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美国民主是如何炼成的？

—— 一评《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

 

 

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

不过要用民主的这个词、全体这个词的声音。

——惠特曼《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

 

 

萨托利曾把民主理论分为规范的和经验的两种，如果理想与现实之间具有不可弥合的鸿沟，那么除非在纯粹的理念世界，就不可能存在民主。但萨托利同时承认，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事实与价值之别，而在于“理想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得以实现和能够实现”。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实世界中或许也存在着民主，至少存在着民主的可能性。但要解答这一关键问题，需要诉诸的主要不再是理论，而是历史。历史学家威布（Robert H·Wiebe）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的“结论”部分说：“尽管没有人一定要让历史去预测未来，但是我们需要用历史去理解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以及我们实际上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事实上，威布不仅认为有一种“民主”，还有一种“美国民主”。《自治》的第二章看似散漫，与全书主题无关，其实威布正是要通过欧洲人看美国人的他者视角来表明，新世界拥有与旧世界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他在接近末尾的地方说，美国民主活力的最主要障碍，既不是备受批评的个人主义，也不是表现愈加明显的两极分化，而是“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才开始的一种集权化的等级关系结构”。欧洲人在19世纪初还在守卫的秩序代表着古老的等级制度，甚至启蒙运动的术语本身也隐藏着少数启蒙者的优越感。相形之下，虽然在旧世界的文明人看来，美国人粗俗而肤浅，仿佛尚未开化，但美国社会具有任何社会都难以相比的生机与活力，而其根源，就在于一种占有欲极强的个人主义和不可抑制的事业心。

但美国民主真正宝贵的财富并不止于此，建立于自我选择和管理基础之上的具有兄弟般情谊的团体自治，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一致性，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的整体性，才是美国民主的原初精神。虽然威布力图显示自己在对历史进程进行客观描述，但他心中一定充斥着这一信念。这一精神的形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联邦党人奠定的公民个体本位的国家设计上，但即便如此，他们仍被视为等级制度的坚持者，以致“联邦主义、美国宪法、独立宣言”这些具有国家意涵的事物还不被认为是政治。政治更多地被认为是地方性的，反联邦党人倡导的共同体原则为独立个体提供了形塑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力量，但同时，原有的道德和文化因素逐渐退隐，象征公民身份的乃是工作权和选举权。

也许美国民主的真正动力，藏匿在立国之初就注定的美国政治自身的冲突和紧张之中。最初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对垒，后来联邦党人成了辉格党、反联邦党人成了民主党，再后来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并立了，只不过“民主党”这同一个称谓已表示不同的含义。正是这一动态的过程被威布称为“发展的道德”。不过，倘若同意托克维尔的看法，即“民主制度唤起和培养了一种可能永远不会使他们完全满意的对平等的强烈感情”，那么在相互冲突的各种价值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应该是平等，而平等正是等级制度的仇敌。考察美国民主的历史，便是考察平等观念在美国社会不同时期的实现程度，而衡量平等程度的指标最好莫如公民权的普及率。

以此观之，19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虽然为美国民主提供了原初精神，但由于当时的公民权还仅仅局限于分散的地方上的白人男子之中，民主的成功无论就人口还是地域都尚未达到国家层面，因此也根本谈不上“美国”民主。

作为具有转折性和过渡性的阶段，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等级制度的产生，一是下等阶级的沉沦。所谓“下等阶级”或不如说穷人，是与不断形成的全国性中产阶级和地方性中产阶级相较而言，因为金钱与权力逐渐集中在中产阶级手中，如果有什么“上等阶级”，也是出自中产阶级内部。奇怪的是，威布并没说中产阶级与下等阶级之间存在致命的不平等，至少不认为有何大碍，他说的“等级制度”主要指全国性的集权结构——不再是民主塑造国家，而是国家塑造民主。

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真正的现代民主发展阶段，主要通过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和美国妇女的女权运动的展开，美国公民权获得极大的普及。但就在这一不断走向平等的趋势中，威布还是看到等级制度在不断建立起来，因为即便是运动领袖人物也难以抗拒国家制度展现的力量，并按照既定的规则行动。60年代之后，个人主义更多地意味着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自由被权利代替，那么即便是奴隶也可以被称为公民了，因为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威布看到了公民自治精神的蜕化，即现代个人对政治越来越冷漠和无能了，但他提供的解释是“从全球角度考虑，从地方做起”与“从地方角度考虑，在全球展开行动”的不同，并透露出对于后者的欣赏。

正是在危机之处，可以看出马基雅维里所说的“重返源头”的意义。在威布看来，美国民主发展的全部动力，就在于“对遥远的、排外性的权力中心的习惯性不信任；对于自命的、自我永存性权力的长期怀疑；一种认为公民有权耍脾气及坦率发表意见的假定，以及一种对小的、灵活性团体的忠诚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但美国的国父们早已撇开了对于纯粹民主的幻想。虽然国家的至高权力有可能成为民主的敌人，但倘若民主不是具有全国整体性的，又怎能证成自身？作为现代政治的伟大产物，民主制度自身的战争，既能导致其兴盛，也能导致其衰亡。萨托利是对的，从来没有绝对的民主，有的只是被统治的民主。要使民主常葆青春，既需要热爱民主精神的伟大政治家，更需要惠特曼所歌唱的一个个现代人——“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他愉快，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则的最自由的行动”。

相信民主？探究民主！

——二评《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

 

 

那么我们最终走向何方？无人知晓。

——托克维尔

 

 

虽然威布（Robert H·Wiebe）在《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一书“绪论”的临近结尾处说，了解了其它部分就不需要阅读“结论”，而了解了“结论”还需要阅读此书的其它部分，以此力图凸现正文主体而非“结论”的重要性，但倘若对于“结论”没有充分的重视，就容易忽视威布的如下自白：“不，我对19世纪民主不感到任何怀恋。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我没有任何要求恢复19世纪民主的愿望。在任何情况下，19世纪的民主只存在于那个时代，现在，至关重要的事情是民主在21世纪的角色。”对于任何一部显然需要客观性的研究著作来说，作者的自白都有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

威布之所以如是说，大概因为他也意识到了自己描述19世纪民主的笔调中蕴涵着某种追慕的感情。威布认为，民主始终是人民的民主，并且民主又是难以确定的别的什么东西——某些依附在民主之上的、文化上特有的东西。在美国，所谓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个人的自决。如此看来，探究美国民主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书名所示的“自治”，它是美国民主的文化特质。考虑到在威布的用语中，文化指的是能够使一个社会运行起来的价值观与相互关系的网络，那么没有了“自治”，美国民主就难以正常而健康地运转。正是在展现了美国民主原型的19世纪，自治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初考察美国时，看到“真正的指导力量是人民；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的，但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的经常影响，都不会遇到顽强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可以严格地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原因之所在。

关于美国民主的最根本寓意，威布接受了托克维尔的教诲。但如果说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考察更多地具有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的意味，那么威布对于民主的分析，视角是文化的（由于同样探究某种生活方式，对于政治的文化分析与政治哲学具有一定相通性），方法则是历史的。简单而言，虽然民主在托克维尔和威布看来都意味着一种状态，但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民主是静态的，威布则试图刻画出美国民主发展的动态过程。同时，托克维尔为美国民主赋予的内涵，使他笔下的美国民主成为某种具有理想性格的民主政治生活的典范，他的“静态”民主成了威布的“动态”民主的起点。

在威布笔下，19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似乎是美国民主的自治精神得以展现的“黄金时代”。革命年代造就的陈旧的等级制崩溃了，财产与公民权之间的传统链接也终结了，加上有大量廉价的土地可供耕作，以及契约奴隶制的瓦解，自我指导和管理的工作观念占据了美国社会，人们在政治领域组成具有兄弟般情谊的团体来践行民主生活。但随着可开垦土地的减少以至消失，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充分展开，这一原初的民主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间终于垮台。最为重要的是，下等阶级的沉沦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将成为影响20世纪美国民主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开始把自己的文化与下等阶级的区别开来，原来作为单一的民主声音联合起来的人民整体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但中产阶级内部也开始分裂了，威布对此方面的描述花费了更多的篇幅。从不工作的贵绅阶层在转折年代的美国并不存在，美国的精英是工作的精英，中产阶级的价值不允许他们建立起像美国革命年代的精英阶层拥有的社会权威。在此期间代替它的，乃是一个全国性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主要得力于科学与教育的发展。在威布看来，通过与地方性中产阶级的决裂以及对下等阶级的排除，这一全国性中产阶级建立起一个新的等级制体系，并将成为现代民主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因素。这是因为，新等级制分裂了民主政治本身：“黄金时代”无比重要的白人男子兄弟会在其压力下解体了，下等阶级则被疏远和怀疑，被排斥在选举过程之外。

由此开启了现代美国民主的时代，即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由于人民的分裂和集体性民主活力的衰弱，个体性民主出现了，但新的个体的特征却是对于国家的越来越倚赖。威布说，“政府取代人民成为民主的最后保障”——人民组织起来不再是为了塑造政府，而是为了看看自己如何适应政府，或从政府中获取好处。而且，公民的投票，曾被视为民主政治的根本表达方式，但现在显得无关紧要，几乎三分之一的人们不再投票，与这种不可遏制的政治冷漠相伴随的必然是越来越严重的政治无能。在威布看来，继而出现的一定是“民主同其自身处于作战状态”。现代个人主义以寻求普遍化的权利为特征，但由于它更倾向于个人欲望的满足，便改变了权利在美国民主历史中的含义。权利被内在化了，成了某种需要保护、乃至创造的东西。对于权利的驱动力削弱了个人的力量，于是，虚弱的个人招致一个强大的政府替自身声张诉求。全国性阶级，具有传统等级制的力量，为了获取和保护更多的权利，开始破坏地方中产阶级、地方价值和地方政治的常规状态。曾经和谐一致的两个群体，开始互相冲突，并合起来反对下等阶级。地方性中产阶级坚持要管理下等阶级，而全国性中产阶级坚持“决定对自身而言最好的权利”。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威布着重论述了自治的两大力量：美国妇女的女权运动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在获取选举权之前，妇女在政治系统中扮演着积极要求改革的角色，但请愿的过程同时把妇女从美国民主中分离出去，它使她们重演了在公共领域处于次等地位的角色。而且，一旦妇女取得了选举权，她们所获的并非平等，而仅是一项权利。事实上，一旦进入新等级制中，妇女的位置仍然被迫处于权力结构的底部。直到20世纪60年代个人政治和多数人政治（亦即全国性中产阶级和地方性中产阶级）开始争战，妇女才利用大好时机取得重要收获，在民主中占有一定位置。如果说妇女需要作为个体被民主接受并纳入其中，那么黑人则需要作为群体被民主接受并纳入其中。不只是种植园中的黑奴，所有的黑人在内战前都被视为天生适于奴役状态。正如托克维尔所见，黑人奴隶制是美国民主的最大内在危险。内战后，大多数黑人在白人种族主义的抑制下加入下等阶级的行列，沉潜到美国民主的底部。根据威布，像妇女一样，黑人的地位也只有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能有所改观。马丁·路德·金拥有深刻的洞见和一些好运，以从全国性中产阶级和地方性中产阶级的冲突中使黑人获益。

由于在做具体的历史分析时威布插入了太多的例证和细节，此书不少章节读起来繁复琐屑，给人眼光缭乱之感，增加了理解此书的难度，但威布对美国民主发展历程的三阶段划分，大致的线索颇为清晰。虽然他对于全国性中产阶级与地方性中产阶级之间冲突的重视要大于中产阶级与下等阶级的两极分化的重视，没有给予下等阶级伸张平等权利的声音相应分量的篇幅，但威布在全书尤其是对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分析中还是看到并突出了民主固有的平等倾向。托克维尔当年预见民主制的到来是大势所趋，平等观念将逐渐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生根发芽，但他生得太早，在预见之外并不能细致描述未来世界不断民主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威布的工作正是要完成这一任务。不过，威布坦承，“是的，我是一个民主的信徒”，这可能使他对美国民主的历史和文化分析多少具有一些主观成分，乃至在“结论”中流露出一丝不可理喻的乐观色彩，毕竟，托克维尔从来没有认为民主是万能的,更不会把民主当作自己的宗教。威布一再强调等级制的集权是民主的大敌，托克维尔事实上则认为中央集权乃是民主时代的基本倾向。当然，托克维尔也强调过民主时代的人们需要警惕“多数人的暴政”，需要训练积极有为的个人过自治的团体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威布可说是托克维尔的半个学生。

 

（美）罗伯特·H·威布：《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李振广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年5月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据说主张科学执政，御宇不久，即颁布「八六三计划」发展科技。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响应，独立研发了新中国第一款数码信号处理电脑晶片，取名汉芯一号。中共总理温家宝亲自前去参观，听取简报，以示褒扬。

但汉芯一号原来是舶来品。陈进的研发工作，只在於磨去外国产品商标。事发后，胡温震怒，下令严肃查办。陈进丢了官。不过，对他来说，这未免有点不公平。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叶中曾应邀到中南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讲法律学。温家宝执他双手说：「今天，我们听你的课，都是你的学生。」但这位国师的煌煌钜着《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原来有六千多字抄袭北京大学前讲师王天成着作，而且每一章都有抄袭，以抄袭的论点为立论基础。《新京报》大胆报道了这段新闻，结果编辑、记者被严肃查办，扣减薪水；王天成诉上法庭，法庭说证据不足，判他败诉。

王天成败诉是理所当然的。他曾致力民主运动，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一九九四年被判处五年徒刑。中共也许应以诬告罪名，再次拘捕王天成入狱。周叶中没有剽窃。他只是「参考王天成着作未有注明」。

而且周叶中有先例可援。例如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是中共社会科学第七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强调「独立研编，不是译编，自建第一手资料语库，其间兢兢业业，反复琢磨，勤奋砥砺，锤炼再三，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文化实力」。但词典例句，像样的原来都抄袭外国字典，经我撰文指出之后，陆谷孙在一个亚洲字典会议上慷慨陈词：「《英汉大词典》附有参考书目百多条，徵引即不算剽窃。古德明以《英汉大词典》为共产党无法无天例证，用心恶毒。」

陈进独立研发汉芯一号之后，一定也不会否认参考了外国晶片。然则他应该和陆谷孙、周叶中一样，备受尊崇，毕竟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科研实力，代表了新中国学术新气象。

旧中国帝王师和周叶中之流不同。宋朝神宗皇帝做太子时，跟韩维习诗书，每见韩维讲解精妙，大加称许。但韩维直言那不是自己的创见：「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王安石因此获神宗青眼（《宋史。王安石传》）。清朝乾隆年间，大学士纪晓岚偶然在古北口旅馆墙上读到「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两句诗，不禁击节。有一年，他出任乡试考官，读士子朱孝纯作品，才知道那两句诗是朱孝纯手笔。纪晓岚后来督学福建，爱严江水色，写了一首诗：「山色空濛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望，处处随人欲上船。」他以诗示朱孝纯，还特别说明：「此首实从万山句脱胎。人言青出於蓝，今日乃蓝出於青。」时人於是称颂纪晓岚「虚心盛德，不没人长」（《清朝野史大观》卷九）。新中国周叶中、陆谷孙等的德行，则当然比纪晓岚、韩维更盛。这盛德有法院证明，有中共中央维护。温家宝自称是周叶中的学生，殊不知周叶中才是他的忠实门徒，自小就受中共中央陶冶。他把王天成的着作当做自己的着作，无非是向中共看齐。当年蒋介石的抗日事功，中共早就当做自己的事功了。

日前中共中央纪委和组织部日前通报了七起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与此同时，中共从今年到明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更换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共庞大的干部队伍换届之际，越来越普遍的卖官鬻爵现象成为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共在明年召开17大之前正在全国范围分批更换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然而，与往日大规模权力再分配过程不同的是，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买官卖官的官场腐败问题上。近年来买官卖官的案件频频曝光，涉及的省市多，范围广，涉案人数及金额巨大。日前中共中央纪委和组织部通报干部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已经是今年的第二次通报。

*审核条件之一是不能包养情妇*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刘晓波说，中共更换干部队伍，本意是希望提拔上来的干部更清廉一些，比如，中纪委、中组部向全国各地派出大批考察人员，考察高级干部的审核条件之一是不能有包养情妇的劣迹。

刘晓波说，由于共产党的性质发生的变化，其干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希望换上来的新干部更加清廉恐怕难以实现。他说：“原来说中共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是有点在玩儿文字游戏。我认为中共是由一个革命党向利益党的转变。现在整个中国都是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中共官场已经从过去的所谓政治效忠变成了完全的利益效忠，一切向乌纱帽看齐，升官是为了发财。”

*官本位生长环境*

21世纪经济报导原编辑王光泽说，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及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这两者的结合给中国官场腐败，买官卖官猖獗造成了特殊的官本位生长环境。他说：“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虽然掌握着绝对的垄断权力，但是那个时候把官位用来换成钱或者其他资源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那时除了官权就是官权，没有太多的其他资源。现在除了官权还有其他资源，所以就出现了大量官权与资源互换，也就是买官卖官的情况。掌握相当职权的官员一旦他的权力附加值体现以后，他的权力含金量提升以后，马上就是转换成一个相当大的资源。”

王光泽认为，即使选拔上来的干部清廉正派，中共的党管干部体制也会让他们退化变质成腐败官员。他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案为例说，张改萍是在商州六年期间，在干部任用提拔调动中谋利受贿1百多万元人民币，卖出乌纱帽27顶之多。可是当年的张改萍曾经是当地第一位女硕士市级官员。王光泽说，张改萍本来为官还算清廉，但当她从咸阳调到商州后没有权力基础，这个外来的和尚为了与当地官员保持良好工作关系和得到他们的支持，不得不与他们保持某种默契，其中包括接受送礼。王光泽认为，这是中共官员不经民选，没有民意授权，无法行使行政职权而不得不跟腐败官员同流合污的悲哀。

*王光泽：靠党内民主是走不通的路*

王光泽说，中国党管干部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但这个改革不能通过有人提出的实现党内民主来进行，因为台湾国民党试图引进党内民主机制的历程已经说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曾任21世纪商业报导编辑的王光泽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民主作用抱有希望。他说，中国媒体的监督职能虽然被大大弱化，但仍然在顽强地发挥着体制外监督的作用。媒体现在除了打死老虎，大事炒作已经成为铁案的官员腐败案之外，也报导一些行事太过猖狂，引起极大民愤的地方腐败官员案。他说，媒体的作法是，先做一些边缘性报导，逐步向上延伸，最后导致官员落马。这不断显示中国媒体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自主性、能动性增大。

*刘晓波：必须走体制外监督道路*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刘晓波也认为，中国的民众群体也正在慢慢地起变化。民众已经意识到，要想治理中国目前利益至上，毫无从政道德的官场现象，必须走政治改革，体制外监督的道路。

刘晓波说：“现在的社会氛围确实是对政治改革、监督机制的建立有一种见缝插针的饥渴，任何一个稍微能够公开讨论的话题就会有无数人跟着说。比如说，我上网查越南政改，没有多长时间，就有条目48万条。大家非常关心这样的事情，这种压力慢慢也会起点作用吧。”

● 六十年代嬉皮士、迷幻药为时尚，其教父为哈佛心理学讲师李雷，他的传记使人们对这位传奇怪杰一生再起兴趣。

 

● 哈佛心理学教授提摩太．李雷传记。

 

在今日美国政治两极化、共和民主两党不能合作、保守自由两方极端份子互相谩骂的形势下，我不免想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因越战而分化的情景。今日的重要争端实则是伊拉克战争，与越战时期所不同者是，当年反战激烈者是青年学生，今日青年反战并不这么激烈，当是由于没有被征入伍的威胁之故。

过气传奇人物再引起兴趣
一九六○年代风云所留下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所谓「嬉皮士」（ Hippies ）运动的活跃。嬉皮士都是思想激烈、生活落拓不羁、蓄长发、养胡子、男女混杂、吸大麻，用ＬＳＤ（迷幻药）的青年。他们的精神领袖之一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提摩太．李雷（ Timothy Leary ）。他的名字几乎被人遗忘，最近一本传记的出版引起我介绍这位传奇人物的兴趣。

吸毒虽已被禁，今日暗中吸大麻的人仍多，但是因迷幻药中毒而进医院者则已难得听到。我当年对迷幻药确甚神往，但又不敢尝试，听说迷幻药的效果特别过敏，可以把吸用者引入迷幻的神化世界：幸运的体验了极乐天空，不幸者落入黑暗地狱。青年们的滥用者往往可变为精神失常，有钱人则雇用心理医生在一旁看顾，以防不测。当年荷里活大明星卡雷．葛伦（ Cary Grant ）就这样试用过好几次。

李雷是最热烈的迷幻药提倡者。由于他是心理学家，青年人听他的话。他自己经常服用使他成为一位行为狂放的「英雄」人物。新传记（书名就是简单的《 Timothy Leary 》）不但详述了李雷一生事迹，也介绍了时代的背景作为陪衬，读了此书可使我们对那个时代作一个批判性的认识。全书情节犹如充满戏剧的小说，作者是当代著名传记作家罗勃．格林菲尔德（ Robert Greenfield ），曾写过好几部具有时代性的音乐家传记，其中最出名的是「滚石乐队」（ Rolling Stones ）。

李雷虽以「哈佛教授」闻名，其实他只是非永久职的讲师。「哈佛教授」的名字给予迷幻药上瘾者一些名正言顺的尊严。他原籍麻州，生于一九二○年，父亲是个酗酒成性的牙医。他自幼受母亲教养，十四岁时即离家出走当海员。他天资聪敏，曾读过几个大学（包括西点军校），于大战时被征入伍，退伍后入华盛顿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于一九五○年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旺盛的时代，是作家诺曼．梅勒、诗人亚伦．金斯堡（ Allen Ginsberg ）、左翼哲学家赫勃．马右斯（ Herbert Marcuse ）等等刚崭露头角的时代。李雷虽已获了博士学位，并不专心于心理学本业。他喜爱玩乐、喜与名人作伴。他嗜爱女人，喜欢受人注目，他先用酒来壮胆，后来就在毒品中找寻慰藉。

在狂放青年群间出了名后，他给予外界的印象是一位用吸毒作心理研究的哈佛教授。他于一九五七年曾出版过一本有关心理学的书，但私生活的狂放曾引起多个悲剧。在他三十五岁的生日，他的第一位妻子自杀（据书中所述，某晚他饮酒大醉，妻子责他饮酒过度并且外有情妇，李雷答道：「那是你的问题」。）妻子自杀后，他娶了情妇，不久就殴打她，邻居报警，第二度婚姻就此告终。传记作者并相信，离婚后不久，李雷曾与一个已婚男子也发生过性关系。

宣传迷幻药名人纷纷尝试
在欧洲旅行时，他与哈佛人格研究中心主持人麦克立伦（ David Mcclelland ）相遇。后者聘他为一九五九年度学期的讲师。那年夏间，他去墨西哥游历，首次尝试了所谓「魔幻蘑菇」的毒品，认为经验极为愉快。回到哈佛后，他经过麦克立伦批准，创设了哈佛迷幻药剂研究计划。一九六○年时，从墨西哥进口那类蘑菇，尚不是非法，甚至迷幻药（瑞士出品）也是合法的。李雷于次年首尝迷幻药，甚为欣赏，就把迷幻药当作他研究计划的中心点。其实在五十年代初期， CIA 已试用过迷幻药作为吐真药（ Truth Serum ）或控制头脑的工具。

在开首，迷幻药也可用来医治染有毒瘾者、酗酒者，以及精神不安者。如前所述，荷里活大明星卡雷．葛伦就曾在心理学医师照顾下试用过好几次迷幻药。后来他这么说：「我一生都在找寻头脑的宁静。直到此项治疗，一切似乎都对我无效。」大明星一出此言，ＬＳＤ更受人注意。诗人金斯堡是于一九五九年在加州一精神病研究中心试用，此后就成为提倡ＬＳＤ最热心的一位。许多作家也纷纷尝试，著书自述经验。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汤姆．沃尔夫（ Tom Wolfe ）的第一本着作就是这一类描述，书名古怪：《 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 》。这本书引人好奇，它的畅销无异对ＬＳＤ好奇者作了宣传。

其时英国作家Ａ．赫胥黎（ Aldous Huxley ）恰在麻州理工学院讲学，李雷与他相识后，发现志同道合，同时试用。赫胥黎早于一九五五年初次试过，自述道：「 …… 令我从内心直接、完全的深深感到，性爱乃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宇宙事实。他相信，如果世界领袖都尝试了ＬＳＤ「他们会如雄狮与羔羊共处，世界即有了和平。」赫胥黎不幸于一九六三年肯乃迪受刺那日逝世，李雷做宣传的搭档就由金斯堡继任，另一个是出身富家的哈佛助理教授 R ．亚帕尔（ Richard Apert ）。他们着文在《展望》《老爷》《星期天晚邮》《时报杂志》各处发表。ＬＳＤ名气大扬，有人疑问，这两位因此出名的哈佛教授到底是甚么？是骗子？还是天才？

二次大战结束退伍军人纷纷结婚生子，二十年后，大学年纪男女人大增，他们就多成为ＬＳＤ信徒。越战与社会革命（黑人人权，女权）更产生了大批对社会与政府不满的落拓青年，李雷就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与亚帕尔终被哈佛辞退。由于他嗜爱女人，而女人也对他倾倒，他的情妇众多，老婆也不缺乏，二度离婚后，第四任妻子名梦丝玛莉，与他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第一任自杀妻子所生儿女不在他的心上。在此期间，他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采访记的题名是「与引人争议的前哈佛教授的坦率谈话。」他向采访记者解释道：ＬＳＤ可使试用者与自己祖先的过往取得联系，扩展遗传的记忆；在充满幻觉的未来，「人人可化为自己的菩提，自己的爱因斯坦，自己的伽里略。」这类大言，科学家当然不会置信，但对青年男女则有巨大吸引力。

投靠黑豹党，参加革命
李雷于一九六五年在德州曾因身藏大麻而被捕，被法官判刑三十年。新闻大大的替ＬＳＤ作了宣传。据估计，《纽约时报》在一百零八天内，载了有关新闻八十一篇。李雷交保释出狱，但后来又因开车不慎被警察命令停车，又在车中找到大麻，再被判刑。入狱后不久即因徒众帮助而越狱，逃往阿尔及尔，投靠黑人组织黑豹党领袖Ｅ．克里佛（ Eldridge Cleavel ）。克里佛曾以《冰上心灵》（ Soul on Ice ）一书成名，此书叙述黑人经验，大言不惭的解释「白女为何欲想黑男」。黑豹党在纽约总部宣布李雷「参加革命」，但其实克里佛与李雷相处不好，终把李雷夫妇赶走。他们前往瑞士，梦丝玛莉离开了他，不久他与一瑞士女郎同居，吸上了海洛因。后来他又结识了一个富家之女成婚，一起去了奥地利，把奥地利称为「慈悲自由的灯塔」。但奥地利并不欢迎他。

一九七三年一月，他受骗飞往阿富汗购买土产大麻，下机后即被捕，由联邦警探押往加州入狱。此后他又入狱数次，但不知何故他在洛杉矶影坛社交界仍出足风头，他也曾应邀参与「花花公子大厦」派对。他的儿子后来不知去向，他的女儿于一九八八年枪杀男友，于九○年在狱中自杀。他自己则于一九九六年患前列腺癌逝世。

李雷一生充满传奇性事迹，因此这本极为详尽的传记读来趣味横生，恍如小说。作者格林菲尔德曾与李雷相处多次。在他笔下，李雷是个无情、受过创伤的人物，不过人们还是感到他的吸引力，特别是美丽女人。在ＬＳＤ出现的初期，试用者不但有影坛明星，也有保守的传媒界名人，包括《时代》杂志创刊人亨利．鲁斯及其夫人（鲁斯夫人以为ＬＳＤ不应给予普通常人。她说：「我们不要人人都来享受这个佳药。」）名著《正午的黑暗》（ Darkness AT Noon ）作者亚瑟．柯斯勒（ Arthur Koestler ）用过后这么说：「昨晚我解决了宇宙的秘密，今晨忘记了那是甚么。」

ＬＳＤ普及青年，引致心理损害后，国会于一九六八年立法，凡是售购者都要处罪。到了一九七○年，科学界判定ＬＳＤ有害无益，没有医药效用，廿一世纪青年恐怕多不知ＬＳＤ是何物。今日回顾，一九六十年代是个传奇性时代，ＬＳＤ是种传奇性药物，李雷真正是一位传奇性人物。

 

 

    巴人武装绑架以色列士兵，导致以巴之间的“人质危机”；危机还未解决，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横插进来，突然越境袭击以色列军队，打死七人，俘虏两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迅速进行大规模军事报复，旨在最大限度地消弱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战机轰炸了贝鲁特市中心，炮击黎巴嫩港口和重要桥梁。真主党还以火箭弹并重创以色列军舰，以军再炸毁真主党总部大楼……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眼看着以黎武装冲突逐步升级，却完全无能为力。近一个月武装冲突已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黎方宣称死亡上千人，以方死亡94人。

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大家都在发问：第六次中东战争是否由此开始？中国媒体也非常关注，特别是在中国籍联合国军事人员两度被炸之后，国人对以黎冲突的关注陡然上升。

7月25日，在以色列对真主党的空袭中，联合国中国籍军事观察员杜兆宇被炸死；8月6日，在真主党法向以色列的火箭弹攻击中，三名中国籍联合国维和人员被炸伤。

在中国军人两次被炸发生前，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已经在挺真主党而责以色列；两次被炸发生后，中国的官方反应和新闻报道，更鲜明地凸现了中共对以色列的愤怒和对真主党的原谅。

有网友“NeoOnline”在《猫眼看人论坛》上发出《被炸后的新闻标题比较》的贴子,收集了中国媒体报道两次被炸的新闻标题，供网友们在对比中明辨是非。此贴上网近24小时，点击率高达16844次，跟贴也有257个。

网名为“漂流木”的网友跟贴说：“这下被真主党炸了，也不谴责了，也不拍案而起了，血也白流了，至于赔偿那是想都不敢想了。所以国家外交跟个人一样，结交人要结交正人君子，跟泼皮无赖混在一起，吃了亏都没地方说理去。”

根据此贴提供的线索，我上网浏览了一番，不能不佩服这位网友的眼明心亮。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共官方关于两次被炸的反应竟有天壤之别：

1，对以色列，中共党魁胡锦涛发表电视讲话，向中国维和人员遇难深表哀悼；中共高级别官员出面谴责且态度极为强烈，中共外长李肇星强烈谴责以色列的暴行，高调宣称“他们的鲜血不能白流”；中共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强烈谴责以色列；中共新闻发言人秦刚对以色列也是措辞强烈、充满愤怒。

对真主党，中共官方仅由新闻发言人秦刚出面，表示“严重关切”、“强烈不满”和“提出交涉”。而且，明明是真主党的责任，秦刚却出语暧昧，尽量回避直呼“真主党”之名，就连“提出交涉”也是用模糊的“有关方面”。

2，关于杜兆宇被炸死，中国媒体的报道，不仅数量多、篇幅长、内容详细，而且新闻标题大都冠以“强烈谴责”的字样；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报》的新闻标题是“中国观察员血洒黎巴嫩北京震怒”。在互联网上，百度一下，相关网页高达457,000。

关于三位维和人员被炸受伤，中国媒体的报道，不仅数量少、篇幅短、内容简单，也没有提到三名受伤者的名字。在互联网上，百度一下，相关网页仅为671篇。仅从数量上看，两者相差将近700倍。

3，对以色列，中共官方的发言和中国媒体报道的新闻标题，皆明确突出以色列的责任，要求联合国和以色列进行负责的调查，要求以色列向中方和遇难者家属道歉。同时，众多中国媒体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之口判决以色列犯有“蓄意罪”。比如，在名为《哀悼：以军炸死4名联合国观察员 我观察员杜兆宇遇难》的评论中，作者声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表声明，指出这是一起故意袭击事件。” “安南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的身份和所代表机构的特殊地位，都制约着他不可能乱下结论，而是有相当确凿的证据支持。安南的声明可以明确地解读为：以色列对维和部队哨所的袭击不是误伤，而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攻击。”“攻击如此敏感的目标，毫无疑义地说是滥杀无辜，属于其心可殊的暴行。”

对真主党，无论是发言人秦刚还是新华社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有意识地回避追究真主党的责任。比如，秦刚用无主语的发言有意回避发射炮弹的真主党。他说：“一枚炮弹落在中国参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工兵营附近，造成3名中国维和人员受轻伤。”好像他还没有弄清这枚火箭弹来自何方。新华社报道的新闻标题是《联合国驻黎维和部队遭袭击 三名中国士兵受轻伤》。打开内文，当然有真主党武装发射火箭弹的内容，但仔细分析相关内容，似乎主要责任也在以色列。报道称：“当地时间11时40分，以色列部队突然出现在距营区约500米处的一座黎巴嫩村庄。15分钟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的一枚火箭弹落在营区西北角位置，并发出剧烈的爆炸声。事发时恰值换岗，３名官兵被弹片击中，所幸伤势均较轻。”这样的报道是在告诉中国民众：被炸事件的起因是以色列部队，真主党是针对以色列部队发射火箭弹，落在维和部队工兵营，不是“蓄意”而是“误炸”。

按照常识，面对维和人员的死亡和受伤，对死亡的强烈反应和对受伤的不那么强烈的反应，乃合情合理；然而，当第三方的死和伤的制造者分别是交战双方时，即便有强烈与温和之别，起码对肇事者的谴责应该是平等的一致的，而决不应该厚此薄彼。也就是说，中国军人所遭遇的死伤，无论是来自以色列的轰炸还是真主党的火箭弹，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决不会因死亡和受伤的结果区别而有所改变。

但是，中共官方及其媒体对以色列和真主党的两种反应，其程度乃至性质却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就不再是常识所能解释的，而只能用中共在中东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来解释，既要把这种区别放在中美较力的大背景下来解释。

众所周知，凡是涉及到中东问题，无论是以巴、以黎的冲突，还是伊拉克战争和伊朗核危机，美国明确支持以色列、发动倒萨之战、与伊朗针锋相对；而中共一直站在暴君、独裁者、原教旨主义政权和恐怖组织一边。

具体到此次以色列与真主党的武力冲突，完全是真主党越界绑架以色列两名士兵所致，如果以色列新政府不作出强烈反应，不但是对真主党的纵容，而且也辜负了民众对新政府的信任——以色列还会有安全保障可言吗？至于说以色列轰炸杀死了大量平民，这也是所有恐怖组织的惯用伎俩所致。无论是哈马斯还是真主党，它们都把自己的武装基地设在居民点；如果该地区有联合国观察机构进驻，它们就要把有些基地设在临近地区。

更重要的是，联合国在2000年九月作出过1559号决议，明确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但将近六年过去了，真主党非但没有解除武装，反而不断用火箭弹和越境偷袭挑衅以色列。所以，联合国及其国际社会无力根据1559号决议来解除真主党武装，才是导致今日以巴武装冲突的关键原因。

中共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但从来没有公开敦促过真主党解除武装，而且在每次以黎冲突中大都偏袒真主党。之所以如此，不在于中共多么仇恨以色列，而在于中共仇视以色列背后的美国。

2006年8月7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 虎背熊腰的赵锦才练得一身好武术，而他医治跌打损伤的医术更是闻名遐迩，但一九五七年去北京参加武术群英会被郭沫若点名后即大祸临头，最后被迫害死去。

 

● 郭沫若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受到毛泽东的保护。 1952 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起﹕郭沫若，彭真，毛。

 

郭沫若世界闻名，中国人不知道他的不多，而赵锦才，除了五十年代初的老重庆，他是个无名小卒。郭赵二人，为什么会扯上关系？历史，历史捉弄人。

家对面是赵锦才的跌打诊所
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家被重庆铁路局扫地出门，从两路口搬到和平路，认识了赵锦才。

我家街对面，七二巷一幢二楼一底的小洋房是赵锦才的，楼下是他开的跌打损伤接骨逗榫的私人诊所，楼上住着他的家人。

赵锦才四十出头，宽皮大脸，熊腰虎背，练就一身好武术，他每天清晨在校场口后的磁器街练武，操场上不下百人，全是他的徒弟。

他说话气足嗓门亮，走路习习生风，晚上喜欢在我们楼下的「五伦茶社」听卖艺人弹唱。尽管他常常打瞌睡，到拿钱的时候，别人一分两分的给，他从口袋里抓一把出来，数也不数就放进小女孩接钱的盆子里。虽然都是些小钱，为数还是挺不少，卖唱人碰上他在，那天就是交了好运。

每逢过年过节地段上有表演，赵锦才和他的弟子总有节目参加，都是武术，舞刀舞棍，台上给蹦得灰尘滚滚。我们孩子总是裂开大嘴笑，看得津津有味。

赵锦才不识字，他在地段上办的夜校扫盲班扫盲，我母亲是夜校的义务教师，教他那个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碰见母亲，比母亲大几岁的赵锦才总是深深一鞠躬，像小学生礼貌地叫一声张老师好。母亲嘴上说，哟，别这么客气，你把我弄得真不好意思，可心里很高兴。假如我在母亲身边，他也同我笑笑点个头，把孩子也当回事，这使我挺开心。我这个粗心的孩子注意到了，赵锦才虽然文化不高，但他很尊敬有知识的人。

武术好医术更闻名遐迩
赵锦才在我们这里最出名的不是他的武术，而是他闻名遐迩的骨科医术。摔伤的农民、撞伤的铁路工，四处求医不得治的病人，只要是肌肉筋腱骨头的问题，哪怕是粉碎性骨折等骨科疑难杂症，经赵锦才的手都会出现奇迹。

家住重庆市中区的人当然是近水楼台，但在我幼小的记忆里，远道求医者也多不胜数，垫江、泸洲、郫县 …… 我家周围的几家旅馆经常住着外县辗转求医的人，它们都成了赵锦才诊所的住院部了。

我家就在旅馆旁，常常看见人来人往，无论担架抬来还是拄拐杖走来，无论头上裹着纱布还是脚上上着石膏，离开的时候不是痊愈就是有了极大的改进，那些人临走前点头作揖的动作，我小孩看了都感动。遇上穷人，赵锦才收费很低，甚至免费，他说，功夫都出在自己手上，不花钱的。有赵锦才，贫困人家的孩子脱臼骨折，大人就不会太惊慌。我大弟兴国的手脱了臼，就是他免费治愈的。赵锦才的好名声有口皆碑，地段上男女老少都尊敬喜爱他。

去北京比武带回一场灾祸
一九五七年，赵锦才代表重庆市武术协会去北京参加群英会武术比赛。他喜气洋洋去首都，却带回来一场灾祸。有人说，文化界头号名人郭沫若坐在主席台上，他读了武术比赛的参赛者名单，其中有赵锦才；也有人说，是赵锦才在台上比赛时，被坐在前排的可以一目十行的郭沫若认出来了。无论是怎样一个过程，反正是郭沫若向上面检举了赵锦才，说赵锦才是一九四几年在重庆校场口打他的人。

和平路在重庆市很有知名度，不是因为它的破烂，而是因为它离市中心很近。但是，和平路在全中国比重庆城还有名，那是因为和平路的端点 — 校场口发生过校场口事件，而「校场口事件」在毛泽东选辑里被提及（编按：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二十三个团体在校场上举办庆祝政协成立大会，发生国共两派支持者大打出手事件，郭沫若等人被打伤。）

所谓「校场口事件」，是那年郭沫若在校场口演讲，被一帮人打了一顿，据说这些人是赵锦才的徒弟。赵锦才回到重庆，就被地段作为坏份子管制起来。他开诊所的那幢三层楼小洋房被没收，全家搬进街这边的九十六号后面的一间小矮房里。

早一年，也就是五六年，公私合营时赵锦才的骨科诊所被关闭，他的钱财都拿去建立一个新的「中医骨科联合诊所」了，位置在校场口过去一点的凯旋路口，赵锦才在那里上班。

五七年赵锦才被管制后，他沉默寡言，连武术也不大练了，变了个人。他的儿女们都比我小，是我几个弟弟的伙伴，后来的日子当然也不会好过。

六四年大四清小四清时，这个主要靠赵锦才拿钱建立的医院，开始批斗坏分子赵锦才。医生护士，包括由他一手一脚教出来的得意门生王某，每天中午十二点弄他出来斗争。重庆夏天的毒日头名不虚传，晒得赵锦才汗水嗒嗒嗒往下流，地上湿了一大滩。斗到后来，赵锦才给斗瘫痪了，住进川东医院，不久就死了。

赵锦才死在文革前，他逃过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作为党性高于人性的郭沫若，这个对自己儿子也见死不救的父亲，当然不会想到他的一句话，葬送了一个人和这个人的家庭。

过去，我就没兴趣弄清「校场口」究竟发生过一个什么「事件」，现在更懒得打听。谁是谁非于我无干，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亲眼见到过的赵锦才以及他遭遇了大人物郭沫若。

（齐家贞：寓居澳洲墨尔本的华人作家。） 首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