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从夏禹家天下开始至今，已有四千余年（公元前2200～公元2006年）。四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型态的发展，可综合为三大阶段：即封建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这三大阶段包含两次社会大转型：第一次是从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转型；第二次是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或称作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即是近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
要讲近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需要从中国社会政治第一次大转型讲起。
一、中国社会政治第一次大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到专制社会
我国古代有奴隶而无奴隶制，对此国际汉学界是有公论的（见《新版大英百科全书》1977年版．第16册．页858）。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从原始公社直接演变来的。原始公社，是封建社会的雏形。众部落之间，强凌弱、众暴寡、大吃小、尊御卑……经过千年演变与进化，形成了西周时代高级的封建王朝。
何谓“封建”？封建者，封君建国也。即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国。“封建制”是一种从「部落主义」演化出来的组织松散、以封君个人为中心的一种原始性的部落制度。封建社会的最大特征是邦国林立、社会多元，各侯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我国周朝和欧洲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制度。（欧洲封建社会形成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而太昊、黄帝之后，唐、虞侯伯犹存，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见中华书局版《汉书地理志》，第6册，页1542。)
《前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卒于公元92年）是一位与耶稣同时的历史家，这番话虽大而化之，却很简单扼要。他说，在西周时期大小分为三等的五级封建小国大致有1800多个。经过大鱼吃小鱼，到春秋（前770—前476）还剩数10个；到战国之末时（前475—前221）只剩7个。
在封建社会，多元的社会力量相互制衡，整个社会有着很大的自由空间。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多个强大的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是民主、法治赖以运作的重要基础，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证。一百多年来，人们一再问：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起步，而结果迥异？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各藩发力量制约幕府。所以，封建社会容易演变成现代民主社会，多种力量相互牵制，才有自由，才有民主。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指出，秦始皇之前，中国封建社会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在封建末季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等名副其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孕育产生了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史实，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正并吞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废封建，立郡县，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筑弛道通往全国各地，建立起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国家。
秦王兼采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即“始皇帝”，后世子孙代代相传，称二世、三世……皇帝。他规定皇帝自称“朕”，并制定了一套凸显皇帝权威的礼仪和文书制度。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举措，是“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
“废封建，立郡县”，是政治体制改革。即废除了有近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改中华政体为“郡县制”。郡县制的建立也有一个过程。大体说来在封建社会末期，诸侯用各种方法兼并来的土地，便不再“封”与他人，而是暂时“悬而不决”或“悬而不封”。这就是“县”的起源了。在古文里，“县”、“悬”本是一字，读音亦相同。不像后世读成县去(声)，悬平(声)也。“县者悬也。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封”。封建王朝末期对封地“悬而不封”，“悬而未决”，本是个临时的办法。后来永远“县(悬)而不封”，县就变成了政治制度。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把全国分成36郡，后增至40余郡。郡下设县。郡县是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地方行政机构，郡守、县令（万户下为县长）由中央任免。
“废井田、开阡陌”，是经济体制改革。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商君之后，一沿两千年，至20世纪50年代，始为毛泽东领导的土改所逆转。王莽当年亦尝试过类似的逆转土改，但土改未成却把自己的脑袋搞掉。
那么，秦始皇之前的“封建制度”和秦始皇之后的“郡县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
1.政治上由多元到一元。在封建制度下，中国各地区有众多的统治者（多时到1800个），从天子到公侯伯子男大小贵族都是世袭的封建主。这些封君在不同的方式下受封之后，他们对上级主子要尽各种义务，如进贡、防边，筹饷、力役等，但是主子们对他们则不能随意任免或干涉他们内部的管理事务。可见，各侯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但是在郡县制度下，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了，代替他们的是一些省级和县级有一定任期的官吏（政治学上叫做“文官制”，civil service）。这些文官都是中央政府定期任免的公务员。这种秦汉模式的中央集权文官制，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改进，到满清时代，可说是十分完善。民国以后的党人骂尽满清制度是如何腐朽，其实公正的历史家如平心静气的细加分析，在制衡分工、科举考试、官吏任免等等很多方面，国共两党的政府都不如远甚。总之，秦始皇之后2000多年，除了汉初有过若干年分封诸王的反复外，中国郡县制度基本没有变化，如王夫之所说“郡县之制垂2000年而弗能改矣。”
2.经济上土地由公有到私有。在封建制度下，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他们属下的土地，大致都属国有，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给小贵族，但不得买卖，黎民百姓更不得私有。但是在郡县制度下，“废井田，开阡陌”，全国土地化公为私，国有或公有土地任人私自耕种，自由买卖。也就是搞农村市场经济，不搞“公社”了。
3.文化上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为了达到思想控制，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
我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就是围绕这三个问题而“转型”。这一社会政治大转型，发自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 变法”，极盛于始皇(统一中国于公元前221年)，而完成于汉武(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 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前后历时300年之久！此后，中国由封建制“转”到大一统的帝国郡县制，此一固定的型态一延两千年未变。
现在，人们熟悉的说法是“中国自秦始皇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2000年的封建社会”。这一说法已经众口一词，积非成是，积重难返。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是生搬硬套斯大林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结果。但是，中国严肃的历史学家从来都把秦始皇之前称为封建时代，如在国学大师陈寅恪、钱穆、梁漱冥等的文集中，是找不到把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的。他们根据的“封君建国”的定义，认为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时废掉了。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对此亦有同感。他们以西方中古时期的欧洲封建来比较研究，也认为中国封建制只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战国已开始崩溃，最后为秦始皇帝所全“废”。在中国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centralized bureaucracy）。
明确了秦始皇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是专制主义社会很有意义。它使我们看到，两千多年来，尽管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专制主义传统依然原封未动，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也造就了中国的国民性，即Q性。皇帝是百姓的严父，国民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打开电视，翻开报纸，“都是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一样，无不变了颜色”：民主变成“为民作主”，法治(rule of law)变成“依法治国”(rule by law)，都回到秦始皇去。总之，不管怎样变，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不管如何变，民主自由也没有空间。这就是中国社会腐败堕落的根源。
二、近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集权专制的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或称作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形态而向现代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变革的历史过程，具体说就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市场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过程。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运动”，也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现代化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近代化的核心、本质是政治民主化。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就是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历史。我们应该按照中国历史的这一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也就是说要以“现代化”为纲来认识近代中国，以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化的历程为观察和判断一切历史现象的基本线索。
“现代化运动”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是十九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化伴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一种改革性的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历史哲学上的名词，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反应”的现象。
中国发展到清朝末叶，便遇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战。只不过这种“挑战和反应”，是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开始的。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专制政治的堕落
中国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创造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
到1820年，中国3.8亿人口，占世界的37％，2.3千亿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3％（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千年史》，[英]安格斯·麦迪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关于这个问题，再举几个依据：据荷兰经济史专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书中统计，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的28.7%，大大高于英国GDP所占5.2%和日本GDP所占3.1%的份额；据美国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供的数字，183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制造业生产量的29.8%，略低于整个欧洲所占34.2%，但大大高于英国和日本分别所占9.5%和2.8%的份额。——《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
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据郭松义教授估算，鸦片战争前，全国平均亩产239市斤，粮食总产量2745.09亿市斤，人均占有粮食653市斤。（《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绪论——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
清代矿业手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康熙十八年改变了矿业政策，准许各省百姓开铜、铅、银矿。对铁、煤矿采取了比较放任的政策。铜矿乾隆盛时大约年产铜1500万斤左右，鸦片战争前全国年产铁5000万斤以上。
集市贸易活跃。据许檀教授估计，明代农村集市在10000左右，清代中期发展到至少22000到25000个，清末超过30000个。（《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绪论——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
19世纪初，全世界有10个拥有50万人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中国2000年专制社会所创造的辉煌和灿烂说明，独裁专制政权是无碍与生产发展的，换句话说，不能以生产发展与否作为判断一个政权好恶的依据，否则，就没有理由推翻清王朝。
辉煌灿烂的天朝大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坠入半殖民地深渊的，自此腐败挨打，一蹶不振。
康乾盛世前后这种魔术般的巨变，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大为震惊，百思不解。
大清王朝由世界领先到挨打受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644年满清入关，占领北京，逐步建立起除元朝外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清朝最盛时疆域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因此，当我们端详中国地图的时候，最好在心里对清朝存着感激）。上面提到，清朝初年，中国整体实力在世界上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在康雍乾三朝，中国仍然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大清朝的专制统治，使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
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专制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在繁荣的光环下面，大清王朝已经日益衰败：
1.政权腐败。大清帝国承袭的仍是专制制度，权力不存在任何实实在在的监督和制约，而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虽然各专制王朝都存在腐败问题，但清朝的腐败十分严重。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的钱财，远远超过号称明朝最大的贪官——宰相严嵩数十倍；到乾隆中叶以后，官僚队伍的腐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因痛恨和申专横并曾反对过自己继承皇位，便赐其自尽，并超没其家产。经清点，其全部家产达8亿两白银，相当当时数年的国库收入。大官大贪，小官也不小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许多地方官吏的真实写照。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2.闭关自守，拒绝开放。乾隆22年，为了对付海盗，清朝规定中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口，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繁琐的规章，以限制外国商人。闭关自守限制了人们的眼界，阻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上自皇帝，下到一般官员，都妄自尊大，对国际社会一无所知。道光帝竟曾发问：英国到新疆有无旱路可通啊？可见其闭塞程度。某总督在拒绝了某欧洲国家希望与中国通商的请求后，竟气愤地对人说：葡萄有牙，西班有牙……，世界那来这么多国家？还不是夷鬼子捏造出来蒙惑我们吗！可见其无知之至！
闭关自守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拉大了中西差距。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大清帝国只是保持了一个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3. 固守自然经济。两千年来中国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商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到鸦片战争前夕，自然经济仍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依旧是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种排斥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自然经济，顽强地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其实，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后来成为民主政治圣人的杰弗逊总统，也曾主张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这项政策可一行两千年，而美国却没有推行开呢？原因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何只“重农轻商”？它可以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搞一国两制或一国一制；甚至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等，亦无往而不能。而民主政府，人民是有经营自由的。而人民有了经商自由，中产阶级和重商主义就要抬头，资本主义就要出现，美国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也就落空了。在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搞工业化、现代化真能搞到“起飞”程度的，都是由城市中产阶级领头搞起来的。西欧、北美带动于先，日本踵随于后。近时崛起的“四条小龙”（新加坡、香港、南朝鲜、台湾）也不例外。相反，由官僚集团领头搞的，都以失败告终：苏联自新经济政策以后搞了60年，除国防工业之外，别无可颂之道。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这个问题，才回头来搞彻底改革。中国以前效法苏联搞了30年，也觉今是而昨非，回头搞起了“个体户”。个体户就是「城市中产阶级」的细胞。个体户多了，便形成 “城市中产阶级”；随着城市中产阶级源源不断地吸收农村余民，也就导致农村的中产阶级化。等到一个国家上中下阶级的区分变成“枣核”形，两头小、中间大，那就变成“中产阶级专政”的局面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起飞”也就临近了。但中国能否步台、港、南韩、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 要知道中国两千年一脉相承的中央绝对集权的制度，原是为锄灭中产阶级，打击工商发展而设计的。中产阶级的初期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是减少管制、大幅开放——美国当年所谓“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也。中国这个铁桶一般的“秦制度”，何时才能开放到容忍中产阶级崛起的程度？至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中国要变更那个传统制度的丝毫意图。
4.严厉的思想禁锢。康雍乾三朝最残酷的统治表现为文字狱。乾隆朝，被认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可是文字狱却是最严重的，最厉害的。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160多起，其中在乾隆朝，有130多起，占80％，一不小心就会被处死。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朝历代，都有过类似文字狱的情况。但是像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时间之长，处置之残忍，那是历朝历代所没有的。除文字狱外，清朝严禁言论出版自由。钱穆在《国史新论》中写道，“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一版）思想的禁锢思想，是社会堕落的重要原因。
在大清朝趋于衰落，似“日之将夕”之时，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蒸蒸日上。
（二）鸦片战争前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起
民主政治分为两大类: 直接民主政治和代议制民主政治。
所谓直接民主，是指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直接民主是古希腊与罗马城邦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两千年前的古希腊,雅典城邦内的公民对所有重大的事务都投票决定,每个公民都有均等的发言机会,公民大会享有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最高权威,公民全体构成“公民大会”，每一个雅典公民都参与其中。大会每年召开超过40次，法定最少人数6，000人,然后由多数表决通过。这种制度只有在人数及地域比较小的情况下可行。
近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是间接民主。所谓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自己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负责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务。所以，间接民主常常又被称为代议制民主。
代议制民主最初是从中世纪欧洲封建时期开始的,典型的是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的签署。
1215年，英国封建贵族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领导下起义，反对英王的苛捐重税。值得庆幸的是，约翰王因为刚刚在对法作战中失利，没有力量同国内的封建领主抗衡，据说，当时只有七个骑士站在他这一边。而起义的贵族，也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壮志。最后，双方以契约的方式达成了“和解”，国王约翰与25名贵族代表签署了由兰顿以圣经为基础拟成的契约。这个契约，就是有名的“大宪章”。
大宪章共65条，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国王与领主关系的规定；第二部分为国王施政方针与程序规定；第三部分为国王与领主争端处理规定。大宪章的基本精神即王权有限和个人自由。
《大宪章》第39条规定：未经法律或陪审团的合法判决，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没收、驱逐、流放、或受任何其它形式的伤害。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在制度上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
《大宪章》第40条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卖、被否决、被拖延”，从此开创了所有公民在法庭面前平等的原则。
第61条规定：由贵族推举25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如该委员会中的4人发现国王或政府大臣有违反《大宪章》的行为，应立即奏请国王改正，如果40天后仍未见纠正，该4人应报告给25人委员会，经委员会多数同意后，可联合全国人民，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采用武力夺取国王城堡、土地和财产，强迫国王改正错误。对国王的权力作出限制，是英格兰贵族的长期努力，而在纸面文件上明确作出规定并且由国王封印保证，这是第一次。这是西方政治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大宪章从颁布至亨利五世时（1413～1422），前后由国王重新确认达44次。正是通过这种渐进的、不断的调整，使得大宪章越来越完善，成为以后英国宪法的躯干和精神。
大宪章的签署,标志着从法律意义上确立了议会制度。 代议制使民主从小城市国家发展到大民族国家，同时被认为是解决既要使政府具有效率，又要使其对人民负责任这一两难的可欲途径。
在西方政治学著作中，关于民主或所谓多头政治的最著名的定义是由罗伯特·达尔提出的八项标准：
（1）、建立和参加组织的自由；（2）、表达的自由；（3）、投票的权利；（4）、获得公职的权利； （5）、政治领袖为了获取支持而进行竞争的权利；（6）、获得信息的不同渠道；（7）、自由和公正的选举；（8）、使政府政策依赖于投票及其他表达偏好的方式的制度。（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
可以说，这八项标准，代表了当今西方主流思潮对民主的定义。
另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民主概念是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他强调的是民主的程序。熊彼特说：“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亨廷顿将这种程序性定义表述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熊彼特的民主概念涉及到两个维度，一是竞争，一是参与。
一般认为，要从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两个方面来认识民主。
民主理念包括三个要素：
第一﹐政治上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国家元首﹐还是部长﹐或是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家在政治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组织政治团体的权利和举行政治集会的权利等。每个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这个问题意义非常重大。一个国家或社会，其最高的目标，是国民的自由，尊严和幸福。我们相信，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充分认识自己的价值和权利以及地位，每个人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并且能够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家的管理的时候，这个国家才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真正的良好状态。而所有的目标，都必须基于一个良好的国家状态。没有一个好的基本状态，任何目标和追求都只能是虚假的和不切实际的。民主政制，就是为了建立这个良好的状态而出现的。
- 第二﹐权力来自人民﹐或称主权在民。政府是人民建立的﹑人民选择的。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不是政府自有的﹐也不是少数人授予的。用政治术语讲﹐政府只能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才能行使统治的权力。政府的职能是保护人民﹐而不是欺压百姓。
第三﹐民主理念的第三个要素是﹕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保护少数人权利。多数是不需要保护的﹐因为多数人的力量大﹐少数人欺压不了他们。需要保护的是少数人。保护少数人权利﹐说到底﹐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在某种意义上讲﹐民主的真正内涵﹐是保护少数﹐而不是服从多数。
民主制度﹐是以法律形式硬性规定下来的﹑以确保民主理念得以实现的政府权力结构及政治运作规范﹐或称游戏规则。民主制度至少包括如下几个要素：
第一、选举制。选举制指官员、议员、代表在自由的、周期性的和竞争性的选举中由选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不必服从上级]，由选民罢免的制度。2003年美国加州州长被选民罢免并选出了新州长斯瓦辛格，这就是民主政治和平改变政府的巨大力量！这次加州选票上的候选人多达135个，有在校大学生、餐馆老板、演员、公司经理，还有色情杂志的发行人等。它再次体现了，在美国人人都有机会接受人民的选择，做管理者、做“平凡领袖”。
美国的选举，多如牛毛。美国人一年中有五、六次投票机会，每张选票上有着角逐各层次政府的各种职务的候选人。从总统、联邦议员、州长、州议员、县议员、市长、法官、警察局长到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等公职人员的选举，全由公民主导。
第二、分权制。为什么要将权力分散开来并加以制衡﹖用‘切饼与分饼’作比喻﹐有十个人﹐只有一块饼﹐大家分着吃。如果找一个人﹐他既切饼﹐也分饼﹐他就可能先把饼切成大小不等的块﹐自己留下块大的﹐这就导致了不公平。
如果将游戏规则稍作调整﹐用两个人﹐一个专门切饼﹐另一个专门分饼﹐即把切饼与分饼的权力分开。这样切饼的人为了不至得到最小的一块，只能将饼切成均匀块。可见﹐分权的结果﹐导致了利益公平的分配。
在政府结构中﹐负责切饼的即制定利益分配准则的﹐是立法机构。各国叫法不一﹐或议会﹐或立法院﹐或下院等﹐其职能是制定法律。执行分饼的是行政机构﹐有称总统府的﹐有称国务院的﹐有称行政院的﹐有称内阁的﹐其职能是执行法律。
司法独立是另外一项特别重要的设计。假如切饼的和分饼的互相勾结﹐专把小块的饼分给老百姓怎么办﹖在这种情况发生时﹐老百姓需要一个裁判主持公道﹐并有控告切饼者和分饼者的权力﹐让他们交出侵占的利益。这个裁判﹐就是法官﹐必须是独立的﹐均不受切饼者和分饼者的管制﹐即不受立法机构的和行政机构的左右。否则﹐无法公正地判案。裁判机关就是法院。法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和审判裁决的权力。
第三、限任制或轮换制。为防止长期掌权而形成独裁，官员应定期更换。官员的任期有时间和届数的限制。这是防止终身制、世袭制的办法之一，也是激发官员创造力、防止懈怠与退化的有效办法。轮换制并不意味着一切公职都要轮换，有些民主国家的法官就是终身制。
历史发展到满清入关前4年，即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9年英国被宣布为共和国。之后历经内战、复辟等，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确立了议会制，建立起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形成了一个以保护公民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一旦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英国长期遥领世界风骚，其根源，正是它有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
继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英国于18世纪后半期又掀起了“工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法国和美国也成为世界强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赞赏的口吻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可见，清王朝由领先世界到挨打受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个比传统中国社会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康有为说过：“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披全球。”这里所说的“新政新法”，指的是民主共和制度，“新学新器”，指的是现代工商业。尤其是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力地限制了政府的不良行为，保障了公民的人人平等的权力，极大地焕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把西方社会迅速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社会依然停留在中世纪。长期的专制统治，不但养成了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奴性，也制约了整个社会自我更新的能力，难以与时俱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样一来，泱泱大国步履蹒跚，在西方先进国家进攻下，必然屡遭失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可以说，清王朝由领先世界到挨打受欺，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制与民主、落后与先进、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较量的结果。
那么，如何振兴国家，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尽快跟上世界潮流，使中国从中世纪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
英国开创了现代社会的模式后，大举向全世界侵略扩张，给许多后发展国家包括中国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这与它在国内讲求人权和法治形成巨大反差。怎样看待和理解这个问题？
1.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
2.要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现代文明尚未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带来的恶果。今天以联合国、世界银行、WTO、国际法院等世界组织和条约体系已经建立和健全起来，在这些组织和体系的约束下，人类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摆脱野蛮、告别残暴。
3.任何国家的盛衰，其决定因素都是内因。近代中国屡遭侵略，积贫积弱，最根本的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是自己的专制制度导致的。（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在世界排名第8位，强过日本，但还是战败了。）
4.现代欧西扩张主义具有善恶两面性。我们在看到这些国家利用其先进科技成果，向落后国家侵略扩张、奸掳焚杀的“恶”的一面的同时，还要看到其“善”的一面。这方面的内容，其形而上者可概括为“德先生”（民主和相关的观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赛先生”（科学）了。这“善”的一面，虽非其原来的“动机”，但其“结果”则不无可取。所以我们要讨论西方“帝国主义”，不可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如只为感情所驱使，而把“帝国主义”看成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这是有乖史实的。因为它在枪杆、鸦片之外也还有些好东西。我们今天搞得轰轰烈烈的什么民主、人权、妇女解放……等等，都是与「帝国主义」同船光临的。
（三）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又不尽相同，类型也有区别。许多学者把英法等国率先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并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而逐步实现的现代化，称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把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而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国家的现代化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现代化，从类型上说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它明显不同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不是本社会内部现代性不断成熟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一种自觉的回应。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能否启动现代化，就直接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外部挑战的情形，包括挑战的强度、挑战发生的时间、挑战发生时两种文明的差距；二是对挑战作出回应的条件状况，包括是否能认识到挑战的真正含义，是否具有用启动本国现代化来作出回应的自觉意识，以及是否具备这样做的现实能力。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有两种模式：一是积极主动地以和平方式移植现代化的因子而实行现代化，日本就是这样；二是从被动抵御西方国家的暴力和征服开始，继而不得不主动师法西方，学习坚船利炮乃至经济、政治、文化，从而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将自己融合到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之中，中国就是这种类型。
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那么，中国社会政治这第二次大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社会来呢？或者说将来“定型的中国”，大致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独立。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二、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或者说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三、实现民主政治，化君权为民权。即废除专制，实现司法独立，舆论自由，权力竞选，人权平等。
四、废除思想控制，实现文化多元化。
举此四点，并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这些概念都可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但是那些根据只是少数学者的理想，没有成为立国的基础和群众的运动。
上述4点，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和普世性原则。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要实现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关键是第三点，即实现民主政治、扩展公民权，或者说，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是近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因为民主政治具有关键性。卢梭说过；“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说道：“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李慎之说：“一个民族最主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 美国总统布什曾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类发展的关键在于民主政治。
所以，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实行全面的充分的民主。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就是从专制社会转变成民主社会。
明确近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会帮助我们认识到，民主化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第一层次的问题，其他如变法改良、暴力革命、改革开放等，都是方法问题，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
中国社会政治第二次大转型——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也便是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即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2040年。我们已经“转”了160多年，历经魔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今还未转出个“定性”来。我们共同努力，用30多年的时间，实现中国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我坚信，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会成为世界民主国家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