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书名：《记忆张爱玲》

　　作者：陈子善

　　版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3月

　　定价：22.00元

　　张爱玲。年少的人读她，是那胭脂的意象鲜艳夺目；年长的人读她，相信她纷至沓来的意象是神的馈赠，通过她，感受天籁之音。看《记忆张爱玲》的许多回忆文章，张爱玲一直活在她的相识者、亲近者、爱好者和研究者的记忆中。本书收集了夏志清、李君维、水晶、郑树森、张错、周芬伶等海内外名家的回忆、访谈和钩沉之作，而《张爱玲怕谁》又透露了张消解吸收“影响的焦虑”而形成的《十八春》，如此等等，张爱玲生平的一些疑惑和空白得到解答，张爱玲的音容笑貌又重现眼前。

　　她孤僻、平和、踏实、厚道、善良、敏细，尤其是重感情而不滥情、矫情，也是一个温暖的亲切的女人。远远地看、仰目而看张爱玲几乎成了众人的习惯。人们对一位享了盛名的人总是这样的心情吧，盛名之下，便不再细细体会她在人间这一圈切肤的痛苦和欢乐了。也只有她最最知心的，对人生感悟深切敏感的，名气勘破的朋友，才对她的遭际感同身受。寻常的温暖，张获之极少，却对一次次选择义无反顾，搭上名誉和年华也只是阴冷静默在一边，像她的每一个若有生命的意象。旁观者已是感慨不已，她却坐观其变，静享生命。《记忆张爱玲》因为时涉张逝去的十年，许多情绪沉淀下来，张爱玲的身影便是这般鲜活、单纯而复杂着。张的晚年虽然贫病交加，拒不见人，但那青年时的秾艳热烈，平寂下来时也是静悄悄地享受生命本来的乐趣。她在美国的同事曾看她在一个电线杆下注目不动，上前一问，她要去买电视机，好看当晚的登月实录。她会在住所附近的小店里逛来逛去，为远方的朋友买贺卡，颜色夺目的生机勃勃的，她都买下来。年轻时的张爱玲喜欢和炎樱一起看街头的橱窗，并写下《道路以目》，这项怡情的爱好，她享用了一生……

　　谁道张爱玲无情？谁道张爱玲“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时代已经改变，20世纪后半叶的文人读张时，总被她炫目的文字和独绝的处事方式迷惑惊诧。其实，张爱玲只是在众人纷纷争夺的风潮中，选择了舍得的“舍”。舍得，舍得，最寻常的一对辩证关系，世人勘不破，人云亦云地追寻着舍得的“得”。或者说，她在做了最大努力后终于发现了这对关系。那个“成名要趁早”的张爱玲，最终经一层又一层世事的磨炼碰壁后，变成了一个顺命的智者。

_{“苏格兰之子”欧哈根被评论家视为今年布克奖的热门人选之一。}

　　综合报道 2006年英国布克小说奖于当地时间14日揭晓了提名名单。今年没有大腕作家获得提名，名不见经传的苏格兰作家安德鲁·欧哈根（AndrewO‘Hagan）凭借作品《贴近我》被普遍看好。

　　布克奖继续预言“未来之星”

　　5年前，初出茅庐的苏格兰作家安德鲁·欧哈根打败了红人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入围了当年布克奖的最终候选名单，尽管笑到最后的仍是“种子选手”库切。四年之后，前日刚于英国公布的2006年布克奖提名奖中，再次出现欧哈根的名字。去年，“布克奖”

　　由之前名气不大的爱尔兰作家班维尔夺得，这一回，“苏格兰之子”欧哈根被评论家视为赢取5000英镑的热门之一。

　　除欧哈根外，其余的入围作家包括了曾两获布克奖的澳大利亚畅销书作者彼得·凯里等19人。其中，大卫·米切尔以小说《绿野黑天鹅》博得评委会一致赞赏，成为折桂大热门，同样为热门人选的还有凯里、莎拉·沃特斯、新作为《她肚脐中的红宝石》的巴里·昂斯沃斯，以及今年7月推出新作《卡鲁基纸牌夜》的霍华德·雅各布森。

　　与去年星光熠熠的候选名单相比，这次名单上更多的是鲜为人知的名字，曾获1974年布克奖的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和2002年最终入围布克奖的英国作家莎拉·沃特斯已经算当中的名人。本届布克奖的管理负责人伊翁·特雷文表示，这样的好处是能真正考验评委会与读者的眼光，他们可以预言一下谁将成为未来的文坛之星。

　　评委偏爱欧哈根“感人笔触”

　　提名候选者的作品由评委会从报选的112部小说中筛选出，大部分作品由出版商推荐，另有17部由评委会直接挑选进来。今届评委会成员有小说家、诗人西蒙·埃米提基、小说家坎迪亚·迈克威廉、批评家安东尼·奎恩以及演员菲安娜·肖，评委会主席由曾以撰写传记《维吉尼亚·伍尔芙》享誉文坛的传记作家、学者赫米翁·李担任。

　　评委会经过半年多遴选，最终敲定了这份候选名单。赫米翁·李表示，进行布克奖的评审工作时，各位评委需要控制好情绪，以防受到文学作品的过分感染，而做出冲动决定。他表示，选中欧哈根关于爱情与孤寂的作品《贴近我》，是感觉书中描写“笔触极为感人，形象丰满而生动”。

　　2006年“布克奖”最终入围名单将于9月14日公布，并于10月10日揭晓谁是最后赢家。布克小说奖今年已办到第40届，被英国人视为英国文坛年度大事，评奖面向英联邦及爱尔兰共和国的小说家。

现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五点，都会有260万英国观众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理查德与茱迪图书秀。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是布克图书奖颁奖典礼的五倍有余，它在英国掀起的阅读风暴丝毫不逊色于美国的奥普拉脱口秀。2004年，该节目推荐的图书共销售了430万册，价值2530万英镑。凡被推荐的图书，都会在短短一周内迅速成为畅销书。一位连锁店采购商也发现，人们会将节目上的所有图书照单全收，完全相信这个节目的选择。

缘 起

说到理查德与茱迪图书俱乐部，必然要提到一个人物：ＣａｃｔｕｓＴＶ电视台的联合执行总监阿曼达·罗斯（ＣａｃｔｕｓＴＶ是由阿曼达·罗斯和她的丈夫西蒙·罗斯共同经营）。

2001年，在距英国图书奖颁奖还有10周的时候，该奖的组织者找到了罗斯，希望把这个节目搬到电视上。罗斯对此动了心：“我看到奥普拉图书秀节目在美国大获成功，于是我找到电视第四频道（Ｃｈａｎｎｅｌ4），告诉他们想在英国电视上创立一个图书俱乐部的想法。当天晚上，我们与英国图书奖评委会商定在该奖中设立一个由我们的观众根据我们的书单评选的理查德与茱迪最佳图书奖，并通过我们的节目让观众参与进来。

第四频道负责人开始还存有怀疑，认为图书在电视上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节目播出第二周，他们就发现这个图书节目火起来了。节目播出后，被谈及的图书立即成为畅销书，出版商将这种现象称为“理查德与茱迪效应”。目前英国市场上的图书每50种中就有一种出现在这个节目中。

幕后英雄

罗斯是这个节目的创始人和幕后英雄，如果不仔细分辨，人们很容易将她与大名鼎鼎的Ｊ·Ｋ·罗琳混淆。虽外貌温顺，却很少有出版商对她的影响力存丝毫怀疑。“一家出版社相信我知道什么样的书好卖，”她说，“出版商在出版《附言：我爱你》（ＰＳ，ＩＬｏｖｅＹｏｕ）时，来征求我对封面的意见，我告诉他们，我不会让理查德带着一本粉色的书上节目。他们把封面换成了蓝色，事实证明，这本书市场反响很好。”“现在，出版商会主动把图书的封面寄给我，如果我们愿意，可以更换。对我们来说，推荐的图书对大众有吸引力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罗斯对出版商的影响还不只是封面，只要罗斯愿意，出版商可以按照她的想法更改平装本的面世时间。如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原计划在今年7月，也就是推出精装本《阿瑟与乔治》（ＡｒｔｈｕｒａｎｄＧｅｏｒｇｅ ）一年之后出版平装本，但罗斯将这本书选为每周10本推荐书之一，于是出版社立即提前3个月出版了平装本，最终这本书入围英国图书奖理查德与茱迪推荐最佳图书名单和布克图书奖名单。

在2004年1月理查德与茱迪图书俱乐部开始播出的时候，罗斯就为推荐图书确立了一个目标和标准：要找到一本将会决定我们俱乐部成功与否的图书，它应当是一本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经典图书。此时约瑟夫·欧康纳的《海之星》（Ｓｔａｒ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成为了第一个幸运之星。这是一部讲述一群爱尔兰移民乘船来到美国的小说，此前只销售了4000册，但自从上了这个节目后，至今已销售100多万册。不仅如此，一般来说，美国文学类小说在英国的销售都不是很好，可爱丽斯·西伯德的《可爱的骨骼》（ＴｈｅＬｏｖｅｌｙ Ｂｏｎｅｓ）在上了节目后也售出了100 多万册。2006年1月理查德与茱迪图书俱乐部推荐了凯特·莫斯的历史惊悚小说《迷宫》（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这本书旋即也成为销售增长最快的平装书。目前这本书已成为英国最热销的图书。

有人认为，理查德与茱迪图书俱乐部过于关注作品的销量，而对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却关注很少。罗斯认为，文学价值并不是她这个节目的特别的要求，“只要是一个好的故事就行”，这是罗斯对图书的唯一标准。这个节目的目标人群是仍处于社会的中下阶层，因此过于文学化的书难免会失去观众。但罗斯认为，英国普通大众的阅读口味也不是那么低，俱乐部也推介过两本文学性较浓的书，一本是讲述18世纪印度种族间通婚历史的《白蒙兀儿人》（ＷｈｉｔｅＭｕｇｈａｌｓ），另一本是用各种风格创作的小说《云图》（ＣｌｏｕｄＡｔｌａｓ）。

每次要从500多种书中挑选，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繁重的工作，罗斯有三位助手，帮助她进行初期的阅读，从中选出情节很吸引人的图书。罗斯说：“每次我会选10本书来读。我选书的原则很简单，那些让我欲罢不能的书是我挑选的目标。”“我从来不敢低估观众。我也不会把图书分门别类。”“每次推荐的书目中要有一种平衡。不仅要有小说和非小说，厚的和薄的，女性小说和男性小说，还要有移民的和本英国本土的作品，今年英国图书奖的几本入选图书均创下了180万册的销量。而且每部书都将出版有声版本。”

罗斯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小时候家里没有书可看。母亲在她7岁时就让她参加了图书俱乐部，所以自小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罗斯说：“我要让书店成为不那么让人生畏的地方。我希望鼓励不怎么读书的人们去书海中畅游。”正是出于罗斯为图书阅读所做出的贡献，2005年，她荣获英国图书界颁发的“推广阅读”特别大奖。同时，还被《卫报》评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书业人物。

夫妻档主持人

有了幕后英雄，理查德与茱迪图书俱乐部节目还需要适合观众口味的主持人。理查德与茱迪是英国银屏上的夫妻黄金搭档主持人。在英国，白天的电视节目主要为满足有闲人群观赏，因此肥皂剧一类的节目深受喜爱。理查德与茱迪就是这样一对黄金组合。银屏上的茱迪胸前带着昂贵的钻石项链，经常要与精神旺盛、能言善辩的丈夫发生口角。这种诙谐、调侃风格的节目形式十分吻合英国电视观众的观赏兴趣，因此这类肥皂剧在白天的电视节目中长演不衰。2001年11月与第四频道签约成为该电视频道的主持人，每天有200多万观众在看他们的节目。这档节目也成为第四频道的台柱子，收视率不断攀升。

理查德说：“我们想做一档有趣的电视节目。虽然是受到了奥普拉脱口秀的启发，可我们跟她那个节目有明显的不同。我们根据书中的场景制作一个短剧，在3分钟紧密编排的时间里带给观众真实的感受并让观众更了解原书作者的性格。然后我们在演播室组织一个讨论，会邀请一些名人嘉宾参加。这样就带着观众走入了一个我们精心设计的旅程。有人认为电视和图书是互为竞争的对手，可我们却让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并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理查德说：“我们与奥普拉节目的另一个区别是，我们节目中的对话常常像是你在火车上跟人聊起来一样。你会看到有人在读一本你一直想买的书，你会对他说：‘抱歉打搅你，这本书好看吗？有什么感受？’这是一种诚实的交流。”而且，两位主持人对介绍的图书没有掩饰各自的不同见解，茱迪不喜欢《可爱的骨骼》，认为这本书过分渲染了父母对女儿的担忧，而理查德则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勇敢的书。

为何成功

罗斯也认为：“我们的图
书俱乐部要能接受观众的批评性意见，关于书的负面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讲。有时我们会发生激烈的讨论，我们不知道人们会说什么。我选择图书，而理查德与茱迪同观众一起对图书做深入的了解。由于这种理念更宽泛，选择的范围也更具包容性，因此这个节目是适合英国的，比奥普拉更有威力。我们的观众知道我们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已经在很大的范围内寻找好书，他们相信我们。”

兰登书屋集团ＣＥＯ吉尔·瑞巴克说，理查德与茱迪图书俱乐部的成功要归功于节目中讨论图书时给人真实可靠的感觉，提供真实可信的信息。哈珀·柯林斯出版社ＣＥＯ维多利亚·巴恩斯利认为，俱乐部确实拓展了图书市场的空间。它不只是激发了人们对书的热情，还激励人们去买书。

文学代理人帕特里克·沃什认为，理查德与茱迪俱乐部深入到了一个没有锁定的人群——中下阶层。他们不读文学书也不听广播中的图书节目。由于英国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高层和低层人群的分化，我很欢迎这个读书节目。英国《书商》杂志编辑尼尔·丹尼认为，它带来了英国出版业的复苏。

除了本土图书受到图书俱乐部的重视，外国翻译的图书也通过这个节目成为了英国畅销书。这在英国出版界是很罕见的。罗斯说，我们有一半的书来自国外。当出版商把《风之影》（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 Ｗｉｎｄ，作者为西班牙作者卡罗斯·瑞斯·扎风）的英文版寄给我后，我在节目中做了介绍，这本书销售了 50万册。

一位文学编辑说，俱乐部节目与英国现在盛行的书友会现象（即一群兴趣相同的人聚在一起，讨论图书的内容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及对人生的启迪）有关联。人们需要去对一些事情进行辩解，需要没有成见地去争论，文学作品恰恰就是一个让人们获得这种满足的方式。

理查德与茱迪图书俱乐部大获成功之后，2004年9月，罗斯又创办了一个新的电视节目，名为“如何让你的书出版”，节目对一些没有出版的小说家的作品进行评选，为获胜者提供价值5万英镑的出版合约。最后节目组收到4．6万部书稿，根据故事梗概和一个短的章节内容，罗斯和评委组从中选出四位作品闯入决赛。这引起了出版商的极大兴趣，麦克米伦出版社对进入决赛的五位作家提供了2万英镑的预付资金，并出版了这五部作品。事实上，这次比赛要求进入复赛的选手在提供了故事梗概和一个章节后，在8周内完成整部作品的创作，并不轻松。麦克米兰出版总监玛利亚·瑞特认为：“我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作品对新作者来说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出版社在寻找真正的声音。”

“如何让你的书出版”电视节目犹如一位伯乐，从茫茫书海和万千作者中发现了千里马，也为作者缔造了一条辉煌的星光大道。有一位入围作者的作品被选中参加惠特布里德小说处女作奖的评选。而最终赢得这个电视竞赛的是一位52岁的老太太，她在《奥利弗读者》（ＴｈｅＯｌｉｖｅＲｅａｄｅｒｓ）一书中描写了一个想象中的糟糕社会，这个社会以美国时代的结束为背景，世界处于大集团的控制之下，图书在这里遭到禁止。麦克米伦已将这本书的外语版权出售给德国和西班牙。另一位入围作者被评委评价“是未来布克奖的获奖者”。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白天的电视节目没有什么品位，可现在，理查德与茱迪秀改变了英国人的看法。而更重要的是，理查德与茱迪秀在英国大众中掀起了一种阅读时尚，给作家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也让出版商有了一个获得关注及迅速提升出版物销量的平台。

奥普拉脱口秀Ｖｓ理查德与茱迪图书秀

最大特色：奥普拉凭借为人可亲、可信，关爱他人的个人魅力赢得了观众。她在节目中告诉人们生活的真谛和改变命运的方法，并和观众分享她的个人生活，用她的真诚和热情感染每一个人，鼓励人们积极面对人生。理查德与茱迪则采用英国人喜爱的肥皂剧的形式，逼真而轻松幽默的场景安排及主持人（对书）的真实告白增加了可信度，穿插的与作者和明星嘉宾的对话增加了收视率。

选书标准：罗斯选书的唯一标准要有一个好的故事，要“让我欲罢不能的书”。目标人群是仍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人士。为顾及到人们的各种兴趣，每次推荐的书目要有一种平衡，兼顾到小说和非小说、女性小说和男性小说、移民小说和英国本土小说的爱好者。而奥普拉推荐的图书兼顾到小说及包括回忆录、传记及历史类在内的非小说。她的出发点是要提供给人们真正令人振奋的东西。

  《新青年·权衡》

   是什么人起劲地反对自由主义，正是那些想保持特权的人。当然也有少数不明白自由真意的人以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所以反对自由主义，那是对自由的误解，并不是真的反对自由主义。

    最近对改革的反思中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的许多问题都跟经济自由主义有关。贫富差距太大，是因为商人太自由了，发展到惟利是图，不顾消费者的利益，更谈不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

    贪官污吏也是太自由的结果，没有人监督，自由自在谁不想多捞一点。至于社会的道德沦丧，寡廉鲜耻更是人性的大暴露，是过分自由的结果。于是把当今的经济社会问题统统都推给了经济自由主义。而且经济学理论里确实有经济人的假定，假设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而且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立场还得到承认，说是社会创造财富的推动力。正因为经济人的假定，许多人认为当今的丑恶是和经济自由主义有关。

    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经济人的假定确实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学中不但不反对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而且还要求企业这样做。公有制企业的大毛病就是领导人不追求企业的利润而追求个人的利益。经济人的假定还要求个人或家庭要效用极大化，买东西要精打细算。总之经济学要求大家追求利益，而且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这样看来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责难似乎并不错。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错了，意味着市场经济也错了。那么我们整个改革就是走错了路。下一步就应该回到计划经济去，这也给政府干涉市场创造了理论根据。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危险，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我同意经济人的假定有其片面性，它没有把经济人假定的背景条件明确地说出来。这个背景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人，他们的利益都同样受到尊重。因此每个人享受自由的同时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这个背景条件非常重要。它必须和经济人的假定同时列出来，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可是现在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却没有这样做。这就很容易误导读者，以为人们追求利益可以不顾别人的利益，甚至于去追求特权，通过特权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自由。这完全违背了经济人假定的精神。

    中外的大学问家都谈过自由。比较一致的意见都把自由解释为对必然性的认识。孔子说“六十而知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这个意思。不认识客观规律，自以为得到了自由，其实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不过经济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意义又更深一层。它不仅仅是一种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且还是行动的规范。我把经济自由主义解释成“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或者更进一步“自由选择形成双赢”是为经济自由。

    为什么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反而成为自己的自由呢？这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就创造了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里，岂不是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个例子说明从个人的立场看问题不同于从全社会的立场看问题；从个人看是自由的减少，而从全社会看则是自由的增加。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普通百姓是没有多少自由的，原因就是有些人的自由太多了，干涉了别人的自由。而现在讲究人权，反对特权的社会里，人人平等，大家的自由更多了。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里普通老百姓是很缺少自由的。

   限制自己的自由，不要妨碍他人的自由。所以说“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我们往往看到由于爱的方法不对，干涉所爱的人的自由，好事变成了坏事，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配偶干涉对方的交友，把原本美好的事搞糟，令人非常惋惜。即使对于自己的孩子，由于爱而不得不干涉他（她）的自由时，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旁人无权干涉。所以说，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在有些情况下，也给敌人以自由，可以化敌为友。所以尊重别人的自由，不要麻烦别人，勉强别人做不情愿的事，是个人修养的一条原则。

    从社会上讲，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个平等社会的必然结果。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享受的自由是同样多的，因此每个人要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人起劲地反对自由主义，正是那些想保持特权的人。当然也有少数不明白自由真意的人以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所以反对自由主义，那是对自由的误解，并不是真的反对自由主义。可是想保持特权的有心人，往往利用对自由的误解的人来反对自由主义，后者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最后损害了自己，那是很可悲的。

    团体与团体之间，甚至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尊重对方的自由也是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原则之一。自己看不惯的事也不许别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强迫别人也去做，往往是国家间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在市场上配置，通过市场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得到资源，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大可能发生，而干涉自由的战争正在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

    就经济学而言，尊重别人的自由是交易的基本准则。只有平等自由的双方达成的交易能够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因为使一方受损的交易不可能同时为双方所同意的。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同意，双方得益，一定有财富的增加。否则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将受损。所以交换产生财富。市场经济能够使社会财富蓬勃喷发，原因就在于此。相反一方受控的交换就会发生剥削。社会财富未必能够增加。靠剥削，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社会财富总量未必增加。剥削不能够使国家富强，创造才能够使国家富强。所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在经济学里至关重要。少了平等自由，剥削在所难免。国家不但不能富强，而且往往是内乱的原因。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很容易走向动乱。

    在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一切交换都使双方得益。如果企业家赚了一百万，那么和他打交道的人也能同样赚差不多的钱。并不是企业家赚了一百万，社会就少了一百万。所以企业家赚钱对社会有功。这和我们普遍的认识大相径庭。传统经济学认为交换不产生财富，那么一方得益另一方必定受损。交换是零和游戏。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交换的障碍和经济的停滞，甚至人民的内斗。把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看成是剥削者。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自由主义有多么重要。 

2005年3月，素有“辽西第一镇”之称的葫芦岛市钢屯镇因镇长腐败案接受辽宁省纪委的调查。但没想到，这次调查竟引发了葫芦岛市的一次政坛地震——连山区区委书记和葫芦岛市市委副书记因受贿罪，近日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同时牵涉该市多名官员的买官卖官大案也随之曝光。“区委书记”在官阶之中可能并不算显赫，但却是位于基层党委系统金字塔的顶端。拥有一言九鼎权力的连山区区委书记李玉麟在笑纳了下属的一笔笔行贿款后，也把自己从权力顶峰送到了人生谷底。

　　“没想到”是因为一个小小镇长的腐败案却牵出区委书记、市委副书记等重量级官员，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从长篇报道中发现区委书记李玉麟买官卖官除了与此前媒体披露的类似案件有着相同的特点外，还有新鲜出炉的“三大秘笈”。

　　其一； 放长线钓大鱼，培养期权交易的“贿赂源”。李玉麟在接受审讯时坦诚：“在乡镇干部任用上，区委书记有一票否决权。一般选用干部是由组织部长、主管书记提名，然后向我汇报，经我同意后，召开书记办公会，再拿到区委常委会上讨论。如果没有我的同意，他就不能当XX官。我对人事任免有决定权。”正是这种人事任免权，使得一些乡镇长努力和他搞好关系。钢屯镇镇长郭继财说：“2003年3月，我在竞争镇长职务时，通过熟人找他打过招呼。后来我当上镇长了，不能忘记人家。2004年和2005年过春节时，我都给他送点钱（共5万元）表示感谢。当镇长需要区委提名，人大选举产生。如果没有区委提名肯定当不上，连参加竞选的资格都没有。我送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和他搞好关系，如有机会，我还可以被提拔。”由此可见，买官卖官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一手交钱，一手给帽。掌控任免决定权的腐败官员并不都是“主动出击”和“刀刀见血”，他们更善于倚权蹲守，稳坐钓鱼台，坐等买官的票子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

　　其二；巧妙运用“障眼法”，“因势利导”效果最好。凡是送钱的人，在人事研究时，李玉麟一般都会同意，但他也有失信的时候。钢屯镇有一个钼矿是热门矿，很多人都想当矿长。有个选矿厂厂长给他10万元，想当矿长。李玉麟说：“看看选举的情况，如果你在民主选举中得票多，我帮你考虑。”结果该厂长得票数最高。李玉麟灵机一动，在镇里研究人选时，他坚持按投票结果来决定矿长人选，说这样才有说服力。他的定调使这名厂长最终如愿，却使另一名给他送5万元的候选人失去机会，不过那位候选人后来被安排到另一镇属企业当了厂长。如今，在干部考察使用过程中，民主推荐、测评和选举的环节越来越多，如果是“意中人”就正中下怀，顺水推舟。如果不是，则像老牛下仔般难产，几番上下，迟迟不得出笼。酝酿的日头越久，其中的隐情就越深。像李玉麟这样在选官环节中不动声色，隐藏得很深，不能不佩服他是“官场老手”，但最终还是被省纪委查出来了。

　　其三；“你的心思我明白”，上下通气“内销转出口”。2004年初，连山区委将某乡党委书记李某调离原职，准备重新安排工作。为了谋得一个好位置，当年6月，这个李某跑到区委书记李玉麟办公室说：“现在市里领导有空缺，明年就要换届，别人都在跑，你也跑跑（跟市领导疏通关系，得到市领导重用），要不然太被动。”说完后他顺手放在办公桌上2万美元。其实，李玉麟明白，此人是来跑官。此后，他想把该人安排到开发区副主任的位置上，但因属副县级干部，需报到市委，由市委组织部任命。于是，李玉麟与主管组织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李春枝沟通。李春枝认为，该人如提拔太快怕影响不好，便否决了此提议。李玉麟将市里的意见反馈给李某后，李某发现市委副书记李春枝位高权重，李某很快用美金将李春枝打倒，到手的是一顶开发区主任助理的“过渡性官帽”。李玉麟一下子就识别了名为帮别人，实质另有所图，眼毒！而他“指点迷津”，向来人展开一张通向市委副书记的联络图，收钱上腰，两头讨好，这可是一石三鸟啊！

 

虽然一直声称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还是干涉过某些国家的内部事务。比如，过去就一直强烈地谴责南非、罗得西亚和西南非洲的种族隔离政策，谴责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同国际社会一起，为这些国家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提起这些往事，是为了说明国际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容忍一个国家对一部分国民的歧视。

遗憾的是，在推动废除外国的种族歧视的同时，中国国内却保留甚至创设了各种各样的歧视。历次政治运动不但制造了大批无辜的受害者，而且他们的亲人，主要是他们的后代，从此也成为第二等的国民。他们的后代尽管努力学习和工作，奉公守法甚至逆来顺受，仍然得不到应有的权益和尊严。至于少数用自轻、自贱和自虐的方法与家庭划清界限而融入主流社会的人，精神上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更可怕的是，被视为革命基本力量的农民也变成了二等国民。他们只能生活在家乡的土地上，在很多非常的情况下甚至不能自由地旅行。至于成为城市的居民，则需要经过当权者的同意。为了进入城市，很多人付出的是血和泪。

这种现代的等级制度和歧视在40年前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疯狂的红卫兵运动中，有人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也就是血统论。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之中，很多年轻人经历了从好汉到混蛋再到好汉的变化。罗瑞卿将军的女儿罗点点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变化。

罗点点的回忆不但生动，而且有深刻的感悟。她说，文革中她感到自己像二战中遭到迫害的犹太人。罗点点说，那时的中国人竟然无师自通地建立了类似于印度种姓制度那样的制度。

特别要指出的是，印度种性制度的存在主要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加上部分种族的原因；欧洲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也是出于宗教和种族的原因；而在美国、南非、罗得西亚和西南非洲实行过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是出于种族的原因。整个人类认识到不能由一部分人类压迫另一部分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不时出现的黑暗年代，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压迫和杀戮甚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二战的惨剧终于让国际社会警醒，所谓的天赋人权不能够只让少数几个国家或者民族所专有。

与外国的情况相比，中国的内地几乎就是单一民族的地区，而且没有宗教和教派的矛盾。我认为，如果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原谅的，那就是在同一民族内部制造等级，制造矛盾，煽动仇恨和斗争。这是不折不扣的罪行，是汉民族洗刷不掉的耻辱。

历史不能被忘却，也不能被戏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不应该仅仅用在对外关系上面。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其结果只能是愚弄自己，为自己的未来留下隐患。

时至今日，我甚至没有听到曾经参与过暴行的人说过哪怕是这样的话：“我对在……的情况下给你们造成的……麻烦，感到……遗憾。”我还听到很多有错和没有过错的人认为他们的青春充满了光彩。在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不时可以看到“青春无悔”、“阳光灿烂”之类的词句。更令人遗憾的是，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士鲜有罗点点女士那样的感悟。

不反省过去，不启蒙国人的思想，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精神的扭曲。40年后，伴随着金钱至上的疯狂，辫子戏的愚昧，新的血统论正在兴起。所不同的是，过去是歧视以前的富人，现在则是歧视穷人。过去是一些无知的年轻人在鼓噪，今天则是学者和教授要把等级和歧视制度化。这种现象很奇怪，因为在大多数国家知识分子倾向于维护民权。总之，在他们看来，低等级的中国人就是用来牺牲的。

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宣称工人的低收入有助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试图把下层的民众放到菜板上面。北京人满为患，就有教授提出建立准入制度，只让高素质人口进入；广州盗贼横行，又有专家主张恢复收容遣送制度，并且断言流浪人员与犯罪分子只有“一水之隔”。银行对小额账户收费，这本来是业务上的问题，有人偏要加上“有利于对优质客户的服务”的伟大意义。在奥运公园附近建高级住宅，一定要说明是吸引高素质人才。不少城市还在交通管理上偏袒汽车，挤压自行车道路，甚至公然主张把低收入者从市中心迁移出去。

已经是21世纪了，专家学者们好像不知道联合国还发布过人权宣言，不知道联合国有关人权的各项公约。不仅如此，他们好像认为中国宪法中有关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款是说着玩的。专家学者们应该知道，那些事实上的不平等作为潜规则存在已经是不合理了，除了你们之外，恐怕没有人敢于把它们变成法律。说得明确一点，没有人敢于在21世纪制定中国版的前南非《通行证法》。

由于本文旨在反对煽动歧视，主张和解，因此不想再重复是谁在鼓吹歧视。我想，在不正常的气氛中，这样的言论可能是无知所致。当然，作为学者，无知是致命的弱点。

必须强调的是，鉴于历史上种族隔离、歧视和屠杀的悲剧，不少西方国家禁止宣传纳粹主义的言论，禁止煽动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的言论。至于这些法律的细节，法学家有义务向国人介绍。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原则会成为国人的共识。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同一民族内部制造歧视是最可耻的行为。

2006.8.2.

朝鲜不顾有关国家反对而在7月初进行的导弹发射，产生了几方面的影响与后果：

首先是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给朝核六方恢复会谈谋求解决半岛核危机增添更大阻力；

其次是给亚洲地区安全形势与大国关系互动增加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它也表明了中国对平壤影响力的限度，使本已存在的中朝关系矛盾表面化；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这种局势已被美日两国利用来以应付朝鲜威胁为借口，加强实际上着眼于遏制中国的军事部署。

有名无实的盟友关系

一个多月来，尽管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朝鲜的决议，中国继续进行劝解，美国采取比较低调姿态，愿在六方会谈范围内举行朝美对话，但平壤仍然坚持强硬态度，重申发射导弹是它的主权和自卫行动，从而使朝鲜半岛局势继续动荡不定。

在这次事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朝双方公开表示对对方的不满。金正日拒绝接见导弹事件后赴朝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回良玉和副外长武大伟，同时又向来访的美国人表示“中国不可信”。而中国外交部首席发言人刘建超则在访问韩国首都时公开声称，尽管北京对平壤一再劝告，但“朝鲜不听中国的话，也不听朝鲜自己的话”。在媒体传出朝鲜伪造美钞和中国人民币的消息之后，中国已经冻结了朝鲜在澳门开设的银行账户。这些新发生的情况，是中朝关系中从未有过的。

其实，中朝两国尽管还保持着有名无实的盟友称号，它们的相互关系早已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面和心不和了。进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中苏开始分裂，平壤采取骑墙态度，中朝关系就冷淡下来。七十年代初尼逊访华实现中美和解，使北京平壤在对美政策上发生根本分歧。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又意味着两国国内发展路线的分道扬镳。北京在九十年代初从“一个朝鲜”向“两个朝鲜”政策转变而与韩国建交，拒绝朝方投票否决的无理要求而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更被平壤视为对它的背叛行为。

在中朝两国的相互关系中，朝鲜一贯采取极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以站在东方反帝最前哨为中国做出牺牲的兄弟国家自居，把中国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无止境地向北京索求无偿的经济、财政与军事援助。中国每年向朝鲜提供大量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和制品，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武器装备。连运送援朝物资的大量车皮也被朝方扣押下来常年使用。

中朝贸易每年总是朝方欠账，转入下一年度计划而不了了之。不仅如此，朝方屡屡以美国与韩国要进攻朝鲜为借口制造紧张气氛，要求北京提供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实际上是要把它获得的一部分武器装备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出售获取暴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金日成在八十年代中派吴振宇大将到北京要求军援，开列的单子包括海陆空三军的军舰、战机、火炮以及各类军用物资，其总额几乎等于当年中国军费的小一半。结果被邓小平以“一个子儿也不给”断然拒绝，使呆在京西宾馆不走的不速之客碰壁而归。

彼此又有互需之处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朝双方还要维系那种貌合神离的表面关系呢？因为这是出于双方的需要，或者说为客观情势所迫。

从陷于极端国际孤立的平壤方面来看，尽管对中国有所不满，但中国仍然是它所需要依靠的最重要的对象，可以从中国取得数量最多的粮食、能源与其他物资的供应。如果跟北京完全闹翻了，朝鲜将陷入“无米之炊”勒紧裤带和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

从中国方面来看，避免朝鲜半岛重启战火与朝鲜国内因不堪饥荒而发生动乱，是对朝政策的两大根本。由于在五十年代初签订的中朝友好条约未能修改或废除，又自动延长二十年，中国在法律层面上仍是朝鲜的盟国。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就有被迫卷入的可能。朝鲜当局不顾民生而将有限资源用来加紧制造核武器的政策，则使朝鲜孕育着几百万饥民暴动的潜在危险。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笔者作为随行采访西哈诺亲王访问中国东北的记者，曾经在丹东与图们两地遥望连接中朝边境的图们江和鸭绿江。实际上双方交界的河面有很多地方仅咫尺之隔，冬天冰封季节可以一跨而过，边境很难守护。如果朝鲜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和动乱，几百万饥民跨越边界向中国东北地区蜂拥而来，中国即使派几十万军队也是堵不住的，其严重威胁程度可想而知。

再从国际外交方面来看。朝鲜问题是北京可以在中美关系中好坏都能使用的一张大牌。由于美国需要它帮忙而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凸现中国的作用，万一将来中美交恶以至走向对抗时，与美敌对的朝鲜又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屏障。实际上朝鲜制约美国也可以成为中国反制美国的一个因素。

这些情况说明，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避免朝鲜发生动乱，北京注定要在朝美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既要劝阻美国采取高压手段对付朝鲜，又要考虑朝鲜实际情况予以适当照顾，以防其铤而走险，把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在即使不能言和，也不至于大动干戈的地步。

朝美各自的利益与政策有如南辕北辙，冰炭难容。金家父子的真正底牌是鱼与熊掌要兼而得之，一方面以愿意放弃建立核力量为诱饵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与美日韩三方的大量物质援助，另一方面又虚虚实实地反复玩弄手段，力求拥有和保持核力量来维护本身安全和大国作交易。中国作为六方会谈的东道主，近年来已经费尽心机勉为其难地多次把频临绝境的六方会谈拉回来。

但最近的导弹发射证明，由于平壤的反复无常和讹诈行为，要使六方会谈达成协议，劝阻朝鲜放弃建立核武器而保证朝鲜半岛局势的安全和稳定，其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即使六方会谈得以恢复，它也只能在谈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局面中拖下去。

新任驻朝大使是美国事务专家

那么，中朝关系最近的变化是否像有的学者所估计那样，表明中国对朝政策已经发生战略性的转变了呢？笔者以为言之过早。因为朝鲜发射导弹和金正日的出尔反尔，仍然只是朝鲜局势演变中的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结局。金正日的目的还是想鱼与熊掌兼得，既要拿别人的东西，又不放弃自己手里的东西。除非他豁出去了要投靠一方来反对另一方，否则跟中国闹反对他决无好处。反过来说，北京跟平壤反目，对中国也同样没有好处。

因此中国对朝政策的目的仍然应该是防止中朝关系生变，而不是采取任何行动来促使它变。

现在北京任命一位美国事务专家刘晓明为驻朝大使，并不表明中国今后要跟美国站在一起来压朝鲜。因为朝鲜问题的实质是朝美关系，朝美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朝关系的重大问题通常是由双方最高层级来处理的。中国历任驻朝大使的作用并不显眼，也可以说不很得力。现在让刘晓明来挑这个重担，说明北京将更多地从中美关系角度来加强磋商与合作，并在朝美双方之间发挥更大的斡旋作用。从美国最近在朝鲜问题上表现低调，它的助理国务卿希尔焦急地等待回良玉访朝结果，并且为中国说好话的情况来看，中美双方似乎已经有所默契，对朝鲜留有余地。

整个朝鲜问题依然是拖的局面，刘晓明的新使命，没有多大实惠，却有较大风险。中国的亚洲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比对欧外交与已经走上正轨的对美外交还难。看来北京对这位明日之星寄予一定厚望。如果他能利用对美外交的经验，在任内打开局面使错综复杂的朝鲜问题有所进展，那今后必然会有更上一层楼的可能。

因为政治上一贯正确而被中共胡总书记激赏不已的朝鲜每天新鲜事不断，在今日世界上真可谓独树一帜。

8月11日，中国环球在线报导“朝鲜人民在洪灾中誓死保护领袖肖像。该报导转引朝鲜中央通讯社的
评论称：“像这样激动人心的事件，在洪水肆虐的灾区随处可见。朝鲜人民深明大义，为了领袖，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那些不惜献出生命而奋力保护金氏父子肖像的朝鲜人，其内心对领袖肖像与自己生命的价值量必然有此轻彼重的权衡，只是这一权衡考量的心理过程极其短暂，在外人看来似乎是毫不犹豫的。问题正在于，这些朝鲜人对以印刷品的形式存在的金氏父子肖像的价值评判怎么高估到了远远超越其自身生命价值的地步？而且这种对领袖肖像的价值高估和对自身生命的价值低估在朝鲜是极其普遍的现象。据悉，在洪灾中有不少人因抢救朝鲜领袖的肖像而死亡（有理由相信，遭灾的领袖肖像越多，朝鲜人民为之付出的生命也会更多）。

举国上下忠于领袖，这在朝鲜早已成为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不仅忠于领袖的思想指示，而且忠于领袖的肉身，忠于物化状态的领袖符号（如画像、雕像等等），这是金氏父子在朝鲜通过国家暴力，强制实施数十年极权主义政治统治所造成的整齐划一，山呼万岁的局面。有人称，朝鲜人是出于对领袖的信仰而献身的。但是没有自由，哪有信仰？靠国家强制力保护的信仰算不上信仰，更算不上自由信仰。

最令人愤慨难当的是，朝鲜党中央的喉舌朝鲜中央通讯社竟然罔顾民命，冷血地歇斯底里地歌颂表彰这种为保护印刷品上的领袖而献身的“英勇”行为，称其为“深明大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整天价开足马力鼓动人们为一个被人为供奉上神坛的人从容献祭，英勇赴死，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哪里还有“大义”可言？

然而，据胡总说，我们中国在政治上应该向北朝鲜学习。到此，我已不寒而栗了。实际上，在极权主义政治经验方面我们何需外求？我们只需彻底复活毛氏文革那一套不就行了吗？不过，形势比人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江泽民七年以前为镇压法轮功发动“小文革”，结果是人未亡，政已息。失败的原因既在于自由信仰者强韧的坚守，也在于大众的始则消极参与，继而中途“变节倒戈”，毕竟我们客观上已处于后极权主义时代。但是，在我们为鸭绿江那边那些无知无畏的牺牲者深感悲悯的同时，我们没有理由自豪，因为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治幽灵阴魂不散，它仍潜伏在中国政治庙堂的最深处，昼伏夜出，伺机作祟；要彻底铲除它，我们还任重道远。

8月14日绝食日于西安

古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最近因动手术将权力暂时移交给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古巴政府为此发表公告，卡斯特罗也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全国人民”。由於卡斯特罗已年届八旬，他的健康明显每况愈下，他之后古巴政局如何演变也越来越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

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一向是由前独裁者指定的，当然这并不排除被指定的接班人后来丧失权力的可能，苏联的马林科夫和中国的华国锋就是例证。但不管怎样，“指定接班人”总是共产党国家权力交接的第一关。在古巴，这个被指定的接班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

“兄终弟及”的确立

劳尔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已经等了整整四十五年了。一九六○年五月一日，古巴革命胜利只有一年半。那一天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卡斯特罗在会上发表了四个小时的演讲，题为《这就是民主》。卡斯特罗所定义的民主根本不是什么选举制、议会制和多党制，而是人民“在革命中直接行使权力”，其表现之一就是在这样规模宏大的集会上，由领导人在台上宣佈一个重要决定，然后下面的群众用欢呼声表示他们的同意。在六十年代，古巴革命的所有重要决定，差不多都是在这样的群众大民主下“通过”的，例如中共和古共建立外交关系就是如此。一九六○年十月的一天，卡斯特罗在数十万人的集会上突然告诉群众，政府已经决定和台湾断交，和北京建交，问下面的群众同意不同意？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这个决定就通过了。当时应邀出席这个集会的中共代表、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社长曾涛事先都不知道这个决定，所以中共和古共是先宣佈建交，再进行外交谈判的。

在那天集会之前，卡斯特罗收到过一些炸弹威胁。於是在演讲中他提到了万一自己遭遇不幸——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一下，让下面的群众做出反应。果然群众立刻大声恳求：“不！不！菲德尔！菲德尔！”卡斯特罗立刻顺水推舟，要他们不要担心，他的兄弟劳尔会接任的，革命会继续下去的。就这样，接班人问题通过“民主”方法顺利地解决了。

古巴共产党建立后，劳尔长期担任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在古巴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了确保大权不落入他人之手，除了兄终弟及，古巴共产党还有两个安排。一是劳尔一直担任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他的兄长担任武装力量总司令，一个管军政，一个掌军令，军权不旁落。另一个安排是为了确保安全，卡斯特罗兄弟基本上不同时出席公开活动，这样万一兄弟两有一人遭遇不测，大权仍然掌握在另一人手上。有这样的精心安排，难怪古巴政治上一直稳定了。令中共觉得脸面有光的是，近年来好几次中共访问古巴的高级代表团，都受到了卡氏兄弟同时出场的特殊礼遇。

劳尔卡斯特罗何许人也？

劳尔比卡斯特罗小几岁，外貌和兄长相差很远：卡斯特罗高大魁梧，满脸鬍鬚，橄榄色皮肤，劳尔却是中等身材，面白无鬚.但他的革命历史却不比卡斯特罗短。他们两人都是五十年代初在哈瓦那大学读书时期从事政治活动的。当卡斯特罗还自命为民族民主革命党人时，劳尔就参加了古巴共产党在大学的青年组织，并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去保加利亚参加了世界青年节。这个活动是当时苏联东欧阵营每年举办的世界性活动，在青年联欢的掩护下在各国代表中召募和发展特务。作为寥寥可数的几名古巴青年代表之一，劳尔有没有被苏联克格勃召募，一直是一个谜。

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发动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武装起义，劳尔成了一个主要成员。起义失败后，兄弟两人被监禁在同一所监狱，不久又同时被释放。值得一提的是，卡斯特罗一直指控巴蒂斯塔政权如何残暴，但他在发动武装起义企图推翻这个政权并打死打伤多名政府军后，并没有被判死刑，仅判了十五年，实际上只关押了一年多就被释放了，释放后被流放到墨西哥。

劳尔后来又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跟随卡斯特罗从被流放的墨西哥打回古巴，建立根据地，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指挥官之一。革命胜利后他一直在卡斯特罗之下掌管军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游击队进城后，卡斯特罗逐步解除或者削减了包括格瓦拉在内的其它游击队领导人的军权，唯独劳尔手上的军权不但没有受损，反而更加集中了。由此可见，兄终弟及的安排是卡斯特罗深谋远虑的结果。

在六十年代初卡斯特罗向国际共产党阵营靠拢时，劳尔和格瓦拉起了很大的作用。卡斯特罗以前一直说他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在当时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拉美没有市场，就连苏联扶植的古巴共产党也宣佈走议会道路。但劳尔和格瓦拉却常常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掩饰古巴革命将来的发展方向。从这些历史看，劳尔确实是古巴革命的中坚人物之一。

卡斯特罗在五十年代有过一次正式婚姻，留下一个儿子，叫菲德立托，他在十二岁时曾带领一个古巴儿童代表团访问过中国，后来卡斯特罗把他送到苏联留学。菲德立托七十年代后出任古巴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但不知为何他老爹没有进一步为他掌权铺路。今天在古巴没有人认为他会排在他叔叔之后接班。

倾向於改革和“中国经验”

和其兄长相比，劳尔的政治态度相对灵活一些，甚至被认为是古巴共产党领导层中主张改革的领导人中地位最高的一位。古共领导人中有很多人对中共的经济改革感兴趣，古共政治局全体委员、古巴政府大多数成员都已访问过中国，很多人非常想利用中共的经验改善古巴经济，因此在国际古巴研究中有“中国经验”的提法。

劳尔九十年代下半期就在他掌管的军队后勤部门中发起经济改革，鼓励军队发展商品生产。劳尔手下有一个叫邵黄的华裔血统将军，是跟随卡斯特罗在马埃特腊山区打游击时的老战士，自六○年代起就负责后备役和后勤。在劳尔授意下，九○年代中后期邵黄在蔬菜生产中实行中国模式的承包和按劳分配，菜农有了生产积极性，一些人的收入甚至高於政府部长的工资，结果被一些报纸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劳尔出面说这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

一九九七年第一次访华时，劳尔认真阅读了很多中共经济改革的文件，据说把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读了六遍。他到过很多经济改革比较有成效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和深圳，每天晚上都在驻地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总结白天参观的心得。他和中共高层被认为比较开明的总理朱鎔基交谈甚欢，而他的兄长一九九五年访华时没有安排和朱会见，后来也没有邀请朱访古，直到二○○三年第二次访华时才和朱见面。朱鎔基是他最后才见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有证据显示，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对中共改革的方向有疑问（可参见本文作者发表於《争鸣》杂志二○○六年二月号文章《卡斯特罗与北京烤鸭》）。劳尔在一九九七年访华与朱鎔基会谈后，邀请朱的经济智囊前往古巴，介绍中共经济改革的经验，尤其是如何吸取海外侨民的资本和技术，因为古巴和中国类似，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有大量的移民。古巴领导人基本上都出席了讲座和讨论，只有卡斯特罗拒绝出席。面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榜的“中国经验”，卡斯特罗坚持“三个不”：不实行市场经济，不实行私有制，不放弃计划经济。

兄终弟及取决於长寿比赛

说实话，一九六○年卡斯特罗把劳尔定为接班人时，确实是为了防止万一，根本不会想到他的革命会革了半个世纪革不出一个结果，到他八十岁时古巴还是孤家寡人，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他如何收场，包括接班人问题。在六○年代，卡斯特罗和毛泽东一样，认为世界革命就在眼前，总以为到他老年时他的革命已经改变整个世界了。他还因此看不起国际共运中的老傢夥。

一九六六年古共为了从苏联那里得到更多援助而和中共闹翻时，他在数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上把毛泽东称为老年癡呆，并发誓古巴今后的领导人不得超过六十岁（当时他四十不到毛已七十开外）。到了九十年代，在国际共运土崩瓦解的大形势下，他一度放出风声，说是想退休，还对外国记者歎息说：“就是马拉松运动员也会疲倦的”。但一旦局势有所好转他就翻脸说：“革命者永不退休”。这句话在今天古巴的官方宣传中就成了他终身独裁的宣言。今天他又公开放出风声，说是准备掌权到一百岁。

那么，劳尔能顺利接班吗？这个问题首先取决於谁更长寿。劳尔只比菲德尔小五岁，过去总的健康状况不比其兄长好，有多种慢性疾病。但如果像国际媒体所说的，菲德尔患有癌症，那么国际社会很可能看到人类社会在进入近代以后已久违的兄终弟及的一幕。但即便如此，劳尔的日子也是所剩无几了。

7亿人民币！这就是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每块金牌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运动员、教练员的高工资、高奖金，不断翻新的体育场馆，不断引进的体育设备，等等。在该届奥运会上，中国获得32块金牌，耗费224亿人民币。这一天文数字，相当于400万大学生一年所需的费用，如果投入教育，足以拯救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子弟！

沉重的金牌，在其背后，是沉重的腐败。每届奥运会之前或期间，大批中共官员以“考察”为名，出国逍遥，大肆挥霍公款，平均每人花费近20万元。由中共官员组成的所谓奥运“考察团”，很少时间看比赛，更从不为中国运动员充当“啦啦队”，大多数时间游山玩水，狂购洋货。游完奥运主办城市之后，还往往“顺道”转往其他国家游玩。一口气“考察”十几个国家，大多与体育赛事毫无关连。“国家体育总局”被“国家审计署”查出挪用奥运基金，只是该局高官腐败的冰山一角。

中共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焦点，死拼奥运，不惜血本，总算取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为此一举两得：粉饰太平，浪得虚名；巧立名目，假公济私。对中共官员来说，这又是弄权自肥的天赐良机。比如，为办奥运，须兴建大量体育工程，他们可趁机大捞油水。又比如，当局置大量“海归”人员不用，计划派出至少十万名官员前往英国，从英文开始，全面“进修培训”，为此不惜耗资30亿人民币，让各级官员大“开洋荤”。

众所周知，占人口多数的中国农民，依然处于极度贫困。中共惘顾国计民生，血拼奥运，不过是效法当年的纳粹德国，用奥运会的光环，来掩盖其对内迫害、对外威胁的反动本质。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