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见证传唤小乔 刘路 |
【2006年8月11日狱委讯】早就知道自己在大上海是不受欢迎的人。所以一向不愿意到这个国际大都市来“讨人嫌”。这次去香港,独立中文笔会给了新任务,需要顺路到上海来取个材料,正好我也想念上海的网友小乔、王建波他们,就买了机票飞过来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和在青岛避暑的欧阳小戎喝酒,小戎说:“你去上海最好别见小乔,她刚刚因为去机场接一个美籍华人被警察带走了一天一夜。”俺心就想:不至于吧,俺是土生土长的“中籍”华人,除了去过一次“亲爱的友邦”北朝鲜,就没有迈出过国门,政治上虽然不待老共喜乐,到底不是“革命”派,上海的警察大概不会如临大敌吧。 8点十分飞到上海虹桥机场,刚上了进入市区的巴士,小乔发来短信,委屈的说:“我可能去不了了,你自便吧。” 我发回去:“我还去你给我订的房间。你保重。” 小乔又说:“楼下有狗,你来狗不敢咬你,但是会带俺去狗洞子,那地方俺前天刚待了20个小时,不想再去饿一天。” 我:“哈哈,你别开门,他们不敢砸毁你的门。” 小乔:“他们把门砸得很响,还说我必须接受他们传唤。” 我:“别听他们胡扯,传唤证进不了家门,搜查证才可以。你就说再砸门告诉检察院。” 小乔:“一丘之貉。门下有他们的警车。” 我:“哈哈,你好好在家呆着吧,我自己去找佟律师。” 小乔:“告诉你他的号码,你联系吧。” 我打的去了小乔给我订的旅馆,发现有些可疑的车和人在周围转,因为还要见建波,为了避免麻烦,就另外找了个旅馆住下。给佟律师打电话,两个电话居然都是空号。郭国汀律师去国后,天易所可能搬家了。 小乔又发来短信:“今天太阳毒,我家里有空调、西瓜、电视,让他们在楼下烤狗肉吧。” 我发回去:“哈哈,他们自找的。” 小乔:“不过他们也挺无辜,够可怜。” 我:“善良的姑娘,什么时候了还替人家考虑?” 小乔:“我让他们晒太阳,他们会很恨我的。” 我:“要不,我去‘投诚’?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要找我?” 小乔:“不要,大家都进去,就不好玩了。” 我:“等我完成了任务,我去公安部告他们,叫他们哭去吧。” 王建波迟迟不到,我以为也出了意外,就给他发短信:“你是不是也叫共军俘虏了?” 王建波回信:“没有。我正往浦东赶呢。” 大约12时,王建波来了,我们一块吃饭,我说了小乔的事,他见怪不怪,因为小乔被传唤都是家常便饭了。 正吃着,小乔又来短信:“你可不可以我代理律师的身份来‘投诚’?” 我哈哈大笑:“吃了饭,我就‘投降’去。” 我为南朵都“投降”过一次了,为了小乔,更是责无旁贷。 上海高温三十多度,我走了几条马路,挥汗如雨,好不容易找到小乔家,楼下果然停着一辆警车。 我敲敲车门,车窗打开,里面两女一男。我把律师证递进去,说:“我想跟你们谈谈。” 那个长得很帅的男警察有点兴奋,“你想跟我们谈谈是么?你等会儿,我打个电话。” 我知道他需要请示,就在外面等。 他打了十几分钟电话,问我:“你有书面委托么?” 我说:“没有,口头委托。” 他又打电话,然后把我叫上车去,说:“你没有委托,也没有律师所的公函,更没有上海市司法局的同意。我们不同意你见她。” 我问:“异地办案需要上海市司法局同意么?是你们上海的规定么?” 他说:“是的。”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理论,我就又尽可能委婉的说:“我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还是法律顾问,我们笔会会员在国内涉及到的任何律问题,都由我出面解决。我们注意到最近我们在上海的会员与你们公安系统关系紧张,我们不希望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男警察说:“你说你是笔会会员,还是法律顾问,你跟李剑虹很熟么?认识多久了?” 我说:“2003年就认识,关系很好,虽然有些观点不尽相同。笔会是个松散的组织,观点不同也可以和平共处。不像共产党,组织纪律那么严密。” 男警察:“我们今天依法传唤李剑虹,但是从上午到现在,她拒绝传唤,不开门。” 我问:“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男警察笑笑:“您称呼我警官就可以了。” 我知道干这一行都不肯暴露自己的姓名,就笑笑说:“警官,李剑虹她今天病了,前天因为接一个美籍华人,你们把她传去饿了一天,她犯了胃病,你们要传她,我可以做工作,但是要先给她治病。” 男警察说:“好,我再打电话请示,您先下车等等,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他说了不算,凡事都要请示。我就又下车等。 一会儿男警察又把我叫上车,说:“可以带她去看病,然后再传唤。” 我说:“你们要体谅李剑虹,她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思想未免激进一些,你们对她好点,她也少给你们添麻烦。她都三十多了,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是很不正常的,我们正在考虑给她找工作,或者安排她出国留学。” 男警察说:“对,她有这个打算。” 一直没有插话的很漂亮的一个女警察说:“她三十八了,不过她男朋友挺多哎。” 我哭笑不得:“那都是些什么男朋友?如果那也算,我恐怕也是。” 女警察:“您结婚了么?” 我苦笑:“我儿子今年都考大学了。” 男警察笑了:“看不出来,您看上去很年轻哎。” 我说:“其实你们找李剑虹不如找我,她知道什么呀,而我什么都知道。我昨天让她帮我找佟律师,是因为我不认识佟律师,让她帮我介绍,也不知道是不是为这事传唤她。” 男警察:“昨天是您给她发短信啊。” 我说:“对呀,我要找佟律师要一个材料,因为我们一个会员的材料在他那里,我又找不到他,就找李剑虹帮忙。如果为了这事,你们最好把我带回去,我告诉你们。” 男警察的表情显示,他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找小乔,他只是执行传唤命令。 这时电话又来了,男警察接电话,我就又下车。 男警察接完电话跟我说:“你想跟我们谈谈,今天你手续不完备,恐怕不行。以后我们可以再联系,你忙你的去吧。” 我说:“我见见小乔,帮你们做做工作,你们对她好点,让她治病,我也劝她配合你们把工作做完,怎么样?” 男警察又请示了一遍,说:“你还是不要见面了,你可以打电话跟她说,不要提法律上的事。” 我就给小乔打电话:“剑虹啊,我跟他们谈了,他们可以先带你去看病,然后你也配合他们做完询问,天这么热,还有两个姑娘,他们也不容易。” 小乔:“我不去他们那里,他们要问我,在我屋里做笔录,你在场陪同。” 我:“他们说我今天手续不完备,他们不会难为你的,问完了很快就会让你回来,你要和他们把关系搞好,不要太紧张啊。” 小乔:“我也不想跟他们关系紧张,是他们没有事就找我麻烦。你都到我家门口了,我要见你一面,给你书面委托书。” 男警察一听,非常紧张,连连摆手。 我:“算了吧。他们不让我见你,委托书你寄给我吧。” 小乔:“太过分了吧,我还没有逮捕呢,就不能见你一面?” 我看看男警察紧张的样子,就说:“你体谅他们吧,他们说了不算,在楼下等了你一天,还有两个姑娘呢。” 小乔:“好吧。 男警察把律师证还给我,女警察记了我的电话,我要他们的电话,他说:“你打浦东分局总机转。” 我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决定权,再说也是无益,就走了。 我走在马路上,猛然感觉自己上当了。警察看来并不在意我,而是在意我和小乔见面,那么,只要是我在上海,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小乔的。可是我要明天8点10分才会飞走,小乔岂不要再被关一夜? 那一时刻,我真想转回头去拦住那辆警车,可我也知道,那才是真正的螳臂挡车呢。 我站在如火的骄阳之下,眼睁睁的看着警车带着小乔开走了。悔恨像虫子撕咬着我脆弱的心,我知道,我又害了一个姑娘,去年是南朵,现在是小乔。 果然不出所料,我回到宾馆,小乔又来短信:“也不问什么,不说理由,也不让离开。” “只好学林黛玉,病病歪歪,一言不发。” 我回短信:“我上当了,我不该让你跟他们走,我害了你。” 七夕,中国的“情人节”,天上人间都在“约会”,本来,我和小乔约好要一起过节的,但是,警察插进来了,小乔在审讯室,我在宾馆,我们都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我能想象得出小乔在审讯室里的“待遇”,我成百次的出入那种地方,熟悉每一双看惯了“犯人”的警察的眼睛。可是小乔不是犯人,她只是个有独立人格、喜欢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普通的女子,如今,在法治昌明的大上海,这普通的愿望成了她屡屡被传讯的全部理由! 两年来,小乔自己都记不清因为约见朋友而被警察绑架、传唤多少次了,她的手机、座机、电脑被全天候监控,她住的居室随时都可能遭遇警察闯入。她丧失了所有的私人空间,甚至去外地找工作也被干扰无法如愿。她无奈的说:我是个普通的弱女子,可是大上海的警察非要把我塑造成上海滩头号敌人! 我因为主张依法维权而被海外某些革命派民运领袖讥讽为“人权花瓶”、“软体知识分子”,这些革命家们主张中国依法维权之路已经断绝,中国社会和平转型已无希望,中国只能走向街头政治,甚至革命、甚至政变!对这样的主张我和小乔都是不赞同而且坚决反对的。可是,上海也包括河北沧州的警察当局偏偏就要制造这样的“根据”给革命家们,他们不惜践踏自己起码的法律秩序,践踏人权理念,用蛮横和暴力给“革命”提供机会,把人民变成敌人! 第二天8点10分,我正式登机,10点半到深圳,打开手机,出现小乔8点20分发出的短信:“我已回家”。 我在深圳见了赵达功先生,第二天,老赵也被公安找去谈话。 看来,深圳也要上海化了。看来,我是颗灾星,走到哪里,哪里倒霉。 我立即过罗湖桥去香港,我知道,只有在那边,我见什么人,不会有警察感兴趣。 2006年8月10日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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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苏珊·桑塔格的风景
我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愕然面对这个惊心的消息——苏珊·桑塔格去世了。电视机里正在播放前些天印度洋海啸灾难的消息。可怖的景象令我眼睛隐约胀痛,心中惴惴不安。而这个发生在太平洋彼岸思想界的严重的事故,仿佛一场巨大的精神海啸正在远远地到来。从遥远的噩耗中,我感觉到了疾病(以及死亡)的灾难性的力量。毫无疑问,它确实不是隐喻,而是事实,一个相当严酷的事实。
我们是一年之内两次遇见这样的精神事故。前一次是几个月前的法国,雅克·德里达的去世。这给全球知识界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精神损失。少了德里达的欧洲乃至全球知识界从此不再优秀;而少了桑塔格的美国乃至全球的知识界,其精神品格将迅速降到及格线以下。
对于美国官方的保守派人士而言,这个最尖刻的批评者,最锋芒毕露的思想“牛虻”,最恶毒的精神“女巫”,最喜怒无常的“狼外婆”,终于彻底沉默了。也许有人会有如释重负之感。但伴随而来的必将是无边的寂寞和空虚。苏珊·桑塔格的离去,使整个美国精神界显得空空如也。
据我所知,苏珊·桑塔格的名字在中国最早出现在1986年出版的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一书中。中国的1986年,青春激情的喧哗与骚动,正呼应了桑塔格的1960年代。但群星灿烂的1960年代的美国,让我们眼花缭乱,我们并没特别留意这个遥远的精神血缘上前辈的名字。此后,她的名字开始与罗兰·巴特和瓦尔特·本雅明联系在一起,关于巴特和本雅明的最精辟的评论,就出自她之手。随着对巴特和本雅明的关注度的提高,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陌生的美国女人,在一些片言只语中和间或出版的各类书籍中,时断时续地看见她不同凡响的思想光芒的在闪耀。
直到本世纪初,“911事件”爆发之后,我们吃惊地听到这个女人尖锐的声音。而2003年SARS等疫病的肆虐,则再一次提醒人们对这位《疾病的隐喻》的作者的关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苏珊·桑塔格文集》,则把一个形象清晰的桑塔格推到了中国读者面前。今年年初又传来消息,说是苏珊·桑塔格即将访问中国。这一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桑塔格热”。我甚至在暗自思忖,作为晚辈我该如何在见到她的时候,向她挑战,刁难她。如今这个机会永远不再有了。
当我们这一代人行进在通向艺术的精神世界的途中,她是路标,又是障碍。她指示了通向现代艺术精神领域的道路,而她高迈的精神气质,又是我们难以攀缘的思想峭壁和精神峻岭。在与现实世界交往和冲突的过程中,她是打击,又是抚慰。她的批判的锋芒,总是指向我们庸常的经验,让我们感到如芒在背;而她的睿智和洞见,又使我们从中汲取力量并感到慰藉。
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桑塔格热”更像是一种讽刺。我们长期与灰暗庸碌的知识界打交道,如同一个忍受着慢性消耗性疾病折磨的病人。想到再这个世界上还有德里达、桑塔格的存在,应该会感到慰藉和充满希望。如今,希望的精神烛光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平庸和无聊的迷雾正从四周围拢过来,构成了我们当下的精神氛围。哀悼成为我们唯一的寄托。
有苏珊·桑塔格的风景
四年前,我在一篇论苏珊·桑塔格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在我所见到的有关苏珊·桑塔格材料中,最吸引我的是一张照片。这是我所见到的她的唯一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的苏珊·桑塔格看上去显得很年轻,大约三十岁出头吧。她的衣着是典型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风格的——简练、随便、注重个性。衬衫最上面的两粒纽扣没有扣上,衣襟微敞,衣领竖立,一副前卫派知识女性形象。她有一头蓬勃的长发,脸部线条明快,五官轮廓分明。最有特点的是那显得很有力的下巴,多少带有几分男性化的特征,而她那带着微笑的、柔和流畅的嘴部曲线,则又显示出其女性特有的妩媚。(《向苏珊·桑塔格致敬》)
事实上,在当时我只读到过桑塔格著作的若干片断。而在更早的时候,已经知道她的名作《反对阐释》,但却更是无从找寻。不过,这些都不妨碍我对苏珊·桑塔格的强烈兴趣,并将她看作是自己的重要的精神先导者之一。《反对阐释》,但单是这样一个名字就令我兴奋不已,进而通过这一名字来想象一种理论。正如借助于仅有的照片想象桑塔格本人一样,我只能借助书名和片言只语来想象其全部的理论。这样一个想象中的苏珊·桑塔格及其前卫艺术理论,伴随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常常在关键的时刻,激发起我的理论和批评的灵感。
今天,当我读到她的著名的《反对阐释》的时候,凭心而论,我多少有点失望。当初梦寐以求的精神盛宴,如今看来,不过是一道平常的午餐。我甚至希望《反对阐释》永远不曾翻译过来,以便我在想象中维持着对这本神秘的著作的无限美妙的幻觉。
是否坦承这一幻觉的失落,这令我颇费踌躇,甚至陷于迷惘。但我终于决心说出这一点。这绝非背信弃义,相反,我认为这是一种起码的道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我想,将是更不道德的和更危险的。维护某一偶像的荣耀,维护一种精神的幻觉,这在更大程度上无非是在维护自身精神的脆弱性。
在维特根斯坦呼吁保持沉默之处,哲学教授们却大呼小叫,喋喋不休。同样讽刺的是,在苏珊·桑塔格“反对释义”的主张面前,文艺学者一直不厌其烦地进行“释义”。智慧的缄默永远无法阻止知识的聒噪。这本身就与苏珊·桑塔格的精神相去甚远。不断地重复桑塔格早年的理论和话语,夸大其意义,在此过程中,势必将对象虚幻化,进而泡沫化。
此前不久,已经有米兰·昆德拉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在持续不断的、平庸的、同义反复的聒噪之后,生命之轻由“不可承受的”变成了“可承受的”,而且是“可消费的”和“媚俗的”。留下的结果是,睿智的思想被稀释,变成了一杯甜腻的、充满泡沫的可口可乐。这本身就是对米兰·昆德拉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然而,苏珊·桑塔格本人似乎已经敏感地预见到了她将可能面临的命运。她在1996年为《反对阐释》西班牙语版所撰写的“序言”中,特别强调指出:“三十年后,严肃标准几乎悉数土崩瓦解,而占据优势的是这么一种文化,其最浅显易懂、最具说服力的价值来自娱乐业。……我希望本书今天的再版和新读者的获得,将有助于这一堂吉诃德式的任务,即维护这些文章和评论所依据的那些价值。这些文章中所表达的趣味的种种评判已经流行开来。但据以作出这些评判的价值却没有流行开来。”
这正是桑塔格不同寻常的睿智之处。她看出了自己早年的作品的语境已经彻底改变了,由于语境的改变,对其作品的价值的认知也必将发生转变。而唯有改变对它的理解,才有可能真正维持其价值的本质。这是桑塔格向我们读者发出的尤为值得记取的警示。如果不是这样,苏珊·桑塔格的到来,无论对其本人还是对其中国读者而言,都将是一桩不幸的事情。
由此看来,《反对阐释》的出版,超出了它本身原有的意义。如果我们不将其看作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真理,而是看作一条向我们展示了真理运行的轨迹,那么,我相信它更接近于苏珊·桑塔格的精神本质。从这一点出发,尽管语境(无论其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借用苏珊·桑塔格本人的话说:“我仍旧喜欢其中大部分文章”。或者说,这些文章中所展示出来的批判立场和精神活力,远比其观点和结论来得跟重要,而且,至今依然具有启示性。为此,我要继续向苏珊·桑塔格致敬。
如果说,对于前卫艺术而言,苏珊·桑塔格来得太晚了,而对于摄影术和流行病学而言,苏珊·桑塔格则来得恰逢其时。在《论摄影》和《疾病的隐喻》中,苏珊·桑塔格的天才的批判力令人惊叹。在所谓“影像时代”的今天,桑塔格是罕见的有效破除“影像神话”的批评家。而在关于疾病的分析中,桑塔格几乎像是一位预言家,预见了我们正在遭遇的流行疾病所到来的精神危机。
从我最初见到的她的一张照片的幻象中走出来,苏珊·桑塔格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精神形象变得益发清晰。此后,我又见过多张桑塔格的照片,从青年时期到中年时期,乃至她的近照。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位奇女子的面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变化,从英姿勃勃的前卫女青年,到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但无论在何时的照片上,我们依然能够从那双光芒闪烁的眼睛里,辨认出苏珊·桑塔格的形象。同样,无论其立场和观点如何变化,无论其是白发苍苍、言行乖张的老太太,还是美貌机敏、锋芒毕露的前卫女青年,那种特立独行的批判性和锐利的话语风格,一直是她的清晰可辨的精神“指纹”。
无论如何,苏珊·桑塔格的存在,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图景到来了精神的深度。她的睿智的眼睛,成为时代风景画的透视原点。在有桑塔格的风景里,我们感到心旷神怡。
流沙河:我的心态还停留在古代
时隔4年,成都著名文人流沙河再推新作。昨日记者从安徽教育出版社获悉,该社将在本月底推出《流沙河近作》,书中首次将流沙河近几年在各大报刊发表的散文随笔结集出版,收录了百余篇文章和诗歌,约25万字。即将推出新作的流沙河心情大好,兴致勃勃地向记者透露了自己有趣的生活细节。
“我的心态还停留在古代”
生活中的流沙河远离现代化事物。有人透露,当年沙河老在《星星》诗刊任编辑时,有次请身边的人去传达室帮他打电话,那人觉得这是私事,不便插手,坚持让流沙河亲自去打。流沙河面露难色,推三推四,拗不过,只得拿着电话号码去了。半晌,只见流沙河急匆匆走回,怒气冲冲地问同事:“你快告诉我,电话这东西,究竟是先拨了号再拿起来,还是先拿起来再拨号?”就算现在,再热的天,流沙河仍手拿蒲扇,绝不用空调。下棋、打牌等娱乐,他也一概不碰,电脑、上网冲浪、手机等新鲜事物更是与他无缘。除了读书,他几乎就没有其他休闲方式,就连读书,流沙河也以旧时代为主,他自嘲说:“我是从前那个时代的人,我的心态还停留在古代。”
“瘦爷爷”养生的“吉祥三宝”
沙河老年逾七旬,身高1.7米,体重却只有45公斤,小孩都叫他“瘦爷爷”。但他却自觉身体倍儿棒,因为跑街的时候“我留意一看,周围就没有比我年纪大的人,这说明我的身体很好。”一日三餐,素食而已。玉米粥、芝麻酱、酸奶是他每日不可缺少的养生的“吉祥三宝”。
75岁的流沙河透露,他每天7点起床,自己做早餐,然后到菜市场买菜,每隔4天到超市买酸奶,每周坚持到邮局寄信……周二和周日是沙河老“雷打不动”的聚会日:周二上午,他会和朋友相聚在大慈寺,品茗香茶、谈古论今;而周日,沙河老的家里肯定高朋满座,聊天的主题肯定是关于读书。
《笔会》珍藏版阵容豪华郭敬明被拒之门外
从近10万篇版面文章中“海选”出200多篇精妙美文,文汇报副刊“笔会”在创刊60周年之际,精心编辑了两本文粹———“珍藏版”《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和“青春版”《你要爱你的寂寞》,近日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入选“珍藏版”《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的作者中,除了鲁迅和王朔,几乎囊括了茅盾、田汉、吴晗等国内所有的老牌和大牌作家。而入选“青春版”《你要爱你的寂寞》的作者中,最年轻的是“80后”作家徐敏霞。据“笔会”主编介绍,郭敬明也曾在笔会上发表过文章,这次编选书稿时,曾犹豫是否将其选入,但最终觉得他的这篇文章份量“太轻”,加之郭敬明抄袭后态度比较恶劣,在读者中有不良影响。经慎重考虑,编辑部集体否决了郭敬明的这篇稿子。
美第26届年会:浪漫小说不再局限于女性
美联社报道,美国浪漫小说作家协会日前召开了第26届年会,与会的一些作家认为,浪漫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从读者到创作题材都已不再局限于女性范围。
浪漫小说作家协会的发言人妮科尔·肯尼迪说,以往浪漫小说的读者绝大多数为女性,但如今浪漫小说吸收了其他类型小说的一些元素,分化出了许多流派,包括推理浪漫小说、恐怖浪漫小说等;在传统浪漫小说中居主角地位的忧伤少女逐渐被强壮的女性所取代;小说的题材也扩展到科幻和军事领域。因此,男性读者的数量迅速增加。例如作家苏珊娜·布罗克曼创作的关于海军陆战队特种兵的系列小说就在海军陆战队中极受欢迎。调查显示,浪漫小说的男性读者比例从2002年的7%上升至2004年的22%。
也有一些男性开始涉足浪漫小说的写作。前美国特种部队成员鲍勃·迈耶与同是退伍军人的浪漫喜剧小说作家珍妮·克鲁西合写了一部军事浪漫小说《不要俯视》。克鲁西撰写书中女性视角的部分,迈耶则从男性的角度给予配合。
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文革”实录(上)
(第一部)
眼下网上争论“文革”的文章不少,就对“文革”的态度而言,似可分
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文革”实录(下)
1970年的8月,我已被判刑在南京长江砖瓦厂(后并入南京第四机
人祸——计划生育运动手记
这是1975年春天,春寒。四川省沱江河畔的浅丘区,素称鱼米之乡,就是严冬,也没凋零过。尽管春寒,但毕竟已是春天。山坡上,小麦正扬花。胡豆豌豆花已谢了,正在结荚,向阳的地里,胡豆荚已有拇指大,再等3-5天,就能收获今年的第-次粮食。稻田里,刚栽
王怡:中世纪的教会宪政—— 基督教政治哲学之六
贵族分封制,以及教会与君王的二元分离,在中世纪后期绝对君主制兴起之前,是欧洲中世纪对于君权的两重制度化的剥离和限制。尽管这还远不能称之为宪政制度,但和新教伦理带来的有确据的个人主义的张扬一样,都是对后世宪政主义形成有重大价值的资源遗产。不过除此之外,在中世纪基督教会中,确还发展出了可以被称之为宪政制度雏形的“教会宪政”。教会宪政在起源上甚至比英国的虚君宪政还要早。
教皇君主制
从5世纪开始,教皇在教会内部开始被赋予君主般的地位,形成了教皇君主制的理论。在耶稣的门徒中,彼得被认为是创立了初代教会的使徒之首。圣经记载耶稣对彼得说:“你牧我的羊”,又对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反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1 。根据这两段经文,彼得被教会认为经耶稣授予了“释放与捆绑”的权力。后世的教会认为这意味着教会是一个特殊的政府,是一个在地上与君王分庭抗争的精神权力的中心。而教皇则是圣彼得的继承人 2。几个世纪以来在教会内部,通过对罗马法的继承逐步发展出了教会法。在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甚至形成了近代诉讼制度的基本框架。到格里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动“教皇革命”之后,一个教会国就形成了。在某种意义上,居然是教会,成为了欧洲第一个世俗化的利益集团,而受教会法治理的教会,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3 。
教会国内部的政教分离
一个教皇统治下的“国度”,似乎理所当然在政治上是政教合一的。但同样令人诧异的是,罗马教会偏发展出了一种内部的政教分离模式。教皇利奥一世一方面主张教皇作为教会的首脑具有君王般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教皇”是一个公职,教皇继承的是圣彼得的职位,而不是使徒的个人品质和才能。这就使教皇的职位开始“世俗化”,和君主制有了迥然的不同。因为君王继承的显然不是一种职位,而是一种神圣的血统。如果上一代君王是神圣的,是上天之子,那么下一代乃至子子孙孙的君王也都是神圣的,都是上天之子。但利奥一世的理论却在一种非世袭的“君主制”下,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政教分离的宪政模式。到了1140年编纂的《教谕》,这种对教皇公职的性质区分有了更完整的阐释 4 。
教会法学家们提出了一对重大的概念,圣品权力和统治权力。圣品权力是一种神圣的和精神性的权力,所有主教都具有这种权力,它来自使徒传承所递交下来的神恩。统治权力则是一种世俗的、行政性的权力,来自教会(或其中一个教区)的授予。所有主教也都享有统治权力,但教皇经过主教会议选举产生,他的统治权力来自于整个教会共同体的授权 5 。教皇的统治权力是最高的和“充分”的。换句话说,教皇尽管同时具有圣品权力和统治权力。但在教会内部,教皇这个职位只是一个CEO的职位。在同样具有圣品权力的主教中间,他并没有高出他们的神圣性。在同样拥有统治权力的主教中间,他的统治权力也不是独占性的。
对两种权力各自来源的区分,意味着教会内部政教之间的某种分离。防止道德范畴的权威与行政权威混淆的后果。而统治权力的来源(选举和授权)和各教区的相对独立,又暗含了契约论和联邦主义的因素。
主教会议至上
与教皇拥有最高统治权力的观点相对应,中世纪教会中开始出现主张教会共同体至上的观点。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在近代各种社会团体出现之前,教会是整个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个人之间的共同体组织。也是唯一一个游离在君王国权柄之外的共同体。法学家们将教会视为一个“信仰者的团契”,认为这个共同体之整体,高于任何领导或代表这个团体的个人(甚至高于彼得)。可以从中看到来自罗马法中的社团概念和古希腊共和主义传统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观念来自基督信仰本身,教会将信徒看作归于基督的主内肢体,与神的相关联,使人不是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与神同在的全体。神的维度,使教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和人类感。
在教会共同体的观念下,罗马教会的法学家还发展出了“代议”的理论,作为主教会议推选教皇的解释 6。12世纪的教会法中,已发展出“主教会议”是教会真正主权所在的理论。如果加上上述圣品权力与统治权力的区分,几乎可以得出主教会议高于教皇的结论。中世纪主教会议至上的理论和实践,甚至比英国古典议会的传统更早,也一直被公认为是代议政体的主要起源 7。但是到底主教会议和教皇,谁才是最高的主权者呢?一些教会思想家开始注意到古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均衡政体”思想,提出“教会宪政的最佳形式应该是一种混合形式8 。阿奎那也认为:
宪法应该将一种受节制和选举的君主制,与贤明的贵族制,以及允许所有阶级经民众选举担任公职的民主制结合起来 9。
之后教会法提出一个混合的观点:“教皇在主教会议中,权力大于他在主教会议之外”。对比几百年后英国立宪政体所确定的“国王在议会中”的混合主权原则,几乎就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翻版:“国王在议会中(king in parliament),他的权力大于不在议会中时”。
代议制在中世纪能够酝酿出来,本质上和基督教的政教分离有关。古代的一切政权几乎都是某种神权政治,而神权政治下不可能产生代议思想。基督教不同于其它宗教背景下的神权政治之处,是新约以纲领性的新约,取代了旧约中包罗万象的旧律法。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了人行公义的失败。基督以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替罪人成全了律法。从而在政教分离的思想下,基督教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一切细节”从此交给了恺撒的法律,只把一个“爱神与爱人”的圣洁使命留给了教会,而教会被视为是基督的身体。这样,基督教便为教会内部建立在一种非世俗的代表权柄之上的代议政体提供了可能性 10。到15世纪,教会曾掀起一场“主教会议至上论运动”。在1414年的康斯坦茨公会议上,正式发布了两个革命性的公告,宣布主教特别会议而非教皇,享有对教会内部事务的至高的权威。主教特别会议并应该4年召开一次——尽管这个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中世纪教会宪政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不像英国古典宪政主义那样有辉煌而牢固的成就。但它甚至比英国更早提出和尝试了一些对宪政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概念和原则,正是这些概念和原则,一步步构成了今天立宪主义的基础 11。
此文只考察中世纪的教会治理。改教以来,清教徒的教区自治和长老会模式,对近代宪政体制有着更直接的影响和祝福。这部分另文再谈。
注释:
1《新约•马太福音》16:19。
2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P243,三联书店2003年。
3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P124页。
4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钱永祥《个人抑共同体——关于西方宪政思想根源的一些想法》,《纵欲与虚无之上》,P153,三联书店2003年。
6 同上,P158。
7 霍斯费尔德《近代代议制与中世纪代表制》,《施米特与政治法学》,P355,上海三联2002年。
8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9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中译本,P62。
10 同上,P345。
11 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P122-P12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06-2-9于堪培拉,2006-8-9修订。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