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读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一感受是学问真大；第二感觉是太罗嗦，堆积了那么多史料，并非全部必不可少。有人曾评论陈先生的两本中国中古政制史著作说：“言简意赅且微言大义”，但在我的偏见中，还是觉得引文过繁而论述过简，掉书袋子有余而独创性发现不足。

这样的感觉，也许是源于我对中国的注经式学问的偏见，并将注经式传统视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病灶：由注、疏、释及其考据学共同构成的注经传统，太重书本之间的相互解释而太轻面对现实的经验实证。古人把太多的精力用在故纸堆里，几乎是无限制地堆积史料或引文，而罕见真正的思想性创建。

中国读书人的注经和掉书袋子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自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时代结束后，中国思想史上罕有真正的思想家，先秦之后没有“子”，此之谓也。汉代以来，由孔孟而马列，一路注下来、掉下来，已经把国人的精神创造力逼入“穷途当哭”的绝境。否则的话，先秦之后的所谓思想大家的代表作，怎么可能都是对先秦诸子的注释？

汉代大儒董仲舒之名，靠的是注释性著作《春秋繁露》，他堪称中国经学家之鼻祖；魏晋时期最有成就的知名学者，郭象以注《庄子》而留名，王弼以注《老子》而不朽；唐代大儒韩愈，以辟佛兴儒、倡导复古运动和儒家道统而垂世；宋代大儒朱熹，通过一系列注释性著作来阐发“义理”，靠《四书集注》而传世。

只是到了明朝，才有李贽这样的叛逆者出现，他对儒家传统的反叛和对世俗人性的尊重，使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罕见的异数；故而，皇权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下狱，“尽搜烧毁”他的已刊未刊书籍。而李贽“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无惧患害”，以76岁高龄自刎于狱中。李贽的思想反叛无愧于中国古代的性灵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旗帜。

进入清朝之后，严酷的文字狱使文人失语，也使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再次成为主流，那种“以繁为贵”的琐碎，考证一个字的古义、一个字的音训或偏旁，居然动辄千言，已经把中国式注经式学问作死了。

正如提倡用新方法来“整理国故”的胡适所言：“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8年）

当代中国最大的掉书袋子学者，非钱钟书莫属。他的四大本《管錐篇》，大都是东拉西扯的引文。我承认，钱钟书做的这种掉书袋子学问，也殊为不易，起码要博览群书、掌握多种外语，甚至可以誉之为“难能可贵”或“堪称一绝”。然而，资料丰富固然重要，可以避免空洞的长篇大论，但史料过于堆积而论述又嫌过于简约，很有些掉书袋子的卖弄之嫌。如果没有真知卓见，其博学也必然随之贬值。

真不知道这种“注经”式的作学问传统，何时了结？六四后，大陆知识界有所谓“思想淡出而学术凸现”之说，也很有人提倡回到“乾嘉的考据时代”。

与做学问的注经传统密切相关的另一传统，是在作诗为文上讲究“用典”，故有宋代名家黄庭坚的“点石成金”之诗论。宋人偏爱杜甫而贬低李白，一是因为杜甫杜诗多为“载道”之作，而白诗多为“性灵”之作；二是因为杜诗喜欢用典且用的巧妙，而白诗大都不假典故、直抒胸臆。

比如，宋人论到杜诗，便赞其为集历代优秀诗人之大成：“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而论及白诗则贬其为轻浮俗气：“荆公次第四家诗，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

读大学时，老师讲到杜甫诗歌的用典问题时，常引杜甫本人的经验之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所以，宋代名家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对杜诗的评价：“老杜作诗，退之（韩愈）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当时，我曾举手向老师提问：“文学创作水平的高低与读书多少没有必然联系。许多没读多少书的作家照样写出伟大的作品。而如果‘无一字无来处’可以成为作诗为文的高标准，那么这样的创作很有点抄袭之嫌。”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明白，“老杜之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诗评，怎么可能变成大诗评家的审美标准？“点石成金”的用典，怎么可能演化为大诗人推荐的作诗法则？

早年读大学时，对古典诗文，我很反感汉唐诗里的微言大义而特别偏爱陶渊明的洁净性灵。故而，我不喜欢屈原的病态自恋而欣赏太史公司马迁的清醒自省；不喜欢汉大赋的铺排华丽而喜欢《古诗十九首》的质扑；不喜欢诗圣杜甫的载道济世和大儒韩愈的道貌岸然而喜欢诗仙李白的放浪不羁和诗鬼李贺的诡异超常，也由此偏爱宋词婉约派的人性化抒情。我犹爱柳永那“执手相看泪眼”的缠绵悱恻，为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等奇女子所感动，能够背诵汤显祖为《牡丹亭》所作题词：“天下女子有情宁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书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相对于文以载道、豪放恢弘的汉唐文学的而言，以“吟咏性灵”为特征的宋明清三代之文学，按照古典标准，固然显得有些委婉小气，但如果按照现代审美标准，那种贴近真实人性的吟唱，恰为国人之审美视野开出别一样斩新天地，其精髓乃为“离堂庙而入闺房”，创造出一系列悲剧性的爱情传奇。如果说，文以载道的文学是皇权制度的墓志铭，那么，吟咏性灵的文学则是人性欲求的传奇，在文以载道的正统之外开出另一番人性大天地。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率先提倡《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只知道如何“做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他提出“人的文学”所依据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主要就是宋以后的“抒发性灵”之文学，而唐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主角是“帝王将相”，主题是“社稷江山”。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性化平民化的传统，萌芽于宋代的词曲和笔记，兴盛于元曲和明清的戏剧小说。所以，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对周作人的文学理论评价很高，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纲领之一。

读中国古典诗文，与女人的真情和高洁相对比的，正是男人的霸道、虚伪、猥琐和龌龊。在巍峨的皇宫和豪华的庭院的背后，在后宫万千佳丽的雍容华贵和深宅三妻四妾的家规祖训之中，我读不出一丝女人之为女人的性情和滋养。她们要么成为传宗接代的生殖工具，要么空守毫无生命的富贵荣华而耗尽大好青春，所谓“寥落古行宫，寂寞宫花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是也。她们之中的成功者，也决非“真爱”的获得者和奉献者，而仅仅是由生殖工具上升为弄权工具，即在男权社会中却能让男人们俯首帖耳的佼佼者。这类成功的女人，皆是尽脱人性的女人，甚至变得比男人还六亲不认、还心狠手辣、还为我独尊、还贪图淫逸。

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地，绝非妻妾成群的深宅大院和佳丽三千的金壁皇宫，而是轻飘浪荡的街边陋巷。不仅是官场上失意的士大夫们，还有宫禁深处的天子，虽然拥有三宫六院的无数佳丽，亦喜欢装成平民去青楼寻找男欢女爱，以摆脱宫廷的繁琐而森严的主奴礼仪。如果有一天我能再次走上讲台，一定以此为题，讲讲中国文学中的妓女，沦落风尘的别名就是自由恋爱，青楼才是女人真性情可以舒展的天地。

宋词之审美风格，有文以载道的豪放和抒发性灵的婉约之分，在传统文学史家的眼中，往往是褒豪放而贬婉约。但在我看来，婉约派的出现，实为中国古代审美趣味的一大转折，即由注重宏大的载道转向微观的性灵，由对君王社稷之呕心沥血转向对人情人欲、男欢女爱之沉湎享受，由对抽象使命之抒发转向具体人性之发现，是不可多得的“人的文学”，其审美价值远远超过非人的“堂庙文章”。

晓风残月之中的“执手相看泪眼”，那种竟无语哽咽的世俗画面和人性深情，实在胜过“大江东去浪淘尽”的空洞抒发。晚明时期，袁宏道的小品文，汤显祖的戏剧，冯梦龙和凌蒙初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市井小说《金瓶梅》，突破了载道文学的禁锢，开出一片人性、世俗、平民的新天地。正是宋词之婉约和《金瓶梅》之俚俗，为曹雪芹的创作提供了两大美学资源，创作出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人性化峰巅的《红楼梦》。曹雪芹对女人的欣赏和对男人的鄙夷，就蕴含在宋词婉约派的价值观和审美态度的转折之中。

也许，只是我个人对传统的注经式和考据式的作学问方式成见太深，所以，我佩服诸如陈寅恪先生、钱钟书先生的博学，但对他们那些过于掉书袋子的学术著作却缺少敬意。也许，自己天生就不是做中国式学问的材料，没有那种“头悬梁，锥刺骨”地扎古纸堆的毅力，故而对古人那种过于注重古纸堆而轻视经验调查之考据方法抱有偏见。

如果我将来还有机会讲述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会重新解读“载道派”和“性灵派”， 特别是宋词之中的“婉约派”，也会重新评价所谓的“盛唐之音”和宋词元曲、明清戏剧小说。

1999年4月30日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7月8日整理于北京家中

近日，国务院有关部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引起广泛争议，概因《草案》第57条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针对这一规定，舆论普遍认为，它意味着新闻自由的倒退，体现出政府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同时也将从根本上限制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

7月3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就此做出公开回应，大致有三点：其一，称“草案”中有关对媒体的处罚规定只有在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适用，这不会影响新闻媒体正常报道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其二，政府掌握的突发事件信息往往最多、最全面。因此，增强突发事件信息的透明度，主要责任在政府；其三，如果媒体在采访中确实发现政府有谎报、瞒报有关突发事件信息的问题，媒体可以揭发。

国务院法制办能公开回应舆论的质疑，这真地是一种进步，因为无论如何它都意味着政府不再视舆论监督为无物。然而坦率地说，汪先生的这个“回应”又真的非常不能令人满意。

很明显，将“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仅仅解释为是对“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规定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它无疑是在有意回避“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这个问题。而公共舆论有关“草案”的质疑，从来都不是针对“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而来的，从这个角度说，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回应媒体质疑的态度便很令人怀疑！

何况，“违反规定擅自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说得通的句子，难道我们还有根据规定可以发布不实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吗？

而说到增强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度的主要责任在政府，这当然无可非议。然而，也不能就此便说政府有权垄断突发事件的发布权吧？如此，要媒体还有何用？何况，正象有些批评所指出的，2001年的南丹矿难、2004年的邯郸矿难和今年的左云矿难等着名的例子都说明着这样一些步骤：群众举报，媒体曝光，上级查处，司法起诉。在这样的步骤中，媒体明显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政府的反应则明显滞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垄断了突发事件发布权，会发生什么！

最后我们要说一下所谓的“如果媒体在采访中确实发现政府有谎报、瞒报有关突发事件信息的问题，媒体可以揭发”。对此我很疑惑，汪先生所谓的揭发是向谁揭发？难道象媒体以往对南丹矿难、邯郸矿难和左云矿难等事件的报道不是一种揭发？难道那不是最有效的揭发？而除了这种揭发的方式，真不知媒体还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揭发政府谎报、瞒报突发事件的问题。是揭发给上级政府吗？如果上级政府还要谎报、瞒报怎么办？到哪一级政府才是个尽头？

总之，汪先生就媒体对“草案”第57条之质疑的回应，无法解开公众对新闻自由倒退及舆论监督受限的担心。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有关部门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希望全国人大慎重对待相关“草案”！

（7月3日《新华网》《国务院法制办：媒体正常报道突发事件不受干预》http://news.sina.com.cn/c/l/2006-07-03/2131103215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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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议报》

作为一名来自内地的同胞，我第一次参加了香港的七一游行，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游行——中国大陆公民的游行示威的权利，只是写在纸面上而已，是一种“存在的虚无”。因此，这次我在香港参加七一游行，乃是难得的人生经验，也使我对香港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

我对中国公民自发的游行活动的记忆，定格在十七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十六岁的我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近年来，北京虽然也有过若干次大型的游行活动，如申奥、反日等，则均由中共当局煽动、组织和操纵，堪称“黄色游行”。七一这天的上午，我在轩尼诗道再次目睹了这样的“黄色游行”：数万人如木偶似幽灵，或敲锣打鼓，或载歌载舞，或挥动血腥的红色旗帜，或表演暴戾的中华武术，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参加游行，他们的灵魂却仍然处于奴隶状态。

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下午从维园出发的、真正由市民自发举行的游行活动。我行走在这熙熙攘攘的队伍当中，感动自己像蝴蝶一样在自由地飞翔。大家步伐轻盈，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并无大陆和台湾民众运动中常见的那种悲情的质素。人们在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过程当中，固然时常有逆水行舟的艰辛，甚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但更多的还是水滴石穿式的积累和渐入佳境式的甘甜。换言之，追求民主自由的路上，我们理应充满喜乐和幸福。香港的七一游行，幽默多于愤怒，微笑多于眼泪，在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的汗水中，在那些老人苍苍的白发中，我发现了一种扎根于香港社会深处的、生生不息动力。这就是香港人对香港的一种“掏心窝式”的爱。

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在游行队伍中，除了诸多德高望重的泛民主派名流之外，更多的是一群又一群生气勃勃的年轻人。谁说香港的年轻人是物质主义的一代？谁说香港的年轻人对普选不感兴趣？在游行队伍中，我看到了五花八门的标语，也听到了声情并茂的言说。香港市民对民主的理解朴实而具体，卑之无甚高论。可以说每一个社团和每一位个体，都各有各的诉求和意愿，如工人权益、环境保护、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不一而足。但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有赖于一个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的建立。同时，这一切的实现，也绝对不是香港自身就事论事就能解决，它离不开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根本性的变化。当我身穿印有大陆维权活动人士、盲人陈光诚头像的衣服，与站在街边为丈夫呼吁的程翔夫人握手的时候，我不禁想到：陈光诚的自由与程翔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正如香港的民主与大陆的民主是不可分割的。

这段游行的路程很短，仅仅从维园到中环；这段游行的路程又很长，一直从香港贯穿到天安门。在七一大游行之前，我先后会见了几位数十年如一日为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奋斗的人士，如司徒华、黄毓民和朱耀明等前辈。凑巧的是，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圣经中保罗的名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作为自己人生的注脚。至于这场仗是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保罗并没有明确言说之，但让保罗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参与了整个战斗的过程。那么，对于参加七一游行的、每一位让我肃然起敬的香港人而言，什么时候真正能够实现普选、什么时候能够拥有民主和自由，没有人能够给出最终的答案、也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通过一次游行便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他们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他们的脚步在在这片他们所深爱的土地上延伸，这就是香港的荣耀、骄傲和希望所在。在我看来，香港当之无愧的是华人世界的灯台，是自由中国的先声。

──《观察》首发  

二十一 　　生长在盲人的世界，我的眼睛却是明亮的。 　　必须对黑暗敏感：一种痛彻心肺的敏感。  二十二 　　自由与面包。 　　沙皇对大臣们说，老百姓只需要面包，不需要自由。谁要自由，谁就是想造反。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没有了自由，面包的供应随时可能中断。  二十三 　　我的幸运——在我幼小的时候便爱上了书籍，这种感情的诞生远远早于爱情。我还清晰地记得童年时代承担了卖废品的使命，然后被允许用获得的零钱去换几本小人书。为此，我对父母深怀感激。 　　茨威格说过：“任何地方，不仅在我们这时代，书籍正是一切知识的泉源，各种科学的开端。一个人和书籍的接触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世界。”热爱书籍的人自觉地扩展着自己生命的长度与密度，他将无数伟人的生命浓缩在自己的生命之中。  二十四 　　朋友从远方寄给我两句诗：“以失败者的名义，我要求光荣的死亡。” 　　这不是中国式的逻辑。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这是一种不可能的结局。在我们这里，失败就是耻辱，胜利就是光荣。在我们这里，失败者就是流寇，胜利者就是帝王。没有人善待失败者，也没有人置疑胜利者。这一铁律在两千年里一直不容质疑。  二十五 　　被抽空的“人民”。 　　在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社会，“人民”获得了空前的地位——各级选举庄严而频繁地进行着，“人民”似乎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几乎所有的机构和所有的职业都以“人民”的名义来命名：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团体以及人民铁道、人民邮电、人民出版社、人民电台，乃至于人民作家、人民演员、人民教师、人民医生……就连高级官员们也谦虚地自称“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务员”。 　　然而，索尔仁尼琴等先知却发现：恰恰正是在这个把“人民”的地位抬得最高的国度里，所有冠着“人民”的旗号的权力机构，所干的都是些压迫人民、剥削人民、蔑视人民、监视人民、主宰人民和蹂躏人民的事情。在这样的国家里，除了领袖之外，所有的“人民”都享受不到最基本的人权。 　　这一荒唐的现象，好像不仅仅发生在苏联的土地上。在纳粹帝国里，“人民”同样是一种沉默的存在、一种缺席的命名。自封的“人民”的“代表者”们，如希特勒和戈培尔，却在各种各样的集会上滔滔不绝。希特勒不就声称自己是“德意志精神”的代表吗？戈培尔不就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吗？ 　　其实，民主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不需要其他人来“代表”，每个人都能够自己“代表”自己。哪个地方的民众需要其他人来“代表”，这个地方就必定是一个民主匮乏的地方。  二十六 　　在粗糙和卑琐的情调泛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让坏的文字污染我们的眼睛，不让坏的音乐污染我们的耳朵。 　　保持敏锐而健康的感觉是极其重要的。  二十七 　　大学合并。 　　大学的“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当今全国各地都在匆匆忙忙地搞大学合并，打造所谓的“航空母舰”——似乎大学的“大”在于规模、在于人数、在于面积等等。有的城市将所有的学校都合并成一所，再这样下去是否可以将全国的学校都合并成一所，创造一个最大的大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其实，蔡元培先生早在七十多年以前就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如果没有学术的独立、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对真理和学问的求索和坚守，合并再多的学校也不可能让大学真正成其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越“大”，学术水准越低。 　　如火如荼的“大学合并”充分说明：中国人很难改变好大喜功的毛病——三个和尚凑成的庙宇，所造成的结果便是大家都没有水吃。  二十八 　　不幸的人们，幸福起来吧，幸福能够让你更长久的强大，更宽容的善良，更慈悲的睿智。 　　从不幸到幸福，有时候往往是一步之遥。  二十九 　　俄国作家索洛乌欣说过：“纸张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坦率。” 　　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永远欺骗他的读者。  三十 　　鲁迅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以后，密密麻麻的苍蝇和蚊子黑压压地扑向鲁迅的坟墓。对于它们来说，这是一处财宝。 　　在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当中，鲁迅的文集与“红宝书”一起广泛流传，并被当作“红宝书”的附庸。 　　这一现象的悲剧性大大超过了鲁迅先生的估计。这是比挖掘先生的坟墓还要恶毒无数倍的行径。 　　现在，有的学者名流还在说，鲁迅的心与伟大领袖相通。  三十一 　　《中国新闻报》曾经发表过一篇署名“祝明”的文章。这篇题为《足协，收起你的架子来》的文章，对中国足协对奥运会预选赛上海赛区假新闻事件的处理进行了批评，同时对足协是否有权处罚媒体和记者、记者的采访权如何体现和保障等问题提出疑问。 　　当时，中国足协新闻办公室主任冯剑明看到这篇文章后，傲慢地表示：记者采访比赛，要向中国足协申请办证，这是联赛开始以来一直沿袭的规矩，也是每个新闻单位一直在遵守的规定，中国足协对足球比赛的管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说法，它的理论支持显然来自于老黑格尔的“存在就是合理”。当然，在一个没有新闻法的国家里，他怎么说都不算错——他的话就是法律。他和他所代表的足协，是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只要他们维持一天的垄断地位，你们就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他们的“规定”。 　　其实，足协的潜台词是：如果我们诚惶诚恐地接受你们的批评，那么我们还算是“特权”吗？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你们的监督，那么我们那些没有边际的、幕后的红利从何而来？ 　　近年来的若干事实表明：该机构的腐败令人发指，该机构的专横令人愤怒，该机构的愚昧让人感到好笑，该机构的低能让人叹息。老实说，体育官员们是我最不喜欢的一群官员，中外皆是如此。与他们相比，中国男足的球员们虽然也很无能，但至少还能够装模作样地踢几个臭球。 　　在目前这样的管理体制下，产生中国足协这样的“怪胎”中的“怪胎”，简直就是理所当然的。与邮电、铁路等行业一样，这也是一个垄断程度几乎为百分之百的行业。 　　对于可怜的老百姓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全都不看球赛。我们不看球赛，他们没钱可赚了，自然就无法腐败、无法专横了，他们的愚昧和低能也就会有所改观了。 　　可惜没有几个人会同意我的这个妙计。 　　于是，足协依然腐败、依然专横、依然愚昧和依然低能。  三十二 　　没有多少人观看中国足球了。中国足球的“悲惨”命运是它自找的，它配不上中国人民对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同时，这又是一种全球的病症：人们不敢直面生活的悲苦，便把足球当着精神的鸦片。为了足球而笑，为了足球而哭。 　　世界杯从来都与我没有关系。  三十三 　　我在小区里散步，那么多人牵着小狗散步。 　　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人们对狗的爱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其他人的爱。  三十四 　　我们为什么必须相信？相信是活着的前提。正如匈牙利作家凯尔泰姆·伊姆莱所说：“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完全全的虚无主义者。其实，虚无主义也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一根救命稻草。  三十五 　　秦始皇与长城。 　　秦始皇不曾为长城增添过一块砖头，长城却成为秦始皇的私有财产。 　　成千上万修建长城的人以及他们当中数量巨大的、为修建长城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在秦始皇心中完全无足轻重。 　　所以，拒绝为长城的“伟大”——也就是秦始皇的“伟大”——添砖加瓦吧。 　　不能拒绝，至少也要消极怠工。  三十六 　　长城是秦始皇的骄傲，而不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兵马俑也是如此，紫禁城更是如此。今天我们洋洋得意引以为傲的大部分“文化遗产”都是如此。  三十七 　　圆明园与百姓无关。 　　圆明园被烧掉，并不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而仅仅是统治者自身的耻辱。统治者没有能力战胜敌人，却善于把自身的耻辱转嫁到全体百姓身上。 　　即使圆明园没有被烧掉，它也决非老百姓的天堂——哪个老百姓一不小心走进去了，他的脑袋立刻就落地了。 　　这样，老百姓为了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园子的毁灭难受得不得了，而统治者却让自己依然保持百分之百的尊严。  三十八 　　历代为君王流血流汗的“积极分子”们，最后都成了陵墓中陪葬的白骨——有哪个陵墓的设计师，最后不是被杀掉灭口的呢？ 　　听听他们受骗后在地狱中无穷无尽的忏悔吧。  三十九 　　我如此热爱自由，因此不惜以失去自由为代价去捍卫自由。 　　这是一个多大的悖论啊。  四十 　　在任何时代，诗都是应当被禁锢的，如“深水鱼”一般。 　　所以，诗人理应是寂寞的，如一棵旷野中“孤独的枞树”。 　　今天的诗人却与争先恐后地明星们争宠，像是贵妇怀里的巴儿狗——诗人们的诗歌朗诵会选择在房地产商的豪华会所里举行。

首发民主中国

1936年底，蒋介石派邵力子出任苏联大使，经向苏联政府交涉，再加上由于西安事变后国际局势和国共关系发生了变数，使当年曾被流放西伯利亚的蒋经国命运终于有了转机。1937年春，蒋经国带着苏联妻子芬娜和儿子安然回国。到达溪口那天，正值蒋经国28岁生日。

 

据村中耆老回忆介绍，起先毛福梅因儿子音讯久绝，不无悲观之想。如今突然归来，不免心起猜疑，竟以为是诡计多端的丈夫介石动出来的歪脑筋：物色一个年龄相貌与经国相似的人冒充经国归来，作为对她的交代和安慰。毛福梅在与家中几位女眷商议之后，想出一个鉴别真假儿子的妙招。

那天，蒋经国来到丰镐房，毛福梅先命人将他们接到东厢房楼上，然后，让经国大姑母（瑞春）等姑嫂走在前，毛氏自己在后，如此上楼去与经国相见，试验一下分离13年之久的儿子是否还能认识亲娘，以此来鉴别真伪。

当时，经国见到诸位亲戚进来，只站在一边笑迎招呼，当一见到走在最后的母亲，再也按捺不住，抢步上前口喊“姆妈”。母子重逢，悲喜交集，忍不住相抱痛哭……然后经国叫过抱着儿子爱伦的苏联媳妇也来拜见婆婆。毛福梅接过孙子，这才破涕为笑。

经国归来，是蒋家继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归来后的又一桩大喜事，毛氏兴高采烈，当即决定按家乡习俗，择日为儿子和媳妇补办婚事。举行婚礼那天，丰镐房中一片喜气洋洋，在举行了拜堂、献茶等仪式后，还按当地风俗命新娘扎上“围身布”，入厨房“炒谷花胖”，亲友们则在旁边拍手欢笑……蒋介石已为这俄籍媳妇取名为蒋方娘。后来，毛福梅说：“这一名字，岂不是我们做长辈的都要喊她娘了，还是把‘娘’字去掉女旁，叫方良吧。”

经国久住国外，原本对参拜神佛一类的事不感兴趣。但毛氏要他到庙里烧香还愿，他还是遵命而行。不久，蒋经国奉命到江西任职。到任后，他即命司机把母亲接去江西享福，住在原南昌市警察局长的高级公馆里。不久，因毛福梅留恋家乡，执意要回溪口。蒋经国难拗母意只得送她回去。谁能料到就此一别，竟成了蒋经国与他慈母的诀别！

1948年12月底，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中焦头烂额，心烦意乱。前线，战败的消息一个一个接踵而至。短短几个月，共产党连续发动三大战役，他的军队惨败于辽沈、平津和淮海。如今，长江北岸半壁江山已丧失殆尽。翌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第二天蒋介石就携妻带子回到了溪口老家。这已经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了。第一次是由于“4.12”清共后引起国民党内部分裂，被迫下野。第二次是由于极富远见地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竟得不到国人理解，加上东北沦陷而再次下了台。对权力的追逐，使蒋介石的前二次下野以退为进，以屈求伸，旋即击败对手重掌国柄。然而这第三次下野却大势已去……

蒋介石此次回溪口，表面上是隐居，实际上更多的带有与家乡决别的意味。他选择的住处是亡妻毛福梅墓旁一幢中西合壁的小型建筑“慈庵”。也许此时此地，蒋介石心中对他苦命的结发妻子充满了怀念。

1949年4月21日，中共野战军横渡长江；23日首都南京陷落。 蒋介石得悉消息后，半天说不出话来……遂令准备离开大陆。就在那天蒋经国将妻儿提前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虑”，自己留下来，是为“处理有关溪口事物，作永别准备。”

事实上经国心中还是放不下他的外婆家，在20天之前的清明节，他曾悄悄地去过一次岩头村，祭扫外公外婆墓，并带来了许多礼品，包括一对大白鹅送给娘舅家。据他舅母张定根后来回忆，那天经国到岩头，先去外公坟前祭扫，祭品是丰镐房长工苗劳茂挑来的，祭好后在家吃中饭。经国说：“舅舅、舅母，我们可能要到外面去了,你们是不是一起去?”舅母问：“到哪里去呀?”经国说：“我们到哪里，你们也到哪里。”舅母为难地说：“我们家里有一大堆人,怎么走得了呀！”经国也只能默然作罢。

4月24日上午，蒋介石偕经国到蒋母王采玉墓前辞别。蒋介石是个出了名的孝子，肃立在母亲墓前的蒋介石心情无比沉重。他母亲是看着儿子春风得意时去世的，如果母亲在天有灵，看到儿子如今这番丧魂落魄的样子会多么伤心！ 两行热泪从蒋介石脸上流下，渗入家乡的土地。

谒完母亲陵墓，蒋氏父子二人又登上飞凤山。站在山岭最高处，故乡景色一览无余，这是对故土最后的凝望了。他对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就要走了。”蒋经国含泪点点头。虽然父亲没有明说，但他心里明白，大势已去，来日殊难预料，此去不知何日能归？出乎意外的是，蒋经国这回却没有再到丰镐房向母亲故居作别。他怕的是触物生情，倍添感伤！

蒋经国4月25日的日记写下了他远行时的无尽忧痛：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归故士”。

那天下午2时光景，蒋经国陪同其父辞别蒋氏族长，仓惶间离开老家溪口，转往宁海团堧海滩。这天晚潮时，在蒋经国、俞济时及二个侍卫陪同下，蒋介石坐上竹排，再上汽艇，然后由汽艇驳转到了“太康号”兵舰。一声凄厉的汽笛声中，蒋氏父子随着汹涌的晚潮消失在苍茫的东海洋面……

到达台湾的第一天晚上，经国先生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刚到台湾，淫雨初晴，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地又感觉到愁苦。连夜多梦，睡眠不安。”第二天，他又写道：“昨夜月色澄明，在住宅前净坐观萤。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

海峡之间风急浪高，台岛四月花草萋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此时的经国先生，必定体验到了中国人千百年來似曾相识的亡国之恨与离乡之痛……

那种海峡永隔，故园难回的痛与恨，伴随着蒋经国子承父位成了台湾的独裁者。期间，施明德被投入监狱25年，洪哲胜被迫滞留海外从事30年的民主运动……蒋经国竭力镇压、阻挠岛内追求民主的党外人士，终于在风起云涌的台湾民主运动面前，被逼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不得不决定听取民意，从1987年始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台湾从此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而他本人也摆脱了一个独裁者至死与民为敌的宿命。依我看来，这也许是蒋经国对于当年收留、接纳他的台湾同胞最后的回报。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溪口岩头的父老乡亲道一声：安息吧，经国先生！

作者注：《溪口岩头纪行》系列完毕。根据洪哲胜先生的意见，转发此文时，对结尾段落作了重要修改，感谢洪先生的批评与指教！

2006.7.10.修订

—–首发民主论坛

剧变后的俄罗斯的命运，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因缘，无论俄罗斯的转型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将影响中国的命运。俄罗斯是中国的镜子。看不清俄罗斯也就看不清中国自己。可以说，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对中国模式的挑战。

在俄罗斯转型问题上，我们应该擦亮眼睛，端正心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反思是不充分的。许多人乐于见到，也乐于相信，俄罗斯糟得很，热衷于报道俄罗斯的困境，渲染俄罗斯的痛苦，实则是想教训人们：看吧，这便是俄罗斯的下场！简单地把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贴上反面教材的标签是危险而有害的。这就可能使我们从苏联和俄罗斯的经验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从而妨碍了我们本应该进行的变革，或者延缓了变革的步伐，甚至是直接遏制某些必要改革的进行。

在有些人看来，俄罗斯改革采取的是激进战略，并且认为这种战略震荡大，风险高，社会难以承受。其实答案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也许在中国人的眼里，仅仅1991年后民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滑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俄罗斯的冬天开始了。虽然两个国家的国民都长期受过这种观念的灌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有的中国学者却宣称俄罗斯陷入了醒不过来的噩梦之中。在一本纪念苏联解体10周年的书中，我们只看到剧变后的苦不堪言：90年代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时期的25%，每4个俄罗斯人就有1个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单看这些数据，似乎俄罗斯已经民不聊生。不少中国学者一直在为俄罗斯人民忆甜思苦。对于俄罗斯一度出现的经济衰退，有些中国人表现得比俄罗斯选民还要愤怒和不满。

照这样的视角来看，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5年持续增长，岂不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春天来临，噩梦已醒吗？要知道，1999年，俄罗斯GDP增长32.%，2000年增长8.3%，2001年增长5.0%，2002年增长4.2%.2003年GDP总值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同比增长7.3%，人均3200美元。2003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2010年GDP比2000年增加一倍。

由此可见，如果只会以物欲的心态判断俄罗斯的转型，就会走眼，看不清俄罗斯转型的真相。单从俄罗斯对苏联制度的否定程度和速度来看，是根本性的，也可以说是激进的。但是，俄罗斯社会是否能够承受这种激进变革所带来的震荡，俄罗斯国民用自己的选票做出了回答。俄罗斯自1991年以来，无论是经济处于什么状态，哪怕是1991？1998年连续7年的经济衰退，国民也没有用选票选择回头路。1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俄罗斯人民在坚定地用选票宣布自己抛弃什么，需要什么。或许，这让只会以经济眼光看问题的人难以理解。

俄罗斯的制度剧变不是暴力强制，而是俄罗斯民意的反映。1990年10月16日，俄罗斯公布的《全民公决法》规定：“全民公决是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重大问题进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决的决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进行任何批准，而且全国均须遵照执行。”全民公决解决了国家重大变革的合法性问题。先是在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就是否实行总统制举行全民公决，75.3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69.85%的选民投赞成票。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总统选举中，74.7%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57.3%的选票投了叶利钦的票，只有16.8%的选民支持雷日科夫。1993年4月25日，64.5%的选民参加了全民公决，其中58.76%的选民对叶利钦表示信任，53.04%的选民对叶利钦总统和联邦政府自1992年以来实施的社会政策表示赞成。1993年12月12日，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参加投票选民的58.4%赞成通过了俄独立后的第一部新宪法。迄今，俄罗斯已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举行了四次总统选举。1996年大选时，与1991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50%，然而，是叶利钦，而不是久加诺夫获胜。1999年12月，普京代行总统职务，并于2000年3月26日当选为俄罗斯第三届总统。2004年俄罗斯第四届总统选举中，登记选民共1.09亿，选民投票率超过61.18%，普京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获得71.31%的选票，远远超过2000年当选时的52.94%.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哈里托诺夫只获得14.7%的选票。

这四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实际上是俄罗斯人民对选择方向的再确认。如此看来，转型就不仅仅是渐进还是激进，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导致经济衰退那样简单的问题。当我们看到， 1997年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幅度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30%，我们就不能因此简单得出结论：俄罗斯倒退了。

俄罗斯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已经不可逆转。宪法的权威得到尊重。自新宪法通过之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在宪法框架下参与政治。比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哈里托诺夫在初步选举结果公布后承认自己在大选中失败。选举失败的政党和政治家都承认选举结果。权力分配和运行进入了法治轨道。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在未来的时间里，已经不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震荡。政治斗争将继续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这也表明，俄罗斯没有把苏联制度的瓦解看成是改革失败的象征或标志，而是相反。国家权力乃公器。不能简单地以权力的得与失评价变革的成与败，以为得即成，失即败，而要看是否有利于完成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

可以说，从俄罗斯的几次全民公决和总统大选来看，没有出现过社会难以承受的问题，倒是反对根本变革的激进思想和行动没有赢得国民的支持。比如，1991年的8？19事件就是例子。判断变革的步伐是慢了还是激了，准确的民意表达是最好的裁判。换句话说，俄罗斯转型是首先从变革的合法性入手，而不是简单的激进或者渐进的问题。一旦宪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并获得了权威，那么国家的目标就明确了，变革也有章可循，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是哪里，甚至是到底会走到哪里，到底想走到那里，都不清楚。如果是慢慢地往火坑里走，这样的渐进无论是怎么个渐法，都形同慢性自杀。只要民意认可，壮士断腕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有俄罗斯学者对一为中国经济学家说：“俄罗斯有很多骗子，包括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这些骗子在改革过程中从来不把最终目标告诉俄罗斯人民。”这本身就是谎言。俄罗斯选民从来不是对一张白纸进行全民公决，然后政治家拿着这张白纸任意填写。这一点如果不提，俄罗斯变革非但不能给我们提供积极的教训，而是可能被简单地当成反面教材，甚至变成吓唬变革的工具。

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俄罗斯的立国之基，已经不可动摇。因为这个基础是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获得认可的，其权威性和合法性，任何政治家和政党都难以否定。任何政党想谋求政治席位，就必须在这个前提下从事政治参与。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未来的改革就一定是渐进的了。这不是对苏联制度的修补，不是在苏联制度的基础上走一步看一步，最后走到哪里都不知道的改革，而是在全新的地基上对宪政民主制度的修补和完善。

在立国的基础奠定和稳固之后，俄罗斯的转型就会一种方向明确的渐进变革。在这样的框架下，政治家会争相寻找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换句话说，宪政民主制度约束了政治家必须符合“国情”，否则他就难以赢得选民的支持。比如，普京就说，“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尽管人们对俄罗斯总统的权力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总统由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的公民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不能连任两届的规定，使得总统不可能成为彼得大帝，也不可能成为斯大林。在新制度下，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任何人都不受强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信念，而且宪法明确规定，禁止书刊检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里，集权只能是有限的，因为没有绝对权力聚敛的基础。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而且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等，都表明，政府不能不是有限政府。这是一个不会再出现克格勃半夜敲门和大清洗的国家。即使总统拥有君王般的权力，他也是宪政民主制度约束下的君王，他的铁腕只能是法律认可的铁腕，是受到在野党和社会制约的铁腕。

毋庸讳言，转型不是给国民免费发放的纯净水。玫瑰色的、纯净的变革是没有的。在思考俄罗斯转型时，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腐败和两种不同的稳定。否则，我们就难以看清俄罗斯的现实和未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政治改革使得俄罗斯的变革走上了不归路。私有化一方面造成生米做成熟饭的事实，从而形成维护权利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比如，谁想把一块属于公民个人的土地要弄到手，就得遵照平等自愿的市场法则，否则，就会遭到强烈反抗。反过来，经济自由化政策也保证了政治变革的民众基础，谁想退回计划经济制度的老路已经没有可能性。虽然公开私有化，不免出现了寡头或者腐败，这也和关起门来化公为私的政治含义不同。选票和民意意味着鞭策。任何政党和政治家想立足都只能在民意的基础上进，而不能退。如果寡头利益跟选民利益不一致，那么，政治家里就会分化出制约力量，而不是整个政坛如酱缸，径直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而且清晰的产权界定使得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更加容易，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解决问题，比如解决竞争不足、垄断价格等等问题，就不会觉得是一团乱麻，不会觉得不全盘推倒整个制度就没有希望。

在私有化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国企的公司化改造就会存在更多腐败的可能。和公开私有化导致的腐败相比，这是两种不同的腐败。一种是关起门来的腐败，一种是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腐败。在前者，媒体只是权力的看门狗，后者是自由和权利的表现。我们应该理解宪政民主制度下腐败治理的前景和专制下腐败的治理前景的区别。如果俄罗斯还是斯大林时代的制度，书刊必须审查，这也不能批评，那也不能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不但不能消除腐败，相反，倒是腐败和特权的温床，如果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改革，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市场激发的物欲结合起来，就不能不导致黑社会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了。这时再来自我赦免，就缺乏道义基础和合法性，会引起社会严重不满，甚至是政治危机。

在一个不干净的国家，“哪个是干净的？”这个疑问将是毁灭性的质疑。要知道，这种渐进改革并不是没有牺牲品，而是牺牲品不能发出声音。渐进改革不是没有代价，而是代价由弱者付出。一旦他们有机会释放自己的能量，将会有什么后果呢？基于这一忧虑，既得利益集团就可能奉行顽固抵制宪政民主改革的策略。一旦错过了时机，面临投鼠忌器的困境就更大。因为宪政民主的转型必然意味着社会对腐败的遏制，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社会的主要经济命脉和资源，形成了恶棍绑架国家的局面，必定会产生经济社会震荡。另一方面，经济成就往往意味着跟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而对于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来说，它首先看中的是否能够赚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和社会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资本就会开溜，但国家却不能开溜。由于担心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震荡，切实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就会更加艰难。

因此，应该正视转轨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不应该在社会精英中培育和强化期待完美转型的幻想。否则拖延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代价更加高昂。宪政转型必定会有或大或小的风险和震荡。变革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不是天上掉馅饼。风险也不能单从一年二年甚至10年、20年的经济效果来看。如果地基打歪了，虽然拆掉会有损失，但是将就着下去，盖得越来越高，住起来就更危险，再要拆掉，那就损失更大了危险更大。可以说，从俄罗斯变革历史中得出要求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步是十分危险的结论，本身就是危险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几乎成了一种宿命论：中国走过改革道路是只能如此。改革在变成另一种僵化，一种不断变动的僵化。

中国除了走过的线路外就别无选择吗？或者说，走过了的，就是最好的？中国的制度、体制、社会发展是可以持续的吗？这样的问题也许异类，但是这样的问题却可以使我们警惕。

我们应该有反思的自由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