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酷爱现金的王将军

   网上消息,说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将,包养情妇,贪污一亿六千万,遭免职。据说临逮捕,打开公事包,想取出德国造的消声手枪自杀。

    自杀?!文革中发生此事,则说持枪拒捕、负隅顽抗,并可当场击毙。再者,他公事包里的两支枪都上了子弹,而自杀是不需要两支枪的。

    抄家搜查结果,王将军把“五千二百万现金藏在双门雪柜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二百五十万,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帐号内,还有存款五千余万元”。

    他为什么把这么多的现金冷冻冰柜?要么担心存银行引起怀疑,要么酷爱现金。大家知道,钞票不花便是废纸,流通才体现价值。它其实是政府给持有人的借据,花费才能兑现。有了钱,不给老婆孩子花,不给小蜜二奶花,男人要钱干什么?在我印象里,贪官污吏都是贤夫良父,喜欢把贪来的钱交给妻儿和小蜜。临上绞架,祇要晓得存款现金在亲人手中,就死而无憾。王将军这么吝啬,苛待姘妇,属于另类。我看,他与其叫“王守业”,还不如叫“王守财”。

    就贪污而言,我不想站在道德制高点横加指责王将军,因为吃不准自己坐那个位置,会不会也像他那样大捞特捞。不过,我觉得王将军捞钞票颇有愚公移山精神,真可谓生命不息,贪污不止。这是懒惰成性的我望尘莫及的。计算了一下,扣除节假日,平均每天有十万进账。假如不辞劳苦亲自验收,五年下来,可以胜任银行点钞员的工作。

    王将军四方脸盘,脑满肠肥,尽管衣冠楚楚的坐在主席台上,一看就晓得,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五年贪污挪用这么多赃款,要么手段高强,要么海军部门贪污挪用钜款十分方便,就像吃一盒速食、上一次茅坑一样,不需要多大的技术,祇要会把钞票往口袋里塞。

    看了该文章标题,起先以为王将军是为女人而下水的,然而看完全文,觉得此人并非怜香惜玉之辈。统计了一下,真正用在女人身上的钱并不多,包养五个情妇,先后也不过花了一千二百多万元,占他贪污总额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中一个情妇跟他发生关系,生下一名男婴后,提出要数百万补偿,王祇答应给一百万。”

    王将军的节俭不可思议,我跟朋友吃茶,关于此事曾讨论了半小时。认为,为他生孩子的女人索赔数百万不过份。一百万是孩子的抚养费,二百万是青春补偿费,还有几百万是她退伍转业的生活费。还认为,称这些女人为情妇,真是亵渎这字眼,他们可能是钱色交易,也可能是王将军以权谋色,对方迫不得已祇好顺从。

    不管捞铜钿,还是玩女人,王将军都喜欢吃窝边草。捞铜钿,看中他所掌管的海军部门的金库,玩女人,不是玩部队文工团的,就是玩军事学院党委机要员,或总后勤部一办的机要员。军队本来是女性资源匮乏的地方,王将军却一人吞了五个,小妾刚巧跟西门庆一样多。

    当然,这些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晓得他钱财来路不正,因此敲竹杠。前后王将军为她们花了一千二百万,平均每人二百四十万,依然后院起火,“写了五十八封举报信,每天风雨不改地站在海军人员来往的北京海军大院门口附近散发传单”,可见她们的胃口,也可见王将军的为人。王将军最后锒铛入狱,更可见她们的能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假使衙役成立一支对小蜜二奶的策反队伍,反腐败就可以轻而易举。

    五年中既要贪污,又要玩女人,既要跟上司周旋,又要跟老婆搞平衡,王将军工作量比较大。平均一年贪污三千万,玩一个女人,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高级将领来说,的确够累的了。另外,五年玩五个女人,有点消化不良,样子像不经过咀嚼品味,将鱼翅鲍鱼一口吞了,节奏也显得太快。从接近相识、到吃酒吃咖啡,进夜总会,送钱送礼物,上床。从如胶如漆,到灿烂归于平淡,到同床异梦,失和翻脸,势不两立,一系列过程要在一年之内走完,犹如上级规定了通奸定额。王将军有可能偷工减料、齐头并进,同一时期一石数鸟,以免疲于奔命。

    王将军东窗事发,连累了“少将四名、大校七名,其中五名已被责令退伍,六名被降级处理”。这些天之骄子的大好前程,哎,就这么给王将军葬送了!

中央集权的困境与垄断业的“调控风暴”

   最近一段时间,大陆媒体广泛报导的一条财济新闻,就是当局正在酝酿对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进行调控。报导中一些媒体使用了类似王朔风格的调侃语调。一家媒体用北京土话“有点儿悬”来形容垄断高收入可能要被砍一刀的处境,但同时,这种调侃也暗喻当局最后很可能还是奈之无何。因为早在十年以前,大陆当局就制定过一个条例来限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但这个条例丝毫也没有影响垄断行业继续给自己发高薪,开高福利。

    又有媒体使用“调控风暴”来形容大陆当局这一次对垄断行业高收入即将采取的行动。“调控风暴”很自然让人联想到两年前大陆审计总署审计长李金华刮起的“审计风暴”。当年的“审计风暴”,打破了大陆官场的潜规则,把一些中央部门违纪自肥的事实公之于众,让媒体和公众感到了一股清新空气。但是,结果如何呢?尽管这两年李金华继续对各部门违纪违法的弊案曝光,但正如最近李金华本人承认的,屡查屡犯的问题很多。也就是说,“审计风暴”并没有能够改变大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腐败贪渎之风。因此,媒体使用“调控风暴”来调侃当局解决垄断部门收入过高的意图,言下之意,就是说这次调控祇不过是一阵风。

    大陆垄断部门收入过高的问题,如同大陆官府官商普遍存在的贪渎之风一样,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人所共见的以权谋私弊端。但是,为什么大陆当局多年来眼见这些弊端越演越烈,却束手无策呢?不少人认为,共产党当局其实并不真想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中间的多数人都从这些以权谋私的弊端中大获其益,克服这些弊端意味着跟自己过不去。这种看法虽然与多数人的经验观察一致,但人们还是会问,难道最高当权者也不在乎这些弊端的发展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听任这些弊端发展的危险后果吗?

    大陆的最高当权者当然知道这些弊端对社会不利,对政权不利。但是,面对层层官僚以权谋私,大一统的最高当权者总是面临这样的困境,要克服以权谋私的弊端就意味着要约束自己的权力,或者,对付以权谋私弊端最有效的办法,往往对中央集权不利。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最高当权者往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各种以权谋私的弊端,姑息拖延,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对大陆情形比较熟悉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中国地方大员,在如何给地方政府“生财”创收方面,可以说是挖空心思,创意不绝。而且,这些大员从不掩饰在这方面相互之间的竞争心态。但是,我们完全看不到地方大员在另外一方面的竞争,即在道德方面的竞争,在清廉方面的竞争,在民望方面的竞争。为什么呢?难道中国就找不到德才兼备的人来做官吗?难道最高当权者不知道,有了这样的地方大员,许多以权谋私的弊端早就会得到抑制吗?

    其实,要抑制和革除各种以权谋私的弊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地方大员在清廉和民望方面展开竞争,这种竞争与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并不矛盾。但最高当权者为什么不敢鼓励这方面的竞争呢?道理很简单,在这样的竞争中产生的地方领导人,将会威胁到最高当权者的声望和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比帝王制度的中央集权还要腐败。帝王专制下,继承最高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因此,一个德望高重的地方大员要威胁一个能力不强的皇帝,并不容易。但在一党专制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眼见以权谋私的弊端危害日甚,民怨沸腾,胡锦涛不得不采取行动,但是他还是不敢给地方大员大权。为了维系中央集权,胡锦涛的办法是用中央官僚来对付地方贪官。他起用了李金华、李毅中这样比较正派的中央官员来对付地方贪官。但是,李金华的“审计风暴”不见成效,李毅中疲于奔命也治不了地方的官煤勾结。二李并没有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反贪英雄,反而成为贪官私下的笑柄。

    即将收笔时,看到大陆向全世界直播胡锦涛在表彰“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模范”大会上的演讲。胡锦涛再次以标准的“党八股”发出道德号召。不过,全场与会者面无表情,说明没有人,甚至包括胡自己,相信报告能起任何积极作用。但胡不得不那样去说,与会者也不得不假装去听。这不仅让人看到了今日中共之尴尬,也让人看到了迷信中央集权者的无奈与困惑。

透视中共高官落马的幕后

   关注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观察家们普遍重视的事实是,最近一段时间里,中共军队和地方的许多高级官员纷纷下台。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将,因“生活腐化堕落”被迅速免职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被中纪委查处“双规”的安徽副省长何闽旭及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等。

中共高官纷纷落马

    本来,在贪污腐败成风的中国共产党内,每年每月每星期处置一些官员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不值得奇怪。就在最近的这批官员落马风潮中,王守业、何闽旭、李宝金等也都是被按照一般程序进行的,即先有党的机构中纪委、军纪委传话、“双规”,然后进入司法作业程序,逮捕、审判,而且一般都是在保密多时之后再由官方媒体选择性地公布消息。唯一不同的是对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处置,程序不大寻常,而且公布得尤其迅速,从而引起了外界的特别关注。

    我们从国内了解到的消息是,今年6月9日,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因中纪委负责人的特别请求,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他原先准备在会上的讲话中,最初祇是一般地表示今年要抓几个反腐败的大案要案以正党风国纪。也就在这个会议上,有关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生活腐化的举报材料被很自然地直接放到了胡锦涛面前。胡锦涛看后极为气愤,当即指定查办刘志华。刘志华6月10日上午还公开出席活动,下午即被中纪委“双规”,而且几乎同时,北京市召开全市区县级领导干部大会,市委、市政府正式通报了中纪委关于审查刘志华的决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也做出决定,免去刘志华的党政职务。再过一天,6月11日新华社就播发消息,说刘志华“包养情妇、生活糜烂”,“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违反党纪、政纪,中纪委、监察部已决定对他立案审查”。于是,在胡锦涛的直接干预下,刘志华就成了近年来没有经过一般程式下台的高级干部,而且是继1995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垮台以来受到查处的最高级别的京官。胡锦涛的介入是刘志华案件查办迅速,措施严厉,公布快捷的原因。一些分析家因此猜测,这一案件可能牵涉到中共官场黑幕后面更多官员的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新变化

    海外中国问题评论家历来喜欢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一些官员的升迁或下台,这大致没有错。不过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知道这种权力斗争格局在当前有什么新的变化,新的特点和新的走向。

    比如,中共官方公布的刘志华的问题或罪行是“生活腐化堕落”。在中共干部队伍之中,“生活腐化堕落”者遍遍皆是,中共当局何时单单以这种罪名来惩治腐败官员的?刘志华在北京权贵圈子里早就有贪色之名,他的行为事实上长期得到了包括市委书记刘淇在内的整个北京权势集团的默许。现在刘志华被查处,对中共高层当权者来说,是否意味着决心对这个受到中国老百姓普遍愤怒的腐败问题全面开刀,或者以此警告全国范围内的风流色情官员好自为之?对各级中共纪检部门、执法机构来说,是否意味着可以对其他“生活腐化堕落”的官员同样查处?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否也可以对仅仅有“生活腐化堕落”问题,而没有发现其他政治经济罪行的官员检举揭发?这是我们观察中国问题应当注意的问题。

    再有,对刘志华腐化行为的检举材料是如何出现在胡锦涛面前的?是出于高层人物的授意,还是仅仅出于纪委干部的义愤?而胡锦涛又为什么如此处置出现在他面前的举报材料?凭胡锦涛深厚的官场经验,他不可能不知道具有刘志华式的生活腐败行为的官员在中共内部俯拾皆是;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一般群众的举报材料不会在如此高层的会议上自然出现在他面前。然而,他还是迅速决定查处此案。这种反应,是胡锦涛大义凛然的真情流露?还是他老谋深算地装傻,顺水推舟?还是他在众目睽睽下迫不得已地以示公正?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独裁者们都曾经借反腐败的名义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胡锦涛是否继承了同样的衣钵(如同1995年江泽民将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赶下台),还是真的是要制造一种正面的社会气氛,既顺应老百姓希望正直清廉的强烈愿望,又杀鸡戒猴,让各方官员收敛自己的行为,乖乖地听从中央的政令?这些也是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思考的。

    有些分析家将王守业案件与中国军队的海陆空的军种矛盾联系起来;将刘志华案件与此人和北京市长王岐山长期不和,近期里北京市将进行换届选举的人事安排联系起来;将何闽旭案件与今年10月将召开的安徽省委代表大会的“大换血”联系起来;将李金寳案件与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的退位接班联系起来;甚至将这些案件的处置说成是中共纪检部门和公安检察部门的矛盾表现,说成是为今秋中共16届6中全会乃至明年中共17大洗牌做组织准备。这些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是觉得略显牵强或者联想得过于遥远。我们当然要注意中共黑幕后面的权力斗争,但是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更要注重其实际存在的具体的政治原因和社会结果。

被侮辱被迫害人们的抗争

    毫无疑问,在今日中国,对腐败官员是否处置及如何处置的权力祇属于中共的当权者,而不属于中国老百姓。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上述案件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受苦受难的被侮辱、被迫害人们的抗争,在其中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以王守业案件为例,首先将王守业风流丑事揭发出来的是王守业的一位蒋姓情妇,她不仅首先向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上访告状,而且还串联了王的另外两名情妇,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中国,小小老百姓的上访、举报结果通常是石沉大海的。但是她们锲而不舍,连续写了58封举报信,终于引起关注,让中纪委不得不立案调查。人们有理由给开口向王守业要几百万的这个情妇投以鄙视的眼光,但是,她毕竟是受害者,是专制制度的受害者,是被使用强权和金钱霸占自己精神和肉体的官员的受害者。当她从2005年开始向总政治部、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等部门告发王守业的时候,面对的是衙门的官官相护和互相推诿。在这种严酷的社会面前,蒋姓女子没有屈服,她站在北京市公主坟大街的海军大院门口,向来往行人散发传单;天天如此,风雨不误。于是,王守业的恶行迅速被公开扩散,试图庇护王的人也束手无策,中央军委纪委面对“政治影响很坏”,被迫下令对王守业“双规”,随后将王守业正式逮捕,移交军事检察院,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至于在刘志华下马的过程中,也与他的一名情妇向北京市纪委与中央纪委举报有关。我劝人们暂且不要谴责这些女性在争风吃醋,在攀附权贵,在出卖身体和灵魂:如果没有这些受害者举报祇有这些特殊人物才知道的内幕,共产党内那些利用权力和金钱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者何时才能受到惩罚?

    所以,在今天中国社会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之中,受侮辱、受迫害人们的抗争实在是值得提倡和肯定的。近年来,人们看到了全国各地被各级政府强行夺取土地,毁坏住房的农民们愈来愈多的奋起反抗,看到了工矿企业中被迫失去职业、福利的工人愈来愈多的公开呼冤叫屈。可以设想,当那些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的权贵们的情妇、二奶们也起来控诉他们所受到鲜为人知的蹂躏时,那将是一种何等规模的全国维护人权运动!

    在今天中国的刑法中是没有通奸罪的(祇有“破坏军婚罪”),在以毛泽东提倡的“在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为光荣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内,当权者搞几个女人历来是“生活小节”,祇要“政治方向、路线正确”,这些问题不值得一谈。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治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现在似乎有点不一样了,在媒体披露的2004年2月18日正式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条款”中,第150条明确规定通奸要受处罚,尤其是“与现役军人的配偶通奸的”要加重处分,“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与开除党籍处分”。请不要小看了这种规定,至少,中国老百姓手中多了一个与共产党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法规武器,这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并运用。

打碎富豪与贪官的结盟

    在今天中国,“资本原始积累”、“圈地运动”还在血淋淋地进行。共产党官员的贪污犯罪,常常与一些不法致富的富豪连结在一起,这是权力与金钱的联盟。在那些因为经济犯罪而身败名裂的富豪——例如上海首富周正毅、北京富豪国洪起、辽宁巨富杨斌背后,常常有一连串的贪官名字。前面所说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的垮台的公开理由是“生活腐化堕落”,其实人们分析,刘志华肯定和他经手的奥运工程有关。正因为如此,刘志华案件震动了北京乃至中国的地产界,北京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受到了调查,包括房首都创业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王守业的同一份公告里,同时宣布了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的还有浙江省通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葛政与广东省十八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罗泽勤。这两位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所经营的企业偷税漏税”辞去人大代表职务。人们大致可以肯定,在这两人的背后将会有一批贪官被连带揪出。

    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家族如何发财致富几乎家喻户晓,李鹏、江泽民家族与财富和金钱的关系也已经被多方披露。至今为止,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这一方面似乎还是清白的。善良的人们因此有理由希望他在肃清中国贪官的斗争中发挥更多的正面作用;但是鉴于非民主的一党专制制度的约束,人们又觉得没有理由对他寄予太多的期盼。不管怎样,中国国内和海外的民主力量,应当把打碎中国官僚集团与富豪们结盟当作一个主要的目标。这个任务不完成,自由、民主、法治的新中国就不可能实现。

    2006年中共腐败高干的落马风潮毕竟显示了正义对邪恶的胜利。站在海外遥望中国苍茫大地,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太石村的农民,重庆特钢的工人,天安门的母亲,双目失明而心中充满光明的侠义盲人,为弱势群体奔走呼喊的律师团队,还有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觉悟的女性,组成了当代中国浩浩荡荡的维权洪流。世界东方最大的专制大厦一定会被这个洪流冲垮,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刻来临。

陈破空:平壤跳高,北京撑腰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当日,美国成功发射“发现号”航天飞机。
同日,北韩连续试射七枚导弹,直接挑衅美国的意图明显。当然,北
韩挑衅和威胁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整个文明世界。

中俄反对制裁,各怀居心

北韩试射的七枚导弹中,有长、中、短程。其中,长程导弹“大浦
洞-2”号,原瞄准美国夏威夷,但发射失败,坠落日本海中。发射
其他六枚中、短程导弹,显然是为了掩盖长程导弹发射失败的丑态。

国际社会反应强烈。欧美、亚洲等地大多数国家都声明谴责。受到直
接威胁的日本,向联合国提出制裁北韩的议案,在联合国安理会15个
成员国中,获得13个国家的支持。只有中俄两国反对。

俄国反对,更多地,出于其国际战略考量:不甘心丧失其大国地位,
而有意保持对北韩的影响力。毕竟,在苏联解体前,苏联能与美国并
驾齐驱。苏联也曾经是北韩的最大援助国和紧密盟邦。然而,已经民
主化、同时已经是G8成员的俄国,竟选择与西方民主阵营对立、对
中朝等独裁者示好的外交路线,到底令人费解。非理性的取向背后,
大抵是持续发酵的俄罗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结。

中共反对,则出于更复杂的动机。其一,中共早已取代苏联,成为北
韩最大的援助国,既然“投资”,就不会轻易放弃“收成”;其二,
中共历来把北韩作为一张牌,用以对付美国,以便在诸如台湾、人权
等问题上与美国博弈;其三,更关键的是,北京与平壤,同是独裁政
权,当今世界,残存的共产党政权已经为数寥寥,中共和北韩是其中
之二。两者同病相怜,互为犄角之势。

北韩政治黑暗,经济惨淡,闭关锁国,民不聊生。形象上,比中国更
糟。为此,中共更乐意让北韩保持现状,以便拿后者当参照物,衬托
出自己“较好”的国际形象。如果有朝一日,北韩也象越南那样,既
搞经济改革,也搞政治改革,中共必尴尬万状,且无地自容。

北韩耍野,刺激亚洲军备竞赛

北韩发射导弹,直接威胁日本,日本国内舆论愤慨。日本政府为此决
定,提前一年部署三枚PAC-3型地对空爱国者导弹;日本政要发声:
考虑对北韩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日本民众要求修改和平宪法、
扩充军力的呼声增高;日美军事合作,更趋具体化。

值得玩味的是,北韩试射导弹后,先后传出印度、台湾、中国等国试
射、准备试射、准备部署先进导弹的消息。7月9日,印度试射“烈火
-3”型导弹,未获完全成功。该型长程导弹,据说针对中国,射程
可达北京、上海,印方几乎公开认同这一说法。台湾则准备试射“雄
风-3”型导弹,射程600公里,精确度小于半公尺。这类导弹,当然
只能是瞄准中国大陆。美国没有表示反对,显然是对中共纵容北韩挑
衅行为的反制。

与此同时,中共通过各种管道向外透露:中共最迟于明年部署“东风
31-A”型(CSS-9)洲际导弹,射程11,000公里,可攻击美国大部分
领土,包括华盛顿、纽约等东岸大城市。中共计划部署这类导弹60
枚,并携核弹头,据称每枚导弹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50倍。此
外,中共还将部署“东风31-A”型的潜舰版“巨浪2号”。

于是,以北韩核武和导弹威胁为起点,一幅亚洲军备竞赛路线图,清
晰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北韩发展核武,试射导弹;日本借势偏离和平
宪法,扩充军力;中共纵容北韩,挑衅文明世界;美国支持台湾、日
本、和印度,反制中共。所有这些,表明,平壤撒泼,未必获利;北
京纵容平壤,也未必对中国有利。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
其情也!

南韩态度,短视而不智

北韩耍野,南韩上下,却呈现奇怪的冷漠与沉默,除了“停运大米和
化肥”的象征性“制裁”,南韩当局甚至声称不会改变与北韩接触的
“阳光政策”。南韩没有谴责北韩,却倒过来谴责日本──当受到直
接威胁的日本,提到为避免北韩导弹攻击,可能考虑“先发制人”
(比如,摧毁瞄准日本的北韩导弹基地)时,南韩立即高分贝谴责日
本,称其为“侵略主义本质”。

日本固然有过侵略亚洲邻国的不光彩历史,但那毕竟属于半个多世纪
前、军国主义的日本,而不属于民主转型后的日本。南韩对日本的苛
责,仿如某种“出身论”:老子曾经是罪犯,儿子就一定是罪犯。
“老子反动儿混蛋”。殊不知,世界大战或区域性冲突,历来都由极
权国家挑起。今天,痴迷独裁的平壤政权,才酷似二战前的日本军
阀;而民主转型后的日本,早已成为文明世界的积极成分。

南韩对北韩的“宽容”,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不成比例。原因在
于,南韩正由左派当政,对残暴的金正日独裁政权颇多包容;同时,
南韩民间那股躁动不安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也为金正日的“跳高运
动”作了背书和掩护。但历史上,文明国家对独裁政权的绥靖政策,
从来就付出了惨重代价。当年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德国希特勒奉行
绥靖政策,后果如何,举世皆知。若金正日当真“把朝鲜半岛变成一
片火海”,大难临头的,首先就是南韩。南韩今日态度,短视而不
智。

美方冷处理,实不得已

面对北韩的挑衅,布什政府表现冷静,既未“先发制人”,也未“后
发制人”,仍然强调国际斡旋与外交努力,以至于被美国国内舆论批
评为“软弱无力”。美方如此,原因在于,华盛顿知道,金正日的动
作,目的无非是敲诈,企图从美方获得更大好处,诸如经济援助和直
接谈判。

华盛顿更明白,“打狗还须看主人”,平壤的背后是北京,那个拥有
核武器,正加紧部署“东风”、“巨浪”等洲际导弹、并继续穷兵黩
武的最大独裁政权,才是呼之欲出的最大“邪恶轴心”。除此之外,
伊拉克形势未稳;伊朗核危机未解;中东战火重燃,都给华盛顿构成
重重羁绊和牵制。面对金正日添乱,白宫忍耐,实不得已。

北京有意拖延联合国对北韩采取行动,自告奋勇地派遣副总理回良玉
率团出访平壤,号称“斡旋”,随即暗示“斡旋失败”。并假装神秘
地说,从金正日那里得到“口信”。又说“如果不利用粮食和石油这
一实际手段,就没有办法把朝鲜拉回到谈判桌”。如此演技,人们大
可疑问:敲竹杠的,究竟是北韩还是中共?

要求北京对平壤施压的华盛顿,并非看不透这种一目了然的双簧把
戏,惟以假对假、以假混真、假戏真做,籍此敷衍应付罢了。回良玉
访朝,主要目的,是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45周年纪念
活动。借此机会,中朝两方正好关起门来,一番杯盏觥觞、酒酣耳热
之后,进一步合谋,如何继续演戏,如何敲诈美国,以及如何对抗整
个文明世界。

平壤跳高,北京撑腰

北京御用学者假装诉苦:北韩试射导弹,对中国压力更
大。然而,谁
不知道,北韩的核子和导弹技术,大多来自中国;每一年,中方都向
北韩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比如,提供北韩70%的燃料,其中就包括发
射导弹的燃料。如果中共那么“无辜”,金正日发疯之时,何不趁胡
锦涛访美之日?

北京表示:北韩发射导弹的主要原因,“是不满美国对其进行金融制
裁。”这里指的是,北韩通过中国澳门汇业银行洗黑钱,美国被迫停
止与该银行的所有业务,并对北韩施以金融制裁。北京的暗示,无意
间泄露:其一,北京事先知道平壤发射导弹的企图,而予以默认;其
二,北京为了帮助平壤脱困,更为了帮助中方自己的澳门银行,而怂
恿平壤发难。

北韩试射导弹,陷入国际社会的谴责声浪,北京竟呼吁:“希望有关
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对挑衅者和威胁者不置一词的批评,却要求
被挑衅和被威胁的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又是何等颠倒的逻辑?
这种“一边倒”的姿态,所透露的信息,只能是:平壤跳高,北京撑
腰。

日本向安理会提出议案,运用的,不过是一个成员国应有的权利。中
共竟声色俱厉地谴责日本,指控后者“分裂安理会”。这一指控,使
人联想到1989年,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拒绝以武力镇压学生,就被以邓
小平为首的党内保守派厉声指控为“分裂党”。习惯了“党天下”的
中南海,竟然错觉到以为,联合国安理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竟
可以随意“扣帽子”,“上纲上线”。

中共散发自己起草的“安理会主席声明”,该“声明草案”,对北韩
试射导弹,仅“表示遗憾”;对北韩未预先通告民用航空和航海,仅
“表示关切”;仅希望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如果中共那么
重视“对话”,为什么不与自己的人民对话?举凡“六四”屠城、法
轮功问题、汕尾血案,中共都顽固拒绝与人民对话,而一律诉诸武
力,不惜流血。这一切,当作何解?

中共的“草案”,仅得到俄国一家支持,沦为安理会中的“一小
撮”。中共为此恼羞成怒,扬言动用否决权,阻止任何有关制裁北韩
的议案通过。最后,7月15日,安理会通过折衷决议案:要求北韩停
止试射导弹,其他国家不得向北韩出口或从北韩进口导弹技术。平壤
随即表示拒绝接受。

北韩此次试射导弹,连发七枚。导弹大多落入介于北韩、南韩、日
本、俄国、和中国之间的海域,如此“乱射一气”,包括中国在内的
邻国,应该感受到共同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共对金正日政权
的包庇、怂恿、合谋,牺牲和危及的,恰恰是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与
安全。再次证明,中共,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敌人。

撼山易,撼文明世界难。平壤政权选择在美国国庆日乱射导弹,失败
现丑,不过是给美国施放“节日焰火”罢了。金正日献丑,丑得“可
爱”!

《开放》2006年8月号

王德邦: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一样的问题,二样的解答(之2)

从《半月谈》调查统计显示,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是百姓关注的第二
个热点问题。在5,000张有效答卷中,有4,251张关心这个问题,占
85.02%。可见看病上学及买房这事关百姓身体、发展与生存的事成了
人们纠心的、压在心头难以释怀的“三座大山”。

我们先听听《半月谈》搜集到的老百姓对这“三座大山”的描述:

◆茆庆坤(63岁,南京市凤栖苑54号):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是新
 形势下老百姓面临的三座大山。
◆韩兴荣(30岁,重庆市):治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救护车一
 响,几头猪卖光。
◆王艳平(36岁,南京市双闸街道红旗村):现在人人都说:穷人不
 生病,就如走大运。
◆陈大元(54岁,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政府):教育资源配置不合
 理,好学校大量招生,收取择校费、赞助费。

从被调查者几言片语的描述就可以感到人们对看病上学的恐惧。中国
改革近30年来,尤其是89年之后,中国社会步入了唯经济发展论时
代。在政治合法性丧失之后,当局一心以为经济发展了人们就会拥
护,政权合法基础就会建立。于是疯狂强调GDP,一切以表面的经
济繁忙(而不是繁荣)作为目标。社会价值趋向唯钱自图。不择手段
地捞钱,成了社会的普遍原则。在这方面首当其冲的是官僚率先而
为,舆论公然倡导,将人的社会价值完全扭曲为获得金钱的多少。于
是社会一切行业,只要是垄断的、在政府权力掌控保护下的,都凭借
其特殊的地位投入到社会聚敛财富的行列。于是出现了:“药价虚
高,药品从药厂到患者手中经过的程序太多,而几乎每个程序都被部
门或者个人利用为‘雁过拔毛’或者谋取私利的工具,加上监督机制
的先天‘贫血’和后天失灵,商业贿赂盛行。投机逐利的商人、渎职
失守的官员和本应悬壶济世的医生构成的扭曲的‘食物链’,使驱除
肉身之疾的药品成了百姓难以下咽的苦果。在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
和区域差异扩大的背景下,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巧立名目花样迭
出,远离社会公平。而面对刚性上涨的房价,城镇居民对小康的向往
不得不演变为‘房奴’的生活现实。富有者大建别墅,普通百姓则只
能期待政府‘安置广厦千万间’”。等等《半月谈》概括的现象。

我之所以说《半月谈》概括的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是因为在看病贵、
上学贵、买房贵的面前,看似是行业的垄断,让百姓没有选择余地的
情况,其实这是一种现象,在这行业性垄断的后面深藏着的是权力统
治集团对这些行业保护与对这些行业作为的默许、甚至纵容。本质上
这是极权政体需要一切与权力相涉部门的共同参与社会财富掠财与分
利的结果。因为各行各业的无原则的赚钱是极权统治所一再倡导与需
要的。这些赚钱不仅在膨胀着GDP的数字,而且它真实地让各行业
在钱的增加上寻找到兴奋点与发展感。在权力垄断下的挣钱竞争中,
社会不仅完全忽视了应有的责任,而且也丧失了人类的道义。于是在
无限制的奔钱路上,最后出现了与每个人切身相关的看病、上学与买
房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事关社会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没有人
可以逃避。之所以最后表现到这三个问题上,就是社会挣钱总是有个
限度的,在一定社会所富起来的人总是小数,当普遍以钱为行业与个
人目标时,最后普遍百姓只能成为挣钱的受害者,因为挣钱的机会在
极权统治下是不平等的,而用钱的机会却是基本一样的。极权挣钱成
就了小数有权者,富了小数有势者,却抛下了广大普通百姓,使广大
普通民众成了全民挣钱的牺牲品。对全社会增长的开支,那些权贵们
是不在乎贵的,而普通百姓却只能望贵止步。其实这是一个极权聚敛
社会财富分括天下的阴谋。它们起于全民不设限的挣钱,因在挣钱过
程中的机会不平,形成了社会两极,使社会普遍的负担超过了挣钱的
增长,从而达到不断搜括天下民财的目的。

所以解决中国看病贵、上学贵与买房贵的问题得从社会价值上纠偏与
制度改革上设限两方面入手,而实现这两方面的根本保证却是结束极
权政体。因为在极权政体下,政权就被变异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只要
这种价值趋向不被扭转,那么看病贵、上学贵与买房贵就根本不可
能改变,因为这中直接牵连着整个权力阶层的剥夺、刮分社会利益问
题。要知道医药、学校、房地产哪个行业不是紧连着极权政体的权贵
利益。试想学校产业化是谁推行?还不是中共极权掌控的教育部;一
个房地产公司怎么成长?还不是权力霸占的土地与银行跟开发商勾结
起的结果;至于医院为什么不直接放开让国外进来就更是说明了这
点。这一切都是在权力操控下形成的垄断,又在权力诱使下形成的掠
夺。今天在极权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谈这些问题的解决,就完全是贼喊
捉贼!是不会解决问题的。

(2006-08-02于北京)

 

民主论坛

余杰:捍卫自由价值:没有胜利,就没有和平

——从邱吉尔、里根到布什、布莱尔的自由之路

 

 

 “我不屈服于一时的叫嚣,而且重视支持那些大胆和正确地执行指示的人。在雅典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我们的格言是‘没有胜利,就没有和平’。”这是英国首相邱吉尔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致英国驻希腊大使利珀的电报。当时,英军刚刚将希腊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而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队正在苏联的唆使之下蠢蠢欲动,悍然违背与盟军达成的约定,迅速填补德军撤退之后留下的真空地带,犹如不到一年之后中共军队在中国东北所做的那样。希腊内战一触即发。是容忍共产党军队继续攻城略地、杀戮民众,还是给予迎头痛击、以保障民主政府的正常运转?这是英国当局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幸运的是,当时英国拥有一位伟大的领袖邱吉尔。对于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巨大危害,邱吉尔了然于胸、毫不含糊,他把遏制共产主义病毒的传播作为战后西方世界的首要任务。在纳粹德国失败前夕,邱吉尔清清楚楚地表示:“关于这件事,我自己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怀疑,因为我看得十分清楚,在击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后,文明必须面临的危险将是共产主义。”具有远见卓识的邱吉尔意识到,希腊危机不仅是这个南欧小国自身的危机,乃是自由世界与共产专制世界全面较量的序幕。因此,他下令以强硬手段对付希腊共产党的叛乱。

后来,邱吉尔在篇幅浩繁的《二战回忆录》中设立专门的章节叙述希腊事件,尽管当时盟军正在展开与纳粹的决战,但邱吉尔并不认为希腊六个星期的争夺战是微不足道的,“须知这个事变是处于西方世界的权力、法律和自由的神经中枢”。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对于这件事情采取了更直接的指挥。当我得悉共产党已经占领了雅典几乎所有的警察局,杀害了其中大部分已声明不再抵抗的人员,而且距离政府机关只有半英里时,我就命令斯科比将军和他的五千英军出来干涉,并且向背信弃义的攻击者开火。做这样的事情,半途而废是没有用处的,对于暴徒的这种暴力我们只能用枪杆来对付。”在接到首相的命令之后,驻希英军统帅斯科比将军在回电中这样保证:“当任何一个党派得以把私有的军队作为其政见的后盾时,希腊就永远得不到和平和稳定。我希望战争能局限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范围内。但我已有准备,遇到必要时,在全国其他地方和他们干到底。”

当时,英军在军事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困难,更大的压力则来自于内部舆论。英美媒体猛烈攻击邱吉尔,批评英军居然镇压不久前还在与之并肩作战的希腊“人民民族解放军”。罗斯福与邱吉尔产生重大分歧,英国下院反对党议员提出要求邱吉尔改变希腊政策的修正案。

正是在此惊涛骇浪之中,邱吉尔体现出了伟大政治家的人格光芒。十二月八日,邱吉尔在下院发表精彩演说,深入论述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暴政,英国需要怎么做才是支持民主、反对暴政。他切中肯綮地指出:“我们对于民主必须有几分尊重,不可随随便便使用这个名词。跟民主最不相干的是暴民政治,成群的匪徒,拥有杀人利器,靠暴力杀进大城市,夺取警察局和重要的政府机关,力图建立一种运用铁碗的极权统治。……民主不是建立在暴力或恐怖政策之上,而是建立于理性、公平竞赛、自由和尊重他人的权利之上。民主不是街头的荡妇,可以同带手提冲锋枪的人随便一拍即合。我对于几乎任何一国的人民,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表示信任,但是我得弄清确是人民,而不是一群暴民,这些暴民凭借暴力就能推翻合法的政权。”邱吉尔深刻地洞见到了希共及其苏联主子的本质,共产主义与民主是绝对不相容的,一旦共产党夺取政权,就意味着民主的灭亡。所以,对待这群无法无天的暴民,除了采取针锋相对的手段以外,绝不能以绥靖政策待之——这就是后来美国在中国犯下的错误,美国以妇人之仁促使国共双方谈判,终于使得中共伺机坐大,中国遂沦陷于中共之手。

邱吉尔在希腊问题上没有犯如此弱智的错误。为了贯彻自己的反共政策,他不惜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这才是伟大人物的大勇之处。他们着眼于历史的评价,而不是一时舆论的好恶。他们不怕“政治不正确”,他们只对历史负责。在演说结束时,邱吉尔慷慨陈辞道:“如果我这种行动应受谴责,我甘愿接受下院的处分;但如果我不因此被撤职,我们将坚决贯彻这个政策,就是要肃清雅典地区一切反抗希腊立宪政府命令的叛徒。我希望我已经把我们的立场——包括它对世界和战争大局的影响以及对我们政府的影响——说清楚了。”

邱吉尔再次获得议员们的支持:在投票走廊里只有三十名议员反对他,投信任票的将近三百人。他对这一结果十分满意:“在这里,下院再一次表示它的坚忍不拔的力量和权威。”这次投票直接影响了希腊未来的命运——“如果说希腊已经免遭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而今天以自由国家之一存留下来,那不仅是由于一九四四年英国的行动,而且也是由于不久以后便成为英语世界联合力量的那种坚定不移的努力。”遗憾的是,希腊模式未能在其他东欧国家得以推广,后来几年里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东南欧国家并没有这么幸运,苏军所到之处便是自由的末日,这些国家的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迫身陷奴隶状态;更为遗憾的是,希腊模式也未能在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等国得以实现,共产主义病毒遂如同艾滋病病毒一样肆虐于诸国,它们比苏东更为不幸,至今仍然未能从奴隶处境中解放出来。

由于英美的正确决策,希腊走上了一条幸运之路。二战结束之后,希腊再次爆发内战。此时,美国国策发生重大转变,不再持中庸立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捍卫自由价值。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希腊这个烫手山芋,以马歇尔计划援助其抗击共军叛乱。由于美国的介入,战局急转直下,政府军节节胜利,迅速肃清境内共军。后来,史家分析希共失败的原因时指出:首先,斯大林认为这是一场胜算不大的战争,苏联和希共缺乏足够的海军来抵制美、英的海上攻势。其次,希共的主要经援,来自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附庸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但自从南斯拉夫与苏联闹翻之后,便不再支持亲苏的希共。第三,希共的支持者,最初是偏远地区的农民,后来农民逐渐对希共失望,不愿参与内战,希共兵源缺乏,乃采取“抓壮丁”的方式征集士兵,战斗力遂直线下降。第四,希共军队内部出现分裂,希共领袖沙卡瑞阿迪斯主张采取传统式战术,军队司令官瓦费阿迪斯则主张采取游击战术。以上四个原因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美英领导人对希腊民主政体的坚定支持。虽然后来邱吉尔已不在其位,但其名言“没有胜利,便没有和平”一直是继任者处理希腊事务时烂熟于心的政治守则。此后二十多年,希腊在经历君主立宪政体和军人独裁之后,终于顺利过渡为民主共和国。

正是基于“没有胜利,便没有和平”的原则,后来的美国总统里根像邱吉尔一样,在多方制肘的情况下,决然扛起反共大旗。在里根入主白宫的前一年,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无人相信它最终会一败涂地;伊朗扣押美国驻德黑兰使馆人员长达数月,失败的营救行动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美国国内也陷入经济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岌岌可危,许多人认为美国的世界地位将会迅速下降。欧洲人甚至赌定咄咄逼人的苏联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幕僚们都认为北约会在冷战中失败。见机行事的法国和德国开始寻求贸易东扩,施密特的“东方政策”集团甚至准备向苏联俯首称臣。

当里根在一九八二年明确表示要埋葬苏联这个“邪恶帝国”时,欧洲人认为这个粗俗的好莱坞演员简直是疯了,抗议和漫骂之声此起彼伏。当时的情形与欧洲人当前对布什总统的不满何其相似!就像他们认为里根是一条只会狂叫的疯狗一样,布什在这群优雅的绅士眼中也是一个粗野好战的、顽固不化的右翼分子。然而,西方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知识分子们谁也没有料到,在短短数年间,里根就重振了美国国威,在冷战中转守为攻。在完成第一轮减税政策后,美国股市的价值在一九八四年翻了一番,微型晶片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和战争方式,美国重新赢得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一九八九年,柏林墙一夜之间便倒塌了,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两年之后苏联也土崩瓦解了。在布拉格街头曾经矗立起这样几个标语——“波兰:十年”、“匈牙利:十月”、“东德:十周”、“捷克:十天”、“罗马尼亚:十时”,表示这些国家共党垮台的时限。苏东剧变的经过让人们目不暇接、眼花缭乱。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们死不认错,为挽回面子只好辩解说,苏东的垮台是自我解体,而非里根的功劳。

然而,不容抹煞的事实是:里根在西方处于危急关头走马上任,英勇地对抗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共产主义势力。他不同这股邪恶势力谈判和妥协,不再像基辛格之流那样认为势力均衡就能带来世界和平。毒瘤就是毒瘤,毒瘤不会摇身一变成为鲜花。正如邱吉尔坚信在与共产极权主义的战斗中“没有胜利,便没有和平”,里根在英国国会的演讲中也毫不犹豫地宣布:“共产主义必将埋葬在历史的灰烬中。”这两句名言相映生辉。数年之后,苏东的共产神话寿终正寝,里根坚定的反共政策与自由民主的号召是最重要的外因。

如果没有邱吉尔当机立断,也许便没有一个民主的希腊屹立在地中海;同样,如果没有里根中流砥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苏联及其卫星国集团不知还要祸害世界多久。邱吉尔和里根没有屈从于西方世界内部那些貌似“政治正确”的力量,“当断不断,反受其害”,那些虚伪的“和平主义”者的绥靖政策只会纵容共产势力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只能让世界继续笼罩在“老大哥”的阴影之下;邱吉尔和里根也没有被苏联那外强中干的威胁所吓倒,他们敏锐地发现这个邪恶帝国已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里根政府,勇锐地对苏联帝国发起了最后一击,终于让数亿的民众重新获得久违的自由。

今天的西方世界,在面对那些残余的、更为隐蔽的共产极权国家和新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时候,绝对不能像希拉克和施罗德那样与虎谋皮、与狼共舞,而需要像邱吉尔和里根那样的洞见与坚韧。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正是这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领袖。美英联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拉枯摧朽地埋葬了塔利班和萨达姆这两个犯下灭绝人类罪的独裁政权;美英两国对人权、自由和民主价值的推广,让数以亿计的在独裁统治下呻吟的的民众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虽然布什和布莱尔都面对国内外强大的反对意见,他们的政策也富于争议性,但他们仍然像当年的邱吉尔和里根一样,坚信“没有胜利,就没有和平”。

日前,美国政治学者克劳迪娅·罗塞特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走你自己的路——坚持原则比赢得爱戴更重要》。这篇文章乃是对“布什主义”的最好注释,而“布什主义”正是“邱吉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延伸。罗塞特指出,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人民处于困境之中,他们没有言论自由,也无法表达真正相信或希望的东西。许多这样的人生活在中东,正是眼下争论美国是可爱或是可恨最激烈的地区。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做呢?她建议说:“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别再费力耗时地掂量这样那样的情感,而是要集中精力来捍卫我们的原则。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全球大舞台上,坚持我们的原则确实是美国应该尝试的最佳选择——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赢得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是的,一个坚守原则的人比一个和事佬更能赢得长久的尊敬,一个坚守原则的国家也比一个没有是非的国家更能造福人类。美国应当坚持自己认定的道路,担当公义和慈爱的使者。

在我看来,邱吉尔和里根的伟大,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尊重类似于“没有胜利,便没有和平”的、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当许多自以为是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常识”熟视无睹时,布什和布莱尔却老老实实地运用“常识”来处理外交和内政,他们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圣经》早就教导我们,不能与魔鬼做交易;在现实世界里,自由国度也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谈判来实现与独裁政权之间的“和平相处”。黑暗不会心甘情愿地欢迎光的来临,因为一旦光来了,黑暗的末日也就来了。世界要真正实现和平,其前提便是所有的国家都成为民主国家。因此,要缔造和平,首先必须推广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这是一条光荣荆棘路,会有挫折,会有歧路,会有死亡,会有鲜血,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没有胜利,便没有和平”。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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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日本:锉去金朝,再造北韩

日本作为第三大经济强国,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发挥相应相称的作用。现在有一个让日本发挥相应相称作用的大好机遇,那就是“借助”极权暴政北韩的导弹挑衅和核武讹诈,一举锉平金日成政权,再造一个民主自由的北韩,就像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那样。日本一直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为美国分担更多。这是非常可贵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真正能够带领国家“出埃及”的大政治家,因而整个日本的形象始终显得瑟瑟缩缩,就跟它的电脑工程师研制的机器人儿一样。

    拔金氏政权会不会引发中国“抗日援朝”?不会。因为毛泽东没有了,而且可以借美国的旗号拔。拔北韩会不会引发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联想?有人愿意联想就让他们联想好了,反正是三二年就见分晓了。这分晓就是拔北韩不是日本实现帝国梦想的一步,像半个多世纪的大东亚共荣圈时代那样,而是帮助北韩人民建立起民意政府和民主国家,然后功成身退,把一个现代文明的北韩交回人民手中,就像美国在德国、日本、阿富汗和伊拉克做的那样。“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堆高于岸,流水湍之;行高于人,众比非之。”行公义要有遭遇嚼舌头的准备。

    有人说美国对伊拉克的“工作模式”是失败的。这要么是陋儒之见,要么是萨达姆的表弟之见。伊拉克文化中富集的毒素,如果听凭其自然排出,五千年也排不干净。如今是三年五年即可排除净尽,清赚以后四千九百九十五年以上的幸福自由的日子,真是太划算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也一样,不流这种血,就流那种血,哪种流血的副产品比较积极正面,就应该勇敢选择流哪种血。北韩问题也一样。

    为什么要拔掉金氏,再造北韩?第一,金记北韩是东亚的脓包,它存在本身就是东亚的耻辱,它每时每刻都在戕害东亚人的道德良知。第二,它挑衅日本,威胁日本。拔就拔吧,为什么还要费这些口舌,像蚊子下嘴以前还要嗡嗡一番?因为还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原则挡在前面。这是君子出于君子的愿望确立的一项原则,却在实际中为恶棍遮荫。二次大战之后,这项原则虽然降低了国与国之间发生所谓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可是却大大提高了暴政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的合法性。近半个多世纪里,死于暴政的人类比死于战争的人类更多。毛泽东在位二十多年,天天对人民发动战争。

    八九六四邓小平挥师天安门广场,当彼之时美国最该做的是立即对中南海实施斩首行动,而不是急急忙忙藏匿方励之先生。同样,当2005年3月北京大学宣布焦国标为“自动离职”时,美国要做的应该是向北京大学所有正在美国访问的老师和留学的学生发出驱逐令。焦国标像一粒芥子微不足道,可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事关美国的国脉、人类的未来。文明世界对流氓必须使用超级君子的霹雳手段,否则文明世界永远受制于流氓恶棍。

    据在日本的中国学者解释,近年中日交恶始于江泽民九十年代末的访日。当时江氏希望日方再对他重复一遍道歉的话,日方则认为已经道过一百次歉了,不能中国领导人来一回道一回歉。江认为没面子,大不满。中国外交部开始围绕江的面子而运转,日本邪恶论遂成为笼罩在中日关系上的一片乌云。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一直是对华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以03-04年度的数据为例,日本驻华使馆网站资料显示,是年全球五大对华援助的国家和组织,日本据于首位,金额为1441百万美圆,是其余四个国家和组织总和的二倍。其余是德国396百万美圆,法国134百万美圆,国际开发协会105百万美圆,英国64百万美圆。可是你看在中国外交和媒体的话语里,日本简直一点好事都没干。日本无论做什么都挨中国骂,现实没什么骂了,就翻历史旧账骂;历史旧账骂腻味了,又回到现实里骂。总之在中国的语境里,日本无论做什么都亏欠中国,亏欠东亚。与其如此,日本不妨做一桩大手笔,拔掉金氏,再造北韩,让北京狠骂去吧,或者得蒙北京夸奖也未可知。

    日本小泉首相有美国式的救世愿望,可能继任的安倍晋三看来将会继承小泉的这种愿望和理想。这与美国9.11之后确立的拔钉子全球战略是吻合的。第一经济强国美国拔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第三经济强国日本再拔了北韩,第二经济强国默克尔的德国再选个钉子给拔拔,英国、法国、欧盟再遴选几只钉子拔了,世界将显得多么生机勃勃有希望啊!携文明世界民主自由之雷霆,限期整改一个邪恶的国家其实是很容易的,起码比限期治理一个污染的湖泊容易。

    2006年7月24日 北京

樊百华:当下中国最大的秘密

台湾民进党最近开大会宣布解散党内派别,这意义至多是对该党派别的公开活动增加些纪律约束,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开活动加大了民进党的裂痕,小心被开除出党吧。这当然有操作上的困难。只从书生理念说话,有派别正常且只能按照党内游戏规则解决纷争,民进党此举当然不好理解。可人类的生活实际当然不是纯粹观念的外化,现代政治如果只有程序正义那就真是小学生也不难玩的游戏了。

按照我的书生之见,如果民进党真是出了大的道义灾难,民进党内的清正力量不必在意党的分裂,按照规则不解决问题,与其整个党完蛋或者不死不活,不如分裂。只要台湾的民主自由格局不变,“死”掉的只会是不健康的力量。国民党不是分裂过了吗,我看国民党如果真有出息真想新生,还得再分裂一次。这就要看马英九先生对于陈旧保守而又投机到亲共的力量到底持何种态度了。

政治这东西陷到日常事务中当然很复杂,但大政治家从来首先是把握道义方向的。

反观大陆,当然是越来越混乱了。从共产党一面看,不要说基本上没有照马克思的思想办事,从来如此,就是比照列宁尤其是斯大林、毛泽东的共产党,也只剩下集权专制,余则成了不伦不类,只有官员私利没有丝毫公义的行尸走肉了。一些个人很少腐败(并不能对制度性腐败少减责任)看起来政绩还不太糟糕的官员,实际上也不能对这个党有任何符合道义的关怀了。我对1949年前的共产党有所肯定,对1949年之后的共产党不完全否定,例如本届政府取消农业税等小小的好事当然要肯定,但从事实出发,只能持基本否定的认识。在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中,我被一些朋友认为是价值取向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倾向的,但事情至少从1957年开始早已完全乱了:拥护共产党的人们往往都是小人,是利禄之徒;真正对劳苦民众有同情心、有福利国家倾向的人们,倒基本上受到共产党的排斥——你说这共产党不是比刮民党还刮民党吗?就像流氓独裁者金正日过着腐朽糜烂残暴昏庸的生活,却充当着朝鲜共产党的头头;按照逻辑正名,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可以有任何叫法,唯独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离得最远。21世纪竟有这样的欺世盗名,实为人类的耻辱。仅仅为了孔子的正名传统,也必须解决了这样名实乖戾的庞然大物。

说共产党中有好人当然是正确的废话,哪个群体中没有好人?资本家、地主、皇亲国戚就没有过好人?好人与坏人同处于一个名声太坏的群体中,仅仅是坏人的责任?

共产党恨不得民进党一夜之间分裂得稀里哗啦,这只要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海峡两岸”,这个用最漂亮的脸蛋说最丑陋的话语的节目,就一目了然了。

分裂还是团结从来不是第一位的。共产党不是说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吗?你连党章都自相矛盾、资本家而且是不仁不义的盗窃家都成了共产党内的红人了,你怎么好意思还叫做共产党?这样的蛮不讲理,这样的见利忘义,你怎么好意思讲道德?……共产党官员们大多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不讲了,这成了什么党了?称作痞子党、流氓党等等都比叫共产党切合。

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先生说:“我早就说共产党应当分裂”。这对不对呢?如果共产党基本上是一个偏向于正义的党,一个能够得到人民拥护的党,一个有效领导着国家的党,那当然不能分裂也不会、不可能分裂。反之,如果维持表面上的团结,那就必然要付出种种极大的代价:13亿老百姓当牛做马的代价;军队、警察不惜与人民为敌的代价;党内或者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或者勾心斗角、残酷倾轧,总之,都是兽性泛滥、公义不彰的代价。

如此,只要有一点点良知的共产党人,就不难明白:不是谁早就说应当分裂,而是共产党早就应当分裂。回顾1949年以后的历史真相,1953年开始“化私为‘公’”了,共产党就应当围绕当年说的话为什么要食言而分裂。以后的“反右”、“饿死人”、“八大”、“文革”直到“六四”和1990年代疯狂的“化公为私”,这都是共产党应当分裂的时期。曾经是应当产生“非毛派”与“毛派”分裂;后来是胡赵派应当与邓江派分裂;现在呢?这就要说到现在中国“最大的秘密”了。

2006年4月25日,杨帆教授发表相关最新的研究成果,题为《中国的腐败资金有多少?——严防腐败资金与投机资本破坏国家金融安全》文章介绍了他自己1998年的研究成果说:“我在1998年在中国改革报发表《权力资本化》一文,估计改革20年来‘以权变钱’的数量,包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内外贸提成),生产资料双轨制,汇率双轨制,股票上市和司法腐败等,大约30万亿人民币。”

文章转述胡鞍钢教授的研究成果说:根据政府部门公布的查处情况,概括为10类系统性腐败经济损失,指不同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任意滥用本系统的公共权力,为本系统人群谋取私利,形成的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4.5%。1998年包括:官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 20亿;走私 800亿;垄断行业,电力50亿;医药100亿;税收流失100亿;公共支出腐败损失1000亿,包括财政、金融、粮食和垄断行业;公共投资中腐败损失60亿人民币;国有企业私有化,逃废银行贷款本息600亿人民币;公共机构乱收费 100亿;金融诈骗100亿人民币。 总计3000亿人民币。 这只是查处出来的部分,如果查处率是30%,那么实际腐败金额就是10000亿人民币。1998——2005年8年,共80000亿人民币。

文章继续说:“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加入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两大项, 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如果把个人实际控制,在公家名义下报销的奢侈性消费也计入,如我曾经估计1998年黄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约5000亿人民币,其中用公款报销者约3000亿人民币,10年就是40000亿人民币。 加上越演越烈的评比风,学术教育医疗和媒体腐败,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 60万亿人民币。”

老百姓当然知道共产党的腐败,也大致知道腐败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但共产党的领导人却装着不知道腐败的根源,实际上是知道的——否则就是弱智。装着不知道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说:这些从许多方面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如何有道德的人,自己却不说实话、不承认真相、不做老实人。这当然是幼儿也会感到混乱的道德问题。

装着不知道就会掩盖真相,例如按照焦国标先生说的:3000万宣传员基本上干的就是说假话一件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3000万人是非生产性的——依我看还是反生产性的,他们的“反效用”是要让中国GDP大打折扣的(大折扣的决不止此,有专家论述过如何考虑到高浪费、高耗费、高污染等等,中国的GDP其实增长很低)。扬帆教授说:“2005年中国GDP总量是17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长部分是 1.6万亿人民币。腐败资金规模,按照GDP 的20% 计算,应该是34000亿人民币, 为当年经济增长部分的两倍。”

掩盖真相使得人民应该知道的详情成了秘密。详情很详,详到应当建立一门专门的学科来研究来揭示。例如为什么老百姓这么穷这么苦,为什么全部公共福利每年总共也不超过一万亿?为什么包括农民在内的公共医疗、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义务教育,财政完全有能力全部包起来,共产党却像生病的小羊拉“滗滗屎”那样,每年只肯增加几百亿?全都是秘密!扬帆先生说到总量60万亿人民币的腐败金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当然是共产党不方便公开揭露的秘密:“扣除外逃的4000亿美圆,34000亿人民币,再扣除已经消费掉的部分,假设为 1/5, 剩下35万亿左右,以存款,股票,房地产,企业持股和黄金珠宝等形式存放于国内。 我国居民存款是14万亿,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才2万多亿,假设其中有一半是腐败资金,8万亿为黄金珠宝,剩下20万亿在房地产和企业股份当中,也是惊人的数字。”就是说“90%的腐败资金还没有逃出去。而逃出去的腐败资金,又有一部分以外资身份流回国内,这就是洗钱以后的再投资,这就是国内腐败资金与国际投机资本的融合与总循环。”

扬帆先生确实揭露了惊人的秘密!由于扬帆先生的“国家主义”价值取向和其他不算健康的顾虑,他没有对30多万亿的腐败财富意味着什么做进一步深刻的解读。

30多万亿的腐败财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社会品质的严重堕落,黑社会式的卖淫嫖娼也就是我说到“权力控制下的性混乱”是这么来的,文化产业的低俗化是这么来的(著名艺术家陈丹青最近又说到艺术的堕落不是“枝节问题”),教育乱收费是这么来的,传媒充斥着虚伪邪恶的语言也是这么来的……意味着要从腐败的需要控制中国的经济:必须朝为富不仁的方向继续发展,例如疯狂低价收购公有企业就是这么来的,再如恶意操纵股市也是这么来的,把商品房价格炒得这么高还是这么来的……意味着共产党的政治已经和将继续被痞子暴发户集团牵着鼻子走——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现实的日常威胁,就是说如果正直的共产党人要想从制度上彻底反腐败的话,也即要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话,那么痞子暴富集团就要威胁你,从中作梗、与你作对,什么“中国特色”就是这么出来的,“中国从来有民主、有人权”、“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等等,都是这么来的;二是可能的威胁,即如果要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造,痞子暴富集团可能花重金收买控制部分军队,摆出死活大拼一场的无赖恶棍相来。

这两种威胁通过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集中表现出来——我的意思是继承了毛泽东专制遗产的邓小平是造成威胁的原因,继承了邓小平腐败的“原始积累”路线的江泽民才是结果,这些年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到“科学发展观”的好话坏话都有,进步与反动并存,这种政治算计上的平庸杂烩、意识形态大紊乱、少主意更少主义的局面,也是一种结果。为什么邓小平老是像算命先生一样贩卖他的“三步走”?2000年的小康流产完全证实了邓小平的政治欺骗是实,共同富裕是虚,现在的“全面小康”呢?“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水平才能搞政治民主”呢?这些都是痞子暴富集团的政治阴谋,目的无非是让正直的人们一代代抑郁而去,到2050年由现在的痞子们的后代变脸成“假上流社会”,那时候人们不再方便追究“不光彩身世”了,富翁们的财富都可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了——这当然低估了人类的记忆能力,更低估了现代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档案保存能力,尤其低估了劳苦大众的“正义意志”——于是,不妨玩玩“形式公正实质也力求公正”的游戏了。

(当然,一切正直的人们必须首先为了当下的斗争首先做好揭露真相的工作,包括揭露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不法富翁们的具体犯罪事实,海外有条件的人们应当办一个“为了现在与将来的正义”专业网站,专门搜集公布相关事实,模板不妨按照现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以便例如某村的人能够提供、检索某村的相关资料。现在全中国每年光上访的人就有数百万,光群体维权抗争事件就有十万之多,太需要这样一个专业网站了。我两年前呼吁人们记录身边的罪恶,现在看来必须有这样一个超豪华网站来推动记录罪恶的大事业!)正义的人们必须努力勇敢地工作,以增大随时彻底击碎痞子美梦的可能性。

杨帆教授的相关研究本身属于这种努力,但他的更突出的“国家主义”倾向、“毛泽东式的民意姿态”,严重扭曲了他的个人意义。这里需要扩展分析一下中国的秘密了。

首先是毛泽东主义派。他们即便主观上存着真实的“民粹主义”(应当承认:有些时候,特别在当下的中国,民粹主义当然比官粹主义、三角精英联盟更少坏处!),也不能真对中国负起有效的责任来,例如,依我看,真正的毛泽东主义,必须重上井冈山或者……但是,人们看到的更多客观事实却是:毛泽东残余似乎在与痞子暴富集团共同维护专政体系的同时,试图从争夺可怜的话语权中不断分一杯羹而已。很难说他们能够对捅破“中国秘密”作出什么实质的贡献。但是,应当承认,即便是邓力群本人,当下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意义。这一点,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辩证对待。老实说,当例如下岗工人扛着毛泽东遗像时,我不再仅仅联想到极左了。

其次是开明派——请参阅我的相关文章。共产党内的开明派即便李锐们走了也还不会灭绝,但应当看齐于鲍彤、蒋彦永……除非你是真正在积聚准备突破的力量,否则,你应当有很多可以公开的工作需要做——一般说来,现代转型终究要靠公开理性的努力来达成。一句话:开明派必须勇敢升级!否则,人们不应对开明派评价过高。想靠舒舒服服的发议论,而且主要是书房客厅中的议论,上书中的议论,开明派是不可能对捅破“中国秘密”作出真正的贡献了。这里必须说我的最新判断:开明派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人民群众只有道德同情,而不肯给予真正的政治营救,甚至怀着叶公好龙的态度。“民主社会主义的革命派”在哪里?有的,不管在哪里,但已经都不可再仅仅是开明而已了。

再次是鲜明追求公正与正义的民主自由派。他们是捅破“中国秘密”唯一可靠的中坚力量,也必定是代表着中国希望的稳健力量。他们对民众的苦难怀着最深刻的同情,对社会的公正有着最简明清晰的认识和追求,对积极的渐进有着实质的坚持与推动,对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的人类思想遗产谱系,他们都有着严肃郑重的吸纳而没有别有用心的轻率取舍。简而言之,他们的不可权宜对待的命名是:“共同底线”!在公民社会不能成长、不能与之呼应的今天,他们的主张被回避、被掩盖、被诬蔑(例如被伪左派诬蔑为“书生之见”、“不爱国”,被伪自由主义诬蔑为“民粹”、“理想主义”),但是,稍微越过“精英”的话语场,人们便不难通过例如网络舆论看到“共同底线”的代表人士,其人格、思想、学识、道义智慧的巨大亲和力。

又次是伪自由宪政派。他们对“中国秘密”有着最明确的却是总体上秘而未宣的维护意愿。这一力量除了在官场、实业界已然成为还远没有感到安稳的主导势力外,在从“伪民运”到各类“伪民间”活跃分子中都有广泛的分布,他们中间有的可以大致称作“有才华、无操守”的“李敖式人物”。应当承认,他们十分高产的文章言论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是好的,数量上并不算少的学术见解也是对的,但只有明眼人才能看到的他们要紧处的言论,就真实得可怕了——因此,不妨将他们相当一部分动“机心”不动“本心”的文字,也从另外的“政治策略”看成为他们的包装,以便为他们(甚至以正式组织的形式)占领言论高地、笼络舆论人气,在谋取远不仅是高额知识产权的各种私利时,未必作为“狭义特殊工作分子”来掌握民间情况、控制民间节奏、松垮道义努力——这甚至是通过难能可贵的“维权言行”(尽管要紧时刻他们又会放弃“维权代表”甚至“领袖”的名声)来进行的。当然,人们也大可不必用整体主义的眼光和毛式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这批人物。他们有的以批判道德理想主义名世,(其中有的还自相矛盾地批判了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有的一会儿批判王朔一会儿又向连王朔(王朔确实有对于伪崇高假正经的解构意义)都不如的文痞们示好,有的鼓吹秩序主义,有的奇怪地利用信仰来贩卖顺从主义,有的提出“XX系”将政治问题“技术化”,有的搬用“中产阶级”论……我的判断:他们是真正建构痞子暴富集团的政治战略的生力军。目前,他们在内外言论空间异常活跃。露面的还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哩!

我所谓的“中国秘密”,狭义地理解,也可以说就是这批人正(被)全方位地布置着、正向各个角落渗透着。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美国式自由的寻路人,对不起,中国还没有到那样的时候,他们暂时面对的问题还只是如何捂住和帮助捂住不法财富,在他们的设想中,至少要捂到不法财富成了雪地狐踪——例如2050年,或者真正的自由民主派被弄得精疲力竭了——那当然永远不可能。这些人所反对罪力的非他,就是要扑灭民众中的“清算意愿”。

其他例如传统文化保守派,了解两千年来路的人们当然不难知道,这当然体现了新暴富集团的文化性政治意图——说得简单粗糙一点就是要回到民国时代吧。事实上,“伪自由宪政派”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保守派。

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在评论扬帆先生的上述文章时说到:“中国经济潜在着的风险主要在于腐败资金,如果认为腐败资金是中国经济中的一笔小数目,那就可能犯判断上的错误。中国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是不了解内情的,凭着他们的善良愿望,根本想象不出事情的真相。杨帆教授算是一个对现实状况比较清楚的学者,不管他此文的出发点怎么样,文中估测的数字是基本正确和值得参考的。所以,本网将文章发出。总起来看,当前中国社会重要的问题是对腐败资金怎么看,如果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经济转型的产物,那么这笔资金就被洗白了,就象古代皇帝一样,来一个天下大赦,所有腐败分子的原罪都被赦免了。如果非要认为它们是不合法的,那就永远存在着清算和算帐问题,存在着资本外逃、经济动荡以及政治问题。目前的中国就存在着两大派别:宽容派、纵容派和不折不挠的反对派和清算派。政治家们如何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是我国一个历史性的难题。”

先生说得有不准确的地方:应当说,当局的顽固不化,伪自由宪政派的把老百姓当傻瓜,配合暴富集团瞒天过海,时刻激怒着知情不知情的草根平民。中国有纵容派,此外,暂时还只有被压迫派,连糊涂派都没有。

江泽民时代是权痞原始积累的时代。于是,判断例如胡锦涛、温家宝或者其他政治大佬——我个人对目前未露面、未挺出的力量更感兴趣(几年前我写过《中国的政治靠谁打造》一文,一位名叫杨银波的青年曾给我来信,说独独对这篇短文留意了),必须也只能以与江泽民时代的关系为简明尺度。

刚看到张伟国先生日前接受采访时也说到共产党的分裂问题:“胡锦涛抓捕省部经济官员短期内会显示威慑力量,但同样也会引发更多政治失败者的出逃。这同样也会引发更多的政治分裂,并导致胡锦涛缺乏权威支持的统治更加危险,更可能导致中共在未来的两年内分裂或崩溃。”我个人认为,抓腐败官员再多,即便是有不同派别互相抓,也不一定导致分裂。当且仅当有了真正的正义感,分裂才可能出现。伟国先生并说到,如果胡锦涛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承当历史重任,“胡不为,自有人为之。现在中国社会客观上在等待比胡更能干或者是能把握战略机会的人,胡锦涛裹足不前是在为一个能为中国完成政治转型的人创造条件。”这样的政治家一般说来是这样的:清正廉明、有见识、对民众有真正的大悲悯、对转型政治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对民众的正义感和明辨是非正邪的素质有起码的信心,当然,必须有对街头政治这一人权的尊重精神,和与民众站在一起的能力与勇气(这就不必军队的支持了)。这样的政治家群体需要注重时机但没有神秘的时机观。

我坚信:民意必定是中国政治转型最伟大的支持所在。郎咸平揭露顾雏军刮起一阵现在看来远远只嫌其小的旋风,从中不难看到本文谈到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公开半公开的较力。还是要援引秦晖先生的一段话结束本文——

“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仅仅是吉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73%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39%的被访者支持。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4%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42%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

“而今天你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90%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秦晖《“郎旋风”中看东欧》)

2006年7月25日与南京一隅

民主中国

【期刊观察】新鲜外刊

  偶然的战争

  《经济学人》7月20日

  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这场突然爆发的战争事前毫无征兆,然而它看起来却似曾相识。房屋被毁、鲜血横流、死伤无数、人民流离,这些悲惨情景在同样的地方曾以同样的方式出现。1982年,以色列政府派出的坦克驶入了贝鲁特的中心地区,以摧毁阿拉法特和他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今天,以色列要对付的是黎巴嫩的真主党。真主党7月12日对以色列军队发动的袭击引发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轰炸。在过去几周里,以色列的轰炸造成了300个黎巴嫩人死亡,与此同时也有至少25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被真主党的导弹击中身亡。中东局势令人不安。
  
  芭芭拉·爱泼斯坦

  《纽约书评》8月10日

  本期《纽约书评》的封面文章是一组纪念今年6月去世的《纽约书评》资深编辑芭芭拉·爱泼斯坦的悼文。爱泼斯坦女士在《纽约书评》担任编辑长达43年,一直到去世前的两个星期,她仍然在工作。11位与她相识多年的作者撰写了纪念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有的人怀念她的机智、优雅和慷慨,有的则对她敏锐的判断力、渊博的知识和出色的编辑技巧难以忘怀。其中一名作家对她的评价尤其让人难忘。他这样写道,因为芭芭拉如此友善、慷慨和谦虚,因为她从来不发表演讲、从来不打断别人的谈话也从来不高声说话,人们很容易低估她的知识和见地。看起来没有什么书她没有读过,也没有什么人她不认识她没见过——有时候她甚至看穿了他们。
  
  大熊猫后面的故事

  《美国国家地理》2006年7月

  他有着圆鼓鼓的脸颊,他用手吃东西、常常打瞌睡,他和妈妈一起生活。这样的一个“他”似乎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与巨额资金、国际外交、政府的严格审查和科学幻想密切相关的角色。但要知道,“他”——“泰山”是一只熊猫宝宝,这就使得他享有了和一般熊猫宝宝不同的特殊地位。

  “泰山”是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两只熊猫“美香”和“添添”的第一个孩子,2005年7月9日在美国出生,今年刚满一周岁。在美国,目前共有11只熊猫在四家动物园生活。每年每家动物园花在熊猫身上的费用高达260万美元,如果有熊猫宝宝出生的话,这一费用将达到300万美元。这比花在世界任何一种动物上的费用都高得多。如此巨大的投入究竟是为了什么?熊猫的可爱魅力当然毋容置疑,但更多的还是因为熊猫的珍稀。动物园除了要花费巨资照顾熊猫,其中的大量经费还花在了与中国合作进行对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上。

【期刊观察】文化失衡,批评焦虑

  文化在技术的调教下,日趋简化;文化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下,日渐呆痴;感官声色的享乐文化与技术主义的机械化工程、产销行业的定位理论一拍即合,共同消解了现实身体的痛感悲感,共同确立了工业身体的性感地带。中国及时加入文化生产的流水线,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二手货集散地、文化废品回收站,二手货、文化废品稍作加工转眼间即可化废为宝,文化二道贩子在电视、网络、报纸上见缝插针地推销他们的产品,广告词通常是以“我”为核心的炫酷、娱乐、个性、自我等,在大众传媒业与文化生产业的强大攻势下,“粗制滥造的精品”泛滥成灾,《兄弟》、余秋雨、超级女声、郭敬明、梦想中国、《康熙来了》的大陆变种成为最有人民币价值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内含欲望的真实、政治的虚假。

  与此同时,我们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上,不停地践踏、切割、篡改、拆迁、解构、戏仿、诅咒、颠覆、漫骂、健忘、遗忘、弑父、弑母,用最丑恶的方式糟蹋先人作践祖宗,传统文化一点点发生病变,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不清,看上去,这大概是传统文化的末世光景了,但事实上,这并不妨碍我们举着尸骨未寒的传统文化招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沾沾自喜大发白日梦,也不妨碍我们打着中华民族的旗号自慰被欲望彻底蛊惑的物质身体,如果借用张柠先生的说法,这种道貌岸然的发梦与自慰正是“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妄想症”(《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所能看到的文化现状是,不同物种的文化之间失去制约与平衡,在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博弈中,大众文化排众而出,并通过2005年的“超级女声”登堂入室。大众来路不明、出人意料,但如张念所言:“大众文化正在成为一个巨型的超级文本挣脱了任何人为的幕后操纵。在文化价值的食物链上,最高端和最低端似乎都被大众文化所占据”(《大众文化批评中的四对假想敌》,《天涯》,2006年第4期)。所有的文化生产者、文化管理者都盯住了来路不明的“大众”二字,或受假想中的利益所驱,或因假想中的危险而警惕。我一贯的看法是,大众文化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物种自我传承及相互转换的严重失衡,以及对这种失衡缺乏清醒的认识。

  当我们身处文化严重失衡的现场,批评不得不直面以下问题:物质与非物质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大众文化的性质分辨与价值判断、文化之“中国想象”的病态分析等。少数作者,对文化现状,不约而同说出自己的看法,也道出各自的焦虑。

  有关物质与非物质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似乎已经说得太多,但做得远远不够。举一组数据,可见文化传承之重大危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所做的统计数据中,中国戏曲剧种从50年代统计的368种,到80年代初的317种,再到2005年统计的267种,半个世纪减少了将近百种。”傅谨撰文《我们何以需要传统戏剧》(《凤凰周刊》,2006年7月25日出版),指出“传统戏剧离开当下人们的生活……附着于大量传统剧目中的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道德与美学价值体系趋于崩溃。因此,它不仅是美学的悲剧,更是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悲剧”。何其深刻!但,何以离开?整个的教育,早已完全掐断了传承的途径!无从、无法得知传统文化之精美、之伟大,当然对“粗制滥造的精品”超级女声趋之若鹜。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资金支持、人心坚守,精致总会失传,粗鄙必将欺世。

  大众文化是文化失衡的“罪魁祸首”,尽管,今天的大众文化也可能填补明天的传统文化。但基于对大众文化可能暗含的阴谋的考察,其于大众文化造成年青一代“价值真空”的残酷现实,我赞成张念的重要警示:“在我们的语境中,民众的‘自娱自乐’有政治抵抗的意味。但是,如果更多的时候,与垃圾共舞,与低劣同乐,显然不仅会销蚀我们的抵抗力,而且像致幻剂,让真正的痛苦暂时休克,造成痛苦的绝对罪恶并不会因为痛苦的休克而消失。”

  在中国的语境里,尽管大众文化具备使人性由非常时期向正常时期过渡的巨大能量,尽管大众文化能给人们带来解放、狂欢、自由、多元、自主的情感幻觉,尽管电视观众惊人的短信参与率能给人带来文化繁荣的虚假感受,但这不能成为人们变局部的文化“发达”为整体的文化“发达”之理据,更不能成为我们一边糟蹋传统文化、一边借传统文化之名自我欺骗的理由。“或许要寻找一个理由,让我们从‘中国想象’的悲观情绪中走出来。但与‘娱乐至死’的欢乐、‘盲目乐观’的自欺、想象性符号像商品一样新奇和盲目增长相比,文化想象上的‘悲观’情绪有着一种特殊的积极力量。”(张柠,《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妄想症》,《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要之,文化失衡,精神无靠,人心趋恶,批评焦虑,暂无良策。究其根源,病在教育,教育之病,牵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