化的今日中国，文化娱乐市场已成为赢利颇丰的行业，再霸道的禁令也很难落实。对于文化商人和广大受众而言，道德不能当饭吃，赚钱才是硬道理。所以，与官方的“道德正搞”相比，民间自发的“不道德恶搞”更有魅力。因为，凡是能在茶余饭后让大众开心的文化产品，也就能让文化商人赢利。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电视剧集《迷失》　
　　
　　
　　今年5月，获艾美奖6项大奖的剧集《迷失》（LOST）播完第二季。全世界数千万人和我一样，或出或入，或吃或喝，等着第三季在9月开播。我的表达略显夸张，我对这部剧集的爱慕如司马昭之心。人们牵挂一部漫长的韩剧，其实是牵挂一份曾经失丧或正在失丧的爱情。我牵挂剧中的南太平洋小岛，是牵挂那些坠机后的灵魂。他们身体已经得救，但灵魂还在海滩和丛林间漂流。灵魂就是灵魂，即使出于虚构的人物。虚构的最高境地，是使人物的结局与我们的结局息息相关。
　　
　　就像幸存者们进入那个神秘的地下舱门，被说服每隔180分钟就必须将一组数字输入电脑。洛克问那些不信者，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在拯救全世界呢？如我们坐在电视机前，你怎么知道这部好莱坞电视剧，就真的与你的灵魂无关呢？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说，“你这作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如这架从悉尼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偏离航道一千公里，机身折断，坠落在小岛的海滩上。40多位幸存者中，一个妻子坚信自己被抛出机尾的丈夫还活着。其他人以为她需要的是心理医生，但她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信心。到了第二季，她的丈夫从岛的另一头走来，信心的来源也有了交代。坠机之后，她的末期癌症奇异的消失了。这个岛被神秘的力量簇拥着，到处都有地下船舱，仿佛大海中不动的挪亚方舟。这一群人，怀着各自的罪过和愁苦，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这是《迷失》胜过一般电视剧集的魅力，那不是一座坠落的岛，而是一座医治的岛。导演将每个人坠机前的一生，与坠机后的经历穿插讲述，使“劫后重生”这四个字变得名副其实。犹太人尼哥底母曾经问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导演的回答是，让一群人从三万英尺的高天坠落，在必死的处境中被挽回，然后用5、6年的时间，向观众一一见证他们如何从捆绑中得释放，从苦难中得安慰。
　　
　　《迷失》会打动那些不甘迷失的人。若你认为曾经发生和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出乎绝对的偶然。剧中的外科医生杰克会成为你的偶像。这是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家伙，任何危机所需的勇敢、温柔和利他主义的爱，杰克应有尽有。如果他没有坠机，会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楷模和稀缺资源。但杰克没有成为所有人的拯救。杰克的人生甚至和杀人犯索伊尔一样沉重，他没法救灵魂，也没法在岛上组建一个共和国。更不可能使癌症消失，瘸子行走，哑巴开口，死人复活。
　　
　　当来自世界的营救希望破灭后，这些和我们一样有灵的活人，开始被这个岛拯救。洛克下肢瘫痪，却希望去澳洲实践野外求生的梦想。他被拒绝后，坐着轮椅上了飞机。在惊心动魄的坠机现场，洛克从海滩上站起来，开始奔跑。谢谢ABC花了500万美元来拍第一集的坠机现场，万事相互效力，只为这一个镜头就已值回代价。
　　
　　这个岛的魅力，在于所有人的命运都牵连在一起，甚至包括了观众。就如英国牧师和诗人约翰·邓恩那一段著名的布道辞，“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 …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敲响”。诗人艾略特和布洛茨基的推崇都未使邓恩出名，但这段话因为被海明威引用，在去掉信仰背景后，成为近一个世纪最流行的人文主义语录。有趣的是在第二季中，竟有一段洛克与他的俘虏关于海明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那位被俘虏的岛民首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自己的才华是一种恩赐，并为这种恩赐而活。而海明威却终身劳苦，活在自身天才的阴影之下。他问洛克，你是哪一种？
　　
　　洛克的全名是约翰·洛克，这种借用颇有意味。剧集中还借用了另一些启蒙时代以来的显赫名字，如雨果、狄更斯等。曾有四个人先后被指为美国之父，华盛顿是政权意义上的国父，麦迪逊是政体意义上的宪法之父，洛克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之父，加尔文则是信仰意义上的精神之父。洛克的民主与契约理论，是其中承上启下的一个，开始将政治从上帝之城变为世界之城。这些流落小岛上的人们，日子一长，他们对生存意义的分歧，也开始在这两个城之间摇摆。
　　
　　第二季的精神重心，是洛克的信仰及其动摇。他和黑人牧师艾克发现了另一个舱口，用来观察那些每隔180分钟就将一组数字输入电脑的人。洛克的信心遭到致命打击。既然活了下来，活着为什么。信仰和苦难的意义遇上了岔口。一种解释是加缪的解释，西西弗反复把石头推上山顶是为什么，洛克每隔180分钟将数字输入电脑就是为什么。世界是存在主义式的，在无意义中坚持，就是对虚无的拯救。更荒诞，就是荒诞的敌人。但艾克的信仰却被燃烧起来了，世界不可能被高科技拯救，就像不能被杰克拯救一样。电脑前的守望不是拯救，而是拯救者对被拯救者的试验。试验，使艾克对这个岛的理解超出了西西弗的模式，而接近犹太人在一生中严守诫命的模式。结局和意义怎样被给出来，心中没有平安的人，没有理由不盼望对诫命模式的再次超越。
　　
　　神秘的丛林，如同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无名小岛如大海中的眼，眼中的瞳人。苦难即祝福，这是《迷失》的主题，也是对911之后美国的新教保守主义开始复兴的一种自况。《泰晤士报》的评论说，好莱坞长期宣扬“不信上帝的人文道德主义”，现在也开始发现自己的信仰了。《迷失》常常提及灵魂的话题，导演艾布拉姆斯解释说，“世界上所有的冲突几乎都与信仰有关，真正成功的影片应当用一种新颖的方式去讲述这些事件。”
　　
　　在虚构的小岛上，有一种力量始终环绕着人们，看顾保护，“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不一定有机会从三万英尺的地方坠落，但在真实的苦难中，你是谁的眼中瞳人？我们停电、熄火、失恋、失业、离婚、负债，或者生老病死。如果所爱之人死在眼前，我们在人海中犹如孤岛，谁将看顾我们，如同看顾眼中的瞳人？

　　 昨日看高阳的《同光大老》，其中提到同光两朝的名臣阎敬铭的一则轶事。这阎敬铭虽是关中人，却长得个子矮小，两只眼睛一高一低，如果现在公务员面试，这副尊容多半通不过，但考进士比的是文章，大清皇帝也没法让官员都长成一副好模样。这位被胡林翼称为“气貌不扬而心胸万夫”的老陕，最后当了多年的户部尚书，入内阁作大学士，替大清管了很多年的财政。所谓的“同光中兴”，外面固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一干才能出众的封疆大吏，但如果中枢少了阎敬铭这样善于开源节流的户部尚书，中兴之局很难形成。
　　 高阳引述了清朝野史记，记述了阎敬铭闯进总督家里，索要犯罪嫌疑人的经过。那一年是同治元年，阎刚从湖北按察使升任署理布政使。—–即从管政法的副省长调任主管民政、财政的代理常务副省长，而识拔、保举他的恩公、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刚刚死去，他在湖北官场失去了最重要的奥援。
　　当时湖北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案。湖广总督官文—–一位满族亲贵有一位娈童，即同性恋对象，满清高官流行玩相公，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有双性恋倾向。这位长得清秀帅气的年轻人，因为容貌和屁眼争气，供两湖最高首长玩弄，便被提拔为副将，带领总督的卫队。有了官文的撑腰，他气焰嚣张，根本不把臬、藩两司放在眼里。按清朝惯例，两司必须兼任总督和巡抚总营务处衔，如此才能节制各位将领，有点像现在公安厅长兼任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因此名义上这位副将是阎敬铭的部下。
　　这位副将自己的屁眼让总督搞，因此他就常常出去搞别人以求补偿。有一天他带领卫兵，闯进武昌城外一居民家，强奸人家的黄花闺女，这位民女性刚烈，大哭不从，坏了副将老爷的兴致，他一气之下将民女杀死，然后扬长而去。民女的父母进省城喊冤，可府、县两级地方官都知道这位副将和官文老爷的亲密关系，谁也不敢理会死者父母的申诉。—-不过这些官员虽不能替民做主，但良心未泯，也不至于为虎作伥，没有想出此民女因为精神分裂而自杀的好办法，替大老爷的红人开脱。这事被阎敬铭听到了，大怒，带人去抓捕，这位副将早就知道阎敬铭铁面无私的办事风格，落到他手里不死也得脱层皮，便去总督衙门找到官文老爷，官文将副将藏到自己的家中。
　　不久阎敬铭来总督署禀报此事，官文谎称自己得病了，不方便接见。阎敬铭说如果总督老爷病了怕风，我进他的卧室去汇报，看门的得到官文指示，说大老爷不见，请阎老爷回府。可死倔的阎敬铭回答说：中堂大人（总督兼大学士衔，就算是中央领导了，可以称中堂）的病总有痊愈的时候，等他病好了总得接见我，我就住在这里等他病好。命令随从回去取来被褥，就在总督官署住了三个晚上。
　　官文叫手下的属官去劝阎敬铭回家算了，老阎不从。官文又让人去请湖北巡抚严渭春、武昌知府李午山进官署做阎敬铭的思想工作，这两人都是阎的陕西同乡，平时过从甚密，可阎还是不听劝说。在两人做思想工作时，官文躲在屏风后面窃听，觉得这小子太倔了，亲自走出来，双膝跪地，向他行礼。—–上司对下属如此，这面子够足了，旁边严、李两老爷也指责阎敬铭太过分了。
　　阎不得已将官文扶起来，答应不杀这个副将，但要求把他职务免掉，并将当日随行的卫兵提前复员、遣送回乡。官文答应了，将那位副将叫出来拜见阎敬铭，严立刻命令所带的兵士将副将拖到外边，剥掉衣裤重杖四十大板，打完后将其削职遣送回老家，然后再回来找到官文老爷谢罪。
　　如此对待深得圣眷的两湖最高首长官文老爷，大老爷最后报复阎敬铭没有？结局出乎意料，官文由此更敬重阎敬铭，上折子保举他做了山东巡抚。—–估计也有把这个刺头送出自己辖区的意思。
　　阎敬铭如果生在今日会怎样？湖广总督还需要向下属行大礼求情么？随便找个理由将其免职就行了。

　　第奇亚诺－斯卡尔帕生于1963年的威尼斯,与苏童同龄。我见过他两次，第一次在罗马，在一家古老的餐馆里；第二次在都灵，在鸵鸟出版社的一个聚会上。第奇亚诺－斯卡尔帕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光头男人，他和人拥抱时十分用力，而且喜形于色。《亲吻漫画》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也是我第一次读到的他的作品。这个光头以前写过故事等其他形式的作品，后来也写过不少,他的主要作品有《宣言》、《阅读》、《影线》和《团结》等等，我想以后会有机会读到这些作品的中文版。
　　
　　《亲吻漫画》是一部歪曲生活的小说,我的意思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为我们展示了小说叙述的另一种形式。当我们的阅读习惯了巴尔扎克式的对生活丝丝入扣的揭示，还有卡夫卡式的对生活荒诞的描述以后，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叙述生活的小说,这就是歪曲生活的小说。
　　
　　这部小说在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展开，不过这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三角爱情小说，他们之间似乎有一些爱情，问题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的叙述油腔滑调,使小说中原本就寥寥无几的爱情也散发出了阵阵馊味。这三个人都是大学生，卡罗琳娜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她的谋生手段是给一家日本的漫画杂志补画人体的生殖器官，她的才华是为了让这些器官变得稀奇古怪和扑塑迷离,她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要重新塑造这些玩意，而不是维妙维肖地去展示它们,一句话就是要歪曲它们。法布里齐奥是经济专业的学生,他的房东太太不相信香奈尔或者兰蔻这类化妆品,而是迷恋于年轻男子的精液，于是法布里齐奥每天都要为这位房东太太像挤奶一样挤两次精液，以此作为他的房费。阿尔弗雷德学的是文学,他正在准备一份让他时常陷入恶梦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专门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反面人物。
　　
　　应该说阿尔弗雷德是小说的叙述者,这位沉沦在“极度的苦闷和毁灭性的幻想之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者,在四月的某一个下午走出了图书馆,他想闻一闻雨的味道,然后上了一艘小轮渡汽船。就这样故事开始了,阿尔弗雷德遇上了卡罗琳娜。当时的卡罗琳娜一付精神失常的模样,她浑身湿透,腹泻的污迹从裙子下面滴下来,渗到浅色的袜子上,若无其事的卡罗琳娜随后翻身跳进了大运河。阿尔弗雷德与卡罗琳娜相遇之后,他研究的热情开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面人物转到了卡罗琳娜这里,他收集整理了这位姑娘以及她和法布里齐奥关系的消息、资料和日记。整部小说的叙述似乎就是消息、资料和日记,如同烟火似的零散和耀眼。卡罗琳娜和法布里齐奥是一对年轻的情人,可是若要从他们那里去寻找爱情,就像在两棵枯树身上寻找绿色一样困难。法布里齐奥每天必须两次将自己的精液挤出来,带着体温贡献给房东太太已经衰老而且还在衰老的脸,当他再面对卡罗琳娜时,他还有什么呢？卡罗琳娜也强不到那里去,由于经济拮据她只能住在爷爷的房子里,她那好色的爷爷连孙女都不会放过。卡罗琳娜不堪忍受爷爷的性入侵,决定搬走,于是她的爷爷就向她保证再不会强暴她了,她留了下来,可是没多久,她的爷爷又重操旧业,卡罗琳娜夺门而出,在雨中走上了轮渡汽船。小说结尾时解答了开始时留下的疑问,卡罗琳娜为什么走在人群里时让腹泻物顺着腿往下滴？卡罗琳娜为什么跳进了大运河？
　　
　　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在这部小说中尽情发挥了他歪曲生活的才华,叙述是由绝然不同的两组语言组成,一部份是堂皇的书面语言,另一部份则是粗俗的垃圾语言,两类风格的语言转换自如,就像道路和道路的连接一样,让阅读在叙述转弯的时刻几乎没有转身的感觉。这样的叙述风格有助于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写作的欲望,这个光头作家在描述生活时,甚至是浅显明白的生活时,使用的差不多都是被歪曲或者正在被歪曲的材料,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让生活在我们的视野里突出起来,或者说让我们的感受在我们的生活中浮现出来。
　　
　　我想这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歪曲生活的真正用意,也是他写作的乐趣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在使用那些歪曲的材料时,并不是将它们建立在虚无之上,或者说建立在歪曲之上。恰恰相反,他将这些歪曲了的材料建立在扎实的生活之上,而且很好地去把握这中间的分寸。当写到卡罗琳娜跳进大运河,阿尔弗雷德也跳进水中去救她时,第奇亚诺－斯卡尔帕没有忘记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他让阿尔弗雷德在落水之前先将照片塞进衬衣里。那是阿尔弗雷德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篇论文所筛选的照片。我的意思是说,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在这样的叙述里要做的不是抹杀什么,而是要抢救什么。让那些逐渐消散到岁月里的记忆让那些逐渐淹没在生活中的奇思妙想重新出人头地。有时候，歪曲生活的叙述比临摹生活的叙述更加接近生活本身，第奇亚诺－斯卡尔帕很轻松地证明了这一点。
　　
　　很多年前,我在阅读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时，曾经读到过拉伯雷引用的大段的法国民间谚语，其中有一句让我至今难忘，意思是若要不让狗咬着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永远跑在狗的屁股后面。我在想，要是用跑在狗的屁股后面这样的思维方式来阅读这部《亲吻漫画》，那么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乐趣。

最近，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署名赵黎青的文章，题为“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尽管作者声明自己既不赞同将外国NGO“天使化”，也不赞同将其“妖魔化”，只是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做“全面”评价，但这篇文章所标识的对外开放动向却值得高度关注。

这篇文章的内容分成三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推进法治，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助长中国腐败。第一部分表明作者的客观与公正，第二部分是政治指控，第三部分则是道德指控。

但细细读后却会发现一点，该文所有指控都未列举具体证据。如在“危害国家安全”项下只说“从公开的资讯看，外国非政府组织通过刺探和收集中国的军事、政治或者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以及其他方式危害了中国国家安全的事例迄今还并不多。但是，始终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可能性”。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这项指控之后，该文说：“迄今外国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从公开的资讯看，在破坏中国政治稳定事例的背后，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也很有限。”而在“助长了中国的腐败”这项指控后面，做的结论也是“虽然接受外国非政府组织资助的中方组织和机构的活动多数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但从已被公众所知和尚未被公众所知的一些事例看，腐败现象也是相当多地存在着的，尽管这些组织的活动一般都是以公益性为标志。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外国非政府组织难辞其咎。”

凡稍有头脑的人，读过这三项指控之后，都多少会感到这是“莫须有”的现代版本。那么，既然该文承认“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和所资助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如政府主管下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起自民间的各类‘草根组织’，政府体制内的各部门和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等”，而且所有的活动也都在政府严密看管之下，再加上接受资助者高度自律，何以还要高调指出这些NGO潜在的危害呢？

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这些NGO“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尽管多数外国NGO“提供资助时尊重中方合作伙伴”，“鼓励中方伙伴自主开展活动”，但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喜欢以导师自居，以金钱为依托”，“将其所在国家的一些既定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模式和活动方式，照搬到中国来”。这句话的意思用中国政府惯用语言来说，所谓照搬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就是“和平演变”，让中国西化，算是广义的“颜色革命”。

允许外国NGO进入中国，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主要内容。但随着近两年防止“颜色革命”成为当局的中心政治任务，当局对外国NGO的防范控制日趋严格。早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一两年内，北京当局就一直在清查接受“外国可疑资金”的一些民间草根组织。在防范外国NGO这一点上，中国有个意见一致的盟友，那就是俄国。今年4月，俄罗斯普京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这部法律对俄非政府组织接受国外资助进行了严格限制。该法规定，在俄注册的外国NGO与本国NGO必须通报资金来源并说明资金用途，如果这些组织的活动目的被发现与俄宪法相抵触并威胁到俄国家利益，其注册权将被取消。可以预见，《学习时报》上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中国对外国NGO政策收缩的一个公开信号。

检讨近期内涉外政策，就会发现三种几乎同步发生的现象：一是在外企建立党支部与工会――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撰文指出当局此举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工人而在于加强社会控制；二是收缩对外国NGO开放之门，为防范“颜色革命”预作舆论准备；三是一向颇受欢迎的外国资本最近也在中国受到了排斥――凡属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则被中国舆论视为“中国全球化的里程碑”，而跨国集团在中国的并购，不管其收购物件是否属于战略型产业，一律目之为危害中国经济安全。将这些资讯综合起来分析，不难得出判断：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将发生逆转。

7月份，《南方都市报》将深圳一城管砸了为灾区募捐的场子并壮怀激烈地高呼“我就是土匪”的光荣事迹报告全国人民。我一时手痒，表扬了该城管一把，希望能以另一种不同于专干骂骂咧咧勾当的“时评家”的方式为他扬名立万。

不表扬不行。这年头，我们这个社会已很难找到诚实的人了。特别是在说一套做一套“玩阴的”官府里，诚实更是无比宝贵的“稀缺资源”。

虽祸不单行，可喜也双至。当我们还沉浸在为深圳城管诚实的喜悦和激动之中时，据新华网长沙9月7日电，湖南辰溪县以“常委会议纪要”的形式，单方面收回沅江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法获取的鹅公颈水电站项目开发经营权，继而吊销了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把公司负责人“押解”到看守所。当沅江公司负责人摆出一副“不与官斗”的姿态时，“官方”的人对他仍不依不饶，放言“什么法不法的，县委会的决定高于一切！”

瞧，这样的诚实是多么可爱。尼采如果在世，一定会用“哲学家的手指”往那一指：看啦，这人！

草民我又一次被官爷的这种伟大的诚实举动感动了，因为我欣喜地再一次看到了完全遵循精神病学视野下的心理规律的“自曝”。这位“举世装傻我不装”的官爷的确太激动了，他已完全活在了自己的心理真实中。对于这样勇于承认自己那一伙人谁都想否认的事实的人，我建议全国人民颁给他“中华诚实奖”。当对事实的承认妨碍了一个人的巨大利益的获取，从而必须加以美化、编码，甚至“反说”时，要他用自己的嘴巴把事实说出来是相当不容易的。对官府来说，只有太牛了以至权力的逻辑已经扯去了意识形态的包装而直接演绎在精神结构上的人才会这样。

给这位官爷做一次简单的精神分析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可以看到他这么诚实完全是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口误”――相对于他们的那个话语系统，他肯定是“说错了”。但这种无意识的“口误”恰恰曝出了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内心的想法。在两个精神分析学家之间，这种“口误”根本不可能用后来的“解释”来弥补。话一出口，一切昭然若揭。而要知道官爷有多诚实，我们就得看其精神结构与现实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彻底地“同构”的，以致他已做到了没有“压抑”地按事实说话。

没有压抑并不是说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官府文件之类的东东装模作样地给他们灌输，而是说这些东东已经不具“超我”的功能了。其“本我”（人性恶、弄权欺世的欲望等）既未遭“超我”的压抑，则“自我”（权力运作的现实）也就和“本我”之间不存在紧张。长期没有“压抑”，“超我”和“自我”的界限就会逐渐地模糊，“自我”也就获得了“自我论证”其“合法性”的功能。如果这种“自我论证”的“合法性”没有受到有力的挑战或质疑，权力结构就会与官爷们的心理结构获得一种同构性，他们就很容易进入这样的一个境界：活在心理真实，从而也活在“现实”之中。如果面对某种情境的刺激他仍然不够老到，而凭自己的无意识主宰，就会一不小心表现出他的令人感动的诚实。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位官爷已经没有了“精神分裂”，即表面上一边按法律办事，一边又经常干“权大于法”的勾当。但的确有必要指出，他已经比那些虚伪无耻的“正常人”更具神经症特征，从而在心理上其“自我”更为真实。不同的是，神经症患者和他不一样，人家出现神经症只是捍卫本真自我的失败，而他则是在失去真实自我的同时，已成功地做到了让权力等“假自我”来支撑自己――他已经与这些东西“合一”了。在心理上，这样的“假自我”在现实中越牛，就越能让他获得“自我价值感”，也就越很难避免它对自己的思维的控制。我的意思是，它也就越不能阻挡官爷的诚实。

这位官爷不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子，精神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精神结构上看，他更像是说杀人放火就杀人放火，而不需要扯出“替天行道”大旗来包装的土匪。像土匪一样，这种诚实的话语同样是在精神上一无所赖（是谓无赖）而陷入内心的恐惧与现实的疯狂的一种征兆。如果不是侮辱了那个小孩子，那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诚实。

鉴于辰溪的这位官爷如此诚实，我建议把他的“什么法不法的，县委会的决定高于一切！”列为“2006年十大经典语录”之一！

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圣经。马太福音》

1973年秋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越过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尸体，走上了智利总统的宝座。

一、世间再无阿连德

在网上查阅资料，关于阿连德之死的叙述让我感觉无可名状的熟悉。那一切，好象发生在转型时期的中国。1908年出生于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的阿连德，在一个左翼家庭长大成人，1932年获智利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接下来的一年便与同伴组建“智利社会党”，从此涉入政治之河。“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经济社会主义化，工业国有化（包括收回美国制铜公司），没收庄园，实行土改。对外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这位意志坚定且极具亲和力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经历过三次竞选总统的挫败之后，至1970年，凭借六大左翼政党的联合体“人民团结阵线”的强力打造，并获得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最终在大选胜出，当选为总统。他一上台，就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推行外资铜矿国有化、没收庄园、分配土地等“民族-民主的改革措施”。这些急进举措的后果，导致“1973年智利通货膨胀率高达508.1％，大批工人失业，市场供应紧张”。

阿连德的政策，美其名曰“红酒加馅饼”。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阿氏政府号称他们坚持的是一种非常“智利化”的社会主义。据载：“（阿连德的）这些措施触动了美国垄断集团、国内大庄园主和反动势力的利益。而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各种改革的步子过快，做法过激，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平衡，危机很快降临了。原来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措施，实施一年后的结果是经济恶化、通货膨胀、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人们从欢欣鼓舞的顶峰跌到了失望的谷底。没有尝到红酒和馅饼的美味，只好拿起空锅边敲边喊地到街上去游行。”

很明显，阿连德的一系列政治作为是左右不讨好。他不仅得罪了国内的右派与国际上的右翼国家，后者特指美国——阿连德的死，正是他们联手合作的结果；而且，智利民众对他的期望值也持下降态势。重重危机持续到1973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元、武器先后收买了智利陆军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空军司令古斯塔夫。利将军和海军司令、警察部队司令等一批高级将领，由这些人出面发动政变，驱逐他们共同的敌人阿连德下台。11日清晨，皮诺切特的军队开进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市区，与护卫阿连德的警备部队发生激烈的枪战。枪杆子里出政权，皮诺切特的枪杆子更硬、更强。因而他获胜，欣然接过阿连德遗留的权杖。

阿连德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自杀：“政变后被关押了3个月的阿连德的私人医生帕特里西奥。吉洪在沉默了11年后对记者说：政变那天早晨，我和总统医疗小组的6名医生来到拉莫内达宫，当时军人已经叛乱。下午2时，他让身边人员撤离，当时只剩下他一人，他穿一套灰色衣服，手里拿着一支卡斯特罗送给他的自动步枪，坐在沙发上。我从独立大厅敞开的门里看到，阿连德正向自己开枪，在子弹冲击下，他的身体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当身体倒下时，自动步枪夹在他的双膝之间，鲜血流到地毯上。”

另一种则是死于乱军的枪杀：“当时任内政部长助理、后逃到以色列政治避难的维加，在他最近写的《阿连德的陨灭》一书中说：他从智利军队内部得到的可靠消息，阿连德总统是被一批政变士兵枪杀的。士兵们冲进红色大厅，遇到 5个人，并立即枪杀了他们，其中一人就是阿连德总统。后来进来了5名文职人员，有吉洪医生的同事帕里斯医生（他后来被政变部队在圣地亚哥体育场拷打致死），他检查了阿连德的尸体，发现至少有6粒子弹洞穿阿连德的胃部和下腹部。”

至于阿连德败亡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多个层面。首先，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在他掌握国家的执政权之后，并没有依照事前郑重承诺的那样，将智利人民的生活提高到“红酒加馅饼”的小康水准，恰恰相反，人们的生活状态愈加糟糕。如果遵行民主国家的政治规则，即便未满总统的六年任期，他也可能被汹涌的民意弹劾下台——不幸的是，他的“下课”是以一种恶劣的暴乱形式而产生。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他的反对者并没有按牌理出牌，他们率先打破了游戏规则。同时，冷战的大环境引来了美国“帝国之手”的霸权干涉。这些都违反最基本的程序正义。第三，就像1930年代的德国魏玛政府一样，阿连德过于乐观，也过于软弱，他坚信智利拥有历史悠久的民主传统，军队纷纷服膺民主的精神，能够坚守政治上的中立，而当皮诺切特们的子弹与刺刀向他步步进逼，迫使他辞职的时候，他仍然认为“军队是阻止或挫败任何政变的最有效的力量”。错误的政治判断，正导致他必然要践履他的广播遗言：“我决不辞职，我将不惜一切进行抵抗，甚至牺牲我的生命。”

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的肉身生命与政治生命同步宣告终结。但这个日子之所以能被后人牢牢铭记，恐怕要等到2000年，另一场大规模暴乱的爆发。这次的受难区是美国的世贸大厦。风水轮流转，连灾难都不例外。不知尚且在世的理查德。尼克松前总统，目睹那一片崭新的废墟与尸骸，是否会想起在27年前，他以一名帮凶的身份，将智利人阿连德送上了天堂？

二、皮诺切特

在谈论皮诺切特之前，我要下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判定：在所有的政治形式当中，军人干政无疑是最坏、最危险的一种，无论作为统治者的军人隶属于某个政党、某个家族、某个宗社，还是某个寡头。这不是对军人之职业存有偏见，而是对他们手中的枪杆子，对一切暴力——无论它的强弱，亦无论它的性质——的恐惧与深恶痛绝。军人距离暴力最近，很可能距离暴政也是最近，近到我们不得不时刻敲响如临深渊的警钟。关于我的这一判定，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走过的血淋淋的历史。如皮诺切特。尽管在他执政期间，智利的经济实现了迅猛的腾飞，民众的生活比较阿连德时代也得到改善，但这些成绩并不足以抹杀或遮蔽他所犯下的累累罪恶。

我们先来看他的成就。阿连德政府经济上的失败教训，应该能够提醒皮诺切特，公有制经济、国家计划调控这条路行不通，至少对智利这样的转型国家而言确乎如此。皮诺切特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一时之间，他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于是出现让手下的军人负责发展经济的一幕。“军队基本上无所作为，这毫不奇怪。1975年，通货膨胀仍然严重，世界性的经济萎缩又引发了智利的经济萧条。”米尔顿。弗里德曼回忆：在栽过跟头之后，皮诺切特回头求助于智利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这些年轻人曾在1955-1964年间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过训练，后来便以此闻名于世——指定他们中的几位担任政府要职。此前，弗里德曼口中的“那些从芝加哥大学（弗氏任职的学校）返回智利的学生”，曾经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摆脱困扰智利经济的停滞不前状态的一种办法。1972年下半年，当时阿连德的政策似乎已将经济推向崩溃……（他们）开始制定恢复经济的计划。到政变发生时，他们已经完成了189页的初稿，其中既有调查分析也有解决方案，他们将这个计划交给将军。”只是在头一年半，将军们对这些方案并没有生发任何兴趣。

现在，皮诺切特觉悟了，他统治的智利回复到自由经济的轨道。“他先后废除了最低工资，取消了工会权利，将养老金体系、国有工业和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降低了部分税收。”这一路跌跌绊绊，走得并不太顺利。直到1985年才算安稳下来：“军政府提出振兴经济的新经济政策，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把扩大出口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心环节，发展外向型经济，使智利经济开始走上稳定增长的道路。1984—1989年经济6年连续增长，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0％。”

“现而今，智利已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根据‘世界经济论坛’10月13日公布的2004年度世界各国经济竞争指数（包括经济技术水平、国 家机构能力和宏观经济条件），其排名位列世界第22位，把巴西（第57位）和墨西哥（48位）远远抛在后面。‘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此次报告作者之一的玻利维亚人LOPEZ CLAROS说，‘智利似乎完全脱离了拉美。其竞争指数比在该地区排名第二的墨西哥高出26点。这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所没有的现象’。”

1975年，弗里德曼被邀请到智利，对其经济沉陷的症状进行诊断，并应皮诺切特的请求开出药方：“我认为‘芝加哥男孩’已经得出了结论，应该使用休克疗法结束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这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结束通货膨胀和恢复经济都至关重要的是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通货膨胀显然是因为政府需要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造成的。”

随后他回忆：

“与所有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几乎完全一样，也正如我在智利的讲话中所预言的那样，放慢货币增长的最初结果是经济萎缩，这和1981-1982年时的美国一样。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在里根总统的支持下，在保罗。沃尔克的领导下，采取措施制止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滞胀，结果也出现了经济萎缩。随后，价格增长趋缓后，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这与预期的效果相符。1975年是智利经济严重萎缩的一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13%的比例下降。到1975年年底，价格增长率已降到一半，国内生产总值以年3%的比例增长。此后的5年，经济状况得到迅速的改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以年7.5%的比例增长。”

“通货膨胀率从1974年中期的年均700%降到10%.经过一段困难的过渡期，智利经济迅速发展，1976-198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实际工资与就业率迅速上升，而失业率下降。在取消出口补贴并将关税一律急速降到10%（多数汽车的暂时性高关税除外）之后，进出口出现波动。许多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汽车运输业及其他行业取消管制，并在中小学实行教育代金券制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允许个人选择是参加政府的福利体系还是由私人提供养老金。”

智利因实行市场经济而取得巨大的成功，创造了名闻遐迩的“经济奇迹”。它的“奇”，不仅在于惊人的增长速度，更在于自由经济背后的推动者，本身并不自由，甚至是最不自由的政体。这同时又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划时代的“政治奇迹”，正如弗里德曼的评论：真正的智利奇迹，是一个恐怖的政治体制、一个邪恶的军事当局，竟然愿意违背自己的原则，而支持自由市场信奉者所设计的经济体制。如我们后面将要引述的那样，这个军政府，甘愿被一个自由民主的民选政府所取代。在世界政治史上还有这样的先例吗？死亡与新生并举。皮诺切特们在自掘坟墓，同时又成为智利光荣之路的开拓者。

三、弗里德曼、哈耶克及其他

毫无疑问，“芝加哥男孩”是制造智利奇迹的主导力量。弗里德曼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因此被视为幕后黑手式的人物，彼时还有传言说他是皮诺切特的私人顾问。总之，智利之行为弗氏带来斩不断理还乱的无尽烦恼。在他回到芝加哥大学之后，由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起，校园及地区的左翼组织成立了联合阵线，名称为“反对弗里德曼-哈伯格与智利军政府合作委员会”——阿诺德。哈伯格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从1955年开始曾多次前往智利，与一位智利人结婚，而且他还是“芝加哥男孩”的指导教师，弗里德曼正是受他之邀，去智利参加希波泰卡里奥银行资助的为期一周的公开研讨会，才引发后来的故事。当时，联合阵线举行抗议活动，贴出富于鼓动性的海报：“用抗议与揭露把弗里德曼从校园驱逐出去”。他们还成立了“调查弗里德曼-哈伯格问题委员会”，可这种做法受到芝加哥大学校长约翰。威尔逊的批评，最后不了了之。

报刊的攻击也随即展开。但更大的麻烦要等到1976年10月14日，该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名单公布。弗里德曼赫然在列。据称，为抗议弗氏获奖，“发生了诺贝尔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12月10日，弗里德曼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天，《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声讨型的社论，题为“诺贝尔奖与诽谤”，其中说道：“假设有最微小的机会能枪毙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他还是秘密法西斯主义者和虐待狂，我们看到，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忍不住要扣动扳机。这一举动有强有力的冲击力，弗里德曼先生之谜在许多人心中已无法磨灭。但是任何人只要花些时间去了解真相都会明白，这些诽谤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时对左派的诽谤是一样的。”

……

围绕智利事件的纠纷，弗里德曼的回忆录中还有很长的叙事。这个倔强的老头，这个幸运的人（弗氏的回忆录名为“两个幸运的人”），既要坚持他的理论准则，又要为种种针对他的责难辩诬。真是两难。最终，他以一篇正面报道结束了自己的狼狈：“星期二晚上，弗里德曼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演讲时，大约十几个和平的抗议者在会场外举着标语，唱着歌，一小群人在会场内对弗里德曼发出嘘声，而挤满会场的热情听众有1100多人。”

我以为，弗里德曼更值得洋洋得意的文字，是他在1982年1月发表于《新闻周刊》专栏的一篇文章，“自由市场经济与将军”。其间有几句话，令人印象深刻：

“在智利，在以皮诺切特将军为首的军政府的庇护与支持之下，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得以推行，这引出了一种荒谬的说法：只有独裁政权才能成功地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事实并非如此。智利的情况是一个例外而不是遵从规律的产物。军队实行等级制，其人员注重传统，有的人发号施令，有的人服从命令。它的组织结构是自上而下的。自由市场正好相反。它是自愿的，权力是分散的，它的座右铭是讨价还价而不是服从。它的组织结构是自下而上的。

……

但是我预言，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代替，据军政府宣布这也是它的愿望。经济自由迟早将会屈从于军队的独裁，而且这种局面可能很快到来。

对智利来说幸运的是，军事独裁政权已由民选政府所替代。“

关于冯。哈耶克与皮诺切特的关系，历来是人们批判自由主义最便捷的靶子。秋风先生的“弗里德曼、哈耶克与皮诺切特”一文有较全面的论述，兹录如下：

哈耶克曾经在1978年8月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直接涉及到皮诺切特，同时也涉及到了个人自由与民主、威权主义的复杂关系问题。哈耶克说，“我从来没有主张过，威权主义政府比民主政府更有可能确保个人自由，我说的恰恰相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些历史环境下，在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下，个人自由能得到比民主政府下更好的保护。自雅典民主制以来，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而在现代，也当然有很多例子说明，在威权主义政府下，个人自由比很多民主制度下更为安全。”他举了葡萄牙的萨拉查统治早期，和皮诺切特。哈耶克又进一步解释说：“受到制约的民主制度，很可能是人类已知的最佳政府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拥有它，甚至也不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一种最高价值。”

哈耶克在1981年接受智利一家报纸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下面一段更加令人发狂的话：“事实上，在一般性地考察制度的时候，我是完全反对独裁制度的。但在某个转型时期，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体制。当一个国家在某个时间具有某种形式的独裁性权力的时候，它就成为必要的。如你所知，一位独裁者是有可能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进行治理的。而一个民主政府完全拒绝自由主义而进行治理，也是有可能的。我个人更愿要一位自由主义的独裁者，而不愿要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民主政府。我的印象尤其是——这也适合于南非——在智利，你们处于由一个独裁政府向自由主义政府转型的过程中，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保持一种独裁权力是必要的，不是将其作为永久性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转型安排。”（发表于El Mercurio， April 4， 1981， p. D8-D9，由Roger Koppl译为英文）

很刺耳，但仔细分析，却大体合乎哈耶克的理论逻辑。在哈耶克对于政体的排序中，最优良的当然是自由民主制，即受到制约的民主制，它将价值（即自由）与手段（即受到限制的民主制）最完美地结合起来；其次是能够保护个人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财产权的威权主义制度；与其大体相当的是忽视自由甚至反自由的民主制；当然，最糟糕的是现代极权主义。

对于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立场都是非常清楚的，反对他们的人士似乎也没有太大疑问。问题就出在中间两种，两害相权取其轻，但这就需要对两种制度下的个人自由进行计算、对比——这本身非常荒唐，但却又无法回避；而计算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不同类型的自由、权利所赋予的权重。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目中，到底何种自由更重要，更根本，何种自由暂时缺乏也可以容忍？

这样的判断是因人而异的。但总的说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可能会选择前者，而倾向于左翼的自由主义者会选择后者。柏克宁可要欧洲的君主制，而主张全力围剿巴黎的革命政府。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也认为，在某种独特的威权主义制度下，经济自由、财产权得到较完整的保护，哈耶克还会强调，人民的宗教、教育、传统、习俗等等也基本上是自由的，因而是可以忍受的。这不是一个终极端性的价值断言，而是一个基于现实的政治抉择。

人们当然可以继续批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选择。但任何学者，只要是在次优选项之间进行选择，就不可避免地惹出争议。毕竟，现实远没有理论那样清晰。而将现实想象得如同理论那样清晰，则可能属于知识上的不诚实。

对此我还有两点补充。第一，在政治思潮的左与右之间，哈耶克无疑更偏爱后者。譬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对苏联专制的批评火力远远强于对德国或意大利法西斯。在《通往奴役之路》，他甚至将法西斯的某些形式归结到共产主义头上：

“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妥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同时，对民主，他的热情也比不上那些趋之若骛的同时代人，毋宁说，他持有一种“审慎的疑虑”。他曾宣称：“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而一些批评者还习惯引用这样一个事例——我未做考证，不知真伪：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出版之后，赠书给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并附言道：你看过我这本书，就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反正，依照我阅读哈氏的浅薄经验，他对民主精神固然说不上恶感，但好感亦超不过六七分。打死他都不会相信“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这类的鬼话。

第二，在阿兰。艾伯斯坦所著的《哈耶克传》中，我一直企望找寻关于哈氏与皮诺切特、与智利经济之关联的段落，却苦苦未果，只有这么一段话，间接反映出几位局中人的真实意图：1982年，哈耶克给他的政治与经济理论之最忠实的实践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写信，谈到智利政府削减政府开支的成功案例，夫人回信说：“从阿连德的社会主义发展到80年代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成功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与教训。但是，我确信您也会同意，在英国，我们实行民主制度，需要达成很高程度的共识，所以，智利采取的一些措施，在我们这儿很难被人接受。我们的改革必须符合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宪法。有的时候，改革的进程看起来可能缓慢得让人痛苦。但我坚信，我们将按我们的方式在我们的时代完成我们的改革。然后，这些制度将持续下去。”

——从撒切尔夫人委婉而坚定的转折语气当中，我们可以读出许多微妙的东西。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撒切尔夫人与皮诺切特的关系。他们是好朋友，也是老朋友。在1982年，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当时的整个拉丁美洲，惟有皮诺切特统治的智利站到英国一边，由此两位政治领袖结下深厚的友情。所以，当皮诺切特于1998年10月访问伦敦期间，英国应西班牙的要求，以他在军事独裁之时“涉嫌杀害西班牙人和西班牙人后裔”的罪名将他拘捕，撒切尔夫人挺身而出为皮氏声援辩护。她抨击工党政府的做法是“冷酷而不公平地对待曾在福克兰群岛冲突中帮助拯救英国士兵生命的一位令人尊敬的朋友”——“尽管我不愿冗述细节，但我要告诉议会，没有皮诺切特在1982年福克兰岛战争中所给予的实质性的帮助，我们将有更多的军人死在他乡。因此，整个英国都欠着他一大笔恩情。”此外，她还激烈指责拘捕皮诺切特违反了法律程序，“英国的名誉对现政府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的名誉维系着我们的利益。但皮诺切特案玷污了（英国的）名声”。并以皮氏身体欠安为理由，建议解除对他的羁押。夫人的发言在国内外引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风波。最后，皮诺切特为英国当局扣留达503天之久，“由于身体状况不适宜引渡受审”，终被释放回国。但是审判与制裁他的呼声依然此起彼伏。

四、还是皮诺切特

对皮诺切特而言，1998年是一个致命的转折。他终于尝到牢狱之灾的滋味。以前，都是他将别人扔进黑暗的监狱。从1973年当权，到1988年谋求连任失败，1990年卸总统一职，却掌管陆军总司令的大权至1997年，二十余载春秋，他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尽管他将智利经济送上了正途，智利人民至少不用担心饿肚子的危险，尽管，智利从军政府和平过渡到民选政府，亦少不了他的功劳，但这些——苛刻的人们可以反驳，他对智利的推动贡献，总有些迫不得已的因素在内——与他的罪恶相比，孰轻孰重呢？救一人如救苍生，那么杀一人呢？何况皮诺切特所杀害的人，却要累以千计。

如上所述，西班牙首先点燃了指控皮诺切特的导火线。2000年3月，他被释回国，立即受到国内对他在执政时期组织绑架、谋杀等数百项罪行的控诉。但智利法律有一项规定，终身参议员享有司法豁免权，皮氏于1998年担任智利终身参议员，因此他侥幸逃过一劫。但针尖对麦芒，主审法官古斯曼在皮诺切特归国的第三天就签署决议，要求圣地亚哥上诉法院取消他的终身参议员之特权。是年5月，上诉法院经过多次听证和辩论之后，通过了古斯曼的请求，并决定对皮诺切特在执政期间犯下的罪行立案审查。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就此展开，皮氏有两大法宝可以对抗法院的裁决：“终身参议员”之司法豁免权；已近耄耋之年的病人，健康状况不佳。前者已经数度失效，而后者却成为他的终极保护伞。

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国内至少有3000多名持不同政见者被杀害——据一家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最新统计数字，精确为3197人。其中上至将军，下至平民。此外，还有一些国际性罪名等待他的低首供认。臭名昭著如“秃鹰行动”，即20世纪70年代，智利等南美洲的五国军政府联合追捕与杀害南美各国左翼进步人士的行动计划。古斯曼法官经过调查确认：皮诺切特有染于“秃鹰行动”，是导致至少1名智利人死亡和9名智利人失踪的主要责任人。随着自由之风的迅疾扩散与人们对历史真相之渴求的愈加强烈，此类罪恶正在一层层地被发掘出来。皮氏将面临150多项侵犯人权罪的指控。但患有糖尿病、三次中风的独裁者还能挺多久，千古艰难惟一死，他能否逃脱法律的裁决而寂然无声地进入地狱，相信正是近年来的一大国际性热门议题。

皮诺切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不能善终，而我现在却过得很好。如果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像从前那么做！”——不知他至今可有悔悟之心？还有一个为某些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细节，皮诺切特是毛泽东的忠诚拥趸。可比照两人的晚景，他则凄凉多矣。尽管两人的贡献与错误如此相象——当然，皮氏是小一号的毛泽东，谁让智利那么小，人口那么少呢？——连晚年被类似的病魔缠身都概莫能外，毛氏在朝见马克思之前，一直巍然如神；落魄的皮氏却要为怎样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心力憔悴，于今已91岁的高龄，仍然不得安宁。两景相照，情何以堪？皮诺切特是否后悔他为什么没有生在中国，没有死于70年代呢？

五、一个左翼学者对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之事件的评述

这位美国左派学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佩里。安德森，此处引用他的两段话，其一出自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系所作的一次学术报告，载法国《思想》杂志；其二出自汪晖先生对他的访谈，载《视界》杂志——这里的引述旨在表明一种可供参考的立场，作者不欲做多余的评谈：

我在这里要援引1973年9月智利军事政变之后在皮诺切特独裁下的情况来说明。这一政体的「功绩」在于宣告当前历史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周期已经开始。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无情的形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纲领；放松管制、大批失业、镇压工会、有利于富翁的财富再分配、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这一切的开始差不多比撒切尔早10年。在智利，皮诺切特的经验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论的影响，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理论的影响比奥地利的冯。哈耶克的影响更为直接。值得强调指出的是，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的经验使英国撒切尔夫人的顾问们很感兴趣。而且在80年代，这两个政府之间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当然，新自由主义在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废除民主制和建立一种二战以后最残暴的独裁制。

民主政体本身——正如冯。哈耶克不断地重的那样——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价值。他解释说，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数的民众决定干涉每一个经济主体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权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为不可调和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可以对智利的经验表示赞赏，却不致使自己的理论丧失条理，也无需在原则方面进行妥协。由于智利的经济在皮诺切特政权下以比较快的节奏发展，这一点是与受新自由主义纲领支配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就更加能为自己的赞赏辩解了。况且，这一发展节奏在后皮诺切特政体下仍继续保持，而这些政府基本上是采取同样的经济方针。

二战之后，主流自由主义传统与上述的自由主义并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这时出现了极为保守的、甚至是军事主义的自由主义。哈耶克的传统在这一潮流中成为支配性的主流。这一主流自由主义的价值是什么呢？公司自由、财团自由，以及作为所有这些权利保障的战争逻辑。民主不仅与此无关，而且对这些权利构成威胁，哈耶克对此非常清楚。如果存在民主，那么民众将通过民主投票要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毁掉上述自由。因此，自由需要国家无力干预经济。从这个角度说，极权主义的国家可能较之民主国家更为自由。这并非仅仅是理论的预设，而且诉诸实践。弗里德曼在七十年代积极参与了当时的经济决策，智利政变时，他支持的就是皮诺切特一方。军事独裁与市场经济可以并行不悖。你早先说到意大利的情况，米瑟斯为墨索里尼辩护，而弗里德曼则为皮诺切特辩护。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连贯的线索。只要阅读他们的著作，就可以毫无疑义地看到这一点。

六、一些私人性的看法

如果将阿连德的政治经济政策与皮诺切特做一个比较，我们或许会发觉一些富有意味的结论。阿连德打出的口号是“第一个以民主、多元化和自由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参照这个解释——“所谓民主，即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所谓多元化，即主张思想意识多元化、经济成分多元化和参加政府的政党多元化；所谓自由，即不必要经过内战而是采取和平选举的形式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看到，阿连德的社会主义论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样面目狰狞，他不是教条得死搬硬套马克思理论，而是在杂糅，混合进资本主义的一些健康成品。在他的治下，智利可谓政治的自由主义（民主、自由、多元），经济的社会主义（国有化、中央调配）。

而皮诺切特正与此相反。他在经济上倒预先贯彻自由主义的精义，至于政治，如我们所见的几乎所有的军政形式，理所当然是专制主义的。这一点，连为皮诺切特辩护的弗里德曼、哈耶克与撒切尔夫人想必都不会否认。比照阿连德，我们可以说，两位统治者实行的都是瘸一条腿的自由主义。他们没有完全否认自由的力量，却必须以一定程度的专制为拐杖。只是，阿连德的前程险阻重重，以他为舵手的航船不幸在中途触礁沉没；而逆向行驶的皮诺切特船长，却将智利人民从滔天巨浪之中带往宁静祥和的地平线。吊诡的历史在这里呈现出一副奇妙的景象。

智利经验的奇妙，或者说偶然，就在于构成了一道色彩鲜明的选择题：政治自由加经济专制，经济自由加政治专制——何者为优？哪一个更方便将一个后发达国家送上光明的康庄大道？这里不存在另外两个选项：政治与经济皆不自由，那是最坏的；政治与经济皆能自由，那是最好的。两头茫茫皆不见，既不能奔向天堂，也不愿跌入地狱，在此利害交织的人间世，人们该如何权衡？这正应和了我的一个判断，无论是自由主义的建构还是自由主义的批判，都不能一锅煮，最好把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它们正如一辆牌号为“自由主义”的马车的两个轮子，任何一方出现差错，都会影响车子的行进；但有些时候，却难免瘸一条腿，行路难，可还是得走，哪怕缓慢如昨。

我与友人讨论智利型的选择题，将选项形象化为：

一、阿连德的方案：饿肚子，但可以骂娘，乃至骂总统的娘（即“持不同政见”）；二、皮诺切特的方案：趋向丰衣足食，但不准骂娘，即便腹诽，亦不准；我们依据自己的思维与经历，一致认为，可能对大多数人而言，第二种方案为最佳，风险最小。毕竟，饿死事大，骂娘事小。人都饿得有气无力，哪还有工夫去骂娘呢？

我坚持这样一个前提，智利奇迹的诞生，有其巨大的偶然性，譬如，它的殖民地特征，它的国有资源，它的对外贸易方式，它的民主传统等，这一切的地方性知识将限定智利经验的不可移植。

但通过上面的选择题及其答案，我却不得不承认，皮诺切特的治理术，击中了人性的软肋，从而使得自由主义内部的辩证法具有普世性的意义：

经济自由未必是政治自由的充分条件，却一定是必要条件；

经济自由未必能直接导向政治自由，但缺乏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断然不能长治久安。

阿连德式的政治自由，像一个缓慢漏气的彩球，悬浮于智利社会的真空，即使皮诺切特不主动开枪将它击破，它又能飘荡多久呢？

就经济自由的重要价值，哈耶克如是阐述：“人们往往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相反。作为任何其它自由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和权力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我们可以由此来映射中国的现状。1978年的改革开放，如皮诺切特重用“芝加哥男孩”，实行自由经济一样，多少总有些被迫的成因的鼓动。不这样做，便不能收拾“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烂摊子。

而中国与智利的差异在于：智利的军政府自愿向一个民选政府和平过渡，从军政走到宪政；可中国，我们可以自我安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呢？我们的皮诺切特，每前行一步，都可能承受后退两步的风险，他们多半是被动的。进步主义的历史之风吹到中国，却迷失了方向。

我们还要解决一些或许超出智利经验的难题，如在自由经济的进程之中，权力者藉其固有的优势，将权力与市场之资本相媾和，生产出一种名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对此，是“打脱牙齿和血吞”，还是用钢牙将其挫碎，这恐怕要凝固成所谓的“中国奇迹”。

真希望奇迹能在中国显灵。

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与智利之歧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后者的民主传统根深蒂固。正是它的酝酿与生效，让阿连德错误判断了彼时的现实并死于非命，让皮诺切特——尽管他带领智利人民度过艰难的转型期——始终要直面法律的权威，让我们——生活在这一传统异常微弱的国度的中国人——很受伤。

这也是我不太赞成哈耶克的地方。我相信民主，十二分的相信，相信它是帮助中国平安驶过历史三峡至为关键的一根浆。

两害相逢取其轻。其实一个人的暴政与多数人的暴政，性质没什么差别。这里的轻重辨析，一是它们对现实的损害；二是它们的方向感。所以在我眼中，德国法西斯与苏联共产主义属于同一类型，希特勒与斯大林长有近似的政治面孔。说实话，我无法理解哈耶克对它们的好恶与高下之分。

相反，我更钦佩弗里德曼的沉稳，以及以身饲虎的勇气。他访问智利期间，曾在天主教大学和智利大学发表演讲：“我不讲以前演讲中关于通货膨胀的话题，而是谈自由的脆弱，强调自由社会的可贵……以及福利国家出现对自由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从听众的反应看，这对他们显然是一个全新的内容。在听这样的演讲时，两派学生都深受震动。”

播种自由，未必能收获自由。

但是不播种，永远都不会收获。

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民主更不是。

比较一下1976年与2006年。毛泽东死了，而风烛残年的皮诺切特居然要以身患重疾为利器，与法律、与人心博弈。这是何等的悲哀。天日昭彰，报应不爽。从他呆滞的眼神，我们再也看不到昔日独裁者的威风八面。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历史毕竟在前进，民主已经汹涌至“第三波”。

或许，我们可以传染上一丝阿连德的乐观。

七、尾巴

“2005年9月，智利颁布宪法新文本，正式取代了皮诺切特军政府时期颁布的宪法文本，这是智利对完善本国民主制度所实现的重大改革承诺和历史性步骤。新宪法对1980年宪法作了58处实质性修改。共和国总统任期将由6年减至4年，取消议会中终身参议员和指定参议员的设置，所有参议员将与众议员一样均由民主选举产生。此外，修改后的宪法将赋予共和国总统对军队和警察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规定总统有权撤换武装部队各军种和警察部队的总司令，改变过去宪法中关于这些职务不可罢免的限制。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不再可以跨越总统的权力，而使之转变成为隶属总统领导下的国家安全顾问机构。”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近年活跃于电视台，引经据典，生动讲述中国历史，收视率火爆。这位「学者明星」明确表示，他要做的就是实现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大众的文化对接。

学者明星应运而生于电视，成为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纪连海等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活跃在电视上，在《百家讲坛》、《文化中国》等节目中成了明星。他们在电视上引经据典，风趣幽默地讲述历史，颠覆一些电视剧中的历史形象。随着收视率一路走高，这些学者明星也像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超女」一样，各自拥有自己的「粉丝（Fans）」。

九月四日，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对亚洲周刊说，易中天的《品三国》出版权，被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首印五十五万册和百分之十四的版税在无标底竞标中夺得，出书不到两个月已印了一百十五万册，销售八十五万册，各地增订单依然不断涌来。

郏说，这部超级畅销书的市场反应表明，电视媒体前期预热，图书出版后期跟进的模式正在形成。以往电视充斥戏说历史，离历史越来越远，误导观众，只是大众娱乐的视觉享受，一批历史学者在电视上反击戏说，澄清史实，颠覆误解。他还说，学者成为电视明星并拥有「追星族」是好现象，是一种「深刻的娱乐」，随着「品读」类读物成为热点，让百姓感觉读书不是遥远的事，是全民阅读的前提。

在中国大陆电视台上红火的首位学者明星可算文化人余秋雨。如今，这位教授成了众多电视媒体追逐的对象，有了他就有收视热点。他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节目每周五天每天不到四分钟，展示「文化脱口秀」。近年来，一批学者型明星在电视上崛起。其中，纪连海是北京师大二附中的历史老师；刘心武在电视上讲《红楼梦》，轰动程度超过了他当年发表小说《班主任》；阎崇年研究了一辈子清史，学术专着、论文颇丰，但他走入千家万户还是在电视上讲《清十二帝疑案》。

继二零零五年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汉代风云人物」系列讲座掀起收视热浪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中天今年开讲「品三国」又达收视新高峰。百度网站里有个「易中天吧」，建立了好多个关于易中天的QQ群，易中天的拥趸自称「意粉」（易粉）、「乙醚」（易迷），帖子几乎都是他们对讲座的观后交流。有「意粉」与「乙醚」发起了「如果「百家讲坛」竞选「坛主」，你选谁？」的问卷调查，从跟帖上看，答案几乎无一例外的就是易中天。

在北京一个文化人的家里，易中天进门，脸上架着一副墨镜，宛若明星。他对亚洲周刊说，自从「品三国」越来越红，他就时常在路上被指指点点，用他的话说，「整天受干扰，简直没有了自由」。一天，他与太太去影院看电影，为了避开人群，特意选了早场。剧场里只有六七个观众，其中竟然四人认出他，与他打招呼。他如今在家已不接电话，一回家就把手机交太太，由太太处理。有朋友建议他配助手，他摆手说，这就更没有隐私了。

五十九岁的易中天，高中毕业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后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人气超强的易中天探索的路，是要实现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对接，学术与大众的文化对接。易中天每录一集电视节目，往往花四五天做案头准备工作，一个月四集就花二十天，加上录制，大部分时间耗在其中。目前「品三国」只录了三分之一。他说，如果有一天观众不爱看了，收视率下跌，他随时「下课」。易中天认为，今天人们关注历史，主要就是关注人，关注自己的命运和活法。「否则，早已作古的人，关他们什么事？所以我坚持把英雄人物还原成普通人，还原成和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而且也会犯错误的人。这就拉近了历史和当代人之间的距离。」

趣说代替正说与戏说

易中天曾说：「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他认为，对历史有多种说法。最常规的是「正说」，最流行的是「戏说」，「正说」难懂而乏味，「戏说」好看又有趣。「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这就产生了矛盾。他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趣说」，即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

易中天还说：「应该有一些人来向大众负责，但这种负责不是用「普及」能概括的，我从来不使用「普及」这词，「普及」是只要把理论变得通俗易懂就行，事实没有那么简单。我用的是「品读」，「品读」就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背后的人性的解读。我以前出版过《品读中国》书系，有《品人录》、《读城记》等，前不久出版的有《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品读」比「普及」重要多了，「品读」要品味，要阅读，寻找书中能给现代人启迪的东西。」

易中天说：「我讲历史的方式可以总结成四句话：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最后落脚在人性上。」

易中天讲究幽默风趣的讲课方式。「民间把关羽奉为财神，什么民营企业啊，个体户啊，家家供个关羽当财神，这说明什么？难道他们的钱是靠打架抢来的？」「刘邦在多年征战中风餐露宿得个风湿性关节炎啦，那倒也是可能的。」「诸葛亮一看，管他呢，叫几个老兵扫地，把城门打开，再叫两个小孩在他身边，他自己呢，抱着琴上城楼唱卡拉OK去了。」「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和张飞觉得，就像老鼠爱大米。」易中天的讲座里充满了类似的现代语词和俏皮话，尽管他常常会用一般学术讲座所忌讳的插科打诨，有无厘头的搞笑语言，观众并不觉其浅薄，反而认为讲座别开生面，是一场「听觉的盛宴」。

不过，对易中天等这类「学术明星」的评价，学术界内外众说纷纭。不少争议集中在对「易中天们」评说历史的方式上，有人质疑，如此评说能否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王道成认为，既然讲的是历史，就应该保持起码的严肃态度，不能一味迎合观众趣味。学者讲课像周星驰那样插科打诨是不合适的，现在娱乐已经普泛化了，如果人文再定位不清，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研究员李治亭，在月前上海书展的一次讲座上，把时下包括易中天在内的一些史学「学者明星」作了一通批判，称其缺乏常识，品位低下。李治亭说：「现在，历史的真实性遇到危机，再没有批评和不同意见出现，人们就会把误传当作真理，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他表示：「历史材料可以用来写论文、写小说、写话本、写电视剧本，但第一位必须是「真实」，否则就是歪曲。有人将史学商业化，为迎合大众而把严肃史学变为「时尚史学」，标新立异，贩卖假货。」李治亭说：「易中天的「品三国」，是品三国历史，还是《三国志》、《三国演义》，或三者兼有？《三国演义》可以随你「品」，但《三国志》是严肃的史学着作。易中天「品」曹操，等于没「品」，说曹操「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奸诈奸猾，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一大堆词，好的坏的，怎么理解呢？「品」来「品」去还是跳不出「乱世奸雄」的旧框子。」谈到易中天爱用的流行词汇，李治亭说：「纯粹是文字游戏，品位低下，媚俗之作。诸葛亮唱空城计，你非得说他唱卡拉OK，诸葛亮在那儿隐居，你非得说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时髦语言掺进史学就是低俗化。」

讲述方式不必争论

易中天走红引来铺天盖地的指责声。传媒常常问他对指责的回应，他被问得烦了，乾脆提出三原则：指出演讲内容中的硬伤立即改正；学术问题从长计议；讲述方式不争论。特别是第三条，对于他在《百家讲坛》里的讲述方式，他觉得没有必要争论，不喜欢的话，最好办法就是不看，何必要义愤填膺。

面对如潮的批判，「学者明星」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在电视频频「出镜」，一批人文学者正在走出学院，走出书斋，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进入公共话语空间。

易中天小档案

一九四七年生于湖南长沙，六五年高中毕业，其后十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其间当过几年中学教师；七八年恢复高考，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后留校任教，十年内职称一直为讲师，调往厦门大学前才评为副教授。九十年代后期，生活清贫、缺少科研经费的易中天开始写书换钱，出版了《闲话中国人》、《品人录》、《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等「随笔体学术着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了。转眼三十年过去，毛的巨大阴影仍然笼罩着整个大地，在官方的祭坛上，他还是一个不容质疑的神，他的巨幅画像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日夜俯视着众生；他的尸体还静静地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水晶棺材里，每天等待着男男女女的排队瞻仰；他锻造的铁链仍捆缚着这个老大民族，千千万万的人们对他怀着复杂的情感，爱恨交加，他是个符号，他是个咒语，他是横亘在20世纪历史上的一道迈不过去的坎，他的影响直到21世纪都消除不了。在一切独裁君主、帮凶、帮闲、顺民心中，他是不落的太阳，他的纵横恣肆的权谋，他的阴鸷、狡诈，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一个极端势利的世俗社会树立了成功的范式，膜拜他的人们，膜拜的不仅是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且是他把权力施展得淋漓尽致的那种手段，他那种大张大合把一个国家当试验田的盖世魄力，他那种不顾万民死活、生灵涂炭而一往无前的冷血决断，他把所有元勋功臣、博学鸿儒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冲天豪气，在世俗的眼里，他是一个胜利者，一个登峰造极的成功者，一个击败了所有强劲对手、扫平六合的新救主，一个不是皇帝、胜过皇帝的舵手、导师、太阳，一个超越了古往今来一切神仙和妖魔鬼怪的超级巨灵，他的出现令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膜拜的那些虚拟神灵都相形失色，大到佛祖菩萨，小至灶上供奉的小神，都要为他让路，他的一个哈欠，一个喷嚏，都足以令山河变色、大地震动，他超越一切人间规则的约束，昼伏夜起，逆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而行，他随心所欲，想怎么样就怎么想，把一个偌大的民族整得死去活来，把这个泱泱大国来回翻着烙饼，至死方休。他骄傲地宣称，秦始皇焚书坑儒算什么，他自称和尚打伞，他藐视万民苍生，像猫玩老鼠一样玩弄曾与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同伴，没有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他，他参与制定了宪法，却从来就没有打算遵守，他从心底里把自己看成万物的主宰，他的出现确实改变了中国，历史从此断裂，文化从此沦亡。

正是从毛泽东开始，什么良心、正义、德行统统都遭到了最大程度的践踏，几千年累积起来，一次又一次改朝换代都未能毁灭的那些做人规范终于遭到了灭顶之灾，在毛泽东之前，历代的王朝更迭都只是政权的转移，从来没有把维系普通社会的基本价值连根拔起，彻底铲除。毛是个怪胎，他身上有深入骨髓的帝王情结，他不断地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汲取帝王术，并活学活用，发扬光大，同时他又用极端手段砸碎了悠久的传统文化，他傲慢地蔑视一切人类的法则，他不按牌理出牌，没有规矩，天马行空，以常人难以想象、难以捉摸的计谋，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将威胁他的权力的所有对手一一打倒在地，他不断地培植对他本人的超帝王的个人崇拜，他毁灭了一个古老民族赖以长久存在的善良风俗，他用霹雳手段、高调理想摧枯拉朽般地将民间社会化成了灰烬，在他治下的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全体民众都只能在他划定的圈圈里生老病死，没有人可以获得可靠的安全感，他想把谁变成敌人，谁就必然被全民唾弃。他大手一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遭殃。他杀人、坑人，被杀者、被坑者还要真心诚意地向他山呼万岁，最多认为他被小人、奸佞愚弄、欺骗，而他永远是伟大、正确的。在自杀者的口袋里常常装着向他表忠心的遗书。被神化的毛泽东不仅宰制了人的肉体生命，而且掌控了人的灵魂。他随心所欲的统治真的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境界。

毛泽东离开人间之后的三十年，在他的阴影之下，这个民族又有了多少长进？相比起毛主宰的那个完全封闭的社会，后毛泽东时代确实已经进入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经济上的开放，政治上的封闭，公有制的大厦已一点点塌陷，私有制正以各种形式卷土重来，老权贵变成了新富豪，大红色的天空被刷成了粉红色，当局不容许言论自由、精神自由，但容许经商自由、物质消费自由，不容许公开批评，私底下发牢骚、骂娘则可以不管了。毛时代的狂热降温了，冷酷性降低了，专制机器的链条有所松动，当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技术性手段大大提高了，统治技巧相对更复杂化了。假如毛泽东活着，三十年后的这个中国已经是他所陌生的，在他看来，恐怕是“资本主义”复辟了，“修正主义”正大行其道，他追求的宏大革命理想已淹没在金钱、物质欲望的海洋之中，“私”字重新成为正统，只剩下国家机器硬梆梆的拳头。面对三十年后的这个中国，他的阴影宛在，却已不是他的时代，大概他也只能无能为力，徒呼奈何罢了。

今天的大陆依然是秋风秋雨愁煞人，毛泽东依然阴魂不散，揭开毛时代的真相，讨论毛的功过是非，还是一个不能跨越的禁区。而且他很多人到现在依然真诚地怀念毛泽东，怀念毛时代的平均主义，当贫富两极急速分化、贪污腐败变本加厉、无孔不入，社会不平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时期，人们越加容易忘记毛主张年横式专政的冷酷无情，忘记贫穷的折磨，忘记他曾把农民牢牢钉死在土地上……这是长期以来主流宣传的结果，让人禁不住要感叹愚民教育的成功。但是，从毛时代进入后毛时代，无论如何，毕竟都是历史的进步，哪怕后毛时代，我们仍然没有获得做人意义上的自由，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然这不是某个人、某个集团的恩赐。

──《观察》首发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看到《新快报》文章《广州”高危行业”五百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差点把刚吃下去的晚饭呕出来。太噁心了！

俗语说：言传身教。《江泽民文选》便是最新鲜的言传身教例子：江泽民用秘书们写的发言稿，让拿国家薪水的工作人员当编辑、校对、搬运工，用国家的印刷厂、机器和纸张印刷，由国家发行渠道推售，用人民的电视台、电台、报刊卖广告，再强迫全党、全国、全军用公费购买，然后把不少於三亿元人民币的初版稿酬据为己有(《开放》2006年9月号)。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贪汚，不是公开的掠夺，不是最大的腐败！党国大佬尚且如此，宣誓奈谁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是真正的贪汚腐败的源头；真正的”高危行业”就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内。《新快报》记者岳杨先生说：”今天广州在位的高官们才是真正拥有(贪污腐败)’土壤’的’高危人群’，才真正应该站出来’宣誓’。高官们是否也能抽空出来’宣个誓’，以示自己的反腐决心呢？”真是一针见血。

中共一向自诩是唯物主义，可是在倡亷反贪上偏偏搞唯心主义。中共放弃了世界通行的唯物主义的做法—-人民监督、反对党监督、舆论监督，却自欺欺人的搞唯心主义的什么”誓言监督”。

说”自欺欺人”，其实共产党人、特别高级的共产党人，倒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入党誓言》什么时候约束过贪官汙吏们？岳杨先生说：”宣个誓”只不过是随口一句话，转眼间”誓言”抛到九霄云外，能贪的照样贪。所以，”宣个誓”不过是愚弄一下青年、愚弄一下老百姓罢了，谁会当真？

欺人更难，老百姓早把中国共产党那套狼心狗肺看透了，岳杨先生就当场浇了冷水：”这种宣誓究竟能管多大用处？”

现把《广州”高危行业”五百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记者手记：大官们能否也出来宣个誓？》和照片附后，权当”记录在案”。

附一，广州”高危行业”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

《新快报》讯（记者余亚莲，实习生曾宇，通讯员钟亚雅、彭冬松、汤嘉璐）”广州市廉政文化周”昨日上午启动，来自海关、地税、国税等廉政”高危行业”的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

在市国税局团委副书记黄智明的领誓下，500名公务员身着整齐的制服站在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内，举起右手庄严发出了廉政为公的铮铮誓言：

“我宣誓：我是一名国家公务人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廉洁奉公，无私奉献；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依法履行国家赋予的各项权力；恪守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不徇私情，不谋私利，不滥用权力；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当人民的好公仆。”

一名参与宣誓的公务员告诉记者，有了这种宣誓，至少在心里面有了一个警示，以后真的遇到什么事情，就会想起自己曾经宣誓过”不贪污”，这样，就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在启动仪式上，广州海关、广州市直机关工委等部门的领导还共同点击开通了清源网。据悉，清源网站（www.qyw.gov.cn）是全国首个预防青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专业网站。

网站的建立是为了在广州市搭建一个预防青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宣传、教育、信息沟通的平台，以此营造起廉洁奉公的社会氛围。

附二，记者手记：大官们能否也出来宣个誓？　　岳杨

昨天，广州市的青年公务员宣誓”不贪污”了。不过，这些公务员还没当上”高官”，还不具备贪污腐败的”肥沃土壤”。今天广州在位的高官们才是真正拥有”土壤”的”高危人群”，才真正应该站出来”宣誓”。高官们是否也能抽空出来”宣个誓”，以示自己的反腐决心呢？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宣誓究竟能管多大用处？大概也只能问宣誓者的良心了。

上网搜索，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纷纷举行”廉政宣誓”：山西256新提拔厅局级”廉政宣誓”过了，四川百名医务人员”廉政宣誓”过了，江苏铜山县国税局稽查局”廉政宣誓”过了，广东省直青年在广州烈士陵园”廉政宣誓”过了……对于个别人来说，”宣个誓”只不过是随口一句话，转眼间”誓言”抛到九霄云外，能贪的照样贪。

当然，对于”廉政宣誓”，我们也大可不必讳疾忌医。哪怕其作用微乎其微，总还是”有比没有好”，起码对有良心的官员们还是有一定的震慑作用的。如果广州能借此机会，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不断从制度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那就更好了。

《新快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6年08月16日

 

首发新世纪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