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风大，云层飘得挺快。经过层层安全检查，人们鱼贯走进才五年新的德国权力中心大楼。这一（身兆）高屋顶的巨大建筑虽酷似一座现代美术馆，一旦抽身出了人群，便有置身旷野的错觉。

一整排的玻璃帷幕透进和煦的阳光。那人挺拔地站在记者席旁，目光左右来回扫视全场。不远处定立着另外两个人。一人直盯着记者席，另一人则不转睛地望向记者席对面，寛广多层阶梯上数百名穿戴整齐的人们。这三个人全皱着眉，神情紧张地执行安全任务。

记者席与阶梯之间的中央场子里有十多人站成一排，原来是即将和德国女总理Angela Merkel一一握手的名人队伍，其中包括捷克籍国际笔会总会长Jiri Grusa以及德国笔会会长Johano Strasser。

权力是蜜糖。致辞之后来到酒会会场的Merkel立即被层层包围。受压迫民族的代表总是要趁机告状，意欲一睹总理风采或凸显自己的，便要一边显出教养，一边急忙地往前推挤。此种场合，西藏代表自是不愿缺席，他们的哈达任凭谁也不能代替。对于要求在中国会见基层民众且刚回到柏林的总理，独立中文笔会的理事不但面谢她带给中国政府的改善人权暗示，也致赠该笔会创会经过的光盘。（1）

总理宴请酒会的前一天则是另番景致。

进入希尔顿饭店会议大厅之前必须出示与会者名牌，厅内座位席中间早已插站了数架摄影机，各种语言的同步翻译员也稳坐在隔音小间。舞台上不见「第七十二届国际笔会年度大会」那般华人喜欢的横幅红布条，舞台前则有五六个人待命，整个会场忙中有序。第一位进场人物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Günter Grass，待命那些人的镁光灯也立即闪烁不停。第二位则是德国联邦总统Horst Köhler，而观众席上的文字工作者并不需要如同出席华盛顿白宫记者会必须全体起立致敬。（2）

德国是欧盟龙头，龙的的心脏就在柏林。Köhler总统谈到，德国对许多被迫害的作家伸出援手，然而就在柏林围墙倒塌的十多年前，东德作家也遭遇了数十年言论受到箝制的痛苦。文字深具幅射效应，直指人心，穿透灵魂；文学受害即是人群遭殃的指针。然而文字也可以是战争的先遣部队，对某些人是慰问的话语，对其他人则成了死亡的魔咒。

同样应邀在开幕式致辞的Grass，佝偻着细念他铿锵有力的讲稿：写作的人都明白，质疑向着相信拉紧绊脚绳的必然性。希望并不为我们插翅，因它原本就只有摔落一途。这次大会的主题「在不安定的世界写作」，我倒愿意事先提出警语，此一主题容易让人猜测甚或企图证实「曾有过和平时代」这一天真无邪的传说。不！无论时空差距，我们永远受到争战的宰制。战争蒙蔽在「使之和平」或「使之正常」的假象里，却一次次地带来死亡；对英雄的歌颂与对高卢（按：凯撒所写De Bello Gallico）或其它战役的平淡叙述也从未缺席。我们的时代，以带着奇巧诡计与张力节节升高的影片自娱。屏幕上不止息地布满成群结队英雄豪杰的战争景况。… 我们作家是事后引爆的雷管，即使以文学先锋自居，仍要理所当然、永不疲累地踉跄追逐一件件的事端。已发生或正发生的，对残暴的疯狂发挥，无法在我们眼前逃遁。历史学家注销的账册，却是写作者的恒久与弥新。… 作家是盗尸者，依靠从尸体上偷取而来的琐碎维生，在战后颓锈的残骸中渡日。我们在盖满过多建筑物的撕杀战场与瓦砾碎片里寻觅栖身之地，却找着了遗留下来的制服钮扣，以及奇迹般完好如初的赛璐珞娃娃。我们还提到了遭到肢解的士兵以及被掩埋了的孩子。…

创立于1921年的国际笔会以提倡文学与维护言论自由为两大宗旨。德国笔会会长Strasser在致辞中谈到：与会的作家们均签署了国际笔会宪章，有义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挺身护卫言论自由，并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阶级与民族仇恨。… 我们不仅思考难题，更是齐聚柏林，共同欢庆一个跨越种种界限的文学佳宴。希望透过引人兴趣、缤纷多彩的文学节目… 示范性地明确指出，只要能探讨他国的文学与文化，对于个人会是多么丰硕的收获…

于是大会的各种安排便以文学与言论表达自由为主轴向外延伸。

希尔顿饭店的各个厅堂有著作家介绍作家，以及被介绍的作家朗诵自己作品的节目。而那个多风下雨的晚上，从八时至凌晨一时是个在文艺学术中心，也向全体柏林市民开放的文学长夜。由文字辞语串联的夜晚在大提琴独奏声中缓缓开展。以墨黑为底色的舞台上，除了高悬的几盏小灯之外，只有侧边主持人的站位与中间朗读者座位上的台灯，照亮那杯清澈的白水。作家以母语诵读自己的作品，听众手持成册的译文屏息聆听。就在第一次中场休息时，应邀出席的中国诗人北岛便已忙着为他十数本的诗集签名。（3）

文学让人谦逊，自由要求清醒。失去自由的文学犹如涸死在田里的麦仔，缺少文学的自由必然成了断线的风筝。隶属总会的各个委员会便是文学与自由表达相互结合的综效发挥。

狱中作家委员会每年总要针对将作家与记者拘留、判刑、关押的政府，做出谴责的决议并透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施加压力，以期因说真话而获罪的无辜者得到释放。被Yahoo出卖的中国网络文字工作者师涛遭判十年冤狱事件，又会是今年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工作重点之一。妇女作家委员会设法支持因写作而不甘心被家庭捆绑、而必须走出家门，其身份并不低贱，生命也不比他人便宜，却遭到传统父权社会排斥、欺压的女性作家们。流亡作家委员会为因言获罪而必须远离家乡的文字工作者，提供教学的机构与进修的机会。翻译暨语言权利委员会协助非主流语言的作品，能够译为主流语言或其它的非主流语言；支持保留因遭受政治力量压抑而导致文化断层，或有失亡危机的少数民族语言。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马利语受到俄文排挤则是明显的一例。作家和平委员会提供参与者在精神、文化与文学领域中辩论的主题，介绍遭到媒体封杀的作家，并特别欢迎来自没有言论自由或受到任何暴力形式箝制的文字工作者。针对防碍作家认知与良心的关键问题，提供对话场域，让前南斯拉夫各国的与会者交换意见、让车臣作家提出证言，并认识马雅知识分子力争文化认同的努力。

文学与政治彼此痛恨，却又息息相关。笔会一百四十多个中心的年度聚集其实是另种形态的资源平均分配。发展中国家衰弱得无法贯彻律法，其人民只得向外寻求协助。已开发国家以实际行动支持贫弱民族的精神独立与言论自由，在质疑国际笔会是以欧洲为中心，由白人世界主导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政教分离、市场机制、法治政体的民主社会特征，是造成西方引以为傲也倍受诸多弱国向往的有利条件。如同突尼西亚的代表所说：「民主国家应该保住已有的自由，以鼓励我们能够不断写作」。柏林市长在开幕酒会上说得明白，民主既不理所当然，更不主动长存，我们必须竭力让它活着，因为民主随时可以被置于死地。

战争结束后，文学便上场。士兵的死亡与退位正是对文学的筵请和召唤。文字的疗伤功能与批判机制普遍而深广。烧书其实是烧人，虽在不安定的世界写作，虽在非和平时期疾书，只要一人不死，文学必定长存。

注：第72届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于2006年5月22日至28日在柏林举行。

 

作者题记：在根本的意义上，现代化首先不是民族和经济的振兴的奇迹，而更是人的解放的奇迹，是人从无权利、无自由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奇迹—-成为自由的个人。

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世俗价值的排序中，个人自由是道德之首善，既是最基本的善，也是最高的善。因为，绝大多数其他道德善的存亡，如涉及个人品质的爱意、独立、诚信、宽容、创造力等道德善，涉及社会公益的公正、平等、多元、发展等道德善，端赖自由之有无。而凡是在世俗价值的排序中拒绝“自由优先”的理论，无论是什么主义，也无论是西方东方，皆无法为“善政”提供道义基础。服膺于“自由价值优先”的政治制度安排，应以保障和扩展个人自由为首要目标，国家、政府、法治、秩序、福利等公共目标，不过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而已。人类政治制度演进史证明，无自由，也就无平等、无公正、无善法、无多元，也谈不上社会的长治久安。

自由优先的理由在于：1，自由具有确立人的尊严的本体价值，人性之善使自由成为可能，人性之恶使自由成为必要。是否拥有个人自由乃衡量人之为人的首要标准。有自由乃人的生存，也是目的性生存；无自由乃动物性生存，也是工具性生存。

2，既有道义合法性又有社会效率的政治制度，必然是以保障和扩展个人自由为宗旨的制度；个人自由是政治安排的道义之本，政治安排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工具。所以，自由制度必定是法治宪政制度，通过宪法确立的权利清单、三权分立的制衡和言论及新闻自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基本人权和约束公权力滥用。

3，自由具有最大限度增进个人及其社会福利的工具价值。自由制度以尊重个人的尊严和独立为特征，它将筹划个人生活的选择权交给个人，也为社会竞争提供了平等的法治环境，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的首创精神，使社会获得生生不已的活力，而每个人的创造力和个人福利的增加，社会整体的效率和福利也必然随之提高。

4，自由创造出公正、平等、多元、宽容的社会环境，使整个社会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使权力可以和平更迭，利益冲突可以和平解决，价值歧义可以和平辩论且和平共存，从而达到社会的基本共识和长治久安，有助于效率提高和社会进步。

西方现代化的价值支撑是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的自发演化和启蒙时代的内在自觉的结果。它源于西方三大传统的综合，即古希腊的城邦自由民，古罗马的自然法和市民观，中世纪基督教的神赋平等权利，三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都有他，共同构成近现代世俗自由主义的理论源头及经验积累；西方近现代自由主义以私产权为基础、以人的解放为目的，最响亮、最醒目的口号就是“个人自由”或“人是目的”。在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及其法治至上、宗教宽容及其思想言论自由的实践的底层，是“个人主义”、“自然人权”、“平等自由”的道义原则。

自由主义是最适合于人性且最善待人性的普世性价值观，所以，发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才会逐渐由西方向整个世界传播，变成《联合国宪章》及其两大人权公约的道义基础；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也才会越来越变成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

中国的现代化源于回应西方的挑战，中国自由主义当然也来自西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自由主义也曾一度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一起，构成中国社会的三大思潮。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基本忽视了个人自由及其本体价值，而只着眼于自由对“富国强兵”的工具价值；不是着眼于保障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而是着重强调自由的民族主义价值，即个人自由对国家的独立和进步的价值。于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被中国自由主义置换成国家本位。

洋务派的技术改良之路，“维新派”的政制改造之路、“五四派”的文化更新之路，其首要目标，都不是为了解放人、改变国人的奴隶地位，而是为了应付外敌、保住华夏帝国的中心地位。从“器物救国”到“立宪救国”再到“文化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甚至“五四”启蒙的“民主救国”，也是极不彻底的。表面上是“科学与民主”，而实质上却是民族复兴与国家至上，进而是独裁复兴和极权至上。“科学救国论”和“民主救国论”之间，抑或“教育救国论”和“实业救国论”之间，在工具的意义上，没有区别。科学、教育、实业也好，民主、自由也罢，实质上都与“救人”无关而仅仅与“救国”有关;一切改革措施的出发点都不是人的解放，特别是解放在专制下的每个中国人，而是保住传统、振兴国家。所以，当科学和民主遭遇挫折后，大多数启蒙者都背离了“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或回归帝制传统，或追随共产苏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倡的科学与民主及其个性解放，无一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国家至上的工具论色彩。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才会先被民族主义的五四运动所代替，之后被军阀混战所淹没，继而被抗日战争所吞噬，最后在国共内战后被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取代，自由主义在毛泽东极权下完全灭绝。

无论从传统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悲剧性命运都是必然的。因为这悲剧既源于外在环境的险恶，也来自内在信念的蒙昧：皇权本位的传统和大济苍生的宏愿聚焦于民族主义的目标，使中国式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中国的现代化启蒙，从一开始就走上与西方启蒙完全相反的路线，国家或民族是目的而个人是工具，人是实现国家主义目标的手段。换言之，中国式启蒙从来没有把个人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本体价值放在价值排序的优先位置，也从来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理论。

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排斥新教的英美传统而喜欢卢梭式的法国传统，进而排斥私有产权而提倡天下为公，排斥法治主义而寻找开明君主，排斥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而钟情于无神论。那些可以勉强地称之为自由主义者的中国启蒙者们，近代的严复、梁启超也好，现代的张东荪、储安平也罢，在人的解放和国家富强之间，在个人自由与民族独立之间，他们的优先的终极的公共关怀，一直不在前者而在后者。是的，他们强调过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但归根结底，如果不服从于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大目标，那么，自由便等同于一盘散沙，个人自由就与自私自利无异，非但变得一钱不值，甚而会变成有碍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负价值。换言之，在中国近现代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争取个人自由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促进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工具性价值。

在现实政治层面，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却是个反自由主义者，他论及自由观念和中国现状时，居然发出荒谬的断言：“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P295—297页
。）他所组建的政党也奉行领袖及其组织至上的专制原则，他主持起草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同上书P98页）正是孙中山的反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实践，在推翻了皇权独裁的帝制之后，创建了民国时期的“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

不错，“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思潮盛行一时，但并没有明确人的解放的首要意义，个性主义、民主、自由的诉求服务于国家富强的，而不是服务于个人自由的实现。中国启蒙最响亮的口号“强国”，最优先的目标是“民族复兴”，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核心：皇权高于一切、群体高于个体，民族或国家高于人。个人在五四启蒙中仅仅是实现集体主义目标的工具。在国家主义优先的启蒙中，即便偶尔会高倡“立人”口号，至多也是工具意义上“立人”，立人是实现国家或民族强盛这一优先目的的手段。所以，中国启蒙运动中的个性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方面因失去了解放人的目标支撑而变成虚幻的装饰，另一方面成为民族振兴的工具或手段。

没有人的解放的启蒙，绝非谋求长治久安之略，而只能是应对突发危机的权宜之计。

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连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领军人物胡适那里，自由主义仍然是残缺的，如果认真追究胡适的理论，他也只能算“半吊子”自由主义者。比如，胡适在价值上坚守个人权利，但他在现实政治上止于寻求“好人政府”，在经济上排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经济而向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管制经济。

即便在胡适的最自由主义色彩的言论中，个人自由仍然带有工具论的色彩，即个人自由是国家独立和进步的工具。比如，胡适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箴言是：“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因为，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首先，“自由国家”不等于“国家自由”，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由国家”，主要是指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立国之本的政治制度，即把自由落实为组成国家的每一个体的制度，而不是指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国家自由”。而胡适却混淆了“自由国家”和“国家自由”，进而混淆了“国家自由”与“国家独立”，把“国家独立”表述为“国家自由”。其实在主权的意义上，国家不存在“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而只存在“独立与不独立”的问。特别是在殖民时代的被殖民国家，不能将争取国家独立置换成争取国家自由。在此意义上，“国家自由”是虚幻的，甚至就是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假问题”。

其次，主权独立的国家未必就是自由国家，而殖民地统治未必就没有自由。比如香港，回归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并不妨碍港人拥有除普选权之外的所有自由权利；而香港回归后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可以称之为获得了主权上的独立，但港人在港英政府时期拥有的诸项自由权利开始缩水，以至于，如果不是港人采取街头政治方式进行激烈的反弹，体现北京政权的独裁意志的“23条立法”可能早已通过，港人的自由就将被蚕食掉大半，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将象大陆人一样生活在恶法投下的恐怖阴影之下。

所以，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大陆人，宁愿冒着人身风险也要潜逃到殖民地香港，而不愿留在主权独立的大陆中国；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前，大量港人宁愿移民到欧洲和北美等西方国家，而不愿留在终于摆脱殖民统治的香港。

第三，在胡适的这段箴言中，潜含着一种价值选择与功利选择的悖论，也就是从工具论的视角来看待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之间的关系：国家自由如同国家利益一样，个人自由固然需要的尊重，但在价值排序上，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及其独立个性或自由思考是手段，国家自由或国家的开明进步是目的，争取个人自由也就变成争取国家自由的工具。

我们也可以这样反问胡适先生：如果争取不到“国家自由”（如1997年以前在港英政府治理下的香港），或达不成“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那么，“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和做一个“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还会有价值吗？当“个人自由”之因没能结出“国家自由”之果，个人自由的价值，不说分文不值，起码也要大打折扣。

这样的自由主义，甚至至今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随着中国国力军力的大幅度提升，中国自由主义再次遭遇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严峻挑战，国人在摆脱了政治衡量一切的教条之后，又陷入了以爱国来衡量一切的新教条之中。振兴中华的神圣性使人们在道德上对爱国敬若神明，民族性仍然是紧箍咒，甚至就是唯我独尊的权威和打压西化论的棍子。也就是说，在振兴民族和人的解放之间的抉择上，不仅民主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工具，即便自由和人权，也如同GDP一样是工具。

追求现代化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所有落后国家的现象而并非中国所独有。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为后起国家提供了示范和经验，现代化的目标具有普世价值，即以保障和扩展个人自由为目标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秩序和多元社会，追求现代化的中国也并不能例外。在此意义上，所谓“全盘西化”不过是走向普世价值，确立人是目的而国家或民族是手段的信念,也就是追求人的生活。

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中国改革的目标十分明确，是自明真理，根本不用论证、讨论。应该制定一系列可行性的改革措施，使我们不断地接近现代化这一明确的目标。而所谓“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就等于在现代化中注入大量的中国新旧传统——帝制旧传统和毛泽东新传统——其结果只能使本来清晰明确的改革目标变得模糊不清。

所以，中国自由主义必须强调：在根本的意义上，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让人活得是人，而中国新旧传统使人活得不是人，是人与不是人（人与奴隶）之间没法调和、互补。所以，选择现代化首先不是任何民族的选择而是个人的选择。想过人的生活，获得人的权利，就必须抛弃非人化的新旧传统而选择人化的现代化。或者说，在追求人的解放和祖国强大之间，人权是第一位的，一个把所有人都变成奴隶、变成零的国家，即便在主权上是独立的，但决不是自由的。绝不能蛮不讲理或愚昧无知地要求一个人去爱把他变成非人的祖国。

除非改革的方向由维护独裁政权和权贵利益逐渐向旨在扩展国人的自由权利转化，除非越演越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逐步接受以保障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为核心的自由主义驯化，否则的话，中国未来的远景必然是：继续重复百年转型过程中的个人自由工具化和国家权力目的化的本末倒置。所以，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应该致力于破除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迷信而高扬人的解放之信念。

2006年7月10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五月，我与王怡、李柏光三名基督徒拜会美国总统布殊，讨论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此次会见，在教会内外引发颇多争议，也波及了香港教会。日前，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在香港最大的基督教报《时代论坛》上发表四篇文章，严厉批评此行是「搞政治」。

三月，我应崇基学院邀请访港，曾会见梁博士，印象良好。记得三年前我刚成为基督徒时，读到梁博士所着之《激流中的委身》，甚感动。当时，我们刚成立的家庭教会没有正规牧师，我只好勉力走上讲台，不懂讲道，便以梁博士的书稿为蓝本。

批评家庭教会

梁家麟这本着作写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如今读来，这些掷地有声的字句仍让我心潮起伏：「难道我们一旦成了基督徒，就真的自绝于国家与人民之外？难道在天安门的广场上，我们除了看到灵魂之外，就甚么都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理想、热血、激情？看不到暴政的肆虐、人民的困苦、大地的呻吟？看不见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我们的圣经真理在哪里？上帝对此默默不语？」

十七年后，当我们年轻一代基督徒和人权活动人士为仍受到暴政残害的教友及同胞奔走呼号时，已贵为神学院院长的梁家麟却意味深长地评论：「我不相信中国的家庭教会因此会获得更大的自由……我相信此行能收到对他们个人人身保护的效果，这亦是此行唯一能达致的效果。」这不是一名学者经过严密考证后得出的结论，这是连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羞于说出的诛心之论。

人一阔脸就变

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是大陆受逼迫的家庭教会不可或缺的维权手段。近年，华南教会案、蔡卓华牧师案，正是通过国内人权律师的积极介入、异议作家的不断呼吁，以及海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压力，才稍有改善。梁家麟一向标榜关心大陆教友，难道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按梁博士的「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我和王怡、李柏光不过是「拉虎皮作大旗」的小人，此次会面唯一收获便是人身安全有了保障。可是，梁博士毕竟不是胡锦涛主席，北京当局并没有给梁博士面子，并没有接受梁博士的建议──就在我会见布殊总统翌日，北京公安局「国保大队」三名秘密警察约谈了我的妻子，威胁她与我离婚，甚至表示要制造若干我们夫妇私生活的丑闻发表到媒体。这样的「安全」，不知梁博士愿不愿享用？七一游行中，我看到了陈日君主教、朱耀明牧师的身影，也看到了司徒华、黄毓民等信徒的脸庞，却没有看到当年为六四仰天长叹的梁家麟。梁院长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真如鲁迅所说「人一阔，脸就变」吗？可这小小的建道神学院院长一职，在中共等级制中只相当科级单位而已。为「七品芝麻官」上演「变脸」绝技，值得吗？

及时改邪归正

当我看到曾特首连续三次澄清自己没有参加过支联会的任何活动、也没有参加过八九年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的新闻时，我就理解梁院长为何作如此恶评了。曾特首视支联会为爱滋病毒，不惜抹杀十七年前那灵光乍现的一点良心；梁院长也居高临下地教训基督徒不要「搞政治」，他还记得自己当年的追问吗──「对中国，我们可有甚么承担？」

「城头变幻二王旗」，曾特首和梁院长都在演戏，他们期望在包厢中观看这出戏的乃是北大人。梁院长及时「改邪归正」，演技已然直追曾特首，即便当不上下一任特首，也许可以弄上个「三自爱国教会」的副主席来当当？

——苹果日报

  陆文先生：
    你经地藏王菩萨转交的信件，以及《民主与法制》记者徐风、维红所撰写的《湖北襄樊贪官落马引少女身亡迷案，警察抢尸火化》的文章，我都收到。我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法道，可以叫地藏王菩萨做你的邮递员。在此，谢谢你的赞赏，不过，过份的称颂，我受之有愧。
    从两位记者的文章上看，大河口市的宝石宾馆是个金谷园、不夜城。它既是赌场，又是淫窝，参与者三教九流，都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断定，在那儿通宵达旦吃喝嫖赌，是不会有人来捉赌抓嫖的。
    你来信中，唠唠叨叨谈了些所在国的现状和对此案的看法。我理解你意思，是担心我没机会到现场，而对此案缺乏感性印象。但直白说，你对案件的探索，关键地方浮光掠影，细枝末节却钻牛角尖。比如说，高莺莺如何上七楼八楼哪怕九楼的，是去倒茶，还是上楼换零钱，还是上楼倒开水，这不是破案重点，你却剖析了六百字。在我眼里，这些说法，只是说明出现突发事件，对方手忙脚乱，没建立攻守同盟而已。正因为出现突发事件，容易手忙脚乱，政府才垄断它的报道权，以便从容不迫统一口径。我们只要晓得高莺莺的工作场所在四楼，她上楼，是被动上楼。走上四层以上的楼面，肯定有人指使。除了她的上司不会有其它人，否则她可以不理睬。
    就高莺莺负伤的程度来看，估计作案者霸王硬开弓，一点不顾对方的意愿，就像一头野猪闯进了瓷器店。高莺莺被奸污时曾跟他有过剧烈的搏斗。只有在东方，没受过时代污染的处女，才会为自己的贞操进行可歌可泣的生死搏斗。“她满脸是血，脸上、肚皮被抓伤，两手手腕都是黑紫色，喉部还有被掐的手印，而且上衣好几颗扣子都没了。”凭以上事实，还有死者“一个乳头被咬坏”的事实，可以说明作案人是个嗜血的性变态者。他既要满足虐待的欲望，又要满足强奸的快感，否则他尽可以寻找人尽可夫的娼妓，以满足自己的性欲。出乎意料的，他遇到一个顽强的对手。为了制服对手，为自己的生殖器寻找归宿，他花费了极大的劳动量。可能吃了烈酒，也可能吃了伟哥，甚至吃了迷幻剂之类的春药。这么肆意奸污，不，强奸的人，估计权大势大，体质也不错，可能是作案老手。很难设想，一个新手可以如此肆无忌惮。一般来说，新手搏斗中，往往本末倒置，忘记了生殖器的启动，将一次强奸，变成一次拳击运动，待清醒过来，下面已软绵绵的了。死者家属所藏的内裤，上面有男人的精斑，是支持以上论断的依据。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死者并非跳楼。因为流血不多，跳楼的人也不可能临死前，诗情画意地为自己换内裤。况且那种环境中，她哪儿找清洁的内裤来替换呢。再者，她的“腰带和鞋子也不见了，有一粒纽扣居然还扣错了，裤子拉链也没有拉上”。我认为，有可能在强奸过程中，过于勒紧她的喉管而造成窒息死亡，也有可能受害者扬言告发，对方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当场掐死了她，然后制造跳楼自杀的假象。
    作案者是那夜逗留大楼里的人，且是个常客。“高莺莺出事前五天，曾回过一次家，她对父母说，有位市领导老盯着她，要请她吃饭，被她拒绝了。”从中判断作案者可能是当地的某位市领导。
    案件发生后，当地四套班子齐出场，政法委领导亲自出面，以死者亲属“就地下岗”相威胁，来强行火化尸体；火化时，公安局要求将衣物全部烧毁，一件不留；并信息封锁，不许记者报道；最后，又出奇的给了死者数万赔偿金。另外，高莺莺的日记没了，还放谣言说，高有精神病……这一系列迹象，都证明作案者能量极大，甚至超过了公安局局长的能量。能量这么大的人，唯有一手遮天的市政府前三位领导人。只要将他们的精液化验一下，就真相大白。我建议先从孙楚寅着手，假如作案者不是孙书记，陆文先生，你另请高明吧。
    收到你信，网上查了资料。发现此事社会反响很大。有的网民称高莺莺事件是当代的窦娥冤，也有的网民说，十多年来执政党的威信每况愈下，跟下列案件有关：拖拉机事件、克拉玛依大火案、麻旦旦处女卖淫案、夫妻看黄碟案、孙志刚案、李思怡案、沙兰河案，泰石村选举案、汕尾动手动脚案、郑恩宠案、陈光诚案、器官盗卖案、高智晟事件……现在又多了个高莺莺。愚以为，为了政府形象，平息民愤，应及时破案，即使作案者是自家人，也应该像你们东方人所说的“挥泪斩马谡”。
    陆文先生，写到这里刚巧华生医生来访，我俩准备吃咖啡，只好到此搁笔。以上浅见，希望能对贵国的破案有所帮助。
    顺祝如意夏安！大河口公安局成功破案！
   
   福尔摩斯
   阎罗三仟陆佰年捌月一拾陆日
   
   
   译者说明：
    福尔摩斯来信是英文，我英语不行，只好土法上马，运用金山词霸和金山快译，一字一句的硬啃。有个外国典故，我不晓得，只好根据意思用了个我们的“挥泪斩马谡”。还有“汕尾动手动脚案”，他的意思是“汕尾杀人案”，为避免敏感，我换了这个字眼。同样“拖拉机事件”，我也进行了技术处理。不可避免的是，译文带有我的文风和语调，请读者谅解。
   
    江苏／陆文
    2006、7、11

  我到北京的那一天，雪晴。老太太安排我住在书房里。一间只有10平米左右，摆放了几大橱柜书本的地方，她还为我放置了一张写字台，供我写作之用。白天，我就坐在沙发上写作，晚上，沙发摊开了，就是我的床了。我有个怪僻，正儿八经要我睡在高床软枕上，总是失眠。这张沙发床，治好了这毛病。我就躺在沙发床上阅读郭小川生前留下的藏书，那些陈旧得发黄的纸张，每个晚上，翻阅到凌晨两点。当翻到诗人生前在书上写下的字儿，我会小心翼翼地翻过，并来回看了几遍。他的字体很是清秀，像是女诗人的字迹。当窗外，一阵初春的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此时此刻，我就不自觉地想起藏书的主人来，像想念一个离开自己的朋友一样悲切。夜晚，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那棵瘦瘦的香春树在风中摇摆的影子，我实在太喜欢这棵可以看又可以吃的树了。
   没几天就动了要写《郭小川传》的念头。老太太当然感到高兴，我就从书柜里搬下《郭小川全集》，放在书桌上，以便阅读。她也给我讲了很多她和诗人年轻时谈情说爱的一些往事，正中下怀，我正想从她身上挖掘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希望有助于写传记。
   可是，我还是激情于郭小川的日记。还有诗人和老太太之间的通信。从他每天的日常记录中，我细心地注意到，年轻的郭小川是一个总是没睡好觉的诗情澎湃的人。只有偶然一两篇日记或者一两封信里才没提到“昨晚没睡好”或者“昨晚失眠”的文字。我算了算，他的那些失眠的日子一直没间断过，甚至直到他被别人整，直到他到林县最后的那些日子。
   我把书放在胸口上，面向窗外，那摇晃的树影没有一次不使我想和诗人谈心的冲动。当年轻诗人遇到老诗人，会是怎样的呢？当他在天堂上看见我现在就睡在他的书房里，又会是怎样的呢？
   老太太，在我们眼里，她根本不像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她喜欢照顾屋里的每一个晚辈。我的书房门晚上不关，睡意朦胧时，她会推门进来看我盖被子没有，看我是否在熬夜，或者在和谁讲电话。白天外出，她就罗嗦我不要穿短裙，怕冷着。总之，她除了一头白发外，身上没有一处像个老人。皮肤白皙、细嫩没有皱纹，脸上永远挂着笑。而且，屋里屋外，只要她在家，我就能听倒她爽朗的笑声。
   白天，她不要我帮忙做饭，我只负责拖地板和洗碗。餐后她会给我一大兜水果，一大包牛奶和一大叠党报。接着看一大段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国家新闻。我倒很乐意接受这些我一个人生活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但是，却使大舅郭小林想不通，像我这么反动的人，也能接受这样的“改造”。
    说实在，上个世纪红色年代，甚少诗人的诗歌是我喜爱的。但是，郭小川的一小部分诗歌却使我找不到不喜欢的理由。他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比如《望星空》这样的诗。所以，从一大叠党报和每天一大段党闻中，我渐渐地感到我的《郭小川传》比冰还冷。因为，老太太说，文稿一定要经过她的审核才能通过。
   我点头。我理解中宣部。
   不过，我还是很乐意每晚翻开郭小川的书信日记。累了就读他的诗，或者读书架上普希金等俄国诗人的作品。一开始感到奇怪，为什么诗人的藏书绝大部分都是外国著作而少国学？想想也不奇怪，红色年代，就是崇尚马列的年代，马列是外国人。自然，这个在红色政权下活跃的诗人，会积极地接受那些在当时倍受推崇的书了。据老太太说，这仅存的不上千册的藏书，是特意留下的。最好的书也许都在博物馆里了。包括诗人的手稿。
   在一个无雪，阳光灿烂的下午，不去北大听课。我就趴在沙发上看鲁迅编辑的《版画》，我第一次接触到珂勒惠支的版画，那种狂喜该如何形容呢？像喝醉了一样，忘记了时间和地点。德国，一个汇集了犹太人和大屠杀，哲学和政治的国度，这就是我对德国的认识。但是，珂勒惠支是陌生的，版画还是第一次看到，而且是鲁迅编辑的。画册第一页就有郭小川自己的亲笔签名，蓝色水笔，繁体字。我爱不释手，我深情地闭上眼睛，把画册捧在心口上，久久醒不来。珂勒惠支那深沉有力的刻画，那黑白的底层穷苦劳动人民形象就那样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就在当天，我写下《孩子张开口》，一首我最喜欢的儿童诗。这时候，我就感到诗人是一个深沉的诗人，不是那个只允许喊口号和向上级写报告的时代的诗人。我肯定，郭小川的内心珍藏着一种跨越时代，属于诗人自己的激情。那就是对艺术的向往，对心灵自由的捍卫。我感动得几乎落泪。我要和老诗人拥抱，和鲁迅、珂勒惠支、香春树一一拥抱。
   我只能用这些简单的文字来表达我对那几册版画的狂热。
   我没把我的激动告诉老太太，她一星期一次准时带我到中南海附近那家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才能去的澡堂游泳。我拿了涓的游泳证就进去了，看着她十三岁那年拍下的照片就忍不住笑。反正涓像个疯子，和我没多大区别。老太太说，当年老毛就在这里游泳的。她一说，我就不想下水了。再看远处，泳池里有一栏写着“首长”。
   游泳对于我是玩水。
   我不想离开我一个人的流放地，我眷恋这书房，一个被那么多古哲先贤包围的空间，我一点儿也不寂寞。更不愧疚。哪怕我说过，我要写《郭小川传》，可是，那些将被围剿的文字，能与我现在每时每刻幸福的时光相比吗？就算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就算我一辈子也写不出诗歌，我起码，还能回忆，我在书房里，一个人独自享乐，香春树，郭小川，发黄的纸张之间都能投射出我的朝气蓬勃的岁月。
   所以，大舅也来得勤快了。我们，除了谈论时弊，还谈诗歌和关于爱情的话题。我虽然在他身上，没能找到老诗人郭小川的影子。大舅是个热情而开朗的人，但是，他的父亲郭小川却是忧郁、敏感的。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总会被一两件事情弄得不开心，或失眠或借诗歌抒发情感。但是，我在大舅身边，我们除了开怀大笑就是对时政的愤怒。
   忧郁，距离诗歌很近，与政治却很远。我们都不是玩政治那块料。所以，只配呆在书房里独自寻乐。
   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郭小川纪念馆馆长来了。我替老太太斟茶招待客人。他们是来看望老太太的。他叫我小诗人，我很高兴。他到书房里巡视了一下，我也很高兴。
   周而复来的那一次，老太太本来要我帮忙替周老做笔记的，他口述。但是，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周老比老太太年轻好几岁，但是，他已经耳朵手脚不灵了，后来，老太太自己帮了这个大忙。替周老先生记录了近两三万子的文稿。我除了佩服，就说不出什么了。
   这个老诗人的妻子，一个老记者，每天都坚持记录日记。什么琐碎的事情都有，精力充沛，不厌其烦。
   我也是个好动的人，但是，仅仅体现在我喜欢动脑筋。我呆在书房的时间渐渐多了，看书、写诗、睡觉、听音乐、看香春树。那餐后的一大兜水果，一大袋牛奶（老太太的四川口音读成liu lai）和一大叠党报，一大串的党闻渐渐少了。我和老太太的话因此也少了。她也不催问我写不写《郭小川传》的事儿了。
   但是，她依然晚上会来房里看看，我是否在看书，是否盖了被子。只是，那段时间，出入书房最多的人还是涓，直到有一个夜晚，老太太那敏锐的嗅觉，给我们带来了一点点灾难之外，书房还是最宁静的书房。
   我和涓正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漫谈中，老太太微笑着推开门说：“怎么我闻到了酒味？！”
   2006－5－16
   凌晨1：32

  这次返回深圳仅仅两天，电话被窃听，深圳警察找上门。我暂住在朋友家。好在他的家人都习惯了我们多年的所作所为。那天，三个辖区警察上朋友家传唤我。朋友太太，象厌恶苍蝇、蚊子一样，把警察拒之门外。挥手。随口支走了三警察。我后来听说了，很乐。朋友太太平日话语极少，似乎很冷漠。关键时刻，却出奇地机智、果敢、大气。前一日去沃尔玛购物，门口保安说露天停车场没有车位，指挥我们在地下停车场放车。朋友太太偏头瞥一眼露天停车场，径直拉开车门下车，推开停车场栏杆门，挥手让老公驾车进入。保安想拦她，无奈车子转头对准了入口处，他再没有强硬阻拦。车子缓缓驶入。果然，停车场尽头还有数个空位。在回家路上，她随口说，一次一个警察在银行柜台办理业务，忘拿身份证，挥着警察证叫喊我是警察。她白他一眼，说，警察怎么了，不行。

   

   深圳警察的形象在大街和在派出所，完全是两副面孔。用为所欲为描述他们一点都不为过。他们公然敢将合法公民，驱赶离境（深圳）。丝毫不脸红心跳。公开指称公民影响深圳形象。实际上是他们给深圳抹黑。他们胆气十足，说你违法就违法，不违也违。全然不知自己公然在践踏宪法。宪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迁徙权是人身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警察真给深圳市民丢脸。执法犯法，谁更影响深圳形象？

   

   这次传唤我时，胡乱办案，置管辖权、询问程序不顾。一个福田区南园派出所的张警官竟然跑到宝安区民治派出所，参与询问。他消息够灵通，跑得够快，特权不小。为什么？深圳市公安局政保处在幕后调派。我再说明一下，这个张警官曾在两年前抓捕我，把我投进了监狱。这次传唤指称我写文章“诽谤”深圳警察的黑恶丑行。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明白，诽谤罪属于民事范畴，被诽谤人只有在法院举证起诉，警察无权受理此类报警，更无权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调查、传唤、拘押嫌疑人。深圳警察竟然明火执仗违反法律，公权私用，公报私仇。他们强迫我三天之内必须离开深圳。随后三天，两个便衣如影随形，寸步不离。作为一个在深圳工作、生活了八年的纳税人，我被迫离开这座罪恶之城。而且，深圳警方仍在继续骚扰我在深圳的亲属和朋友。

   

   张警官怎么警告我的？他说：刘水，三天后你不离开深圳的话，你在哪里工作我们去那里找你，你住哪里我找那里，看你怎么呆在深圳！没有幕后黑手支持，他敢有如此胆量。深圳警察流氓至此，谁又能奈何他们。我惟有用文字记录，封存。

   

   2006年6月——7月

中国人不太在乎丑闻，其原因一是自古至今意识形态“两乎皮”状
态，政治精英集团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于是乎《三国演义》
式的智谋大全与“厚黑学”式的精英不要脸，就成了这个文化的核心
的潜规则；原因之二是，新闻管制下的正常丑闻报道几乎无一例外地
带有政治阴谋背景，于是揭发者与报道者反而不那么光彩，倒是遭遇
丑闻者更易被公众同情。

立法丑闻与日常意义上的丑闻相比，异趣鲜明。立法丑闻作为最深重
的丑闻，除了其后的“潜规则”之外，它终于打破了“口头传达（但
不写在纸上）”式的陋规，在这点上来说，立法丑闻的出现也是中国
社会被迫的进步的一种现象。

然而，丑闻毕竟是丑闻，在立法丑闻的背后，则说明：（1）我们这
个社会除了形式（如地理区域）的统一以外，已经陷入了高度精神分
裂状态，这种分裂决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多元化；（2）我们这个
社会绝对不是在一流精英的统治（与管理）之下，而是大有可能是一
大群痞子、无赖掌握着政治资源的绝大部分，至少来说，一般意义上
的政治精英已经被注水或假冒，更为严重的地说，政治行当已经没有
精英。

最近，最大的一桩立法丑闻是《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词不
逮意”。

本人虽非法学专门出身，但对法学著作也读之甚多，算是稍有“学
养”。仅就立法技术来说，这个“应对法”在已有的《紧急状态法》
下作一个补充以及补充的司法解释，就完全可以了。

既便非要专项立法不可，也该提出一个更为详尽的文本，也就是向人
大递一份法条详细的草本，让人大有删改的余地。这个“骗领导签
字”式的文本，终于在人大审读之前就出了大漏子。草本一经提出，
国内外一哗然，更有自由派利手连篇累赎地指斥，外加国外媒体惊呼
中国新闻自状况开始大倒退，就逼得政府方面不得不进行“词必逮
意”的新闻发言。

原来“词不逮意”或曰弹性空间巨大的草本所设的骗局，破产了，成
了丑闻。好在，注水精英或曰伪精英们已经习惯了不要脸，甚至不为
耻反以为荣。一夜之间，似乎曹魏时代的政治无赖之风从历史深处凶
猛刮来。针对所谓千人千面的社会解读，立法草案提出一方的新闻发
言人说：“《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有关对媒体的处罚规定，
只有在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虚假报道情况，情节严重或造
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适用，这不会影响正常报道有突发事件的信
息。”至此，发言人觉得解释还不够，又说：“不象有些媒体说的，
媒体今后报道突发事件就要受处罚，也不象一些媒体说的违反规定报
道就处罚。”

违规不纠固然体现出执法的宽容精神，然而这个温柔的示好之后还有
血腥的随意与不可告人的算计。

到了21世纪初期的今天，中国宪法上的新闻自由条款几乎仍如毛时代
的“废话”状态一样，至今也没有一家完全民办的报纸、杂志等媒
体。政府完全能够管住自己的子公司即庞大的官办新闻体系，跟自己
的儿子说话没必要上升到涉及全民的立法问题，仍靠政策调节也是可
行的。

不经意间把驻华外媒给“也”了进来，更是用心险恶且手法拙劣。所
以旅美资深媒体专家张伟国先生指出：这部恶法是针对驻华外媒的。
如果这个判定成立，那就更说明立法者绕这么个大圈子，实质上表明
了自己在道德上的弱势地位。处于道德弱势，耍政治无赖也就有了导
因。

不管怎么进行诠释与再诠释，毫无疑问地表明，在一部好的新闻立法
长期缺位的状态下，“应对法”成为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桩立法丑
闻。

在这个立法丑闻之后，我们不由地也心惊肉跳：我们这个没有多元文
化且精神文明处于度高分裂状态的社会，再加上一帮“渣子”级的假
冒精英的统治，是多么地危险！
可谓是“盲人瞎马，夜半池深”。

如果说胡温新政确实存在过，那么“应对法”的出台就等于宣告“新
政”开始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无独有偶，偏居中国西部的直辖市重庆，最近也爆出了立法丑闻，其
法曰：在家上网，也要到公安机关登记。

上行下效，复制速度之快，也让人惊叹。既便不存在直接的上行下效
关系，也足以说明党系如宣传子系统、政系如调研子系统的“舆情”
功能完全失效了。如果党政皆有的“舆情”（即社情民意）系统尚有
一点“谏议与拾遗”作用，就不至于有如此不要脸的规定出台。以致
于有的网民说：“夫妇作爱也去备案吧，免得有人假冒夫妻之名卖淫
嫖娼。”

一个混蛋的政府总希望自己管得越多越好，结果到头来什么也管不
好，到头来也只有强化镇压工具即放弃价值理性而追求工具理性。这
种“盲人瞎马，夜半池深”的管理方式毫无疑问地最终会导致一个庞
大系统的崩溃。简单地说：不是亡于“民乱”，就是亡于导弹。

亡于“民乱”，罗马尼亚的经典案例已作了说明；亡于导弹，伊拉克
经军事打击后的制度重置，不须多言。

在亡于“民乱”与亡于导弹之外，当然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加快民
主化的步伐；其中一项重要的“技术性操作”就是避免立法丑闻的
出；而避免立法丑闻的出现，就是在社会精神文明高度分裂而未致全
面公开崩溃的有限条件下，改观“渣子”级精英混迹政治行当的现
状。

（2006年7月3日初稿；7月12日定稿） 首发民主论坛

7月10日，《重庆晚报》报道了重庆綦江县由县委、县政府督察室成
立一专门的暗访督察组，利用密拍设备，采取暗访手段，搜集全县63
个机关单位及工作人员中各种负面音像资料，以监督其行为的举措，
引来媒体一面倒的批评声浪。笔者粗看了一下，7月11日刊载相关批
评的即有：《南方都市报》、《江南时报》、《新安晚报》、《华夏
时报》、《燕赵都市报》、《今日安报》、《沈阳今报》、《半岛晨
报》、《南京晨报》、《潇湘晨报》、《山西晚报》、《大河报》、
《上海青年报》、《济南时报》等不下20份报纸。可以说覆盖大江南
北、全国各大城市。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根据《新浪网》
就该报道进行的大型网上调查，参加调查的44,074人中，有8,838人
表态支持綦江县委、县政府的作法，占总人数的88.12%。

〔新闻链接〕

◆《重庆綦江成立督查组偷拍公务人员违规行为》；
◆《重庆綦江密拍公务员违规举措获九成网友支持》；
◆《监督：信任“偷拍”还是信任公众？》

凭心而论，媒体在相关事件上的观点是理性的、正确的。即以为多家
媒体采用的中国青年报编辑曹林先生文章之观点为例（《燕赵都市
报》7月11日），他认为，摄像机虽然很到位，但能否起到监督效
果，关键还要看摄像机掌握在谁的手中。他举不久前媒体报道的安徽
省总工会等单位组织的历时半年、耗资20万元左右、有50多万人接受
调查的万人行风评议活动结束后，却不愿公布群众有意见的单位及存
在的问题为例，指出由于类似活动之“公布结果”的权力掌控在政府
部门手中，民意的边缘化最终可能使一个监督活动异化成一个部门间
平衡利益的评优活动。此外，偷拍监督公务人员违规行为，也很容易
发生这种背离原初监督目的的异化。即当偷拍组发现违规行为在公务
员中很普遍时，法不责众，偷拍监督就会在见惯不怪中流产；而当被
偷拍的违规行为来自位高权重的部门或领导时，很容易在“怕得罪
人”思想下放弃监督和惩罚；同时，偷拍暗访的工作人员也很容易被
违规者收买，使监督本身沦为一种可寻租的权力等。他并认为，如果
綦江县有关部门真想使公务人员处于有效的监督之下，那便应该鼓励
媒体和公众成为监督主体而不仅仅是“监督看客”。

媒体的观点理性、正确，那么，是不是便说明《新浪》网友们对綦江
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是不理性的、错误的呢？我以为又不可简单做此
论断。因为我们或许应该承认，虽然媒体的观点理性而且正确，然
而，在现实环境下其实并不具备实施的基础。也就是说，曹林先生所
期待的鼓励媒体和公众成为监督主体的想法不是一时半会儿便能实现
的。而与此对应的是，公务员们的傲慢、怠惰，甚至于滥用权力，则
可能早已经达到公众能够容忍的极限了。所以，他们不愿意花费时间
去等媒体所提出的那些更好的解决办法，或者根本就对那些解决办法
能否实现没有信心。他们只需要在綦江县委、县政府的这种安排下能
让某些公务员受到惩罚，即使那种惩罚极不公平，即使那种惩罚根本
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但是，只要它能让某些公务员受到惩罚，对于
网友们来说，就足够了。

于是我要坦率地说，曹林先生等人对綦江县委、县政府作法的批评固
然是重要的。然而，那些批评的重要性如果与新浪网的这个调查比起
来，显然就要差得太多了。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公众的无奈，甚至是
公众的仇恨！

　　小王读书虽然不求甚解，但他也没很少把时间用于其他活动。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的夜谈在他眼里很是无聊；户外活动，一些激烈的运动，他也没什么兴趣……惟一参加的一次体育运动，还是同学们把他拉去当守门员，一个人傻呆呆地站在后面，看着前面的队友抢球、带球、传球，跟他无关。他当了守门员后更对足球没兴趣了。

　　大学毕业，小王像一块石头被社会冲刷来去，却也没有被磨圆成足球任人踢个来去。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打杂，搬运，管理……仍回到了文字的队伍，这经历让他自信也让他觉出事业职业之外的命运。他跟很多人一样，对九十年代下海的文人们不屑一顾，他们的理由：先下海挣钱，再上岸做学问搞创作，在小王等人看来，实在可笑。小王看见很多下海的人一身铜臭再也回不到精神世界了，他们自称商儒或儒商，实在糟蹋了儒或商。个别改不了舞文弄墨毛病的商人，自己做企业文化，让手下人编一本企业内刊，自己做主编，或做了企业内的大作家，自己的文章满企业内飞……那种情形也相当可笑。

　　在小王看来，精神自觉或知识结构在人群中的分布如此不均衡，是专制生活得以维持的前提。文人下海、商人弄文等等现象，表明表面改革的社会仍由通吃性知识主宰着，而不是由对抗性知识竞相创造着，也不是由非对抗性知识相辅相成着。文明史虽然多次证明，通吃性知识确实可以积累财富；但共同体要能够可持续发展，财富的获取创造应该是由对抗性知识和非对抗性知识来主导的。小王想到改革，因此认定所谓威权专制一说远不足以解答我们的社会。

　　这样的思索浪费了小王的很多时光，以至于思索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过着清贫的生活，很少有什么体育运动，他有几年跟专家们交往，有几年跟学者们交往。他越来越厌倦清谈，他认定知识人的清谈中知识含量不高不说，更缺乏精神意识。免费的网络已经摆放了规模巨大的知识总量，一个知识人还有什么必要以知识拥有者自炫炫人呢？虽然他随后也懊悔自己对知识人的偏见，但他仍痛惜知识人在对当代社会的思考领域缺席了、下岗了。他甚至心痛地发现，改革社会使得同胞们的面相发生了变异，一种人种的变异。社会转型的结果，就是十数亿的子民并没有成为各自独立的创造性个体，而是日益归属于几大类别，各自享有阶层种类的面相。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在小王那里，这些流氓人种，缘于对外在的势利募仿。神态、手势、言论等等，都是如此，最关键的，是流氓人种无知于人的边界。小王观察到，人们在社会上的笑都是不一样的，有等级的，有种类之别的。政客、学者、老板们的笑都可笑地有着讲究，小王想，他们真正的笑在哪里呢，难道真像有人说的，他们除了这种有讲究的笑，就只剩下“密室里的调笑”。

　　有一年，小王到罗马，巧遇梵蒂冈的一个主教，主教说他到过浦东，感觉跟纽约没有太大区别。小王听了很难受。他对势利而自以为得意的摹仿无可奈何。

　　在罗马的时候，小王跟那边的一杂志编辑交流，后者同时是意总理的国策顾问，两人聊历史，聊全球化都挺开心。但到晚上吃饭的时候，编辑问小王，喜欢音乐吗，小王说不懂，喜欢足球吗，小王说不看……编辑就怪怪地看着小王，小王很难受，他说他喜欢一个人的生活，编辑无言，但最后说一句，人还是要合群的。饭后，编辑带着儿子去看足球赛，留下小王一人呆在家，那是小王度过的一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编辑兴高采烈地跟小王打招呼，说是明白了小王如此生活的原因，“东方式的专制”。原来，他的朋友，意国的总理也跑到赛场看球了。这让他突然想到，东方从古到今，一直没有统治者跟平民同乐的习惯。这让小王哭笑不得，是的，古罗马的斗兽场的看台是圆形的，是贵族和平民都可以享用的。东方没有这样的习惯，但这种生活方式真跟人的个性发展有必然的关系吗？

　　不管怎么说，小王回国后开始学习“积极地”生活。最近的世界杯足球赛，小王想，温总理都表示看了，看看也无妨。他认真地看了几场球，但仍不明白看台上观众们的狂热。那种身体的力度、灵活性，以及运动的美，在小王看来，与精神世界的思想密度相比，并不必然有什么优越啊。

　　小王喜欢看进球和进球后的场面，他想到，球赛可能是人类通过对抗性知识收获的最美妙的财富之一，当然会有腐败，有足球政治，但足球运动却是牢牢地建基于平等竞争之上。遗憾的是，我们似乎还没有学会这种对抗。因为小王听说，国人带球什么的还可以，但一遇到对手横在面前，就软了。小王看足球运动员进球后绕场狂跑的姿态，觉得人性狂喜的神态是一样的，他喜欢老运动员进球后面部神经肌肉扭曲般的笑，也喜欢新运动员第一次进球后羞涩的笑。人类的笑是一样的，但他想到这一句诗时，突然难受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