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由当代日本著名作家田中芳树创作的“架空历史小说”巨制《银河英雄传说》，在中国数以万计的“银英迷”苦苦等待10余年之后，终于在一个星期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正式推出该书中文简体版首卷。

这部被誉为“太空版三国”的首卷上市一周内，就向全国发货了十万多册，粉丝追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银河英雄传说》最终没有叫郭敬明作序，“否则我们肯定不买，他和我们心目中的这部经典距离太远了。”

鉴于郭敬明的负面新闻过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也透露：“在以后几卷中也不可能和郭敬明合作了。”

数月前，某论坛上爆料：郭敬明将为内地正版《银河英雄传说》作序，插画也由郭敬明的“岛”工作室接手制作。消息不胫而走，许多网友认为，郭敬明近日被判剽窃成立又拒不道歉，文德尽失，根本没有资格为日本大作家的知名作品作序，并声称如果由郭敬明作序，将“买盗版抵制正版”。当《银河英雄传说》首卷终于面世之际，这些粉丝欣喜地发现，该书序言是由《银河英雄传说》作者田中芳树亲自撰写，而简体版的封面及插图也采用了日本著名画家道原克巳的原画。

编辑刘祥和也对记者承认：“郭敬明负面新闻那么多，我们当然要考虑读者的想法，而且他的作品风格也和《银河英雄传说》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有人说郭敬明来不及作序，将有可能在以后的几卷中作为推荐者出现，我可以告诉你，第二卷本月底就要出了，之后的几卷除了附录田中芳树的各类采访，不会给郭敬明的文字留下空间的。”

由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初，“韩白之争”引人关注。双方均以新浪博客为平台，相互论战“80后”现象。白烨认为“80后”只是“票友”写作；韩寒（点击进入韩寒博客）则毫不客气回击道“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一时间网络上风起云涌，硝烟弥漫。虽然这场网络口水战以白烨关闭新浪博客为结尾，但很难说谁是胜利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6月中下旬，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一篇《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

代》的博客又引发网络玄幻小说作家和爱好者一片口诛笔伐，事件最终结果难以预料，但想来一场新的口水大战不可避免。

　　接踵而来的学院派与民间派之争，以传统写作方式为平台的老学者、老作家和以网络为平台的“80后”一代、网络作家之争，不应该仅仅为好事者提供凑热闹的机会，也不应该仅仅为媒体提供无休止炒作的卖点。相反，这种争论乃至相互攻击应该让爱好写作和文学的人冷静思考：问题出在哪里？恰好，《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于今年5月出版。如果按照《文情报告》梳理的脉路，人们或许可以预测并且解释上述现象的产生及其原因。

　　《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的主编者正是“韩白之争”的主角之一白烨先生。他的思路不失传统，但亦不迂腐。抛开争论本身，也抛开争论主角和他们的簇拥者本身，《文情报告》的观点严守中立，值得采纳。

　　目前，文化、文学现行体制二元并立——体制内的管理以计划为主，体制外的操作以市场方式为主；文化、文学生产机制多元共存——共有的、集体的和个体的，既有各自的方式和各自的渠道，又在某些环节上相互借力，协同运作。体制的二元化和生产的多元化导致文学从业者、文学生产者趋向民间化、市场化、商业化。这与以前以意识形态为主、专业作家为主体、文学期刊为主导的总体格局显然不同——文学理念逐渐取代意识形态、民间作家和网络作家大量涌现、网络创作数量急剧上升。可以说，传统文学领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这种结构性变化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传统写作和网络写作、传统作家和 “80后”和网络作家的分离。一方面，各级作家协会和有分量的出版社及其主办的文学期刊仍牢牢联系着一大批造诣高、影响大的专业作家，集聚着最为重要的创作力量。同时，由于作协和大出版社办刊出书专业化强，运作程序相对完善，使其在书刊的出版环节亦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商业化运作迅速走红的“80后”和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作者影响着广大文学青年和学生读者，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同时，逐渐形成虽然游离于“主流文坛”却也自成一格且拥护者众多的另一“文坛”。

　　《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认为，写作分离只是表面现象，其分离的背后必定有一定的观念在起作用。它分析道：“80后”对于文学的理解，包括对于生活的理解，都在带有一定青春锐意的同时，也带有受到市场经济和流行文化深重影响的偏颇与谬误。而网络写作则在博客兴盛起来之后，其有影响的作者和有影响的作品距离文学越来越远，或者成为偶像明星和他们的“粉丝”互动的私家后台，或者成为奇文与猎奇相互寻索的信息渠道。这些观念与作法显然与传统作家的观念和社会主流思想格格不入。但是，《文情报告》同时也提到，虽然“80后”和网络写作的观念可能与传统观念不符，但“主流文坛”亦没有起到应有作用。面对“80后”和网络写作日益兴旺的局面，掌握话语权的“主流文坛”对新的写作群体相当不甚了了，既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也没有形成必要的对话，更谈不上理解和相互影响。因此，传统与新锐的交锋不可避免。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并非没有注意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文情报告》多次提到“80后”一代和网络作家的天赋与才气，并对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率意的表达方式予以肯定，甚至采纳了他们自成一“坛”的观点。而在对传统“主流文坛”的大事进行梳理时，《文情报告》则多次提到互联网对传统文学创作和书刊出版的影响，单辟章节叙述网络以及博客的作用。因此，相对网络上针锋相对、立场鲜明甚至脱离实际的口水大战，《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观点比较客观，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继长篇小说《天黑以后》之后，村上春树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东京奇谭集》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东京奇谭集》收“奇谭”五篇，分别为《偶然的旅人》、《哈纳莱伊湾》、《在可能找见的地方，无论哪里》、《天天移动的肾脏石块》和《品川猴》。据介绍，五篇奇谭中最奇的还是最后一篇《品川猴》。一个叫安藤瑞纪的年轻女子得了一种“忘名症”，每星期有一两次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几经周折，查明“忘名症”起因于一只猴……据悉，虽说是“奇谭”，但村上春树在小说中讨论的仍然是形而上的人生问题。

今年是“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逝世30周年，全新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给了热爱她的读者重温经典的机会。早些时候，“罪案小说女王”米涅·渥特丝的“渥特丝罪案小说系列”的推出也使得暑假市场上出现了两代女王同争高下的局面。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古典推理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家，一生创作丰富，写有八十多部推理小说，笔下的大侦探波洛、马普尔小姐等形象家喻户晓。她的作品多属于“舒适推理”，在她笔下，故事是一场智力游戏，尽管其中有死亡和犯罪，但人性和世界仍然是美好的。因此她的作品透露出女性特有的温情。

米涅·渥特丝是新生代的代表，虽然小时候曾就读于克里斯蒂读过的中学，但在她的作品中，人性和世界则显得更真实些。有评论说，“米涅·渥特丝游走于人性最阴暗的领域”。然而，她的小说中也存在着希望，因为她相信这才是弥补暴力给家庭或社区带来的创伤的唯一手段。1992年凭借处女作《冰屋》一鸣惊人，次年她的第二本悬疑小说《女雕刻家》荣获美国爱伦·坡奖，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并陆续被BBC等改编成一系列电视剧集。如果用古典推理的守则来衡量渥特丝，她的小说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在渥特丝笔下，没有主导故事进展的唯一侦探，探索真相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主妇、医生等；她花费颇多笔墨描述与案件看似无关的事，如种族歧视、环保问题等。

也正是如此，渥特丝突破了古典推理的局限，视角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大大增强。同时，她的小说延续了英国古典推理精于布局、情节严谨的传统，又巧妙融合了惊悚、犯罪、爱情等流行元素，更加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可以说，阿加莎·克里斯蒂代表了过去和经典，米涅·渥特丝则是变革和新锐的先锋。

新华网香港７月２７日电（记者廖翊）第一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２７日在香港揭晓，内地著名作家贾平凹以其长篇新著《秦腔》获得这一奖项。

　 “作家通过表现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的衰落，写出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化、民间伦理、经济关系的剧变。全书充满想象力，通俗中见真情，平淡中见悲悯，寄托深远，笔力丰厚，代表了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突破。”首届“红楼梦奖”终审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王德威这样向传媒介绍《秦腔》获奖理由。

　 远在西安的贾平凹接受了香港传媒及评委的现场电话采访。他表示，能获得以伟大小说《红楼梦》命名的世界华文创作大奖，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意外。

　 “这是以我的家族为原形写成的一部小说，表现的是中国农村的变革过程，倾注了自己最真实的感情，我用了近两年时间写就，是自己最为投入的一部小说。”贾平凹说，“面对传统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渐渐消失，我内心是矛盾、彷徨、痛苦的，这种感受表现在自己的创作中。”

　 贾平凹将于今年９月到香港出席颁奖典礼，并与香港读者见面。

　 由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红楼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首奖获得者将获３０万港元奖金。

　 入围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的作品为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度世界各地出版、８万字以上的华文长篇小说。经过严格筛选，《水乳大地》（范稳）、《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董启章）、《沉默之门》（宁肯）、《海神家族》（陈玉慧）、《圣天门口》（刘醒龙）、《藏獒》（杨志军）、《秦腔》（贾平凹）７部由海峡两岸及香港作家创作的长篇力作进入决赛。

自从几年前写下《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之后，自从我向人明确表示此备忘不会服从他人意愿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备忘的命运将会是”成书有日，出版无期”，我就知道我在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物，是不会因此善罢干休的。果然，先是出版我八十年代备忘的那家出版社”遇难”，已经签好的出版合同”胎死腹中”；然后便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隆重出场，敲锣打鼓的，还夹带着一声声吆喝，”八十年代喽！””八十年代喽！””八十年代喽！”那个早已烟消云散的八十年代，就这么被突然爆炒起来，就像炒糖炒栗子似，把个八十年代炒得翻滚不已。

将来的读者只消对照一下我的”八十年代”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就会发现那些出现在八十年代中的人物们，在两个不同的”八十年代”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形象。在我的”八十年代”里被弄得灰头土脸的，到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里变得红光满面；在我的”八十年代”里被摘去了面具的，到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里被涂上了油彩。我笔下的”八十年代”是悲凉的，调侃的；查建英访谈出来的”八十年代”是喜庆的，怀旧的。那些在90年代以后一时间成了”天涯沦落人”的八十年代人物，在我笔下遭到的是冷遇，在查建英的访谈里得到的是温馨。查建英的访谈，就像是给八十年代的老少爷们开了个怀旧派对，让他们痛饮，让他们高歌，让他们尽情地倾诉，让他们尽兴地表演。说什么粉正红，眉正浓，转眼两鬓皆成霜。过去的白头宫女说的好歹还是唐玄宗，如今的派对女主人面对的则是昔日得意过的酸文人。

不错，八十年代确实是个风风火火的年代。以前长不出来的文化庄稼，在八十年代一荐一荐地长了出来。八十年代让人回想起”五四”当年，只是”新青年”一类的尝试，被当局严厉禁止。

然而，八十年代也是个相当戏剧化的年代，也是个相当泡沫化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也罢，文学先锋也罢，很少能够经得起九十年代和二千年以后的磨砺和风蚀。在摸着石子过河的号召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浪潮冲击下，精英们从河底摸起的不是石子，而是阳萎了的卵子。曾几何时，硬是给海德格尔安上中国姓氏的文化恶少，如今蜕变成了被官家包养在香港的”文化二奶”。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化二爷”。只不过，当年号称京城四大文化领袖的那种牛皮哄哄的爷们腔调，今日一律地变成了奶声奶气的帮闲腔。言必称”我国”。”我国大学”如何如何，”我国教育”如何如何，俨然一付官家派头。只不过不是官家的爷们，而是官家包养的娘们。

这些被包养了的”文化二奶”，有的被养在香港，有的被养在京城。据说一个比一个饱读诗书，一个比一个学贯中西。他们对美国学府颇有研究，对中国教育胸有成竹。过去曾有著名的文化粉头，一迭声地叫苦。如今这些文化二奶，一开口就是”中国文明复兴，期待伟大的大学”，从而信誓旦旦地要”打造中国的精英”。口气还是那么牛皮哄哄，无奈底气早已不足。陈胜吴广式的”宁有种乎”不敢再提了，只不过是想为”我国”打造精英而已。这听上去就像是被包养了的奴家，要为主子生上一群大胖小子。真正叫做，得了温饱，丢了灵魂。可怜的精英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且不说这些个文化精英们是否也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里谈笑风生，应该指出的是，查建英本人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个过来人，是个”飘逝的花头巾”式的同龄人。比起后来那些从事下半身写作的酷女动不动就假装不小心掉出卫生巾，八十年代的美女作家，只不过是飘逝了花头巾罢了。最酷的”蓝天绿海”，也不过是剃个光头玩一玩。查建英女士在大洋的此岸和彼岸历经沧桑，却依然布尔乔亚不减，依然文学雅兴不已，笑容可掬地给大家开了个”八十年代派对”。于是，一下子勾起了许多八十年代人物的种种心事，种种感慨；仿佛不是自己不争气，而是年代变得快。

有部电视剧的片名叫做，风吹云动星不动。年代总在变换，身世难免沉浮，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变动的；比如人格的独立，比如思想的自由。八十年代人物的不同品性，是在九十年代和二千年以后，越来越清晰地纷纷呈现出来的。也许是人本身发生的变化，导致八十年代人物对逝去的年代那么的津津乐道。失魂落魄的，从那个年代里发现自己原来还曾经有过灵魂；丢了乌纱的，从那个年代里发现自己曾经坐在主席台上受人瞻仰过；老气横秋的，从那个年代里找回了自己的花样年华。可怜的八十年代人物，原来一个个都还在巴巴地等待着，有朝一日也能够像当年的右派一样，成为”重放的鲜花”。

在下没有唐突西子的意思，只是忍不住要就着查建英的派对问一声，那些老说忏悔忏悔的人，怎么就没见忏悔？难道他们在八十年代里真的除了光荣就没有惭愧了？难道他们在八十年代里真的除了辉煌就没有丑陋了？我还想说的是，八十年代是有个句号的，那个句号就是八九年的”六四”。”六四”对八十年代来说，可说是个句号；但对所有的八十年代人物来说，却是个问号，是个巨大的问号。我不知道谁可以回避这个问号，也不知道谁可以无视这个问号。我很想问的是，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派对里，有没有竖立着这个问号？

假如有人要用”只谈文学文化、不谈政治”来搪塞，那么我只好直言，那个问号虽然有政治性，但更是文化的，也是文学的。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有不少是倒在这个问号之下的。而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能够经得起这个问号拷问的，似乎也不多见。假如这个问号是个历史性的考试，那么真正通过的，当推无数普通人，当推无数普通的中国民众。在《历史的祭奠》长文中，我如此写道：

“六四”学潮本身，是一次最广泛的民意测验。这次测验表明，真正的英雄既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知识精英，而是普通民众。

在政治精英按照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悄悄抽身之后，在知识精英本着他们患得患失的自私隔岸观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在全国各个城市簇拥着来自各个院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涌入广场，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主角。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时刻，几乎全体中国民众，体验了这场历史性的狂欢……

此时此刻的大学生，成了真正的天之骄子。他们人人体会到了受人尊敬被人爱戴的快乐。他们其实最想要的无非就是受人尊敬。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获得了民众的尊敬。他们经由这场学潮，得到了心理上的医治和精神上的升华。平日里的压抑被释解了，身心变得空前的健康。他们充满了在他们的一些所谓领袖身上渐渐褪色了的牺牲精神。不要说去绝食，就是去死，去赴汤蹈火，去上刀山下火海，他们全都义无反顾……

比起在权力圈里摸打滚爬的政治精英，比起多多少少握有了话语权力的知识精英，学生无疑是单纯的。但还有比学生更单纯的人们，那就是千千万万无声无臭的普通民众。倘若要说出谁是1989年中国最可爱的人，那么就是无数个流血流汗支持学生的普通民众。他们既没有权力的野心，又没有话语的烦恼，也没有出名的渴望。他们有的只是一颗颗纯朴的心。这些普通人，是整个”六四”运动当中最透明的人群，也是中弹倒地和被捕入狱占人数比例最高的一群。他们彼此素不相识，只是为了同一个支持学生的目的，走到一起。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大多数来自底层。他们向学生掏出口袋里最后一分钱，他们拉着板车给学生送吃送喝，满头大汗地为学生四处奔波。在戒严的日子里，他们爬上坦克，苦口婆心说服士兵们，不要向学生开枪。军队进城的时候，他们拉起人墙保护学生。一旦枪声大作，他们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学生挡子弹……

假如说，”六四”给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那么就是这些个普通人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复活了中华民族最为本真的灵魂。质朴，透明，无声无臭，却可歌可泣。他们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人，那个只身挡在坦克前面的青年人，被十分偶然地留在了电视屏幕上，从而留在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的记忆中。至于其他所有人所做的一切，都不曾进入传媒的视线。然而，如果说，1989年的”六四”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主大演习的话，那么真正的主角，却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他们是中国文化最为深层的底蕴。他们象征着中国的希望……

表面上，”六四”学潮似乎是一次启蒙。学潮唤醒了中国民众。但实质上，恰恰是民众的透明，照亮了学生和学潮。中国民众并不愚昧，更不是什么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1989年的学潮证明，中国民主政治的障碍，在于权力阶层，在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握有一些话语权力的知识精英。

……

面对打造精英的嚣张，面对查建英女士的八十年代派对，本人特地摘录以上几段话，给做稳了”文化二奶”的昔日精英以及所有八十年代人物，扫扫兴。

2006年7月13日写于纽约

我们的文明对人的要求是很低的，一个人能活着就成了。也就是说，生存权就是人权，人有个性命就不错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性命是何等高明的事，从古至今，生生不已，生生为天地之大德，你活着就是俺给你的恩典。所以，统治者经常会把他们养活了多少亿万百姓当作很高的成就、恩典。职是之故，能把十几亿百姓养得还没饿死多少的统治者似乎是确实可能是也许真是值得夸耀的事。因是之故，那些活得最窝囊最不幸的人也仍会把统治者当作父母一样可以寄托感恩的对象。

我们的文明还把那些仍葆有赤子之仁心的人称为伟大的“子”，孔子、老子、墨子，称他们是圣人、贤哲。这些人在个体的层面可以说显得孩子气，但在对群体的关照层面多了一点理性。但就是这一点理性，也把生命当作性命了。“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也为此帮闲了一下统治者，顺带帮了一下百姓，孟子就去游说统治者，“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反过来说，养生送死有憾，霸道也。

为使东土天下不行霸道，望着大道行王道，很多的圣哲因此抛弃了孩子般的好奇心，专心致志地去恳求上下都要有性命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在人间关系中，有些道德礼义。孔子说过正名，君臣父子一类。孔子还说，未知生，焉知死。这个子一说，以后的很多子觉得探索未知世界太困难了，甚至觉得死太缈然太可怕了，所以趁还生着，还活着，就生着活着。好死不如赖活。当然，其他的子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孟子也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至于墨子们，则也虽然穷苦，却仍做了不少近似“科学的”于生无补的“试验”。……但总的来说，人们生死的关系形态是有礼节的，你可以说那是前现代社会的“文明理性”，但有这理性制约，所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但我要说的是，这一点传统的“文明理性”到了转型的时代似乎完全消失了，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养生送死了。鲁迅当年写“我们应当如何做父亲”，也是敏感到人间礼节的丧失，需要新的关系形态。从鲁迅们意识到问题，到现在，这些中国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听说清明节，有人去给先人上坟，烧祭的物事，从纸糊的汽车到布做的衣服，到纸糊的电脑甚至二奶不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真是不知道先人在地下如何受用不尽。

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经验来自养生送死，但这也是于我最作难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当下中国如何养生送死。移居到城市，完全投身于个人的成就，跟群体、上一代人失去了一种理性的或说礼义的关系形态，这可以称之为“人心政治”，以至于我们如此轻失了人性中最宝贵的同情和道义。国丧的时候，一些年轻朋友看着我，我突然觉得自己该担待点儿什么该示范点儿什么了，但我完全不知所措；我看见统治者们也不知道如何送死了，因为他们并不尊重传统“死者为大”的说法儿。而养生，我看见很多长辈为长为老不尊的事实。

这种灾难正在浮现出来。当然，从审美的角度看，也正在有趣地呈现出来。我看见大大小小的中国圈子只是个人了无生趣的产物，时代转型的剧烈使得人心人性无所依归，个人无能使自己成就并得清静光明。没有什么人会养生送死，大部分不过因循罢了，不过承袭罢了。父不父，子不子，是的，我看见很多朋友做父母做得很可笑，很多朋友做子女做得很吃力，很多朋友做父母做子女，自私得搬起石头只能砸自己的脚。很多两代同堂的中国经验展示给我们的，不过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报应罢了。当然，这种当下中国家庭的存在状态符合我的因果论史观。

奇怪的是，这种养生送死成了大问题，但其中的人无不可以表示他的爱统治者之心，他的感恩和爱国成为是否作为性命活下来的一个资格，一个通行证。“以和为贵”的黑社会里就有这样的台词：Jimmy问石副厅长，“老许也是黑社会，为什么他可以来做生意？”。石副厅长回答说：“我们跟他谈好了。而且他是爱国的。”Jimmy追问：“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爱国！”——这就是我们的文明。有人是爱国，有人可以爱国。有人暂时坐稳了爱国的位子，有人求坐爱国的位子。曾有诗人做石破天惊之问：“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可惜在那样一个时代，没有人把这一问推理到极致，以为我国人的集体精神注入新的因子。

从养生送死扯到爱国，有点不伦不类。当年我曾敷衍过一首小诗：

    因为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遭遇

    我们常常忘记了生命的存在

    像在梦中忘记了是在梦中

    我们保住生命不过保留着一个梦境

    不由我们操纵，不用我们指引

 

    放弃那些应该放弃的

    虽然我们还恋念着光阴

    像春日里送走水一样的客人

    我们送走生命不过送走了一位客人

    有一点儿惆怅，有一点儿欢欣

这首诗不过是古人“留他如梦，送他如客”的翻版。那时以为自己能够达观一点儿，后来才发现，我们社会里的养生送死不容达观。孟子那样的圣哲，不把养生当大事，但他也要慎重地设计、劝导统治者如何养生送死：“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仅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最近，有人批评互联网的“恶”正上升为主流，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科学依据。自从大陆互联网开通，我就经常在网。如果说我感受到最近互联网有什么“恶”的演变的话，那大致就是封贴、屏蔽等限制越来越多了。

　　但似乎批评的人不是这样看的。过去，批评互联网的人都能找到下列理由，一是黄色网站的问题，二是所谓谣言问题。这些理由完全不值一驳，因为有人的地方就都有这两个问题。而且肯定比互联网上严重，其它不说，最黄色的操Ｂ，就绝对无法在互联网上实现。因此，举证这些作为互联网特有的“恶”是不公正的，估计都是醉瓮之意不在酒。

　　最近，批评互联网的人又发现了新论点，就是黑客破坏和诈骗。拿诈骗说事毫无新意，与过去的论点完全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诈骗在互联网上成功的案例远低于现实生活中。

　　而黑客入侵则是互联网特有的现象了。所谓黑客入侵，也不过是有人没有经你的同意，通过网络进入了你的电脑，能窥见你的隐私和拿走或者破坏你一些文件而已。这与现实生活中的非法侵入和入室盗窃类似。而非法侵入和盗窃在现实生活中可是屡见不鲜的哦。

　　因此，所谓“互联网的恶”，也不过是现实的恶在网络上的反映而已。有个对联是怎么说的来着？对了，“水中月乃天上月，眼里人即面前人。”因此，看问题，要能分清什么是假象，什么是真相。

　　今天，看到的批评又有了创新，据说是什么“网络暴力”，我想，所谓暴力，应该要通过物理接触才能实现吧，而互联网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现在有个新名词，叫什么“语言暴力”。胡哥总担心国人无法创新，我看是有点杞人忧天了。这不，我才写几行字，就发现了这么多创新成果了。打住，回来说“语言暴力”问题。“语言暴力”无非是指声音大一点，文字粗一点吧，不是真正的暴力。套句学术名词，就是无法对别人造成“生理上的物理伤害”，有点拗口吧，这就是学术名词的好处，不然怎么显我学问高呢？

　　现实生活中却是有大量的真暴力哦，且每天都在发生，甚至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不但发生了“生理上的物理伤害”，还发生了“心理上的精神伤害。”这些，还都是轻的。重的是有人被暴力致死了。今年，好象就是今年，不是什么地方向平民开枪了吗？好象是死了不少人哦。那些专注与互联网的批评家，似乎都没有对现实的暴力提出过批评哦？哎！在中国做人，都是这样的，你得学问“选择性遗忘。”也得学会“选择性批评”。今天没有喝酒啊，怎么总管不住自己？一不小心学术名词就直往外冒。

　　说到粗话，就你现在拿个录音机，到大街上去溜一圈回来，估计都能收集到不少粗话，什么“鸟”啊，“操”啊，这类“地骂”都会百花齐放，而高度一致的国骂也绝不会少。因此，粗口也不是人民大众不能接受的。

　　哦，差点又忘了，题目是要为央视说句公道话。说到谣言，很多人都说央视是谣言散播机。代表性的人物就是“１.５”网友和“老怪”网友，他们好象同央视有仇似的，天天盯着央视看，央视一有错，他们就抓住不放，就象那些抓互联网的批评家一样。

　　我一直不赞成他们的做法，并写了个帖子《一定要天天看“新闻联播”》，以表明我的态度并声援央视。其实，没事说点小谎，也是很可爱的。那不，还珠格格就靠这风靡了全中国啊。　

　　我并不是偏袒央视，因为我没有偏袒它的理由啊。我又没有央视股权，也不在央视任职，我甚至都不看央视，我怎么可能偏袒它呢？

　　事实如此，如果按说谎来排名，央视确实是小字辈儿。这里，我们有必要引进一点专业的评价方法，大家该知道一个新名词“信用记录”吧？这其实就是比较说谎能力的。信用记录的好坏与说谎能力成反比。也就是说你说谎多，你的信用记录就差。

　　怎么评价信用记录呢，就是翻看一个人、一个单位的全部说谎历史记录，统计说谎次数以及欺骗了多少人。这样一看大家就明白了，虽然现在听到央视谎言的人较多，但受它欺骗的并不多。而央视自身的历史并不长，所以，其说谎的历史也不可能有多长。特别是在全中国都疯狂地迷信谎言的那个年代，央视几乎都无法见到啊，央视也不能不顾客观事实，硬要去抢“几报几刊”老大哥们的功劳和荣誉啊。

　　何况，央视还有一些讲真话的良好记录啊，忘了薛飞杜宪了吧？虽然短暂，但现在不都流行什么“瞬间即永恒”吗？

　　因此，说央视的诚信记录最差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都是“１.５”那个二百五造的谣言。

　　因此，我一定要出来为央视说句公道话：

　　“央视的诚信记录虽然不如互联网，但绝不是最差的！绝不是！” 

人民究竟喜欢不喜欢按摩？这个问题不是一下能说清的。根据一般的
理解，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渔归来、种田完毕，是最有必要
去按摩的，但在一个服务行业普遍分化、变质的年月里，我不想贸然
作出肯定的答复，让一些神经过敏的同志抓住把柄，冠我以“伤风败
俗、拉人民下水”的恶名。

因而，有必要事先向诸位交待清楚：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一种精神按
摩，与道德无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
者达成了一致，即放逐所有的尖锐批评，打击一切血气生生、蒸腾着
自由气息的作品。它们或者编一些悲欢离合的假故事要人们乐天知
命；或者讲一些貌似大彻大悟，实则全无心肝的伪哲学要人们含垢忍
耻；或者拿一些吃茶喝酒、题词送画的沙龙轶事诱骗人们逃回古代；
或者通过对卡厅、茶秀、咖啡店的精致描绘来谎称我们已经跑步进入
了“后现代”……那亲切的形式、慈祥的面孔、幽默的表述，使你几
乎相信天堂的副本就在身边。

面对日益逼窄的生存空间，无处不在的暴力传统，也就面对一个没有
历史和未来的存在荒原，这些娓娓动听的小嘴象一艘艘轻快的语言之
舟划过我们所在的苦海。它带给人们这样的信息：世界是美好的，好
死不如赖活着，只要忍耐到头，救世的基督必将迎接受难的羊只。面
对阴沉的世界之夜，这些为“诺贝尔”赶制作品的大师们眼圈泛红、
悲天悯人，多快好省地占领了祖国报刊的每一块园地。在富于节律和
音韵的优雅吟唱中，一双双白嫩而细长的手从羔羊的头顶摩过。这
时，所有的不平、愤懑、渴望变革的激情都悄然逃奔，唯余一朵朵盛
大的莲花在胸中幸福地张开。请问，这不是“按摩”，这是什么？

尽管我承认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即在所有的文明国度中，那些健
康、独立、心智强健的种族是最不容易被“麻醉”的；相反，一个卑
怯、暗弱、灵魂沉睡的民族最容易掉进信仰的迷宫。但我仍然厌恶把
这样一个有关权力／话语的问题简单归咎于人民的甘愿“受洗”。越
过一片对大众庸俗、愚昧的责难，我想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说他们
是庸俗的，那么什么使他们庸俗？如果说他们是愚昧的，那么什么使
他们愚昧？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是天生就愚昧、天生就热爱庸
俗，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不愚昧、不庸俗？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而言，最关键的是，如果他们愿意高
雅，那么什么样的话语系统肯提供这样的教育？如果他们愿意被启
蒙，那么什么样的传媒肯承载这样的功能？如果不考察一个时代的人
民所处的话语环境及表达的可能性，一味指责他们的盲目顺应，那么
这种批评的愚蠢就有可能和晋惠帝司马衷不差分毫。诸位知道，这个
西晋有名的白痴皇帝，面对因吃不到草根树皮而成片饿死的百姓，反
而问“何不食肉糜”？

不错，在有限的程度上，我愿意相信这些花鸟虫鱼、石头瓦块、阴阳
八卦、装神弄鬼、题词品茗、游山逛水、嫖娼吊膀、翻墙扒灰、奸尸
拜脚、恋物手淫的所谓“文学作品”对人精神的抚慰作用，它至少可
以使人的内在疼痛发生某种幻觉性的转移。但我仍然无法原谅报纸、
期刊及出版业对大众精神的漠视和蹂躏。塞尔旺指出，“愚蠢的暴君
可以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则凭依自己的思想锁
链更牢固地禁锢他们”，而这一切都比不上“最明智的贤君”，他们
是把自己“固若金汤的基础建立在大脑柔软的神经纤维上”。这真是
一个寓教于乐的好办法。当人的灵魂沉睡的时候，权力便可以如水银
泻地一般流布他的周身，且无不熨贴；当人的精神犯困的时候，暴力
便可以象鱼网一样网住所有叛逆的欲念，且言听计从。在令人惊悚的
幻想中，你甚至可以看见催眠师那诡秘的笑容和镶着金牙的渔翁那志
得意满、一路顺风的凯旋场景。

然而人民，我数以万计、同样为造物主生气灌注的人民，却不得不由
聋而哑，沉默着活在世界的边缘。在数千年的时间黑夜里，他们糊里
糊涂地生着，糊里糊涂地死着，死不了就活，活不了就死。没有人知
道他们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歌哭。

现在终于有火在前面引路了，可惜，那是鬼火。

这些形形色色的报纸、期刊及书坊老板就是鬼火的制造者。他们杯弓
蛇影、草木皆兵，时常为一个假想的庞大天敌所惊扰，如履薄冰地恪
守着一个虫子的生存之道，即在母鸡未啄以前就远远避开、或者躲倒
装死以备不测。难道他们都老迈昏庸，连善与恶、对与错都不能区
分？不，绝不是。在一个物欲至上的年代里，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衣
食来源，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仰赖读者的愚蠢而生活。如果有一天，这
个时代的人民突然间为圣灵感动，变得象古希腊人一样清澈、透明、
富于理性，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主编、社长、报纸发行人以及地摊
书籍出版商可能全部要沦落风尘──不过，那样对于他们倒也名副其
实。

更不要指望那些鼓风弄潮、捧红踏黑的记者、编辑会成为引领国民精
神出埃及的旗帜。《圣经》上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
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他们除了赶场子、收
红包、骗土特产、挤看明星大腿，基本上不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
公理，什么叫新闻的良知。当他们吆三喝四、呼朋引伴地赶往各种会
议市场时，他们说，“我是喉舌我怕谁”。而喉舌是什么？喉舌是一
种器皿，上帝用它来盛放表达的权利。因而它只对哑巴有用──就象
病人才需要医生──对于一些舌灿莲花、指鹿为马的人来说，“喉
舌”不过是一种摆设，就象饭馆门前的王八。

此外，你还指望什么？难道指望地摊小报撰稿人、隐私文字制造者、
唯利是图的文学小贩会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忧愤和痉挛？从记
者、编辑开始的文风败坏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最忠实的模仿。实际上，
当这些汉语垃圾批发商起早贪黑、煞有介事地坐在写字台边时，我早
已为他们写好了祷词：

　　“缪斯奶奶，请把今日的口粮赐给我吧。荣耀、稿费、住房、职
　　称，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假设之上，即：这些人说的
都是真的，而且我愿意趋从。实际上，只要有一点点怀疑的碎石，这
些谎言帝国的大厦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坍塌成碎片。我为什么要拿我微
薄的薪水购买一份与我无关的垃圾？它究竟在哪一天关心过我的幸
福、我的疼痛和我饱受欺凌的愤怒？如果没有，我用它做什么？包
肉？垫座？如厕应急？

──但没有，没有一缕智慧的光线光顾这些善良的头脑。他们只追随
着，追随着，象一个赤贫的农民追随着狂奔的驴子。

1961年,当你自重庆乘船东出夔门，前往宜昌，轮船行经巫山峡口时，你可以看见文峰之巅书写着硕大无朋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差不多占去了半座山的高度。这条旷世大标语的制作成功，却是一百多名右派分子用汗水、鲜血、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幅标每个字长宽各十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五字和一个感叹号相连，外加字间距，超过了6000平方米。我们知道，一个篮球场的面积是420平方米(28×15)，而这幅标语的每一个字，都比两个篮球场加起来还大出了160平方米，整幅标语约等于15个篮球场。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制作的无可比拟的标语！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澜，“赶英超美”、“大炼钢铁”、“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3月里，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并提出了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他认为，个人崇拜中属于正确的部分是必须崇拜的。他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新一轮个人崇拜的热潮。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倾思想运动。巫山县委为了紧跟毛主席的部署，在1959年10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动员全县人民迅速开展反右倾运动。巫山之巅的大标语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问世的。

　    有人建议，在巫峡西口的文峰上制作一幅“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垂直排列，乘上水下水轮船的过客都能一目了然。这一创意马上得到了县里的批准，并决定主要由那些需要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右派分子来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县里举行了一次右派分子评查摘帽的会议，一百四十多个诚惶诚恐的右派分子被集中到县政府招待所里，主持者要求他们充分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加强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的阵营里来。会上当场宣布首批摘掉廖希富、黄永鑫、沈祖富、罗春玉、彭会志、王瑞全等7人的帽子。从这7个人身上，右派们看到了摘帽希望。接着，就有七十余名右派被组织起来，参与了制作超大型标语的“光荣任务”，他们都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屹立巫峡西口北岸的文峰(又名驱熊山、箜篌山)，为著名的巫山12峰之一，山形巍峨突兀，扼全川之咽喉。因尖峭如巨笔插天，故称文峰。文峰山体陡峭，坡度多在60度至70度之间，而临江一面之绝壁断崖，则如同刀劈斧削，要在上面制作标语谈何容易！由于标语与文化有些关系，又特地把文化馆的干部罗典范抽调出来当负责人。随后进行了分工，成立了“铲字组”、“牵字组”、“兑浆组”、“背浆组”、“泼浆组”、“后勤组”等。

　　1959年12月初的一个早晨，长江上朔风怒号，巫峡口波涛汹涌。由右派分子组成的施工队员一个个背着背包，扛着锄头，冒着严寒努力地向文峰观下的梨子坪攀登。他们深知这次任务特别重大的政治意义，表现得好他们就会有摘帽的希望。他们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异常艰苦的工作，但到底会艰苦到什么程度则完全无法预料。

　　梨子坪是文峰半腰的一个小山村，住着十来户农民，除了院落外，都是坡地，苍凉而贫瘠。农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城里人来到这里，当然更没有听说过要在壁立的巫峡口上刻写“毛主席万岁”的超大型标语，农民们把茅屋土舍打扫干净，在地上铺上草，施工队员们就像“山顶洞人”一样住下来了。

　　施工队有自己的伙食团，就在农民家里架锅造饭。当时大饥荒已经开始了，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浮肿、死人现象已经发生。万县地委和行署知道巫山的灾情后，打算调拨750万斤粮食救灾，可是由于刚刚进行了反右倾的运动，巫山县的干部们怕戴“右倾”帽子，明明知道饥荒已经出现，却既不敢如实上报，更不敢接受救灾粮。这却苦了奋战在巫峡口上的右派分子们，他们把250克(比上次增加了50克)粮食分成三份，一日三餐，掺上清水，加上牛皮菜煮成稀粥果腹，至于肉和油则完全是梦想。

　　就这样，他们万分艰难地开始了超大型标语的制作。

天寒地冬，旷世标语初现绝壁

　　巫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吕炎林受命设计了标语的书写方案。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气势和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吕炎林将标语设计为每个字长宽各10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标语从山顶竖排而下，五字连缀，可及山半，堪称开天辟地以来举世无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手笔”。

　　吕炎林设计好方案后，即带领有关人员爬上山顶踏勘地形选择地段，最后确定在文峰向南偏东的山壁上划出一大片来制作标语，这个地段面对巫峡西端相对平缓的大宁河宽谷，视野比较开阔，数十里外就能看见，同时，从下游方向也比较容易仰视。

　　接下来，吕炎林指挥“牵字组”拉起长长的绳索，在山壁上放样作字。一般的书画家创作时可以先在墙上画初稿，然后退后几步看看效果，再作下一步的修改，可是吕炎林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他要看到自己草稿的全貌，必须到几里路以外去才行。

　　最终吕炎林完成了5个大字的勾画。在拉绳放样划线后，人们用石灰顺着线撒过去，终于将标语上的字按比例协调地安排到了文峰陡峭的山壁上。

　　“铲字组”的任务是顺着划好的石灰线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在山壁上将字形铲出来。巫峡的山上处处是荆棘，处处是丛莽，有很多地方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人迹，那些盘根错节的草木深深地植根于坚硬的山壁上，要连根铲除它们还真不容易。“铲字组”的人们用血肉之躯在6000平方米的山体上雕刻出了标语上的五个字。所谓笔画，其实就是一道道在山壁上挖出的深而宽的槽子。

　　最辛苦的是“背浆组”的成员。高高的文峰上既没有石灰也没有水，石灰和水都要从六七里外的江东嘴运来，而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背篓。“背浆组”的人们频频往返于江东嘴与梨子坪之间，运回一定数量后就由“兑浆组”将石灰兑成灰浆，再背到制作现场去。

　　这时已经是数九寒冬，北风呼啸，雪花飞舞。右派们的手足整天被石灰水浸泡，已是皮开肉绽，但任务却一点也不能少。“背浆组”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中背着灰浆往山上运，灰浆在背上随着步子晃荡不已，一旦荡出就是浪费行为，那就是新的犯罪，所以绝对不敢有一点疏忽。何况坡陡路险，身边是万丈深渊，脚下是滚滚长江，稍有不慎，后果更不堪设想。

　　有资料显示，整个工程共用了石灰浆20万斤，按每人每天往返三次每次50斤计算，“背浆组”的人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背负着石灰浆登上文峰共计4000人次。

　　往挖好的槽子里浇泼石灰浆就是“泼浆组”的事了。要想在山壁上找一块小小的平地放桶，是根本不可能的，“泼浆组”的人只好把灰桶底端的一边靠在山壁上，将灰桶夹在胯下，然后像猴子一样，一手攀住山壁，一手抓紧木瓢往先挖好的笔画里泼浇石灰浆，就这样一瓢一瓢地泼浇(平均泼浇石灰浆厚10厘米)，直到把6000平方米的面积泼浇完.

天气奇寒的日子，饥荒也越来越严重了

　　250克粮食加牛皮菜度过一日三餐的生活也渐渐难以为继，原因是牛皮菜已经吃光了。后勤组的人们便满山去寻找勉强可以充饥的野菜，把黄蒿、地米菜都挖了回来，和着那点可怜的粮食熬成稀粥，努力让一个个羸弱的生命能维持下去，去完成那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偶尔有的人请假回城，便想方设法去买些“食母生”、“艾罗补脑汁”、“辣椒丁”、“橘精酒”等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回来，尽量增加一点热量，保持体力，以完成劳动定额。

　　然而，空前的大饥饿正以愈演愈烈之势席卷而来，“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些苦战在巫峡之巅的右派分子岂能幸免，由于营养太差，劳动强度太大，精神负担太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5个右派分子惨死在天寒地冻的巫峡里。

　　陈文清，“兑浆组”的成员，他天天都努力地工作着，从不叫苦叫累，即使到了最艰难的日子，他也硬挺着。那一天，他对同伴们说：“争取早摘帽！”谁知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就因饥饿死去了。他直挺挺地僵卧在冰凉的地铺上，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了很久了。

　　1960年2月，占地6000平方米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标语”终于出现在巫峡之巅，轮船顺江而下，在数十里外就可以看见那条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大标语。

　　当年标语的制作者至今仍有许多人健在，他们都已经成了白发老人，现在依然生活在巫山，日日面对着那座曾经让他们断魂惊魄的高高的文峰。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他们记忆犹新，许多当年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他们提供了许多材料，他们的名字是：刘仁佐、李经灿、叶明松、罗典范、王昌华(女)、黄永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