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和怀特被退稿

  今年初,为了测试出版界能否辨识好作家,英国《泰晤士报》做了一个实验,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小说《在自由的国度》和史丹利·米德尔顿的小说《假期》的开头几章打印成手稿,寄给二十家出版社和文学代理商。这两本书都曾于七十年代获布克奖。

  结果,只有文学代理芭芭拉·莱维表示对《假期》感兴趣。但她对奈保尔的小说也不感兴趣,她在回信中说:“我们认为它颇有独创性。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没有进一步考虑的热情。”奈保尔的小说仅得到几封回信,所有重要文学代理商都拒绝。现时,大多数大出版社已不再考虑自由来稿,主要是通过文学代理。也就是说,奈保尔这本书几乎没有出版机会。

  现年八十六岁的米德尔顿则淡然处之。他说:“如今读者似乎已无法分辨好小说了。识别好作品需要很大的才能,而有这种才能的人并不多。现在是娱乐时代,已没几个人懂得欣赏一段好文字。”

  最近,澳洲的《澳洲人报》以同样的方式,把该国唯一的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代表作《暴风眼》第三章打印成手稿,用化名寄给十二家出版社和文学代理,结果是十二家全部拒绝。不仅如此,除了其中一家出版社表示遗憾外,所有拒绝者事后都振振有词。以下是退稿理由。

  一名资深文学代理:“很遗憾,这一章样本虽然写得充满力量和感觉,但仍不能证明整部作品具有可出版的质量。我建议你买一本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企鹅版),听取它关于说明性文字、对话、观点、声音和性格描写的忠告。”

  澳洲文学管理公司资深文学代理林恩·特朗特事后表示:“一个代理必须完全信服一部作品,才会热情地向出版社推荐。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符合作者的最佳利益。”特朗特又说,这次实验很“低劣”,尤其是怀特的作品并不好卖。她说:“我只关注一件事:能不能卖?答案是,不能。我无法推销《暴风眼》。作为文学代理,我的工作是确保公众的利益。”

  文本出版社也拒绝,但该出版社老板迈克尔·海沃德事后表示遗憾,他说:“辨识一位作者的才能,一章就已足够。散文中的生命力,应是不言而喻的。出版家最害怕的,莫过于看漏好作品。”他说,这次实验,可使出版商保持警觉。

  前《随笔》季刊主编彼得·克拉文认为,怀特著作的质量甚至超过奈保尔。他说,整个实验和事后反应揭露了澳洲出版界根深蒂固的市侩和缺乏专业水准。他特别指出,手稿作者化名Wraith Picket,也就是把怀特的姓和名Patrick White调换一下,并略加伪装而已,任何有点文学知识和智力的人,都应该立即就起疑才对。

  我个人认为,这种实验意义不是很大,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一位大作家跟一般作家以致跟一般好作家是不同的。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会产生一位大作家,如果他是一位生前已建立声誉的大作家,那么他的伟大和声誉,也是经过他不倦的努力和终身的奉献而获得的,绝不可能是出版社或文学代理为他获得的。他的写作不可能因一家或多家出版社的拒绝而受任何影响。尚有另一种大作家,他往往是死后才逐渐为人认识,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成为无可超越的经典作家。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机器的几颗小螺丝钉不知道整部文学机器的精髓,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我们怎可以奢望几颗小螺丝钉懂得整部文学机器的精髓呢?

北村:缅怀艺术

1、典籍与乌托邦

    似乎好久没有读书了,不是当今没有好书,自觉是心灵出了问题。在大学里告别托尔斯泰之后,心灵似乎没有再安宁过,直到最近重温托翁,他告诉我们:如果这世上的恶人能结成同盟的话,那么善良的人们也应该这么做。于是,某种朴素的古典的道德理想的召回,把我领回到一个故地。如此漫长的旅途中,曾陆续出现了一些黑暗天才的姓氏:尼采、卡夫卡、毕加索、萨特和加缪,他们在典籍中向我出示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歌唱的寂灾和梦呓的实现。这种黑暗的阅读体验概括了一个空心的事实,对缅怀的背弃和凭吊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变得冷漠,道德负担被轻松地代替了,成了阅读的负担。

    我必须为自己选择了作家的职业负起道德责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拒绝阅读,我想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到今天,这种恐惧再度出现,它产生于十年前我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屠格涅夫的《罗亭》之际,此后,阅读的黑暗随之而来,铺天盖地。

    词语的欢愉是再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当阅读的仿梦欲望逐渐衰微时,美文也消失了,这导致我写出了一连串可供结构主义批评家解析的坚硬的小说,他们无视我的存在,更不对心灵负责任。在作家和批评家相互触摸的空间里一度黑暗,就像艺术和人之间一样,这种危险的关系近期使我震惊:美从艺术中的退出,爱从婚姻中的退出,艺术从圣殿中的退出,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可怕境遇。这时,读书的乌托邦拟想也消逝了。

    这个事实太严重了。如果我们还相信公义、美和善良的圣洁立场,就必须恢复虔敬之心,面对源头。这使我想起暴躁的毕加索,这个黑暗天才在制造一系列立体主义的凄厉风景之后,面对美丽的妻子,他的手发抖了,于是,妻子和情人在他笔下恢复了宁静、圣洁和实在的景像。

 

2、日常生活隐痛和美的艺术

    日常行为实在是有一些隐痛的,否则就不会出现一批名曰“新写实”的小说,有人称之为“过日子”小说。作家在这种小说中羞涩而辛酸地讲述着经历,并保持了与价值判断的适度距离。很显然,这些小说中没有美,只有日常性。每当我听完柴可夫斯基时,我就会自然地对这种日常性保持一种警惕的关系,因为生活不是这样的。

   我还能记起机缘派画家把颜料随意涂洒在画布上的情景,他们把颜料桶悬挂在天花板上加以击打,在这种行为艺术家心中没有尺度,更没有美,他们相信机缘所暗示的生存境遇,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连这种颜料的泼洒都代表了一种秩序。生活不是这样的。

    我还能记起偶然音乐和它的代表作《四分三十三秒》,音乐家面对钢琴迟疑不决,四分三十三秒之中,只有寂静和观众 骚动的轻微反应,当这盘空空如也的磁带上市后,购买者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它。更有音乐家指挥乐队时,选择了两个指挥,致使乐手们无所适从。艺术和人类这种危险的关系中,尺度消失了,这四分三十三秒是残酷的,艺术家对此应负的责任现在到了作结之时。因为生活不是这样的。

    安东尼奥对请他说戏的演员说:不要问我该怎么演,因为我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但生活不是这样的,在生活的日常性中,生命中心灵的重要性超过了我们想像力。正如圣经载:神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神看着是好的。

    好的就是美的,美的艺术和纯洁的生命源于一个有位格的绝对尺度,在忧伤之中,让我们赞美它。

 

3、爱情在望

 

    生活的确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容易,“杭育派”艺术发生论者已经阐明了这个立场。这种论调定下了日后艺术作为心灵代偿的苍凉基调。

    当达·芬奇在那个幽暗小屋里解剖人尸时,他觉得人太伟大了,只有人能洞察奥秘。这种清醒的理性立场有了大卫像作为代表,人性的光辉把人自身迷住了。直到基尔凯戈和雅斯贝斯,这束光芒才暗淡下来,最后尼采喊道:××死了。尼采已经意识到这句话的严重后果,他在把那个叫查拉图斯特拉的人赶下山之后,疯了。

   眼前的世界变得模糊了,在印像派画家手中诞生了本世纪艺术的最初原则,可是到了毕卡索和达利的画布上,苦楚和凄厉的风景已随处可见。而那个三十六岁即暴亡的导演法斯宾德只能靠药物致幻才能工作。

   艺术对存在(being)的确认在理性和非理性的两条道上都异常地困难起来,人们似乎在艺术中无法去爱,也不敢出示这个来自人类源头的基本情感态度,这种忧郁和不信任感造就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苦楚面貌。

    今天我们有必要和有权利选择一种新的艺术态度,就像选择一个安置灵魂的国,使这个新的国度里充溢着神圣的光辉,朝圣者会使它成为这个时代的伊甸园。

    从人文主义到今天,无数黑暗天才和光明天才揭悉了这个世界的真相,然而,真正的福音是信仰、盼望和爱,它是艺术的源头。

在我们曾经崇仰的艺术中,爱情被赋予了广阔的意图,艺术背离源头是本世纪人类一次最彻底的失恋,在一个全面的恢复时代来临之际,它将重视它本来的神圣面貌。为此祈祷吧。

 

王怡:黄飞鸿和毛泽东的无影腿

  武功一词,小则指江湖中人的近身肉搏,是为武术。大则指冲锋陷阵、千万颗人头落地的功勋,是为王霸之术。两者之间又是大有渊源。吾国中世纪以来似乎缺乏尚武精神,宋以下文胜于质,每遇狂风,则斯文扫地。这一点就常常令壮士扼腕、英雄落泪。
  
  第一个站出来鼓吹尚武精神的,是任侠好义的谭嗣同。大刀王五受人之托潜入皇宫,欲救出光绪帝南面为王,实在是武术家与政治家合谋的一种积极的救国尝试。金庸先生《倚天屠龙记》中有云: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又说,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前科的。相传吕留良的女儿唤做吕四娘,便倚天剑出,割去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雍正帝首级。
  
  接下来的义和拳,更是一次全民勃起的尝试。满朝文武几乎都对这种设坛做法的国术,寄予了睡狮梦醒、中华振兴的厚望。在我们领略了洋人的船坚炮利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并非东亚病夫,老祖宗传下来一个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法宝,叫做武术。虽然这些尝试半途而废,但从太平天国到义和拳,武术救国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20世纪初,霍元甲在津门打死俄国大力士,举国振奋,不亚于今日申奥成功的狂喜。
  
  1921年5月5日,从小听太平军战士讲洪秀全、杨秀清聚众习武,起兵反清故事的孙文,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当天宣誓就职仪式上,特意举行了武术表演。孙文兴高采烈,叫自己的两个侍卫马湘和黄惠龙也下场,来了一段竹节钢鞭和八卦剑。孙文得意忘形的说:“中国的拳勇技击,与西方的飞机大炮有同等的作用。”所有在场的人都很感动。
    
  说到武功,20世纪中国集大成的代表人物,霍元甲和孙文都还算不上。荦荦大者,要数佛山黄飞鸿,和韶山毛泽东。
  
  黄飞鸿(1847—1925),南海西樵禄舟村人。其父黄麒英乃晚清“广东十虎”之一。飞鸿五岁从父习武,12岁随父鬻技街衢。后成一代宗师,与同时代的霍元甲并称南北双侠。虽然黄师傅武功果然了得,但这个武术大师加民族英雄的形象,多半还是香港自四十年代起的一百多部电影慢慢包装出来的。从关德兴师父,到成龙、李连杰、赵文卓。黄飞鸿的银幕形象长盛不衰,堪称文化史的一段传奇。
    宝芝林、无影腿和十三姨,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史载,黄师傅的无影腿乃是武师宋辉镗传授的。但到了黄飞鸿脚下,就发扬光大,最后在电影中连洋鬼子的火枪都闪避得开。终于验证了孙文和义和拳大师兄的豪言。
    
  无影腿是武功中的方便法门。看不清、道不明,瞬息之间,“毕其功于一役”。好像金庸笔下的高手,双方一试探,便知分出胜负至少要在千招之外。千招之外,莫说是看书的等不及,就是那些怀着报国之志前来投奔的革命党人,恐怕也是等不及的。所以古龙写武功就取巧了,关他什么级数的高手、高高手,见面只一招,生死立判。就看谁的刀快,谁的拳头快。
  
  韦小宝在少林寺,要学武功以自保,那澄观告诉他,从少林长拳练起,练到一指禅,进展神速的人只不过三十六年便可练成。韦小宝嫌慢,便只练般若掌,如此也需二十年。韦爵爷又提出干脆不练内功,只练招式。澄观说,那也要数十年寒暑才有小成。这些都是老实话,那有吃一颗灵丹就东成西就的道理。假如这时,竟有黄飞鸿的无影腿,或者李寻欢的小李飞刀,韦爵爷一定会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倘若是国破家亡的救亡关头,你是学少林内功呢,还是学无影腿?据观察,街上但凡开武馆、学馆、川菜馆的,如果不在招牌上标明“速成”二字,就多半是没的生意。
    
  黄飞鸿与政治也有夤缘。在一部电影中,导演居然让他与孙文大夫相遇,将他带进革命的宏伟叙事。事实上,黄师傅的确是先后被记名提督吴全美、刘永福聘为军医官、水师武术教练和军中技击总教习。并于1894年随刘永福黑旗军九营赴台抗日、驻守台南。据说是立下了不朽功勋。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好斗尚武的黄师傅,自1895年6月护台失利而返粤后,从此偃旗息鼓,专心经营宝芝林,行医济世,不再授徒传武。甚而在宝芝林的门口高高挂起一幅免战牌,上写:“武艺功夫,难以传授;千金不传,求师莫问。”按以前的老话说,从此江湖上就当没有了这号人物。
    
  郭靖和乔峰能于千军万马之中将敌酋手到擒来,那是小说家言。说岳说唐和杨家将的英雄好汉,动辄一个人冲入敌营,大叫一声:某某某踹营来也。再多人马都挡不住他。黄飞鸿从台湾回来后,若是听见这种说书的,定是连连摇头,苦笑不已。
  
  往事不堪回首。我们不知黄师傅在目睹了血肉纷飞、千万颗人头落地之后,对一夫之勇的国术如何感想。我们也不知究竟是什么样的惨痛经历,让一个男儿当自强的大侠心灰意冷,从此一生坎坷。鲁迅放弃医学而欲救国人灵魂的时代,黄飞鸿却放弃了刀口生涯而以救人性命为业。从武功走向革命的道路,终于半途而废。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群情激昂之际,好了伤疤忘了痛的黄飞鸿风云再起,重操旧业,应刘永福邀聘,就任广东民团总教练。这是黄师傅一生当中最为风光的时刻。然而好景不长,几年之后,黄师傅精通武术的次子黄汉森被人枪杀。受此打击,黄师傅再度高挂免战牌,从此终生不再授徒,亦不再向其他儿子传授武技。
  
  乱世之中,徒有一身功夫,莫说保家卫国,自顾尚且不暇。1924年10月,孙文离境北伐,广州商团发动暴乱,招来国民政府严酷镇压。黄飞鸿的宝芝林玉石俱焚,一生家业付之一炬。其长子汉林又告失业。潦倒之下,黄师傅一病不起,于1925年农历三月廿五日病逝于广州城西方便医院。黄师傅纵横江湖数十年,落得身后萧条,贫无以殓。幸有弟子邓秀琼为他料理,草草葬于白云山麓。
    
  国运衰竭、道统沦亡,区区无影腿如何又能挽狂澜于既倒?一人之小“武”,便与政治结缘,充其量也只能学学荆柯和吕四娘,成为刺客。如辛亥革命前频频的暗杀活动。而由暗杀者所组成的革命,也不过是秘密会党的革命。要千万人之大“武”,还有待来者。
    
  当佛山黄飞鸿垂垂老矣、对振奋人心的武术已不存幻想。这时韶山的毛泽东开始发表了他漫长一生中的第一篇文章。青年毛泽东呼吁振兴国术功夫,重拾尚武精神。并鼓吹全民习武,苦练功夫而去救国。我们不知道毛氏当年有否听闻过黄飞鸿的大名和事迹,但熟读水浒、说岳的毛泽东,一定万分希望武林高手加入革命队伍,像当年的周桐一样培养出一大批林冲、卢俊义和岳飞这样的弟子。
  
  以后的毛泽东大开山门、聚义井冈山,认识到一己之武功不成大事,一己之无影腿不能横扫乱世,“尚武精神”的口号也太肤浅,并不能让人群情激扬、肝脑涂地。让千万人拿起刀枪,前赴后继的力量,莫过于给他们一个终极的乌托邦,给他们一个君主制消失之后拟制的偶像,给他们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
    < BR>  杀人需学无影腿,救国还需乌托邦。三年之内超英赶美,十五年进入共产主义,亩产粮食十万斤,这些才是真正速成的无影腿啊。反正速度太快,眼光一闪,就可以把人唬住。歌星谭咏麟主演的电影《黄飞鸿对黄飞鸿》,里面的黄师傅就是一个冒牌货,老百姓常常让他表演无影腿,只见他将长衫下襟一捞,口中大叫一声:“哈!”
  
  愚夫愚妇们便鼓掌喝彩。因为速度太快,所以有些人看上去,黄师傅的腿根本就没有动过。当然这些人是不会承认的,他们要说,黄师傅的腿似乎微微晃了一下,就归位了。
    
  韶山毛泽东的手下,其实也有不少货真价实的武林中人。最著名的两个头领,一个是元帅贺龙,小小年纪就操练枪棒、拜师练功。失学之后在本寨堂子里学了三年的大洪拳、二洪拳和八虎拳。十二岁棒打清兵的故事在老家脍炙人口,据说当年一个扫堂腿便把清兵小头目掀翻在地。另一个是大将许世友,相传是正宗的少林弟子。
    
  贺龙的部队要求天天练武、人人练武的。洪湖边上,直练得未婚的妇女同志都要高唱“砍头不过风吹帽”。相比之下,缺乏革命觉悟的黄飞鸿师傅不过是妇人之仁罢了。匹夫的武功,加上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则天地方才为之变色,生死之间,不料换了人间。
  
  我们读野史发现,凡是正义凛然的大英雄,身边都有那么一两个杀人如麻、生性豪爽的粗卤之人。哥哥指向哪里,钢刀便杀向那里。口中还要叫道:“他奶奶的”。比如张飞、李逵、牛皋,还有程咬金。无产者关于公平理想的实现,往往都离不开他们的三板斧。
    
  黄飞鸿的尚武,与毛泽东的尚武,实在又岂可同日而语。同样的无影腿,也是一个拿来扫一屋,一个拿来扫天下。尚武的黄飞鸿在台湾保卫战的枪林弹雨之中,对武术极度失望,转而悲天悯人,终身行医,度人无数。可见武术精神与革命精神并非一丘之貉,反而格格不入。
  
  金庸的《天龙八部》表现出一个思想,似乎佛学的造诣有多深,武功的造诣才会多深。因为武功是杀生之术,需要佛学的大慈大悲来化解暴戾之气。革命的无影腿倒是威力巨大,但不知革命者又用什么法宝来化解其中的暴戾之气呢。
  
  暴戾不能化解,最终某几处穴位一日之中便会痛上数次,非皈依佛门不能超脱。黄飞鸿后来以悬壶济世的方式求超脱。而毛泽东的晚年,不知阳白、廉泉、风府三处穴道,是否每日清晨、正午、子夜三时,便如慕容博、萧远山一般,感到万针攒刺,痛不可当?南无阿弥陀佛。

余世存: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

在网上搜索这句话的出处,发现多显示为我自己的旧文。

多年前为《战略与管理》写“编辑手记”时,很随意地用了这个概念。后来很为它伤神,因为它挑战心智,心智却无以名之。当心智极为确定地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时,它以更异己更丰沛的内容来挑战确定性。当心智随波逐流地与时俱进,在情感认知领域玩起全球化或后后现代一类的游戏时,它又以认同、归宿、皈依和家园来挑战生存的无根。

更早的时候,我在“众生北辰”的长诗中写道:“没有明天的人,现在的奴隶,时间之门永远地关闭/语言和声音忘掉了我们,平庸兴高彩烈地迎接我们/按照程序接受那样淡然的吻/没有悲痛的内心也没有欢乐的神经/心劳使我们逃避,视听使我们慵懒/万花筒的世界挑拨了我们一生/主啊,让我们像印度王子一样,在他尘世的岁月里/生老病死,像老子和穆罕默德一样/让我们在应享和应付的生活中/想到你//我们为假面人喝采,脂粉和油腻/一个恶意的讽笑为文明围裹,烂在心中化作我们的肢体/主啊,让我们在做这些假事说这些假话时/想到你//穿起骆驼毛的衣服,吃着蝗虫和野蜜,让灵把住我们/来到旷野里/给我们你给先知的声音耶稣的快乐人子的真理/主啊,让我们在人市的喧哗和骚动人市小小的焦虑和阴影里/想到你//我们在对立的角色里扮演过了才认识到你界定我们的博爱和平等/我们在各个方向失败了才更接近你的博大和完整/主啊,让我们在枯骨的死光中/想到你”。

我,或者我们中国人,多是如此无能“想到你”。我们生活在这里,除此之外,无所知,也无所拥有。小农生活的田园诗般的宁静早已打破,我们迟迟没能进入一个可持续的变迁里。移民时代、都市生活、全球化和地球村的视野,使我们无能维护、捍卫自己与社会、民胞物与相关连的情感认知。在生活剧烈的变迁中,我们总是匆匆地跟它失之交臂,需要它,又无能把握它,我们跟它没有缘份。

但它是存在的,它仍然在起作用,它甚至反制了我们,无论我们有多少物质的丰饶果实或精神的放浪旅行,它更为本质地决定了我们生存的质量、信心。这是一个如此矛盾的人性事实,在今天显然更为迫切,迫切到只能以危机名之。这也是未来学者托夫勒最深刻的预见,他在三十多年前即已明示:人类在数亿年演化中形成的从而不可能在数十年内有所改变的深层心理结构,能够容忍的环境变化速率将低于人类创新活动所诱致的环境变化速率,从而引发一次深刻的总体性危机。

关于这种危机或说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已经有无数文献表达过了。我们仍可以简单化处理一下,比如说,它是我们的心理边界或心理极限引发的矛盾、问题、冲突。人类的多个学科都已经证实了,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也都同意,一个人只能对十以内的文明单位(个人、部门、单词……)有把握(顺便一说,王力雄的逐级递选制就是建基于此);如果一个人在有限的时空内,跟一位数以上的文明单位打交道,他将不胜其累,成本极大,代价极高,而且对那个对象化的文明单位而言,也是极为不公平的(假如那是十门以上的功课、或二十个以上的走狗)。中国民间早就有这种智慧,比如骂人“狗揽八泡屎”,骂人吃着碗里,望着锅里;骂人人心不足蛇吞象;虽然多是劝人知足,实在说是有一种对人性心理结构的洞明。

我的博客似乎总是可以分道。现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决定向另一条道路或另外一种观点奔去。我本来应该大题小作,谈谈爱情,谈谈认知自我,谈谈人与自然的关系,谈谈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但现在我要回到社会。那就是小农时代的精英,或农民、地主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面对现代化以来人类社会的态度。除了那些极为保守的遗老遗少视而不见自己用起手机、网络,仍以为半部论语治天下,儒家可以为教正人心,或马克思主义指导一切等等;大部分人仍在空前并不断增富的知识、生活方式等海洋里学习游泳技术,知识的海洋已经可怕地宽广,还有就是不断增添的新的海水,使人们难以选择、胡乱选择、甚至人们的选择也已经偏离我们本有的情感认知。

在此情形下,很多人要么以为自己有着如海洋般吞吐知识的能力,要么以为只要跟新的知识进展接轨,就可以解答我们的中国问题。他们因此表现为,要么把知识搞成了游泳场,游乐场,往而不返;要么说,人家最新流行的是新左、发展主义、社群主义、斯特劳斯、伯林,等等,所以必须以新理论治理社会。这就是传统淡出生活之后,或说我们情感认知的动态边界也被彻底打破之后,意识形态或流行的知识理论、思想、时尚对人的收编、管制或异化。当年“进步的中国人”接受俄国的一声炮响,可能就是情感认知上匆忙选择的表现;今天的一些有为学人热衷于以当代新左翼或自由主义说事儿,也是出于情感认知上“与时俱进”的要求。但这些东西,没有使得我国人在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完成现代转化,没有一种正当有效地制度或交往沟通理性在我国民之间确定下来。这使得我国人在情感认知上仍无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或制度共识,每个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

又扯远了。引一种农民式的朴素描述来说明我们情感认知的急迫性吧。

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刚娶上媳妇你们又独身了/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糖尿了/俺们刚拿白纸擦屁股你们又用它擦嘴了/俺们刚存点钱你们又买保险了/俺们的娃子春节回家你们又开始出门旅游了/俺们刚能歇会儿不用擦汗你们又去健身房、桑拿房流汗了/俺们刚学会打电话,你们就说要宽带上网了/俺们刚能在电影院约会你们又改网恋了/俺们刚吃饱穿暖你们又减肥挂肚兜露脐了俺们刚把茅房改称厕所你们又把厕所改称洗手间了/俺们刚把白条换成人民币你们又把人民币换美元了/俺们刚把青菜上的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虫啃过的青菜了/俺们刚结束喝河水而喝自来水你们又改喝农夫山泉了/俺们刚把破内裤扔掉你们又开始在裤子上剪洞了/俺们刚能座公汽你们又开始打的了/俺们刚开始学会打麻将你们又开始赌球了/俺们刚能抽点烟喝点酒你们又开始吃摇头丸了/俺们刚养了很多的王八你们有喜欢吃大闸蟹了/俺们刚能吹风扇你们就又用空调了/俺们刚有点钞票你们就倒腾股票了/俺们刚买了股票你们又说股票里有水份了/俺们刚股票斩仓你们又说恢复性行情开始了/俺们的乡镇企业正挣扎呢你们又玩借壳上市了/俺们的民工进城了你们又开始下岗了/俺们刚将绿草除掉种上庄稼你们又说要打高尔夫球了/俺们刚住上小洋房你们又说要住一家一院的小别墅了/俺们要到城里去开开眼界你们又往乡下跑了/俺们才不吃野菜你们又说吃野菜好了/俺们才不吃地瓜你们城里卖的地瓜比大米还贵了/俺们才不要马车你们又说要买私家车了/俺们才坐火车去旅游你们又说要出国考察了/俺们才买了照相机你们又说要玩数码的了/俺们才买了大哥大你们又说手机有辐射了/俺们洗脚睡觉你们洗脚休闲了/俺们洗澡睡觉你们洗澡按摸了/俺们推拿治病你们按摸泡妞了/俺们一夫一妻你们要包二奶了/为什么:俺们跟风站着你们却要躺着/俺们跟风躺着你们却要走着/俺们跟风走着你们却要站着/俺们吃饭撑着你们情愿饿着。

邹洪复:强奸、通奸、自由及其他

  近期发现不少怪论喧嚣尘上,有人说腐败能刺激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认为腐败有功;有人打着人性的旗号,为淫乱正名,觉着淫乱有理;有人要复兴儒学,不认为是开历史倒车;有人抛出遭遇强奸时不该抵抗的观点,美其名曰生命是最重要的;真乃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全然忘记了一个健康社会该有的基本操守,也全然丧失了生之为人的气节和正道。那些首倡者哗众取宠,不过是奔着名利而来,这无疑是一股浊流,是堕落的证明,也说明了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混乱无序。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现实包容了不该包容的,可以说这是由于一个社会正气疲累而至野蛮化彰显,说乌烟瘴气一点也不为过。
  在这众声喧哗里,不少人麻木且在享受着这股浊流对文明或文化的强奸。世俗化的欲望已完全遮蔽了精神信仰,已大张旗鼓地把人物化为动物。
  强奸是一种犯罪行为,对这违法行为该进行猛烈地揭露、讨伐、震慑才对,有人却把精力用在讨论被强奸者如何该放弃反抗的问题上,就如面对一个专制政府、一个强奸民意的政府,人们应该公开批判、反抗、谴责才对,而不是考虑面对独夫民贼的残暴,人们该如何忍气吞声地生活下去。
  而现实是,在独裁面前,有不少人为了自己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放弃了抵抗,安于被独裁强奸的生活境况里,悲哀地活着。于是就出现了不少人在生活中被独裁者迷奸、顺奸,甚至有不少极端自私者,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向独裁者送奸、和独裁者通奸。
  被独裁强奸的社会,老百姓叫草民;被独裁迷奸的社会,老百姓叫愚民;被独裁顺奸的社会,老百姓叫顺民;向独裁者送奸的叫贱民,和独裁者通奸的叫刁民或病民。而独裁者的本性和德行却从不会发生变化。只有那些反抗独裁或和独裁者不合作的人们才是良民或公民。
  所以,在一个独裁社会,人们都毫无尊严、屈辱地生活着,同时也使投机者必然泛滥,他们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生之为人的尊严了,做了这样或那样的独裁者的奴才。所以,在一个独裁社会,奴才大多能享受着眼前的荣华富贵,却毫无灵魂和精神信仰的可耻活着。他们貌似强大,却不能独立的活着,他们貌似体面,却毫无自由和尊严,他们貌似说话算话,却一辈子在做比自己更大的独裁者的传声筒。这难道不悲哀吗?
  有人说,人生有三大悲哀: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失去自我和失去自由。也有人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而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活在一个独裁社会和风气不健康的社会中。
  无论如何,只要和独裁者一起媾和的人必然是一个已经失去自我的人,久而久之,这样的人恐怕连自己内心的自由也会不经意间丢失了,还奢谈什么创造呢。所以,我认为专制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无心的文化,无自我的文化,没有创造力的文化,它只会把一个生机蓬勃的人变化为物或一种工具。
  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我只喜欢农人劳作时的状态和婴儿、儿童的生活状态,他们是独立、自由的,他们是真正自我,真正抵达了自在的。一个社会能让大多数的任何人终生都保持着一份农人的质朴情怀和儿童的率性天真,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真正健康美好的社会,也必然不会是一个专制社会。
  蔡元培说:“多歧为贵,不求苟同”,许地山说:“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我听见有个孩子说:“世界,真他妈的假。”是的,梦已经醒了,在任何人也不能阻挡的世界一体化的康庄大道上,相信自由的人们,相信民主的人们,一定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自己的后代子孙该往何处去。

昝爱宗:"萧山7.29事件"致杭州市公安局吴鹏飞局长一封紧急呼吁公开信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吴鹏飞先生,今向您紧急呼吁:
   8月9日中午12点,我刚给您电话联系,您亲自接的电话,向您表达我的呼吁,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问到您的传真电话号码,遂将公开信公开并文本专门送到贵局。
   我是公民昝爱宗,职业记者,个人身份作家。8月1日,我根据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赋予我的公民权利,写出文章”请浙江省调查并公开杭州市萧山区政府’7.29暴力拆迁教堂(注:为在建)真相'”并在海内外公开发表,8月4日被贵局网监分局传唤,电脑主机扣押,并口头要求不能离开杭州。我认为该分局侵犯了我的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特向作为上级机关的贵局呼吁,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接受公民批评,并呼吁早日公布”7.29″真相,早日释放被关押的多名基督教徒。
   其中,我国宪法第41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我的文章用意就是基于这个前提。
   8月4日下午,贵局网监分局三名警官郭正扬、沈振华、肖福东来到我所在的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办公室。当时我不在,一未报姓名的警官(他的电话是13588203233)电话与我联系,我紧急赶回到办公室,三警官以我”涉嫌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当场填好传唤证、检查证和扣押证,检查我的电脑和办公室,扣押我工作使用的电脑主机,并将我传唤至当天晚上十点。传唤我的警官告诉我可以给我看现场录像,证明我写的是虚假和散布谣言,但至今我没有得到网监警察的许可看到有关现场录像。
   8月7日、8日,我先后三次与网监分局电话联系,并问何时将我工作使用的电脑主机扣押归还,但至今电脑主机没有归还。
   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萧山在建教堂被拆除后,至今尚有约五十人被关押,有多名基督教徒受伤,其中有人3根肋骨被打断,有人7根肋骨被打断。但至今没有得到证实有人死亡的消息。至于警察和有关政府人员有没有受伤,政府有责任有能力有义务公布真相。8月1日,萧山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邱有来所称”一个也没有受伤”才是真正的散布谣言,我向贵局举报,请依法追究他的行为,消除有关不良影响。
   对于网监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我有权并将按照规定向贵局专门要求提出行政复议。
   我经向就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止”恶法”收容条例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许志永联系,并得到认可,他将为我提供法律援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范亚峰律师也认为萧山政府拆除在建基督教堂发生冲突和关押人数之多是近年来发生的比较大的恶性事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在美国的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还有美国驻华大使馆也表示关注。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李柏光先生,今年5月作为一名民间维权人士和基督教徒受到了美国总统布什(基督徒)的友好接见,布什总统表示支持李博士依据宪法维权的捍卫人权行为,并承诺今后可以通过有关渠道与他联系。
  李柏光博士作为法律工作者,近年来一直在全国各位帮助受难的基督徒维权,我早在北京工作时就与他认识,我和他都是基督徒,我将向他要求提供法律援助,捍卫公民宪法权利。
  请局长先生尊重公民的宪法权利,依照宪法保障人权,并呼吁负责任的政府早日公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萧山事件的真相,消除不良影响,宽容宗教信仰,建立公民社会所要求的和解机制,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是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致敬!
            中国公民、原籍安徽的杭州居民:
                           昝爱宗
         (基督徒,国际笔会独立中文分会会员)
             身份证:341222197109042395
             电话:13082850180  88007257

                           2006年8月9日

武宜三:共产党、徐光春还有“政治信誉”吗?

7月25日《河南日报》报导了温家宝要求解决洛阳果农进城卖桃的消息之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也跑到洛阳西瓜市场,当着众多记者的镜头,握着经销商的手说:“请放心吃我们的西瓜,质量绝对有保证!”(8月1日的《东方今报》)据说这是省委书记用自己的“政治信誉”来为西瓜洗清“打红药水”的不白之冤,解除了瓜农的燃眉之急云云。

然而,徐光春一方面跑到开封制造新闻,一方面眼皮下的郑州市区仍然禁止瓜车进城,造成部分瓜农只好以每斤五分的价钱,在郊外贱卖。(《法制日报》2006年07月19日、《华商报》2006年07月25日),有的城市还要向瓜农征管理费。信阳农民王志只因在市里卖玉米,便被市政管理人员打断肋骨(7月8日《大河报》)。由此可知,徐光春不过做戏耳。

河南省如此,山西省也如此,运城西瓜每斤只卖二三分钱;一位叫李爱芳的农妇因为“瓜卖不了,车怎么又被扣了”,便上吊自杀了(据7月24日《山西晚报》)。江苏省还是如此,南京从20日晚8时起禁止运输瓜果的拖拉机、农用三轮车通行;瓜农除了一部分从板桥过江、一部分贱价抛售给贩子、一部分打道回府之外,更多的则滞留在浦口一带,跟交警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最后只得以一元一只贱卖。瓜农心痛地说:“城市进步了,就甩了我们农民。”(《南京晨报》6月24日)

瓜农卖瓜难,果农卖果难,粮农种粮难,农民工讨薪难。“长叹息以掩涕兮,谁哀民生之多艰?”农民们年复一年都发出这样的哀鸣。由此又可知,温家宝之流也不过是在做戏。

几十年来共产党除了这种上下一起做戏,欺骗、愚弄、坑害、压搾老百姓之外,决不会为老百姓办什么好事的。可笑的是,共产党的书记们还真以为他们有什么“政治信誉”呢。君不见,中共河南省委的书记,从饿死几百万人的吴芝圃到贪渎齐全的李长春,再到在美国旧金山受到世界人权组织刑事起诉的这个徐光春,哪一位不是声名狼藉、臭不可闻?

8aug2006

黄大川:中国提高和改善劳动者待遇的重要性

据人民网报道:中国经济高峰会的闭幕演讲中有学者担心,如果农民工工资上升过快,投资者会不会撤出中国。张维迎教授也提出,如果中国企业仍然靠成本优势获得竞争力,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利润受到影响甚至破产,最终还是会减少农民工的就业机会。

笔者实在不能赞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制约经济发展这样的片面论断,有两个不太被人注意的经济数据可能更能说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存在的隐患问题,一个是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值,另外一个是外贸依存度,即一个国家外贸进出口总额占这个国家GDP的比值。在一般国家劳动者的收入占销售收入比值在50%左右,而在中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这一比值却在始终处于下降通道,去年仅为12%.中国商品尤其是某些垄断性商品,动辄就与国际接轨的名义行涨价之实,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房价也在“赶英超美”,但反应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统计数据却远没有与国际接轨,中国普通劳工的收入之低和生活之困苦可见一斑。外贸依存度一般国家都在20%左右,这也就不难想象西方国家的选举始终是以国内政策尤其是国内的经济政策作为候选人当选与否的重要条件,在80%国内消费与20%的外贸总额之间选择,选民理所当然的更应该重视候选人的国内经济预期。在中国出口与内需之间的实际情况却是本末倒置,按200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GDP和进出口总额计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60%.投资、出口和扩大内需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每年吸引外资已经超过500亿美元居世界之首,出口也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贡献良多,唯有内需增长缓慢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致命的制约因素。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矛盾,将牛奶倒入江河为表面特征的经济危机其实质就是内需不足,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失衡,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在劳资双方的平衡机制制度设计卓有成效,几乎在也没有了1929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和较为平稳的发展,刺激内需是必须的手段,有效手段无外乎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完善社保体系免除社会普通人群的后顾之忧,另一个就是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尽管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持平不太现实,但我们确定一个逐步增长的大方向循序渐进的与一般国家劳动者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值接轨还是现实的。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可能会如专家们所担心的对商品的出口产生些许负面影响,这不仅可以从减小贫富差距的角度维护社会的一般公平正义,国内需求的增长完全可以抵消商品出口减少造成的压力,同时也可以缓解由于巨额外贸顺差外国贸易制裁威胁,还有利于促进企业产业升级,也能更好的吸引真正看好中国本土市场的外国资本对华投资。只是对一些只靠员工血汗维持运作的企业不太有利,这些企业被市场淘汰也是必然。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利远远大于弊,关键就看中国的企业如何把握机遇去弊求利。

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法律并使其能够有效的运作实施,就像国家经济发展应该惠及全体人民一样企业利润的增长也应该使所有相关人员受益,在保证各地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法律法规应该规定企业按利润增长一定比例给员工长工资。现在流行的MBO也应该更为普及,不仅管理层可以收购持股而企业普通员工作为财富的创造者同样应该获得股权激励,在创造利润的前提下,以股票红利的形式激励企业内部所有员工,这样既有利于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加强员工对企业的管理意识。企业员工的下岗裁员应该规范化制度化避免随意性,企业只有在大幅亏损的情况下才可以遵循法制程序按一定比例裁员,企业也有必要向被裁员工发放一笔合理的遣散补偿费用,而且裁员期间禁止雇用新人,如果企业效益有所好转准备雇用新人,之前被裁员工有按原待遇优先回归权。即使是企业破产或转制也应该优先考虑在职职工的利益,新接手的雇主必须在不降低待遇的前提下安排原来企业的所有员工。随意用工不签订用工劳动合同和拖欠甚至拒付工资更像是社会毒瘤,要使其避免只能是相关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考虑如何使这些损害劳工最基本的权益者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从前有一种说法,中国劳动者的低工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为中国的就业机会与劳动力相比是更为稀缺的社会资源,所以劳动者的低工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说法同提高劳动者工资待遇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一样大谬站不住脚。如果把中国任何事物的存在都用市场选择来解释合理性的话,房地产领域的高房价和大量的闲置住房就背离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更多主导高房价的并非“市场”,以居住为目的的购房者因此有可能承担房地产大量积压成本、黑钱洗钱升值成本、非法贷款炒房升值成本、开发商贷款拉关系成本等等这些不合理的“黑暗成本”,这些“黑暗成本”就构成了中国房地产价格泡沫的主体,直接导致房价的居高不下。既然劳动者的低工资可以用市场选择来解释,那么贪污腐败行为同样可以用市场选择来解释,相对就业机会来说,政府的公权力是更为稀缺的宝贵社会资源,那么国家和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为了趋利避害并追逐利益最大化而贿赂国家公权力的执行者政府官员也就成了最合理最必然的选择,贪污腐败也应该是合理的,显然这样的结论是荒谬至极的。用市场选择来解释中国劳动者低工资的谬误在哪里呢?资本和劳力作为市场中两个重要的主体因素,既有相互依存又有利益冲突相互博弈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劳动力与资本相比总是存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社会的法律法规制度向弱势的一方有所倾斜才可能使博弈的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方,才可能使博弈的结果趋向公正合理。其实质问题是强与弱势群体相互“较量”的时候,由于双方的政治权力并不对等,所以才导致弱势群体的一般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力是相互作用并依赖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劳动者的低工资还是中国煤矿矿工的悲惨命运都说明一个重要的道理,没有政治权力的保障经济权力的保障也就无从谈起,经济权力受限制也会相应制约其政治权利的有效实施。

从中共高层最近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举动来看,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偏低又是最为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但从以往的经验教训来看对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前景很难让人乐观起来。中国历来的问题都是对于相对较为强势的群体有利的政策的实施特别容易并顺利,而出台对弱势群体有利的政策的实施却较为艰难,具体执行的时候也总是被打折扣。光靠权威是很难最终真正有效合理的解决问题,包括劳工问题在内的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核心还在于如何切实有效的保障弱势群体的最基本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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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议报

Hola, Dela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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