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之河中的界石
——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兼纪念文革四十年
一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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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琴邮来她刚出版的书《文革受难者》。打开邮件，有敬畏之感，凝视许久没敢触碰。黑色封面，倾斜隐印着密密麻麻的姓名，如蒙难的碑石——那无数的死者、冤魂，在时间与大地的深处，微微显映，绝不瞑目。标题，竖版白字，肃穆而苍然。其旁有小字副标题“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殷红，像束束黑暗中的血滴。那些年代，那些时间，那些疯狂，那些死难，那些暴行……，历历在目。
我得承认，我的敬畏首先是恐惧，因为这部书每一页，每一章都是残酷的，这是一部暴行的历史。小时候，听过十八层地狱的故事，但那毕竟是想象，在遥远之境。而这部书记述的则是真实，我们亲身所经历。有朋友说，就人的残酷，只有想象不到的，而没有做不出的。一九九一年，我参观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觉得中国的事情比这里残酷（当然这可能与个人经历有关）。起码这里还有浴室，有营规，杀人用煤气，而不是活活打死，用开水浇烫、铡刀铡……。
我生平头次见到尸体，是在我的母校。一个男子撂在担架上，面色焌青，一群军装男女红卫兵簇拥着，把他抬过音乐阶梯教室。据说他先被打，后跳楼。而那一端，教务小楼外的走廊上，一群红卫兵正追打一位外校女教师，她剃了“阴阳头”，小小的个子，黄黑大方格夹衫。她跑到走廊的的尽头，终于被扭住……
我的母校北京三十一中，原是教会学校，有个好名字：“崇德中学”，杨振宁、邓稼先曾在此就学。那座音乐教室原是学校的小教堂，老同学说其上尖顶原有十字架，过去每日清晨学生都要到这里祈祷。“崇德”与“上帝”该是中西文明最好的结合了。六五年，我从小学升入初中，感受最深的是称老师为“先生”，不论男女。这让我感到自己一下就大了，进入了成年礼仪。
“崇德”与“上帝”怎么就成为暴行之所？一些批斗、殴打就发生在那座废弃的教堂内。这座建筑的山墙正对校大门，文革后， 画上了巨幅毛招手像。他取代了“上帝”，暴行也就自然取代了“崇德”，而那些十几岁的学生就成了暴徒，顺理成章。作者记：“一九六六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发了个‘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
《文革受难者》卷前有幅照片，北京六中“监狱”墙壁上，鲜血涂抹的“红色恐怖万岁”，我见过原迹。那所学校——西纠发源地——在中南海隔壁，离我家不远，我不只一次去看过那座“监狱”，满墙叙述王光华和老工友迫害致死的大字报、教室改建的牢房，也见到了那行恐怖血字。这所学校的“监狱”、血字、及开水浇烫的酷刑，集中了我对文革的记忆，一生都没逃脱其阴影。
《文革受难者》所记叙的只是受难大地击碎的一角，至今中国没有文革蒙难者统计数字，王友琴所录的六百五十九人只是个小小尾数。即使如此，这已足够让我们震惊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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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都有凶杀，包括学生杀老师、儿子害父母，但凶手要制裁，并受舆论谴责，特别是后二者。这是正常社会。反之，如果学生害老师、儿子杀了父母，全社会都鼓掌叫好，那就很可恐怖了。按说这该是小说，但这是文革，文革是毛革命的缩影。
文革由学校开始，公然倡导学生残害老师，颇具象征：革文明之命。它摧毁了文明的底线，颠覆了其基本规范；它鼓励暴行，并确立为价值。“彬彬” 更改为“要武”，标志人类文明秩序的颠倒。文明之本在维护人，因此有仁爱精神，有尊长爱幼的道德，有制约暴力的戒律，有尊严与美的价值，及尚文化重教育的传统等等。而这些都是文革要消灭的。文革的要害是反文明，倡导仇恨与暴行，与人为敌。反省文革，这是基点。
文革历经十年，千头万绪，异常复杂，需要由各层面角度分析研究；人们对文革有许多主义、思想、理论之争，这些也都应探讨。但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是：文明；还是反文明？我们需要维护文明的基本规范，人类自古以来的生活常识：仁爱、友善、不害人、抵制暴行、尊重人、保护家庭、讲礼仪道德、重知识等等。这些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所有的思想、主义、政治、制度、乃至各种宗教所要遵从的；也是世事变幻中，我们判断抉择的依赖和尺度。常识是简单的真理，而简单的真理是大真理。
那年“八一八”后，我在近郊姨母家接到返校通知，于是乘车回城。汽车中途被截，上来一伙红卫兵查四旧。我的前座是个中年妇女，端庄文静，漂亮的卷发，烫得蓬松大方，她抱着孩子，还有个别致的挎包。几个小将走过去，说烫发是资产阶级，不由分说，按住她的头，大剪刀呱呱地剪下去，怀里的孩子吓得哇哇哭。那伙人离去后，她煞白的脸上才浮出羞涩和愤怒。当时，我庆幸自己没有尖皮鞋、花格衫，同时也为那个女人难过，她那一头凹凸不平的头发，怎么下车、过街、见家人呢？
以后，我又见到许多残酷的事情，但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女人、她漂亮的头发和惊哭的孩子。我渐渐有个想法：“抵制暴行。任何人、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都不能强按女人的头，剪扯她的头发，上帝也不行。”文革首先是暴行，无论其为了什么精神、理想、主义……。看看这部书的记载：“陈葆昆被打昏迷过去以后，……把他的身体脸朝下扔进喷水池。”“后来红卫兵把陈葆昆的尸体从水池里拖上来，……命令其他‘牛鬼蛇神’打陈葆昆尸体的嘴巴。”（P.28）把左奶奶和马大娘“绑在葡萄架上，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还多次用桶提沸水，从头上浇下去。”“她们凄厉的惨叫声，像杀猪一样”。以后，拉尸体的车来了。（P.508）为了读者，我不多引了。
我强调一句，如本书所记，文革暴行并非只在学校，只限红卫兵，其席卷社会，挟裹全民。北京大兴乡，六六年八月短短几日，杀三百二十五人，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某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人。湖南道县，六七年八月至十月，杀四千一百九十三人，逼迫自杀三百二十六人。郑义先生调查的广西吃人更残酷，那是十万冤魂。他最后说：“我们都堕落为丧失人性的群兽！中国人，请想想吧”，“我的苦难深重却又罪孽深重的民族！”
《文革受难者》的卷前题辞是：“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文革受难者。愿你们的惨剧，不再被隐瞒、遗忘，而成为永久的警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 记住这句话吧，其来于无数的残害、冤魂与鲜血：“抵制一切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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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文革中人们多是满怀热情理想投入暴力， 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领袖”“主义”等施虐杀人。作者说：“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其实不仅是革命。
我记得，文革暴行中，人群总是不断地高呼：“毛万岁”，“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以后我明白，人们是要克服恐惧，为施暴确立理由。就天性，人没有那么残忍；人性不仅有暴力，也有对暴力的否定和抵制。因此必须有“神圣”的理由，人才会消除障碍，让暴行更“英勇”。而于操纵者，也只有让暴行“合法” 、有意义有价值、“光彩照人”，才能鼓动民众参与。前者格调越高，后者就更残酷越有规模。天真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狼群？这是原因。记住这个教训：人类大规模屠杀，多有“神圣”之名，今天的恐怖主义也同样。
《文革受难者》并不复杂，作者只是不懈地寻找受难者，采访，如实地记录。她做这事，不是由于职业——她称自己是历史义工，也并非有高深思想。原因很简单：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经历了那场暴行，眼见校长被打死，及无数残酷，震惊、恐惧、哀痛、悲悯，进而心底升起召唤：阻止暴行。如果我们明白这部书，读懂她的献辞，就会听到那升于心底之渊的神圣呼唤， 那声音之源，就是对生命的敬与爱。诚如她所说：“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
在此，我想到王维林，“六四”那个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青年。他以微弱个人，为身后的生命和道义，阻止黑暗中一个国家的庞然暴力。怎么能想象一个人有如此的勇气和力量？在这个世界，什么是人的依据与源泉？那一瞬成为文明的永久象征。王友琴所做与之相同，她在历史黑暗之河中，立下一块界石，由那里抵制暴行。一个女子，持续二十七年，在血泊、死亡、暴行间默默寻找、采访、记录，可以想象她的承负。她为 死者洗刷耻辱、恢复尊严。我还想到丁子霖，“六四”后，她顶着何等的悲痛、恐怖和压力，逐一寻找那些受难者？一个母亲用胸脯迎向黑暗，为了倒下的儿子和青年，维护他们的清洁和荣誉。
不能说那些红卫兵没有美好希望，但什么是文明的基点呢？又为什么希望、理想成为了暴行？王维林、王友琴、丁子霖，他们所为并非出于高远思想，而基于一个简单事实，那就是抗拒暴行维护生命，它是具体的经验的，根于人性深处之爱源。当然，这不是文明的全部，但是基点，是任何智慧、思想、进步、主义、偶像所不能取代的。如果其动摇，人即迷乱，那些美好的辞语，乃至 “进步”、“科学”也会迈进黑暗，加入杀戮。文明是困难的、脆弱的，而人性是危险的，恨与爱、善于恶在一步之间。一部文明，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微弱而温暖的基点是数千年来由无数生命所侍奉所祭奠的，可以说基督也是一个表征。
四九年之后，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国家、民族陷入疯狂、一场又一场灾难？即使战争、异国入侵也莫甚于此。因为“仁”的基点颠覆了，权力倡导仇恨、暴力，必须清查消灭各种“敌人”，才有“光明”未来。如果国家以此为宗，那么孩子们又怎么不成为暴徒？而王维林、王友琴、丁子霖，他们迎向暴行，在血泊处重奠那个基点。这是他们的意义，而我们的目光也只有回到这点，才能重建文明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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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巴金老人提出建文革纪念馆 ，我为之感动，但毕竟那只是个建议，寄希望社会和国家。而在此数年前，王友琴身体力行，已默默开始记录、寻访，没有任何资助，孤身一人，持续不已。是出于什么信念和精神？ 她说：“两千年前，他（司马迁）清楚地记录了在西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把‘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于咸阳……。”“作为对比，文革中的受难者，……未被记载也未被报告。受难者的生命被彻底摧毁了，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但骨灰，连一张被害者的名单都没有留下来”，这“是对他们被剥夺生命之后的进一层的蔑视、侮辱和惩罚。”（P. 16-17）为此，才有“纪念每一位受难者”的信念与意志。
数年前，我曾撰文称王友琴所做是“伟大的工作”。伟大，是说其精神，一个女子，以微弱个人之生命，承付天下之重负；而她所做也确是伟大之事，在不准不许之下，她以生命，为那座博物馆——中国文革记忆，奠下了坚实的基石。在民族的遗忘及崩溃般的腐败中，我们对脚下的死难和血迹，终于有了一块墓碑，无数蒙难的冤魂多少可以有些慰籍，起码有六百五十九位可以归宿“墓园”，有个暂居的落脚。
文革过去三十年了，但中国仍禁止纪念。二零零零年，王友琴建立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但在中国被封锁；如今《文革受难者》也不能在中国出版。即使她在美国，也为记录受难者遭受诋毁。显而易见，纪念威胁迫害者和权力，而他们力图掩盖。但祭奠是文明的第一个仪式，遗忘苦难，必被灾祸所吞噬。无墓地，必无家园。中国眼下泛滥的腐败就是惩罚。如果认可暴行，人就不会再有敬畏；没有敬畏，人还会有什么意义？道义和规则也随之消解。一个国家只有贪婪、不义，会走向哪里？中国的腐败实是民族的腐烂，因为我们抛弃死难。静听吧，不祥的脚步，惩罚并不就此为止。
文革不仅被稀释，而且也涂改。王友琴记：“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把邓小平接见女附中工作组并讲话的日子，…… 由七月五日提前到六月四日，……这样改动日期，可以除去邓小平对卞仲耘这样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被划成‘四类干部’并遭斗争的责任。”（P.11）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然，她可能确实没打过人抄过家，但是毛一生也没亲自杀过人。六六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宋要武文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这是一声号角。不在我们曾经做过什么，而在我们如何看待它，因为其标志未来和文明的指向。
苏晓康的在该书序言中记：“一位大学教授当面拒绝我采访他的受难者妻子，和盘托出他的恐惧：‘当年打她的学生里头，有人今天已经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们怎么敢说话？请你们不要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安度余年好不好？’当时，我只看到他妻子的一个背影，坐在轮椅上。” 王友琴也记述了类似的事情。怎么可以想象呢？不仅是受难，而且不敢说出，而且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人悲惨屈辱到了什么地步？中国啊，中国，你只属于暴行和权力吗？那场暴行的后面是权力，而那个权力正来于暴行，它们是一回事，是同一部历史，千万别以为文革是偶然。不错，中国有变化、有改革、有进步，但权力是一个，且而完成了血缘接交。昔日小将已为大员，“理想”成为了利益，“革命”变成腐败，但国家仍属于他们。明此就知道中国何以要禁止纪念文革。
禁止本来是强制的，但由于人们的恐惧和顺从，就成为民族“自觉”的集体遗忘。今天，中国人不能、不愿，甚至不屑提及文革，新一代更是对此茫然不知。但需明白，遗忘实际是放弃：道义、公正、人所不容侵犯的生命、权利与尊严；而那强制的遗忘恰恰就是另一重剥夺。那位“怎么敢说话”的教授，他们的另一重悲哀是什么呢？这种悲哀不更悲惨吗？中国一次次的灾难、杀戮即来于此。为此，我们纪念文革，除了垂首死难，也还有新的意义：抵制权力与遗忘，恢复道义、公正、人的权利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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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存在需要一定的暴力，比如军队和监狱。但是暴力的使用，必须有规则和程序，有人道精神的看守，及公共伦理的底线，将暴力限制于最低程度和最小范畴。否则暴力即成为暴行。反省文革，就是抵制暴行，无论其来于权力——比如“六四”、还是民众；也无论其以什么名义，理想、主义、未来、革命，或国家、种族、宗族等等。
仇恨和残暴是人性的一部分，人类集体暴行从来存在，也将会以各种方式和名称再来。上个世纪初，中国“新青年”欢呼“新曙光”，却没想到后来接连不断的灾难；二十年前，苏俄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大大松了一口气，可没想到又来了“九一一”。文明是人和自身黑暗的作战。人性不仅有残暴；也有对生命的维护和爱。尽管在黑暗中，它们似乎微弱，但由此也就更坚韧和广阔，王维林、王友琴、丁子霖是例证。当我们呼吁自由、个人，不要忘记的责任，那是生命深处的底蕴。
《文革受难者》为我们奠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感谢作者，她激励我们在废墟和血泊间重建文明之厦。
二零零六年六月 于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