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经习惯使用“文化人”、“经济人”，但不能习惯属于同一序列的“政治人”、“道德人”。深入论述过“历史的终结”的福山，频频使用“民主人”；我们则频频使用“自由职业者”，而不肯使用“自由人”。这些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些“他律心态”。当然，也有约定俗成的影响，例如“宗教徒”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师徒传承模式，说“宗教人”总觉别扭。
公民的概念小于人，学术公民是公民的一特殊部分。我的看法学术公民是最重要的公民，因为政治公民必定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基本转型，学术公民则可以开风气之先。还有什么社会角色比学者更敏感于新观念、新思想的呢？没有了。我这里说的学术公民更有两层特别的意思：一是学术公民应当持守学术尊严与良知，不要干抄袭剽窃这等事情；二是当学术尊严受到侵扰时，首先应当有公民的境界或者高度，而不应当仅仅拘陷在具体是非中。这方面，我觉得伦理学家肖雪慧女士《公民社会的诞生》（下作《公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5月）一书中的几篇文章，论述得颇有思想质量。
这些文章中肖雪慧最用心力的不是诉说她个人的遭遇。在不仅作为受害者抨击泛滥于学界的剽窃现象时，雪慧谈到了“学术公民”的应有品德。这里试作概括：中国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已经是体制化现象；中国对相关学术权利的维护存在着严重的法制性忽视；例如美国等国家对知识权利的维护有着严格明确的界定，这些界定完全可以引进；例如美国等国家从中学开始就十分注意“学术公民”的道德培养；思想、学术、言论的自由与独立构成支撑学术道德的制度环境，也是学术传统形成的前提；学术规范应从制度环境的建设开始，否则无以“走出精神上的襁褓状态或精神陷阱”，（“襁褓状态”一词使我联想到青年学者余世存提出的“类人孩”范畴）“势必导致整个学术秩序的崩溃和学术信誉彻底丧失”；学者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学术公民”的道德责任。
“学术公民”首先的要求是追求学术自由、独立的精神，其次是尊重他人的学术劳动成果。后一层意思中并不等于学术论文的行文程式，因为，例如正式学术场合口头讨论问题引用别人的观点大意时，也要注意尊重别人的劳动。强调这一点是想指出，一些议论甚至文件常常将学术规范弄成了狭隘的论文制式，这其实与学术规范无甚关系，倒不如说是适应学术刊物标准化编辑要求以方便学术信息传播、检索的需要。
不仅是肖雪慧女士说到，作为学术公民，说出社会真相是不容推辞的责任。这说清了“学术”是“公民”的工具这一大道理。可是很多所谓的学者，却有意无意以例如“纯学术”为由否认、回避、推卸作为公民的责任，更不堪的则以掩盖或模糊社会真相为“学术”任务。我曾说到肖雪慧是真正身体力行的伦理家。这个身体力行，主要的是宽广的人道主义言行，而正义感或者说对社会公正的全身心关注更是其核心。作为伦理学界最关注社会公正的“学术公民”，这只要指出肖雪慧对中国教育领域种种不公正的关注，长期持续倾注了大量心血这一事实，就足够了。（见200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与秦晖、吴敬琏们一样，无不用自己的学术所长批判社会不公。为此，长期以来，肖雪慧确实付出了种种代价。但中国的进步，一定需要她这样的“学术公民”。在《公民》中，她甚至不得不专文与她一向尊敬的茅于轼先生就教育产业化问题进行争论。了解肖雪慧的人士都知道，只有在显得有些要紧的问题上，她才会对其尊敬的专家（这当然不多）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反过来，她不喜欢的专家（这当然比较多）的言论，无甚紧要的，她也不会浪费精力，否则，她必得快速果断地提出批评。正是这些快速参与争鸣的大文章，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学者拥有丰富学养的价值。例如在《公民》中，围绕现行税制的严重不公，她结合喻权域先生无视民众是主要纳税人的事实，严厉批评“薄贫厚富”的现行税制，并不仅仅满足于一般宪政税收的学理议论，更与试图为偷逃税富人作辩护的“巧言家”们旨趣迥异。顺便指出，肖雪慧分明属于以秦晖为重要代表的“问题须土产”学派，而这一学派，应当说是中国最富有切实良知的学派。
人的一些德行，如奸佞前的正直、弱者前的怜爱等等，是一个优秀成人从少年期就必须也必定会出现的品格。而对于一个具有思想禀赋（与知识程度、才气、文字能力等等关系不大）的成人来说，又是其成为深具人类大同襟怀或世界主义理想的必需品格。我观学术思想史，觉得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断：真正的学术公民在古代就已经出现，而这样的学术公民又必定是将人类作为整体关怀的世界公民。在《公民》中，肖雪慧作为思想者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康德化境”：“人类公民”。
康德化境就是酷爱人类永久和平之境，就是人类大同之境。“人类公民”这个范畴庶几可去中西体用之类的分隔、纠缠了，也可以冲淡对“学贯中西”的学究、经院式把玩。
肖雪慧的一手好文章已经大体说明了她的中国文化修养，而所演绎者则表现了她的世界主义修养。当今人类世界主义或者大同的可靠修养，可以涵有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中国古训，但应当说主要还是源于欧美的文化文明遗产。一个孩子可以在欧美任何一个国家出身，然后到欧美任何一个国家分别接受一年半载的教育，这样他仍然可以顺利成人。但是，如果让一个孩子轮流到一些落后国家受教育一年半载，他就肯定难以在心智上成人！
透过《公民》看肖雪慧对古希腊以还的历史、思想与文学文化遗产，真是充满了智性的温情。我怀疑她是否将相关文字当作一种奇特的情书来抒写了。
今日中国实力相对具备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对欧美史作专域研究的专家。可以有两方面判断：一是已经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就是说过去的名家（包括顾准这样的特例）成果已经得到充分了解和尊重；二是主要通过与美台华人学术界的来往、留学从而通过译介对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现状，有了基本把握，极少数中年学术新秀对所涉专业已经达到熟悉。但是，就相关专门领域而言，达到相当于经济学界杨小凯等人成就的，还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倒是有少数思想性学者，他们在不失细节可靠的基础上，试图对欧美的文明进程作出较为宏观的思想性把握，例如秦晖（金雁）对近代俄国、“苏东”及其转型期“分家问题”史的研究，顾肃对自由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朱学勤对法国革命及其延伸的研究（争议较多），刘小枫对基督教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不算多，但应当说达到国人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秦晖已经出现以“问题粘连”为方法特色的拓展，这种拓展像他研究中国历史一样，既没有单纯观念史的特殊兴趣，也没有单纯时空专门史的兴趣，而是以来自于研究“中国问题史”练就的粗细得宜功夫，从一个个“问题解析”中谨慎寻找与普世价值相关的“特殊异同”。肖雪慧已有的努力多了些温情，虽没有秦晖问题切入的精审与敏捷，但也在“同情的理解”中颇受中西比照之益。相比之下，雪慧多了些“闲情逸致”，而秦晖则有将对象尽可能“变小”的用心。
除了伦理学著述中对欧美伦理学资源、教育学著述中对欧美相关资源的倚重外，《公民》中的几篇长文（当然还有几本西学著作）表明，肖雪慧的视野基本覆盖了从古希腊到当代文明的两千年“亮色”。其中不乏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的独特“发现”与体认。其中《为了和平》（首发于优秀思想期刊《东方文化》2003年2期）一文更堪称名篇佳构。
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作者系统回顾了欧洲从古希腊到威尔逊时代、邱吉尔时代的，绵长的世界主义也即和平主义的精神谱系与实践尝试，有力论证了专制政治是战争的根源，鲜明表达了作者作为学术公民的满腔世界主义情怀。文中说道：“一个颇有意思的事实是，探索和平之路的人们都是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基于公理和人类的立场，把人性看得高于民族性，把人类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任何特定民族或国家的利益。所以，世界主义者把对人类的忠诚置于一切责任之上，认为自己首先是人类的一员，然后才是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一员；这种立场和胸怀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宽容，尊重差异和多样性，致力于从差异中发现共性，从多样性中看到统一性。”文章坚定持守了理性主义的战争类型观，面对专制国家、恐怖主义不断制造出来的不义战争，明确宣示了从反抗侵略的希腊哲人到西塞罗乃至中世纪部分神学家，再到洛克、伏尔泰、雨果、甘地、爱因斯坦，一路传承下来的自卫战争的正义性立场，而将由贵格会到红十字会的无差别人道主义的和平立场作为特例。
我以为，中国学界需要多一些对肖雪慧的了解，如此必有益于在复兴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对接世界文明主流方面，作出学术公民说得过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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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才算一个好人？”
我首先想到的是三个词：善良、真诚、助人。觉着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乐于助人的人，这样的人便是好人，而集这三种品格于一身的人该是非常难得的好人了。
善良在词典里的解释是：“心地纯洁，没有恶意。”心地纯洁如孩童，如事物的本质和真相，却又对一切没有丝毫恶意和杂念，可见善良是一个人多么美好的品质，觉着自己虽能做到对一切并无恶意，却有时候也心生杂念，虽然自己一直在内心有洁癖，但还是达不到心地完全纯洁，心里感到了很羞愧，也生出了进一步涤洗自己心灵的力量。
对一个作家来讲，只有内心纯洁，他才不浮躁，他写出的文字才能显出纯净和精粹的样子，才可抵达事物的真境界。对一个人来说，只有内心纯洁，才能做一个真人、好人。一个内心没有纯洁的人只能算是一个浊物，会很肤浅，会随波逐流。一个内心没有纯净的作家，他的文字必然是粗糙和浮躁的景象，不会有什么品位，甚至叫人静不下来。
突然想到一个词：静如处子。或许，此处的“静”就是指纯洁的意思。而上善若水，就应首先包含了纯洁的品质，而后善才是滋养与造福万物，却不与万物争任何东西。
真诚在词典里的解释是：“真实诚恳，没有一点虚假。”意思就是实事求是地待人接物，不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不对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做事求真务实，做人脚踏实地，没有水分。所以，一个真诚的人，他活得才有质量，也能叫人信赖，当然，被别人误解是另一回事。而对一个作家来说，作品的真诚无疑是第一生命，叫人看起来假就是失败之作，就如弄虚作假、装腔作势的人叫人很讨厌一样，挺没意思。总是天然的反感虚假的人和事，以前还会很生气，现在感觉自己能容忍一些了，有时甚至对那些虚玄弄套和虚假都有些漠然了，或许是自己在堕落，或许是见的太多，已经麻木到见怪不怪了。
很多时候感觉成熟就是堕落的开始。
至于助人，我认为应该包括乐道人之善，不做损人利己和损人不利己的事。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给别人以帮助和支持，事无大小，话无多少，能做多少就多少，能说多少就多少，感觉这样就挺好。
而国人的现实生活里善良是如此弱小，真诚和助人不受珍视，甚至有些坏事，谁也不去说破，大家只心照不宣、趋之若鹜地去做。甚至把蝇营狗苟当成是适应社会。
蝇营狗苟的意思是像苍蝇那样飞来飞去，像狗那样苟且偷生;比喻人不顾廉耻，到处钻营。不知道看了“蝇营狗苟”这个词语的意思后，朋友们心里有什么想法，而我想到的是中国人正在变质,甚至有些中国人只会过蝇营狗苟的生活。
一连接到几个朋友发来的短信，昝爱宗因“散布谣言”被拘留七天。说他“散布谣言”好象已不是第一次，我记得几年前，他因为用网名“电子情”在网上发表一篇批评“严打”的文章，结果就是以“散布谣言”被处罚，他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当然是以败诉告终。这件事曾引起法学界的讨论。这一次他又是以文罹祸，要失去一个星期的人身自由，并且失去了工作。包括他在内许多普通公民的遭遇，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怎样的盛世，在繁华躁动之下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作为记者，昝爱宗无疑是尽职的，他的特点是笔头快，富有正义感，眼睛中揉不得沙子，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他了解情况，他总是竭尽所能，千方百计予以报道，也许这是他的职业敏感和职业责任。近年来，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大量表达正义、良知的文章，为此，报社领导没少找他谈话，他曾多次受到压力，却一直不改初衷。其实他心里未必不知道，他这样做早晚要把自己的饭碗砸了。前一段时间他的文章写得少了，他在电话里说，文章写了也没有用，不大想写了。可是，眼前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又禁不住要拿起手中的笔。
最近这几年他担任《中国海洋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对浙江的关注尤其多一些。几年前，浙江洞头县渔民因为赖以生存的滩涂被当地政府征用导致官民冲突，就是他率先在《中国海洋报》上公开报道，揭开了这个盖子。这场马拉松式的“民告官”官司至今没有结束，他也在持续关注，多次跟踪报道，为此他和当地维权的代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他们心目中仗义执言的记者。大约去年夏天，新昌、嵊州因为制药厂严重污染生存环境，引发老百姓的抗议事件，他和一位律师赶去采访，写出了有影响的报道，“燕南网”曾在头条位置刊出，几个小时后就被删除。这次萧山党山镇“教堂”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所知有限，爱宗身为记者，又是个基督徒，他当然关心此事，撰文在网上公开披露，也在情理之中。“散布谣言”，这大概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事实就是事实，真相终究是不能被遮掩的，事件发生之后，有关当局最应该做的并不是处置用真实姓名在网上发表文章的昝爱宗，而是将真相公布于众。退一步讲，我们这个“和谐社会”难道会如此脆弱，几篇互联网上的文章就能让它变得“不和谐”？连一个书生的“空议论”也容不下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想想这两句诗，不禁心底黯然。
我所知道的昝爱宗是个说真话、踏踏实实的人，不是一个唱高调、喊口号的人，虽然他的文章往往不无尖锐，接触过他的人却不难发现他的平和，对这个社会他总是怀着善意，尽管日复一日目睹那么多不公不义的事在发生，他的心灵没有被黑暗同化，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对社会进步、制度完善他都充满期待，他个子不高，眼睛里总是透着一种友善与希望。有位朋友对我说：“昝爱宗是豁出去了。”我并不这么看，他恐怕想得没那么多，只是想说几句真话，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至少我看不出他对狭隘的政治有多少兴趣，他所在意的只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他向往的是小草那样自然而合乎天性的生活。他不是一个悲壮的理想主义者，也许乐观是他的天性，他只知道努力朝前走去，至于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陷阱、荆棘，他大概想得很少，他的低调中带着几分执著。还有一点，他不是想要和政府过不去，每次报道什么事情，他总是善意的期待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这一点，你可以说他天真，说他书生气，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认识昝爱宗有几年了，此前知道他编过一本《第四种权力》，主题是关于新闻自由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西湖边的一家宾馆里，一位朋友电话约他过来，印象中他说话不多，很低调，甚至有几分内向，不是那种一见面就很热络的人。与他交往久了，我才渐渐对他的为人、性格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上面都很自然，而且很单纯，不是那种世故圆通的人，但他的平淡之中常常含着诚恳，随和之中含着热情，对朋友他总那么真挚。这个夏天，我因为骨折，一直在养伤，他经常打电话来问候我的伤情，多次要求来探望我，天气大热，各人有各人的事要忙，我几乎谢绝了所有朋友前来看我，一个星期前，爱宗得知我从乡下养伤回来了，尽管我一再婉拒，他仍坚持要来看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那一天，他被传唤，在我家没坐几分钟，就接连接到两个电话催他回办公室，他匆匆离开。
这个时候，我想起的是昝爱宗带着女儿的镜头，他有个可爱的女儿，我曾几次遇到他和女儿逛西湖或爬宝石山，他的眼中满含着父爱。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星期，他的家人将陷于怎样的担心与不安之中。在失去工作之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又将面临着什么。
我认识的昝爱宗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他对家人的爱，对朋友的诚恳，他的信仰，他的理想，在这个遍地铜臭味的时代，这一切都是他生活得充实、自信、乐观的理由，一句话，他的身上充满了“人味儿”。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又是一个愿意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公民，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他今天的遭遇不是我们时代的偶然，让我们对眼前的盛世多增添了一层怀疑。尽管七天很快就会过去，而免于恐惧的自由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
据中国泛蓝联盟新闻稿称，中国国民党党员，台湾居民戴平山先生在今年六月初被中共福建省公安机关秘密逮捕。直到事发之后两个多月的今天，外界才得知此消息。据知情者透露：“出生于台湾屏东县，今年四十一岁的戴平山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宣传’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推动国家统一事业。今年六月初，在准备赴大陆与朋友到北京宣传民主统一的福建途中被中共警方秘密逮捕和关押。”
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一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诉求，随着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访问大陆，海峡两岸的统一曙光似乎越来越亮。连战的大陆之行曾被媒体称之为“破冰之旅”，因为这种举动既打破了之前两岸老死不相往来的格局，又体现出了新时期国共两党在两岸问题上的开明态度。海峡两岸的良好互动在胡温主政时期得以实现，原本剑拔弩张的两岸情势在国民党和亲民党的大陆之行以后烟消云散，两岸之间的包机直航更是两岸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上世纪的国共之争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得之后的统一问题成为两岸人民的心头之痛。中共乘日军侵华之东风，坐收了渔翁之利，将国民党逼赴台湾之后，终于取得了其梦寐以求的政治地位。虽然中共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有很大的机遇成分，但民意的支持也不可否认。原以为中共的到来会真正告别国民党当年的独裁与专制，殊不知，来者居上的中共和先前的国民党在相形之下，各种与民主自由背道而驰的嗜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民因此无奈地为当年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共在建政后无端制造了一系列的人间惨剧，搞得原本就积贫积弱的中国民不聊生，冤魂遍野。
中共在中华大地上的胡作非为自然而然会让中国大陆的民众怀念起当年的国民党，随着信息渠道的不断畅通，虽然中共的喉舌媒体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掩饰今日国民党的民主和台湾的繁荣，但不少大陆人依然能透过舆论的罅隙窥见今天真实的国民党和真实的台湾。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几近土崩瓦解的新时代，很多人都对国民党的重返大陆和“三民主义”思想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呼唤，中国泛蓝联盟的横空出世便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泛蓝联盟的负责人陈荣利先生虽然在中共的无情打压下不得不逃亡至台湾，但他所创立的这个组织却在中国大陆日益壮大，并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将各种各样的民主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的深入人心。时值今年大陆地方人大选举之际，该组织的成员更是在争取公民权利的道路上一马当先，成为中国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
然而，虽然中共的官员在国民党访问大陆时脸上洋溢着欢迎的笑容，但中共的骨子里却仍然将国民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它们所主张的统一并非外界所想象的民主统一，而是一个仍然以中共为主导，国民党以及其它党派俯首帖耳的统一。对国民党访问大陆的高规格安排和对台湾的一些优惠政策只是它们的一种统战策略，中共的终极目标是要一统天下，让所有的政党都对其俯首称臣，将台湾也纳入其强权统治的版图。
中共一面在和国民党交往时表示自己的“友好”，一面又在暗地里打压国民党党员，就连国民党的精神党员——中国泛蓝联盟的成员，中共也没有手下留情。今年“六四”时孙不二因在长江大桥悬挂国民党党旗被传讯以及重庆的张起被关押的事实，正说明中共和国民党交往的虚情假意和对民主统一的缺乏诚意。
今天，当我们再次获知国民党党员戴平山先生为了到大陆宣传民主统一而被中共当局秘密逮捕的消息之后，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为中共的这种表现而揪心。对国民党党员来大陆的粗暴处理再现了中共一党独大和人性缺失的本质。中共必将因此而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受到海峡对岸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所有政党的质疑，两岸的和平统一也将因此而遥遥无期。
最后，希望中共能在最快的时间内释放戴平山先生，还他以自由，并停止对中国泛蓝联盟成员的打压，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国民党因此而将产生的对中共的信任危机，才能让两岸的统一成为可能！
2006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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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7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强烈谴责北京当局昨天对新加坡《海峡时报》驻香港程翔的庭审，称这个审判为”是对正义的滑稽模仿”，该判决表明中国官方对他的间谍指控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我们会继续为程呼吁，并且决不会接受有罪判决”,该新闻自由组织说”唯一可以接受的判决结果是无罪释放程翔。世界上有那个具有公信力的司法系统胆敢在几个小时内审理最高可以被判处死刑”间谍案”，并且从头到尾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力？这是对司法公正理念的公然羞辱。
程的不公开庭审是昨天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的法庭进行的。庭审进行了几个小时，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透露出任何有关这个庭审的消息。
出版《海峡时报》的新加坡新闻控股集团发表的一个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这一案件在程翔被拘禁一年多后终于开庭审理。我们期望最好的结果。”
程2005年4月在广州被逮捕后受到间谍罪指控。中国外交部在2005年5月31日宣称他是由外国特务机关雇用的间谍。他工作的报纸知道这个指控后及其震惊。他的妻子MaryLau说，当他在试图得到前政府总理赵紫阳的一个秘密采访录音的过程中，一个中间人设置圈套陷害了他。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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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在中国屏风上
作者：（英国）萨默塞特·毛姆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定价：15.00元
胡兰成提到张爱玲为他解说西洋文学，“她讲给听萧伯纳、赫克斯莱、桑茂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桑茂忒芒，这个名字很不容易猜，张爱玲讲的英语，胡兰成摹声摹形写出来，古怪。其实，桑茂忒芒，就是萨默塞特·毛姆，英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生于1874年，8岁时母亲去世，10岁时父亲病亡。他的一只脚残疾，不爱体育运动，结巴。曾经学过医，是一名同性恋者。
毛姆童年多舛，冥冥中也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细腻、感伤、敏感，有种直抵内心深处的痛感。这也许正是张爱玲喜欢他作品的原由吧。当年，周瘦鹃读《沉香屑·第二炉香》时“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作家Somerset Maugham（毛姆）。”张“表示心悦诚服”。
这本《在中国屏风上》是毛姆的一本散文集，记述了作者1920年来华游历的所见所闻。汉译本的书名有《中国一览》和《中国剪影》两种（英文版书名Ona ChineseScreen），我更喜欢《在中国屏风上》的书名，可以说，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庭中必设的装饰。屏风上，印证了历史，印证了日常，更印证了人们的文化品位和心理追求。
毛姆以好奇之心展示了二十年代旧中国的画面，他走南闯北，遇到感兴趣的事情，就用路边买的黄色包装纸草草写下，回去整理。在我看来，倘若，他用的不是文学笔法叙述，这本书，更是很有价值的人类学的著作。文学作品中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与现实隔了一层，显得不那么真实了，这点稍微有点遗憾。你想想，如果看到的是二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实录，该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所以，我想在书中寻找那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比如，茅草屋、厕所、道路、信函；再比如，我也想知道那时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情况，都未果。毕竟，文字的美掩盖了现实中诸多的丑陋现象。
他笔下的漂泊者、客店、江中号子、黄昏，一以贯之的安宁的氛围，近乎零度叙事般的冷凝。无论眼中的雨还是灯，都勾不起乡愁，这点和马悦然大不相同，马悦然精通中国文学，而毛姆考量中国文化仅仅是走马观花而已。其实，纪游体的散文，一般都有些念旧或者家园感，惟独毛姆一点都没有，他像讲故事一样，一点点剥，一点点展开；又像手里拿把剪刀的手艺师，剪去岁月千重影，却不带自己一点情绪。
这些剪影中，还存有珍贵的细节，在《蒙古人首领》一文中，“他身着黑色的丝绸上衣，黑色的丝绸裤子，裤脚塞在头部高高翘起的长统皮靴中，头戴一顶蒙古传统貂皮高帽”，他接着写“他昂着头，目光坚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在遥想当年，他的祖先便是沿着这条路进入中国，驰骋在中原肥沃的大地上，在富饶的城市中大肆劫掠。”这样的文字有精神在，是旧中国的一个真实的画面，换作今天，蒙古同胞早已换了坐骑，不是摩托便是汽车了，岁月更迭，改变了很多传统的东西。
毛姆还曾经做过一些跨文化的比较，我们写文章，会引用唐诗、宋词，这些他都不懂，他能引用的就是外国文学作品，他在《荣誉攸关》中，谈到人性，提到了拉罗什·富科的观点，比较中西文学看待荣誉的态度。不像余秋雨，随便写一篇文章，都把老祖宗的话翻个遍，好像很有学问。
剪去岁月的影子，留下世间的真实，毛姆的“一览”不能面面俱到，但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沧桑岁月的印记，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