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最近《半月谈》杂志举办了一次在地域上横跨浙江、江苏、上海、河 北、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八省市，在对象上有不同年龄段的工 人、农民、干部、大学生以及其他新兴社会阶层成员参与的社会调 查，从收回来5,000份有效答卷中，在事先设定的近20个候选项目的 投票后选出了他们感受最强烈的社会十大热点问题。它们具体是： 　　 　　热点排行　社会十大热点问题　　　　　　　　得票 　　─────────────────────── 　　　　 1　　收入差距扩大　　　　　　　　　　4295 　　　　 2　　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　　　　　　　4251 　　　　 3　　就业难，劳动者维权难　　　　　　3713 　　　　 4　　社会保障滞后　　　　　　　　　　3579 　　　　 5　　反腐倡廉亟待加大力度　　　　　　3471 　　　　 6　　道德规范失控　　　　　　　　　　3161 　　　　 7　　环境污染未得到有效遏制　　　　　3116 　　　　 8　　公民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渠道不畅　2963 　　　　 9　　社会治安不佳，黄赌毒危害严重　　2857 　　　　10　　打官司难信访难　　　　　　　　　2831 应该说这是一份较有价值的调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它的真实性，虽 然这并不肯定就是最准确的答案，因为所选择的热点是框定在20个答 案中的，但是这无疑是社会的热点问题，因为就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而 言，调查所排出的十大问题的确是我们日常感受的人们所关注的热点 问题。在此我不仅认同这些热点，并充分肯定这种深入实际的调查工 作。然而在针对这十大问题的产生原因及解决方式上，《半月谈》的 解答显然与我认识有泾渭之别。为此我想逐个问题来谈谈自己与《半 月谈》的不同看法。 今天先谈《半月谈》调查出的第一个热点问题，即收入差距扩大。这 个问题在5,000份有效答卷中占了4,295人的关心，关心比例达 85.9%。导致如此高度关注的收入差距问题，《半月谈》总结的原因 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长期二元结构导致 的城乡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行业垄断经营、社会保障制度不完 善、财税制度缺陷等。”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遏制收入差距悬殊， 需要综合发力，以”保低、扩中、调高“为红线，初次分配和二次分 配双管齐下。目前，发展改革委牵头，多个部委参与，正在紧锣密鼓 地酝酿出台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文件。可以预见，一个更加注重公平 的收入分配制度将力保13亿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针对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近年来学界的讨论已经相当丰富，两极分 化、贫富悬殊，这些用语已经非常普遍，并且已得到广泛认同。今天 《半月谈》用收入差距当然是相当的温和了。在此我们可以直接看看 《半月谈》引用的调查顷象所回答的个案： ◆王纪明（56岁，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改革发展的成果应该惠及 　广大群众。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 　入，解决百姓教育、医疗、购房难题就无从谈起。 ◆王其良（68岁，上海市）：付出同样的劳动，非垄断行业员工有的 　工资只有700元左右，而供电、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收入却要高出近 　10倍。 ◆王青山（40岁，陕西省延安市委宣传部）：一些富人的资产积累通 　过非法渠道获得，有的为富不仁。 从这三个回答来看，他们都是城市市民，并且相对来说年龄也较大， 他们在直指垄断的不公时，由一个宣传干部说出了中国贫富差距中最 为人诟病的是非法暴富与为富不仁。非法暴富是产生富根源上的不 公，为富不仁是富而后表现出的不义。 应该说在一个社会贫富差距什么时候都难免，关键是这个社会怎么样 产生的贫富差距？中国今天的贫富分化难道就是“城乡二元、行业垄 断、保障不完善”等原因造成？当然这一些无疑也算是导致贫富分化 的原因，但我以为在这一些的后面还深藏着导致这一些原因的原因， 那就是极权的魔掌！是极权的制度导致了社会收入的不公，使大多的 富者不是通过正常劳动，不是在公正、公平的竞争中产生的差距，而 是在权力的非法介入下，通过不义的手段获得的财富。这是社会真正 的不公！要知道一个社会财富的不平均只是表面的差距，它一般不会 引起社会太大的震动，而一个社会真正不公是丧失了道义基础，是非 法不义导致的贫富差距，这才是一个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中国今天的 收入差距就是极权政体下的权势者的无法无天的富，与无权者的无助 无路的贫，是权力的非法与不义制造出了社会的贫富！那么解决这种 收入差距的途径就应该首先是结束极权政体下权力非法掠夺瓜分社会 财富，垄断社会发展机会的现实，让权力无条件退出对社会资源的控 制，使市场真正起到调节资源配置，激发人的创造才干的作用。在此 前提下那些所谓“以‘保低、扩中、调高’为红线，初次分配和二次 分配双管齐下”的措施才能有用。否则一切都将是空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极权政体的基础上试过了一切文明世界的 方式，从承包到改制，从股份到市场，一切的努力最后都变成极权掠 夺与瓜分的变相，形式再多结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步步将社会资 源分括殆尽，使贫富差距在一次次警钟中加深、加大。 在没有结束极权统治的情况下，一切的改革必将是变换形式的掠夺！ 在没有结束极权政体下，中国今日的热点只能在热中变烫，烫中变 烤，烤中变糊，糊中变死，绝没有更好的出路！ （2006-08-01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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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住的县级小城泊头市不远处的盐山县，发生了审计员陪酒殒命事 件，让人感到很难过，但又很无奈。记以过来的见闻，算是作个诠释 吧！ 盐山县是个穷县，至少是省级贫困先，与泊头同属沧州市管辖。在体 制内工作时，短不了到外县（市）联查、交流经验什么的。而到盐山 去交流经验，只有一次，那是1992年的社教运动（又称教清整）时， 奉命去盐山开会。当时正值学术上升时期，也乐意去──打上一包书 在宾馆里得空研究，岂不为妙！当时通知上还有个规定，不允许各参 会单位开车送人直到目的地盐山县，必须送到沧州集合后再走。就那 么“左”，规定也那么邪星！我一贯不听话，干脆借了朋友闲着不用 的北京吉普，自行开车去了。捱着会议，再胡乱汇报一通，扎在宾馆 里不出来了。中午，接待单位草草弄了四菜一汤，没让喝酒。晚上 呢，就放开喝了。开席之时，仍是四菜一汤。不过，每一个菜都是一 个特大的拼盘，拼盘里又有四个扇形分块小盘，于是，这四菜就成了 4的平方，等于16菜了。地主为尽热情，只是螃蟹一菜就有：炸蟹 块、蟹黄炒蛋、似乎还有单另的一小扇盘蟹脚什么的，另一扇盘就是 蟹肉蒸饺之类。年月已远，记不太清。但这四四一十六的“创举”却 着令人惊叹──当地人还谦虚，说是从北京学来的。见此情状，我已 没什么可忧之处，也算悟到了道理。滴酒未喝，借故离开，开着“私 车”返回泊头──查一份英语文献。 这一路上，我那个开心，方知“正直是傻Ｂ”──此话不假！所以， 以大后读吴思先生的《潜规则》时，有如亲历。更象丘吉尔要发表演 讲之前遇到的司机：老丘欲急赴电台，赶演讲，求出租车司机，司机 说“不去，等听丘吉尔的演讲呢！”；老丘灵机一动，说愿多出一镑 的小费，司机说：“好！去他妈的丘吉尔，不听了！” “去他妈的规定，有什么用！”这几乎是90%多的中国人的心态。去 他妈的，审计工作“八不准”，去他妈的，四菜一汤；去他妈的，男 教师不许调戏女学生；去他妈的，不准任人唯亲；去他妈的，还有笑 话…… 什么“制度上墙”、“明文规定”、某条禁令、若干不准，凡此等等 的东西背后，所有的神祗再无尊严。 那时常因公务及私事去饭店喝酒，无论公私宴席，酒桌上怎么也得有 个“倒酒的小姐”。有一次拿到稿费汇款单没来得及支取（正值“禁 止公务人员中午喝酒”时期），就被某局的一位同学拉进酒场。小姐 见我是个“文人”，颇有开涮的意思，一连串出了好几个谜语。记得 最难猜的是“认针”即用软线穿针孔的谜语。由于谜面太鄙俗，就免 污染别人的眼球了。最后一道考题的谜面是：“妇女卫生巾。” 我实在猜不出来，小姐说：“这么简单都不会，还笔杆子呢！‘党中 央’呗！卫生巾不放在裆里又放哪里？两腿中间不正是中央位置 吗？”哇塞！卫生巾居然成了党中央的代名词。 小姐借兴发挥，又说：“正赶上例假呢？” 在场的一位老兄说：“那叫‘血染的风采’，下面我就给大家唱一首 《血染的风采》！”──此歌乃大陆歌星董文华成名作。 令人惭愧，后来写文章形成的“反革命”，实在不如陪酒小姐的“党 中央”、“血染的风采”更反动！！ 审计人员也不是不食人间香火的，喝酒，喝大酒，几乎不可避免。我 的一位师兄（中专校友），在某单位任审计科长约有十年，几乎是十 酒八醉，每醉必骂。因为他发现的“不合规定”的事情太多了，又碍 于情面，不好说，因此，只有借酒撒疯。他知道的“事儿”太多，威 胁到了太多的人。一不高兴，就拿“我给你捅出来”吓唬人。你吓唬 人，就没了实惠。与他同年资历的同事同学有的住上了独院二层楼， 有的当上了好官，而他还住在不满60平米的小房子中，原本上级打算 任命的总稽核职务也泡了汤──本单位绝对不用他，说不准哪天他一 生气，给你把材料送北京了──领导吗，总要防患于未然。 有一次，他真唬住了一位被审计的领导，人家说：“你有什么要求， 说吧！”他带着酒劲说：“我呀，想去南京去玩！” 假戏演成真事儿，被审计单位果然连夜派车奔南京而去。 至于媒体上报道的盐山事件的“自费旅游（去扬州）”，打死我也不 相信：其一者，在人情为重的生活环境中，同事猝死，总会有一部分 人放弃旅行，去死者家里捧人场；其二者，除非死者的人际关系“比 秦桧还差”──不是说“秦桧还有仨相好的”吗？但死者喝酒如此实 在（死前的夜里还发生了宿醉），不会成“秦桧之状”。 当一切振振有辞的辩解成为“幼儿园的故事”时，聪明的辩术也就变 成了更不要脸的行为。当一切细节矛盾丛丛时，“规定”也就成透明 的遮羞布──有没有，一个样！ 如果那些当事的头头们还有一点人心眼的话，就该给猝死的小伙子一 个因公殉职的待遇，因为所有在公家上过班的人都知道──喝酒是工 作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实际定理。对于我那个年代的人，还有些 许喝酒的自律条款，如：“听老婆的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多吃菜，不为坏，够不着，站起来！” 有斯言也，说明我们那时酒风不正，现在好了，酒风正了，要了人 命！那时人们最担心的是，喝多了，影响性生活，有社教时谚曰： “村里来了社教队，一天一瓶古燧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 村里没经费，喝得两口子背靠背；老婆告到纪检委；书记一听张开了 嘴，来了客人喝也不对！”──其中“一天一瓶”是简化表达，应为 “一人一天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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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杭州萧山区政府“7.29暴力拆除教堂真相”》即兴

8月1日晚，杭州文友昝爱宗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了“请浙江省调查并公布杭州萧山区政府”7.29暴力拆除教堂”真相”一文，他告诉我──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在7月29日（礼拜六）下午动用大批警察（包括武警），据说有数百辆政府等专用车，有大约3000人参与，该区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建部门具体负责组织拆除人员，动用大型掘土机等，暴力拆除建筑在萧山区党山镇车湾路村的一村民基督教聚会点——家庭教会所在的教堂……”

据赶往现场了解情况的基督徒透露，29日政府暴力拆除方和基督徒一方发生了严重冲突，有一女性基督徒被暴力致伤，”快要死了，因为医院都不收治了”。据说还有97岁老太太被打，有群众指政府暴力拆迁方”他们下手很狠的”。

有群众向海外电台、网站等媒体反映，事件过后有四五十多个基督徒被抓，不知道被抓到什么地方去了。政府用暴力拆迁，动手打人，有人在现场拍照和录像，被发现后，录像和照相设备被打坏，有的用手机拍照，也被抓走了。事后有基督徒前往事发地，所乘坐的汽车牌照却被当地机关登记下来。整个萧山区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也许是做贼心虚，萧山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长邱有来8月1日公开表示”一个也没有受伤”。新华社30的发布新闻，称”整个过程未发生冲突和人员伤亡”，只是”警方拘留两名闹事者”。这种官方表态，在我看来，与当年袁木在六.四大屠杀后所称”没死一个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请看《萧山日报》无记者署名的报道：”7月17日凌晨起，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没有办理任何土地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党山镇车路湾村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地上强行突击抢建一处占地3.99亩，面积820平方米的非法建筑。事情发生后，党山镇、村两级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和劝导，并向全镇群众发出公开信。区国土、建设等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和《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规进行了政策宣传。但这些人员对此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29日下午1点30分左右，在非法建筑工地现场，区国土、建设部门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再次对有关人员进行劝导和教育。2点35分，施工人员撤出后，依法将非法建筑拆除。当非法建筑被拆平时，围观的群众都拍手叫好！”

既然”围观的群众都拍手叫好”，那位御用记者为什么不敢署上自己的大名呢？因为他（或她）是在”奉旨报道”，说的全是颠倒黑白的谎言。据昝爱宗先生了解，用于建造聚会点的土地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曾是教堂（是否义和团暴行的幸存者，暂存疑），50年代政府根据”形势需要”，被改造成了”群众文化场所”。萧山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长邱有来称这块土地是”国有土地”，将被用于”建设综合商贸市场”。

统战部长的话，无意中透露了这一恶性捣毁教堂事件的深层原因：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官商勾结，最大限度地侵占国家的一切资源，最大限度地将专制权力”寻租”出去，最大限度地与商业暴利集团沆瀣一气，化公为私，中饱私囊──哪怕需要暴力侵占千千万万农民赖以养命糊口的良田，哪怕需要暴力拆毁广大信众赖以寄托灵魂的教堂，哪怕需要大规模地调动”人民警察”、”武警战士”和政府各行政职能部门的”人民公仆”大打出手，伤人抓人，都在所不惜！事后反正可以信口雌黄，嫁祸于人！

此番情景，令人恍惚中怀疑，莫非当年”义和团”又举土重来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共官方史书和教科书一直这样”教育”我们，”1898年出现在山东省等地的，以贫苦的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是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

但是历史却记载着这样的血腥数据：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中国基督徒和外国人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无数教堂被毁。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在我的家乡浙江的衢州和台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

大家不要忘记，当时行将灭亡的清政府对义和团灭教暴行，实际上是怂恿、支持的，甚至是直接出面实施的。譬如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教徒计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期间，清政府巡抚毓贤开动国家机器，在太原巡抚衙门前杀死教士12人、传教士家属及其子女34人，共计46人，太原教堂被悉数烧掉。

1918年，当时还是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曾痛骂”义和团何等可恶！”，是”国耻”，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的产物！过了将近一个世纪，袁时伟教授发表《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严正指出：”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一百年后发生在中国杭州市萧山区的这一暴力捣毁教堂事件，既带有当年 “反人道、反文明、极端愚蠢”的义和团色彩，更暴露了中共不惜与人类的信仰自由和文明价值为敌，追求专制权力与商业暴利最大化的无耻本性。这一恶性毁教事件发生在历来被称作”文物文邦”的浙江省，我作为一个浙江人，实在是感到深深的耻辱。

2006.8.2.

   民主键盘：
   
   谢谢你回应我的文章。我刚从西北回来，迟复见谅。
   
   你说“每天都屏着气息”看我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看得出你对破解中国困局的心情多么迫切，同时也让我深感歉意，没有让你在我的文章中看到希望。
   
   其实我何尝抱多少希望？只是在放眼皆为死路的困局中编织一个走出去的梦想。这梦想即使在理论上成立，现实中有无可能，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总需要做一点什么吧。一介布衣，却要忧虑天下兴亡，能做的大概也只有梦想了。
   
   梦想会不会有作用？至少对我有一些——它可以促使我努力去进行思想的超越。因为在我的梦想中，思想的超越是中国超越的前提。虽然有了思想超越不一定会有中国超越，但是没有思想超越却一定不会有中国的超越。
   
   你对中国当权者、有钱人和知识界的看法我都不反对，我从来不指望追求权、钱、名的这三个群体能有整体性的超越，祈望的只是他们中间出现个别异数。那样的异数绝不会多，然而也不需要多。列宁似乎说过十来个天才人物可以改变世界，我也如是想，少量超越者就可能改变中国。
   
   对此，且不论戈尔巴乔夫的成败是非，他对历史的作用应该是证明了这一点。而苏东转型那些为人诟病的败笔，根源是仅有政权的超越，而缺少思想的超越。
   
   超越者如何改变中国，我在文章里做了设想。但你的问题是到底会不会有超越者？我对此的看法是，具有超越潜质的人在哪个群体都有，世上不存在纯粹到不含任何异质的群体，问题只在于如何让潜在的超越者将超越付诸实践，并让超越者之间结成联盟？这的确是最难所在，而且非我们所能左右。
   
   对此，有时不得不去信“命”。我们中国的“命”是什么，恐怕只有冥冥中的主宰知道。作为凡人，我们的能力只在谋事而不能成事。明白这一点，也就无需过于焦虑，只求尽心就可。如果我们的谋事改变不了中国的命运，就当成是表达个人对社会的态度，或者是个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能让自己心安就好。
   
   至于陈胜和吴广，我知道自己没有可能去做，同时也惧怕这样的角色。我不希望中国历史像过去那样循环。即使那能让政权更迭，也不可能“重建民主的中国”，不过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未来中国获得新生，只有通过超越——转换社会机制去实现。那超越不能在变换政权后才进行，因为已有归属的权力很难再分配，遑论收回，因此在变换政权的过程就应该以超越方式进行。我主张的“超越者联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在这里。

  时代周刊评选的2006年度最有影响的 100人中，有一位为反对强制堕胎和计生人员暴力的中国盲人，陈光诚。但在中国大陆互联网的搜索引擎中，输入他的名字几乎没有任何结果。他在哪儿？在山东省沂南县看守所里。他揭露野蛮计生真相并帮助受害者起诉政府的行动激怒了地方政府的领导；被软禁半年之后，他在今年3月份被拘留，目前正面临着一场法官无法决定判决结果的审判。
    
    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在国际上引起了对人权问题的关切。近些年来，因人口控制导致的老龄化、溺婴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但陈光诚和他的支持者们反对的是计生官员明显而普遍的违法行为。强迫堕胎、强制绝育、殴打、关押、没收财产——这都是被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刑法所明文禁止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在目前中国的计生工作中仍然比较普遍。在陈光诚所揭露的2005年山东临沂的计生运动中，被强制堕胎、结扎、关押或酷刑虐待者有50万之众；有人甚至被殴打致死。
    
    临沂市党委书记李群曾经在New Haven做过市长助理，他不太可能没有现代政治意识。但在中国政治体系中，他却成为不折不扣的人权杀手。如果一个领导不能完成上级下达的控制人口的指标，他的其他工作再出色也可能在官场上被淘汰。而不以违法的方式，又不可能完成人口任务。党-国政治的逻辑和社会现实迫使官员抛弃法律。计划生育工作凸显了中国法治的困局。
    
    陈光诚案同样如此。这位曾与另外13 名中国人权律师一起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05年亚洲风云人物的盲人活动家，他和他的尚在哺乳期的妻子从去年8月起就被地方政府软禁。这是非法的；但想要阻止他继续公开黑幕和帮助村民维权，法律只能再次靠边站。陈光诚的律师多次受到官员和政府雇用的打手的殴打和死亡威胁，甚至律师的相机在警察面前被抢走，而警察听之任之；法律受到了政治的轻蔑地嘲笑。
    
    中国执政者将人权写入宪法，以及加入一些国际人权公约，无非是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的一种手段，以此来重建统治的合法性。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政党竞争、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无法使人权得到真正保障。陈光诚案展示了这样一幅图景。不过从另外的眼光来看，也可以看到法治与人权的希望正在贫瘠的政治土地上开始萌芽。越来越多的律师、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介入人权案件；越来越多的普通村民拿起法律的武器，“take rights seriously”；普通公民中成长出来越来越多的草根精英；而且，政府亦非铁板一块，一些官员在有机会的时候，会选择依法办事。政府终究会意识到，没有切实的政治体制的保障，仅有人权、法治与和谐社会等口号无法达到重塑政治合法性的目的。
    
    陈光诚案交织着权力与权利、政治与法律、意识形态与利益的复杂博弈，广泛的民间参与、国际关注使它正在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让一个无罪的盲人、一个优秀的中国公民，重获自由。

法律荒野里的征战者

滕 彪
    

南华早报2007-07-31
    
    Crusader in a legal wilderness
    by Teng Biao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31, 2006
    
    This year Time magazine named activist Chen Guangcheng one of the world’s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Chen is a lawyer who has exposed forced abortion and other abuses in China’s family-planning policy – and who also happens to be blind. But if you enter his name on an internet search engine in mainland China, you get nothing. Where is he?
    
    Right now, he sits in a detention centre in his home province of Shandong , where his class-action lawsuits on behalf of victims of brutal family-planning enforcement have enraged local leaders. In March, after half a year of house arrest, Chen was detained on spurious charges of “intentional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and “gathering a crowd to block traffic”. Soon he will enter a court in which the judge is not truly free to be a judge.
    
    The methods that mainland officials have used to enforce family-planning quotas have raised concerns among human rights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Chen and his supporters have shown that these methods have included not only forced abortion and forced sterilisation, but also arbitrary detention, beatings and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All these measures are expressly forbidden by law, but are widespread, nonetheless. Officials on the mainland are not promoted if residents in their jurisdictions exceed family-planning quotas. Last year, in Chen’s home county of Linyi , the family-planning campaign led to forced abortion, forced sterilisation, detention and torture of as many as 500,000 people. Some torture resulted in death.
    
    The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there, a man named Li Qun, was once an intern in the mayor’s office in New Haven, Connecticut. He must have known something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modern government at the time he took up his post in Shandong. But the pressures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turned him into an “assassin” of human rights. If Linyi failed its population quotas, his career would go nowhere.
    
    Choosing between loss of face before superiors and the need to squash Chen, Shandong officials have chosen the latter. In August last year, Chen and his wife – who was a nursing mother at the time – were illegally put under house arrest. It was the only way local officials could imagine blocking his efforts to expose further abuse. Lawyers who tried to help him were met with beatings and death threats from hired thugs.
    
    China’s leaders have written “human rights” into their constitution, and the country has joined som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These steps seem aimed at winning public legitimacy for the government, now that the socialist ideology has collapsed in all but name. In practice, though, as Chen’s work shows, there will be little hope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mainland without multi-party competition,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a free press.
    
    The good news is that mainlanders’ thirst for the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continues to thrive despite the harsh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creasing numbers of villagers are taking their rights seriously and using the law as a weapon.
    
    More and more people – lawyers, intellectuals and ordinary citizens – are intervening in cases such as Chen’s, while more and more “rights defenders” have emerged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the government itself is hardly ironclad: many officials would prefer to follow the rule of law, if the system made it possible.
    
    Sooner or later, national rulers will need to learn that catchwords like “human rights”, “rule of law” and “a harmonious society” will not lead to legitimate government until concrete safeguards are in place.
    
    Chen’s trial, initially scheduled for July 20, has been postponed. He remains in detention, innocent – but not yet proven so.
    
    Teng Biao is a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in Beijing.

  如果我们不是吹毛求疵的话，谁都明白“思想界”和“文学界”说的是那些人和那些事，故而在“界”字是作文章没有意义。约定俗成，心里清楚就行了。 事情的缘起是在武汉召开的一次文学研讨会，讨论中国作家胡发云的小说“如焉”（后面的字母省略了）。  

    我没有参加那次会，但从与会的朋友中得知了会议的大致情况。会议不久，我与胡发云通了电话，一方面表达了对他的小说的认同，在我看来，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中国文化界（包括所谓的思想界，文学界，社科领域，也就是用汉语写作的当今中国文人们吧），胡发云的小说有特殊的意义。其二，我对几个思想界的朋友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也有认同感。也许，他们说得有些过激，可“矫枉必须过正”，大体不错就行了。他们的用意，显然是在引起疗救的注意，不必苛求是否恰如其分。毕竟是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不是学术文章，片面的深刻比面面俱到要好得多。 可小说家残雪女士的反驳却有些莫名其妙，愤懑之中，她认为那些所谓的思想家们不懂文学，宣扬某种思想,是为了捞取名和利。

   “我认为现在最不宜提倡呼吁作家在作品中去“关注”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因为不论那些意识形态多么好，它也总有被权势利用，同权势勾结的嫌疑，否则它就难以存在。而文学因为自身的性质有所不同，只要能够真正独立，是可以发挥好的作用的。能不能搞出好作品就看每个作家身上有不有反骨，能不能从深层结构上冲破旧文化对自身的束缚，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个性（我已说过，个人化和个人的独立思考是某些人最害怕的）。” 残雪这个说法的前半段有些天真，看出她对于中国现实生活的了解太局限于个人的经验，缺乏历史感，对当前中国思想界知之甚少甚至于一无所知。有些意识形态恰恰是当局或者说权势十分反感的，权势只会封杀或者说镇压，勾结是说不上的。这些异端的思想也有存在的土壤，它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虽不能见于传统的媒体，但在互联网上是屡见不鲜的，并不是如残雪所说不和权势勾结就很难生存，毕竟现在的中国和十年前不太一样了。但残雪的后半段说得很好，她强调一个作家的“真正独立”，是十分有价值的。

   问题是，在我看来，傅国涌们之所以大言惭惭，其实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强调中国作家要有独立的意识，要和权势保持距离，对于这个社会，要有“反抗”的心态，也就是残雪说的“反骨”吧。在根本点上，那几个“思想界”的人和小说家残雪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残雪究竟烦什么呢？其实，残雪反感的是傅国涌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恭，在他们激愤之时，打倒一切，也在无意中伤害了残雪。这对于自视甚高也被某些评论家吹得很高的残雪来说，是不能忍受的。附带说一句，残雪的确写出了当代中国最好的中短篇小说（有那么几篇吧），但她小说的绝大部分是一般或者说不那么好的。以她的学养和个人生活的局限，我认为她也写不出更好的小说了。残雪只能用小说来表达她的“思想”，这是她的长处；她直接的表述多半都缺乏逻辑或者说自相矛盾。看看她的两篇反驳文章，真是太掉残雪的底子了。

    残雪说，“中国的文化人是最容易被收买的，也是最善于投机的。安安心心坐下来研究一点东西的人少而又少，表面上高唱道义的那些人有一大部分都是名利之徒，他们只要有了一点小名气就无孔不入，到处大捞，根本没有什么原则可讲。在我看来，这类钻营者都是腐败文化里头的寄生虫。”她这话总的说来不错，当代中国很多文化人就是如此；但用在傅国涌，崔卫平等人的身上，恐怕就不对了。残雪说别人不懂文学，那我至少可以认为，她不懂傅国涌等人的“思想”。别人读过她的小说（也许没有读完全部），评价的也许不中肯，但至少不是无的放矢。可你残雪没有读过人家的文章（也许一篇都没有看过），就给人家定性是“名利之徒”，是会和权势相勾结的，是不是太“小说家言”了？除了表达你的愤慨就是显示你的无知了。

   如果我们真正读懂了傅国涌等人的用意，所有在中国弄文学的人不仅不用烦躁，而且应当感谢他们。当前中国文学界的确是太缺乏思想了。充塞于市场的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必说了，就是稍有成就的小说家们，也从过去曾有过的立场上倒退了（从这个意义上我理解崔卫平对上世纪80年代的怀念），不关注国计民生了，对当前中国的生存状态没有反抗的意识了（作家，特别是所谓的名作家们，生活过得很好，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如鱼得水，有什么反抗的理由呢！），他们的作品，就不会发出真正的“中国之声”了。比如余华，他的“兄弟”被人诟病，并不是他在写作艺术上的倒退，而是他在“思想”意识上的倒退，他不再“反抗”这个社会，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已经被庸常的生活打败了。他可能成为一个小富人，但不将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了。

   那么，我所理解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政治家们的思想，是为了统治或者说愚弄人民；思想家们的思想，是为了表达或建立一个思想体系。对于他们来说，思想“正确”与否（自然有不同的标准，但我所说的“正确”，是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而不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在历史上的功绩和评价就会不一样。可对于作家来说，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仅仅是他个人“思想”，是他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并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出来的，是对于当前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深刻的感受，是不被任何人所左右的纯粹从个人经验出发的“思想”。所以，对于一个好作家来说，不能用“思想”正确与否来要求他。只要是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思想，就有其价值。当今中国的作家们，有几个有这样的“思想”呢？傅国涌们的愤慨是有道理的。 当然，作家们的思想不是在小说中直接说出来的，它隐藏在文字的深处，隐藏在人物行为的深处。这是常识，我想，傅国涌和残雪是不会有争论的。

据媒体报道，原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正保外就医，这意味着被监禁了十年多的他已经重获自由。陈希同获罪的理由虽然是“贪污腐败”，但在深谙中共官场权力斗争之激烈的人士眼里，他至多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陈希同曾在1989年的时候和李鹏一道在邓小平等人的指挥下参与了对民主运动的残暴镇压。从那时起，他就被人民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他之后的遭遇有些冤枉，但他当年的罪行却完全可以让他人头落地而毫不足惜。陈希同作为镇压“六四”的“有功”之臣，原以为可以在大开杀戒之后讨得主子的欢心而更上层楼，不料，在江泽民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政坛黑马坐上中共的第一把交椅之后，他却成了江泽民的眼中钉，肉中刺。在曾庆红的鼎力协助下，江泽民终于在上任几年之后将陈希同拉下马来，一直在中共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陈希同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一夜之间会成为阶下囚。陈希同的幡然落马使得江泽民的政治地位高枕无忧，一些此前对江泽民有所不满的人也见风使舵地变得唯江泽民的马首是瞻。

中共政坛的权力斗争在哪一个时期都不可避免，而换代期间又最为激烈。“六四”之前，江泽民的政治地位在陈希同的眼中简直不屑一顾。江泽民政治地位的飙升必然会让陈希同出乎意料且大为不满。江泽民一向都不主张广开言路，“六四”期间，少有的敢言媒体《世界经济导报》就是他的授意下被叫停的。陈希同对江泽民的好恶似乎颇为了解，江泽民喜欢媒体唱赞歌，他就在信息工作会议上要求下面“多报忧”，强调忧与喜的比例“至少要占到三七开、四六开甚至对半开”，他还专门约请了一批漫画家，希望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创作上大胆些”，要“敢于勤攻吾们之阕”。1995年年初，陈希同曾邀请40多家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希望新闻媒体在肯定北京成绩的同时，加大批评的力度，他说：“你们批评北京，也是帮忙，而且对我们是不可缺少的、更重要的帮忙”。陈希同的这种鼓励和希望在江泽民高唱“主旋律”的时代，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

其实，陈希同和江泽民早就开始唱对台戏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讲话内容很多都是冲着江泽民来的，邓小平“谁不坚持改革谁下台”的狠话一出，江泽民便怒火中烧，但畏惧于邓小平尚存的巨大影响力，还是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是示意下面的媒体对邓小平的南巡低调处理。陈希同却不然，江泽民越是害怕让民众知道南巡的实况，他就越是要求下面的媒体大力报道，据说《北京日报》在陈希同的指示下首家全文刊发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这比《人民日报》还要早。最让江泽民头痛的还不止是这些，据说，陈希同还和一些省市大元联名向邓小平上书，要求换马。令陈希同始料未及的是，这封信不但不能结束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反而转到了江泽民的手中，这使得江泽民越发觉得他是自己政治路途上的一块绊脚石，于是，便痛下排挤他的决心。

身为北京帮帮主的陈希同虽然一度可以在中国的政坛上我行我素，但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的迅速崛起却让他坐卧不安。王宝森被查使得陈希同倍感权力危机，直至王宝森在怀柔饮弹自杀，他才知道面对上海帮的围剿已经回天无力，于是，他的一纸辞呈便在1995年递向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批准。因此，曾经大红大紫的陈希同转眼之间便由中共政坛的高层人物跌落到无权无势的普通市民。据中国官方的《人民网》报道称：“陈希同是因他对北京市发生王宝森（原北京市副市长）涉嫌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并自杀身亡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在一般人看来，这也许可以成为陈希同辞职的“真实原因”，但在明眼人的心中却不会做如此肤浅的解读，因为中共官场的权力斗争时刻都有可能导致任何一个位高权重者的翻身落马，陈希同的辞职无疑是缘于他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可靠推测。

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陈希同的辞职并不能告别上海帮的穷追猛打，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建议依照法律程序，罢免其全国人大代表职务。1997年8月29日，中纪委作出了开除陈希同党籍的决定，并公开表示“陈希同的有些问题已触犯刑律，检察机关对其依法立案侦查”。1998年7月31日，陈希同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陈希同锒铛入狱，底层百姓无不拍手叫好，然而，在不计其数的贪官都能逍遥法外，就算是既贪赃枉法又雇凶杀人都能免死的今天，人们现在对陈希同似乎又有另外的看法。

获罪后的陈希同被送往秦城监狱服刑，虽然呼风唤雨已成往事，但在秦城的高墙之内，他依然可以享受其他人所不能享受到的待遇。如果把监狱看成是人间地狱的话，那么，陈希同可以说是进了地狱中的天堂。他除了一日三餐都能有好吃的之外，还能在自己的小花园里面栽花种草，怡然自乐，甚至和秦城的工作人员一起打球。逢年过节，自己的一些亲戚也能去看他，这比王怀忠和李纪周在秦城的待遇要好得多。被以反腐败的名义打倒的陈希同在监狱里面自然不会服服帖帖，他经常向看守他的卫兵发火，提一些超越底线的要求，有时候甚至和卫兵大吵大闹，并自称“北京的大贪污犯老陈”，看来，他对有关部门的判决颇不服气，并深谙他落马的真实原因。

不过，相对于当年的赵紫阳来说，陈希同要幸运得多，虽然“罪行累累”，却还能乐得晚年的自由。陈希同保外就医不光让很多民众出乎意料，更能让当年执意要将他送进监狱的江泽民火冒三丈，因为从江泽民把赵紫阳软禁到死的情况看，提前让陈希同获得自由实在有违江泽民的本意，虽然陈希同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力，但在江泽民这种心胸狭隘的人眼中，他依然是个威胁。

十七大即将召开，面对上海帮尚存的强大势力，胡温虽想加以清除，但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将江泽民的政敌提前释放，无疑是在给上海帮颜色看。正在前两天，媒体又频传黄菊亲属以及黄菊自己遭中纪委调查的消息，释放陈希同和这应该不是巧合，这是胡温和上海帮公开叫板的信号。

2006年7月26日

昨天是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30年前被地震吞噬了24万宝贵生命的唐山市沉浸在凄楚和肃穆的气氛中，官方及民间用多种方式，祭拜亡灵，悼念地震罹难者和抗震救灾中捐躯的烈士们。据媒体报道，许多市民在唐山街头为先人烧衣纸，地震幸存者、罹难者亲属和救灾人员在纪念碑前发泄哀痛之情，此起彼落的哭泣声在这座悲情城市的上空久久回荡。在此之前，曾有媒体称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在纪念日当天亲临唐山哀悼死难者，但直到现在，官方媒体仍然没有相关报道。

唐山大地震作为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最惨烈的一次灾难，时至今日，仍然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每当提起它，人们都会毛骨悚然，从而产生对死难者的悲悯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在善良的人们眼中，昨天无疑是一个举国同悲的日子，出于良知，很多人都会期待在这一天能有比较高规格的纪念仪式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昨天的祭奠仪式和纪念大会仅仅由河北省地方领导主持和参加，中央领导则集体缺席。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央领导可能原本打算借唐山地震纪念日展示亲民作风，借唐山重建成就颂扬中共领导和改革开放，但近来各地洪灾频发，损失严重，救灾工作正在紧要关头，高层领导暂时无暇顾及唐山。”从实际情况看，此分析未免有些牵强，因为，虽然中国近段时间灾难频仍，但亲临灾区的中央领导却为数极少，据笔者所知的，大概就只有温家宝总理一个。很明显，这是中央对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故意低调处理，另外，从唐山市与北京的距离看，中央领导也是在故意回避，因为出席纪念会实在不需要花多少时间。

中共对自己的不光彩历史向来都是主张遗忘，这从今年中国媒体对文革的低调和“六四”之后对有关“六四”的消息的无情封锁都不难看出。在唐山大地震纪念日还没有到来之前，中共就已经开始了对有关书籍的封杀，虽然唐山大地震是一次自然灾害，但唐山作家张庆州写的《唐山警示录》却告诉我们，1975年底，唐山自来水公司的水氡以及一些地震台和观测站就出现了异常。经一地震台负责人（杨友宸）秘密请天津地震局专家做地下抽水破坏性试验后分析发现，地震危险已逼近唐山。杨友宸并于1976年初在唐山做了地震形势报告，并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在大地震发生前的不到半个月时间内，一些地震工作者曾多次向有关单位发出强震临震预报，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青龙县的民众因为在之前得到了地震可能发生的消息，所以没有一人因地震而死亡。

1976 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3.8秒，一道蓝色地光闪过之后，拥有百万人口的唐山市被夷为平地，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几乎所有家庭都有亲人遇难。此次地震是20世纪破坏最严重的地震，超过90%的城市建筑被毁。震中位于唐山市地下8公里，唐山市周围县市也受到了地震的严重破坏。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地质灾害，当时的中共却想极力隐瞒，直到1979，中国官方才公布地震死亡人数。从地震前的发现异常情况不预报，再到地震后的隐瞒实情，充分暴露了中共当局对老百姓生命以及老百姓知情权的漠视。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很多国家都曾表示愿意对中国进行援助，但中共当局却为了维护它的意识形态，鼓吹“自力更生”，拒绝所有外援。

另外，据媒体报道，“唐山抗震纪念馆”虽然在20年前落成，但经过改造后近日才重新对外开放，该纪念馆的9个展厅中仅仅只有1个是介绍大地震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救灾情况的，还有1个是对唐山地理概况的说明，其余的7个全都是展示震后的建设成就。如此这般，无疑又是中共报喜不报忧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这种颠倒主次的做法是对中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极大讽刺。

在得知有关唐山大地震的一些内幕之后，很多网民都对中共当时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有位网民在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评论中写道，中共当局对唐山大地震实情的长期隐瞒，在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比地震本身更深更长的伤口，这一历史无情地告诉世人，只有人民去决定责任人的为政命运和为政利益，责任人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愚弄人民，不欺瞒百姓。

唐山作家张庆洲花了两年多时间写成了《唐山警世录》，在经历多次审查和5年等待后，因为2004年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书稿并为之作序，单行本才始于今年1月在上海出版。颇为不幸的是，此书面世不久即被中宣部门下令封杀，据报道，宋瑞祥在给此书开绿灯后没几天，也宣布“退居二线”。

张庆洲曾说，追寻真相不是要追究责任，而是让人汲取教训，避免覆辙。然而，虽然河北地方在昨天举行了规格欠缺的纪念活动，但是从张庆洲揭露唐山大地震内幕的书籍被禁，以及官方借纪念之名行宣传建设成就和“丰功伟绩”之实来看，中共当局仍然没有从唐山大地震中汲取教训，而是继续漠视生命和愚弄百姓，继续将天灾人祸当成为喉舌媒体提供歌功颂德的资源。

纵观中共在唐山大地震前后以及今天的表现，它冷血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唐山大地震的几十万死难者如果泉下有灵的话，面对中共这种有名无实的纪念，他们的身心也许会承受比地震更大的痛苦，面对中央领导的集体缺席，他们依然看不到中国崛起的希望，依然会为身处中共独裁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哀叹！唐山大地震已经30周年了，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中共，看不到一个觉醒的民族？难道我们是在等待下一次唐山大地震的到来？

最后，愿唐山大地震的死难者能够安息！

2006年7月29日

几天来，以至将来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呼吸甚至生活在《世纪中国网》（www.cc.org.cn）的每一个华人知识分子和网民，必须面对一个残忍的现实：2006年7月25日深夜，某一时刻，在虚拟世界的互联网上，一个刚满6岁的学术思想网站停止了呼吸，一片温馨平和的家园消失了。

更重要的，我们无法漠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世纪中国网》不是因运行衰竭而自然死亡，而是被政府通信主管部门强行关闭。

2006年7月19日，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发出《关于责令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通知》【京信市监发（2006）242号】称：《世纪中国网站》“不具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违法开设新闻信息服务栏目，严重违反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情节严重。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现责令你中心关闭“世纪中国”网站和“世纪沙龙”网站。”

我们深知，从古至今，政府公权力压制言论对言论自由具有最大破坏力，而人类文明已经进步到无法容忍公权力的禁言行为。《世纪中国网》被封，正是政府公权力所为。

所以，我们必须发出明确而强烈的抗议之声。

“世纪中国网站”创办于2000年7月19日，经过六年时间的坚持，已经成长为大陆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民间网站。该网站秉承“自由,独立,民主,包容,理性“之精神，汇集了大陆知识界的代表性人物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为扩展大陆网络的民间言论空间、推动大陆政治文明的进步和沟通海内外知识界作出过独特贡献。

正如《世纪中国网》的主编在为其预先悼念的临别赠言中所说的，”从创立之日起，《世纪中国》及其论坛的宗旨，是建设一个理性而开放的言论公共空间。六年以来我们秉持这一宗旨。因为我们相信，这样的公共领域对于养育平等、自由、理性和积极的公民文化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对于中国的学术建设和文化发展是会有所贡献的。”

在这片家园里，我们逐渐学会了”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因为我们越是亲身体验思想言论自由的珍贵，也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在当下中国的言论体制下，思想言论自由不仅仅是高扬”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的理想，更是对现行国家宪法架构下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诠释、探究和践行，是在与现存体制的抗争中、周旋中、妥协中的实践：争取一寸寸地扩展民间言论空间，寻求点滴积累的社会进步。

这实践，不仅是个体的，更是公共的。

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尊重和保障，我们期待着能与肩负贯彻落实宪法神圣职责的政府部门有共同的理解，即便现阶段达不成基本共识，起码也应该规定复议程序，以便进行公开、理性的对话。这样的话，思想言论自由的群己界限又将是朝着个体权利得到扩大和公共利益得到充实的方向飞跃。

这样一种知识界公共空间的存在，寄托着全球华人知识界对自由、民主、宪政和民族复兴的殷切希望。《世纪中国》被关闭，于中国当下的时局，其政治效果相当于毁掉大陆网络上最后的知识家园，不仅关闭了官民互动的高质量网络平台，而且封锁了海内外华人共同拥有的沟通渠道，将全球华人知识界排挤出华夏，也从精神上将大陆知识界流放到域外之地。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人不能停止思想言说，言论及新闻自由乃普世人权，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网络媒体，政府都无权干涉和禁止媒体发布新闻。所以，禁言制度有违人类共性，有违联合国确立的普世人权原则，也违反了中国现行《宪法》；同时，当人类社会在道义已经进步到必须尊重和保障言论自由的时代，在信息传播的技术上也已经进步到互联网时代，禁言制度面对的是道义和技术的双重困境，即便频繁动用政府公权力，也无法彻底封杀网络言论，或者说，网络上的完全禁言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今天，中国政府能够强行关闭《世纪中国网》，但政府无法扼杀人们对思想言论自由的追求，也无法封锁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全球华人知识分子可以另找家园，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

7月30日，《世纪中国网站》发出三点声明指出：“《世纪中国》创办以来，始终遵纪守法，并在新出台法规初步实施，相关规定不甚明确的情况下，与主管机关及时沟通，做出相应的调整。此次《世纪中国》被关闭，主管部门并没有明确指出，本站的哪些业务、哪些栏目属于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性质。姑且不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所保障的中国公民权利相符合，就是按此规定，“通知”以“违法开设新闻信息服务栏目”为由，以如此暧昧、简单、粗暴的方式和程序，立即强行关闭《世纪中国》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网站也是没有道理的。本站认为：这种缺乏约束，不容质疑、无从申辩，就对一个学术文化网站宣判死刑，强行关闭的做法，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制精神背道而驰的。”

现在，《世纪中国》被关闭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对于来自境内外的置疑和批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不能装作视而不见，因为维护宪法权威和践行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款，不仅是每个网民的公民责任，更是政府的首要职责。所以，本着广大网民与政府共同维护“依法治国”原则的善意，我们重申电信主管部门的关闭行为违反宪法第35条；我们也要依照《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向指令关闭《世纪中国》的电信主管部门建议：请公布你们据以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相关证据，即主办运营者及其网站内容是怎样违反了宪法条款；必须保证《世纪中国网站》依法申辩的权利并受理其申辩。

以此纪念《世纪中国》这片我们曾经生活过的思想家园！

我们呼吁全球华人为争取大陆的网络自由而发声！

本呼吁书向所有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人开放签名。请用真名签名，可在真名后面加人本人常用网名说明。

签名网页：（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84）

签名信箱：[email protected]

呼吁书发起人(105人)：

中国大陆：

刘晓波（北京 自由撰稿人）
刘军宁（北京 政治学家）
张祖桦（北京 宪政学者）
丁子霖（北京 教授）
蒋培坤（北京 教授）
包遵信（北京 历史学者）
李大同（北京 新闻人）
吴 思（北京 历史学者）
贺卫方（北京 教授）
余 杰（北京 作家）
廖亦武（成都 作家）
王 怡 (成都 学者)
孙文广（济南 教授）
江棋生（北京 自由撰稿人）
王治晶（北京 自由撰稿人）
吴 伟（广东 网络编辑）
徐 晓（北京 作家）
梁晓燕（北京 编辑）
浦志强（北京 律师）
李建强（青岛 律师）
郝 建（北京 教授）
赵达功（深圳 自由撰稿人）
余世存（北京 作家）
刘 荻（北京 自由撰稿人）
昝爱宗（浙江 记者）
温克坚（浙江 自由撰稿人）
林 辉（浙江 自由撰稿人）
朱建国（深圳 自由撰稿人）
高 瑜（北京 自由撰稿人、记者）
胡 佳（北京 艾滋病社会工作者）
万延海（北京 艾滋病社会工作者）
王力雄（北京，作家）
唯 色（拉萨，作家）
樊百华（南京 作家）
滕 彪（北京 律师）
俞梅荪（北京 自由撰稿人）
余志坚（湖南 自由撰稿人）
陈小雅（北京 历史学者）
刘安平（广州 医生）
袁新亭（广州 编辑）
秦 耕（海南 自由撰稿人）
李 健（大连 公民维权自愿者）
邓华明（广州 律师）
唐荆陵（广州 法律顾问）
唐 聪（广州 记者）
黄伟龙（广州 自由撰稿人）
赵 诚 (山西 学者)
谢 泳（山西 编辑）
綦彦臣（河北 自由撰稿人）
杨恒均（广州 商人）
王心丽 (南京 作家)
杜导斌（湖北 自由撰稿人）
刘 柠（北京 自由撰稿人）
郭小林 (北京,作家)
汉 心（贵州 作家）
胡发云（武汉 作家）
张大军（北京 学者）
李和平（北京 律师）
杨在新（广西 律师）

陈乐（2可器）　广州　职业经理

海外

郑 义（美国 作家）
王 丹（美国 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吾尔开希﹐现居台湾﹐政治评论人
张鹤慈（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万 之（瑞典 作家）
张 裕（瑞典 研究员）
蔡咏梅（香港 杂志编辑）
胡 平（美国 学者）
一 平（美国 学者）
康正果（美国 教师）
蔡 楚（美国 编辑）
黄河清（西班牙 自由撰稿人）
井 蛙（美国 诗人）
王一梁（美国 诗人）
杨 炼（英国 诗人）
友 友（英国 小说家／教师）
孟 浪（美国 作家）
程映虹（美国 历史学者）
郭罗基（美国 研究人员）
巫一毛（美国 作家）
廖天琪（美国 编辑）
陈奎德（美国 学者）
张伟国（美国新闻人）
李晓蓉（法国 学者）
孙经武(日本 自由撰稿人)
王军涛（美国 政治学者）
老戴维(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阿 木(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阿 森(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简昭惠(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齐家贞(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秋潇雨兰〔美国 大学职员）
黄 翔 （美国 作家）
洪哲胜（美国 网络编辑）
冯崇义（澳大利亚 教授）
张 伦（法国 学者）
张广达(法国 学者)
何清涟(美国 学者)
林保华（台湾 政经评论员）
吴弘达（美国 出版人）
张朗朗（美国 作家）
韦 石（美国 编辑）
陈世忠（瑞典 教授）
托马斯.维浩赫（德国 法学家）
西尔维娅.达斯蒂斯 （加拿大 外交官）

 

 

A Letter of Appeal to Chinese Intellectuals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e Shutdown of Century China

For many days since July 25, 2006,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other netizens have been living in misery because the website that had been their spiritual home for six years, Century China (www.cc.org.cn), was shut down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n July 19, the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Beijing issued a “Notice to shut down Century China” (No. 2006-242) which stated that the website “illegally provides Internet news without proper qualifications” and “it has violated the ‘Regulations of Internet News Service’ and Article 19 of ‘Regulations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Therefore, Century China website and its chat forum Century Salon shall be shut down immediately.”

Throughout history oppressive governments worldwide have suppressed freedom of speech, but in today’s world, this kind type suppress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tolerable. The shutdown of Century China is just another insta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ppressing the freedom of its people.  Therefore we must stage a focused and unyielding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abuse of power.

Since its launch on July 20, 2000, Century China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on-governmental websites in Mainland China. Strictly observing its doctrine to be “free, independent, democratic, tolerant and rational,” it attracted many promin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thin China and abroad.  The website made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China’s freedom of speech, political and social liberalization, and served as a communication forum for Chinese people worldwide.

In predicating the fate of his website, the editor-in-chief of Century China wrote a letter just before its was shut down.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he wrote, “our website has aimed to construct a cyber world where rationality and freedom of speech reign. For six years, we made great efforts to attain this goal,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such a public space is beneficial to developing equality, freedom, rationality and other crucial factors for modern society, and that we could do our part to accelerate China’s academic advancement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is Century China’s cyber world, we gradually mastered the tactics of “perseverance in compromise and compromise in perseverance.”  The more we come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ought, the quicker we realize that in today’s political environment we must not only to promote freedom of speech, but also explain, research, and fight for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granted by our own constitution.  We must strive to defeat the existing social system while compromising and working within it. Our aim is to expand freedom of speech and to promote social advancement little by little.

This responsibility does not only belong to certain individuals, but to the entire society.

To respect and safeguard the freedom of speech, we are looking to reach a mutual understanding with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hat have the noble responsibility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on. Even if this cannot happen right now, we hope to draft some basic rules for consideration where open and rational dialogues would be held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result of peaceful dialogue would positively expand the personal freedoms of the people.

The public space that was created by Century China represents the hope of all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for freedom,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d social liberalization. The shutdown of Century China i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ne spiritual home we had in the cyber world. By destroying this platform that connect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nd intellectuals at home and abroad, Chinese scholars are further ostracized from their homeland.
People cannot live without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suppressing this freedom violates the U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Chinas constitution.

Toda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greed that governments must respect and safeguard the freedom of speech, which includes the Internet. Consequently,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 breaks international laws and norms.

Though it was able to force the closing of Century China, the government can never eliminate the peoples desire for freedom of speech nor can it censor the Internet outside of China.

The shutdown of Century China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criticism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government and its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can no longer turn a deaf ear, because it is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uphold the dignity of the Constitution by implementing each and every article.

Hence,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e once again state that the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s in Beijing have violated the Article 35 of the Constitution. On the basis of Article 41, we implore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to publicize the evidence they have that warrant the closure of Century China.

We appeal for the support of all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letter of appeal is sent to you for your signature. Please sign your real name. You may put your alias or penname behind your real name in brackets if necessary.
Signature page : signatures network 
               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84
Signatures Box : [email protected]

List of initiators:

Liu Xiaobo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Liu Junning (Beijing, political theorist)
Zhang Zuhua (Beijing, political theorist)
Ding Zilin (Beijing, Professor)
Jiang Peikun  (Beijing, Professor)
Bao Zunxin(Beijing, Historian)
Yu Jie (Beijing, Writer)
Laio Yiwu (Beijing, Writer)
Li Datong (Beijing, Journalist)
Wu Si (Beijing, Historian)
Sun Wenguang (Ji Nan, Professor)
Wang Zhijing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Wu Wei (Guangdong, internet editor)
Xu Xiao (Beijing, writer)
Liang Xiaoyan (Beijing, editor)
Pu Zhiqiang (Beijing, Lawyer)
Hao Jian (Beijing, Professor)
Li Jianqiang (Qingdao, Lawyer)
Zhao Dagong (Shenzhen, Freelance writer)
Yu Shicun (Beijing, writer)
Liu Di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Zan Aizong (Zhejiang, Journalist)
Wen Kejian (Zhejiang, Freelance writer)
Lin Hui (Zhejiang, Freelance writer)
Zhu Jianguo (Shenzhen, Freelance writer)
Gao Yu(beijing, Journalist)
Hu Jia(beijing, Aids-worker)
Wan Yanhai((beijing, Aids-worker)
Wang Lixiong(Beijing, writer)
Wei Se(Lasha, writer)
Teng Biao(Beijing, Lawyer)
Yu Meisun(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Yu Zhijian(Hunan, Freelance writer)
HeWeifang(Beijing, Professor)
Chen Xiaoya(Beijing, Historian)
Liu anping(Guangzhou， doctors)
Yuan xinting(Guangzhou， Editor)
Qin geng (Hainan， Freelance Writer)
Li jian(Dalian， Human rights defender)
deng huaming(Guangzhou， lawyers)
Tang Jingling (Guangzhou， Legal Counsel)
Tangcong (Guangzhou， journalist)
Huangweilong (Guangzhou， Freelance Writer)
Zhao cheng (Shanxi， academics)
Qi yanchen (Hebei， Freelance Writer)
Yang hengjun (Guangzhou， businessman)
Wang xinli (Nanjing， writer)
Du daobin（Hubei， Freelance Writer）
Liu ning（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Wang Yi(Chengdu, scholars)
Guoxiaolin（ Beijing， writer ）
Xieyong (Taiyuan, editor )
Han Sum (Guizhou, writer)
Hu fayun (Wuhan, writer) 
Zhang dajun  (Beijing ,scholars)
Young zaixin (Guangxi, lawyers)
li heping (Beijing, lawyer)

Zhengyi (USA， writer)
Wangdan（USA,PhD Candidate, History）
wu er kai xi（Taiwan ，Political commentator ）
Zhangheci (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Wanzi (Sweden， writer)
Zhangyu (Sweden， researcher)
Cai Yongmei(HK，Magzine Editor)
Huping (USA，scholar)
Yiping (USA，scholar)
Kangzhengguo(USA，teacher)
Caichu(USA， editors)
Huangheqing (Spain， Freelance Writer)
Jingwa (USA， poet)
Wangyiliang (USA， poet)
Yanglian (English， poet)
Youyou (English， novelist / teacher)
Menglang (USA， writer)
Chengyinghong (USA， historian)
Guoluoji (USA， researchers)
Wuyimao (USA， writer)
Liaotianqi (USA，editors)
Chenkuide (USA， scholar)
Zhangweiguo (USA， Journalist)
Lixiaorong (French， scholar)
Sunjingwu (Japan， Freelance Writer)
Wangjuntao (USA， political scientist)
Wlaodaiwei (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Amu(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Asen(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Jjianshaohui(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Qijiazhen(Australia， Freelance Writer)
qiu Xiaoyulan（USA University Staff）
huang xiang(USA， writer)
hong zhesheng(USA， networks editors)
feng chongyi (Australia ，Professor)
Zhanglun (French, scholar)
zhang guangda (French, scholar)
He Qinglian(USA，scholar)
lin baohua(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mmentator )
wu er kai xi(Taiwan, Political commentator)
Harry Wu(USA,Publisher)
Zhang LangLang(USA, writer )
Wei  shi(USA, Editor)
Chen shizhong（Sweden,  retired professor）
Thomas.  Victoria Gallant (German jurist)
Silvia. Dasidisi (Canadian diplomat)

【2006年8月2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今天谴责西藏诗人韦色的两个博客七月二十八日被突然关闭。这两个博客是被提供这博客服务的网站，一个是西藏文化网站（Tibetcult.net）和一个地方博客平台（Daqi.com)关闭的。这些网站关闭这两个博客，应该是按照中国政府在这一波持续的网络审查中的指令进行的。 “我们对韦色的博客被关闭极其愤慨，并呼吁立即重新恢复开放这两个博客,”该新闻自由组织说“由于她的诗在中国被禁止出版，这两个博客是她所剩下的表达自己唯一的方式。 这些博客的消失表明中国官方已经偏离了为吸引游客而将西藏传统文化限制在民间流传的做法。” 无国界组织表示：“中国官方对互联网的政治控制愈来愈严格。在政府命令关闭论坛的同时，中国的搜索引擎近期也已经更新了过滤词汇库。我们再一次呼吁中国官方尊重言论自由，这也是中国宪法所保证的。” 韦色使用了两个博客（http://oser.tibetcul.net/ 和http://blog.daqi.com/weise/）来上贴她和她丈夫、独立中国作家王力雄有关西藏文化的诗和文章。她的博客的主要读者群是同韦色一样的西藏学生们，他们接受了中文教育而同时又希望重新建立同正宗的西藏文化接触。 韦色是以中文写作的少数的西藏作家和诗人之一。她致力于捍卫西藏文化，其小说“西藏纪事”由于对达赖喇嘛的正面介绍，而于2004年被禁出版。她为此还被强迫写文章承认其“政治错误”。但是，她仍然坚持写作，近年来她的一些作品已经在台湾出版。 她的这两个博客被关闭是在她丈夫的“递进民主网”（Dijin-democracy.net）和一个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非常著名的“世纪中国”网站被关闭后数天后发生的。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原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