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龙应台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台湾在野的国亲两党主席连战、宋楚瑜出访大陆写的一些感想。龙应台文章发表后，大陆媒体一片寂静。很快，4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而赵刚的批评文章几乎是唯一被大陆媒体刊登的反应。于是，他的批评几乎带有盖棺论定的效果。

　　赵刚对龙应台的批评，主要指龙应台在不同的时代、试图分别在海峡两岸推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他列举美国式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指出美国才是龙应台应该批判的正确方向。二是台湾人赵刚以局内人身份，在赞扬大陆经济成就同时，列举台湾今天存在的种种问题。结论引向：龙应台当年在台湾引进一把野火，或者说引进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观念后，台湾问题多多。现在，大陆发展成绩斐然，龙应台却是持续“冷战思维”，批评大陆，不仅是搅局，还徒然增加两岸对话的壁垒。

　　龙应台的《台湾》一文，究竟是在两岸之间增设壁垒，还是架构桥梁？

　　一

　　假如进入对美国现代化的争论，赵刚的批评，自有其充足论据。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在自然发展中经历的一个阶段。西方，及其龙头美国，只是步入其中的先行者。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自然会遭遇新问题，需要反省、解决的事情何止万千。尚未完全走进去的地区，有人看到现代化的优点优势，会希望推动现代化；也有人历数先行者遇到的问题，说我们万万不能跟着去。这样的争论一直在进行，公婆都有理。批评现代化永远不会缺理由。顺便说句也许和主题无关的话，先行者走到这一步，优劣不论，有它必然性的一面。后来者要阻止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发生，或许先要找到扭转这种必然性的力量。否则批判归批判，去还是会去的。

　　所以，以评判美国现代化的方式批评龙应台，龙应台很难反驳。可是，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认定龙应台《台湾》一文，是在全面肯定、并且试图在两岸全面推销美国式的现代化。如此，别人和赵刚之间的分歧，就是有关西方、美国的现代化的学术讨论。

　　所以，我们先要看看龙应台《台湾》一文，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只要是读过一点龙应台文章的人，都会注意到，龙应台对美国现代化中的问题有诸多批评、对近年来台湾遇到的问题，可以说忧虑重重。可是，你确实无法否认，不论二十年前的《野火集》，或是今天的《台湾》一文，龙应台是在坚持西方现代化的某一点价值观。也就是说，龙应台虽批评西方，却没有全盘否定西方的价值观。我想，在展开对美国现代化的批判之前，应该把龙应台在坚持的那一点东西找到，看看那一点价值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有道理。

　　对这一点点价值观的宣扬，正是二十年前《野火集》在21天里印了24版的原因。与其说是龙应台独自点燃一片野火，还不如说她只是点燃了一个火种。火种一点，野火自然在燃烧开来。这是因为台湾民众在呼应。所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野火集》不是一个作家的个人事件，而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这个价值观普遍为民众所接受，台湾随后发生了一个质变。这个质变，如龙应台所说，是许多台湾人几十年来努力的结果。

　　在包括龙应台在内的许多台湾人心中，不管今天的台湾有多少问题，这个质变，标志着社会的一个进步。假如要从“西方现代化”这个汪洋大海中，准确地捞到龙应台在宣扬的那个价值观，我想，先要确认：二十年前，由于这个价值观的确立，台湾发生的质变是什么。

　　我吃不准在赵刚眼中，台湾这个本质的进步是不是存在。因为在他的《壁垒》一文中，应用美国学者的定义，把美国和台湾定义为非民主制。检验标准是从社群主义理论引出的：没有给入境工作的外国人以公民权，就是公民－暴君制。

　　另一位台湾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南方朔，在不久前接受采访。南方朔经常在批判美国现代化，可是谈到台湾现状，他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说：台湾现在毕竟进步了，现在你批评政府，它不会抓你去坐监。这也是一个台湾局内人，根据切身体会，用最简单的常识，准确道出了台湾质变的关键－－专制的政府不存在了。

　　回头再看龙应台的《野火集》和《台湾》一文，其实无涉从每一个细节全盘肯定西方现代化，而只是坚持一个最基本的价值，那就是，应该从专制走向民主、走向公民社会。批评政府的人，政府不应抓他去“坐监”。

　　二

　　赵刚偏重谈到了台湾今天存在的问题，大陆今天的成就，把今天大陆之进步、成就对比了台湾的问题、麻烦。我相信，赵刚文章实在篇幅有限，举的例子只是万千事实之一二，这些列举，绝对不错。

　　民主体制绝非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仙丹妙药。接下来，赵刚潜在的问题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如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有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许多以前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在一个专制体制的社会中，仍然可能经济起飞，发生巨大的社会进步。台湾的经济起飞，就是在民主化之前，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民主化？

　　这让我想起，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美国也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南方和北方，在讨论废除奴隶制。奴隶制和专制一样，曾经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它们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曾经对它们习以为常。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人们对奴隶制就是说什么也看不下去了，哪怕自己并不是奴隶，哪怕自己可以从这个制度得到好处，还是觉得忍无可忍。人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内心中就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苏醒。

　　在美国，这个变化先发生在北方。当时，先行废奴的北方，出现严重的种族问题，甚至犯罪率升高、产生种族冲突、暴乱等等。南方在当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奴隶制，二是严刑峻法，刑事罪判得极严，囚犯服刑长而极苦。所以，相对来说，南方地区秩序井然，犯罪率低。这是南方长期来的骄傲，所谓南方式“法律与秩序”。同时，由于美国当时还是农业经济，依赖奴隶劳动的南方，经济发达、富得流油。要不要废奴的讨论，只要避开奴隶制的人道问题本身，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等各个角度去看，可以说北方处处都理亏。结果，讨论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行，就是双方虽然在讨论同一个制度的存废问题，话题却常常是错开的。你谈奴隶制的人道问题，我谈经济和社会治安。

　　南北战争强行废奴之后，南方旧有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又开始了将近100年的种族隔离，黑人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涉及黑人的案件，很容易引起民众私刑。因此，当时南方的犯罪率仍然比北方要低得多，尤其是大城市。于是，北方和南方，关于是否要废除南方几个极端州种族隔离的讨论，又持续了100年。

　　1963年6月26日，为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南方种族隔离的判决执法，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来到阿拉巴马州。他和州长沃利斯，就发生了一场经典的南北争论。沃利斯州长对联邦司法部长指出，阿拉巴马这样的南方州，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实行了种族融合的北方，问题一大堆，无法拥有南方这样的秩序。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承认，北方确是存在种族矛盾、存在许多问题。这时，沃利斯州长骄傲地打断他说，我们这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南方安全、安定。不论在阿拉巴马的哪个城市，不论是白人区还是黑人区，夜晚你都可以去散步。你们北方的城市做得到吗？

　　沃利斯说的是事实。在这场辩论中，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个人的平等自由，与社会的安定秩序，是互为代价的。在南方废奴和废除种族隔离之前，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预见到，南方的大城市将立即出现和北方一样的种族问题和冲突。最后，它也果真出现、甚至持续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所有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

　　可是，站在今天，即使在南方，即使是一个仍然有种族歧视观念的人，也都已经确信，不论将支付怎样的社会代价，当年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势在必行。因为，社会进步了，有了人道的基本要求。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文明水平提高，已经把奴隶制、种族隔离，先后划在了能够被接受的底线之下。阿拉巴马州当年的沃利斯州长，晚年坐着轮椅到黑人教堂，为自己当年维护种族隔离而向黑人道歉。他说，废除了种族隔离后的阿拉巴马，比当年的阿拉巴马要好得多。

　　被划在文明能够接受的底线下面的，还有专制。如南方朔所说的，在专制制度下，你批评政府，政府可以“抓你去坐监”。你没有批评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为了发表言论，你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今天的现代社会，认为这实在是太野蛮，就象当年看奴隶制，觉得无论如何看不下去。台湾社会问题再多，你请台湾民众回到当年的专制体制试试。

　　二战之后，国共对决，成你死我活之局面。惨烈厮杀，死伤无数，最后分踞台湾海峡两岸，几十年势不两立。可是，其实两岸之间，它们的本质、它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互之间完全不缺乏了解和理解。它们互称对方为“匪”。它们对政党的理解，都是革命党思维，区别只是各自认定自己是“革命党”，而对方则是反革命的“匪党”“匪帮”。它们都不知道“议会党”为何物，所以，在各自的势力范围里，都不容许任何反对党的存在。它们都禁书，区别只是你禁我的，我禁你的。批评政府，政府都要抓你去坐监。因此分别有过“白色恐怖”、“红色恐怖”。这种思维方式的一致性，来源于它们社会制度的一致性。和解的壁垒，来自于它们共同的敌对思维。

　　三十年前，大陆走出它最低谷的文革时期，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台湾开始了它的民主化进程。回首以往，和自己的过去相比，可以说都是翻天覆地的进步。这种进步导致它们在逐步努力消除敌对，在相互走近。从经济交往，到今天的思想交流。那么，是不是它们之间今天就已经没有壁垒，可以顺利和解；是不是天下本无事，而是如赵刚所批评的那样，反是龙应台的文章，在增设“和解的壁垒”？

　　两岸都进步了。进步的内容却并不相同。用南方朔的那句平常话来检验，两岸进步的本质差异立现。

　　大陆政治制度的进步，还没有走到从文明社会能够接受的底线，没有跃出的那个关键点。龙应台的《台湾》一文，试图介绍台湾如何走出“废除奴隶制”这一步的经验，希望成为大陆的借鉴，这是龙应台的本意。因为制度的差异，造成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就必然导致理解的差异。在龙应台看来，这才是两岸和解的壁垒。这其实不深奥，道理很好懂。你说两岸文化相同，血浓于水，理应成为一家人，现在分作两家，太不近人情，这是大叙述。可是，落实到具体问题，就是龙应台说的小叙述，我自己小家庭过日子，不管怎么说，过得自由自在；看看那个大家庭，说是批评家长轻则要受罚，重则要沉潭，我当然不敢舍命合进去。

　　台海两岸这场讨论，和美国当年的南北讨论很相似，双方虽然讨论同一个“统一”问题，话题却是错位的。一方说专制太蛮横，另一方说，民主社会有那么多问题，专制社会也在经济起飞，也有进步。龙应台看到了这场错位讨论的荒诞性，相互交流时大叙述和小叙述对不上，明晓关键在制度差异。回头看看，要台湾人退回二十年前的制度，劝退的门也没有。于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台湾人走过的“来路”介绍给大陆，希望此岸与时俱“进”，走出专制，使得对话的壁垒，自然坍塌。我想，这是龙应台的本意。

　　三

　　赵刚批评龙应台的一个有力论据，就是在龙应台主张的东西前面，加上西方、美国的定语，颇俱杀伤力。它把注意力吸引到“定语”上，令读者不再深究龙应台主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它直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人们只是随着赵刚的指引，开始问：“我们为什么要舶来的价值观”，更何况，这舶来品还是来自于我所讨厌的美国。

　　那真是悠久古老的话题：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是不是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照今天的时髦说法，是不是有普世价值。说它悠久，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诞生远在美国诞生之前，它在两千年前就有了。

　　两千年前的罗马人西塞罗老头，他讲了一句话，曾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会象“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象。他认为，若究根究底，人与人之间，就象一个人自己跟自己那么相似。我看了之后，本能的反应就是意见不同：这怎么可能，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了。

　　原来，西塞罗是在试着探讨人的“自然本原”的状态。他要刨去人在社会中长出来的枝枝桠桠，追踪到人还象亚当夏娃那样，很纯朴地站在伊甸园里，还没有被社会文化侵染之前的状态。这种对人的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么意义？原来，这位两千年前的罗马律师和政治家，试图从人的自然状态，找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观。

　　一旦进了伊甸园，你会发现西塞罗还是很有道理。仔细打量，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绝对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说，只要是个正常人，就没人愿意自己被杀被抢的，没人愿意当奴隶的，没人愿意别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没人愿意发表一点意见就被关起来、杀掉的，等等。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状态。人要维护自己这样的生存状态，就是维护人的“自然权利”。这权利与生俱来。就刚才那简单的几个“不愿意”，已经隐含了生命的权利，平等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等等。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西塞罗在两千年前已经认定，法律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了算的，就算宪法也不是立法机构通过了就算数的。它的后面，必须还要有“自然法”。鉴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实很简单。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句话。我们只要把立法者放进去试试，就知道这“法”是否正义。比如说，你打算立法，规定说，只要执法机构愿意，某人没犯罪也能把他给抓起来。那么，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对立法的那家伙说，假如你没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给抓起来，你觉得可以吗？假如你认定别人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对别人这样立法就肯定“不正义”。

　　在人们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相似的时候，不仅是法律基础，价值观问题也迎刃而解。本质如此相同的人类，说是完全没有共同价值观，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每个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是，也终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类共同的。

　　所以，另一个比西塞罗还要早的罗马老头狄摩西尼说，“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法律不是胡编乱造、随心所欲的，正义的法律是对自然法的发现。我想，正义的社会制度也是如此。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的确认，也同样是一种对人性的逐步“发现”。

　　因此，不能忍受人被奴役，不是美国北方的价值，也不是西方价值，而是一种普世价值。只是，不同的地区，走向现代文明的时间不同，在当时，美国南方认为，那不是他们认可的价值，今天的美国南方人，已经觉得他们前辈的想法不可思议。照南方朔的讲法，因为他们“进步”了。

　　同样，“你批评政府”，要“抓你去坐监”，也是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能因为美国人也这样想，就说那是美国的专利价值观。认同这个价值的那么多国家，肯定没有一个，会情愿把这个专利单单岀让给美国。

　　四

　　从题目就知道，龙应台文章是写给大陆读者的。赵刚在《壁垒》一文中曾提到，在诸多论连宋大陆行的文章中，龙应台的《台湾》一文“最俱行销力”。不知他是否注意到，堪称奇事的是，“最俱行销力”的文章，怎么会没有任何“感召力”，看不见大陆媒体刊登读者反应。我们否认专制的存在，专制政府又以扼杀讨论的方式，让所有的人看到了它的存在。

　　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象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只是，在现代文明已经非常深入人心的今天，作为一个大国，断然拒绝走出专制，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耻辱。

　　专制和奴隶制一样，是一个历史遗产，它的出现和存在，都有它的原因。就好象一句哲学俗话“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此，根据不同的“存在”状况，不同国家的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等等，如何终结一个过时了的制度、实行转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美国在建国时，就曾经希望逐步实现废除奴隶制。联邦提出了不得再进口奴隶，即不得扩大奴隶制的年限，也鼓励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逐步废奴。没有立即废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些地区的经济全部依赖奴隶劳动力，需要一个调整、缓冲的过程，以避免经济的刚性崩溃。之后，一个模式是北方各州提前禁止进口奴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动转变，废除了奴隶制。另一个模式是南方，由于贪恋奴隶制带来的经济利益，能拖则拖，甚至有的州对奴隶制的态度转而强硬，有一意孤行、坚持不废的趋势。

　　美国最后是阴差阳错、以战争的形式废奴，给南方带来经济毁灭。南方的蓄奴州本身是有责任的。它们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进步，它们不肯承认这是一个不人道的、必须积极着手废除的制度，没有主动制定切实的计划和时间表，没有考虑如何逐步在经济上减少对奴隶制的依赖，以合理的步骤尽快废除不合理不人道的制度。

　　南方由战争和突变的方式被动废奴，不仅经济被摧毁，也带来法治的倒退，整个南方支付了惨痛的代价。支付代价的，有南方的白人大众，也包括刚刚被解放的奴隶。经济突然崩溃，也就没有工作机会，有些前奴隶甚至连原来当奴隶时的一口饭也吃不上了。因此，制度转型确实存在如何转、如何尽量减少地区和民众支付代价的问题。

　　专制制度既然是历史遗产，如何转型的讨论，也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话题。台海两岸，无须避讳，台湾是制度转型的先行者。他们有和平转型的良好经验。例如，原来行使专制统治的、形象衰老的国民党，逐步改变自己，转换为一个民主体制下的议会党，正在逐渐呈现朝气蓬勃的面貌；二.二八惨案积累五十年的民怨，也以和平的方式疏解开来，走向和解，如此等等。如赵刚在《壁垒》一文中提到，台湾在民主化之后也遇到许多新的困惑。这些，也当是华人社会万分宝贵的经验。例如，现在的大陆，应该就可以讨论，在民主化之后，媒体如何做到专业、中性和自律；民众如何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对政客们的煽动持有警惕，不轻易就大呼咙地冲上街去。让民众理解，民主体制下，原来的问题不会一夕间就消失，权钱勾结和黑社会也不会一朝就消亡。民主转型后，我们只是多了监督的手段和加强法治的途径。道路仍然可能十分崎岖和艰巨。这样的讨论，加上台湾经验和教训的引进，对未来的大陆，是极其有益的。对彼岸经验教训的讨论，可以使此岸对将来转型后可能遇到的社会问题，持有充足准备。公开的讨论，也让民众对渐进推动的民主化进程有所理解，产生希望和信心。

　　可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承认台海政治制度差异的现实，承认制度差异形成的对话壁垒之存在。

　　回避这个现实存在，讨论不是被封杀，就是无法进行。龙应台不是没有能力清楚地看到和阐述台湾今天遭遇的新困惑，她也不是不想对大陆的读者们同时介绍台湾民主化之后出现的问题。可是，这就象当年在美国的讨论，当南方坚持奴隶制发展了经济、繁荣了文化，必须世世代代继续下去的时候，北方对南方谈废奴后遇到的种族问题困惑，就显得没有意义。在回避奴隶制非人道本质的前提下，如此方向的讨论，只会为南方奴隶主所利用、为他们坚持奴隶制提供口实。更何况，今日之大陆，就连两百年前奴隶制下美国南方的那点新闻自由都没有。如若要阉割你说过的话，你连招架还手的缝隙都没有。

　　这正是不幸的龙应台的尴尬处境，她站在两岸之间。她在面对大陆发言时，暂时回避民主化之后台湾的复杂局面，这恰好自动送上门，被赵刚斥为肤浅。对如此斥责我也很费思量，赵刚是看不明白这一点“龙应台言说之困境”呢，还是有意掠过、假装看不明白。我不敢再想下去，前者质疑的是智力，后者质疑的是讨论的善意，都不是可以妄加猜测的事情。

　　龙应台《台湾》一文所作的努力，是在作一个推动，希望人们开始这样的讨论，承认两岸曾共同拥有的专制遗产，以平常心待之。从讨论台湾正面的经验开始，引出一个良性的讨论和互动，如此，台湾在民主过程中的负面教训，也就可以自然引出。她不无天真地希望，这能够成为消解两岸交流壁垒的一个开端。因此我想，她对自己被指为“增设对话的壁垒”，怕是哭笑不得，不知此话从何说起。

　　此后大陆媒体一片寂静，不是因为大陆民众普遍认同赵刚的指责，因而使得人们不愿意回应龙应台。而是回应的所有言论出口，由一只巨手即已全部堵住。如果说，当年龙应台在台湾引发的反响，犹如野火的话，龙应台的《台湾》一文，在大陆众多媒体的反响，则如一块石头丢进一口深潭，连“噗通”一声，都不可能听见。

　　于是我又忍不住猜想，赵刚文章成为唯一例外、得以在大陆最著名的杂志刊出之后，他会想什么。他会认为这是源于自己的见解独到呢，还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原因？

　　我真的没有能够猜出来。

　　2005．9．11

　　后 记

　　我以前从不写与人公然论争的文章，一方面或许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想到自有天下衮衮诸公在，需要争辩的事情，惟见发言者过众，从未听说有缺人的事情。

　　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其实在大陆刊出的已经是经修改的版本，甚至连题目也被改掉（原来叫做《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我身上，不值一提，我在大陆长大，早就养成做一个作者的好脾气。道理很简单，你是宁可文章缺胳膊断腿接不上气，还是宁可编辑为你的一篇小文而丢失饭碗，三餐断顿？龙应台不一样，被台湾宠坏，常常声称宁可不发文章，也要以全身进退。这次居然也委屈自己，可见鸡蛋面前，石头之硬。说的当然不是编辑。

　　龙应台这篇文章出来，我是老习惯，看到好看文章很开心，就多看两遍，说，好看！就过去了。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写什么评论。心里曾料想后面自有许多呼应出来，不会说是还缺少一个赶热闹的人。我的估计应该说有点道理：龙应台介绍的台湾，在中国大陆，确为很多人所“不知道”，其中娓娓道出的常识，更令很多从未接触过这些说法的人，有恍然醒悟的感觉。按说，大陆人口众多，和台湾不可比，如若有当年《野火集》在台湾的反响，也不应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可是，还真是不由你不信。龙应台的《台湾》一文出来，仅仅因为她以介绍台湾民主化之后的生活变化开始，温和地向大陆读者道出了两岸的制度差异，指出这种差异实为两岸沟通交流之关键障碍，结果，整个大陆草木皆兵，只要和龙应台文章相关的任何正面议论都被封杀，天网恢恢，没有一点点响应文字被容许从媒体“漏”岀来。

　　大陆的学者和民众，习惯这般处境，视作理所当然。不论是试了也无媒体敢刊出，还是知道反正无法刊出而干脆不作尝试，总之，万马齐喑。龙应台好端端一篇介绍台湾的文章，一篇被赵刚称为“最俱行销力”的文章，在大陆生生沦为孤家寡人。这倒也罢了，毕竟在大陆如此遭遇，龙应台绝非第一人。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台湾享受着百无禁忌言论自由的赵刚，却完全“忽略”龙应台和大陆民众遭遇的这种“一手可遮天”的制度性蛮横，有本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貌似公允地来大陆“讨论“，推出对龙应台的“批评”文章，也因此得到此岸的制度性配合，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大陆曾经是首屈一指的《读书》杂志刊出。在一个十三亿观众的、不容反驳的看台上，作岀被大陆言论管理部门欣然放行的“学术批评”。

　　我们还记得，《读书》杂志曾经是编辑们的骄傲。在说错话便杀头如割草的文革刚刚结束时，人们还在心理惯性中徘徊观望、进半步退半步的沉闷空气中，这本杂志第一个提出“读书无禁区”。不是说在二十世纪末刊出这句话的杂志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刊出一句平常话竟然需要如此大的勇气，以致要被人念念叨叨记到今天，折射了大陆当时的气氛和环境。如同今天，不是在二十年前领悟“要讲真话”的巴金有多么伟大，而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巴金去世时，大家还纷纷出笼，草草掠过文学大师的巨著《家》、《春》、《秋》，却齐声盛赞巴金之伟大在于“提倡讲真话”，把一个文学大师和一个幼稚园教师的成就相提并论，竟然谁也不感觉异常，这才是折射了今日大陆之言论环境的悲凉。

　　众人说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鼓号齐鸣，赞扬巴金“提倡讲真话”以浇自己心头之块垒，只因此刻《读书》早已 “有禁区”，禁区还时不时在扩大中，这种情况下，《读书》却推出赵刚对龙应台的“批判”来。

　　这是我忍不住破规矩要写这篇文章和赵刚理论的原因。

　　写完之后，照理，刊登赵刚原文的《读书》也有责任刊登这样的读者回应。可是，众所周知，这里的逻辑，理所当然应该不同，我虽然知道刊发无望，还是给《读书》寄去。编辑一定在苦笑，会奇怪我的无知，“这怎么可能刊发”。什么都不说我也知道，《读书》已经办到了编辑失去自己最看重的职业自豪感的地步。接着尝试把稿子发给《冰点》，信中说明只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果然是回天无术。

　　最后，在遥远的外省刊物，和编辑就删除“敏感段落“苦苦挣扎，虽然删得心痛，可心里很明白，能刊出大部分，已经需要编辑的非凡勇气。于是，这篇文字磕磕巴巴，也就至今未能全文在大陆与读者见面，在杂志刊发不行，收入自己的文集也不行。现在要作为附录，去到台湾进入龙应台的文集，这是什么样的《爱丽思漫游仙境记》。

　　回头倒是听说赵刚又推出了批龙应台的新作，顺利地再次刊在大陆又一个重头媒体《中国青年报》，这次“批评”龙应台之余，据说也捎带“回应”我的这篇文章和崔卫平的一篇文章。

　　可是，我已经懒得再看，心里倒是想过，真难得赵刚还有此番雅兴。

　　如此文人相争，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当属龙应台的《台湾》一文。不到一年，刊出此文的《冰点》主编，已经被迫离开编辑部。对《台湾》一文可能的讨论参与者们，都被封杀在媒体之外。

　　赵刚现在的“批评”对象：1，龙应台的新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在大陆媒体不得刊出；2，赵刚所“批评”的崔卫平的那篇文章，在大陆媒体也不得刊出；3，赵刚“批评”的我这篇文章，只能在成段删改后，在发行量很小的外省杂志刊出，即便如此，读了赵刚文章的读者，仍大多读不到我的这篇文章。

　　在赵刚的“批评”文章频频发表的大陆，哪有什么公平讨论的平台，只有单方发声的高台。赵刚文章只是在妆点出一个“学术讨论繁荣”的假象来。“被批评者”的被迫噤声，其实也令“批评者”之无的放矢，几近荒诞。我们倒是从小见惯，见怪不怪，不谈什么“批评”，只称其为“批判台”。见赵刚独自站在这个高台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能遥祝他有一个好心情。

　　这是在写作《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时，已经可以预想到的局面，也是我当初写它的理由之一。虽然，以这样的理由写作，多多少少有点悲哀。

　　是为记。

　　林达

　　2006年6月6日

悲哀啊，人们。我们要让真实的历史，点点滴滴汇成江河，奔腾在一代又一代觉醒并拒绝遗忘的人们内心深处，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真实又理性的历史记忆中，避免历史重演。

说真话抵挡不住胡说八道的压力

有论着认为中国共产党“起家”，依靠“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一是笔杆子。枪是暴力，笔是非暴力，却被毛泽东当成“软刀子”，也能“杀人”。可事实上，中共历史上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以言论兴师问罪，非暴力的成了全民暴力共诛之的对象，“反右”一反就反了55万人，“文革”就革掉了千万人的命，比中日战争时期的伤亡还要大。难道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还残酷？非也，战争时期枪林弹雨，死者均死得其所；可和平稳定时期，阶级斗争，因言治罪，因言惹祸上身因政见不同，死于非命，甚于枪林弹雨时代，可见“苛政猛于虎”仍旧以特别的方式重演，“人命不如草芥”也就算不上夸张了。

1949年10月以后是新政，不久就进入五十年代。1954年中国有了《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居住、迁徙自由。可到了不久，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冒进，接着反冒进也跟上，一切都很正常。有人就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分歧。那个时代，党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容丝毫质疑和不容挑战的权威。所以，领导全国的党就公开宣传，强调“舆论一律”，言论出版自由就从此成为花瓶，或聋子的耳朵是摆设。“大跃进”时，报纸、广播上“一律”地吹牛、“一律”地“放卫星”，“一律”地胡说八道，但结果就“一律”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真实发生饿死人，甚至“人吃人”，也就见不了报纸，成为国家的“绝密”；再后，就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又“一律”，结果“一律”掉了实事求是，“伟大领袖”可以忘乎所以，拿国家当试验品，仿佛陶瓷摔碎了，还可以和成泥巴再重新回炉，没有人为此负法律责任；本来，“庐山会议”出发点就是反左不反右，最后却成了反右。再以后，伟大领袖的试验更一发而不可收拾，“文革”期间又“一律”，“一律”长达十年，后果是“十年浩劫”，涂炭生灵，直到今天我们却看不到当局直面这段历史，更谈不上吸取历史教训了。

一个国家，悲哀的是国家通过政府的权力，禁止人民说真话，只允许伟大领袖胡说八道，应了一句古话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五十年代，当时还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号召，最后却发展成为可怕的“引蛇出洞”，说真话的成了牛鬼蛇神，说假话的成了权威。比如在1957年之前，中央报纸如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常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讨论，中共也表示支持，认为舆论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据统计，有一家中央级报纸从1950年到1954年间，一共发表了读者来信2072件，内容多数是批评性的，平均几乎一天一篇，超过今天的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可自从“反右”以来，毛泽东就一下子就从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钦定”了55万牛鬼蛇神后，报纸上批评性的稿件越来越少，少到几乎绝迹，而胡说八道则越来越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曾发表钱辛波文章时提到，有一位新闻研究生曾统计1963年11月份的一家中央级报纸，整月没有一篇批评揭露性稿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都有明文规定人民可以监督党和政府，但实际上党需要监督就有监督，如不需要监督，监督就是反党，就是右派。舆论一律就是要求“百花不齐放，百家不争鸣”，有了“一”就是让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束之高阁”，要求全民老老实实地在大政方针上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谁有不老实就不会有好下场。

任由毛泽东胡说八道，说真话者险些被一棍子打死

1953年，大儒梁漱溟还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争论。时为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协常委会先开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前后一共10天，梁漱溟先生列席。9月8日，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给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没想到梁的这篇发言，却成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导火线。9月12日，梁漱溟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到了9月17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泽东作了若干份量很重的“胡说八道”，主要有：“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9月18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这时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接着，不少到会者以胡说八道继续附和：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一情景，就是任由毛泽东胡说八道，说真话者险些被一棍子打死。

到了1957年，胡说八道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起，毛泽东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号召他们对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大胆提出批评，帮助党整风。曾是“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参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谈，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书面发言，并附去信函一封，说明稿子是“信笔直书”，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发表，请领导掌握。后来，他又写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见了报。

这时，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粮食部的工作上，谁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风浪骤起。从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当时，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观点，除了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外，还增加了“与党争权力”、“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定息不是剥削”、“号召工商界’抬起头来’同党进行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就是要抽筋剥皮’”等。

整风运动开始时，民主人士章士钊也在政协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发言，试图以“小批评”打破“一律”保持共产党的长久执政地位，他说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甚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共产党乃国家兴旺之柱石，犹如果实之核心。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唯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没想到，“反右”开始时，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这番话，指责说这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反党言论。章被迫写检讨。而在当时，民主人士章（伯钧）罗（隆基）等已被打入“反党联盟”，如果不是章的女儿章含之在毛身边当英文老师，趁机让毛回忆过去念旧情，否责大放过激言词的章士钊恐怕难逃储安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可怕结局。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由中央统战部上报的《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8年9月17日《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但至今还保留着几位著名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如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民盟盟员；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2年，章伯钧的骨灰移葬在八宝山公墓。罗隆基逝于69岁，却在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个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于1962年戴着帽子辞世的。储安平，58岁时在1966年深秋消失了。

“小骂大帮忙”过时了，“小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且有“小骂大犯罪”的下场

在国民党大陆执政时代，文人办报还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小骂大帮忙”，为执政者提意见，当好“了望者”。可到了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尤其“文革”，“小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而且有“小骂大犯罪”的下场——“大骂”就是死罪了，人人噤若寒蝉，人人自危。

如2003年第7期《炎黄春秋》发表王民权先生的文章提到，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他援引原王震秘书、原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松晨等主编的《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一书中的《文革档案》“文革花絮”，指出“文革”时代的荒唐：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这段历史是一位亲身经历的编辑叙述的，真实性方面是是毫无问题的。
首发新世纪

今年35岁的陈光诚，幼年因病双目失明，后自学法律，成为当地有名
的“赤脚律师”，为维护当地民众的权利，多年来他义务为村民提供
法律帮助。为了中止地方政府的一些侵害民众权利的不法行为，如当
地政府以权敛财而无视国家政策法律推出的“两田制”，即40%的土
地按人口分，60%的土地村里按照每亩240元的价格由村干部转包出租
等事，陈光诚先后几次到北京上访，最后通过北京高层出面中止地方
当局的非法行径，从而维护了当地广大农民的正当利益。

2005年，陈光诚因揭露临沂地方当局暴力计生侵犯人权的事实而招致
地方当局的忌恨。当地政府对陈光诚动用公权先是殴打、绑架、软
禁，继而以安排工作、提供住房来利诱。在这一切都没能让陈光诚屈
服的情况下，临沂地方当局公然指使当地黑恶势力来包围陈光诚所在
的村子，长期骚扰、威胁、限制陈光诚的生活，甚至长时间不让陈光
诚走出家门。在如此野蛮软禁陈光诚达半年之久（从去年9月至今年3
月）的情况下，于今年3月11日陈光诚被警察带走问话后，外界不知
其去向。后来据陈光诚跟见到他的律师说：今年4月2日之前，他是被
非法拘禁在沂南县维多利亚度假村，4月2日之后至6月份，他被正式
送进沂南县看守所之前，他被数十个他一时也说不清名字的镇政府和
公安局的工作人员非法拘禁在民警培训中心。期间在3月12日至3月14
日，沂南警员还对他实施了酷刑，三天不让他睡觉，为此他曾经绝食
绝水，抗议这些警察败类的暴行。直到6月11日，陈光诚的太太袁伟
静收到沂南县公安局以“涉嫌毁坏财物”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罪对陈光诚刑事拘留的通知书。

此后北京一批维权律师先后四次奔赴临沂，希望通过法律途径争取陈
光诚先生的自由。然而临沂地方当局公然违反法制，使出各种卑劣手
段来干扰阻止律师调查取证的工作。临沂当局居然抛弃基本作人的信
赖，将律师反映问题与求助污为骚扰生活而给予传唤，同时直接纵容
黑恶势力在警察局公然抢劫砸毁律师照相机，围殴意欲进村会见当事
人袁伟静的律师，通过电话或直接口头对律师发出死亡威胁。这等等
不齿于人的丑恶下作行径，当地公安部门都赤裸裸地表演殆尽。面对
如此穷尽驴技的阻止律师正当执业的行径，我们断难相信临沂公安是
在依法办案。

为了封杀阻止陈光诚的维权行动，山东临沂地方当局使出了一切鬼域
伎俩，由先用公权打压，后用黑恶势力阻扰，再用公检法来构陷。应
该说他们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都已动用，然而在正义与公理前，这一
切都是徒劳，这一切都是用山东地方话来说的“孬种”！我们完全可
以相信：临沂当局的“熊样”，除了给文明社会徒增笑柄外，什么也
不会收获到。

再过几天就是陈光诚案的开庭之日，从已经过来的事实来看，我们不
会对此案的公正处理抱有幻想，但是国内国际一切有良知的正义之士
都将拭目以待：中国临沂地方当局怎么样以法律的名义来达成他们打
击报复维权人士的阴暗目的。

考虑本案在国际国内的影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共当局的最高层
一定也了解到了本案，那么此案的判决将不仅仅体现临沂地方当局的
意志，而且完全可能代表着中共高层的精神。如此一来，陈光诚案就
是又一个检验中国司法良心的典型案例，它必将标示出中国“依法治
国”、“权为民用”、“科学执法”、“和谐社会”等高调的实质。

当“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声音还在回响时，当“胡温新政”的
幻影还依稀存在于一些国民中时，当“胡不如江”的评议在与日高涨
时，中国究竟何去何从？是退回毛时代还是走向新纪元？国际国内都
在静观其变。而陈光诚这种个案最终如何处理就是真正检测一个社会
文明与否的标识，因为一切宏大的述事都必需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具体
个案中，同时也只有这些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个案才能真正检测出宏大
论说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