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据中新网消息，8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透露，目前中国女市长已达六百七十余人，比十五年前增加了四倍多。

      由此新闻，我不但没想到“代表了中国妇女参政议政执政能力提高”之类的主弦律，反而不慎冒出了一个非常下里巴人的念头：这些女市长都上过谁的床？

      当然，滋生出这个不良念头决非俺的“原创”，如今中国，把女干部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的事，早已连新闻都算不上了，充其量，俺也只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反对者可能会说，她们都是党培养出来的。然而“党”是一个集体名词，根据后现代理论，集体名词在本质上都是“虚拟”的，它必须依靠“代表”去操作才有实际意义。那具体落实的“代表”，如果都能始终“永葆先进性”，我也相信他们会“出污泥而不染”，“尊重女干部”、“爱护女干部”；但从我党领导干部“前腐后继”的事实看，肯定不能排除有少许“代表”会借机“利用女干部”、“玩弄女干部”。众所周知，中国的官场也是一个严重供应不足的买方市场，一纸通知，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没有投入，哪来的产出呢。

      此外，日常经验也告诉我们，大凡被培养的对象都必须具备一点特质，通俗的表达就是具有培养价值。在这个问题上，女性本身就具有无可否认的性别优势。下围棋的人都知道，所谓赢棋，就是抓住机会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胜势，那些能够在官场脱颖而出的女市长们，在她们成长的历程上，是如何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胜势的？她们自己知道，“培养”者们想必也不会不知道。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如果这么多女市长都是民选出来的，则本文即使不是“造谣”，也是为她们恶意抹黑。毕竟，讨好一个人易，讨好全市人民难。如果那样，我就认栽：她们都是中国的希拉里，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赢得人民的选票的。

——评阎连科《丁庄梦》

在今天我们生活的中国，在被称为“和谐社会”的中国，差不多每一天都有悲惨的事件发生，每一天都有无数消逝的生命被淹没在太平盛世的莺歌燕舞之中。生命卑微如草，死人如草不闻声，每一天，“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在幕后发生的生活中的种种惨事。一切都安静而平和，提出抗议的只是不出声的统计数字：多少人发疯，多少桶白酒被喝光，多少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秩序显然是必需的；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一旦没有了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象。”（契诃夫《醋栗》）是的，最可怕的不是悲剧本身，最可怕的是对悲剧的麻木不仁、对悲剧的习以为常。在这个文明源远流长的国度里，悲剧已经被一种特殊的文化喜剧化了。 我越来越少地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了。一言以蔽之，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特征便是痞子化和闹剧化。在这个意义上，王朔和王蒙的人生哲学是一样的，余华和刘震云以同样的方式在“活着”，王安忆与池莉一雅一俗却共同实现了“雅俗共赏”。没有爱，也就没有眼泪；没有同情，也就没有安慰。这便是中国当代作家不被民众所尊敬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相当低下的核心缘由。在普遍帮闲化和优孟化的中国当代作家中，阎连科却是一位罕见的例外。当然，在其作品《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当中，仍然有某些油滑与夸张的成分，但到了写作《丁庄梦》的时期，阎连科已然“羽化成蝶”，这部鹤立鸡群的杰出亦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极为珍稀的悲剧性的力量。 《丁庄梦》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力作”，它也是一部作家本人蘸着眼泪来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阎连科写得如此辛苦乃至痛苦。在完成这部书稿的时候，他“有两行泪水无可遏制地长泄而下，人就如被抽去了筋骨般瘫软无力，那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如同我被抛在了一个渺无人烟的大海、一座不见鸟飞草动的孤岛。”对于像阎连科这样深怀悲悯和同情之心的作家来说，写作显然不是某种获取名誉的手段，写作乃是一场与黑暗力量之间的豪赌。阎连科的此种感受与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是如此相似——佩氏在《惶然录》中说：“是的，写作是失去我自己，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失落，因为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在失落，不过，不像河流进入河口是为了未知的诞生，我在失落自己的过程中没有感到喜悦，只是感到自己像被高高的海浪抛到了沙滩上的浅池，浅池里的水被沙吸干，再也不会回到大海。”他们实现了某种“自我放逐”。他们“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这是所有伟大的作家都首先必须具备的品质。 《丁庄梦》中的“丁庄”，是豫东平原上一个“活着，和死了一样”的普通的村庄，是作家从河南数千个艾滋病村中提炼出来的“虚幻之村”。但是，丁庄的故事和人物，大都有其真实的本源。一般读者茫然不知，像胡佳和曾金燕那样长期关注艾滋病问题的青年志愿者，则能够一下子从若干细节中发现其生活原型。阎连科在开篇之处这样描述丁庄：“日子如尸。平原上的草，它就枯了。平原上的树，它就干了。平原上的沙地和庄稼，血红之后，它就萎了。丁庄的人，他就锁在家里，不再出门了。”在关心艾滋病问题的志愿者们办的《爱援》杂志里，志愿者们在河南省上蔡县发现，“无垠的麦地上遍地树立着小土堆，长眠在这里的都是普通农民。他们响应了政府‘内靠公章，外靠血浆’的脱贫致富新思路，踊跃卖血致富。然而致富的影子刚刚掠过，就消失地无影无踪了。艾滋病的幽灵开始在这里徘徊，死亡的阴影笼罩了大地，贫穷随处可见。以志愿者到过的后杨村为例，全村共检测出艾滋病感染者八百多人，已经死亡三百多人，仅二零零五年就死亡二十八人。”两相对照，我发现，《丁庄梦》不是一个梦，而是完全一部写实之作。虽然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充满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色彩，但它更具有报告文学式的震撼。 小说的叙事者是一名已经死去的孩子，小说通过这名孩子的眼睛来观察这个荒诞的世界：孩子的父亲是最早依靠买卖血液来致富的“血头”，孩子的爷爷在艾滋病病毒肆虐丁庄之后，为了向乡亲们赎罪，狠心杀死了作为“始作俑者”的儿子。造成此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的原因，表面上看是迄今为止让人类束手无策的艾滋病病毒，但在更深层面，罪魁祸首又不仅仅是艾滋病病毒，而是医疗行业的失序、政府部门的失职、地方官员的贪污、“血头”的凶残等原因，再往深处发掘，乃是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愚昧、贪婪、自私、怨毒与诡诈。小说中描写了集中在丁庄小学居住的一群艾滋病病人，他们之间并没有产生“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同情与关爱，相反充满着猜忌与仇恨，人人皆以邻为壑。其中，惟一的亮点便是：一对原来各自有丈夫或妻子的青年男女，在被家人抛弃之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产生了如醉如痴的爱情。除此之外，人性的黑暗像风一样弥漫开去，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限模糊了。写到这里，《丁庄梦》已经具备了鲁迅小说的冷峻与阴郁的风格——冷峻如《故乡》，阴郁如《药》。 因此，如果将《丁庄梦》仅仅阐释为一部关于艾滋病题材的作品，显然将其思想内涵大大地狭窄化了。我认为，这是一本讨论人类的愚昧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灵的黑暗的作品，这又是一本讨论人类的死亡以及由此带来的“同情是否成为可能”的作品。《丁庄梦》是一部堪称“伟大”之作，它的“伟大”固然因为其对现实生活勇敢的揭示和尖锐的批判，更是因为其对人类命运形而上的深切思考——《丁庄梦》不仅仅是关于艾滋病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关于河南人的故事，甚至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人故事，它是关于所有深陷在罪恶之中的人类的故事。无论是形而下的批评立场还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两者在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中缺席了许久，焉能不让人耳目一新？ 有以“爱国贼”自居的人居高临下地批评说，《丁庄梦》这样的作品渲染中国民众的愚昧与中国社会的落后，并以此为“卖点”吸引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我不得不反驳说，这样的指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民众的愚昧和中国社会的落后，并不会因为你掉过头去便不存在了。《丁庄梦》中那些触目惊心的情节，其实丝毫没有任何夸张之处。在《爱援》中，我读到这样的描述：村子里有一名八十三岁的老人，他的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儿子和媳妇相继因为艾滋病去世。大学生们来探访的时候，老人询问说：“孩子，你是从哪里来的？”志愿者回答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老人继续询问说：“可是毛主席派来的？”志愿者回答说：“爷爷，不是的，毛主席已经去世了，我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于是，老人开始唠叨起来：“当年我也是吃过苦的人，解放前要过饭，那个时候苦呀，有时候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还是毛主席好，解放了，定成分，分 土地。我还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你懂吗？”志愿者只好回答说：“我懂，爷爷。”老人继续诉苦说：“爷爷跟你们说，做人呀一定要实在，不能投机倒把，那是资产阶级干的，不得好下场。咱还是要本本分分。你看我，今年八十多了。当年，有些人卖血，我就是不卖，你看看一个个什么下场，挣那几个钱，命都搭了，我那几个不争气的孩子，都没了。咋能靠卖血过呢！”说着说着，老人又嚎啕大哭起来。他在院子里放声哭喊着，一下子打破了黑夜的宁静，那声音很响，很长，也很凄凉。 在《丁庄梦》中，有诸多与之相似的场景，这些场景并非来自作家个人在书斋里的想象，而是来自于他对真实生活的观察与体验。由此可见，中国当代作家缺乏的不是想象力，乃是贴近大地的质朴的情感以及超越自身利益的胆识。 苦难是如此深重。当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企图改变贫穷的努力，却换来死亡无处不在的阴影时，仇恨和暴戾的弥漫甚至比病毒还要快。如同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所描述的情况一样，人们不是被病症所征服，乃是被恐惧所征服。只有在此种特殊的境遇之下，人的本相才会显示出来，“我们都是由这种混合物造成的，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丁庄里的那些艾滋病患者，既受到病痛的折磨，也受到他人的歧视与阻隔，他们真的成了“活死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也失去了人格的尊严与独立，他们之间也开始如同动物般撕咬起来。你如何才能与他们一起生活并让他们重新找到生活的理由？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指出：“如果降临于某人并把他彻底摧垮的事件，是从社会、心理以及身体各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伤及他，那才是真正的不幸。社会因素是主要因素。”是的，悲剧的根源在于，这些遭遇到不幸而倒地、就像一条被碾的虫子那样挣扎的人，无言表达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那么，这些被迫上演这场悲剧的演员们，给予他们同情是否可能？帮助他们缓解不幸是否可能？这是作家必须思考的命题，即便作家无法承担“代言人”的责任，也应当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 阎连科便是这样做的，他付出了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沉重代价。这部作品完成之后，他比刚刚分娩的母亲还要难受：“我就那么呆呆地坐在那里，一任泪水横七竖八地流淌，脑子里一片空白，又一片摊着堆着的无序的麻乱。说不清为什么而苦痛，为谁而流泪，为何感到从无有过的绝望和无奈。”那么，他的眼泪究竟为何而流？他的同情究竟指向哪里？他自己也陷入到巨大的迷惘之中——“是为自己的生活？还是为自己身外的这个世界？再者是为河南——我的家乡，来自更多的省分和地区那些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艾滋病患者们的生命？也还许，是为自己的写作所面临的完成《丁庄梦》之后因耗尽心力而可能到来的穷途末路？”阎连科在骨子里是一名悲观主义者，他知道一部小说改变不了艾滋病患者们的现状，更知道这部书对娱乐化的、消遣化的文坛的“潜规则”将构成某种“冒犯”。同时，这本书也在挑战着作家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极限，某种可怕的崩溃会不会不约而至呢？ 梦可以醒来，并与之告别；而现实却无法回避，必须去面对。《丁庄梦》的结局，如同《红楼梦》的结局一样，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更像圣经《创始记》中大洪水的故事——大洪水之后，一个新的欢蹦乱跳的世界必将诞生，这是我们生活在此一“悲惨世界”中惟一的安慰。 ──《观察》首发

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江泽民文选》共三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今日起在全国发行。据报道，此书收入了江泽民自一九八零年八月至二零零四年九月间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着作，包括报告、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示、命令、题词等，共两百零三篇，很大一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

17年前，”六四”民主运动的惨遭镇压和赵紫阳的政治生命终结，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权力上的更上一层楼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机遇。凭借着之前对中共元老竭力尽智的溜须拍马所换来的”良好”印象，江泽民一举登上了中共党魁的政治颠峰。江泽民是镇压”六四”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在其执政期间，对”六四”的话题格外讳莫如深。不光彩的发家史给他带来了如影随形的权力恐慌，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在邓小平谢世后的执政时期内，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地提携自己的心腹加入自己的政治集团外，对舆论的控制，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宗教信徒的迫害也日益严厉。

中共当年夺取政权，舆论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经是中共最高统治者的江泽民也深深懂得和善于运用谎言来为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服务，更知道利用镇压和迫害来维持社会的恐怖气氛，消除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原本以报道事实为原则的新闻媒体，在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堕落为最大的谎言制造工厂，在中共的政治荫庇下，与时俱进地进行着对中国人洗脑式的精神摧残。江泽民虽不乏对自己臭名昭着的自知之明，但和中共的前任领导人一样，仍然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涂脂抹粉。毛泽东恶贯满盈，还要人们把他的语录当成圣经来读诵，呼他”万岁”，对他歌功颂德；邓小平作为镇压”六四”的屠夫民贼，还要自称”人民之子”，封自己为”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江泽民更是不知羞耻，位子尚未全退，就要把连同标点符号在内几十个字的”三个代表”空洞思想写入中共党章，并要求人民来学习。

江泽民走下军委主席的宝座之后，为了缓解权力一落千丈的尴尬，竟然突发奇想，让洋学者库恩为其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江泽民传》有大几十万字的篇幅，可谓大手笔的”宏篇巨制”。如今，十七大的召开日益临近，为了继续影响中国的政局，刚刚出了一本外交回忆录的他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便隆重推出他的又一部作品——《江泽民文选》。据称，江泽民是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为自己撰写回忆录并公开出版的第一人，此次出版文选虽然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出书史上算不上空前绝后，但选在十七大前中共官场权力斗争异常激烈和上海帮权势江河日下的时刻出书，实在是耐人寻味。据外界推测，江泽民的此举除了想为自己的政治集团加持能量之外，还想让自己在中共的党史上树立毛泽东和邓小平式的所谓崇高威望。

因为是踩着”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上台的，因此，江泽民的自传和文选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六四”和赵紫阳。《江泽民传》中对”六四”的描述不但是一笔带过，而且对”六四”的定性和从前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仍然把当年学生和市民的爱国举动说成是不怀好意的”动乱”和”政治风波”，而今天的《江泽民文选》中对赵紫阳的结论和评价更是不符合实际。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被软禁期间曾致函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要求平反”六四”，此事在党内引起了极大反响，而今天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也证实了此事以及当时江泽民的忧虑。江泽民曾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多次批评因”六四”事件而遭罢黜的赵紫阳犯了严重错误。事到如今，江泽民仍然坚持他当年的观点，《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称当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是给党和国 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并称他的前任总书记赵紫阳背离和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分析人士认为，《江泽民文选》中对赵紫阳的结论和评价既不符合实际，又是在对20世纪80年代的大好形势抹黑。

另外，今天出版的《江泽民文选》还首次透露了1999年中共高层下决心镇压法轮功的原因。众所周知，镇压法轮功是继文革和”六四”之后，中共在中国大地上所制造的又一次巨大的人权灾难。《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中披露，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外静坐的当天，江泽民曾给中共高层写信说，法轮功”人不知、鬼不觉，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信中还称法轮功学员的那次行动”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在北京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自从1999年7
月份中共取缔法轮功以来，据有关媒体报道，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信众已经达到大约3000人，陷狱的和遭受不同程度迫害的更是不计其数。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当年取缔法轮功组织并非中央的集体意志，而是江泽民独断专行的结果。毫无疑问，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执政期间最大的污点，他对法轮功的痛恨并非出于对法轮功的理性认识，而是觉得法轮功对中共的统治构成威胁。

据有关媒体透露，在当年”六四”大屠杀之前，江泽民曾建议当时的中共高层采取行动镇压学生和市民，因此，他虽然对”六四”没有直接的责任，但却也难辞其咎。在江泽民统治中国的十几年时间里面，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底层百姓更是民不聊生。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岂容扭曲？不管库恩的《江泽民传》以及江泽民的回忆录和《江泽民文选》把江泽民描绘得如何英明伟大，完美无缺，它都终究无法抗拒时间还原历史和还原江泽民本来面目的力量。诗人臧克家有首诗中有这样几句：”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有的人为人民作牛作马，人民永远记住他”。这几句诗可以说是对江泽民最合适且最有力的讽刺。

每出一本有关江泽民的书，中国媒体都会自然而然和心甘情愿地帮助宣传炒作，和中共的最高宣传机构保持一致，这将非常不利于人们对历史和对江泽民进行正确地认识。民主大潮已经势不可挡，在不久的将来，当专制统治已成往事时，谎言再起，有谁共鸣？

2006年8月10日

首发议报

高智晟、陈光诚被捕是或迟或早的预料之中的事情。当局早已按捺不住恐惧和焦虑，正是高智晟、陈光诚等在中国大陆民间掀起一浪又一浪维权行动，正是因为维权行动吸引了越来越多农民、工人、市民和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只是因为这种具体的有声有色如火如荼的反抗专制的斗争，引起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加上临近十七大，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中共当局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

英雄是历史创造的。高智晟、陈光诚等是英雄，他们是在与专制制度勇敢斗争中形成的，也是中共当局成全了他们，使得他们求仁得仁，肩负起中国民主事业过程中敢于牺牲自我的责任。我们谴责中共当局的恶劣行径，我们强烈要求还高智晟、陈光诚等维权义士的自由，我们同时也相信，中共当局肆无忌惮暴露其本来的狰狞面目，再次让民众认识到民主和自由是多么的珍贵，起来斗争才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唯一出路。甘愿做奴隶，甘愿受欺凌，只能让中共当局更加残暴，人民就不会有自己的权利，更不会有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

“条条大道通罗马”。与中共专制进行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但目标都是一个，那就是建立一个人民享有国家主权，享有民主自由的国度。目前中国民众维权形式各异，具体追求的眼前目标也不尽相同，但涓涓溪流汇入江河，就会形成滔滔洪流。农民土地维权，劳工权益维权，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维权，拆迁维权，反污染维权，新闻自由维权等等，都是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不同形式。高智晟律师等发起的“接力绝食”行动声势浩大，影响颇为广泛，震动了中共极权堡垒；丁子霖等发起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十几年如一日，让“六四”精神永远激励民众；刘晓波等知识分子批判专制，传播民主，启蒙大众，并积极参与民间维权斗争，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当局最为恐惧的；基督教（天主教）家庭教会和法轮功学员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着一曲曲悲歌……

中国民间维权斗争不会因为高智晟、陈光诚等英雄人物失去自由而停滞，更多的英雄人物会涌现，更多的民众被唤醒。未来的形势虽然严峻，但不断的斗争就会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

自1949年以来，中共专制统治者真正感到了统治危机。对高智晟、陈光诚的抓捕，只能说明当局在穷途末路上坐卧不宁，惴惴不安。统治者的大厦将顷，我们都是这个过程的见证人。

2006年8月21日
首发大纪元

——声援高智晟之二

高律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他的家人包括12岁的女儿及2岁儿子遭到非法监禁。我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表示强烈的抗议，强烈要求立即解除对高律师家人的非法监禁。坚持正义的人们要对这种暴行说“不”，要积极参加抗议的签名。

得知高律师被拘留后，我一直给他家打电话以表达慰问和关心，但是电话总打不进去，问北京一些朋友也都说不知情。

今天上午，山大路派出所叫我去就电话骚扰做笔录，下午上网才看到高律师的夫人耿和与女儿格格及儿子被监禁在家中，已达5天之久，一切通讯渠道皆被切断。他们家中住了一位女国保，楼下有5辆国保车和一些便衣。到他家敲门的客人要被带到派出所接受盘问和侮辱。

监禁高律师家人，当然是非法，更加残忍的是竟把未成年的12岁少女格格和2岁幼童天宇也监禁在家中，这真是一种暴行；这种暴行，出现在中国首都北京，非常可耻。常言道，“一人做事一人当”，高律师即使有事，也不该株连无辜的妻儿和幼子，看起来中国有些人还在搞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

高律师在6天前（15日）被拘捕，5天前（16日）家人遭到非法监禁。我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强烈要求立即解除对高律师家人的非法监禁。坚持正义的人们要对这种暴行说“不”，要积极参加抗议暴行的签名。

感谢焦国标和滕彪两位先生，他们不怕打压，不怕进派出所，不怕遭侮辱，亲身到高律师家察探虚实，并将真相公诸于众。（见大纪元8月21日讯《耿和下落已明，家遭监禁，国保入住家中》附后。

2006年8月21日于山东大学（电话：0531－88365021）

一、政权的暴发户工程及其外交

在国民权利极端匮乏和一切向钱看的中国，一夜暴富的政权及其大款们挥金如土和蛮横霸道，已经有太多的报道。

首先是独裁寡头和各级政权的暴发户心态，以各类政绩工程为证。首先是寡头工程，诸如，由江泽民钦定的“中华世纪坛”和“首都大剧院”，为朱鎔基添彩的上海“磁悬浮”；同时，各级政府的各类好大喜功的“工程”泛滥，全中国竟有183 个城市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也有数十所大学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还有什么“五个一工程”、“爱国主义教育工程”、“奥运工程”、“世博工程”、“航天工程”等等，不一而足；最挥霍浪费的政绩工程，莫过于1999年中共掌权五十周年庆典，一个“十。一”，耗费上千亿人民币。

政权的暴发户心态，不仅表现在国内的各类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上，更表现在中共现政权的“大国外交”中。过去的百年历史上，困扰中国外交的主题一直是“救亡、雪耻、复兴”六个字。现在，二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使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中共外交也开始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而出击的最大资源就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及金钱外交。

特别是在六四大屠杀之后，由于道义上制度上备受国际主流社会病垢的劣势，中共用于支撑自己合法性的主要资源是“政绩”，政绩的主要标志是“我们正在阔起来”的宣示：一方面炫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自我夸耀为世界上的“一支独秀”，进而夸耀综合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特别是在涉及到政权利益的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中共惯用金钱开路的策略，用大把的订单和政府采购来换取政治利益。

全力发展经济和一切向钱看的大政方针之下，中共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经济政府”，很像“中共无限公司”，政治局变成了董事会，党魁是董事长，总理是CEO，其他常委及委员是权力大小不等的董事。没有制度和道义的基础支撑的中共外交，象其处理内政问题一样，没有长治久安的战略，而只有急功近利的策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短期行为主宰着中共的内政外交。

君不见，为了讨得西方大国对中共对台政策的支持，也为了让西方人少在中国的人权、政改等问题上说三道四，大凡中共党魁及其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出访西方大国时，皆要带上大把的银两抛洒一番。最近的实例，莫过于温家宝的访美和胡锦涛的访法，不但求着西方大国的政要来干涉“中国内政”，还要花上足够的银两才能使哀求奏效。温总用60亿美元购买布什对台湾的警告，还有访美前后的两次大采购，据“美国之音”方冰报道，采购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胡主席用几十亿欧元换取希拉克对台湾的指责，竞争京沪高铁的日德法三国，也因胡的访法而使法国对日、德占有优势。同时，随便撒点碎银子拉拢一下那些欠发达的穷国。

在胡锦涛踏足法国之前，中共政权为了保证胡的访法成功，不惜耗费巨资来营造这场中法友好秀，前所未有地空运了约五千人规模的“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参加巡游表演，仅北京一地就有7百多人。还从中国用集装箱运去一条高9米，长100米的长龙，这条龙能在巴黎出现，花费至少要200万欧元。为了把游行搞大，北京还让当地华人社团帮助请人，每人40到60欧元。北京也用同样的手法购买在美的大陆留学生和华人欢迎中共政要访美。

这样的金钱外交，固然可以为中共高官带来到处红地毯的虚荣，为中共政权换取保持国际环境稳定的政治利益，并营造出全世界华人心向大陆的假相，但却尽透着本末倒置的荒诞：欠发达中国的元首像个腰缠万贯的大款，而发达法国的元首倒象个讨好富豪的推销商，那些欠发达穷国的元首很像富豪中国的穷亲戚。在这种荒诞的背后，是中国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绝望，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屋，为了在年终讨回一两千元薪金……不断出现的自焚抗议的极端行为，足见当下中国还没有阔到向世界撒钱的程度！

在普遍贫困的毛泽东时代，老毛为争当欠发达国家的领袖，一面逼着百姓勒紧腰带，一面对那些无赖国家提供无偿援助，但普遍愚昧的国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疑问。现在，权利意识觉醒了的纳税人有权质问：请当地华人参与巡游表演的每人40－60欧元，已经足够一个民工两个月的工资！难道中法关系真的重要到花重金操办“中法文化年”的程度吗？我们为“中法文化年”买单，与己、与公益究竟有何益处？持续数十年的金钱外交，与国民权益和国家利益有什么好处？

以一党政权利益为导向的金钱外交，实质上是让全民财富和国家资源服务于特权集团的利益，从效果上讲，也只是一种应对国际压力的权宜之计，只能得到眼前的暂时利益，而无法使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主流文明，更无法赢得国际社会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

二、爆发户大款的攀比消费

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群体，无论是“土财主”的庸俗消费，还是“洋富翁”的高雅享受，统统是一副暴发户的脸。比如，土财主的高消费之奢侈，有引起过轰动效应的36万元的“黄金宴”为证：“洋富豪”的高雅享受之过分，有金融高官王雪冰周末坐飞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为证。另据世界奢侈品消费调查显示，在全球窗体底端市场低迷之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却逆风而上，中国内地已成为全球第六大奢侈品市场。

这种刚刚摆脱贫困生活的大陆富豪的暴发户心态，最突出特征往往表现为：一面是用大把花钱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一夜暴富，开始还只是向穷亲戚展示，现在发展为向先前的富人展示。君不见，大陆富人在香港的高消费，发狂般地购买名表和豪宅；在澳门的豪赌，动辄让轮盘吃掉上千万；在美国开名车、住别墅、玩游艇……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看得港澳的和西方的中产们唏嘘不已。而大陆的另一种现实是，在持续了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大陆的人均产值也只有1000美元，而香港等地的人均产值早已超过一万美元。

另一面是鄙视穷人，金钱的多少已经成为社会评价的首要标准。富豪们宁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官员送上厚厚的红包，为二奶买下豪宅、珠宝、官职、名声，为留学在外的子女提供奢侈生活，为一饱口腹而大摆黄金宴，为过一个高品质生活的周末而坐飞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也不愿付给农民工该付的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的补偿，不愿为打工妹支付最低的福利保障，更不愿象比尔。盖茨等西方富豪那样，将个人资产的大头注入社会慈善事业。

暴发户的日常交际也大都是金钱开路，遇强者就用金钱点头哈腰，通过攀权附贵捞到更多的金钱；遇弱者就炫耀富贵和鄙视他人，一副趾高气扬、为我独尊的霸道派头。宝马案中那个撞死农妇的富婆，如果与某位高官或另一位开奔驰的车主发生冲突，大概不会那么嚣张。黑社会头子刘涌，敢命令手下人暴打开烟铺的小业主，但他断不敢在慕绥新的亲戚或亲信经营的地盘上横行霸道。权钱标准下的欺软怕硬是暴发户的通病。

近年来，即便想用高学历进行包装的暴发户不在少数，但他们也不是真去寒窗苦读，而大都是用钱购买文凭，在高等学府中的摆阔，当然包含着向知识炫耀财富的虚荣。象清华、北大这类著名学府，向富豪们和官员们出售文凭，已经成为固定的创收渠道。即便富豪们想让子女学有所成，也不是鼓励孩子们靠个人奋斗，而是用大把的银两为孩子铺路，伴随着官方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有钱人占据高质量教育资源的趋势愈演愈烈，在号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教育的昂贵居然成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在诸种行业腐败中，“名校腐败”大有异军突起的势头。

当年，国人面对物质不如人和制度不如人的落伍现实，自卑、耻辱和怨愤演变为虚幻的精神自大，鲁迅笔下的阿Q在被强者打败后，最爱说的名言是：“我先前比你阔多了”，典型地表现了国人的“精神胜利法”。

今天，国人中的极少数突然暴富，苦日子记忆和为富不仁之“原罪”的作用，加之在政治无耻示范下的全社会的道德沦落，共同塑造了爆发户心态，富贵攀比已经成为孩子们的价值取向。穷人们不再说“先前比你阔多了”，但富豪们却喜欢炫耀“我现在比你阔多了”。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些暴富着、饕餮着、淫乱着、奢侈着的权贵们，其肚皮的厚度恰与灵魂的干瘪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在穷人面前的大款尊严，很有些顶天立地的骄狂劲头，而一旦面对独裁政权及其寡头，他们立刻威严扫地，很像长不大的乞丐。他们媚笑着、屈膝着、哄骗着、收买着，仅仅是为了在掠夺性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后晚餐中争得一个侍从的位置，多分点儿权势者们吃剩的残羹败叶。

2006年8月20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应台女士，台湾的新闻媒体，最近纷纷以「再度兴起台湾一阵野火」来报道你，主要还是因为你所发表的一篇名为《今天这一课：品格》的文章。然而，我想在此公开问一句：是谁让台湾的品格不再有品格？
 
      在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文集的新书发表会上，你以「我没有去捐(100元)，而且我并不支持这个运动，你在威权时代，因为人民手中没有选票，所以你只好跳上桌子，把麦克风折断，这在今天是不能够用的，因为今天每一个人手上有选票」 的一番论述，合理化你未响应百元倒扁承诺金的理由。你说：「这样的选择，可能会让不少书迷失望，但这就是民主。」我想说的是：台湾的民主是所谓的民主吗？

      当今天一个总统，面对着全民以坚定的信念告诉他「请你知所进退」的时候，他仍可以视若无睹，或许暗暗自豪地说「阿扁绝不会倒下」；当今天一个执政党，面对主流民意请求呼唤台湾最基本的道德时，可以多所闪躲，甚至由其主席的口中堂而皇之地指称那是「封建的遗毒」、「流动的道德」；当今天第一家庭弊案重重，仍可无所羞耻地表示「已将钱交还国库」、「阿扁没有法律责任」──请问应台女士：这样的民主是民主吗？

      李家同教授，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在国小升国中的那年暑假，於同学家中的一席读书会上，当日所讨论的你的着作──《让高墙倒下吧》。至今，我仍深深被你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一则则小故事所感动，并且认同人人应将心中高筑的藩篱推倒的崇高理想。然而，我始终相信宗教作为人类底层道德的拥护者，应该更积极入世地为这个社会呐喊出更多正义之声，面对统治者毫无道德的所作所为，站在人民的位置发挥宗教的影响力，监督政府。你是笃信天主教的，我不知你对阿扁那「要扛起台湾十字架」的论调赞不赞同，但我知道你姑息了阿扁这样的执政者存在──尤其在这台湾历史关键的一刻。

      「一个总统下台，应该经过这个议会，或公投的过程，那麽我们罢免或弹劾，这个是我赞成的。」 李教授，那麽请问面对民进党立委为怜爱权力、为利害权衡而全力阻挡罢免案时，你如何谴责过民进党？「如果全国的老百姓，相当多的人，对他没有信任的话，他自己应该自动下台，那如果他不下台的话，我认为他的党内大老，应该告诉他(总统)他应该下台。」 是的，没有人会做这种傻事，自愿在凯达格兰的广场上，受日晒、被雨淋、忍受马英九手下警察的驱离，但是这群自愿静坐的人愿意面对一个事实：就连你所笃信的天主，都知道阿扁是不可能这麽轻易就下台的。

      我一直不想说的，你们两位提笔以知识分子自居的文人，是否真如媒体对你们的陈述，「针砭时事、敢怒敢言」；是否真的具备儒家文化中知识分子为王道而向统治者对抗的硬颈？过去几年以来，你们冷眼旁观，站在文化人崇高的高度，躲在文化人安全的堡垒中，任统治者恣意妄为，任百姓水深火热；如今，一个过去为理想牺牲大半生的施明德终於硬下心肠站了出来，你们却开始以「民主」包装的言论来加以「针砭」。如果只是完成一篇文章发表出去，就好似尽了极伟大的公民责任，启动了你们以为台湾民主中存在的反省机制──这样的想法，在我这位未满二十岁的大学生眼中，会不会太天真了点？

      应台女士、家同教授，如果你们以为台湾的道德确实应该好好上一课，就请认清统治者没有道德的事实，拿出身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别让台湾的道德变成伪善！」今天全民能以施明德先生所意想未到的速度完成近百万人的承诺金捐款，证明了民怨是如浪潮般席卷上凯达格兰大道的总统府、冲进层层铁网笼罩下的玉山监狱的。台湾人民没有媒体人陈挥文及你们等人所想象的愚蠢，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站在台湾历史关键的一刻，我们该做什麽、在做什麽。在野党的噤声、无能，当然是一波波包括学生的群众运动排山倒海而来的主要原因，然而我今日在此，不想针对陈挥文此种人多说什麽，只愿发表此篇给你们的公开文章，呼唤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至於陈挥文，比起你们，根本不值得我书写。

      (●作者卜正，台湾大学外文系一年级学生。简介表示，父亲来自台南县佳里镇，母亲是道地台北万华人。喜与文学、历史、政治为伴，以笔纪录下天地间的沧海桑田。辟有个人网站「卜正的秘密别墅」(http://www.puchen.why3s.net)传播理念。正文为ETtoday.com网友投稿，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襄樊市政府新闻办公室18日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高莺莺死亡事件”复查结果：高莺莺系跳楼自杀身亡。其父高天虎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高莺莺内裤上的精斑为高天虎本人所留。高天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及伪证行为，涉嫌构成犯罪，已被襄樊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新京报》8月19日）

      这一引发公众持续关注的大案，与号称中国“网络第一案”的黄静案一样，是草草收场，尽管有关领导指示要将此案办成铁案，然而，在各大门户网站上， 95％网民的评论，均对这个复查结论表示强烈质疑。因此，即使此案在法律上是“铁案”，然而，仍然无法让公众信服。正如有评论所说：高莺莺死亡事件：盖棺能否最终定论？

      盖因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作为共和国公民高天虎看起来自始至终都是在与一个地方政府抗争，形象地说，这个案件从表面上看来，就是个体公民与政府的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这场战争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案发后，到当地公安机关对于高莺莺案的办理终结。此案在高莺莺的父亲高天虎看来，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原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之子，然而，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检法的人财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经常为人们所诟病，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如果一个人指控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亲属，就等于与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作对，也就等于与地方政府作对。当地公安机关草率处理此案，甚至出动大批警察与武警抢高莺莺的尸体，就极可能是这种作对激化的体现；第二阶段是在《民主与法制》披露案件后，到有关方面组成专案组对此案公布复查结论。这个专案组虽然有上级专家，但主力仍然来自襄樊市公安局。这让公民高天虎可能又再一次陷入与地方政府作对的境地，因为，尽管此时孙楚寅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处，但正有媒体评论所说“事实上，专案组要调查的不仅仅是高莺莺的死亡真相，还应包括当初的办案程序以及责任归属”，这就让原有的办案人员可能为了逃避责任而千方百计掩盖问题，高天虎虽然没有了孙楚寅势力的压制，却可能多了原先办案人员的压制。在我看来，高天虎被襄樊市公安局以伪证罪刑事拘留就可能表明了某种信号，因为让与原先办案有关的机关而不是外地、外省的公安机关来调查高天虎的问题，本身在程序就值得质疑。

      迄今为止，我们不排除高莺莺系跳楼自杀身亡。但是，试想，如果司法机关不受制于地方政府，是中立而且是超然的，如果检察机关能独立自主地对公安机关的调查进行监督甚至展开独立调查，那么诸如公安机关草率处理案件以及强抢高莺莺的尸体事件能发生吗？在检察机关监督下或者独立调查下得出的高莺莺跳楼自杀身亡的结论会被如此多网民广泛质疑吗？

      然而，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即使高莺莺之死的真相确实系跳楼自杀身亡，但由于制度上的缺陷，使得作为弱者的高天虎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在独自挑战一个地方政府，这种力量悬殊的战争，从表面上看来，本身就是不正义的。当然也就让网民们即不能信服原先的结论，也不能信服现在调查组的结论。

      因此，高莺莺案至少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那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司法机关完全受制于地方政府，司法不能在人财物上独立于地方，那么，只要案件与地方领导有关，作为地方政府的附庸的司法机关就会成为地方政府的帮凶，公民个人的纠纷就会演变成为与地方政府作对的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司法机关就不能成为主持正义的地方，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就无法实现；而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方司法机关完全受制于地方政府，那么，任何一个案件只要与地方政府或者其领导有关，或者公众怀疑其有关，那么司法机关作出的任何的只要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及其领导的结论，即使是符合客观事实，都无法得到当事人与社会公众的信服，社会的猜疑与矛盾就会加剧，和谐社会的建设就会遥遥无期。

      因而，我们希望高莺莺的血不能白流，希望高莺莺案成为孙志刚案之后成为又一个推进中国体制变革的契机。这个体制的变革，就是要逐步改革现行司法机关地方化、行政化，让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由上级机关来掌管，让司法真正独立起来！

    1980年，在复旦听“西方现代艺术讲座”，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前卫艺术”。
    那天授课先生说，某国音乐会，报幕员报目：钢琴独奏《4分30秒》。随后有一钢琴家上台坐定，一动不动坐了4分33秒，节目“演”完了……
    当年对此感觉很荒诞。随着中国开放已久现在不然了—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
    见多识广至少有这样一个好处——见怪不怪。
    
    让普通人理解“4 分33秒”很困难。但4分33秒的沉默，对听众心理肯定会构成冲击，这是“手段”的实在效果。手段的匪夷所思本身包含了一个重要的艺术素质——想象力。何况完全不懂弹钢琴的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在音乐厅里的钢琴前静坐4分33秒，并获得听众礼貌性的掌声；更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的大粪送进美术馆。
    中国的“艺术家”今天即使把油漆斑驳的马桶摆进美术馆，效仿国外前卫艺术家把脱水的大粪陈列在美术馆，我也不觉得惊天动地。
    “这是艺术吗”？
     现在我对这样的问题也没了兴趣，也知道根本没不必争。
     以中国书法工具的“革命”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
     书法工具的差异，过去不过是笔的毛质软硬、大小和羊毛狼毫之别。
     80年代以来，“前卫书法家”纷纷揭竿而起，不但书法的工具笔发生了革命，甚至握笔的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比如“脚书”（用脚握笔）、“口书（用嘴含笔）”纷纷登台，“拳书”（用拳作笔）、“指书”（以指代笔”）大显身手，连胡子都成了书法工具。
     80年代中期这在北京曾兴盛一时。
     排除断手的残疾人只好以嘴咬笔用脚捏笔的特例不论，这类现象频生，确实表明，书法最基本的技艺同共性，在“前卫书法家”的冲击下已被打碎。
    手舞足蹈，拳掌齐来，这乱哄哄的景象曾使不少传统人士狂呕不止，有幅漫画生动记录了当时正统书画界的心态：看到脚丫子上了案台，王羲之惊恐万状抛掉手中毛笔，高呼“退会退会”（退出书法家协会），逃之夭夭。

    还好，“书法”之争尚未形成就自生自灭了。其实争论也不会有结果。你说不是艺术，他坚持说是，就僵住了。除非一方用枪逼着另一方“改邪归正”。技艺的共同性被打破，反映的是艺术观念和信仰的变化，前卫意识突出的是手段（或轰动效应）的空前性上——手段的地位超越了艺术品本身，行为过程已构成一种“艺术”。西方有个前卫艺术家曾在爱菲尔塔下铺上一块巨大白布，然后从高塔上跃下，直坠白布，脑浆迸射，鲜血四溅，一幅最激烈前卫的、展示死亡效果的“油画”诞生了。

    争论不会有结果。所以“理性”的办法是各自折腾各自的。为了共同目标——“自我”的伸张，大家各奔前程。
    不过，中国的艺人“和平共处”向来不易，艺人现在与公众和平相处也不易。前些时候，一个混血摇滚小提琴手在北京进行“前卫”表演，居然有人狗胆包天地在媒体上教训公众说，谁不听这样的音乐不配谈艺术。面对这暴力的前卫语言，是不是应该回敬以大耳光？
    有些玩艺术的不但可鄙而且欠揍，明明是犬儒，却偏要用狂妄的大话美化自己。他们实在应该多听听“文革”中的这类笑话，一小提琴家到乡下“为工农兵服务”，演奏西洋作品，农民听了一会都跑光了，就剩下一老太没走。小提琴家大恸，以为遇到钟子期，奏罢连连感谢。谁知老太淡淡说，我可以把您坐的板凳拿回家了么？
    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唱高调，也不战战兢兢看别人脸色？什么时候可以坦然向钱看或自娱自乐呢？
    “前卫艺术”在中国出现本是环境宽松的产物。然而这些被松了绑的家伙对公众却不宽容，向平民的审美趣味公然挑衅。就像文革中被整的反过来整人一样，被作贱过的艺术也能被用来作贱他人。
    对这些“前卫”们，应该劝他们学学爱菲尔塔下那个“前卫油画”，能做到再吹，不能做到还是老老实实地与公众和平相处。
    不懂或不喜欢“前卫”的公众，也应该记住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当然这不妨碍拥有主观好恶的权利。
    “前卫艺术”存在是事实，就像美术馆陈列过脱水大粪一样不容置疑。问题并不在于大粪能不能构成艺术材料和实体，而在于当“前卫艺术家”用大粪充当艺术品时，这大粪包蕴的气味确实已经逸出了非自然气味，这种艺术也许不宜用眼睛鼻子鉴赏，或许花“4分33秒”想想意味着什么更合适。
    弗洛伊德说“人类诞生于屎尿之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事实”。
    尼采说：“人类拥有艺术，只是不想为事实而死”。
    我的感想是，许多“前卫艺术”远非好高鹜远的产物，它们更可能符合英国美术史学家贡布里希的见解：“艺术有非常实在的目的。至少它是想证明自己存在的产物。如果你不在意他的存在或不存在，它就可能发急。”
    如果有人能把自己的大粪送进中国美术馆，一定会引起无数的中国人控制不住地要去思考，而且肯定会超过“4分33秒”。

　　咱们国事乱到这般田地，叫咱们不得不跟（英国）皇上分家，自起炉灶，除了老天爷以外，谁也不要管谁，所以这会子总应向大家交个账，说个明白，叫人家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别疑心了咱们是在做什么坑崩拐骗蒙的好勾当。

　　“咱们不会歪缠，就是这么几名话。一则，你我大家比起人家都是一只鼻子两只眼睛，不认输谁，说不定比人家还强的多着呢；二则，谁也别想贬却咱们的身分资格；三则，一个人要怎么活就可以怎么活，要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要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只要不碍着旁人就得了。什么鸟政府不放咱们这样，便是王八蛋。”还有，老百姓要什么政府就可自己做主，不干人家的鸟事。什么政府不给咱们这样就得滚他的蛋，再扶一个出来顶替。固然，象那些南美洲的傻子浑人，或者象什么共产党，天天革命，也不成个样子。或者衙门里老爷一做岔了
事便革一回命，也是不成的。有时候，老爷们吞款舞弊，作恶为非，咱们闭着眼儿装不见，比起傻子浑人共产党天天革命还好，你只要不是什么无来由的，还能说声不是吗？但是国事混乱到这个分儿，一个人什么身分儿都没有了，任人当奴才看，到这会子，大家就得合拢来革那些狗官僚的命儿，另叫一般人来，给监视着，不让他们大模大样干他们偷鸡的勾当。咱们十三州老百姓就是这么一句话，罪受够了，再混也混不下去。

　　当今皇上乔治登基以来，政事就是一团糟，谁不服气来同他办交涉，就是一把拳头叫你吃，这还有什么天理么？咱们同他算一下账给你瞧。

　　咱们一体通过的条陈，他总批驳下来，咱们人人反对的条例，他倒给钦此了。

　　咱们有什么呈文，非他亲眼瞧过不成，呈文一上去，他却向口袋里一放，装着忘了，你同他提起，只给你一个不睬。

　　人家到宫里去呈请他立个新法，他就是这么一套：要末，把议会封起来，让他称孤道寡，孤行己意，不然，便是一个不行，两个不行。

　　他叫议会到那儿岭外天边三家村上去开会，乐得没人肯去，让他去一意横行霸道。

　　议员去找他，说什么好歹，他就是一溜不见，送他们回家。

　　议院封了，要叫开又不肯开，政事没人管，成个无法无天的天下。

　　他哄人家不要来咱们十三州。谁要来，也不让有报纸看，人家一看也不肯来了，就是来了，也不给田地，不得不回去，有的索性就不来。

　　他跟法官通同作弊，就不肯出钱多用几个官吏，人家有案子，三年两载还不见个动静，不发下来，只好认倒霉空手回去。

　　法官有什么不顺从他的意旨，就得滚蛋，官俸又不发，叫他们先来孝敬老天爷，不然也别想拿一个大。

　　高兴起了，就添了什么司什么员，安排一些不见经传的人小，钱向咱们老百姓腰包里拿，不管你情愿不情愿。

　　一个好好的太平天下，养了一大班丘八，惊扰百姓，咱们怎么抗议也没用。

　　他放着这些丘八作恶为非，横行霸道，不挂腰刀的人只好听他们排比。

　　他放贪官污吏到处作孽，一朝权在手，无恶不作，干起以下的事来：

　　叫一些毫无用处人人讨厌的丘八驻扎民家里。

　　丘八杀人，便做个圈套，放他们逍遥法外。

　　管人家的事。

　　征苛捐杂税，也不问一问咱们缴的税项有个缴税的道理没有。

　　把人捉将官里去，人家要叫百姓陪审，不让陪审。

　　把人无端赶出国外，事案是此地发的，叫人家到天边海外去受审。

　　放几个坏蛋充我们邻国的官员，慢慢的扩展，希望有一天把咱们也吞下去，同他们一般腐败。把宪法当做把戏，人人说好没人说坏的法律，他偏取消，让他一人去瞎干。

　　他把议院关了门，就象他一个人独干比别人干得好。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跟咱们开战，咱们还认什么皇上，做什么臣子？

　　他把城也烧了，人也杀了，比狗还不如，在海上还要兴师问罪。

　　他雇些荷兰杂种来打咱们，教他们只要打得过咱们，可以随意抢掠，什么万国公法都不顾了。

　　咱们自己人在海上给他捉去，不管愿意不愿意，就迫着拿起枪把杀咱们同胞。

　　他唆使印第安生番，给他们枪火，教他们打死咱们的男女老少。

　　“每回他这样干，咱们就不服同他反抗，每回咱们不服同他反抗，他还是照旧这样干下去。一个人老是这样蛮横不讲理，还有什么身分，就是不配来管咱们有身分失，应当滚蛋。”

　　“咱们向英国人讲理，总是不得要领。差不多天天咱们忠告他们，他们那边那些官僚违法越权，侵犯咱们。咱们老同他们讲，咱们是谁，咱们在做什么事，咱们为什么过海而来。咱们同他们讲公道，告诉他们，如果长此下去，咱们有一天要自己做自己打算，他们才知道利害。但是越和他们讲理，越无理可讲。可以见得他们不跟咱们一伙儿，就是同咱们为难，咱们就得同他们拚个高低，打完了再做道理。

　　因此，咱们决定，咱们代表十三州府的百姓在议会上议决：咱们合众国就是以前的十三州府，从此以后是自由国，照理就早该如此；咱们不认皇上，同他一刀两断，再也不听英国人的吩咐；咱们既然自由，自由国能干什么咱们就能干什么，尤重要的是宣战、议和、营商等等。

　　咱们拿圣经罚咒，大家一心一力，有首有尾，不顾利害，不论成败，不计吉凶，就是财破人亡，到断头台上，还是这样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