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权革命
1.2.28运动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欢腾，庆幸脱离不公不义之殖民统治。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
1947年2月27日晚8时许，专卖局人员在台北市查禁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民众包围派出所要求交出凶手枪毙。群众得知查缉员被送至宪兵队后，乃拥至包围，要求交出凶手。结果一排宪兵上前摆出射击姿势，群众见状乃躲进新生报骑楼。随后，有锣声响起来，群众又包围宪兵队。有青年在街上大叫：“台湾人赶紧出来报仇”！次日，报纸刊登了百字左右的事件报导。于是由缉私引起的伤人、杀人事件点燃了人民的怒火。
2月28日9时，民众乃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市民立予响应，相继关门。游行民众冲入了肇事单位专卖局台北分局，发现局内有缉私员。群众以为其中之一是昨夜之凶手，乃将他与另一警员围殴致死，又殴伤四人，并将局里所存之火柴、烟、酒及一辆汽车与七、八辆脚踏车抛至街上焚烧，至次日仍未全熄。宪警随即赶到，但也知难而退，不敢处理。……专卖局南门工厂亦被捣毁。
13时许，在公署广场前，士兵举枪阻挡，枪声响起，有人伤亡倒地。公署开枪事件后，官民对立之势已不可避免，省籍矛盾随之爆发。14时许，民众进占了台湾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内容主要为批判贪污现象、米粮外运、民不聊生等，并号召民众起而驱逐各地的官吏以求自存。因转播站抵制而未予转播，消息只在台北地区流传。15点，警备总司令部鉴于情势危急，宣布戒严，并遣派武装军警巡逻市区，且开枪扫射。不少民众、学生因而丧生。
嘉义地区各地民众曾组成武装队伍，参加攻击红毛埤军械库及水上飞机场的军事行动，惟参加者大半是乌合之众；第二，嘉义地区不少社会人士支持这些行动，因而孙志俊市长认为嘉义地区“战事进行之激烈，与公教人员损害之惨重，堪称为全省之冠”。
高雄地区在3月3日起民情骚动，群众逐渐有激烈的行动，围攻105后方医院与宪兵队等地。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认为此举已形同叛乱，待机出兵。3月6日14时，彭孟缉扣留上山谈判的代表，以迅速的行动出兵镇压，虽使高雄地区纷扰不安的局面稳定下来，但军事攻击行动造成高雄市政府内、火车站前无辜民众的伤亡。而事后的清乡，逮捕一千五百名嫌疑“人犯”，且部分人犯被公开枪决，可说是事件创伤久久未能愈合的重要原因。
3月8日，国民政府21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史称二二八事件。期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
民主化后，二二八事件善后基金会成立，拨款几十亿，四度延期，前后九年才告完成，死者一人赔偿六百万元（最后死亡人数为681人），众人皆无话可说。政府更进一步，将五十年代的七千余件冤案审结，对七百余件死刑作出赔偿，连徒刑总赔偿金额达178亿元……马英九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那不是策略之言，而是反映一个民主社会基本的人权观。显示了两岸之间的巨大差距。
2.雷震、胡适与大陆知识分子之比较
胡适在1917年4月17日写《沁园春？新俄万岁》颂俄罗斯二月革命云：“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见44卷本《胡适全集》第28卷第553～554页）！在胡适看来，只要“为自由来”，“张自由帜”，“与民贼战”，哪怕是“暗杀”也未必不可。
1921年10月10日胡适在北平《晨报》的《双十节的鬼歌》云：“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同上，第29卷，第476～477页）！
胡适当时也不对那“鸟政府”进行改良，而是要“推翻”。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那“鸟政府”（鲁迅最明此理：一首诗赶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16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
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胡适说：“革命…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功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
胡适去过一趟苏联后就倡导社会主义救中国。1926年胡适宣称，“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1927年，胡适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的专政”，在《新月》杂志上率先发表文章，批评政府，呼吁“人权”。胡适声明要做政府的“诤友”，结果《新月》被迫停刊。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胡适是俯瞰、是教训、是“恨铁不成钢”的希望和失望。
1930年，胡适再度亮相，发表自觉与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场。1931年底，国民政府成立财政委员会，胡适被指定为委员。
1932年11月胡适首次同蒋介石会面，12月发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认定国民党就是“好政府”，蒋介石就是好领袖。
胡适1933年在《独立评论》的发刊词中说，“目前在中国提倡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短时期的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主政治的途径。”
1947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做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胡适说：“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国外，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总动员戡平叛乱案”，胡适次日即对新闻界表态拥护，随后还发表了题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的文章，称扬国民党的宪政改革，并多次应邀到北平电台和国民党华北“剿总”作反共演讲。
胡适对“蒋公”直言的度把握得很好，凡有可能要惹蒋生气的话一般不说，就是不小心说漏了嘴，若发现“蒋公”不高兴，便戛然而止。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与胡适等重要学人被蒋介石派飞机从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接到南京。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中研院内主持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讲话时泣不成声，声称“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也许是受胡适一番讲话的感动，当天晚上，蒋氏夫妇还是把胡适招去，特为胡适作寿，在总统官邸备酒席，破格示敬，并“与胡作了长谈”。
胡适1953年公开忏悔当年认同社会主义是“犯了错误”。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经国、陈诚等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正在于提供了过多的民主自由，给予共产党渗进内部煽风点火的机会，国民党本身却绑手绑脚，无法有效的反击。为了确保国民党嘚领导权，国民党应广设政工制度，巩固领导中心，以确保政策的顺利推动。
1949年前，雷震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并深得蒋氏倚重，先后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胡适、雷震等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就是因为没有贯彻民主政治，导致政府腐化，人心尽失，因此国民党必须在台湾实施充分的民主宪政，如此才能对大陆百姓产生号召力。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杂志在台北正式，杂志发行人胡适。1950年代初，杂志发行人为雷震。当时不仅得到了蒋的首肯，蒋甚至下令给杂志社在教育部分了一间房子。军队的官兵当时也几乎人手一册《自由中国》。该刊当时抨击国民党的言词非常激烈。就是这样一份猛烈攻击时政的刊物，却没有遭到查禁。从创刊正式出版到1960年9月1日发行最后一期，《自由中国》共出刊260期，总共存活了十年九个月又十天。
1951年6月1日《自由中国》杂志刊登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批评了保安司令部背后支持经营高利贷，评论政府采行金融投机作法可能导致执行人员借机敲诈。保安司令部指责杂志“破坏金融管制，损害政府威信”，准备采取行动，由于省主席吴国祯的干预，特务抓人未逞；后被迫刊文道歉补救，雷震亦遭到国民党内大腕“公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1952年《自由中国》发表了“学人蒙难，文化遭殃”、“健全舆论形成的要件”、“政治与道德”等社论，出版了《舆论与民主政治》一书。
1953年发表“国民大会要走到哪里去”、“舆论的反省”，出版《监察院之将来》一书，主张将“监察院”改为“参议院”，立法院“改为”众议院“。1953年因”再期望于国民党者“、”监察院之将来“两文，被蒋介石免去”国策顾问“一职。
1954年发表“行宪六年”“行宪与守法”、“我们需要怎样的行政院长”、“这是国民党反省的时候”、“确立文人治军制度”，在《祖国》周刊发表“反对党与民主政治”等文。在“我们五年来的工作重点”一文中强调自由与民主；实行法治建立政治制度；希望出现有力的反对党；团结民主国家和反对力量；鼓励自由经济的制度；建立独立性与批评性的舆论。
1954年5月底，台湾的余燕人、黄厂风、广长白三位家长投书《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眼看着我们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脸的抱着这些书来啃，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
1954年12月，《自由中国》发表了读者投书《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抨击台湾教育当局与蒋经国主持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在中学推行党化教育，硬逼着学生作《我心中的国民党》等无聊的作文，痛批党化教育之害。蒋介石勃然大怒，开除了的雷震的国民党党籍。
1955年因报导“孙元锦自杀事件”导致出刊被阻，后被迫改版。
1956年10月，是蒋介石70岁生日，《自由中国》刊出了《祝寿专号》，为自由派人士向蒋介石建言之总集，言人所不敢言者。《祝寿专号》的社论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在人格上的缺陷，要求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要确立“责任内阁制”，抨击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反对在军队设立国民党党部。雷震在“谨献对于国防制度的意见”一文中批评国防组织法与国防会议，再次提出军队国家化问题，要求军队国家化，贯彻自由教育的方针。这期杂志引起了极大轰动，连印7次以上。
1956年12月，台湾官方开始文化围剿《自由中国》。官方的批判文章说：主张言论自由、要求军队国家化、自由教育或批评总统的，一概荒谬绝伦，是共产党特务之行为。指称她“扛着自由民主的招牌”，“经常发表反动言论，散布毒素思想”，并要台湾社会“防止思想走私”。雷震受到了特务的盯梢和恐吓。然而，他毫不退缩，随时准备赴死，坚决不请求美国大使馆保护。雷震回忆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稿子一送印刷所，特务就去索取稿子找麻烦。印刷厂不胜其烦，不愿续印了。十余年的时间先后换了7家印刷厂。
1957年4月1日，发表“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鼓吹成立反对党。
从当时在台湾以致华人社会中的影响，从对自由主义理念的笃信与传播而言，胡适出面组党可谓众望所归。为此雷震多次出面敦请胡适担当这一使命。1956年11月至1957年8月，雷震多次致函胡适促请他出面领导一个反对党，然而迟迟未见回音。
1957年7月底开始，《自由中国》杂志社的社长雷震，经常召开建立新党会议，雷震希望由胡适与张君劢两人担任领导。1957年8月29日胡适回信说：“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党。我从来没有能够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婉言拒绝了组党的邀请。
雷震组党的企图，已威胁到蒋介石的政权。蒋透过王云五向胡适劝说，希望他不要在组织新党，将安排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并解决其住房，以此作为交换的条件；胡适接受了蒋的安排，并表示不会出面组党。蒋接到王云五的通知后，立即安排人在中央研究院为胡适盖住房，并迫使胡适的好友朱家骅离开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以便让胡适顺利接任。
1957年7月～1958年3月《自由中国》半月刊陆续刊登系列社论“今日的问题”，全面讨论国事。先后发表15篇社论，对台湾时局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分析。
这十五篇社论的篇目依次是：1.“是什么，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多数人都在说假话，尤其是国民党当局，以“反攻大陆、国家利益、非常时期”为政治之口实，掩盖其专制的实质；2.“反攻大陆问题”，提出必须从公算和现实来加以考虑，不能借此来推延台湾政治和经济的改革；3.军队国家化、军队中的党务等问题；取消党化军队，取消党化教育。4.财政问题；5.经济问题；6.美国经济援助的运用与浪费问题；7.小地盘大机构，呼吁压缩并裁减政府机构；8.建立中央政治制度，发挥政治责任；9.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实行地方自治；10.立法问题；11.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12.青年反共救国团系非法体制，破坏教育正常动作；13.党化教育应立即停止；14.“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对台湾岛的政风败坏提出了严肃批评；15.“反对党问题”，认为“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公开提出建立反对党，以此制衡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统治。接着自由中国发表“积极开展新党运动”，大声鼓吹新党。同时发起组织“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
1958年6月针对出版法通过，发表“国民党当局应负的责任与我们应有的努力”直指出版法修正案通过，使出版品不待法院的审判，行政官署可直接径行予以处分，这是立法史上可耻的一页，鼓励大家努力争取言论自由。
当蒋介石力图超越宪法寻求连任意图日彰时，雷震深感自由民主要得落实，权力就必须被制衡，而要制衡权力，就必须结束一党独大的局面，必须有反对党。
1958年11月17日雷震亲赴南港胡适寓所再次强调“政治上如无反对力量，政治不易进步”的观点，希望胡适出面来担组党大任。胡适坦言自己只是“想改善”，并说许多人是“反对他参加政治的”，再次拒绝出来组党。真可谓“君子”不党。
1959年1月1日《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社论，指出“蒋介石想要继续担任第三任总统是违法的”。1959年初《自由中国》第20卷第二期刊出《军人也赞成反对党》、《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的两篇文章，署名为陈怀琪。引出当局操控下的诉讼，陈怀琪以“伪造文书”、“诽谤”等罪名控告，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雷震。雷震当庭说：坚决反对在军队中宣传党派的党义。当时，有很多青年学生支持雷震，有人为雷震募捐。
1959年3月16日，《自由中国》刊登了胡适《容忍与自由》一文，胡在文章中指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在这个世界里，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创刊十周年庆祝会（1959年11月20日）上，再次发表《容忍与自由》的演讲。
胡适写这篇文章与演讲的目的，主要在于劝告《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同仁，希望他们对官方多容忍，以免招惹麻烦而导致杂志被迫停刊。胡适甚至用比喻与自责的方式，来劝告杂志社的同仁多容忍；这种对官方的容忍态度，可以帮助《自由中国》杂志社化解危机。
所谓的容忍，只能发生在正义与正义者之间，它绝对无法存在于正义与非正义者之间；正如同黑暗与光明、撒旦与天使、邪恶与正义之间，绝对没有互相容忍的可能。难道可怜的奴隶，必须容忍统治者的压迫与凌虐？难道人间的正义，必须容忍邪恶的压迫与欺侮？难道人类的自由，必须容忍被不义者所剥夺？难道好人，必须容忍坏人的压迫与欺侮？难道所有的人民，必须容忍专制统治者的压迫与凌虐？胡适的容忍概念，未免太离谱了！
人类对待黑暗的势力与邪恶的政权，必须用最坚强与有力的方式，来彻底铲除它们，这才是人类应有的态度，也是人类维护绝对正义的基本立场。在爱与正义的立场上，人类绝对不可以对人间的不公与不义，作任何的容忍与妥协；这就好像，一个人身上长了毒瘤，这个人必须按照医生的指示，勇于接受开刀治疗，而不应该消极地容忍这个毒瘤继续生长。
1959年6月，《自由中国》杂志发表2篇文章反对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蒋虽然暴跳如雷，但只在内部下发了一个《向毒害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号召党内外组织舆论对雷震进行“笔伐”，以消除其“恶劣影响”，蒋仍然只是用“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方法。
胡适完全知道蒋介石的错误，他尝试用下对上的劝谏方式，希望蒋介石不要违宪连任；但一旦蒋介石坚持要连任时，他便见风转舵，完全配合蒋介石的要求。例如，胡适没有听从雷震的劝告，他竟然参加蒋介石第三次连任的国民大会开幕典礼（1960年2月20日），无形当中，等于为蒋介石的违宪连任背书，他这种行为，无异于是专制政权所收买的御用文人。
1960年2月雷震发表“敬向蒋总统作最后的忠告”，3月雷震发表“在国民大会反对修改宪法和临时条款的书面意见”，反对修改临时条款以达修宪连任。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连发7篇论反对党的文章说：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不可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自由中国》第22卷第10期的社论说：大家要不怕流血来反抗专制统治，国民党若执迷不悟，那就只有等待再革命，再流血吧！
5月18日《自由中国》杂志发起成立了“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6月15日，“选举改进工作座谈会”发表声明，决定：一、已成立选举改进座谈会，将督促政府办好选举；二、筹组新党，为真正民主而奋斗。8月底雷震发表紧急声明，宣布将在9月底成立新党。
1960年9月4日，政府一举逮捕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四人，查封了《自由中国》杂志。10月8日，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两项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10年，刘子英徒刑12年，马之骕徒刑5年，傅正感化教育3年。
雷震案发生的当天，胡适在美国批评了当局。10月18日胡适回台，在机场批评了政府的不公。胡适没有进行任何抗争。他这么做，才可保住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1960年12月17日，蒋介石专门为胡适的七十虚岁寿诞隆重送来亲笔写的寿匾，21日又邀请胡适到“士林官邸”为胡适操办祝酒会，端上专门准备的寿桃、寿面、寿酒，蒋氏夫妇还亲自祝酒祝寿。
1970年雷震出狱后，本土的台独人士就与他有密切联络，后来身为律师的“党外”律师陈水扁、谢长廷、周弘宪等也为雷震案件的赔偿诉讼做过许多努力。
雷震的一生可谓历尽坎坷，饱尝屈辱，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知匪不报”罪下狱十年，出狱后被监视居住至死。他甚至让监视他的情治人员以死后能与他的墓相临为愿。被判刑者最终被证明为正确，屈辱者终享了尊荣。民进党执政后，2002年9月4日“雷震案”平反，雷震再次成为台湾社会的热点，这时距雷震去世已有23年了。经过政府与身在海外雷震后人的努力，才有了雷震民主人权基金会的成立。
3.竞选
1950年，刚刚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就开始了县市长的直接竞选。对大陆来说，由人民来直接选举县市长，也只能是大陆人民的一个痛苦的幻梦罢了。
1950年代，一个年轻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莲筹办“慈济功德会”，并广收门人，兴旺时，人数竟达上百万之多，收入竟达数亿万之巨，这在绝对不容许人民有任何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大陆，无疑只能造成千千万万人人头落地的悲惨结局。
1969年底，台北市议员选举拉开序幕。和以往一样，选民可从电视广播中听到冗长乏味的竞选演说。这一次，有一个20岁的加油站工人康宁祥，竟放胆站出来竞选。他在竞选的演讲台上，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他打动了所有的听众，赢得了阵阵喝彩。这一年，他高票当选为台北市议员。1972年，他竞选进入了“立法院”。
许信良1969年进国民党中央党部，1972年当选为台湾省议员；1976年，他撰写《风雨之声》一书，揭露了蒋介石父子的胡作非为，这本书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对他进行文化围剿。1977年11月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国民党没有提名许信良。许信良以个人的名义竞选桃源县长，国民党不许他参选，许信良我行我素，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
1977年11月19日桃源县开始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在中坜镇投票所，一工作人员故意把选票弄脏，从而达到使投许信良的选票作废；结果引起民愤，5000多愤怒的群众包围了中坜警察局，抗议对嫌疑者的包庇。在混乱中，一人中弹身亡，另一人也不幸死亡。桃源县出动镇暴车，被砸毁；他们谴责国民党的腐败、专制与漠视民主。晚八点，火光熊熊，浓烟冲天，14部警车和60多辆民用车被烧毁，6栋警察宿舍被烧。第二天凌晨台湾官方宣布涂污选票的姜新林被移送法院审判，并宣布许信良当选桃源县长，暴动的群众才渐渐散去。
1978年底中美建交，国民党当局突然中断年底的中央公职人员选举，选举的停止使党外参与管道突然受阻，于是1000多名党外人士预备在1979年2月集合，为高雄县党外领袖、黑派首领余登发办生日晚会。生日晚会还未办，余登发父子却因“涉嫌参与匪谍”被捕。党外人士齐聚高雄桥头乡等地，游行示威。参加声援余登发的桃园县长许信良遭监察院弹劾，被处分休职两年。5月26日在坜中凤仙饭店举行了2万多群众参加的许信良生日晚会 ，抗议当局对余登发父子和许信良的政治迫害，并发售了党外政论书刊和地下报纸。6 月2日，党外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并在各地举办群众性演讲。
4.人权运动
台湾地区长老教会主张入世，参与争取人权的奋斗。在台湾的长老教会里有定期的选举；百姓先有了选举，有了共和的真正概念，而政府却没有，叫政府羞得不好意思。
长老教会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岛内最早倡导“住民自决”的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971年国民党被赶出联合国之际，长老会发表《国是声明》称“我们反对任何国家罔顾台湾地区1500万人民的人权与意志，只顾私利而作出任何违反人权的决定，人民自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促请政府诚意地推行民主政治”；1977年，长老会发表《人权宣言》称：“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
进入1980年代，长老教会的政治活动从口头向街头发展，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高喊“台独”口号。1986年民进党成立，其领导集团中许多人是长老会教徒。
台湾长老教会的作法，给其它的宗教组织提供了榜样。新教内部的新约教会向国民党当局“暴政”发难，其激烈程度更甚于长老会，令当局深感棘手；一向顺从当局的天主教会，出现了由教徒组成的“人权小组”，1991年9月参与发起了“台湾重返联合国”游行；年轻一代佛教徒也提出“佛教应向基督教长老教会学习政治见识”。
1979年8月15日，黄信介、张俊宏等创办了《美丽岛》杂志，在台湾各地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它网罗了几乎台湾当时所有党外重要人士，共70多人。
《美丽岛》杂志的发行人黄信介在发刊词中写道：“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推动新生代的政治运动，让民主成为我们的制度，是台湾1800万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美丽岛》杂志创刊后，发行量高达15万册，创造了《自由中国》之后党外运动又一高潮。
《美丽岛》的军师施明德说：“国民党有组织无群众，党外人士是有群众没有组织。” 张俊宏说：“只有群众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迫使国民党让步。”他们通过《美丽岛》杂志建立共同的政治符号，然后再提出共同的政见。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高雄服务处的陈菊等向高雄警方申请在扶轮公园举办“世界人权纪念日演讲大会”，预备3万人参加。 高雄警方不允许。《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主动变更地址，仍然无效。《美丽岛》服务处决定纪念会照常举行。
12月9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自12月10日起，取缔任何群众集会。随即《美丽岛》高雄服务处被包围。下午4点，《美丽岛》高雄服务处的宣传车要出去广播第二天纪念会的消息，被警察拦住。警察横卧在车道上，口口声声地说：就是把我们轧死，也不让你们出去。围观的群众见警察无理取闹，一哄而上，把警察强行拉开，两部宣传车夺门而出。警车随即在后面跟踪。晚上8点，宣传车被堵住去路，10多名警察强行登车，抢走了设备，打伤了《美丽岛》的工作人员。
12月10中午高雄宣布“冬防演习”，下午3点全市戒严。4点左右，扶轮公园被封锁，警察手执电棒、警棍，不让人进入公园。
下午5点，从屏东、嘉义、台南、台北赶来的200多党外人士陆续抵达《美丽岛》高雄服务处。大家在门前集合，工作人员给每人一个火把。
几百支火把，一下子点着，把街道照得通亮。五面写着“庆祝世界人权节”、“台湾人权委员会”、“美丽岛——台湾民主运动的杂志”、“台湾人权工作中心”等字样的旗帜，在夜风中招展。每个人身上配带着《美丽岛》标志的三色黄带，象征着台湾的红屋、绿苗和金穂.纪念会改在离《美丽岛》不远的圆环举行。前来听见的群众越来越多，大约有几万人。7点左右，演讲开始。最先演讲的是黄信介。他谈到刑警殴打《美丽岛》工作人员，群情振愤，人们高呼口号，要求严惩凶手。这时，镇暴车开来了，从车上跳下大批警察，包围了会场。施明德和姚佳文随即与警察谈判，警察态度强硬，要封锁会场，不让演讲。
8点半，警察施放催泪瓦斯，驱赶人群。人们被激怒了，群众和警察扭成一团，一些青年人用火把打警察，警察未还手。群众围殴警察，有两名警察被打伤。10点左右，会场大乱。黄信介眼看要出乱子，立即宣布散会，要求群众解散。但群众不走，他们高呼：“反对一党专政”！“台湾人万岁”！“民主万岁”！“打倒暴力集团”！警察用警车驱散人群，愤怒的群众向警车扔石块、酒瓶。一直到次日晨2点，人们才逐渐散去。
事件发生后，党外人士大毅凛然，大家开始撰写《国际人权日事件备忘录》与《美丽岛杂志社为国际人权日事件告全国同胞书》。美丽岛杂志社紧急于12日召开记者会说明事件经过，并散发《备忘录》与《告全国同胞书》。
当局将“高雄事件”归于美丽岛人士，指其为暴力份子。12月11日《美丽岛》工作人员全部被跟踪。13日晨，姚佳文、张俊宏、林义雄、陈菊、吕秀莲、周平德、陈忠信、苏秋镇等人被捕，查封《美丽岛》杂志社。14日，立法院一致通过逮捕立法委员黄信介。
15日，海外台湾人社团成立“台湾建国联合阵线”，由彭明敏等人代表不同社团签字声明，“要让这邪恶的政权从这地球彻底消失”。12月29日，国际特赦组织致电中国人权协会，请求提供美丽岛事件被捕者姓名、人数、审判日期与方式等数据。
1980年1月8日，施明德于逃亡25天后被捕，他在狱中数次绝食，国民党用强迫插管进食的方式，维持他的生命。事后，涉嫌掩护窝藏施明德逃亡的人，台湾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牧师等十人，由治安机关传讯到案并收押。台湾的民主运动，基督徒贡献甚大。
1980年3月18日，台湾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开始公开审判“高雄事件”中涉嫌叛乱的被告黄信介、姚嘉文、施明德、张俊宏、陈菊、林弘宣、吕秀莲等七人，黄信介在寿县接受讯问。八名异议分子接受军事法庭审判，被告宣称遭严刑逼供，承认从事颠覆活动。在法庭之上，还能够不断地宣扬人权与民主的主张。
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年轻律师勇敢为美丽岛英雄们辩护。陈水扁于1951年出生于台南县，母亲是文盲，父亲没有固定工作，有时作佃农，有时当长工，只有小学程度，陈水扁少年时，家里很难有机会吃到油腥菜，经常拣附近兵营里当兵的吃剩的饭菜充饥，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打赤脚走上六、七公里去上学，下课后还要帮助母亲挑粪浇菜捡柴禾，全靠学习优异获得奖学金。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考中学考大学，后来考律师，也都是第一名，选上台湾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之后，工作极为认真，中国时报曾经对各媒体所有的专门采访立法院活动的记者进行一项问卷调查，评定结果，陈水扁不但在几个单项是第一名，而且在整体表现上也是第一名。所以人们说陈水扁是“永远的第一名”。陈水扁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报考律师，其中有一科“国际私法”是大学四年级的课程，他没上过，他花了五天时间自己读书，一考就考出了87分的全国最高分，从而拿到律师执照。陈水扁年轻时就公开和国民党政府唱对台戏，是有名的异议人士。他抛去在法律界光明前程，奋勇地站出来为民主人士辩护。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信仰，他会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吗？
根据蒋经国“不能有死刑”的指示，法庭于4月18日判处美丽岛诸公严刑、流放绿岛：黄信介14年、施明德（美丽岛杂志总经理）无期、姚嘉文12年、张俊宏（美丽岛杂志总编辑）12年、林弘宣12年、吕秀莲（美丽岛杂志副社长、现副总统）12年、陈菊（美丽岛杂志社务委员）12年。
如果那些美丽岛事件的领导人，也像六四的领导人一样，跑到国外，那么人民如何能继续抗争下去？如果没有参加过美丽岛事件的郑楠镕自焚，如果不是施明德狱中绝食，如果不是美丽岛事件所有领导人承认颠覆政府罪，那么他们如何能激起台湾人民的支持，产生伟大的精神力量，造成社会巨大的舆论与声援力量，最后迫使蒋经国做出开放党禁、报禁与解除动员戡乱条款？难道蒋经国会比邓小平更开明？
1981年年底，当局续开立法院选举，美丽岛辩护律师和美丽岛受难者家属，都获得了极大的胜利。美丽岛诸公、律师、家属成了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的主力。
5.民主化标志性大事
台湾的民主化之路，大致有这样一些标志性的事件：1984年5月11日，台北市一些人成立了“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名曰研究会，实际为党外公职人员的政治联络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江鹏坚、谢长廷、陈水扁等；发起人为费希平。费希平说：“政府权力过大，自然会侵犯人民的权利，就会脱离民主政治的常轨，而成为极权政府。如果政府的权力没有力量制约，便会腐化。反对党的作用主要在于制约政府，防止腐化”。
1984年11台湾“内政部长”称“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为非法组织，但国民党并没有取缔。1985年地方选举，政府允许“公研会”的人员参加竞选。1985年12月改名为“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这放宽了入会的条件。1986年4月在各县市成立分会。在此基础上，1986年9月28日，130多名党外人士，在台北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1986年底国民党的许多人一致反对蒋经国开放党禁，他们担心国民党的地位会降低，提出台湾人的素质太差，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蒋经国不为所动毅然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至此多党制合法化，报禁打开。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
国民党从孙中山，经蒋介石、蒋经国，到李登辉、陈水扁都是基督徒。李登辉提出，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是要有信仰；第二是为国着想，不惜放弃权力。民主政治对领导人的要求是：领导人乐于辞职，不应当有过分的权力欲，而只应忠实地为神为民工作；领导人应当具有诚信的素质，使他具有实现选民意志的能力。台湾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
台湾的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民主化过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仍独裁统治（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见曹长青网）。
1985年，陈水扁竞选台南县长落败，第二天带领一批支持者到处谢票，突然开来一辆摩托车向人群冲来，没压着陈水扁但压倒了他的妻子吴淑珍，从此，吴淑珍半身瘫痪，终生残疾。在当时被认为是一起政治谋杀，所以吴淑珍名望大增，居然被选进台湾立法院当上了立法委员。从那时到今天，陈水扁对妻子照料备至，抱着妻子上上下下，服侍妻子日常起居。台湾评选十大爱家人物，陈水扁名列前矛。
1986年陈水扁因为抗议法院对“蓬莱岛”一案的判决，被送进监狱关押了246天。
1987年2月，陈水扁出狱后，到台北去当任太太的助手。1989年依据新通过的“人民团体法”，由党外人士组成的民进党取得合法地位，成为正式的反对党。
1989年底，陈水扁被选为立法委员，1990年就职以后，在立法院里担任民进党党团干事长。为了揭发腐败，打击特权，陈水扁顶住巨大压力，认真搜集材料，充分准备，一丝不苟，所以创造出优秀的问政纪录。1990年他发起了“废除刑法一百条”的运动。当时台湾的刑法第一百条有两项规定，第一项是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但是第二项却很有问题，它规定：“预备或阴谋犯前项之罪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一以下有期徒刑；” 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任何犯罪的动机，就可以抓起来判刑，这是赤裸裸的思想罪。陈水扁大声抗议，说连做梦也算犯罪。他联合社会各界，向国民党施加强大压力，最后终于废除了刑法一百条，台湾人民从此有了“思想言论自由”的宪法保障，陈水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在他任立法委员期间还废除了“万年国会，” 迫使当局于1992年全面改选立法委员，结果，民进党有50多位立法委员，把原本是橡皮图章的立法院变成了全台湾的政治中心。
1994年，直接选举台湾省省长、直辖市（台北、高雄）市长，同年通过宪法增修条文，直接选举总统。1996年，首次直接选举总统，现任正、副总统李登辉与连战代表国民党再次当选。1999年，国民党李登辉交棒，“连宋配”（连战、宋楚瑜）合作不成，国民党确定推出“连萧配”（连战、萧万长）。宋楚瑜确定参选，国民党开除宋党籍；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宣布脱党参选。2000年3月18日，举行第2次直接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结束国民党50多年的执政地位。落败的宋楚瑜组织亲民党，结合成第三股政治势力。
2004年3月21日，举行第3次总统直选，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再次当选。2006年5月陈水扁因女婿丑闻陷入危机，他参加了基督教会的祈祷会，牧师祈求上帝给他以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