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到宁海县城探望二位八十年代的诗友，这里是徐霞客写下他的第一篇著名《游记》的地方，又是明代大儒方孝儒的故乡。在游览了新开辟的“浙东小三峡”之后，我们路过县城的市中心已是华行初上，只见一个现代风格的偌大广场展现在眼前，让这个小小的县城顿时气派了不少。朋友告诉我，这是新建的“潘天寿文化广场”。
看来，潘天寿家乡的人们终于觉得有必要拉这位艺术大师来装点门面了。不知道宁海人还记得否──1969年初，病中的潘天寿被从杭州押回家乡游斗时，乡亲们是用怎样的残忍方式，让他受够了凌辱？这位画如其人的铁骨铮铮的艺术大师对浙江美院红卫兵造反派的抄、烧、批、斗，似乎尚能倔强地承受，但父老乡亲的无情践踏，却击毁了他内心的最后一道堤坝。
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潘天寿捡了一张香烟纸，在烟纸背面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从此病情急速加剧，不久便含冤死去……不管今天的“潘天寿文化广场”有多么的富丽堂皇，大师之心早已零落成灰。
1897年潘天寿出生在浙江宁海北乡一个名叫“冠庄”的青秀山村，原名天授，字太颐，号寿者。父亲敦厚朴实，被人尊为“达品公”，母亲周氏聪敏贤达，持家有方。潘家薄有祖产，但因世道不顺，家境渐趋困顿。自童年起，潘天寿就开始帮家里砍柴放牛。冠庄西山有一座青葱的雷婆头峰，是他与小同伴常去樵牧与戏耍的地方。潘天寿晚年自号“雷婆头峰寿者”，其中寄寓了他对家乡的美好记忆。
在村里的私塾和县城的正学小学里，他的艺术天赋已如雨后新芽，显露无遗。1915年秋，潘天寿说服父亲，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师范。浙江一师是当时省内最高学府，吸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制及思想，对社会上各种先进思潮相迎不拒，学校里的思想非常活跃。从上海聘来的李叔同先生儒雅通达，人格高洁，为潘天寿深深折服。
1918年，李叔同剃度出家，潘天寿想追随而去，但被李师打消了念头。直至晚年，李师所赠的一副对联仍悬挂在他的书房：“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实在难办想象，如果这位后来的艺术大师当时果真遁入空门，将是怎样的一番景状！
五四运动爆发，一师马上成为浙江五四浪潮的中心，也唤醒了少年潘天寿的爱国心。他参加了学生运动，感到自已该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因此一心一意想通过振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这种艺术良知，后来成为他一生为中国国画艺术卓绝奋斗的精神动力。
潘天寿27岁那年来到上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80高龄的海派大师吴昌硕，并成了忘年至交。吴昌硕亲切地叫他为“阿寿”，还特意送他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天惊地怪见落笔，街谈巷语总入诗”。吴昌硕给潘天寿的诗文书画予以毫不掩饰的好评，表示出特别的器重，这给了潘天寿无比的信心。
接下来，年轻的潘天寿一面在上海美专授课，一面写作《中国绘画史》，作为美专的教材。同时深入研习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画家的画作，希求让自己恣意狂放的画风有一个坚实的依托。上海五年，为潘天寿打开了广阔的艺术视野，又在对古代传统和吴氏画风的揣摩与实践中，独立自省，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发展道路。
1928年国立杭州艺专在杭州成立，请已成大名的潘天寿回浙出任教授。此后直至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是他在生活上最稳定的一段日子。 潘天寿刚到国立艺术院的时候，国画系只他一人，于是他包揽了所有的课程，直到李苦禅加入。为了捍卫中国画的独立性，他对校长林风眠所主张的国画系和西画系合并为绘画系，始终不敢苟同。他在《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一文中，考察了外来绘画与传统绘画之间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东西方绘画“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观点，并认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
七七事变打破了他的艺术梦。1937年10月，日军进逼杭州，艺专开始向后方撤退，潘天寿随之西行去了昆明国立艺专的新校址。这时，校长已由滕固接替，同意了潘天寿提出的中西画分科教学的设想，从此国画专业课时大大增加，独立性与专业性也得以加强。这期间，他曾因家事请假回乡二年，在故乡大量作画，并编写了《中国画院考》，整理了诗集《听天阁诗存》。而他离开了两年的艺专，此时已处于人事的更迭和矛盾中，在多方的力邀之下，在一片混乱中，潘天寿无奈地出任了校长。
像当年浙一师的恩师李叔同一样，潘天寿信奉身教重于言传，信奉高尚的人格可以感化师生，同时他锐意整顿校务，力图振兴艺专。他不搞派系，对持不同艺术观的教授都以礼相聘，还专门派人请回林风眠来校执教。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艺专迁返杭州，10月开始正式上课。八年流离的生活至此结束，潘天寿也厌倦了纷繁的校务，于是辞去了校长之职。
随着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艺术家噩梦才真正开始。新来的校长兼党组书记江丰在一次会上居然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是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让潘天寿吃惊又感到困惑，年轻教师也开始批判他的艺术思想“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光玩弄笔墨趣味，对革命斗争抱旁观态度。” 接着，中国画与西画又合并成绘画系。
他也曾试图为“革命文艺”付出努力。他随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创作了一些宣传画似的作品。但对传统绘画的忽视和鄙薄仍充斥美院，潘天寿被排除在教学工作外，像沈从文一样，只让他“整理民族艺术遗产。”后来“民族虚无主义”遭到批判，潘天寿获得“重视”，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协筹委会主任，继而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不久，大跃进运动袭来，艺术界也不能例外，师生下乡大炼钢铁。潘天寿对这一切忧心忡忡，但还是冷静地画着自己的画，以排谴郁积。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院后，1959年月潘天寿出任院长，中国画系学生的文学课也大幅度增加，教师们还定期举行中国画展。1961年4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潘天寿提出了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意见，得到采纳。文革前的五、六年时间里，浙江美院在潘天寿教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臻于完善，成为海内外现代中国画教学的翘楚。1964年，久未归乡的潘天寿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家乡宁海视察，受到的热烈接待可想而知。
1966年文革爆发，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关牛棚的时间最长，吃的苦头也最多。但无论哪一次揪斗、陪斗、游街、示众，他都强制怨恨，默默承认。他说文革是一场灾难，和自然灾难一样，是无法预期和无法控诉的。有一次，他对一位老友说：“人总是有这么一天的，年纪大了的人倒无所谓，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国家的损失无法估计，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
青春，永远无法补救。”
这期间，他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从文革开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将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折磨。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打潘战役”达到了高潮。《浙江日报》以“浙江美院大批判办公室”名义，整版发表了《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秃鹫是特务的化身》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将潘天寿推上了万劫不复的受刑台。
随后，报纸、广播、大字报、大标语、漫画以及各式各样的小报、刊物，铺天盖地而来。潘天寿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珍贵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墨画名单，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种标记，踩上一个个鞋印……在没日没夜的折磨下，这位体质强健的老艺术家渐渐垮了下去……
1971年5月，专案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了定性材料，即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潘天寿气愤之极，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紧接着就发生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宁海老家，交给当地群众作为“活靶子”批斗，百般凌辱……他在写下那首绝命诗后从此不起，9月5日凌晨，他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他用最后的意志努力控制自己的双腿，嘴里还喃喃地说：“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让它……不要抖……”
黎明前，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带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带着“自古有沉冤”的无声呐喊溘然长逝！
30多年后，横加在大师身上的凌辱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抗战期间他有二年在老家蛰居，经常写生于田头山间，特别对水牛情有独钟，画了许多随手送给乡亲。一次，邻居大伯家计窘迫，他便送了一幅刚画好的巨幅《水牛春耕图》，大伯不解，他却嘱其好收藏着。40年后的80年代，此画被一子孙随便贱卖给了古董商，后听说该画在台湾拍出了巨价而后悔莫及……
2004年，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中，署名潘天寿的画作《锦葵红杏》以112.2万元的价格成交。后经书画专家鉴定，此系伪作。同年，在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专场上，潘天寿的丈二匹巨画《松鹰图》以500万元高价起拍，最后以880万元的高价成交……
进入21世纪后，浙江美院被奇怪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之子、著名水墨画家潘公凯出任院长，但旋即被江泽民的外甥许江（一个前中学美术教师）所取代。从此，典雅质朴的老校园遭拆毁，在原址上大兴土木，急剧扩张，盖起了超豪华宫殿式的西式建筑，突兀在西子湖畔。而其美院本身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御用“艺术家”们追名逐利的庞大超市。
呜呼！从艺专到浙美，从浙美到国美，历经80年风云变幻，这座曾经的中国传统绘画最神圣的艺术殿堂，如今再也找不到潘天寿时代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以及氤氲其中的一丝一毫的艺术真气。
大师已远去。在我看来，潘天寿以其全部作品和整个生命所捍卫的中国画独立价值，以及中华民族伟大的艺术传统，不是那几处“潘天寿广场”、“潘天寿纪念馆”和“潘天寿雕像”可以赎回的；极权主义文化专制对一位艺术大师的伤害，已经深及这个民族的灵魂底层，永难弥合……
2006.7.31.宁波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