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20世纪发生了血腥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后，基督教世界里发生了一个对上帝的沉重的责问：“难道当时您睡着了吗？”

上帝不来避免这个悲剧究为何因，最后归结为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约纳斯以《奥斯威辛之后的上帝观念》为题，作了一个“纯粹思辩神学”的演讲[该稿只有2万字，已由华夏出版社2003年出版，汉译者张荣]。这次演讲缘于一次并不重要的获奖答谢，那个称之为“莱奥伯尔德－卢卡斯奖”的神学奖项实在是绝少为专业外人士所闻知。比之于世界杯、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类的巨项，“莱卢奖”相当于一只飞鸟落在了大象的耳朵上。然而，约纳斯以“一个犹太人的声音”为副题的这次演讲远远超过了他的奖项本身，其“对上帝的责问”的冲击后果远胜于世界杯、诺奖的终局与揭晓。

为什么？这首先是因为他是奥斯威辛的一位受害者的亲人－－他母亲遭遇了与“莱卢奖”的设立人莱昂伯尔德的母亲（还有妻子）的同样命运，屈辱地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在演讲的开头，他说道：“我相信那些亡灵是无辜的，我们无法拒绝他们，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如同回答他们业已衰弱下去、向无言的上帝呐喊一般。”在表露了自己的道德原则之后，他很快提出责问：“什么样的上帝有资格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存在一个普遍的简单历史宿命论断：因为当年犹太人出卖了耶稣，交于罗马殖民总督本丢•彼拉多，以致处死，所以犹太应担此血海般的干系。但是，稍一推理，就发现这个“报复”是站不住脚的。

耶稣也为犹太人，被自己的同胞所出卖，几乎没有必要让外族人即日耳曼人来清算这笔旧账，何况时间已经过了1900多年了呢？

（二）作为出卖耶稣的直接责任人犹大已经受到了神的惩罚，在交出血价银钱之后，腹崩而死。

（三）耶稣对罪人向来是宽容的，并且自己也愿意选择以死成就神性的办法，他已经心满意足，根本不想报仇。后代的饼为肉、血为酒的仪式让人们获得了足够的精神动力，一旦他要求算旧账的暗示得到证实的话，岂不完全否定了他以死成就神性的设计？岂不愚蠢透顶！

在约纳斯看来，上帝只所以对犹太人这些忠实的盟友的几乎灭顶之灾，保持可怕的沉默，原因就在于他对自己创造的后悔。约纳斯说道：“上帝把自己完全交给世界之后，他就不必再付出了：现在该是人的时候…并且上帝必定因自己准许世界的生成而后悔，不是为了人的缘故。”约纳斯的这个说法不是胡说八道，因为《旧约•创世纪》第6章第5至6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公平而论，这不只是来自于人的本身的罪性，也来自于耶和华的委托代理人们出了道德风险问题。他们不再尽职尽责，反过来却贪恋人的女子的美貌。（创6：1－3）

耶和华决心毁灭世界，他还是有所不忍，决心留下挪亚。而挪亚的后代就一定是什么好东西吗？

上帝再一次疏忽了！

在“基督教话语系统”中，启蒙以来，思想家们并没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只不过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改造了上帝与人的关系。包括伏尔泰在内的自然神论者们声称：上帝类似于一个杰出的钟表面，他创造世界，就像给一只自造的精美钟表上好了弦一样，剩下的事情再也不管了！

自然神论为虔信者们所痛诋，但其中的“残酷性”却从未被人类自身所反省。那些因施暴而胜利的“英雄们”，那些因诡辩而成就的“术士们”，难道就不会在“事件”之外深刻洞察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吗？

当信仰不足以拯救一个人如罗马皇帝尼禄，又如莎翁笔下的夏洛克乃至于莎翁本人，还谈它对世界的拯救性－－有用吗？尤其“信仰”二字完全工具化后，主张拯救个体的人便陷入无端专横，便坚持地反对拯救世界者的“自我崇拜”；反过来说，拯救世界者常常陷入软弱的自责中，作为一种厌恶的表露，他又往往斥个体拯救者为“伪道学”。并且，要命的是，自从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后，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达到“自救－－救世”境界的“真人”。近似“真人”的个体也只是把个体的恶劣欲望压制的更低一层罢了。正如伟大的华盛顿一样，不管他多么明智，他的庄园仍有黑奴效力。

老康德比伏尔泰对这个世界的本真看得更清楚，干脆他就把“人”这种东西统统归为“不是什么好玩艺儿”的那类，他开玩笑（－－这是极为罕见的），说：

人，本来在天堂，由于盛宴中放纵了胃口，他闹肚子。天堂没有排泄之所，天使就把他领到地球上。但是，当人在大清肠胃时，天使却走了。于是，“不是什么好玩艺儿”的人就留在了地球上。

越来越庞大的“不是好玩艺儿”的群体一代又一代地梦想回天堂。事实上，天堂离他们是越来越远。除非他们放弃如野草般的恶欲，这恶欲已经不是放纵胃口，而为互相残杀与嫉妒所代替。

当然，以上这点是我根据康德《论永久的和平》所表达的愿望，推论而来的。

在我看来，天使（也可能受了上帝的指派）既然把我们扔在了“宇宙的厕所”里，那我们就先别妄想回天堂了，好好把这个庞大的“厕所”改造成花园吧。

在这个可能的花园里，我们应该避免任何形式的借信仰而行的意识形态的狂热，因为在奥斯威辛之后，我们又目睹为数不少的在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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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15日与北京画家朱红画寓交流，6月17日在陈天池寄寓再论；6月19日回泊头定稿

首发议报

6月27日，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上周在其个人博客上炮轰科学家钟南山院士，言辞颇为火爆，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5月8日，钟南山院士在广州街头被抢手提电脑，警方出动百余警察在10天后神速破案。前不久，钟南山针对被抢事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治安状况严峻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时候，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他有不同看法。钟南山院士呼吁收容游民的说法一出，引起网友激烈争议和国内舆论批评，此次艾未未“发难”，称钟南山院士“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人丧失基本的良知，丧失判断能力，丧失理性、是非观。丧失羞耻的能力”，也是发源于此。艾未未在其博客上逐条对钟南山院士的言论进行了批驳，钟南山院士对艾未未的批评有何看法，新民网试图联系钟南山未果。

附：艾未未博客原文：钟南山的价值几个亿的电脑和不可修复的人脑

事实部分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近来多事。

丢了手提电脑，广东省、广州市高度重视，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批示“尽快破案”警方出动了百余警察，历时10天破案。

在追查期间，警方“意外”地查获了被抢手机83部、手提电脑28部。

钟南山说：

 

“要命的是，一些重要的学术资料也存在里面。”

 

“要是里面的研究方案变成一种新药，那是几个亿的价值啊。所以简单地用钱来衡量太肤浅了。”

 

“收容制度存在之时，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

 

“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

“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但现在，作为广州的普通市民，我还是想说说对广州治安的看法，尽管可能是外行的。”

“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外来人口太多了”。“为什么打击了半天，(抢劫)还不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对这些人有没有恰如其分的、刑事上的处理。我感觉处理得太轻了，所以这些人能够这么猖狂！”

“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国家废除收容制度，是文明征服野蛮的进步，是人的权力、公民的尊严的胜利，是法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尽管这一切在这片国土上都来得太迟，代价太大。

“收容制度存在之时，尽管有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我有不同看法。”

钟院士的立场如果是清楚的反映了知识界人士，至少是科学知识界人士的人文品质，修养，立场和法律意识，是否也反映了他们的总体能力和水平的低下。

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人丧失基本的良知，丧失判断能力，丧失理性、是非观。丧失羞耻的能力。

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人维护虚伪的秩序，维护不义的权利，维护野蛮的立场。

呼吁收容无业游民，无视法律上的上的最基本的进步，明知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却作一个普通人的扮相，动辄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至上，那副中国知识分子的无望的嘴脸，跃然纸上。连丢一个手体电脑，也和国家利益挂钩。人可无知，不可无耻。

“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但现在，作为广州的普通市民，我还是想说说对广州治安的看法，尽管可能是外行的。”

钟院士丢了手提电脑，作为广州的普通市民，省委书记高度重视，调动大量警力，迅速归案，皆大欢喜。

是否问过，动用得是谁的资源，谁为此付出了代价，岂不知这个代价中就有那些流浪者的权利，先感谢那些被你暗中强盗了一把的人们吧，再去感恩他们的仆人，党和国家，这是良知。

话说所谓流浪者，若是半个世纪以前，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套句老话“没有他们，就没有革命，若否定他们，就是否定革命”你在要残酷之前，先掂量一下，清醒一些，不可过激。身居要职，装傻冲愣还好说，若是真傻真愣，国家危也。

在这个世界上，有明抢有暗夺。那无数流浪者，不是生来的流浪者，他们无非是明抢暗夺的普通受害者，他们的财产是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失去的，却是永远不会被追回的。这无疑是无人问津的最黑暗的罪行，您老人家好好享用吧。

“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外来人口太多了”。“为什么打击了半天，(抢劫)还不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对这些人有没有恰如其分的、刑事上的处理。我感觉处理得太轻了，所以这些人能够这么猖狂！”

“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

确切的说，中国知识分子，教授与政治流氓也只是一水之隔。

“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保护人权是宪法的重要部分，是人道的基本精神。人权不是好人权，是天赋的每一个人权利，并无好坏之分。钟院士说；以好人为本，这样的智力水平，不但让人为学术担忧，更让人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权现状担忧，若是让国际反华人权组织知道，岂不坏了事。自视为好人的钟院士，内心向往着一个怎样的世界。愿幼稚的观点和偏见不影响科学研究、医疗实践、教学工作，不影响你的社会实践。

那些善良的，无能的，被遗弃的，被忘记的，被伤害的，不幸的，无望的，冤屈的，没有可能的流浪者们，今晚，不会有人再碰你们，愿你们平安。

    “忽悠”一词大流行了。

     但什么是忽悠？

    忽悠就是一种精神性欺诈。因为是精神性欺诈，我们的感官感受就“温柔”许多，被欺诈的芸芸众生感觉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一般不会与忽悠者计较，这就为许多渴望成名或渴望轰动效应，从而间接达到牟取实质利益者提供了一个有效手段。

    两个来自媒体的小骗子演了一出“狼来了”的把戏——把自己的博客关闭，谎称遭到了“不可抗拒力”，结果在江湖上暴得大名。这是个体性忽悠的代表；

    俄国军方特技飞行来张家界表演，爆炒半年，说是要穿越天门洞，结果突然由俄方空军副司令宣布：为使张家界的自然奇观免遭不测，取消了。但那观看飞行的票却卖出无数。如果你知道航空管制有多么严厉,就能猜想得出,这一定是多方(包括官方)集体忽悠或集体默许某些人大肆忽悠的代表作。

    忽悠一词大流行虽是近年之事，若论忽悠之实，却源远流长。

    1995年底，西影厂吴天明执导的电影《变脸》公映前，中国各大城市街头突然出现大量“寻找失踪的狗娃”（片中主角一个孩子）的启事，其实这是个变相的电影海报，它企图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达到宣传影片的目的，这是早期娱乐圈精神性欺诈的一个经典；

        2000年5月7日，刘晓庆导演的电视剧《皇嫂田桂花》还没上映，却爆出两个女主角是刘晓庆两私生女的传闻，这是以销售假隐私达到为电视剧大作广告的又一案例。

     无论成功或不成功的忽悠案例，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有个十分相似的特点——那就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决地把自我作贱进行到底，往往能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

        2003年，伏明霞穿着一条写满sex的“脏裤子”出现在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上。媒体奔走相告。但辩方称，你瞧瞧伏明霞多清纯，人家进了大学专攻英语，居然连无人不知的洋脏话都不知道。吼吼，这样自我作贱的方式引起一片哗然，竟能如此峰回路转，真是拍案惊奇。

         有个关于悲喜剧的通俗定义这样说：一个人从厕所里走出来，忘了关校门，对他个人来讲是悲剧，对观众而言则是喜剧。

    在“忽悠的时代”，这个定义要颠倒过来。

    我们都知道，忘记“关校门”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名人“校门”大开这样有炒作价值的机会却不易捕捉。而越来越多的人都明白，与其让狗仔来渔猎自己，不如自己主动卖个破绽，控制炒作的方向，对自己更有利。于是大量的忽悠由此产生了。

    卖个破绽不但是中国古代武人的熟伎，也是文人熟伎。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编纂时，曾有意在皇帝要御览审定的集子上留下几个低级的错别字，以供皇帝老儿展示英明。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种精神性欺诈，但因为它具有马屁功能，被当成傻B耍的皇帝老儿还相当受用，相当地自鸣得意。

    如今，这卖个破绽的伎俩不但具有讨好的功能，还有了很大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商业价值。

    当事件的主角直接成为“走光”事件制造者，悲喜剧的角色就倒了过来：那些乐不可支的观众，事实上成了被耍弄的猴子。

    “精神性欺诈”由于能吸引公众广泛的注意力，又不直接涉及被愚弄者的物质利益，所以很多被忽悠了的人还觉得很“愚乐”。所以，很多看出门道的人，如果有机会也是非常乐于忽悠他人一把的。

    所以，这年头不但有许多艺人擅长了忽悠，连官场也开始盛行忽悠，甚至号称“出家人不打诳语”的和尚今年也大肆忽悠了一把。

    今年3月22日，普京访华到少林寺一游后。处级大和尚释永信方丈介绍普京总统造访情况说：“因为安全原因没有安排与武僧过招。”释永信称：“最初是有这项安排，就是让普京总统与一个少林武僧切磋一下，但我们最后再三考虑，还是放弃了。因为普京擅长的是柔道摔跤，这属于健身项目，而少林功夫用于实战，比较容易伤人。比如，两人在摔跤时就不能卡脖子，但少林功夫没有那么多避讳。所以，考虑到安全因素，怕万一有什么闪失，就舍弃了这个项目。”

     瞧瞧这个处级大和尚，满嘴跑火车，忽悠随口就来。

     那一国总统和少林寺武僧比武，是个处级和尚能安排的吗？如果是双方官方的安排，又能是一个处级和尚想取消就取消的吗？

     不过，像这样的忽悠，确实很愚乐，嘿嘿，中华武林牛B啊！

      在这个连和尚也忽悠的时代，可用我的一篇旧文作结，总有一个骗局能羞辱你的智商。

这个冬日温暖的下午，我路过街头，透过薄薄的报刊亭窗口，远远看到一本杂志：《南风窗》。它静静地挂在书架上，封面写着“年度公共利益榜”——这距它次公共利益榜发布一去已是三年。事实上，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读过这本杂志了。

一本影响力杂志的背影

大致在2005年年中，坊间广泛流传着有关这本杂志内部人事动荡的消息，接下来的时间里，有心的读者如我辈注意到，版权页上那些熟悉的编辑记者名字，次第消失。

实际上，2005年正是《南风窗》20周年纪念。在《南风窗》20周年的时候，他们也算高调地做了一些自我形象的推广，虽然比不上《三联生活周刊》赶着出了本《十年》。仍然记得南风窗05年“改版”时带给我跌破眼镜的“惊艳”，刊头LOGO“南风窗”三个字超级放大，图案仿佛从立体型变成了平面型。也就在这个时候，它正式将“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的口号打在了版权页上，但这并不能说明这本杂志的影响力正在上升，相反，历经内部震荡的《南风窗》，将这种起伏反映到了杂志的制作水准上。2004年末以来，内容越来越硬，也越来越晦涩，它将“不好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熟悉《南风窗》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本杂志是秦朔10年探索的心血，如今，秦朔走了，张良走了，几个主力记者也相继走了。

“聚焦政经，相约成功”、“For the public good”，凭着政治话语、公共利益不遗余力地关注，《南风窗》完成了它由地方小刊到全国大刊的转型。当年的《南风窗》全国影响力或许可以与《财经》一比，秦朔甚至说过，当时的月发行量上了60万，也即说作为半月刊的南风窗期期发行量有30万。如果这个数字基本属实，将值得中国当下许多的杂志主编羡慕。

秦朔曾经说，《南风窗》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财经》，后者作为一本财经杂志，在时政领域突破的界限甚至比那些时政新闻杂志还要出色。我以为，如果说《财经》的风格最接近英国的《经济学家》的话，那么辉煌时期的《南风窗》，风格更接近于储安平先生创办的《观察》周刊。当然，即便在今天读来，《观察》的文字比《南风窗》仍然更显穿透感与生命力。

 

 生命力的限度

在互联网进入步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传统报刊滑向了寒冬。那些报刊亭曾经一纸风行的“新闻纸”，冷清地回到自己的一个角落，纵是标题做得再大，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是枉然。《三联》主编朱伟在新浪的博客感叹：“竞争促使水涨船高。《时尚》刘江与我感叹，一方面是大家被逼着都要做500页，另一方面是发行的台阶越来越高，各地机场、地铁、摊位慢慢都尝到入网费的甜头，要价越来越黑……”

残酷的生存竞争，内部的权力纷争，从来是公司治理绕不开的难题。于国内传媒尤其是时政媒体，还会多加一种限度，因为你永远都要胆战心惊于一个媒体所能达到的意识底线。《新周报》倒下，《时代人物周报》倒下，《南方周末》洗底漂白，《三联生活周刊》兀自向《时尚先生》的内容一路飞奔。

自古在中国玩政治文字的人比什么都更艰难。如《南风窗》有一期文章的标题“时代是我们的宿命”说的那样，中国的新闻制度，是所有媒体的宿命。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一个每天谈论民主、宪政、制衡、契约的媒体，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能以身作则？无人能做统计，但中国的记者被称作了新闻民工。鲁迅发现吃人社会的本质，而且发现“自己也吃过人”。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都在吃人，我们也都在被吃。被吃的人，转过身去，自有他可以吃的人。

作为媒体，往往扮演落后体制的讨伐者，但对它自身的产权从来无能为力；作为记者，你可以为这个社会的两肋插刀，但你很难为自己的利益叫不公平做出叫板——也就是说，你所做的正是你得不到的。这种事情，推而广之我们也见惯不惊：做时尚杂志的整天数落时尚奢侈品，可能自己连一件也没有；农民工建造起了一座城市，一辈子也别梦想自己买一套住宅。所谓：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回到《南风窗》，我们可以追问即在于，热衷于权力制衡话题的它，似乎同样没能越过宿命。而那个《观察》周刊的创始人，至今生死成谜，去向无踪。

前两天，“辩友”们讨论长沙警方在街头挂的横幅“飞车抢劫者，拒捕的当场击毙”，我没有多少兴趣参加，因为道理其实很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条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可以使用武器”，可以是鸣枪警告，可以是射翻其座骑，可以是击伤其人，总之消除其对警察的人身威胁并迫其就擒足矣，这些必要措施一般来说距离“当场击毙”远得很，谁也无权滥开剥夺国民生命的口子。

　　7月1日读到一则国际新闻，大有感悟，便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本文的标题。这则新闻说的是，据《每日邮报》等外报报道，英国青年迈克斯·福斯特的摩托车被盗贼偷了，他还没买保险便马上报警，孰料两名警察赶来后却出于“安全和健康”的理由拒绝追捕，因为发现窃贼没有戴头盔。警方发言人称，两警察做法正确，因警方有明确规定，“如果骑车人没有戴安全头盔，从而令其置于危险中，应当放弃追捕。”

　　这里排除偷车者是出于救人急用之类高尚的缘由(我们的先贤早就论证过“眼见”不一定“为实”，比如颜回先饥饿中的师友而吃粥，并不是自私而是发现了有脏物不愿让大家恶心)，即便断定他是一个窃贼、一个“坏人”、一个经审判必将入罪的坏人，也要为他的安全着想放他一马。这显然就是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其中蕴含着一个道理，即人权是有序列的，生命权(健康权是其一部分)高于财产权。对于这一点，国人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认同的。比如，即使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一旦发现他有生命危险，警察也总是先将他送医院急救；对于小偷很多人也不赞成抓住就打。
　　
　　保护坏人基本人权的通常理解

　　说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通常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从法理上讲的，没有经合法审判裁决的只是“犯罪嫌疑人”，即使是坏人头上也有一个引号保护着，让他享有会见律师、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一点非常重要，从法国大革命时将它写进《人权宣言》到写进《世界人权宣言》成为普世共识，也经过了约150年之久！中国采用这个“无罪推定”(宁纵不枉)的原则，有一条重要缘由是吸取了“文革”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惨痛教训。

　　第二层意思是，必须确认坏人也是人，也有基本人权。“人权”的“人”是相对于禽兽来讲的，包括所有人自然也包括坏人。所以，我们反对虐待囚犯，不能用逼他们学狗叫、脱光衣服等方式损害其人格尊严，不能采用“碎尸万段”、暴尸长街、悬首城门等方式辱尸，甚至已采用注射毒药方式执行死刑以尽量减轻其临终痛苦。至于管理者强奸囚犯更是法律不容许的。

　　第三层意思(理由)是，坏人是可以转化成好人的，保护坏人的人权可以将他们转变成好人(“新人”、守法公民)，所以，我们的监狱一直强调“改造”的功能。溥仪从大汉奸、伪满洲国“皇帝”到公民的过程，即从囚徒(坏人)转变成良民的过程，一直以来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记得小时候讲什么都与苏联老大哥挂钩，堵枪眼的志愿军战士黄继光被称为“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而英雄传记告诉我们马特洛索夫原是国内战争留下的流浪儿，而流浪儿是免不了干偷鸡摸狗之类“活儿”谋生的……
　　
　　从人性上讲没有好人坏人之分

　　以上三层意思其实有不少人说过，我现在想强调的是第四层意思:从人性上讲，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坏人好人。我之所以在标题和上述段落用了坏人一词，主要是不想加引号，让读者误以为我讲的“坏人”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同时我也想沿用这个传统的表述，使标题更有冲击力。

　　如上所述，“坏人”是可以改造成“好人”的，英雄当然也可能堕落成贪官或暴徒。但最经典的众所周知的说法，一是基督教的“原罪”论，耶稣对众人说谁是无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掷她(妓女)；二是我们从前常背诵的毛主席语录，“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也就是说漫长的一生中，人人都可能做坏事。一做坏事就变成了坏人，世上还有几个好人？如此看来，若不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一棍子打死，这世界岂不要重回蛮荒时代？

　　以上是思辨，请看世界各地的司法实践。常闻国外有判某人数百年刑期的，原先觉得搞笑。其实人家是很严肃认真的，这叫就事论事，一宗罪一宗罪地“结算”。其基本思路是这世界上没有“坏人”只有坏事。

　　最新的例子有，犯下5件绑架案、多起枪击及1件杀人案的台湾省要犯张锡铭，据《联合报》报道，台南地方法院合议庭近日判处他3个无期徒刑及合计55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并课以罚金新台币820万元。为什么要判3个“无期”呢？某一宗罪的“无期”可以减刑，不等于另一个“无期”可以减刑，各算各的吧？若非“就事论事”，笼统地给“人”定性，判他个终身监禁就足够了。

　　最后，似有必要解释，将犯罪人击伤击毙或审后执行死刑，这与保护“坏人”的基本人权没有矛盾吗？最简单的解释是，都是为了中止(终止)其犯罪，解除对他人和社会的威胁；对罪犯的“惩前”也是为了“毖后”。而之所以中国还不能废除死刑，除了古老的“威慑”犯罪的动机，主要是因为我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解决孤寡老人的供养和看病尚是难题，哪有那么多钱监护并供养重罪囚徒到自然老死？

潘恩因一小册子《常识》而名垂青史，事实上谈西方的民主、自由以及政府的合法性少有不涉及此书的。我们要说的许多常识，只不过是在人类过往智慧上的延续和再次阐发罢了。有的常识，或许很快就达成了共识，而这近乎普世认同的共识，却因多种原因在另一块土地上并没有得到认可。甚至被诸多利益集团，以及掌握话语权的人，颠倒黑白，无非是为了剥夺别人的利益，好中饱私囊罢了。我今天就说几条政府为什么不是拿来供着的例子罢，让那些看了我文章，成天要我理解政府——这其中以政府公务员为多（比如我博客上就有一位以“普通公务员”身份来教导我们要理解政府的），当然也有些看不清事实，被洗脑的人——并且以国情论这种遮羞布来逃避自己的责任。“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这个名字，是可以写成像潘恩《常识》一样的小册子的，以昭告和警醒世人的。随着学殖的增加，见识的广泛，或许我将勉为其难来做这事吧。今天就算谈此一话题的发韧，谈得并不全面，这话题可以慢慢展开。

一：政府戴着不可置疑的道德安全帽，来抵御民众的批评，是可耻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我们的政府一样，厚颜无耻地宣教，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人类最美好的词汇都被你获得优选权了，睁眼看世界，你这样的说辞，与你所做的恶事相比，除了说无耻外，还能说什么？
二：道德安全帽推衍出可耻的颠覆国家安全罪。正因为他先天戴着道德安全帽，并用洗脑和高压手段逼迫许多人不得不承认他“伟大、光荣、正确”的谎言，所以由此推衍出批评政府就是破坏和颠覆国家安全的混帐逻辑。政府不等于国家，是个毋容辩驳的基本常识。可是批评政府者纷纷入狱，而这此入狱的人，没有一个不爱国的，是真正的国家的拥护者，只不过他们要的是自由与民主的国家，而非现在的专制国家。
三：国家是铁打的营盘，政府是流水的兵。民主制度是通过票决方式，来选出自己的政府，美国总统最长也不过两届八年，政府可在制度设计范内和平更替。专制制度的罪恶之一，就是每个一家一姓的朝代，包括我们目下的专制政府，都希望自己千秋万代，都想永搞独裁，一统万年。事实上，短者几十年，多则三百年，朝代（政府）必以血腥的方式更替。没有什么永世之基，更无什么万世之业，秦始皇想秦朝传之万世，结果如何？那么这些想“万岁”的现代专制政府，想把自己从流水的兵变成铁打的营盘，结果会如何呢？这还用多说么？
四：真正的好政府是公众利益的托管者。人民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这个社会许多事务，头绪纷繁，不可能每个人对每件事都亲力亲为，事必躬亲。在一个由众多的人和众多的利益组成的社会，必须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比如说依法纳税，让政府这个托管者来替你办事。如果一个政府不是公众利益的托管者，而是中饱私囊的少数人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这样的政府，他的合法性何在？
五：拿钱不好好办事的政府，与土匪无二。举例来说，你交五十元钱给你邻居，让他让替你办件事情，同时这其中你再给二十元钱或者其它方式的酬劳，他不仅不替你办，反而说你压根就没给这五十元钱，你说这样的邻居，是不是与土匪无二？这样的邻居并不可怕，下次你不找他办事即可。但政府你能避开吗？更可怕的是，政府是由拥有庞大的军队（军队本应中立，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和丰盛税收的，千百万的如上所假设的“邻居”所组成。各个行业的官员疯狂贪污捞钱，不替你办事，还不准你批评他，你批评了他便打压你，最厉害是丢你进监狱，最终让你消失。
六：与民争利是政府的失职。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政府是个守夜人。但我们现在的政府不仅不负责你的安全，为你守夜，而且趁着夜晚月黑风高，纵火抢劫。这种方式，就是政策不公开，工作不透明，让你吃哑巴亏，这和夜间抢劫有何区别？更多的时候是明火执仗，倒卖土地，强行拆迁，硬性摊派，因为他后面有枪抵着你，你敢不服从么？
七：将你的骨头敖你的油，用你的钱来整治你。大家作为纳税人，上缴了许多钱，不仅使用不公开，而且腐化堕落成风，更要命的是，他拿你上缴的钱，豢养更多的公开警察和秘密警察，以及庞大的没有战斗力却对老百姓很有杀伤力的腐败军队，继续剥夺你的利益。
八：没有言论自由，就是控制了真正的观念市场。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说过，观念也是市场，只有各种观念平等竞争，我们的思想才能发展并获益，社会也才能进步。观念是能改变这个世界的主要因素之一，没有各种自由思想的自由竞争，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发明，以及人文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制度，想赢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是痴人说梦。各种观念，应该自由PK，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让公众自由选择。在大家的选择中，比较好的观念必然脱颖而出，有效地制止那种欺世盗名的言论。
九：政府比任何个人更有为恶的倾向和能力。斯托林在《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一书里说：“授权给政府，应怀吝惜之心，这一公理对于拟议中的总体政府（即联邦政府——冉注）而言更应抠之又抠，因为这总体政府离民众既遥远又危险；即使总体政府有所改善，甚遥远而又危险的事实不会有什么改变。”（P54）反联邦党人之所以在有州政府的权力制衡后，还如此注意“遥远而危险”的联邦政府的权力滥用，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联邦政府不易让人控制，必须有相关的制度设计加以制衡。而我们现在是个“遥远而危险”的中央集权政府，你说他的为恶倾向和能力有多大？中国的官员纷纷出国考察，去了才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牛逼的公务员。于是还是兴高采烈地回来“爱国”，因为这个国家的钱太好贪了，老百姓太善良了。他们发觉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没有他们牛逼，因为他们没有为恶倾向，更没有为恶能力。
十：我爱大清，可是谁爱咱啊。我们都是普通人，有谁来真正关心我们呢？不要厚颜无耻地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吧，更别用那种所谓的爱国高帽来吓唬人，我爱国，但国家爱我么？没有鲜活的个体之组成，哪有什么国家？依先来后到的常理，个人的存在远远早于国家的存在，没有国家之前，个人早已栖息于此了，所以个人在常规状态下高于国家。不能保护我利益的国家，于我何用哉！那种把国家置于个人之上的洗脑理论，可以休矣。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帝子降兮北渚
　　　　　　目渺渺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
　　　　　　……
　　　　　　　　　——《湘夫人》·屈原
　　这四句诗是《湘夫人》的开篇，亦是全诗最具感染力的部分。它不仅呈示了一幕颇具神话色彩的戏剧性场景，及戏剧独白人物形象，“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更给全诗定下了深秋暮砧的基调，诗篇的其后部分，即是在它的或显或隐的催促声中展开的——湘君用香花香草构筑水中居室的系列动作，是如此急迫，紧凑。他水边的不安的徘徊，等待，及突发的怨尤，如果离开了这生命瑟瑟，即将凋零的背景，便显得突兀，无来由。
　　然而，依我看来，即使没有《湘夫人》中其余展开的部分，“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亦可独立地成为一首伟大的短诗。虽然它所描绘的大自然的景象，算不得奇特，不必洞庭，地球的许多地域，人们都能切身地感而受之。然而，当它们被诗人提炼到文字的节律中时，却突然地具有了一种神奇的脉动，每次的展开这两句诗，便有一种遥远的时间的凉意，习习地掠过肌肤，并与生命的某个部位发生着共振，发出一阵阵颤栗……而后是无言的深秋的空寂，怅然，除了仍在脉动的诗句。关于何为纯诗，至今尚无公认定义，一次在与朋友探讨时，受王维“空山不见人”等诗的启发，我这样定义下了自己心目中的纯诗：就是发现并呈现了大自然，或世界的一种脉动。屈原的“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在这一意义上，可谓一首纯诗杰作。它所呈现的大自然的脉动，在文字的节律中，无疑是由“袅袅”二字启搏的。“袅袅”的叠音，给人以一种不断的持续感，并联想到时间的流动，消逝。而随后的“秋风”，则似乎是对“袅袅”的注释——一种秋风的时间，生命最后的时间。赋体诗中的语气助词“兮”字很有意思，它不仅心律一般鼓荡着诗篇，它还将一句诗在形式上分成了两座岛屿，相互注释，相互呼应，打破了单向度的主属关系。散文的语言中，“袅袅”显然是“秋风”的形容词，而屈原的诗意中，将它们的关系调个方位同样成立。“兮”字在第二句“洞庭波兮木叶落”中的作用，亦可作如是理解：洞庭之水之所以波涌而扬，是因为那翩舞而下的落叶；或落叶之所以翩翩而舞，是因为洞庭之水波涌着的激情。当然，“兮”字在这一句中的作用，显然更复杂一些，“兮”字两边的“洞庭波”与“木叶落”，实际上还是两个并置的意象，因为“兮”的焊接，而构成了一幅具有立体效果的画面，而且是动态的。“兮”字在某种意义上，亦成了画面上两个动态运动的归附处，有如国画的留白。上述局部的分析后，让我们把“洞庭波兮木叶下”与“袅袅兮秋风”再合并成一个整体，然后，屏息静视，因为在文字的节律外，我还透视到了这样的一付语言结构：“兮”字两边的“洞庭波”与“木叶下”，仿佛并置的左右肺，由“兮”字的气管与上句连通，吐纳着时缓时紧的“秋风”——从而有了心脏（诗）的脉动。另外，以几何力学来观照这两句诗，亦颇有趣味，翻涌的“波”向上，凋零的“木叶”向下，而“秋风”则在大地的平面自北向南推进——三个方向的力合于一首诗中的时候，便以另一种方式推动了季节的运动，以及我们诗意的生命的脉动。
　　这两句短诗后面的神话背景，也是阅读时所不应忽略的，它极大地延宕了诗境的纵深。传说中，舜南征，死于苍梧之野。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得知消息后，相与痛哭，泪下沾竹，遂成竹上斑纹。泪尽之后，二妃投湘水殉情。后楚人将舜妃之事附于湘江之神，以舜为湘君，二妃为湘夫人，让他们的神灵出没于洞庭之间——因为在地理上，湘水汇于洞庭。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篇就是由此延续而来。在这一神话背景中，《湘夫人》中的洞庭之“波”，还隐喻着娥皇，女英翻涌不息的情爱，火焰一般地上升——但这种情爱是如此的无望，没有结局，因而，纷纷的落木，又仿佛燃烧的灰烬，从空中不断地坠下。然而，火焰却不愿亦不能停息，秋风萧瑟的时间中燃烧着，准备与这时间同归于尽——一种何等绝望而执著的情爱。
　　把屈原的“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推为“秋兴”之祖，应是合适的，它给最伟大的秋天诗人杜甫留下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一再地在他的那些辉煌的诗篇中加以运用。他晚年的代表作《秋兴》第一首中的“江间波浪兼天涌／　塞上风云接地阴”，以及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等，都可以辨认出屈原诗句的背景，只是诗句的几何运动方向或有所调整。至于被称为“骚之苗裔”的天才诗人李贺，似乎对诗句的几何运动不太敏感，然而，他的同样写在“高秋”的名篇《李凭箜篌吟》中的“老鱼跳波瘦蛟舞”，却将“洞庭波兮木叶下”后面潜隐的神话色彩，浓重地涂抹了出来。
　　公元前２７８年，楚国郢都为秦所破，因长期流放而形容枯槁的的屈原，刹时进入了自己的深秋——虽然当下正是江水澄碧，苇叶摇绿的农历五月。他感到一阵阵肃杀的秋风，从破败的国土吹来，于是，仿佛顺应节律的召唤，他的身影凋零的木叶一般，坠入了汨罗江水——然而，那激起的巨大的生命与诗歌之波，却由此获得了一种神话的力量，至今波涌不息。

　　如果将“吴梅村”三个字遮住，“诗人之墓”这颇具现代色彩的墓志铭，大概不会令人联想到近四百年前的一个中国古典诗人的身上，而且，这是他自己临终前的选择。无论我们如何自傲于我们这个伟大的诗的国度，但实际上，在漫长的诗史中，真正认识到诗的独立价值与意义的人寥若晨星。诗人们亦大都是在官场或政治的失意后，才走向另一片诗的天地——但很多时候，仍是政治的附属国。古典诗歌史上有一个令人极不舒服的模式，就是无论多么伟大的诗人，只要他曾经做过官，哪怕是芝麻大的官，也要赫然地成为他的主要称谓，并堂皇地置于文集的封面。工部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官衔，竟然欲攫取杜甫的荣耀，覆盖在那些伟大的诗歌之上——这简直是一种污辱。我们这个伟大而可悲的诗国，从未有过“诗人之角”这样的神圣之地，今天更是渺不可期。
　　在某种意义上，武则天的“无字碑”与吴梅村的“诗人之墓”，是中国历史上两座最为奇特的墓碑，都意味着一种觉醒：“无字碑”是古代女性中的大智者，将一切都留给后人去评说的大度，超脱，或无奈；“诗人之墓”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灵魂，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犹豫与选择之后，终于向诗的世界的皈依——这虚无中的奋身一跃，使得吴梅村的复杂的一生，具有了现代意义。实际上，吴梅村的本质纯粹而敏感，是那个动荡的时代，付与了他如此复杂多变的身份：明朝官员，贰臣，流民，隐士，及情人，诗人。与象牙塔中的诗人不一样，离开了时代，就无法真正进入吴梅村这个人与他的诗歌；而另一方面，亦是这个时代，使得吴梅村的诗歌在唐宋以来的古典诗歌所留的发展空间已不大的情况下，铸出了自己的新境——它作为一个时代的广阔的诗史，及深刻的个人心灵史，在古典大诗人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吴梅村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１６０９年），此时的明王朝已完全入晚境。晚明，无疑是历史上腐朽透顶的时代之一，然而，却不是漆黑一团的时代，它还是一个有意思的玩世不恭的时代，奇人怪杰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逐步瓦解了旧的社会理想与道德体系，人们开始认识到“自我”的价值，开始“觉醒”——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觉醒呢？政客的“觉醒”，是彻底的堕落，与没有价值观的你倾我扎，见风使舵，争权逐利；商人的“觉醒”，是更加无顾忌地投入欲海洪流，巴结权势，追逐最大黑色利润——《金瓶梅》中的那位西门大官人便是个典型。至于诗人的“觉醒”，就复杂多了，因为灵魂总是要寻求一种价值的依附。现在，旧的价值体系已然腐烂，崩溃，而隐隐出现的新的价值体系，商品经济，也并不欢迎诗人——无路可走，前后皆虚无，当今的诗人们，正深刻地品尝着这一困境。这一困境，决定了吴梅村的处世及选择，总是犹豫彷徨，为命运所裹挟，无能为力，筋疲力尽之际，干脆两眼一闭，听任自己骰子一般向命运滚去——无论何种选择，虚无的结局是一样的。但这虚无的背景，却使得吴梅村格外地注重生存——这是他唯一所能拥有的。所以，当他陷入哈姆莱特式的困境，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徘徊时，最终是选择了生存。人们探讨吴梅村的复杂，常常归咎于他的性格的软弱，而忽略了这些更为本质的原因。
　　　　吴梅村的出生地，江苏太仓，隶属苏州，明代中后期，这一带是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亦是他的虚无意识的最好启蒙之所。虽然吴梅村出生时，家道已中落，但他的家族却是有着文学艺术传统的，著名画家文征明是他高祖吴愈的女婿，吴愈和沈周，书法家祝允明（枝山）都有着交往。吴梅村的幼年即显露出非凡的文学才能，受到当地名流，后来的复社创始人张博的赏识，并随之读书——一切都表明，吴梅村天性就是亦应是一位诗人。虽然诗人敏感纯粹的天性，本能地反抗着官场，及官场生存所必须的趋炎附势，黑厚之术，但吴梅村还是在崇祯三年，他二十三岁这年，踏入了科举考场——这是他第一次向生存屈服。因为他没有别的路可选择，他的家境贫寒，没有条件使他象贾宝玉那样地躲在大观园中，写诗又不能如书画一般换得生活之资。好在他的运气不错，受到了当朝首辅周延儒的青睐，在会试中取得头名，但他也因此第一次卷入了朝廷的党争，尝到了政治的险恶。与周延儒有矛盾的次辅温体仁指责吴梅村获得头名，是周延儒的舞弊，罪名若成立，不仅是一个党系的灾难，亦是吴梅村个人前途的灾难。不知所措的周延儒干脆把试卷送到皇帝面前圣断，年轻的崇祯看了，颇为赏识，朱批了八个大字“正大博雅，足实诡靡”。一场政治风波立时消停，吴梅村一夜成名。而由此，吴梅村亦有了日后不时纠缠他的感恩情结与生存选择之间的矛盾，挣扎。从个人品德来说，崇祯确实不是一个昏君，他具备着成为明君的素质，却生不逢时于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无论他个人如何用功，努力，都已无济于事。他在煤山自缢之后，吴梅村曾准备殉明，或者更准确地说，殉崇祯的知遇之恩，但被家人阻止了——他也就半推半就地向生存作了妥协。这一妥协，后人并无指责，不为父母尽孝，而去殉葬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腐烂王朝，于情于理不通。
　　踏入政坛的吴梅村，很快就卷入了东林，复社一派，与他们的对手温体仁一派之间的复杂的党争，并最终败北——一个诗人性格的人，能在如此朝廷站稳脚跟，倒反而是一件怪事。所有的党争，在道德，理想的大旗下，最终都演变成了利益，私欲之争。吴梅村以一个诗人的敏感，已预见了明王朝的最终大厦将倾，无论谁在党争中获胜，都不能改变这一命运。他之所以踏入政坛，本是生存所需，这一目的既已达到，其余的一切于他皆无可无不可。崇祯十三年，吴梅村被排挤出京城，调升陪都南京任国子监司业，这是一个好听却没有实权的闲职，但对于吴梅村这样诗人性格的人来说，却是正中下怀。既无生存之忧，又可于诗中优游岁月，何乐而不为！但这段诗人的岁月，他却演出了一幕撼人的爱情悲剧，后面将详述。
　　崇祯缢死煤山的同年五月，风阳总督马士英拥戴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建立起弘光政权，并任命吴梅村为政权的少詹事。在明王朝实际上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吴梅村还是上任了，那时他刚刚病愈。复明的旗帜，及对崇祯的感恩——他毕竟给了他某种生存，都使他没有理由拒绝。但任上待了两个月，他就辞官归隐了。弘光政权不仅延续着晚明的腐败，弘光帝的个人品德与崇祯相比更是有着天壤之别，昏庸的无以复加，上上下下均沉溺于官场的争权逐利，享乐的花天酒地——他没有必要为之陪葬。吴梅村的这一次徘徊，选择，亦无人非议。实际上，倒是诗人的预感帮了他——弘光小朝廷只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在清军的进攻下覆亡。但吴梅村的最后一次徘徊，选择，却给他的声誉带来了灾难。在隐居了八年之后，他终于在顺治十年被迫出仕清朝，这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不能原谅的。本来，吴梅村是想在隐居中，与诗书相伴，了却残生的，但他的身份——
当时最杰出的诗人，最有声望的文化人物，已成了一种象征，此时的朝廷上下，尤其是由明入清的大臣们，都希望他能出山，这样在名节上就扯平了。这样的情形下，吴梅村的隐居实际上已失去了意义，他已成为众目的焦点。清庭的严酷，使拒绝的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是一个重亲情的人，无法抛下一家老小，独自遁隐。在父母的哭求下，他终于答应仕清——如果他是普通百姓的话，或许还能赢得某种同情。这是吴梅村的最艰难的一次面向生存的选择，他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矛盾与凄凉——虽然时代使他成为一个虚无者，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毕竟来自于一个旧的价值体系，他不能不拖着一条影子行走，当生存的选择与之相悖时，他的内部世界无可避免地要与这条影子纠缠，撕杀——而正是这种纠缠，撕杀，催生了他的最具特色的诗歌。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无药可医的病人，只是以诗歌维持着喘息。他只仕清了三年，就以丁嗣母忧的理由，彻底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清王朝，不过是明王朝的又一个盗版，轮回而已。他有一首著名的词《贺新郎》，可谓他这段时间真实生命的写照：
　　　　万事催华发，论龚生天年竟夭，高名难没。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　　　月。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　　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　　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
　　现在，到了我们进入吴梅村与卞玉京爱情悲剧的时候，而之所以放在后面，不仅是因为这一爱情贯穿了吴梅村的主要生命阶段，其绵延时间之长，难以归于某一阶段，更主要的是，这一爱情的发展过程，亦是吴梅村的生命的“觉醒”之程——愈来愈深入的爱及伴随的痛苦，击打着他的荒谬的生存之石，并终于使之飞溅出火花，映照出幽暗中的“诗人之墓”。吴梅村与卞玉京的相见，是在他因党争排挤到南京的崇祯十六年，当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诗人，而卞玉京也是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诗词书画都很好，吴梅村曾赞美她“双眸泓然，日与佳墨良纸相映彻”。两人一见，相互倾情，卞玉京更是手抚几案，脉脉相问“亦有意乎？”其中托付终身的信息是很明显的。这一次，吴梅村的选择颇为暧昧，他回避了婚娶——从现实的角度看，似乎是明智的，他并非世家子弟，家庭寒素，父母谨慎，且自己已有妻室。但他选择了爱——虽然一开始还有些文人狎游的味道，更多是一种性的吸引，这由他当时留下的几首出色的艳词，“云踪雨迹故依然，掉下一片窗花”等等中可见。两人相处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依依不舍地暂别。但时局的恶化之快出人意料——专制王朝的覆亡往往如此，人们常常迷惑于其信息的封锁与独家宣传的表面强大，而实际上，它已经虚弱的经不起一个不大而认真的撞击——他们分别的第二年，李自成就占领了明王朝的首都，崇祯煤山自缢。一个多月后，被吴梅村定义为“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横扫中原。吴梅村与卞玉京在此后的多年里失去了联系，两人都在逃避着时代无情降临的战火与血腥。吴梅村最终乡间隐居下来，而卞玉京则凄惨多了，她在清军的铁蹄与秦淮姐妹们的哭泣声中，更换装束，逃到丹阳，再搭一艘下水船逃到苏州虎丘山塘，匆匆找了匹黄绢裁成道袍，遁入空门——但两人一直在相互惦念着。一个偶然的机会，吴梅村通过老朋友，当时与他齐名的大诗人钱谦业打听到了卞玉京的下落，并终于等到了那令人心跳不已的辘辘声，在钱谦业特意安排的一次酒宴上——但车声却直入内室，卞玉京先传话要更衣，接着又托言身体不适——原来，她即将委身于一个富贵人家。惟一的安慰是，她答应日后将到吴梅村家拜访。我们现在只能想象二人当时复杂的心境，但无疑地，卞玉京更有着难言的怨情。这次闻声不见面的相会，让吴梅村留下了著名的四首七言律诗《琴河感旧》，在这组李商隐式的爱情诗中，吴梅村融入了时代的变迁，世道的沧桑。“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他真切地感到了一种美好的生命与时间的存在，虽然已逝去，却正在回忆中苏醒。三个月后，也就是顺治八年的初春，卞玉京在侍女的陪同下，乘船来到吴梅村家中。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她依然风姿绰约，她身着黄色道袍，自号“玉京道人”，给吴梅村弹奏了一首又一首昔日的琴曲，然后流泪讲述着自己的不幸。吴梅村的灵魂颤栗了，他真正地涌起了对这个女人的无限的爱——这种爱是经历了人生的脆弱，残缺之后，由生命的深处升起的爱。这种爱是刻骨铭心，不可磨灭的。情人的不幸，身世的沧桑，及亡国之痛，潮水一般地汇入吴梅村的笔下，他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长篇歌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卞玉京离去的时候，他一直把她送到一百多里外的苏州横塘，并留下了深情缠绵的《临江仙　逢旧》，词中有“薄幸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她给了他爱的生命，将他从懵然的生存中拯救出来，而他却给了她命运的不幸。此次分手后，两人再无由相见，只过了十来年，卞玉京就在忧郁中离开了人世——她的一生虽然充满了不幸，但同样不幸的秦淮八艳姐妹中，没有一人象她这般得到了《琴河感旧》《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如许堪称不朽的诗篇。卞玉京去世后，吴梅村曾不顾长途，来到她的墓前悼念，写下了一往情深的《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他比卞玉京多活了十余年，于康熙十年（公元1672年）去世，临终前有绝笔诗：“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其浓郁的个人忏悔色彩，是以前的诗中从未有过的。显然，这里的“受恩欠债”应是承接的卞玉京的“玉钗恩重”。
　　是死亡的逼迫，使吴梅村由生命的“觉醒”，又最终走向诗的“觉醒”，作出了他一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选择。生存是不问为什么的，而生命却要求着必须有所皈依。晚年的吴梅村，孤独地坐在死亡的影子里，他挚爱的女人，他曾经拥有的名声，都已失去，这个世界已不属于他，或者说，从未真正地属于过他。然而，这个曾经的虚无者，已不愿在虚无中死去，成为虚无，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崩塌后的茫茫世界，与几缕冒烟的灰尘。他环顾上下四周，目光终于落在了自己的诗上——就象一个迷茫的人，拿着一串钥匙进不了家门，最终发现家门就在自己手中——这些诗稿，既是这个时代的记录，亦是他的灵魂炼狱的记录，他相信这些诗中，有着一些永恒的东西，他所挚爱的女人，亦存在于这永恒之中，与时间，与他的诗中的生命相伴而行——或许，这是他作为诗人的惟一的“报恩”方式。在这诗的“觉醒”中，他依稀地见到了天堂的光线，虽然到了最后时刻，但并不算迟。于是，这个命运乖骞的人，这个有清一代最为杰出的诗人，穿上了黑色的僧衣——作为向一个世界告别，又向另一个世界皈依的象征，平静地躺在自己为自己所选择的“诗人吴梅村之墓”的下面。

《法兰西组曲》，(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著，
袁筱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29.00元。

　　涂志刚(编辑)
　　
　　几个月之前，朋友向我推荐《芒果街上的小屋》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本书。他给我看编辑自己为这本书建立的博客，清丽的文字和可爱的插图一下子吸引了我，而更令我吃惊的，是编辑从陆谷孙、毛尖、沈胜衣、肖毛等人处张罗来一大堆评论并贴在网上诸多的读书论坛上——在出版业这么不景气的年头，碰上一个如此努力的编辑实在是不容易。后来我逢人就推荐这个博客、这位编辑，以为是当代编辑的楷模，同时也一直盼着这本书早点问世。终于，在6月，我看到了这本小书，同时也认识了这本书的编辑周丽华。

　　《芒果街上的小屋》实在是一本小书，据说原版只有薄薄40页，不能再小了，可是周丽华却把它做成了一本有分量的小书——这本书从里到外都透着精致，还特意配了个更小的记事本，让人舍不得翻开。这样一个漂亮的小东西，捧在手里就让人欢喜不已，惟一的遗憾是这书实在太小了，投进茫茫书海，居然没有激起一点点浪花。看到编辑如此费心的好书被人漠视，我真替周丽华着急。

　　这个月我认识的第二个编辑是杜丽，她编的书是《船讯》，来自安妮·普洛，《断背山》的作者。《断背山》啊，照道理说，这本书该很红了吧。可是不，除了报纸上几条例行公事般的新闻之外，照样没有什么人说起这本书。而且似乎由于里面没有收《断背山》，读者似乎也不是很买账。杜丽着急呀，她说别的书也就罢了，可是这样一本好书要是做坏了，她会觉得对不起这书的，况且，这部长篇小说明明写得比《断背山》更好嘛。于是她给《船讯》写了一篇漂亮的书评，还打造了一个“失败中年男”的概念，然后没事就上网搜索，看看这个概念是不是普及了。可惜到目前为止，杜丽打造的概念似乎还没有引起太多反响，《船讯》也依然是一本冷书——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一位再好的编辑也很难为自己的书做什么。于是做书的规则慢慢改变了，好的编辑也就越来越少了。

　　发出这点感慨的是我这个月认识的另一位编辑，韩敬群先生。这是一位老编辑了，编过很多好书。前几天今年普利策小说奖得主布鲁克斯来北京，主办方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韩先生在会上讲了很多。他最感慨的是在国外，出版界依然重视诸如作者的培养这些最基础的事业，而国内的出版业似乎被市场冲昏了头脑，只知道做短线产品，所以他现在越来越没有心气去好好做一本书了。韩先生今年做的一本书是艾尔曼的《乔伊斯传》，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传记之一，可是这本书到了媒体手里，便成了“乔伊斯传记的又一个版本”。韩先生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点耿耿于怀，可是面对媒体和市场的短视，他又能怎么样？做书和卖书的环境与规则早已不复当年，好书变成了冷书，编辑们除了习惯，剩下的也就是心灰意冷了。

　　从初出茅庐的周丽华到身经百战的韩敬群，这个月我遇到的几位编辑都当得起优秀二字，他们做出来的也无一例外都是好书，同样，也无一例外都是冷书。看到韩先生有些寂寞的眼神，我不知道周丽华他们这一代好编辑还能坚持多久。还是在布鲁克斯的座谈会上，澳大利亚女作家谈起国外的图书市场:“人们到书店去，翻开一本书，喜欢，就买下了，并且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他们享受的是阅读的愉悦。”而在中国呢，我们的一位编辑苦哈哈地说:“我们选择一本书，首先考虑是不是畅销，然后是作者是不是有名，再然后是……”对，我们考虑所有的状况，但是不考虑书本身。

　　最后，作为一篇书情，我该谈谈本月最重要的出版事件——全国书市。这个月，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去了新疆，名义上，他们是去参加全国书市的，不过他们回来的时候，兴致勃勃谈起的，是新疆的烤串、小市场、喀什的景色，还有新疆姑娘的风情——就是不谈书。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大家才慢慢回忆起，“《王小波全集》似乎不错”、“《法兰西组曲》挺好的”，天哪，都是旧书！难怪报纸上写起书市的时候都说“旧书当道”了……至于我在北京的书店看到的那么多有意思的书，比如讲墨西哥那个当代格瓦拉的《蒙面骑士》，比如孟加拉那个改变世界穷人命运的《农民的银行家》，比如《船讯》，比如《芒果街上的小屋》……这么多可爱的书，没有人提起，没有人看到。
　　

《船讯》，(美)安妮·普鲁著，马爱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