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穷途末路，北韩导弹有可能袭击中国 綦彦臣

流氓国家即金二独裁集团试射导弹，已经成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有报道称：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一致决定制裁朝鲜。因此，金二集团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更大。 面对金二集团的导弹诈术，在中国乐以军事副刊赚钱的官方报业产生了不同的反应：（一）中国青年报所属的《青年参考》于7月7日在头版打出新闻标题，称曰“朝鲜射导弹，美国没敢拦”；该报主笔邱永静在第6版的详细报道中又写了一个鼓励性小标题，曰“盖了美国国庆日和‘发现号’的风头”。（二）人民日报所属的《环球时报》7月16日报道说，美国已经启动导弹拦截系统，对付北韩导弹（转自网易）。 后者是一个基于事实的报道，无须讨论；前者是一个带有倾向性的评论，几乎是幸灾乐祸。此种幸灾乐祸，若为报纸的销量而炒作，无可厚非，但要是真心地希望北韩以此制约美国的霸权那就是大错特错，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战略短见。 以北韩技术较为成熟的“劳动”型中程导弹论，其试程为1300公里，即可“覆盖日本全境”。如果北韩真地“犯神经”，导弹袭击日本，似乎也让所谓的爱国的中国人出一口恶气。但是，你拿一张4400万分之一的最普通的世界地图，再配一支圆规、一把尺子，以平壤为圆心、以3厘米为半径（由1300公里换算而来）画一个圆，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一）中国东北重要工业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庆，均在半径内； （二）往西看，不但京津在射程内，太原、石家庄也在所不免； （三）往南看，合肥、南京、上海、杭州，均在射程之内 （四）再看黄海海域，北纬30度以北地区，全在北韩导弹“照顾”之下，也就是说中国的北部海上油田亦有危险。 要知道，北韩这样的流氓国家是没有什么底线可守的，基于两点利益损失，它完全可以对中国实行“飞弹伤人”式的袭击：（一）报复中国在安理会投了制裁赞成票；（二）为了将东北亚地区局势完全复杂化，“技术性”地威吓中国;(三)在日本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中国不予救助，北韩报复中国。 北韩或被认为是中国的一张战略硬牌，或被认可根本不接受中国的影响。究竟如何，只有北京最高层那极少的一部分人明白，但他们是否明白养痈遗患这样的道理，则是另外一回事。 也许有一天，在强力新闻管制下的《青年参考》、《环球时报》无法报道一个外电纷纷报道的事实，或曰：“北韩发疯，导弹袭击中国大庆”，或曰：“朝鲜导弹试射失误，弹头飞向京沪”。 到那时，幸灾乐祸也许就笑颜变哭脸。因为中国至今根本没能开发出导弹拦截系统。中国当局应当记住：放疯狗咬人，自己可能先被咬。所谓玩火自焚是也！ 以上警告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东北亚战略格局与美国全球战略指向的简捷分析，其中日本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性最大，从而导致北韩报复中国袖手旁观的行为。日本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有三种动因：1，小泉内阁以来，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中尤以对北韩的“不确定性”最为愤恨，即使采取全民公决方式，也能很快通过军事行动案。2，美国倾力关注伊朗问题，并有计划地支持日本的防卫转攻击化的进程，能够在日本对北韩动武上对日保持“克制态度”；不久前美国退休高级国防官员出版的《对决》一书，已经预测中日将在2009年有一场大战，意在提请美国政府坚决支持日本；日本也更寄希望通过打击北韩的方式给中国颜色看看，而不能选择与中国正面对决的战略。3，日本已经实质性地成为地区大国，总要有一次展示实力即改变“被管制”地位的机会，而此前遭遇的则是东北亚邻国的一贯的不宽容压制。 2006年7月17日写于绵逸书房 ──《观察》首发

截止2006年6月22日，深圳中院仍未收到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早该转交的《朱健国关于不服“收获案”一审枉判致深圳中院上诉书》。朱健国电话告知深圳中院立案庭孟庭长：早在一个月前——2006年5月24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就自行代理深圳中院签收了《朱健国关于不服“收获案”一审枉判致深圳中院上诉书》，并开发票收取了二审上诉费人民币330元正。罗湖区人民法院经办“收获案上诉”的助理法官梁万邦，曾在6月12日电话答复朱健国：此案上诉手续已全部完成，所有材料早已转交深圳中院，开庭时间请等中院直接通知。现在看来，这只是罗湖法院暗地里阻止“收获案”二审的又一个“新鲜谎”。

这一“新鲜谎”的揭穿过程是这样的——

6月21日10时许，朱健国致电深圳中院立案庭查询开庭时间，一女性办事员回答：未收到“收获案”上诉案卷。朱健国再致电罗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一自称“黄小姐”答复说，负责“收获案”的助理法官梁万邦休假了，七月三日才能上班；关于此案是否移交深圳中院，经她查询负责向中院转交上诉材料的林小姐，已于昨天（6月20日）移交：朱健国再致电深圳中院立案庭，曾回过话的那一女性办事员再次确切回答：未收到“收获案”上诉案卷；朱健国再致电罗湖法院立案庭负责向中院转交上诉材料的林小姐，林答，刚才说已“转交”有误，实际情况是：因立案庭“黄小姐”说早已将“收获案”上诉案卷转到移交环节，她想既已转来，肯定就已移交出去了。但现在她仔细查对了移交目录，并无“收获案”上诉案卷——立案庭经办人（梁万邦）根本就未将此案材料送来。朱健国再打立案庭“黄小姐”电话，一直到下午下班，也未有人接。

次日（6月22日）10时许，朱健国再打立案庭“黄小姐”电话，“黄小姐”始出面答复：“‘收获案’的确还没有移交中院；到下星期二，将移交中院。此事已请示庭长胡建忠，可向其直接查询。”

“收获案”一审枉判就是罗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胡建忠一手操持，《朱健国关于不服“收获案”一审枉判致深圳中院上诉书》，主要是反驳审判长胡建忠的枉法胡判；但冤家路窄，现在向深圳中院上诉的材料竟必须经胡建忠“研究批准”，难怪上诉书一个月也到不了深圳中院！此种由“贪官批准上诉贪官自己”的法律，不知是否深圳司法界的“自主创新”？如此“自主创新”，当然就只能制造一个个阻止“收获案”二审的“新鲜谎”！

深圳呵深圳，你又要新添一件丑闻！

2006年  6月23  日于深圳“早叫庐”

邓小平式改革的最大特色是靠独裁权力来推动跛足的经济发展，他在各类讲话中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优先性。据邓小平的研究者统计，在《邓小平文选》中，“发展”一词出现过500次以上。六四后，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的论断，一直在中共政权的决策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江朱政权与胡温政权有多大差别，但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点上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江泽民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战略”；胡锦涛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如果仅仅从强调“发展”这点上看，发展优先的战略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权所一再强调和自傲的发展，仅仅是没心没肺的跛足发展，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独裁政权的稳定。而这样的发展，恰恰与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当代潮流相反。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以研究“福利经济学”而著名。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重建经济学的伦理层面”，让自由民主价值贯穿于经济研究之中，特别是他关于大饥荒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为宪政民主制度的普及提供了专业化的支持。1999年，他出版了新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任颐和于真译，刘民权和刘柳校），对自己的漫长学术生涯的多方面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性表述，提出并论证了一种以实现和扩展人的自由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和自由经济学，以区别于传统的专业化经济学及其狭隘发展观。在此意义上，他得到“经济学的良心”之美誉，的确是名至实归。

森所提出的以促进自由为目标的新发展观，不仅是对西方经济学界的狭隘发展观的纠偏，更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倡的“不讲道德的经济学”的否定。传统发展观只关注经济上的效用、收入和财富，只重视GDP增长、收入提高、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等技术型指标。森认为，这种发展观严重偏离了发展对人的自由的意义。无论什么层面上的社会发展都不能只讲效益而不讲价值，而且，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不讲价值的发展无法持之久远，因为它无视人的自由价值，也就必然抑止作为发展最主要动力的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建立在现代文明准则上的发展观，其首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通过发展来扩展个人自由和运用个人自由来促进发展。因为，自由不仅是改善个人生活的前提，也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活力和高效的源泉。

森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以扩展自由为中心的发展，用这五项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其跛足的弊端一目了然。

一，在政治权利上，发展应该促进包括普选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思想信仰自由、罢工游行示威自由的政治自由。而在一党独裁下的中国，尽管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这种发展与所应促进且所需要的各项政治自由恰恰背道而驰，以至于今日中国仍然毫无政治自由可言。

二，在经济条件上，发展应该以建立自由市场和公平规则为目标，即由超然的法治所保障的私有产权和公平竞争。而中国经济发展是独裁权力主导下的垄断性权和歧视性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是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

三，在社会机会上，发展应该促进所有人的机会平等，为所有人提供进入市场的起码公正。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则充满了特权垄断和制度性歧视——权贵垄断、政府干预、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对私营经济的诸种限制、教育和就业等机会的不平等，使中国的发展变成了权贵牟利的天堂和大众受损的地狱。

四，在透明性担保上，发展需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需要信息的开放性、公开性、准确性，也就需要透明政府和独立媒体，以保证整个社会运行在法治健全和信息通明的阳光之下。而在中国，黑箱交易普遍，人治潜规则盛行，无论是政府决策、财政收支，还是信息提供、经济交易，均在黑幕之后进行。

五，在防护性保障上，发展应该促进更公平的分配和不断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既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公平待遇，使之有可能通过个人努力而发家致富，又要通过政策性、法律性的分配调节，来保障底层群体的基本温饱。而在中国，由权利不平等所导致的资源占有、竞争机会以及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畸形的两级分化、社会保障的严重匮乏，以至于，中国底层家庭陷于“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悲惨境地。

总之，中共主导的跛足改革所导致的，正是只追求经济效率而无视人的自由的狭隘发展，受益于发展效率的主要是权贵集团。与此种发展观相呼应的，是把“生存权”放在首位的畸形人权观。它割裂了人性欲求和人权的完整性，而只把人作为满足于物质温饱的动物，只强调自上而下恩赐的小康生活，而毫不顾及人在根本上是要求独立自主的存在，以便为肆意剥夺人应该拥有更为重要的诸项自由权利提供借口。作为一个人来说，即便是物质上的温饱，也应该是独立挣得的而不是被赐予的。所以，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和生存权改善所服务的中心对象，不是人的自由而是独裁政权稳定及其最大受益者——权贵集团。

中共强调的稳定第一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只是为了自身的权力及其特权阶层的利益，而非为了扩展民众的自由及其权益。主流知识精英为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所作的各种辩护——“特殊国情论”、“后发优势论”、“改革代价论”、“中共不可替代论”、“民主缓行论”和“镇压有理论”——都是在为奴役制度和掠夺式发展辩护。这些辩护，正是森所批判的狭隘发展观和专业化经济学的产物。

比如，如果让森来评价中国长期实行、至今仍未废除的户籍制度，那么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废除户籍制。因为在森看来，对于劳动自由的理解，不能只看重其市场效用，首要的价值是人从歧视制度的束缚中获得解放的自由，其次才可能轮到效率方面的论证，即废除户籍制对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好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好处，对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好处，等等。现代化发展过程的最大成果之一，便是用自由的劳动契约取代了人身依附性劳工体制，用不受限制的人身迁移取代了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这总发展对自由的促进尤其体现在部分以传统农业社会为主的地区。所以，z在中国废除户籍制的理由，决不应该首先着眼于社会效益，而应该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还农民以平等身份和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这些人权的失而复得本身就是最大的善政，而不必乞求户籍制的废除是否有利于发展效益。

然而，在中国主流精英的眼中，不但歧视性户籍制的存废首先关系到经济效益，甚至还不断有人呼吁恢复送容遣送制度。最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兼抗萨英雄钟南山，只因自己的手提电脑当街被抢，就把中国治安状况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流动人口，并要求“乱世用重点典”，公开为已经废除收容遣送这一恶法招魂。这正是森所批判的那种跛足发展观的典型——为了治安效率而宁愿牺牲最基本人权。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关于户籍制存废的讨论中，无论是主张废除者还是主张缓行者，首先提出的论证大都是着眼于效率方面的理由。主张废除者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自由流动、减少农业人口和加快城市化等好处；而主张缓行者提出的理由是，废除户籍制不利于社会稳定、造成城市负担过重、城镇化的盲目扩张和农用地撂荒等坏处。而二者对农民遭受残酷歧视——诸项权利和人身自由的长期被剥夺——却很少有真切的关注，甚至就是视而不见。

与户籍制的身份歧视相适应的，还有选举权和代表权的严重歧视。虽然，中国宪法明示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但其选举法却规定：农民选举一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市人的4倍。同样是国民，但4个农民的权利才等于1个城市人的权利。扩大到全体国民的权利比例，那就是8亿农民就变成了2亿国民，而5亿城镇居民等同于5亿国民。试想，在政治权利上的2亿农村国民如何与5亿城镇国民相抗衡？在如此不对等的权利歧视下，即便农民人口再多，落实到有效权利上的农民人口还不到城市人口的50％，农民沦为弱势群体就是注定的。

为什么，歧视性的户籍制和选举权比例制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改革也已经进行了20多年，关心三农问题的主流精英们，还不希望让户籍制下的农奴获得解放而变成自由人？！起码变成与城里人享有同等权利的国民！

以自由为优先目标的发展观和以效率为优先目标的发展观之间的歧途，在前两年发生的杨小凯和林毅夫之间的争论中已经昭然若揭。御用经济学家林毅夫则代表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经济改革优先的发展战略，在对外开放上的对应策略，必然是立足于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而保持经济高增长。由于技术模仿相对于制度模仿，具有低成本而高效率的易学特征，所以在中国的渐进改革进程中，把坚持技术模仿上的后发优势作为优先策略，应该加以无保留地肯定。

而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精彩论证，与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小凯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只重技术模仿而忽略制度模仿的改革，只是一种跛足而短视的发展观。对于致力于赶超发达国家的落后国家来说，只看重相对容易的技术模仿而拒绝相对困难的制度模仿，非但不是后发优势，反而是后发劣势。因为，这种先易后难的赶超战略，一方面只重效率价值而忽略道义价值（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只重技术提升而忽略制度改造。其结果便是：无视人的自由价值的技术进步，固然可以为发展提供的短期动力，但其最大恶果是扼杀了发展的长期动力，因为扼杀人的自由就等于扼杀了人的创造力。所以，如果不改变制度本身的反自由的奴役性和歧视性，中国社会，不仅因重大矛盾的持续积累而陷于危机型统治，而且中国的改革，也将因越来越背离社会公正而失去内在动力，即便单从效率的角度讲，也只能导致短期发展而无法持之于久远。

2006年7月2日于北京家中（首发《动向》2006年7月号）

目前独立笔会内部争议甚多，还有会员对我谈起独立笔会分裂解体的可能，话有些危言耸听，但笔会显然又一次经历危机。我个人并无解危良策，但还是相信我们笔会有化解这种危机的能力，相信理事会将有措置，相信大多数笔会会员的理性和智慧。这里我想介绍瑞典笔会的一次内部争议，也许可做为我们笔会处理此次危机的借鉴。

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时，瑞典国家电视台有过一个谈论邓历史功过的专题节目。有一对极左派作家扬·缪道尔（Jan Myrdal）和贡纳·凯塞勒（Gun Kessle）夫妇在节目中大放厥词，称赞邓小平的历史功劳，包括在六四问题上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也有道理。缪道尔夫妇都是瑞共（马列）成员，缪道尔本人著作很多，在瑞典是左派作家代表人物，而且缪的父母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家人在瑞典都非常有名，在瑞典这个左派势力强大的国家影响不小。文化革命中缪道尔曾访问中国被毛泽东接见，回来写过专门介绍中国文化革命的书。毛死后，邓小平推动改革初期缪道尔也激烈批评邓背离了毛的革命路线，但后来中共又请他去访问，待为中南海上宾，还给了他南开大学荣誉博士头衔等，他一下改变态度，开始吹捧中共改革，所以为邓小平唱赞歌也不奇怪。

不过这位左派人士也是瑞典笔会的老会员，他的捧邓言论引起了瑞典笔会很多会员的激愤，包括我和我妻子安娜在内（我早加入瑞典笔会，安娜翻译了十几部中文文学著作后也有资格成为瑞典笔会会员，后来还出任过理事）。安娜首先在瑞典最大报纸《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批评缪道尔的文章，认为一个笔会会员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应该维护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邓小平和中共体制压制的正是这样的自由，无论如何是违反国际笔会原则的，作为一个笔会会员赞同邓的六四屠杀举动是极不应该的。安娜文章发表后，有四十七个瑞典笔会会员呼应，在报纸上发表了联署声明，其中包括很多著名瑞典作家，例如曾经担任过国际笔会主席（现为荣誉副主席）的瑞典学院院士（现为诺贝尔奖评委主席）的派尔·维斯特拜利（Per Westberg）。赞同的还有汉学家马悦然等。他们都认为缪道尔严重违背了国际笔会维护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原则，要求缪道尔退出笔会，如果不退，瑞典笔会理事会就应该开除缪道尔。此事一时成为瑞典文化界的大新闻。尤其是瑞典笔会要开除一个会员，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缪道尔死要面子，不肯认错，自然也不宣布退出笔会。瑞典笔会召开理事会时特地讨论过开除案。据当时的理事、汉学家罗多弼教授告诉我，理事会内部争论也是很激烈的，后以六票赞同开除缪道尔、七票反对而没有通过开除的提议。罗本人也投的是反对票。其原因是他和反对的理事认为，虽然他们觉得缪道尔的说法是有错误的，但本人也是发表言论，缪道尔也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因为他的言论而加以惩罚，本身是否也违反了国际笔会的原则。（我并不赞同这种看法，因为缪道尔的言论自由在瑞典的公共空间是完全受到保护的，如果违反笔会原则，瑞典笔会是可以请出去的，否则章程就用不着列出开除规定。开除并不影响其言论自由。我想，这一表决结果实际上还是笔会内部左派理事占上风的原因。）

瑞典笔会理事会公告其决定之后，瑞典笔会很多会员是不满的，上述四十七个作家中有人就宣布退出笔会，我记得汉学家马悦然就是其中一名。不过，这大概也是一时激愤之辞，因为瑞典笔会会计后来告诉我，其中大多数会员后来还是按例缴纳笔会会费，就是说依然保留会员资格，依然认同爱护笔会。倒是这个表面死不退会的缪道尔，虽然赢了笔会一场小官司，似乎没有丢面子，但后来也不来参加笔会年会等活动，大概知道来了也是自讨没趣。据会计说，缪道尔后来也不缴纳会费，等于自动退会了。

此事也算是瑞典新闻界一时丑闻，对于瑞典笔会的声誉打击不小，但因为有笔会传统存在，有规章遵守，有很多有声望的作家会员坚守，也就不置于分裂和解体。同时，坏事有时也可能变成好事：瑞典笔会理事会因为要改善不良声誉，对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从此就更加关注。一九九八年国际三八妇女节前后组织了五个中文女作家来瑞典开会讨论中国问题，介绍中国情况。一九九九年还委托我协办组织了六四事件十周年纪念活动，请来了一批中国作家参加，包括后来我们笔会的会员刘宾雁、郑义、黄翔、刘国凯等等。2001年还组织了流亡作家会议，邀请过北岛来参加等等。

“缪道尔捧邓事件”和我们笔会这次内部争论在性质上当然不能简单类比。我只是想把瑞典笔会这场内部风波作为我们笔会解决这次内部争论的某些参照，借此谈谈我对国际笔会性质和宗旨的一些看法，如果能引起会友在这方面的有益讨论，共同维护国际笔会精神，少来个人攻讦，少来宣泄私愤，或许危机就能化解，也使坏事变为好事：

一，国际笔会非政治组织非宗教团体，有包容性而不排斥异己。瑞典笔会容许一个极左作家保持会员身份，甚至到其赞同独裁者屠夫行径也没有开除的程度，说明瑞典笔会肚量确实够大，其言论自由度有多宽，包容性有多强。瑞典笔会内部左派很多（其实国际笔会大会本身也如此，所以柏林大会上允许德国作家格拉斯在开幕式上大篇大论批美国），自由派也不少，会员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不同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却并不影响他们在国际笔会超越政治和宗教的原则下共处一会。因此，有人提出我们笔会要在政治上也一致的意见，我是反对的，我反对党同伐异，排斥不同信仰和宗教的人。即使左派作家或编辑或翻译或记者等要加入笔会，只要具备国际笔会规定资格，只要认同国际笔会宪章和笔会章程，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挠其入会，排斥在外。这一条自然也涉及宗教，不应对会员的不同宗教信仰或非宗教信仰有任何歧视。总之，笔会不是帮会，不是教会，不是政党，而更接近民主国家的议会，是可以容许不同政见和信仰的人共存共处的。

排斥异己的倾向本身不一定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用于办教会，办政党，办帮会，那也许是有道理的，是无可厚非的。随便哪个教会，也不会让异教徒来玷污自己的圣地。随便哪个政党，也不会留下反党分子。随便哪个帮会老大，也不愿意留下不听话的伙计，这种排斥是合乎逻辑的。但笔会是个高于政治高于宗教强调包容性的民间组织，笔会包容性也是原则之一，那么这种排斥异己的倾向用来处理笔会事务是万不可取的，体现在一个笔会会员甚至笔会掌权者身上，是违反国际笔会包容精神的。在处理我们笔会内部事务上，如果有人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排斥异己，因为政治倾向或宗教信仰问题而把合乎资格的申请入会者拒绝在外，个人不喜欢的会员就拒绝安排职务，拒绝在会员出国访问、推荐获得奖项和决选会员写作补助等等问题上給以公正对待，这些当然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一般来说，在国际笔会的历史上，越是在政治上、宗教上活跃的公共人物，越是出色的政治家或宗教领袖，例如哈维尔、曼德拉、图图主教或达赖喇嘛，做笔会会员或接受笔会荣誉头衔还可以，会给笔会带来声誉，但都不适合担任笔会领导职务，道理也在于此，这是防止笔会因为领导者太鲜明的政治和宗教倾向而使笔会有立场偏向，缺少包容性。例如，据我所知，过去并不是没有人提过请哈维尔出任国际笔会主席，他也是笔会会员，但其总统身份就不合适。他下台之后本来可以出任，但健康欠佳，所以最后推选的还是他在七七宪章运动时的老战友格鲁沙。

二，瑞典笔会的这个例子还进一步证明笔会接近民主国家议会的特点，内部有不同“政见”发生争执是很正常的，连理事会都有左派右派，都有六对七的分歧。其实这是件更好的事情，比一言堂好得多。可怕的反倒是一团和气，丧失原则，有意见也不敢发表不敢讨论不敢争执。更怕的是一有笔会公务意见不同，就把个人情感和恩怨都牵扯进来，就诛心诛肺，甚至发泄私愤，于是让每个人都担忧自己的个人关系、情面和声誉，而不敢发表意见，该说不敢说，该管不敢管。这是打自己的小算盘而忘了笔会大计。

笔会有包容性，所以内部明显可以有不同政治派别，而笔会权力也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竞争，和民主国家议会相似：不同政党在民主制度的共同前提下竞选议员席位，竞选总统，以获取多数来通过法律、掌握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而大家都尊重民主程序投票决定的结果。除了国际笔会最高原则必须遵守，除了民主程序和章程必须遵守，我们笔会内部完全不必在政治、宗教和其它层次的问题上都求取共识，各方都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不必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内部同样可以有权力竞争，多数自然掌握权力，少数就当反对派。

很多美国朋友都很讨厌小布什，不尊重他本人，但还是得尊重他作为总统的权力，他签署批准的命令就必须遵守，军队得听他的命令去打仗，因为这是美国人民授予他的权力，这就是民主之意义。这种原则也适用于笔会事务。我和瑞典笔会理事会至少某些左派当权者在很多问题上肯定是有不同看法的，对他们不开除缪道尔也非常不满，但是，除了在将来选举笔会职务时投反对票争取把他们选下台，我也没有其它办法对抗，因为这些当权者的现有权力也是通过会员大会多数授予的，是符合章程的，我也就只能表示尊重，包括只能尊重他们通过理事会做出的不开除决定。因为这不是赞同不赞同当权者的问题，而是尊重多数会员，尊重民主程序。

在民主制度下，当权者的权力当然也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剥夺之，必要时，会员有权力提案召开紧急会员大会来罢免他们不满意的当权者，这种权力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但我不联署目前本笔会会员提出的罢免案（或应称呼为改选案），主要原因是我们笔会比较特殊，会员分布世界，召开一次会员大会是不容易的，这就和瑞典笔会有很大区别，瑞典会员集中，开紧急大会很容易，而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笔会章程才规定会员大会两年一次。秘书处要完成一次开会作业是很费力的。目前还有很多紧要的会务需要完成，至少现在我没有看到那么迫切召开紧急大会的理由，非要立刻罢免余王不可，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开紧急大会，可以等到明年改选。尤其是我知道现任秘书长已经够辛苦，实在没有精力时间再增加工作负担，再来组织一次紧急会员大会。仅仅从这种实际操作原因来看，发动一次紧急会员大会也不合时宜。此外，我认为每次会员大会修改章程使其完善都是重要内容，我们的章程当然不完善还需要修正，这需要多数会员积极投入献出智慧，也需要较长时间来讨论磋商，靠紧急大会就不解决问题。特别是我本人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章程修正案投票开始前五分钟还有人提出新的章程修正案，而据说就出了大问题！所以，什么事情能有充分时间安排最好，仓促召开会员大会我个人认为是绝对不可取的！！！

民主的要义不光在尊重多数，也在不压制少数，更不因为做了少数就要离开这个组织，这和民主国家议会的少数党派是一样的。否则，做了少数党派就退出，不等于让大党一党在议会独大而搞成专制，不还是没有民主不懂民主？所以，如果和我们笔会当权者意见不同，和多数人意见不一，那么应该仍然坚持作反对派，争取做光荣的少数。如此，何来我们笔会解体分裂一说？

三，当年瑞典笔会出现争议，缪道尔本人也有说法，说自己的发言是在电视台上，也不涉及笔会，此事情也可以说和笔会无关，讥讽别的会员瞎起哄。但发起争议的瑞典笔会会员是从其是否违反了笔会精神原则进入讨论的，而且也有四十七个会员对瑞典笔会理事会提出了开除动议。瑞典笔会有五百多名会员，四十七人显然是不够规定动议人数的，理事会也可以不理睬，但在瑞典笔会，并没有任何理事以此事与笔会无关而保持沉默，以动议人数不够而拒绝讨论或发表意见，拒绝投票决定开除案，反倒是因为有理事在瑞典笔会理事会提出开除动议，因此合法列入理事会议程讨论并进行了投票，尽管投票结果倒是有利于缪道尔的。无论如何，瑞典笔会理事会的理事积极回应会员的意见，我想是更为可取的措施。

四，最后愿意强调，当初我赞同瑞典笔会开除缪道尔，是因为他违反了笔会章程和精神原则，这是完全合理的排异，违反笔会章程和精神原则者不可姑息，需要排斥，可比作人体要排除粪便一样合理，否则人必害病。

一般而言，我不赞同排斥异己的做法，即使对笔会之外也一样，因为我以为作家实际上应该站在超越政治和宗教的人道主义立场上。想起雨果的《悲惨世界》开篇，米里哀主教能对逃犯冉阿让如此容忍，被其偷走银器也不计较还反赠送之，结果让冉阿让良心警醒再做新人，可见基督教也可以有大胸怀，可给人新生命。《九三年》中，保皇叛党朗德纳克侯爵宁为救一个小女孩而自己被捕上断头台，而革命军司令郭文因此放其生路。所以雨果有句话我一直铭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也巧了，我在王怡送给我的书里，看到他也引用了这句话。我相信王怡不会忘记这句话！！
以上个人意见若有不当，请各位会友批评，更请当权者批评。有批评，总比沉默对我来说更好。总之，我觉得危机过后，我们笔会依然前途无量！

 

七月十七日

   我刚刚从中国回到美国没两天，感觉上是从中国天堂回到了美国地狱，梦里依然咂吧著嘴回味风光怡泥的国内腐败生活。

　　这次我只是回国一周，去北京参加一个铁哥们的婚礼。以前也回国几次，但都是陪老爸老妈妈做乖儿子，从未腐败过。这次自由行动，真是开了眼。

　　结婚的哥们是海龟，清华同系同级同学，97年和我一同出国，他读硕，我直博。99年他毕业，在泡沫中找了个IT工作，01年泡沫被WALL STREET和拉灯大叔共同撞碎，哥们儿下岗，在中餐馆送了一年外卖，最后弹尽粮绝。管我借了$1000买机票回国。

　　我那时刚和相恋7年的女友吹了，也如世界末日般惨淡，正值暑假，跑到TEXAS和他喝了一夜壮行酒后，和他同去机场，二人洒泪而别，如老鼠过街，各奔东西，他海龟，我回学校继续接受台湾老板的变态蹂躏。

　　匆匆5年过去，哥们自己的公司已经年入千万以上，我也在街上一家IB做DIRECTOR，都忙的一塌糊涂。但这次他结婚，无论如何我也要去，反正VACATION 还有好多，就用了一周的PTO，飞回了北京。

　　哥们去机场接我，已经胖的不成体统，加上墨镜和两个手下，很有些老大做派。见面后二话不说，直接开车去最近的东来顺涮肉。时已仲夏，东来顺生意冷淡，算我们才三桌。啤酒，鲜手切羊肉、肥牛、羊肚、白菜百叶，桐　围著翻花的锅子满满铺开，再闻著混著香菜和葱末的酱料香，让我食指大动。他让两个手下先走，我们哥俩好聊天，边吃、边喝、边聊。吃到后来只剩下我们一桌，俩人都脱了上衣，光著膀子，大快朵颐，颇有当年在清华西南门外露天涮肉的感觉。

　　虽然东来顺里空调开的很大，有个服务小姐过来提醒我们把衣服穿上，哥们一瞪眼，身上肥肉一颤，小姐就一边凉快去了。

　　我和北京的那哥们就是在涮肉上情投意和，在清华的时候就经常一起涮肉。到了美国，虽然自己时不时可以烤点羊肉串，但要说涮一次羊肉，那是相当的难，而且是自己切肉，自己调料，对我们这种四体不勤的光棍来说杀了我也不可能。再说国内东来顺的涮肉也确实好吃，你没见我另一清华哥们刚回国去饭店，拍黄瓜吃对了口，连点6盘拍黄瓜呢。

　　言归正传。吃罢羊肉出了东来顺已经晚上班10点半了。我们前脚走，东来顺后脚就打徉了，感情一堆服务员早就盼著我们这桌吃完他门好下班呢。和哥们上了他的别克商务VAN，打著火，哥们剔著牙，淫笑地对我说∶怎么样，让老哥带你领受一下繁荣娼盛的伟大首都？

　　由于回来前我们在E-MAIL里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也不惊呀，就直接点点头。他问我∶“是去洗浴中心按摩再打炮呢，还是先唱歌喝酒酝酿一下感情？” 我说还是先唱歌吧，从文的整起再整武的。哥们二话不说，掏出手机，炫耀般开始一个个熟识的妈咪打过去。无一例外的调一翻情，然后讨价还价。

　　看著他满脸横肉的贱象，真不敢相信他是个两天后就要结婚的人。他未婚妻的照片他E-MAIL给过我，模特出身，我看了口水当时就流下来了，和他简直就是猪八戒配七仙女，他娘的真是绝配，绝的让别的男人立马想找块豆腐撞死。

　　哥们当时语重心肠的解释∶“清华的同学结婚越晚的，老婆越漂亮，你没看谁谁上个月结婚，老婆是电影演员呢”。他说的谁谁我认识，和我们同级三班的马加爵式的好小伙，与孙悟空和武大郎都有很近的血源关系，加上来自贫困山区，领著助学金整天找人打麻将，有输无赢。有一次输的狠了，从帮厨的食堂偷回一把菜刀，半夜起来红著眼睛磨刀霍霍，吓得前天赢他的哥儿几个第二天连本带利把赢的钱和菜票还给他，才避免了马加爵事件在祖国提前12年上演。

　　就是当年全班倒数第一的他，勉强毕业后没法以惨不忍睹的成绩出国和读研，留在了一家北京国企，现在是一家垄断企业的正处级副总工，手里动辄几亿的项目向外招标，牛的一踏糊涂。这次回京我考虑再三，怕受刺激没敢看他。真是N年河东，M年河西。

　　搞定了一家夜总会，哥们一边歪歪扭扭的开著车，一边向我介绍经验，说得我心情如当初入党时一样汹涌澎湃(当年是假的,这次可是真的)。

　　11:00PM，车开进夜总会，竟几乎没有停车位。下了车，仔细一看，霍，好家伙，富丽堂皇一栋建筑上面十几个浮雕被射灯照的绚丽多彩。

　　进了门，1米7以上，穿著高开叉旗袍的　妞给我们领进大堂，姓刘的妈咪已经笑脸相迎了。哥们和她连搂带抱，连摸带捏，和我一块上了电梯。说是妈咪，其实也就27,8岁左右，染的淡黄的头发，瓜子脸，一双往外滴水的大眼睛，一身银灰色西裙，称著凸凹有致的身材，别有风味。

　　哥们告诉我，夜总会里妈咪的地位崇高，有的牛妈咪连夜总会老板也礼让三分，因为她们手里的小姐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夜总会的生意。妈咪只抽小姐的提成，不出台。“但这个妈咪，”哥们过来时在车里淫荡地说，“嘿嘿，在她是小姐的时侯就被我搞穿了”。

　　来到三楼，走廊隔几米一个小弟，见到我们临近就鞠躬，然后一个传一个鼓足劲喊∶“两位大哥312！”气势非凡，很有清宫戏里紫禁城的感觉。312是个大包(房)，有50平米左右，举架很高，顶棚上有一幅巨大油画，一大趟真皮沙发，三个茶色玻璃茶几间隔排开。

　　这时又进来两个26，7岁的小兄弟，是哥们手下销售部的，是哥们怕我抹不开面，找两个久经沙场的兄弟助场。俩小子不愧是搞销售的，眼疾手快嘴甜，1分钟后已经各敬我一轮烟，叫了N声大哥了。

　　我不想做嫖客又立牌坊。从02年我和女朋友　了以后，我早就不相信什么纯真的爱情了，在美国逢场做戏也没少干。老子一没老婆二没孩，也不用对谁负责任，你们瞧著眼谗，心里不爽，骂几句泻泻火，我可以理解。但这和清华不清华没关系，清华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清华。再说了，清华出来的就不是男人了?

　　当然，要是女士骂我，我无可辩驳。在当今中国，女同胞的地位真是每况愈下。

　　算了，言归正传。

　　和哥们手下两位东北兄弟见面后扯了两句，哥们点酒，我就去了趟洗手间。一出门，一个夜总会小弟问我干吗？回答后，小弟扯著嗓子嚎了一声∶“312大哥去洗手间”，吓的我一机灵。还是几个小弟一个传一个把我带到了洗手间。

　　说实话，夜总会的厕所是我在中国见过的唯一的不臭反而喷香的厕所。放完水，一个小弟递过来消毒手巾，擦了把脸，又递来一个擦了把手，刚要走，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递给小弟二十块钱，扭头一看，是哥们手下刚认识的小周。再一扭头，递手巾的小弟满脸堆笑∶“谢大哥赏。”

　　妈的，没想到中国厕所撒泡尿给的小费不比美国一个人吃顿饭给的少。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小平同志在九泉下看到这一幕也会露出欣慰的笑容的。

　　谢了小周，结伴回房。一开门，看到了有生以来最香艳的一幕，三四十个小姐分成几排，都穿著低胸吊带衣、短裙、腰上挂著牌，牌上写著号，齐齐的向我和小周行注目礼。小周机灵，立即闪身，指著我说∶“这是我们老大，你们今晚上看谁有运气伺候他。”

　　得，小姐的注目礼立即聚光。我立马就幸福的找不著北，肾上腺激素分泌成倍增长，还想跑回厕所。哥们躺在沙发上，叼著烟卷说∶“别著急，细点挑，好几百块一个呢。”我晕……

　　旁边妈咪还带著歉意补充说∶“你们来的有点晚了，不过她们也不是别的房挑剩下的，有不少早台刚完。”我定下心神，注目细看，真是各有风情。有冷若冰霜的(估计有的客人喜欢这口)，有面带媚笑的，还有看见我目光掠过，干脆就鞠躬，笑著说∶“大哥晚上好！”

　　灯光下，小姐一个赛一个的漂亮，有几个根本就是模特胚子，我1米78的个子往她们面前一站，根本不显高。难怪人说很多电影演员和超女以前都坐过台，今日一见，可能性大大的有啊！心念一转∶“哥们的未婚妻也是模特出身，不是从这里挑的吧。嘿嘿，没准马家爵的老婆也是FROM SAME POOL”想到这里，心里平衡了许多，嘴角也露出欣慰的笑。

　　这时正好一个模特候选人也冲我发出类似但更有电击特色的笑容，灯光下肤光胜雪，美人如玉，眼中波光荡漾，脸上春意盎然。仔细看看他们三个选的小姐，不由暗自赞叹，不愧为花间老手了，一抬眼皮就能挑的这么准。

　　哥们挑了个标准肉弹，前凸后翘，分明就是小一号的花花公子女郎，他两个手下可能风尘女子见多了，要么就是离开学校时间还不久，都选了两个清纯的学生妹似的女孩。 我的模特看我，贼忒兮兮的瞄著另外三个妞，用红指甲轻轻　了一下我裸露的小臂，趴过来把嘴靠到我耳边说：“哥哥，看什么呢？”我立马收回目光，深深吸一口她身上带过来的香风，笑著说：“看你们谁最漂亮。”

　　“那谁最漂亮啊？”

　　“傻妞，那还用问？谁最先被选上谁就最漂亮　。”

　　又一阵香风扑来，一只温润柔软的嘴唇亲了一下我的面部：“谢谢哥。”

　　我说：“谢什么？”“谢谢你选我　。”

　　我们在这卿卿我我，那边哥们已经搂著肉弹，一展其破锣嗓子引吭高歌了。他看来也不知道多少新歌，唱的竟是10多年前我们那一代流行的“流浪歌手的情人”。还别说，他的嗓子唱这首歌真有点沙哑派的味道。

　　我只能一再地让你相信我

　　那曾经爱过你的人

　　那就是我

　　在远远地离开你

　　离开喧嚣的人竤

　　我请你做一个

　　流浪歌手的情人

　　我只能一再地让你相信我

　　总是有人牵著我的手让我跟你走

　　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

　　你和你的爱情在四季传唱

　　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

　　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

　　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

　　一扇朝北的窗

　　让你望见星斗

　　听著这沙哑又沧凉的歌，我仿佛又回到了清华，我的青春岁月，初夏的夜晚，和著蝉鸣，坐在礼堂前的草地上，抱著一把破红棉吉他，用半生不熟的和音，做深沉状唱给我的初恋。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谁娶了多愁善感的她，我还是一个人身在异乡，岁月如歌。人生如梦。回忆终究是回忆，面对人生的无奈，我们能做什么？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晃，哪里是故乡，谁拥有永恒？哎，面对身侧美人，杯中美酒，及时行乐吧。

　　我把模特搂在我的胸前，她温柔的伏在我的怀中看著我的眼睛。不管这温柔是真是假，能留住一刻算一刻吧。

　　说实话，我只想以一个正常男人的身份随手写一些回国观感和体验，明天开始我回美国后第一天上班，熙熙攘攘的华尔街，又有谁会注意我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我只是个普通的工程师，每月拿回家几千美金过日子。我没老婆没孩子，光棍一个，没有负罪感。

　　这次还抽空回了一次清华，漫步在贯穿南北的主干道上，空中飞扬著各种国际研讨会的横幅。望著路边排的满满的为评甲级团支部或优良学风班而办的宣传八荣八耻的板报，突然想起昨天在一个KTV也见到过类似的东西，真是莫大的讽刺。

　　清华学子在思想教育上和夜总会小姐小弟们没什么不同啊，身边三五成竤的学弟学妹，骑著破车去上课，仿佛又看到十几年前的我。当时竟天真的以为清华就是我的，未来在我的手上，世界在我的脚下，我们象风一样追逐属于我们的人生。可十几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中哪还有当年的誓言和梦想的痕迹？

　　清华只是作为我若干年前生命的一站。

　　清华是不变的，但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变化的年代， 谁还能再吹嘘自己所持守的是永恒的呢？

       5年时间张改萍从老百姓眼中的“女菩萨”变成了“官帽批发公司”总经理，27顶官帽，收受106.9万元。目前，这些行贿官员，一人判刑，两人被捕，对于其他24顶官帽是否收回尚无定论。

    7月4日上午9时30分，西安南郊，西北政法学院教学法庭，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审理原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受贿一案。法庭已经查明，从2000年到2005年，利用职务便利，在为他人办理干部任用、提拔、调动时，张改萍共收受28人贿赂人民币106.9万元，其中27人都是为“买官”行贿。 

    向张改萍“买官”的，有副科提拔正科的，有乡(镇)长要求当局长的，有贫穷乡镇的领导想调到富裕乡镇工作的。

    法庭旁听席前排端坐着数十名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厅局级党政干部；西北政法学院学生以及从全省各地赶来的群众，或坐在旁听席或站在法庭过道，近千人旁听张改萍受贿案。因案情重大，当日法庭未当庭宣判。

    对张改萍的卖官，一位官员感慨：这太糟糕了，这给人造成的印象好像商洛市有点一官半职的都是用钱买来的。

    仕途“一帆风顺”

    今年49岁的张改萍在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年仅26岁时担任秦都区团委书记。1997年，她刚刚40岁，已官至副厅级，担任咸阳市渭城区区长。1999年，她被交流到陕西商洛地区，任商州市市长。2000年11月任商洛地委委员、商州市市委书记兼市长。2001年11月商洛“地改市”后任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

    初到商州任职，张改萍便创下了五个“第一”的纪录——商州历史上第一位女市长(2001年底前商州区是县级市)；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女书记；第一位最年轻的市委、市政府机构的“女班长”；第一位党政一身挑的“女带头人”；第一位不拖家带口交流来的“女市长”。

    最难得的是，在商州老百姓眼里，张改萍被看作“女菩萨”。上世纪90年代末期，42岁的张改萍从经济相对发达的咸阳市渭城区交流到要吃国家财政补贴的贫困老区商州任市委副书记。到任不久，商州遭受洪灾，张改萍立即带领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徒步十几里山路赶到重灾区查灾救灾，慰问群众。她的举动感动了当地老百姓，他们管她叫“商州的女菩萨”。

    事发陈氏家族案

    2005年11月21日，张改萍的人生遭遇重大的转折。当日上午，刚刚参加完一个会议的张改萍被等在会议室门口的省纪委工作人员带去谈话。张改萍当时提出要回自己的办公室一趟，但被拒绝。12月25日，张改萍被“双规”。

    张改萍“双规”的缘由，要追溯至曾经震惊商洛的陈氏家族案。

    陈氏家族案是公安部和陕西省公安厅重点督办案件：自1992年以来，商洛市商州区城关街道办西关社区人陈浩军、陈浩年、陈三虎、陈红军四兄弟及其子、侄先后9次寻衅滋事、殴打无辜。陈三虎开办了陕西夏阳实业公司，一时间垄断了商州区交通肇事车辆的维修和停放，强迫交易、窃电经营，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敛财。陈浩年通过行贿，多次承揽建筑工程。陈浩军自恃身为西关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又是商州区人大代表，放纵陈氏家族先后7次殴打民警。此外，陈浩军利用手中权力，以农工贸公司名义派出专人，向西关社区的施工单位和个人强行收取过路费、管理费50多笔，涉及金额50多万元，社会影响极其恶劣。2004年10月25日，商洛警方对陈氏家族立案调查。

    陈氏兄弟的案子牵出了不少贪官。其中包括：原商洛市劳动力资源开发局局长马喜，原商洛师专副校长王健青、原商洛师专后勤服务公司总经理杨建文，原商洛市公路局纪委书记吴福禄，原商州区城建局局长吕宏涛等5名官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

    2006年1月12日，商洛市一位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张改萍被‘双规’之前，她的事情在群众中便有议论。事实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据他讲，张改萍的落马，是被原商州区城建局局长吕宏涛案件牵扯出来的。这是陈氏家族案的又一连锁反应。

    而吕宏涛的城建局局长则是通过向张改萍行贿得来的。

    “退钱容易得罪人”

    实际上，张改萍还有另一个“第一”：在商洛地区任职的6年里，她通过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调动，共收受28人所送贿赂款计106.9万元。商洛是吃国家财政补贴的贫困地区，张改萍在不经意间创下了又一个“纪录”。

    她收受的第一笔贿款，来自一名商人。

    2000年年底，商州红楼大酒店建筑设计超高，商州市城乡规划局不给批文。2001年3月，“楼主”杨江雄为尽快拿到批文，在商州市张改萍的住处，请求她过问此事。张改萍答应过问一下。杨临走留下一塑料袋，放有烟和一包报纸包的东西，打开一看，是5万元。

    很快，城乡规划局就给杨江雄下发了红楼大酒店的规划批文。

    “这之前，我也退过一些人的钱，结果影响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张改萍感慨：“我也需要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啊！”

    庭审时，当公诉人问到她，如何为他人谋取职务的升迁调动这些利益时，张改萍强调了“程序、民主推荐”这些字眼，她说他人职务的升迁调动首先是在按程序进行的过程中，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进行的，只有入了圈，在人的使用不使用这个问题上，她有时才会在书记办公会上发表意见。

　　一次经典的行贿受贿长镜头

    送上贿款之后，一来二往的，杨江雄认为自己与张改萍的关系已变得“很铁”，甚至开始居间当起“贿托”。

    2003年5月，时任商州区纪委副书记的陈智新找到杨江雄，提出想调任教育局长。

    张改萍回忆：“杨江雄到我办公室，说陈智新要当教育局长，并给我一纸袋。我意识到是钱，估计有10万元。考虑教育局长的位子争的人多，我不想沾这个是非，就坚决不要，杨将纸袋提走。”

    但杨江雄没有灰心。同年11月底的一个早上，又摸到张改萍在咸阳计生局的家里，提起陈新智想当教育局长的事，张改萍表示事情难办。

    这一次走时，杨江雄留下的是一个塑料袋。张改萍打开一看，是10万元。她有些踌躇。

    张改萍有自己的“活思想”——马上就到年底了，自己还是要用钱的，这次就先收下，陈当局长的事以后看情况再说，能办就办，不能办把钱退给他。

    2004年春节前，陈新智来张改萍家拜年，聊过几句，又提出想当教育局长。临走留下一纸袋，张改萍打开，发现在两条中华烟下面，有一塑料袋，袋里鼓鼓囊囊装了8万元钱。

    2004年4月，杨江雄找到张改萍，问陈新智当教育局长的事。张改萍说已定下搞民主推荐，将来以票数定。杨让她多关照，并送给她一双鞋。打开鞋盒子，里面又是20万元钱。

    慢火炖得牛头烂。张改萍明白，杨江雄多次送钱，虽然没讲是代陈新智送的，但钱肯定是陈的，因为杨两次与她谈的都是陈当教育局长的事。

    不久，关于教育局长人选一事，区委决定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以及区常委会上，张改萍都投了陈新智一票。陈新智如愿以偿。

    敢收钱也真给“办事”

    张改萍敢收钱，也真给“办事”。她的这个“美名”，在商洛越传越远，越传越响。

    2002年8月，时任商州区旅游公司经理兼牧护关镇副镇长的王俊杰，听说弄个局长得送五六万，便动了心思。

    他来到张改萍办公室“汇报工作”，扭扭捏捏说自己与外事旅游局局长的职务很相宜，临走硬是送上两万元。同年9月，经张改萍提议，王俊杰被任命为商州区外事旅游局局长。

    王俊杰觉得自己这个局长当得有点“便宜”，2003年5月，又给张改萍再补了1万元。

    2003年10月，听说交通局长一职要交流，时任区交通局副局长的张斌便找到张改萍，奉上3万元。2004年春节，张斌到张改萍家里“拜年”，又送上两万元。后来，原局长不愿离开交通局，张改萍就想办法把张斌安排到蓝商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任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任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斌非常满意。

    张改萍记得有这么一桩事：“陈绪忠原任商州市政府办公室主任。2001年，商洛地区准备提拔县级干部，陈绪忠多次找我，让我向商洛地委和主要领导推荐他。2001年夏，陈到我家中，让帮忙推荐。我答应了。陈将两条烟和一包用报纸包的东西送给我。我看是5万元，就收好。我又向地委领导推荐陈，2001年9月，陈绪忠被提拔为柞水县县长助理，在地委常委会上我表示同意。”

    有人借款贷款买官

    张改萍俨然成了官帽批发公司经理。在商州，没有她的同意，所有的任命无法上常委会，组织部门不能考察。为了当官，有些人不惜借款甚至贷款向张改萍“进贡”。

    2002年12月，商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兼水政监察大队队长刘志善，为能升任水务局局长，赶到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病房里，送给张改萍两万元。后经张改萍提议，刘志善被任命为区水务局局长。

    刘志善为表谢意，2003年7月，又去“看望张改萍之弟张志斌”，送给张改萍1万元；2004年春节前，刘志善到咸阳张改萍家中送给张1万元。而这两万元钱，全是刘志善从朋友处借的钱。

    2001年8月，时任商州市麻街镇党委书记的唐康勋为调回市内，在张改萍办公室送上1万元。同年10月，经张改萍提议，唐康勋被调任商州市安监局局长。

    2002年11月、2003年4月，唐康勋为调整工作岗位，两次在咸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张改萍病房，分别送给张1万元、两万元。2003年5月，经张改萍提议，唐康勋被调任商州区计生局局长。

    有知情人大骂唐康勋为了当官“鬼迷心窍”，竟然以朋友名义从信用社贷款行贿。

    27顶官帽今何在

    据了解，涉案的27名官员中，吕宏涛已因受贿被判刑10年；花38万元买下了商州区教育局局长一职的陈新智在任一年多的时间里，利用调动教师等机会，收受巨额贿赂；曾任商州区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陈绪忠调到柞水工作后又收受巨额贿赂。目前，陈新智和陈绪忠的腐败问题已被商洛市纪委查清，两人均因涉嫌受贿罪被商洛市检察院依法决定逮捕。

    正如公诉人在公诉意见中所说：“张改萍利用手中权力，以贿卖官，将向其行贿之人委以重任。在张改萍的带领下，商州地区党政系统干部作风败坏，腐败堕落，现已有多人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作为主管领导张改萍难辞其咎。”

　1825年，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诞生，十年后，铁路知识就传入中国了。一百多年来，中国铁路走过非常曲折漫长的道路。回望过去，看到什么？让我们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