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菲丽丝，你好！
    你来信气呼呼说，老公依然吞了伟哥，跟LS镇上的Ygf那个骚货鬼混，又缠着我，问有啥办法对付。老实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想想自己瞒着婆娘，也在跟人家的女人裸聊，意淫你那神秘的洞穴，我有啥资格出谋划策呢？
    我认为，你最好容忍。实在不能容忍的话，一是，日夜跟他交媾，挤掉他最后一滴骨油，让他没力气鬼混。枪里没子弹，手枪仅是小便的工具，男人就不会在女人面前晃来晃去。二是，就地取材，自己也找个面首情人，以此平衡，三是，学我们这儿的醋罐头，时常给老公吃包有蜒蚰馅的馄饨。听说吃了这鼻涕虫，男人像太监，看见小蜜的乳房波澜不惊，看见二奶的缝隙心如止水，它至少可以跟伟哥起中和反应，让其失去效验。我这么说，违背作家良心，但为了你，只好牺牲这男人了。菲丽丝，按你的烈性子，我真担心你愤怒时，将老公的生殖器一刀砍了呵！
    你问我最近夜郎有没有新闻。新闻很多，且举两例。
    据说不久的将来，衙役哪怕交警都要配备手枪，甚至微型冲锋枪上街执勤。我日记里写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视作全国戒严，尽量不出门。实在出门，携带良民证和望远镜，但决不带手机，因为手机那时候等于一只跟踪器，也决不带水果刀（刀具），因为听说有人因此进了班房，何况水果刀敌不过冲锋枪。我走小街小巷，一边走，一边用望远镜看有没有尾巴，就像草原上无助的孤羊。并且S形走路，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一来证明自己既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也不是骑墙派。假使他们硬要说我自由派，我也没办法；二来避开那些无孔不入的电子监控；三来防备那些随时枪膛冒火的枪口。有条件的话，我还要买副酷似真人皮肤的面具和一件防弹背心。衙役检查良民证，我一定满脸谄笑，单膝下跪，说：哈意哈意、喳喳喳喳，YesYes，过后，我还要挺胸立正、高举右手，高喊：伟大、光荣、正确、叭荣、叭耻，和谐、盛世，并且亮出手腕，以证明戴了三只手表……要是他们寻找理由，叫罚款，亦奉献囊中所有，不像有的人傻乎乎的硬要索取罚款收据。要知道，跟他们过不去，可以说你“袭击衙役、劫夺枪支”，而实施正当防卫。就像小姑娘高莺莺，明明给人咬了奶头，奸了身子，却说她跳楼自杀。
    还有一则新闻，夜郎重轻的网民上网要备案登记，有一种说法（未经证实），假使不备案不登记，罚款三千元，并取消半年上网权利。这消息出笼，网上闹翻了。有的说，菜刀（凶器）要不要登记；烧饭（火灾隐患）要不要登记；倒垃圾（环境污染）要不要登记；还有的甚至说，精液（以便强奸案发生时排查）要不要登记；生殖器（防止强奸嫖娼）要不要加把铁锁。
    网民这么大惊小怪，我认为正常，因为有许多人没有阅历，缺乏体验，也不晓得夜郎历史。
    元朝时，五户人家共用一把菜刀，晚上菜刀有专人保管。明朝时，百姓出门要通行证，走多少距离有明文规定。东洋人占据夜郎，没良民证的，以歹徒论处；夜郎立国，朋友聚会，居委组长探头探脑；半夜三更随时有人入室查夜；买了三管四管的收音机，到衙门登记；插青上城三天，到派出所登记；尖头皮鞋大包头，喀嚓；小裤脚管五寸，喀嚓；喇叭裤七寸，喀嚓；穿李玉和铁道衫，喀嚓；白跑鞋不系鞋带，喀嚓；地下舞会，取缔；跳贴面舞，判刑；录像机登记；邓丽君磁带没收；居住外地，要暂住证，没有该证的，打死不论……
   记得舞厅刚开放，仍有衙役巡视，盯牢舞客的举手投足，弄得大家十分尴尬。后来对舞厅的光线也有明文规定，能见度一米左右。有一次，联防队员明目张胆冲进舞厅，对坐在火车座里的舞客不仅查身份证，并且高声命令：出来，不许坐火车座！男男女女坐在里面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所以，这次网上听说京城禁止包间放迪曲，我不奇怪。叫重轻的网友去公安局登记备案，我也不奇怪。哪怕明天叫夜郎的网民全体到公安局自首投案，等待处理，我也不奇怪。
    夜郎是个长不大、不出道的孩子，或者是个顽固不化的85岁的老人。活在这块土地上，以上所述都是草民的生存代价。
    菲丽丝，我有个想法，形势吃紧，或实在吃不消衙役的作弄，你能不能给我担保，让我离开这个鬼地方。要是像诗人廖亦武那样，领不到护照，走不出国门，那是我倒霉。如果真的爱我，应该让我住婆罗洲，住在你那个小渔村里。我相信，你会给我一条生路的。否则只好转入地下，像卡夫卡小说《地洞》里的小动物那样担惊受怕的活着。同行刘水就是这样窝囊地活着，不能去深圳，无法住外地，只好在大西北的老家默默孵豆芽。
    爱你！我的菲丽丝！何时你能帮我离开《1984》？帮我离开这个《美丽新世界》呢？
   
    江苏／陆文
    2006、7、8

2006年7月7日，这是一个必将被每一个炎黄子孙、以及全世界每一位有良知的人们牢牢记住的日子──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团，向世界媒体公布了《中国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该报告确证中共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在中国大量存在！

 

这两位令人尊敬的调查员经过两个月的广泛调查和取证，通过对18类证据的证明和反正后得出毫不含糊的结论：“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得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结论，即指控是真实的。”大卫.麦塔斯说：“我们相信，大规模的、违背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着。”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著名的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将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内脏器官的行为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该报告结论部份称：“中国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执行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自从1999年以来，已把大量、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良心犯处死。他们的生存器官，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几乎同时都被掠摘，非自愿的被摘取，然后被高价出售，有时被卖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需要等候很久才能得到自愿的的器官捐赠。”

《中国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肯定“我们所考虑过的证据的每一部份本身都是可以查证的，而且大多数的案例都是无可辩驳的。这些案例综合在一起，就描绘出一个令人诅咒的全景。正是这些证据的组合使我们对指控的真实性深信不疑。”

 

自从今年3月9日苏家屯“活体器官集中营”被海外记者披露以来，特别是后来的王文怡女士的“白宫之吼”令举世震惊。4个月当中，一向对中共暴政采取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态度的国际社会，一直处于极其被动和尴尬的地位──如果再一如既往地与中共拿“人权交易利益”，恐怕不久将落得个当年张伯伦、当今希拉克的可耻结局；但他们的内心何尝不希望中共“活体摘取”之兽行查无实据，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这对西方国家的文明价值底线形成太致命的挑衅了！

 

所以在5月25日，欧盟与中共的第21次人权对话骗局中，欧盟再一次对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予以肯定，默认了北京“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的谎言。这是苏家屯事件被揭发以后，丧失天良的欧盟又一次自觉地、有针对性地充当了反文明、反人类暴政的遮羞布。我相信，这肯定是他们最后一次为极权暴政“服务”了。

 

但是，文明之炬不灭，天理良知尚存。偏偏有人不信这个邪！果然有几位充满道德良知的西方政治家站了出来──首先是白宫安排了布什与大陆三位异议和人权人士的历史性会见；紧接着是德国新任女总理梅克尔在中国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国农民调查》的两名作者以及多位民间维权人士和宗教领袖，对此，美国国务卿莱斯女士及时表示：“美国将采取非常强硬的政策，引导中国民主改革”；马上，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史考特先生飓风般地进行了一次“北京真相之行”，并告诫世界 “十年之后，令我伤心的做出报告，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残暴、专制和偏执的体系……”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先生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组成的独立调查团，向世界媒体公布了《中国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它标志着在极权中共残害大陆人民长达57年之后，西方文明力量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政权的真面目，终于决定联合起来，祭出人道与正义的大旗，向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的人间恶魔摆出了势不两立的决战姿态！

 

上述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话，足以令全世界自称为“人类”的人们触电般地警觉起来──“这些指控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人们几乎不可能相信它是真的。尽管人类目睹了这种堕落，如果这些指控是真的，将代表一种对这个星球来说属于新的诡异形式的邪恶。”

 

记得在上个世纪东西方冷战似乎望不到尽头的艰难日子里，里根总统到访西柏林，在一次演讲中，他指着柏林墙那边以苏联为霸主的苏东邪恶集团，说：“让我们来结束它！”我想，如果里根总统活到今天，他也一定会指着中南海红墙，代表这个星球的人类说出同样的话。

 

里根总统在苏联貌似空前强大的时候，就发出了天才般的预言：“西方将不会容忍共产主义，我们将战胜共产主义。我们不会因为公开谴责它而感到麻烦，我们将把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哀和奇异的篇章而予以删除。”

里根的伟大不仅在于恢复了越战之后的美国国力，振兴了美国民族的信心和自豪感，更在于领导整个自由世界以“不战而胜”的方式，给前苏联及其东欧的三亿多人民带来了自由。如果当年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坚决反共的世界领袖，苏联这个超级恶魔必将还会顽固存在，世界的一半还将继续挣扎在黑暗和罪恶之中。

面对这份长达46页的血淋淋的《中国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将会说些什么？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在第二次就职仪式上发誓战胜邪恶专制和恐怖主义，拯救人类文明价值的布什先生，面对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反人类、反文明的国家恐怖主义罪恶，也会像他的前任里根总统那样，勇敢地说出同样的话语──让我们来结束它！

 

2006.7.8.宁波

—–首发大纪元

 

在岩头村老年协会作客的这一段时间中，我们恍惚逆行于时光隧道，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峥嵘岁月。那山、那水、那人、那事，如漂浮在水面上的落叶残花，源源不断地从上游流下来，流经我们的眼前，仍感到如此的新奇，如此的耐人寻味……

毛宝根老人站起来，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几所老房子吧！”于是，告别了89岁的毛恩友老人，我们跟在毛老健壮的步伐后面，沿着岩溪向村西走去。

村西的古旧民宅显然比村东多，水泥路也变成了曲曲弯弯的石板路或鹅卵石路。到了一座小山脚下的老宅院前，毛老指点着说：“喏，这里是蒋介石的塾师毛思诚的祖居！”

毛思诚祖居需要拾级而上，进一道门，再进另一道门。一座小青瓦顶的二层楼房就在眼前，二楼朝东还有座一米左右的石桥，通往后山。山上有屋，是毛思诚开设的私塾。说起来蒋介石和岩头村也真有“缘分”，1902年，15岁的蒋介石（此时他已当了一年的岩头毛家女婿！）就在此拜清末秀才毛思诚为师，温习《左传》，圈点《纲鉴》，打下了国学的底子。

如今，这座院落因少人居住，早已显示出破败的气象。院落厅堂两壁堆着木柴，透过木柴的缝隙中，还可以看到墙上贴满了晚清时期的得中秀才的“捷报”，有的字迹已剥落，有的还依稀可辨。房主人当年的风光，就在这些黯淡的捷报间一闪而过。

紧靠毛思诚祖居的是一幢三层楼房，由民国初期毛思诚本人出资建造的。一楼是他父亲开设的小店，二楼是毛思诚的书房，也就是给蒋介石授课的地方。远远望去，这座三层建筑已经有了中西合璧的风格。据说，民国初期，溪口一带曾风风光光地造了五幢三层楼房子，是当时的一大壮举。五幢房中，溪口镇占了两幢，另外三幢就在岩头。

想不到岩头这么一个藏匿于山涧深处的小村落，竟然 保存了这么多清末民初的古建筑。一路走过去，幸存完整的老房子一座接着一座，那些“四马头墙”、“五马头墙”接二连三地展现在眼前。经老人指点，有的是国民党将军的故居，有的墙门里出过黄埔军校各期学生，还有更古老的院落里还出过前清武举人。瑞房、三道阊门、二十四间走马楼、中三院、下三院……这些古雅的宅名，这些恢弘的江南风格的古建筑，着实令人惊叹和流连。

 

千百年来一向耕读守业的山乡古村，因为特殊的人脉关系──有了蒋介石这位女婿、有了蒋经国这位外甥，民国民期一下子以群体的形式走出了许多高官大员，仅将级军官就有5位，校官之下更不计其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岩头村因此留下了许多民国要人的踪迹，大量民国时期的历史信息也许就依附在葱绿氤氲的山水、屋宇之间。岩头村也在世人眼里，成了一座研究民国历史的“活化石”。

过了一会儿，通过曲曲折折的宅间小巷，毛宝根老人终于带着我们来到了蒋介石原配夫人、蒋经国生母毛福梅的故居──“三份地”“素居”。

抬起头，首先望见的是高高耸立的五马头墙，毛老告诉我们，江南民居中五马头墙比较罕见，必须要有一定地位的望族才可建造。

我问：“这里的门牌上都写着三份地的字样，这是什么意思？”

“三份地，早先叫三份第，是毛福梅祖上毛太公一族聚居的街区地名。”

“那素居呢？是不是他们一家全是吃素念佛的？”

毛宝根老人笑道：“也有这个意思，但素居一名是因为毛福梅嫁到溪口丰镐房后，那边的香房叫素居，后来才移用过来的。”

素居为三合院中的二层楼房，系晚清时期的建筑。正屋坐西朝东，中间是厅堂，据说，毛福梅当时常住右边的那个房间。天井前有照壁，五马头山墙，木窗上有冰梅花纹和蝙蝠图案，正屋和厢房间还有回廊相通，廊柱上雕有精美的灵芝草、云头纹等。毛老告诉我们，这个偌大的宅院在1949年后的土改中，房主（蒋经国娘舅）被戴上地主帽子屡遭批斗，房子被分给了十几户贫农，直到如今未能收回，目前居住着的6户人家都不是毛氏家族的后人。

遥想毛福梅当年在这里度过的少女时光，这样一个原本平凡又本分的女子，却不经意地走进了历史，丈夫和儿子成了政坛上的大人物，深深地影响到了中国和台湾的历史进程，而她出嫁后又时常回来，独守着老家寂寥的天空。这所故居，有她少女时代的憧憬，有她出嫁后归来的辛酸和悲喜，往事随风，景物依旧。 故居的风貌能这样保存下来，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毛福梅(也有写作“福美”、“馥梅”的)，学名从青，奉化岩头村人，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初九，她家是岩头一带的望族。蒋介石于1901年(14岁)娶了她为原配夫人，毛福梅比蒋介石年长5岁。女大于男，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毛福梅拜堂成亲那天，小女婿闹出一场大笑话。下午4时许，新娘花轿到达门前，这时按例鸣放喜爆，一群随轿看热闹的孩童和跟大人前来吃喜酒的小客人，都拥到天井去抢拾爆竹蒂头。年方14岁的蒋介石见此情景，顿时忘乎所以，也急忙奔出挤在其他孩童之中，抢拾爆竹蒂头，引得亲友哄堂大笑。奉化向有“新郎拾蒂头，夫妻难到头”的俗话，人们都忌讳此事，认为它预兆新婚夫妇可能不合。正坐在轿中的新娘毛福梅听到此事，其痛苦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蒋母气得跺脚大骂，王采玉流着眼泪数落儿子，边哭边数，经兄嫂姐妹女眷们轮番劝慰，才勉强收住泪。

蒋母洒泪的时候，也正是毛福梅伤心的时刻。她万没有料到丈夫顽劣到这个地步!新婚之夜，毛福梅独坐洞房，面对龙凤花烛流泪不止。而蒋介石在“贺郎酒”之后便跑到娘的床上沉沉睡去了。毛福梅听着单调的更鼓声，含着无限委屈的热泪，直坐到雄鸡报晓。

按照奉化的风俗，男女成亲之后，开春正月初二那天，新女婿要到岳家拜岁。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一再叮咛下，蒋介石和佃户一大早就把礼物装成一担，去岳家拜岁。这一天，毛鼎和夫妇也忙得不亦乐乎，杀鸡宰鸭，做汤圆，炒花生，备了一大堆吃的，等待女婿上门。可是，半天过去了，还不见生头女婿的影子。从溪口到岩头只消步行2个小时即可到达，可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还不见女婿的身影，一家人不免心焦，亲友陪客有的也打算告辞，毛鼎和十分尴尬。

这时，毛福梅的堂弟毛鸿芳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生头女婿来了，在毛家祠堂里“串花灯”哩!毛鼎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上了9年学的读书人，怎么能玩下贱人的营生呢?毛鼎和急对身旁的大儿子说：“武宝，快去看看，果真有你妹夫，叫他回去，今天不要上门了。”毛武宝应声而去，可已迟了一步。不一会儿，门外锣声大作，爆竹三响，花灯队已走上文元阊门的石阶。打头的少年正是蒋介石，崭新黑缎袍襟上泥渍斑斑，西瓜皮帽下那条大辫子也快散架了。

他走到大门前立住，从怀里取出一枚大爆竹，呼一下吹旺火绒，把引线点着了。毛鼎和一看到生头女婿蒋介石，不禁火冒三丈，勃然大怒，他把蒋介石拦在大门外，用白铜嘴长烟管指点着这个年轻人的鼻子大声斥骂起来：“你，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有脸上门来出丑?蒋毛两家的门风都给你败光了!”蒋介石挨了毛鼎和一顿臭骂，不便发作，花灯会的哥们儿笑着溜走了。作为毛家新女婿的蒋介石十分狼狈，也不好言语，他突然呼的一下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两家老人做主包办的旧式婚姻，毛氏又是一个缠足的旧式闺女，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两人感情一般。自从串花灯负气一场之后，蒋介石对妻子的感情更加淡漠了。毛福梅在新婚之夜闹了个洞房空守，对蒋介石怨一阵，恨一阵，到头来还是谅解了他，总以为他还年少，又要读书，心思不在房帏间，说明肯读书上进。所以，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大姐姐”，在生活上对他百般照顾……后来，毛福梅送小丈夫外出赴考以及后来留学东洋，她也学婆婆的样子，天天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菩萨保佑丈夫蟾宫折桂，衣锦还乡。

再后来，毛福梅便时常回岩头娘家休憩闲居，直到毛家女婿蒋介石190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才怀上独子蒋经国……

2006.7.7.宁波

—–首发民主论坛

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和父亲已经坐牢快五年了，都在四川省第二监狱，他在一队，我在女犯三队。

很快，文革的战斗就打响在监狱里了。

对我最直接的冲击是关于父亲的三本日记。 　　

王户籍审问我日记的下落
　　 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是端午节。下午两点多，队长把我叫到饭堂隔壁一个堆了些杂物的房间去。当时，车间在做棉衣，我的工作是把棉花用秤称成小捆，灰尘和短毛刺激得我不断打喷嚏，我两个黑鼻孔满身白毛走了进去。房里坐着一个穿黄军大衣三十来岁的年青男人，仪表不俗，态度平和，我惶惑地望着他，不认识他是谁。他自我介绍是较场口派出所我家现在的户籍，姓王。看来，逮捕我时的「姜疤」户籍已经换了。

王户籍开门见山地问我父亲解放后记的三本日记的去处。我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父亲记了三本日记，既然清楚有这事，为什么还要问我它们在哪里。父亲确实写有三本日记。我粗略地翻过，主要记的是解放后他的所见所闻所历，其中不乏共产党耸人听闻罪行的人名、地点、时间、详情等细节，和他对报章杂志上一些文章的看法与评论。但日记的很大部分是父亲对「世界政府」的热烈向往和他个人对世界政府的组成及运作的一些构想。

这三本日记父亲于五八年初，托舅舅张亨中从重庆和平路我家带去藏在上海，他当时正在申请出国去柬埔寨帮我叔叔经商，准备拿到护照后，经上海带走。日记放在重庆家里，大家害怕，转移到别处，还是害怕，反正都成了惊弓之鸟。几个月后，有人从上海来「外调」，我以为是日记的事败露了，父亲又要坐牢，吓得大哭，结果是一场虚惊。

这次，王户籍专程来省二监盘问日记的下落，我是很认真对待的。从六一年逮捕审讯我到此次追查日记，我对共产党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有了新的认识。

我想，父亲压根不知道我的所谓反革命集团的事，他们尚且说我反动思想的形成是他教育的结果，他是我反革命集团的幕后指挥，重判他十五年。那么，这三本日记，白纸黑字全是父亲亲笔，不少言词直指共产党痛处，这次他们绝不可能视而不见，像对待父亲四九年前痛骂蒋介石腐败无能的十几本日记那样，他们完全会为这三本日记而恼羞成怒把父亲枪毙。

脑子转了一个圈之后，我斩钉截铁地回答王户籍：「我不知道。」并且下定决心，就是加我五年十年刑期，就是打死我，我的答案也是不知道。下了这个决心，我生平第一次在狱吏面前勇敢撒谎。

出乎意料，王户籍并没有拍桌子打巴掌说我不老实耍狡猾。相反，他对我说：「你的父亲也说不知道。」

我惊喜得难以置信，这个户籍太好了，他无异帮我和父亲串了供，父亲也说不知道，双方口供一致，我吃了定心汤圆。

红卫兵抄出日记怕父亲被枪毙　
数月后，二监管教干部姜兆阳从厂部到三队追问我日记的去处。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很有些黄文德的凶味，此时我一点不畏惧，再凶我都不睬，问死我还是个不知道。姜干事愤愤地说：「你要相信，红卫兵的干劲是很大的，他们掘地三尺也要把日记抄出来。」我心想，那你就准备加我的刑吧！

后来，泡粑脸薛队长告诉我，父亲那三本日记已在上海被革命小将抄出，至于是红卫兵掘地三尺抄出来的，还是在威逼下有人自己交出来的，他们不曾问过。薛队长说：「看了这三本日记，任何中国人都会气得发抖，一本就够资格枪毙！」

听了她讲的话后，我心里怕得不得了，时刻为父亲的生命担忧。当时，我完全无法得到他的消息，哪怕是间接的消息。妈妈来接见，我几次鼓起勇气想问父亲的情况，但看看站在我俩中间的队长，就都忍住了，不敢提到父亲。我和父亲是连案，痛恨自己的罪恶，就应当彼此互相痛恨。到开全监「宽严大会」，我就更加如坐针毡，好象末日来临。那时，开会前除了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外，还经常放胡松华的《草原》。那次，留声机放的是《草原》，针头顶在唱片前面那段过门上，质量不好，发出粗糙的沙沙沙响声，这响声在我听来它就是脚镣拖地的声音，我断定父亲戴着脚镣正走进会场。戴脚镣意味着加刑枪毙，脚镣声从我心上拖过去，我全身战栗，觉得自己就要晕倒。

我一改过去开会时低头看地不朝男犯方向看的习惯，破天荒第一次抬起头盯着男犯一个一个看仔细，直到看到戴脚镣的男犯里并没有父亲，我才松了一口气。

从监狱长夏钰钦报告红卫兵的伟大功绩中得知，文革期间，他们抄出来的反动物品，蒋介石的照片、国民党的党旗、黄金白银变天账 …… 骇人听闻多不胜数，社会上监狱里被抄者成百万上千万队伍浩浩荡荡，听起来就有 「法不制众」的感觉。

被捕后招供连累父亲判刑十五年
这些新帐算不胜算，监狱人满为患，最后，全国一盘棋，老帐基本一笔勾销，父亲没为三本日记枪毙。这三本日记我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担心，到现在他们把日记抄走了并且不作计较，我才放下心头大石。　

回忆数年前刚逮捕我时，审讯员黄文德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完全不设防的我攻克了。在他的呵哄吓诈下，我竹筒倒豆子把父亲同学全出卖了。为了避免他继续对我白天黑夜急行军似的审讯，和没完没了的咒骂以及当着我面吃饭令我流口水等的精神折磨，我还按照黄的引导把一封别人来信写的几句话（他指出的十六个字），胡说成是我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只是当时脑子不够用，不然我会给自己的反革命集团取个好名字，以期黄文德表扬我坦白诚实。没想到，就这么乱说了几句话，后果竟如此不堪，我自己十三年刑期活该，五十岁的父亲给判了十五年，他对「反革命集团」一无所知，母亲和四个弟弟也从此走上崎岖之路，从此苦难不断。三个出身右派地主富农的同学朱文萱、伊明善、吴敬善，只同我聊过几次天，就成了「集团」成员，两人被关，一人开除工作，大半辈子完蛋。

害人害己，我终生不得安宁。

这次，他们追查父亲的三本日记，我表现得不老实，结果反而没事。我第一次体会到，人在无法无天横蛮无理的共产党面前，不能讲诚实坦白，对他们诚实坦白就是愚蠢，就是伤害你的亲戚朋友，就是犯罪，要抗拒要撒谎，调动你的智能和勇气，拿出肩头准备承担，这样做了，他们反而把你奈何不得。至少，不会连累别人。

四川先知们说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只判三年」是何等的英明。

出狱后才知道，在那个无法无天，不为任何事就可以把人往死里打的年代里，如果当时父亲和我是在社会上而不是在监狱里，父亲完全可能为他的三本日记送命，而我这个孝子贤孙大概也陪葬了。监狱里的死老虎们，相对于社会上的死老虎和新老虎真的安全不少。那时管教干部对我们说犯人是生活在防空洞里了，看来有点道理。

我还庆幸，在黄文德软硬兼施面前，我没傻到把父亲的三本日记也「坦白从宽」出来，否则，按照那时的判刑，父亲就不是什么十五年的问题，而是「不杀不足已平民愤」了。否则，我现在就不仅仅是终生不得安宁的罪人，而是手上沾着父亲鲜血的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了。写至此，想到当时我完全可能在不经意间把父亲送上断头台，我的心立即紧缩成一团。

一位读过我书的朋友说，「看到你把所有的人都出卖了，我心想，幸好，当时我不是你的同学！」另一位读者来我上班的店里说，「我非常气愤你，你把你的父亲整得好惨，你父亲是最冤枉的 …… 」

希望我可以重新活一次，但愿我会表现得勇敢成熟一点。

但我最希望的是，这类事情永远不曾在地球上发生过。

首发开放

　　有时感觉清醒还不如麻木些好。
　　而其实还是清醒了好，有阳光和明澈在，在这坚定里虽偶尔伴随因看的透彻而有痛的感觉，却觉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内心充盈、丰腴、宁静和温暖，感觉到如《易经》里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法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理想境界，很幸福。
　　我常常想到人，想到各式各样、各怀心态、各行其是的人们，他们的行走和生活总受看不见的环境所影响和左右，感觉人如水，环境如各种容器。
　　而民以食为天，人总归是先要生存，然后再想生存更好的，所以芸芸众生必然认同和践行现实是最好的老师这一法则。所以有什么模样的现实和社会必然就有什么模样的民众。他们的理想也是以这现实或社会环境为依托的。
　　我憎恨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并认为独裁专制是一个社会的万恶之源头。估计有好多人也这么想过，也憎恨，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妥协了，苟且了，甚至为满足自己一时私欲而向独裁者献媚送礼，成了狗，成了贱货。所谓市井间流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的话即是这写照。
　　于是就想，一个容忍贱货和独裁者投机、横行的社会必不是一个流淌光明和清澈的社会，必使人性趋恶，甚至会成为一个众兽食人的社会。
　　所谓和谐，从字面理解：“和”左边的“禾”是指粮食或食物，“口”是指每一个人，即“和”的意思是：“人人都有饭吃，并能吃好。”“谐”的左边是言字旁，指发言和说话，“谐”的右边是“皆”，是全部、都的意思，所以“谐”的意思是人人都能发言和说话，引申一下，“谐”的意思就是人人有言论自由和践行民主的权力。所以一个社会要想“和谐”必然要人人都有饭吃并能吃好，并且是以言论自由和民主为后盾的。也即人有饭吃才能和，才能稳定，社会有言论自由和民主才能文明和愉快。
　　所以就想，人变坏，常常是一个社会叫他变坏的，也即在什么样的气候和环境里，必然会生长出什么样的生物。因此，营构一个好的气候和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而对一个社会而言，有好的制度就比什么都重要。好的制度能叫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叫好人变坏。如果不在制度建设上做根本的突破，于一个社会而言，执政者无论心怀多少美好愿望，只喊口号，只做道德说教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6月上旬，中国国土资源部召开全国土地执法会议，宣示土地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并明确要求：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在今年6月份查处3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8起。

　　与国家审计署每年反贪唱独角戏不同，这次国土资源部得到了中央撑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均为“土地执法风暴”造势。由于下达了查处案件指标，而过去数年来日进斗金的“土地爷”又因迅速暴富，难免惹来官场同事嫉恨，加之将原有“土地爷”拱下去之后可取而代之等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在完成查处任务时并不手软。远的不说，就在6月份，中国因土地问题落马的官员就有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金宝、天津市副市长陈质枫，以及福州发生的土地窝案等。

　　但如果以为中国政府此轮清算的目的意在反腐，并扼制地方政府掠夺民田，那就完全会错了国土资源部数度告白之意。

　　中国政府宣示此次整顿土地违法的理由有两条：第一是中国的土地数量已经逼近生存底线，截至2005年10月31日，中国大陆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由上年的1．41亩降为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第二则是凡属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一些本来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往往成了违法的主体。鉴于上述原因，今后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

　　第一条倒也堂堂正正。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小农阶层占总人口将近70％的国度，没有足够的耕地，许多农民将无以为生。但让人颇生疑虑的却是国土资源部并未承诺从此以后将停止土地开发，而是提出要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言下之意是，开发仍将继续，只是今后得由中央说了算，地方政府出局。这就让人怀疑中央提出第二条理由的真实动机何在。

　　好在国土资源部并不隐瞒这次刮“土地执法风暴”的真实目的，那就是“中央要分享土地收益”。国土资源部部长张跃庆明明白白地晓谕全国：国务院曾发出《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中，“40%上交中央财政，60%留归地方财政”。但后来，为了便于地方政府取得城市建设费用，中央财政对地方土地出让金的分享比例一再调低，甚至到最后有点不了了之。

　　这当然只是台面理由，其实还有一条官场心照不宣的理由，那就是要将地方官员在土地审批中寻租的权力转移到京官手里。都是做共产党的官，凭什么让地方官员靠着土地吃香的、喝辣的，捞得盘满钵满，而京官只能看着眼馋？

　　强征土地确实使广大民众的生存权被褫夺。面对社会底层的受剥夺，中国政府早已炼就铁石心肠，从来未给予半点同情。但是强征土地产生的巨额收入却让中央怦然心动，如此厚利岂能让地方政府独享？先大张旗鼓打击贪官震慑地方诸侯，再祭出“将土地审批权收归中央”这一法宝，目的均是要地方政府乖乖就范，愿意与中央分享地方土地出让金。办起这事来说难也难，好好商量肯定没门；说容易也容易，哪路地方诸侯不是中央任命的？哪个官员不是一大堆污糟贪腐事情？不听话，祭出反腐败的法宝抓一批，杀一批，还落个“民众拍手称快”，称颂中央英明 。

　　问题在于：中央政府无法证明自己一定比地方政府廉洁，前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腐败案就足以证明这点。更何况，中央各部的事权越大，腐败程度就越高，这些年来，中央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本意是为了看住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行业的硕鼠，但其结果只不过是将这几个部门的监察之权变成了官员们寻租索贿的机会与资本，腐败的食物链将猫鼠变成了“一家亲”。

　　其实，中国的土地之所以成了养肥贪官污吏的温床，根由全在于中国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国家，这一点为地方政府介入土地买卖留下了制度空隙。要解决这问题，只要将土地私有化，让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也就堵绝了政府随意掠夺民田、民宅之路。舍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扼制土地征用所产生的严重腐败。而目前这种意在分肥的“土地执法风暴”，除了让中央政府在地方土地出让金中名正言顺地分一杯羹之外，对反腐不起任何实质作用。

叫狗不恶，恶狗不叫。

悄无声息，金正日就接连发射了7枚导弹，震惊了全世界。包括俄罗斯和中国。

金正日的解释是：“此次发射导弹是为了加强国防自卫能力，是我国军队正常进行的军事训练的一环。”

据《朝鲜日报》报道，在北韩发射第一枚导弹的凌晨3时32分前20分钟，韩亚航空一架从芝加哥飞往仁川机场的OZ235航班正经过导弹接连坠落的东海上空。

当日下午3至5时之间，也就是北韩发射第7枚导弹(5时22分)前，又有发自纽约的KE082、发自亚特兰大的KE036、发自华盛顿的KE094、以及发自芝加哥的KE038等4架大韩航空客机从导弹发射区域飞过。据航空公司方面表示：“未从政府部门接到过任何飞行预警。”

五架航机全部乘客加起来达1100多人，这千余名走下飞机的乘客哪里知道他们已是鬼门关上走了一遭？

当时在附近海域进行捕鱼作业的280多艘日本渔船，在导弹发射5个小时后的8时53分才得到日本政府下达的紧急躲避令。

无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和《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公约）》等国际法，蔑视他人的生命，这与恐怖主义分子行径有何不同！如此“军事训练”，比人体炸弹、汽车炸弹更邪恶，更疯狂！说什么“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推进六方会谈进程”，非也！这是金正日向全世界的不宣而战！

对内，实行家天下残民以逞，对外，唯核讹诈乞讨是务。出尔反尔，把中、俄、美、日、韩诸国戏弄于股掌之上…。饿殍遍野，穷兵黩武。金氏政权恶贯满盈，罄竹难书。究其原因，助纣为虐，怙恶不悛，北京难辞其咎。姑息养奸，任其坐大，青瓦台的“和平繁荣政策”养虎遗患。

解决国际争端，采用外交手段，能以双方或多方会谈解决问题皆大欢喜当然好，但那只适用于承认和遵守国际通行规则的国家。而对金正日这个软硬不吃的无赖，国际社会与其说束手无策，不如说是投鼠忌器。

为“金”之计，只有一条，即，决不与恐怖分子恐怖集团谈判，决不向核讹诈屈服。为了金氏王朝家天下的“稳定”，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物质和生命。其唯一结果只是北朝鲜人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被奴役和没饭吃。如蛆附骨，而今，中国仍然是金二氏最大的讹诈对象。依我看，任何一个中国人对这个小无赖恐怕都是无法再容忍了！

为了4名被害的外交官，俄罗斯总统普京悬赏1000万捉拿绑架杀害他们的凶手，并下了格杀令。决不与恐怖分子谈判，决不向讹诈屈服。冤有头，债有主。或正大光明地来决一死战，或老老实实按规则坐到谈判桌前来。彻底断绝了恐怖分子以绑架无辜达到政治目的的邪念。

“劳”而无功，唯其如此，才能使恐怖主义分子彻底放弃恐怖活动。唯其如此，才能放北朝鲜人民一条活路，唯其如此，才能使恶贯满盈的金正日早日走到末日！

2006.7.7

──《观察》首发

任何社会都有问题，政府的责任就是解决问题，既然共产党认为有非己莫属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那就不要叫苦。而我们也并非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问题，问题是我们无法帮助你们，因为你们太自负、太狂妄了。譬如，你说大学毕业生心理素质不良是”独生”造成的，而独生政策又是人口太多造成的，人口太多又是毛泽东没有听马寅初的意见造成的……。这一路推论下去，中国的问题统统是共产党造成的。

但是我们说要搞”多党制”，你们又说那样是”会乱的”.

再说关于教育和医疗问题，原来你们是要”包打天下”的，农民有赤脚医生，工人有公费医疗，等到后来发现包不了，就把包袱全部甩掉。

现在你又说”学生是弱势群体，老师是强势群体”；我还可以说”医生是强势群体，病人是弱势群体”，我更可以说”共产党是强势群体，老百姓是弱势群体”，以这种简单的对立划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回归到”多党制”的问题，它的好处是：”甲党解决乙党的问题”，”乙党解决甲党的问题”，把理念握在手中，把问题交给别人。用你们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两条腿走路”、”换肩膀挑担子”.说实话，天下哪个政府没有”民怨”？美国共和党政府今天的民怨太大了，过两年换到民主党手里，老百姓还不是全忘了。这些说法很肤浅，但就怕你们共产党钻”一党专制”的牛角尖；你们总以为”接力赛”不如”马拉松”，但”马拉松”也得有个终点，你们也得歇一歇……

二○○六年七月七日

附《冼岩：警惕大学毕业生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最近，大学毕业生事故不断。从河南升达到四川川大，虽然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有所不同，但同样凸显了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大学毕业生有可能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任何社会，大学毕业生都是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有勇气，敢于追求，因此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也最激烈。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更具有与其前辈和海外都不同的特征，在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的同时，一些先天的不足与后天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现代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庭中受到百般呵护，对社会、对人际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与认识；从小受到的应试教育压力，使学生在考分挂帅的同时，无缘进行其它方面的锻炼，单调的生活经历可能使他们的心理年龄小于实际的生理年龄，心理性格的发育成熟远远落后于知识与智力的进步；在大学扩招使更多人有机会利用升学改变命运的同时，教育产业化的高收费也使越来越多的家庭难荷重负，一些学生切身感受到了家庭的压力、亲人的期待，在心理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负担着成年人的烦恼；当前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毕业即失业，更使大学毕业生对未来产生了无尽焦虑。心理成熟的滞后、生活压力的置前，使当代大学生提前感受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加上对现实的责任很少，对未来的焦虑很多，大学毕业生成为心理最不稳定、最易于失控的群体。

这种局面的形成，大学生本身并没有责任，他们只是命运的被动承受者；无论此前生命中的哪一个环节，都不是他们可以主动选择的。对这一切真正负有责任的是家庭、学校、社会，尤其是政府。它们联手设计好了所有的程序，生命只能在这种程序中按部就班地流转，否则就会掉线、断路。大学生本来是社会的”天之骄子”，走进校门即意味着将来衣食无忧，甚至前程似锦。但这一切现在已经发生变化，大学毕业生成了就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对工薪的平均预期甚至低于农民工；在他们的眼中，未来由阳光明媚变成了阴霾满天，有些人因此产生了”离校恐惧症”.

低于生理年龄的不成熟心态，严峻的生存竞争考验，使得大学生更需要社会的帮助，否则生活的压力可能使他们放弃责任，放弃自我。在他们沦为不稳定因素前，社会应该伸出手来，帮助这些孩子尽快走出心理断乳期，使他们能够直面生存竞争的风风雨雨。

在此断乳期，大学的责任首当其冲。应该对当前的教育指导思想进行重大调整，大学不应该仅仅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应该同时向学生传授实际的工作技能，增加实习的内容与比重，使大学生在毕业时就能够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在求职时不会因为”没有经验”而沦为弱者；同时，大学应该重视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专门开展品德、心性方面的活动，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性格与心理承受能力。

只有在工作技能和心理适应性方面有所凭籍，大学毕业生才不会惧怕进入社会，才能拥有独自应对生存竞争的信心。但是，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学校的所作所为却与此要求南辕北辙，它们的逐利行为加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诱发了学生的”非理性”冲动。从成都三原外语学校的强行迁址、河南升达招生时对学生隐瞒真相，到四川川大擅自决定对学生多选修的学分收费，都是学校这一强势群体对学生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侵害。学生们求告无门，只能以”非理性”的形式来夺得全社会的关注、争取摆脱不公正的境遇。当学校也成了赢利机构时，不可能再期待它能够主动的、无偿为学生提供克服心理困境的服务，此时政府应该主动介入。

要帮助学生培养独立性、提高心理承受能力，从小学就开始的道德教育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学校本身行为也以赢利为准则、甚至不惜损害学生利益时，道德辅导的作用令人怀疑。因此，比学校对学生的道德教育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部门对学校行为的规范，对弱势学生的救济。教育部门应该设立专门针对学生的机构，专门听取学生和家长的诉求，为具有卖方市场特征的教-学关系中的弱势一方提供诉讼的渠道和救济性服务。只有及时掌握情况、及时介入、及时化解矛盾，情绪和事态才不会失控。川大事件因学校的及时让步而最终平息，证明了此点。

虽然独生子女被家庭捧为掌上明珠，但社会为这些孩子还是做得太少，学校更是视其为赚钱工具。长此以往，被损害的不仅仅是孩子，也是全社会的稳定和未来。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自己，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都应该负起责任来，不要让大学毕业生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Language, Loss, and Metaphor

Ellen Hawley

My mother died in June 2005 at the age of ninety-three. For some time and it’s hard to say how long because I can’t draw a line and say it began herea series of small strokes had been chipping away at who she’d once been. I called her one day, six months or a year before she died, and the woman who took care of her told me she hadn’t gotten out of bed for two days. Maybe I could convince her to.

I doubted it, but when my mother took the phone I asked why she wouldn’t get out of bed.

“I can’t explain it,” she said, meaning not that it was beyond the reach of my understanding and not necessarily that she didn’t understand it herself but that she had no words for it anymore. They were gone, dissolved, out of reach. I’m reaching for metaphors here because I have no other way to express what was happening, but none of them bring me any closer to understanding the way language had unraveled inside her head. I’m writing about the loss of language and what do I have to work with other than language? I can’t know what it was like for her and she couldn’t tell me. It’s as fitting as it is ironic that I’m pushed toward metaphorthat rarefied literary gamebecause as words became harder for her to get hold of she occasionally spoke in unwilling metaphors.

I taught writing for some years, and when I talked to my students about metaphor I tried to present it not as a literary devicesome arcane trick they had to master if they hoped to pass in literary societybut as something the human brain creates naturally. When I look back on what I said, I don’t think I was wrong, but that doesn’t mean I knew the first thing about it either. All I had in mind was the power that objects and processes can take on when our emotions overflow their ordinary channels, the way saying something relatively safe can open the possibility of communicating something unsafe, the way one thought can enlarge another thought that seems to be unrelated until suddenly and stunningly it doesn’t. I was thinking, in other words, of the undamaged brain. If I talked at all about saying the unsayable-and I can’t remember whether I actually used that phraseI meant it (in the weakest sense of the word) metaphorically. I had never spent twelve seconds of my life wrestling with what unsayable means in its literal and most physical sense: not what we’re afraid to say, not what we’re forbidden to say, not even what we haven’t yet put words to and so allowed ourselves to think about clearly, but 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putting something into words and communicating it to another human being.

When my mother was younger, she was a tenant organizer in New York and a fine public speaker. Someone who worked with her told me once, with only minor exaggeration, that if you woke her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tuck a microphone in her hand, and told her to make a speech, she could not only do it but do it well. She was one of only two people in New York that the real estate mogul Harry Helmsley refused to debate on a radio program.

And now she couldn’t explain why she wouldn’t get out of bed.

“Are you in pain?” I asked.

No, she wasn’t in pain.

“Discouraged?”

The word I wanted was depressed but I couldn’t get myself to say it.

“I don’t understand,” she said.

I should have tried synonyms but I was only too happy to run away from the question.

“Tired?”

She said something I couldn’t make out, something longer than yes or no.

I was fairly sure I should keep offering words but I didn’t. The question-and-answer format felt condescendingto me, if not to herand, short of ending the conversation, I couldn’t see a way to change that. I told her that if we were voting I voted for her to get out of bed. She said something else I couldn’t catch, then said she loved me. I said I loved her. We said this to each other a lot as words became less useful and our conversations narrowed down. Almost everything that made my life interesting had become too complicated to tell her about. So many things had moved out of bounds that I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leading a secret life. To keep her on the line an extra few seconds, I’d sometimes tell her that it was raining, it was snowing, the weather had been gorgeous all week and the crabapple tree was in bloom. My partner was fine, I was fine, the dogs and the cats were fine. Every so often I got lonely enough to admit that one of us was sick, although when she’d been fully herself I kept that sort of information to myself if I could. She and my father worried about us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whatever passing illnesses we had. But with conversation hard to sustain, a head cold gave us a moment of connection. If everyone on my end of the line was healthy, we were left with the blandest reassurances. We said “I love you” in every conversation because it was one of the things we could still say. We said it to make up for everything that was closed to us.

It never crossed my mind to ask her how she felt, trapped with such a sparse collection of words. I don’t know whether she would have understood the question or whether she could have answered it if she had. I shied away from acknowledging what we both knew was happening as if somehow she might not have noticed it, although she’d been reporting unflinchingly on the process for years.

This time when she said she loved me she gave her voice an unusual intensity, as if she expected it to be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and she wanted me to remember it. She had so little left that she could give me but she was still my mother and still struggling to give.

It wasn’t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though. I called the next day and she’d gotten up, taken a shower, and gone back to bed. A few days later she got up again, and sometime after that I went to visit. I live in Minnesota and she was living in California, two blocks from my brother.

We had a few more final goodbyes, usually on the last night of one of my visits. She saw me to the door once, a tiny, white-haired woman standing inside the frame of a junior-size walker.

“The next time you see me,” she said, and paused.

I waited while she searched for words.

“I won’t be here.”

I couldn’t help it. My mind snagged on the idea of seeing her even though she wouldn’t be there and I laughed. She laughed. It seemed like a natural enough thing to do. For some years she’d been telling us she wanted to die. She’d been too active, too competent, too focused to be satisfied with a life whose whole purpose was to sleep, get dressed, eat, read the paper, and sleep again. She’d been an organizer. She’d been a Communistpart of the generation that joined during the Depression, and she remained a member until sometime after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took a position against Gorbachev’s reforms, when she finally resigned. She could be a formidablepolitical opponentI heard that from someone else she worked with, who was still fuming about a battle he’d lost to herbut her commitment to the people whose rights she fought for was as genuine and as deep as any I’ve known. When my brother and I were young, she talked to us about trying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It was a simplified explanation of the life she and my father had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long before we were born, but it was also exactly what she meant. Now she could no longer try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so what was the purpose of her life? Especially since she had to wait out her final years without my father, who died ten years before she finally did.

So I had learned from her to talk comfortably about death, and to accept her longing for it. I don’t remember what I said once we stopped laughing. Something about hoping she was wrong, probably. Something about knowing she wanted that. Something about how much I’d miss her, although I had no idea how deep the missing would run. It doesn’t matter what I said. I’d been saying the same things for years, in one form or another. They didn’t change a thing but I said them anyway. They were an attempt at connection, a form of acceptance.

The next time you see me I won’t be here. As words slipped out of her reach, she sometimes came at ideas slantwise, from directions that surprised me. The ideas inside her head were richer than the poverty of her speech allowed her to express, although I doubt her thoughts were as varied or as deep as they once had been. She spent an entire evening once trying to explain an insight she’d had into her family. What she needed to put together was a single longish sentence, and the first time she tried she got part of the way through, telling me she’d been thinking about her mother and it had occurred to her. And there she stopped, as completely as if she’d run into a wall. In my arrogance, in my loneliness for the person she used to be, I didn’t expect whatever this was to be a new thought, although I was prepared to act as if it were. It had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d talked about anything new and I assumed her thoughts had narrowed down as much as her language.

She tried the sentence again and stopped in the same place. She was frustrated. I was frustrated. She gave up but came back to it later, starting in the same placeshe’d been thinking about her mother-and pushed a few words past the place where she’d stopped the first times through, until finally, about the time I was saying goodnight, she crashed through the barrier and found the rest of the sentence: She’d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twelve-year gap between her older sister and herself and it had occurred to her that her mother might well have had a miscarriage, or several miscarriages, between them, and that she was precisely the kind of Victorian lady who would have kept that a secret.

That thought, so laboriously set in words, made more of a connection between us than we’d had in years. My mother was still in there. Her mind was working: in near-silence, in isolation, without the back and forth that, as I think of it, keeps us human, but it was still working.

I don’t know if that was a cause for hope or for despair.

The last time I saw her other than in the hospital where she died, we had another final goodbye. By then I also thought it might be final. It was again the last night of my visit and for some time she’d been telling me to go homeback to my brother’s house, where I was staying. Even then she remembered that I went to bed earlier than she did and that I was running on Midwestern time. Even then she was trying to take care of me. I kept saying I’d leave soon, I wasn’t tired yet.

When I finally starte to say goodnight, she said, “Stay put.”

She didn’t mean don’t gothat much was clear from the context, from her gestures. It was one of those slantwise approaches.

“Stay put?” I said.

She waved one hand through the air in a vague and uncharacteristic gesture.

“In an anarchist sort of way,” she said.

For a split and disorienting second I thought the century-long hostility between the anarchists and the Communists had been resolved. Then I took the phrase to mean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although I’ll never know entirely if I was right. We said goodnight. We said “I love you” all over again. I searched for some way to tell her how much I meant that and couldn’t, any more than she’d been able to find the words she wanted. Less, because I didn’t find any slant from which to approach my meaning. I kissed her and she was impossibly tiny, impossibly frail. The next time I saw her, she was dying.

Her last adviceher last demanddraws me back regularly: Stay put, in an anarchist sort of way. My partner thinks she was telling me to keep on being who I am, that she was saying she approved of me, and of course I like that interpretation. It’s the meaning I hold closest. But what she actually said is richer than that, and less certain. It’s full of resonances and echoes, of 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of meanings beyond any single meaning. It’s metaphor: a multilayered message exploding at me out of near-silence.

Ellen Hawleys novel Trip Sheets won a Writers Voice Capricorn Award. She works as a freelance editor in Minneapol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