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张立辉 张博树

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百度百科）

不久前曝光的赵作海案和先前的聂树斌案、佘祥林案一样，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刑讯逼供的冤假错案。其实这些在媒体上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笔者数年前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坐牢时就闻得一件奇事：某犯人从报纸上看到其同案被捕，赶忙去自首。原来他有合伙杀人的余罪未交待，怕同伙供出他，所以抢先自首想留条活命。没想到被告知那起杀人案的凶手已经被枪毙，你没事了。当他替死鬼的人至今根本无人知道。 象这样不为人知的冤假错案不知有多少。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先生不久前发表《“党比法大”是许多冤案的主要根由》，深刻指出了冤假错案表面上是刑讯逼供，但深层原因在于党的政法委员会具有干涉司法独立审判的权力，总根源是“党比法大”和“党委办案”。

党的一个委员会如何把某人是否有罪，要判多少年的意见变成现实呢？这要通过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简称审委会。一般人总以为判案的是法官，如果法官可以顶住其他人施加的压力也能独立判案。其实这是个误解，因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49条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理论上，审委会具有讨论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审判经验等职能。根据法律条文，似乎只有合议庭难以处理上报给审委会的案件才由审委会讨论，实际上在操作中，只有极简单适用简易程序的案子才由法官决定，其他刑事案件都是由审委会决定的。

2002年笔者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关押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时，结识了一位法官，他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借押此处。据该法官讲，法院审判刑事案件分为法官独审案件，合议庭审理案件以及审判委员会审理的案件。法官独审案件基本是最高刑期不超过3年的简单案件；合议庭表面上审理其他所有案件，但有权作出判决的却只是涉案罪名最高刑期不到十年的普通案件；那些最高刑期十年及以上的大案、政治案件、群体性案件、名人案件或其他有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疑难案件通通归审判委员会审理。

审判委员会如何运作，其组成、职权如何只有非常笼统的规定，没有相关的法律。有些法院有审委会的议事规则，但许多法院是没有的。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法官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规则》等规定，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具体有：1、总结审判经验；2、再审决定权；3、案件决定权；4、决定本院院长担任审判长的回避问题；5、讨论、通过本院助理审判员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6、讨论决定有关审判工作的其他事项（张金龙《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问题研究》）。可见，审委会把许多法院行政事务和司法审判的功能合而为一。

据那位北京法官的描述，审委会开会时，通常由院长或副院长主持，主审法官向委员陈述案情以及根据现有的证据和法律条文应该如何判案的法律意见，然后委员发言讨论，最后由主持人拿出一个综合意见，如果没有人坚决反对，就以主持人的意见为准。在这个讨论和决议过程中，上级政法委或党内官员的决定、批示、条子、电话等或明或暗的指示都会对最终判决形成决定性影响，而法官的法律意见只是个参考。通过审委会的运作，党或代表党的官员的意志就变成了对具体案件的最终判决。

从审委会的历史来源看，它本来就是为贯彻党决定司法审判的原则而设立的。1951年的《法院暂行条例》首次规定设立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疑难案件，1954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扩大了审委会的职权。1955年，最高法院成立了审判委员会，各级法院的审委会相继组建。1979年重新制定了《法院组织法》并在1983年进行了修订，该法强化了审委会的作用，并沿用至今（任君“浅谈审判委员会的存废”《经济研究导刊》2009.8）

1979年制定的《法院组织法》设立审判委员会的理由有：1、政治原因；2、法律可操作性不足；3、法官抗干扰能力不强。其中第一条是最主要的，其它是借口。因为法律的可操作性不足可以靠完善立法解决，而法官的抗干扰能力尽管不足，也比专门接受外界干扰的审委会更具有独立性。

因为审委会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方便党直接控制司法审判，其当然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不能相容。关于审委会妨碍司法独立，许多学者早有论述,例如肖建国著述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考——兼论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实基础》。

既然审委会严重损害了司法独立，就不可能不影响司法公正。对于审判委员会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归纳为：“组织形式行政化、存在‘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现象、以‘会场’代替‘法庭’等。”（张天蔚：“审判委员会行政化弊端重重成司法改革重点”2005.《北京青年报》）

首先，审委会的组成不是以案件的法律技术处理更有效为原则，而是以行政级别为主，甚至成了一种荣耀职位。一些外行定案当然不可能保障司法公正。例如有人调查了一个基层审委会“9人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包括培训取得——共3人，其它6人为高中以下学历；有2人来于外调，担任法院领导，其连基本的法律条文都不知道；1人是没审过案子的办公室主任。组成人员包括刑庭、民庭和行政庭人员（袁海龙、何荣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困境与出路”《现代企业教育》2007第01X期）。即便是专业法律人员，因为精通的法律专科不一样，讨论不熟悉领域的法律案件也有同样问题。并且，按照规定，审委会的成员甚至可以包括检察长及其副手。把指控被告人的原告代表纳入到裁判案件的审判团体中可以说是中国司法审判的一大奇观。

其次，审委会定案造成“审的不判，判的不审”，严重违反了司法审判的直接审判原则。早在十几年前，《南方周末》就发文借一个被判刑者之口，发问：“审委会没有参加庭审，凭什么判我？”让根本没有参加法庭举证质证的人决定当事人的生死，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

再次，审委会的决定无人负责，严重损害了法官的职业尊严。在审委会决定的案件中，法官虽然在最后的判决书中署上自己的名字，但这并不真正是法官自己的想法。甚至法官明知是冤假错案，也只好强背黑锅。法官丧失了职业尊严，沦落为官僚的打手和工具，也就没有威信可言。在不久前的湖南杀法官一案中，许多跟被杀法官素不相识的民众都拍手称快，就是这种状况的最好注脚。有些收受贿赂心术不良的法官可以在给审委会报告时故意偏袒，把不公正判决的责任推到审委会头上，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负责。例如，2004年周宁县公安局副局长陈长春强奸少女案，主审法官在承办此案时，收受了被告人家属的贿赂，在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件时故意带有主观片面性，引导委员们作出重罪轻判。事情被曝光后，又以此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来推脱自己的责任。所谓的错案追究，只有对法官独立负责的小案子才有作用。有了审委会，冤假错案反而难以纠正，因为事关审委会全体成员，他们会集体推卸责任。

再次，审委会的背后审判违背了“公开审判”原则。审委会成员根据汇报材料，背着当事人开会决定判决，实际是秘密审判。这为司法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

还有，审委会审判违背了回避原则。案件当事人根本不知道审委会成员都有谁，当然无法提出回避要求。而这么多审委会成员比三个法官更有可能出现有人和当事人有利益关联的情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政治案几乎都是需要审委会成员回避的刑事案件。因为一般被起诉颠覆或煽动颠覆的嫌疑人主要是有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行。而审委会的主任基本上同时又是党组书记，绝大部分审委会成员都是执政党党员。假如他们根据法律和事实不判嫌疑人有罪的话，他们本身就有了“跟党不一致”的嫌疑，个人的升迁福利都要大受影响。所以他们和政治案嫌疑人基本都有利害冲突，理论上都应该回避，应该由非党员的法官独立审判才可能公正。不幸的是，政治控制恰恰是审委会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宁可与政治无关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也要硬撑下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审委会的存在是当前严重司法腐败的渊薮。法官本人固然可能受贿或法律水平不够，但法官毕竟在判决书上有自己的名字，冤假错案要追究和纠正起来容易得多。审委会不仅造成无人负责，而且为大量影响司法公正的意见大开方便之门。能够影响审委会意见的人除了主审法官和审委会委员，还有同级的政法委和党委及其领导，有上级的法院领导，还有上级和更上级的政法委和党委及其领导。从主审法官到国家最高国家领导人，谁都有权决定具体案件中某个人是否有罪以及应如何惩罚。当然不同意见以官大为主。表面上这些人都在为“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发指示，但背后往往是个人或小圈子的私利。在这么长的有权无责链条中，要想不发生腐败几乎不可能。现在的中国人一想到打官司，第一件事就是找关系。谁关系多关系硬谁就赢，那些最底层，什么关系都没有的农民就根本没有任何求助司法的必要。

由于审委会在实践中对司法公正危害甚巨，学术界一片声讨，所以在2010年1月，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但是，这个意见除了加上更偏离司法独立的“三个至上”，并没有任何新意。最高法院从部门利益来说也肯定是有要求独立审判权和终审权的冲动的，但是竟然连法院系统人财物垂直管理的意见也反映不出来。废除审委会虽然合乎历史正义，但如同官员财产公开法的难产一样，只能说明利益集团的力量是异常强大的。想想众多的手握实权的党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如果没有了裁判他人刑罚的权力，他们的掌中权力以及连带的荣耀和财富将会打多少折扣啊。

中国政府现在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主要旗帜，要想达到真正的和谐，就不可能不要求司法公正，而要求司法公正又不可能没有司法独立。审委会作为政党直接控制司法审判的工具，从制度上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严重的司法不公使民众丧失了遭到不公正对待时最后的救济手段，因此杀警察、杀孩子、N连跳、杀法官等恶性事件层出不 穷。这个司法不公的根子不拔除，甚至对政治稳定也越来越显示出负面影响：人们将司法不公不再认为是法官和法院的事，而是把怨气撒向当政者。温家宝说，让公平和正义的阳光洒满世界，那就请首先拆除遍布全国的遮挡正义阳光的暗室——审判委员会。

昨晚接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的电话，他说：明天你要讲什么东西？你能不能不讲？我说：我接受了主办方邀请，不能不讲。为了能讲成，我说：你放心吧，我会注意尺度、把握分寸。所以我一会儿在讲的过程中，如果有没把握好分寸的地方，请大家鼓掌或者眨眼睛来示意——像李庄那么眨就行。陈有西律师说李庄案开庭时，李庄眨眼睛给律师，示意什么都别说了。最近唐吉田、刘巍律师他们因为代理一个案件而被说是扰乱法庭秩序，北京司法局竟因此要吊销他们的律师证，那案子也有一个眨眼睛，不过是旁听席上一个“610”人员给法官使眼色，他一眨眼睛，法官就打断律师或者被告人谈话。

结合我自己参与案件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对中国维权运动的观察和思考，谈一下“公民维权与社会转型”这个题目，希望大家多批评。

一、中国大历史背景的公民维权

远的不说，从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遭遇世界，被迫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这个时候起逐渐认识到用西方的政治文明而不是船坚炮利来摆脱中国朝代兴亡的周期律。毛泽东这流氓也说他找到了打破皇朝更替的周期律的方法，就是民主。

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但很不幸的是，由于共和国领导者和中华民国本身的弱点和局限，当然还有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有不可避免的偶然因素（用张大军的话叫“确定性中的历史不确定性”），于是1949年10月，一个可怕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幸亏我们那个国号上没有加上“民主”两个字，否则就变成了中华民主人民共和国，就和北朝鲜的国号一样了。（1949年）10月1日举国欢腾，著名作家胡风一宿没有睡好觉，写了一首长诗叫《时间开始了》。实际上，在1949年之后建立的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它割裂了历史和传统，对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进行彻底控制，并试图对人的思想、观念、情感、灵魂进行垄断，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不是开始了，而是停止了。中国好像掉进了一个黑洞了，出不来了。

在共产党统治的前30年，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最有骨气的人，要么被枪毙，要么就是自杀，要么就是常年被关在监狱里。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储安平、顾准、王申酉、李九莲等等这些最有独立精神、最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都遭遇很惨。这30年所犯的罪恶可以说是罄“硬盘”难书。李九莲在1977年冬天听到自己死刑判决书时写道：“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国人的这种麻木、冷漠、冷血，像崔健唱的“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每天面对无数的人权灾难，面对尊严被侵蚀，都没有感觉、没有反应。这种冷漠和麻木实际上不是一天炼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极权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不是一天两天的，这种负面影响一直会持续到民主转型之后。

但即使在毛时代的中国，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在极权的缝隙里，时而会有一些微弱的声音发出来，如同“地火在地下运行。”我的博士论文曾经研究过50年代的司法改革运动，司法改革运动实际是对政法界的自由思想进行非常严厉的整肃。甚至那时也有些有意思的反抗技术或者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技术”。比如有一个审判员，他在判决书落款的时候，他写“审员某某某”，故意落掉一个“判”字，意思是说我们只审不判，我没有权力判。在那种环境下，无论是法官还是学者，强调的都是法院就是共产党最最驯服的工具。有一个省高院院长讲话里面，出现了十几次“驯服工具”这样的字样。为了反抗这样一个主流话语，为了强调“审判权的独立”，一些法学家不得不批判“司法独立”，同时强调说我们的审判权的独立和西方资产阶级司法独立是不一样的，等等，这都是非常细致的反抗技术。

虽然很多的反抗者声音被消除了，很多反抗者被遗忘了，但是反抗的努力一直在持续，一直到今天。媒体一直是关注最新的热点案件，像艾未未、冯正虎等热点人物，但之前有很多人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不应该被我们遗忘。像在座的的胡石根，1992年组党，被判刑20年、在监狱里面呆了16年多；像判刑更久的“六四暴徒”、被坦克轧死的学生和市民、现在仍在监狱里面的一些记者、良心犯，我们不应该遗忘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他们付出的努力，也就没有今天我们有限的这点社会空间。 维权运动有个大的历史背景。今天的情况就更加复杂。按照我的看法，目前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精细的综合体，有奴隶制、有“种族隔离制”（城乡户口跟种族隔离的性质是一样的）、有宗教裁判所、有秘密警察、有丛林规则、有黑帮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这个社会有现代工业、有信息高速公路、有股市、有全球化、有民主实验、有经济特区、有人权条约、有司法改革，还有所谓WEB2.0公民运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图景。要想更深地理解公民维权运动，应该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和历史远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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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关系

有不少学者讨论了民主运动和维权之间是什么关系。维权这个概念在1970年代就有了，有一个澳大利亚学者从《人民日报》报道里去研究“维权”，像“3•15”消费者维权日、小区业主维权等。在2003年之前，有很多关于维权的报道，但是“维权”这个词被更多地讨论，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去，包括在国外关注中国的学者当中引起非常大的反响，这个可能从2003年开始。

2003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像孙志刚事件、非典、蒋彦永的公开信、孙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杜导斌被抓、下半年许志永等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年底王怡、秋风等学者在梳理2003年的时候，把2003年称作“民权行动元年”，原来叫“民权运动元年”，因为“民权运动”太敏感，编辑给改成了“行动”；要不“民权运动”也得简称 “民运”了。

后来更多用的是“维权运动”，从那以后越来越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但实际上维权运动不是从2003年开始的，之前像丁子霖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公民联署公开信的行动，某一信仰团体讲真相、反压迫的行动，张思之、莫少平为政治犯的法庭辩护，都是在2003年前就有的。

北大一个教师叫王天成，1992年因为组党，在监狱里面呆了5年。他说：我们那个时候（1980年代）更多的是一些政治口号、政治宣言式的东西，要民主，要人权，要新闻自由，要修宪等等，以及一些组党的实验。这些是民运的典型做法。他说：现在你们这帮律师终于找到一个渠道，让这些大的政治理念、政治口号和民众的生活、和民众具体的利益联系起来；你们不需要去喊要言论自由，但是你们通过杨子立或胡佳、谭作人这样的案件，在法庭上去辩论《刑法》的105条第二款，和公诉人去论辩宪法言论自由的边界；或者你们在一个拆迁的案件里去维护当事人的财产权利，这就和具体民众的生活联系起来了。这个有力量。他说：我们那一代苦苦地寻找民主、宪政、自由这些大的口号和普通民众命运之间的联系，但没有找到。

我当时对他说：并不是你们没有找到，并不是我们这些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找到了一个新的东西，不是这样。在1980年代那样一个制度环境下，只能有那样的维权方式，只能有那样的抗争方式。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产生不了今天这样的维权形式。你想1989年才有《行政诉讼法》，民告官在形式上才有可能。律师职业在80年代也非常薄弱，也没有这么多的法学院和法学学生，1996年《律师法》才正式说律师的性质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不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也没有提出“依法治国”，而“人权”入宪是2004年的事情，等等。在那个时候政治更加高压，没有今天大批维权律师的活动空间。

我在2003年时认识所谓的维权律师大概有十个，后来就变成了二十几个，然后就变成了五十几个。总有记者问我，中国维权律师到底有多少啊？维权律师的概念本来就是很模糊的，有人说所有律师都是维权律师，我也不同意。上海的翟建、谢友明，北京的李大进等等，就不是维权律师，他们维的是政权。现在经常参加介入公益维权活动的律师，我想在全国应该有100个左右。在80年代，方励之、胡石根、王丹那个时候，那一代人就没有可能找到这种维权模式。我对天成讲，正是因为有你们那一代的努力，有你们那一代的牺牲，所以才有今天公民维权的活动空间。如果没有魏京生、徐文立、鲍彤、江棋生、杨天水、丁子霖、秦永敏、张林等等那些人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那个时候一判就是二十年、十几年，非常残酷。我一直在说，中国法治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主要应该归功于付出巨大牺牲的先驱者。

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1992年的自由民主党、1995年的自由工会、1998年的组党、八九十年代的民间公开信运动等，都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些先驱者他们能够找到的合适的抗争方式。我曾经梳理过中国的“公开信运动”。1994年杨周、鲍戈等54人他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要求修宪，废除《刑法》中的“反革命罪”条款，要求取消劳教，要求开放报禁党禁，军队国家化，推进经济私有化，废除户籍制等，这19条政纲成为中国民主运动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联署公开信，因为这些公开信，有很多人被判刑。今天仅仅因为签名被判刑的例子恐怕比较少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签名被逮捕判刑的很多。那个时候组织公开信签名更困难，89年有些公开信就是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去找知识分子签名，没有复印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签名本身的联络就很困难，风险也更大；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在制度的边际上往前冲，他们作为先驱者对冲破政治封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曾在《从上书到公开信》一文中梳理过公开信的意义：克服恐惧，揭露真相，表明立场，制造压力，实践民主，拓展自由，公民联合，积累共识，等等。在一波又一波的公开信中去积累民间的共识，同时这本身也是自由和民主的一种操练。因为有这些民间公开信运动，才有可能出现《零八宪章》这样的东西。

关于维权和民运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比如张辉说，“从新世纪开始，中国的维权运动为民主运动找到了新的出路”；维权是争取公民权利，民运主要是以政治诉求为主要特征，以参加选举、组党为主要方式。胡平认为，“维权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运发生的根据是反对政治不民主，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有人说维权是民运的一部分，徐水良则认为，“民运是维权的一部分，它整体都属于维权范畴。”

我觉得不必分得这么细，维权和民运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根据这个时代、这个制度环境能够允许的范围尽最大努力去做。几天前在twitter上看到89年广场上浦志强的照片，再看看谭作人的日记，再看看今天冯正虎、陈云飞、梁晓燕、刘飞跃、李海他们做的事情，你会发现民运和维权是有血肉联系的。

维权运动的范围实际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不能够仅仅把维权律师的活动当作维权运动的全部。除了律师之外，还有公民、记者、作家、持不同政见者、NGO等等，在各个领域进行专业维权的人士，实际上都是维权运动的范围。所以也可以叫做公民维权运动，或者叫公民运动，或者叫民权运动，这些概念的意思都差不多。

我把维权运动当做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果实，自由主义关于人权、自由、法治的思想，从书本走向行动，从理念走向实践。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我把维权运动理解为中国的真相运动。我们知道，90年代末，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的一些文章被翻译过来，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对知识界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至少对于我本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用最简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思想就是“生活在真实之中”（live in truth），这个真实既是真相，又是真理；一个人不愿意去接受谎言，不去做帮凶，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想按照自己内心原则来生活，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开始参与了中国的真相运动。

三、维权的可能性

这个实际上和前一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在今天维权是可能的，而且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第一个就是制度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有了捍卫民权的法律以及诉讼渠道。比如《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雏形。和这个有关的就是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原来的“阶级斗争”、“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文革话语已经完全过时了，当局为了寻求话语上的合法性，必须转向新的东西，比如说改革开放、依法治国、所谓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依法治国、人权入宪，使民间有了“假戏真唱”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话语空间、利用法律规则来做事情。比如说2000年的《立法法》里，公民可以提出违宪审查的建议，你认为一个法律法规和《宪法》相抵触，你可以公开地去建议人大常委会对它进行审查。再比如说，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你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要求政府公开某些信息等等，这都是在80年代不能想象的事情。

第二个是媒体的空间，尤其是新媒体。在1980年代之前，虽然曾有某些宽松时期，但媒体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独立的空间，所有的媒体都是被垄断的。当然到今天传统媒体也是被垄断的，但程度有所减弱，重要的是有了互联网，网络媒体。

在新闻界的人知道媒体要让“二老”高兴，一个是老百姓，一个是老干部。老干部主要是从意识形态上，你不能触怒他们，你不能过那个底线。让老百姓高兴，就要有一些真实的、老百姓爱看的东西。媒体面临的主要是两个压力，一个是中宣部的压力，或者说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力，你不能报道法轮功，不能报道“六四”，不能报道计划生育等等，每天有很多禁令；另一个就是市场的压力。如果你办得都像《人民日报》那样，那没有人掏钱去买；媒体要打擦边球，也要和中宣部的禁令进行比赛，看谁快。即使中央电视台也有一些市场的因素，它不可能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东西。

互联网的发展让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公民组织起来更容易。像我们围观黑监狱，我们就是通过网络发出消息，一些网民、不少是对旅游感兴趣的“驴友”就过来，去围观黑监狱、营救访民、发文章。比如长沙的一个野蛮拆迁案，在博客或twitter上把消息发出去以后，立刻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讨论，长沙当地的网友马上过去拍照等等。Twitter、facebook、blog、播客、微博、skype、电子邮件组、手机上网、公民dv运动等等，可以说我们正在飞速进入自媒体时代、全民媒体时代，这将对整个维权运动的发展态势产生影响，也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

第三个是市场经济，民间活动空间的扩大。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市场竞争因素，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悬殊、官商勾结、环境破坏等，但不能否认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样就会给维权行动带来很大的空间。如果我们连租一个会场的钱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讲座活动？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生活都勉强维持的话，那无论是我，还是其他律师，都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去干不赚钱的案件，去做那些只有风险、费力不讨好的案件。

范亚峰曾讲过三大板块形成相对优势，一个板块是自由主义理论，一个板块是互联网，还有一个板块是家庭教会、NGO。一方面这些东西是我们维权行动得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在维权行动中又加强了这些优势，这是关于公民维权运动的制度条件。
（待续）

焦国标编译

“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这是本田罢工事件中来自24岁青年谭国成及一位姓萧工友的第一声呐喊，他们皆是纯正的80后。这话犹如炸药库里突然点燃的第一根导火索。5月17日的早晨，在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仅仅因为这声呐喊，当时就有三百余名工人冲出车间，到公司篮球场静坐罢工。谭、萧二人的呐喊，此前压抑已久，俩人4月29日向公司递交辞呈，但这提前一个月的辞职之举却非同寻常，走是一定要走的，但在走之前的这个月里，一定要把愤怒公开表达出来，期待激起共鸣效应，仿效谭国成所述的“甘地那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自4月29日起，谭、萧二人便与众多工人商量谋划，在小范围内达成罢工共识。5月17日早晨刚刚开工，俩人将变速箱组装科车间的两条流水线锁定在“停机”，振臂一呼，组装科100多名工人全部罢工，200多名其它科的员工也纷纷响应。他们的初期诉求很简单，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改善福利。具体提高多少，5月19日由工人推选出的数十名工人代表写了书面意见，一共有108条，最重要的一条是把基本工资提高到1800元（当时实习生工人基本工资仅为675元）。公司管理层虚与委蛇，仅口头承诺“会给工人答复”。等到5月21日，仍无实质结果，工人们等得不耐烦了，全厂所有科室统统罢工，总计1800人。而此时，尚无任何一家媒体报道此事，而网上却已有了“罢工起义（本田）”的呼应，QQ群、各论坛也流传着诸多工人的呐喊声。

5月22日是激起全面反弹的一天，公司用广播通告全厂，开除工人领袖谭、萧二人。“不复工就开除”，以此杀鸡儆猴。非但如此，公司还驱逐罢工者，不断给罢工者拍照，工人们干脆统一戴上帽子和口罩，以防秋后算账。为避免力量被公司逐个削弱，工人们无一人去车间，全部集中于公司篮球场，无论实习生或正式员工，不分彼此，精诚团结。集中之处，众人献计献策，商议罢工组织、策略、口号等细节，重要决定就以“传纸条”告知。从这一天开始，本田零部件公司全线停顿，导致本田其它三个公司也全线停顿。此时，海内外记者蜂拥而至，本田罢工事件被完全公之于外，佛山政府和本田企业唯有在公众视线中解决此事，暗箱操作的空间紧缩。

既然记者来报道，那就可以正式谈判了。5月24日，公司第一次让步，同意多加55元，别的一概拒绝。而且，这55元还有条件，那就是以实习生为主体的工人，必须立即签署《继续实习确认书》，承诺“绝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否则这些实习生在他们所属的20所技校里就拿不到毕业证书。这种无任何诚意的所谓“谈判”，激起工人们更大的愤怒，遂罢工到底。及至5月26日，公司第二次让步，同意增加实习生工资及生活补贴共477元，增加正式员工340～355元。然而，工人们定的共同目标，是增加800元，遂再次拒绝。

增加工资，仅是工人诉求的其中一点。让工人们不满的不仅是低工资，更包括等级森严的工资制度，以及劳工维权不仅不被政府工会保护，凡而遭其打压。在本田，同一工种，如果中国人拿1000元，那么日本人就拿50000元，实乃极为歧视的“支那特色”。中国人在这里做工，一天三班倒，累死累活，干完以后取下口罩全是蓝油，但得到的工资甚至低于佛山最低工资标准（920元），要增加工资就得等一年一次的考核，考核通过进一级，工资也就多加二三十块钱。工资分五级，每五级下面皆有15级，总共75级，意味着你最少需要75年才能爬到最高级，而大多数工人不过是最低的那一级。尤其是实习生，前三个月几乎等于白干，等撑到三个月后，除开房租、水电、吃饭、打电话，不作其它任何消费，顶多能剩400元。在这物价飞涨时代，新一代劳工与夏衍笔下日本工厂里的中国“包身工”已相去不远。

5月27日，经集体讨论，工人们提出极为精简的《工人要求》：一、基本工资提高800元，年度加薪不可少于15%；二、追加工龄补贴，一年加100元，10年封顶；三、因罢工被辞退者必须安排复工，保证对罢工的员工不秋后算账；四、支付罢工工资；五、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等相关工作人员。这里的“重整工会”，意味着此时的工人们至少还承认政府工会的存在，只不过工会的人需要换一换而已。但是，5月31日的工会打人事件后，使工人们彻底抛弃了这个幻想，他们认为，组建独立工会已经迫在眉睫。

此时的本田罢工，早已众人皆知，《劳工世界网》在发出“支持中国本田工人斗争”呼吁的同时，敏感地意识到“今天（5月31日）将是持续两周的本田工潮的关键时刻”。政府工会的确来了，但居然以暴力相威胁；那些实习生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也来了，但居然让学生签署停止罢工的《承诺书》。5月31日，警方封锁了工厂附近的道路。佛山南海狮山镇总工会200多人，头戴黄色帽子，身着便服，殴打多名罢工者，不仅打男的，也打女的。起因是工会人员和公司管理人员逼工人复工，同时工会人员又拿摄像机对罢工工人拍照，工人们要求他们删掉摄像内容，遂遭到暴力殴打，鲜血横流，惨叫连连。

原本是中国劳工与日本企业的正当斗争，结果变成了中国工会打中国工人、中国老师逼中国学生，这让忍耐已久的工人们失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激动地接受记者采访，控诉工会暴力，要求组建独立工会；他们在百度《本田吧》等论坛纷纷发帖、传视频，谴责打人者。即使6月1日本田总经理曾庆洪第一次走进工人视线中，工人们甚至已不把涨工资放在第一位，而是耗尽大量时间要求严惩暴力者，并强烈要求组建独立工会。佛山政府官员表态：“独立工会这个想法，不大符合现实。”言外之意，由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组成的政府工会，才是现实，这个现实就是管住工人，不让你们闹事。至于工会打人或者请人来打，工会的理由是：“劝导那些罢工员工，正是维护绝大多数员工正当权益的行为，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这不叫借口，这叫“打你是活该，不打是悲哀”的野蛮。

此时的工人们已牢牢抱成一团，你越强硬，工人们就越团结，斗志就越昂扬，齐声高呼口号：“罢工到底！”他们早已不是待宰的羔羊，而是已形成有组织、有纲领的联盟。在他们的外围，是数十家主流媒体的关注，千千万万网友的声援，还包括多个日本劳工社团、多个中国劳工网站及北京、香港学者的联署签名。中国人民大学的劳动法专家常凯，接受工人邀请，从北京飞往佛山，帮助工人谈判。6月3日，罢工工人临时谈判代表团公开发表《佛山本田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纲举目张，包括对员工的呼吁，对资方的要求，对政府工会的谴责，对社会的希望。尤其是“我们的维权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本厂1800个员工的利益，我们也关心整个国家工人的权益，我们希望立下工人维权的良好例子”，具备宣言性质，宣告了新一代劳工维权时代的全面开启。

谭国成事后说：“我们还是有遗憾，没有完全达成目标。”在工资方面，所有工人只加了500元，也没有获准成立独立工会。但是，身为80后、90后新式劳工的他们，成了告别“农民工”、走向“现代工人”的先驱。当下，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正在巨变，老一代逆来顺受的农民工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工人阶级正在崛起。他们的成长环境、精神面貌、价值追求、消费观念已经与现代接轨，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工人。但是，面对新一代工人，政府没准备好，企业没准备好，制度就更没准备好。官方始终不承认本田在“罢工”，而谓之为“停工”，简直是掩耳盗铃。谭国成们干的就是“罢工”这个事，这就是传说中的“工人运动”，罢工是劳工的天然之权，是必须被正名的权利。前几代人也罢过工，甚至姚福信、肖云良等工人领袖还曾因此被判重刑，但是在今天，谁再敢对工人领袖栽赃陷害、罗织罪名，谁就是罪人。因为，时代变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朗克曾说：“一项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说服它的对手从而使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真理，而是由于它的对手最后都死了，而熟悉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其实，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劳工们的维权运动何尝不是如此？80后、90后一代已经逐步成熟，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本田罢工受到社会广泛支声援和支持，这预示新的社会变革已经到来。这些罢工青年是我的同辈，我们笃信自由、人权，人人皆平等，人人皆有尊严，我们敢于打破禁忌、打破惯例，没有经历过疯狂政治运动的恐吓教训，不是被吓着长大的，不是“前怕狼后怕虎”的懦弱之辈，我们不再逆来顺受，任人欺负。换句话说：谁怕谁啊？正如沙子乐队《消费者之歌》所说：“这正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一个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时代。”从今以后，别再叫我们“民工”，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工人”。

此前的“民工荒现象”早已向社会发出可怕的沉默抵抗，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更是以死控诉劳工境遇之惨，而本田罢工则是最直面劳资矛盾的集体斗争，是中国当代工运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本田罢工惊心动魄，在威胁、分化、恐惧和鲜血中，凭借工人们的团结、不屈、智慧和才华，才艰难地走向成功。他们的罢工，是纯粹自发的非暴力抗争运动，没受任何人指使，但也可以说是“有人指使”，恰如我的剧本《中国的主人》里工人领袖林祥毅所言：“全厂2000名职工都在指使我。我老婆，我孩子，当他们吃不起肉的时候，他们就在指使我。当你们居然全副武装，对付手无寸铁的我们的时候，你们也在指使我。指使我要起来斗争！”

新一代罢工青年的对手，不仅有残酷压榨廉价劳动力剩余价值的企业，还有与企业互为利益链条的政府、警察、工会和学校，以及至今仍在纷纷屏蔽、删除报道网页和视频文件的网媒管理员及其上司。这些对手，能不能直面矛盾，与时俱进？在今后那部叫《本田罢工》的故事片里，你们怎么为自己的角色开脱？因本田罢工而起连锁反应的罢工者们，能不能不再被恐吓、驱逐、逮捕、殴打甚至暗杀？待到中国有真正的独立工会之日，后来者能否诚实地追忆那些年轻的鲜血？

“The first shot”之后，政府是打算全力提防预警，还是积极改弦易辙？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似乎是一次巧合：当胡锦涛到访之时，北美却发生了一次地震，据报道，东部时间6月23日上午11：25分左右，加拿大和美国境内发生了地震。据680消息，地震初步估计为5.5级，震中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北边。连即将举行G-20峰会的多伦多，也都“明显体会到了本次地震”，何况欢迎胡锦涛晚宴的场所正好离震中不远。

虽然，大自然的燥动与胡锦涛没有关系，但围绕着迎接还是抗议他的问题，则在当地华人中间，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如同地震般的争斗，它对人们心灵的撼动和引发的思考，可能不亚于天意。我想，是什麽东西，造成了一个国家远在海外的国民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究竟他们谁是爱国，谁是卖国？用什麽东西能使他们化干戈为玉帛？

当万锦的一家公司的林小姐，给老板打电话报告警报器大响，现在必须命令员工撤离大楼之时，新出版的《大纪元》新闻网披露了一个讲话录音，其表明，中共驻加拿大使馆，竟利用专款组织几个城市的上千中国学生和侨民欢迎胡锦涛访加，这一消息对我的刺激，如同地震，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是对中国领导人的捧场，还是欺骗？我真是不可思议！

此前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启程访问加拿大，显示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但加国发言人称，加拿大总理哈珀会晤胡锦涛时将提出人权问题。以前，中加两国在达赖喇嘛到访、赖昌星遣返、人权等问题上多有分歧，关系一度紧张，但哈珀去年12月的“破冰之旅”首次访华，使两国关系出现了转机，这次胡锦涛回访，是他近5年来第一次以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访加。显然，他们都认为，彼此不会轻易放弃各自的立场，只是更倾向于“求同存异”，不想为人权争议损害两国关系。近期，哈珀的发言人苏德斯指出，哈珀将与胡锦涛讨论经贸、投资、环保、能源及旅游等广泛议题，当中也包括人权。但他强调哈珀会在“坦诚及相互尊重”的气氛下与胡锦涛交换意见。 

其实，这一切矛盾的表现和外交辞令，均是中国国内情况的折射和中加两国不同的价值观互相融合与碰撞造成的。可能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众移居或侨居他国之后，竟形成了黑白分明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一个希望在胡锦涛到访之时，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恶劣的关注与抗议，一个要表现对以他为首的中共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二者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对即将出席在多伦多举行的20国领导人峰会的来宾，应是预料之中的平常事，问题是，利用造假的虚张声势的办法，制造轰动效应，大概只有中国独树一帜！

显然，《大纪元》获得的这份录音资料是真实的，他录下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教育处一等秘书刘少华，6月18日在使馆内，对现场50多名公派学生和学者的讲话内容。其称，使馆组织的这次大型欢迎活动的真正用意，是“压倒”法轮功和其它人权团体的抗议，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刘少华说：“然后再都到国会山，我们占东部，法轮功占西广场，……数量上，我们应该能压过他们。”刘少华讲话中还透露，欢迎活动的目的还包括让胡锦涛“全程都看到（欢迎队伍）”。

据报道，胡锦涛2005年访加时在渥太华的行程中，所到之处都看到、听到了法轮功和其它信仰和人权团体的抗议呼声，这让中共官员感到恼火。故刘少华说：“2005胡主席来访问的时候，他们（指抗议人士）搞了很多，加方一点都不配合，国内气坏了，……”。他又说：“所以这次你们这次，包括费用，我们全出，……其他自费生，其实我们也出，因为你们也很辛苦，国家出这点钱（不算什么），我想，这是一场斗争，政治斗争。”

至此，事情已经非常清晰，欢迎胡锦涛的队伍共有两部份组成，一部份是学生，另一部份是侨胞。这些人员来自多个城市，包括，蒙特利尔、多伦多、滑铁卢和渥太华。如果他们是自愿，也无可非议，问题是，如同2005年威震一时的“红海洋”一样，中使领馆不仅对这些“被自发”请来的欢迎人员的活动進行了周密的组织和安排，而且还提供了房费，餐费、租车费，以及旅行补贴。特别是，他在讲话中还反复强调严格保密：“你们对外就不要讲了，不要跟任何人讲，……，现在有些人网上都讲了，说什么到使馆领钱哪……，很不好的，有些人没经验，不知道。”这表明，他明明知道这样做是有损国家声誉的行为，却照做不误，这真是令国人羞愧和愤慨！

同时，另一家媒体则披露了一位旅美华人在《新浪》博客上刊出的一篇文章，其称，中国驻加拿大领馆耗费巨资组织当地华人，去渥太华参加欢迎胡锦涛主席的活动。这又从另一个私人的角度和侧面证实了上述丑闻！原来，博客作者的“女儿是跟大学里面的华人协会一起参加的。所有的交通费用，酒店费用及吃饭的费用全包。一共三天。每天每个人还发50加元。”这一新的证据使刘少华无可辩白。

与此同时，据报道，昨日大约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多市总领馆前抗议示威﹐他们呼吁哈珀总理在与胡锦涛会面时﹐提出人权问题。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组织者表示：我们希望哈珀总理在与胡锦涛会晤时﹐将人权、特别是法轮功的人权问题，作为议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以信守他所提出的将坚持加拿大重要的价值观﹐不出卖人权来换取金钱的承诺。”他们还表示﹐在过去的一年内﹐有8位哈珀的内阁部长访问中国﹐但没有一人公开提到人权问题﹐这种局面应该停止。现场显示，昨日的活动只是拉开了抗议的序幕，今天当胡锦涛抵达渥太华时﹐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了600多人，他们在渥太华胡锦涛下榻的宾馆、总督府、国会山庄前抗议，声势不小，其与领使馆组织的人员形成打擂台的局面。显然，他们的一切费用是自掏腰包，哪个国家也不可能给它报销。

由此产生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欢迎和抗议的人们谁是出之真情，谁是在演戏？谁是爱国，谁是卖国？我不否认，既便是摇小旗的人当中，也的确有热泪盈眶的赤子，但为了蝇头小利来凑热闹的也大有人在，然而，举牌抗议的人们绝非为了物质利益而来，他们在国内受到了公权力的迫害，已是痛彻骨髓，有的不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背井离乡，移居海外，但亲友因宗教信仰惨遭打压，至今尚在狱中，他们真心地希望胡锦涛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尊重和维护他们的人权，因为人不是动物，人在吃饱喝足之后，更加需要表达权，选举权，监督权，信仰自由权，等等，胡锦涛切不要沉浸在华而不实的金钱虚构的欢迎声中，遗失了神圣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经济合同与旅游协议，还应当有人类的普世价值和民主，人权，宪政，法制的理念。我想，他在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如果能大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麽，以后国家领导人再到访时，就会出现中国人发自内心的统一团结的欢迎阵容，也会节约国家大笔金钱，这将是一件多麽好的事情啊！

毫无疑问，抚去这些热闹的表面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是目前中共的专制统治，造成了上述两个阵营的分野与落差，愈合和补救它的唯一办法，是进行社会变革，而民间维权运动和党内改革派以及海外民运三股力量良性互动对接，则是希望之所在。从近期国内风起云涌的工潮与党内派别的精彩表演，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民主化的“地震”已经不远，隐隐约约地传来的征兆令人鼓舞，由于社会矛盾的积累已是干柴烈火，只要有了突发事件，就可能推倒中国的柏林墙，使民主成为一发而不可收拾的燎原之火，迅速照亮中国美好的民主化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锦涛越是专注于经济，越是政治上不作为，越是被虚假的歌功颂德所迷惑，中国的裂变可能越快，形象地说，社会变革的“地震”来得越猛，来得越超级！故此，我奉劝胡锦涛今夜在倾听欢快鼓声的同时，能以敏感的悟性与丰富的想象力，把抗议声和欢迎曲融为一体，品味专制政体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多麽巨大的灾难！以至泾渭分明的两股势力和群体的斗争已经延伸到了海外！虽然，唐炜臻的身影已经消失，但金钱与铜臭编织的光环再次笼罩了胡锦涛的脸！

我听说，胡锦涛曾随幕僚去香港请教南怀瑾先生治国之策，笔者在狱中五年亦曾熟读这位台湾周易大师所著的《易经系传别讲》，他十分重视孔子的名言“在天成像，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现在，笔者提醒人们，自然天像足以令人敬畏，一切偶然发生的事件中也存在着必然的因素，故此，请胡锦涛在国会山的不眠之夜里，望风怀想，深刻反思，这里的地震和江西抚河唱凯堤的决口，是否都是天象，在启示地下的芸芸众生，包括他在内的G20国领导人，顺应历史的潮流，展开博大的胸襟，形成世界的合力，互利互惠，共度难关，建设美好的人类家园，而对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来说，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造福子孙后代才是众望所归，正所谓：“在天成像，在地成形，乾坤定矣”！

2010年6月23日深夜?&

普遍存在的依附关系

时代周报：最近出现一股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的现 象，和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次移民潮不同，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社会各界知识精英和富商阶层组成。你会从什么 角度来看这一现象？

崔卫平：那些能够移民的人们，是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保障的。然而这并不能让他们真正挺直腰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人做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处于某种依附关系当中。这是我们社会的某些规则或者潜规则决定的。比如一个人再能干的人，他要办个事情，拿个项目，也要低下头来，讨好某个人，低头哈腰，做些打点，唯恐伺候不周到，而这个某人事实上让人无法真正尊重他。对一个在人格上比自己低矮的人，要表现得比他还要低矮，这肯定是让人不舒服、不自在的。而尽管这样，他也不知道事情是否能成，他没有把握，他不得不处于某种疑神疑鬼的状态之中。“疑神疑鬼”是我们这个社会比较普遍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也许实际的“干涉”并没有发生，但是某种“支配”无处不在。所谓“看不见的手”，是一只无处不在的“支配”的手。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什么时候落下来，你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已有的东西也好，想要的东西也好，始终没有把握。

“疑神疑鬼”就活得很累，很晦涩。谁不希望获得单纯一些，坦坦荡荡？做生意可以暂时输掉，那是自己的判断失误，这个还可以找回来；但是不要长年累月接受“胯下之辱”，拿自己的脸面让别人糟蹋，那样降低了这个人的人格，损害了他的尊严，这个找不回来。因此，人不仅需要免于“被干涉”，免于突然有一天拆到你的房子，免于被改造思想，他同时还需要免于被支配，免于被别人捏在手里，免于对他人诚惶诚恐。这样才谈得上有尊严。

时代周报：尊严在今春以来成了一个热词，这也恰恰反衬了现实中尊严的匮乏。实际上尊严与被支配和依附关系是内在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尊严的匮乏是不是体系性的？

崔卫平：可以这么说。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肯定是一种强烈需要。但是“尊严”也很容易被窄化。当然，一个人要有住房，要有温饱，有基本生活品，这是尊严的底线，但并不等于尊严的全部。尊严还应该包括不受支配，不屈从，不依附别人。一个人渴死了，给他一杯水，但是在这杯水里又吐了一口唾沫，这个谁会愿意喝呢？我们社会的潜规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就相当于这口唾沫。“喝还是不喝”，就是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看到许多底层人民受苦人，他们处于极端匮乏当中，缺乏所需要的保障，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个社会的几乎所有人，包括在别人看来是有地位有保障的人们，甚至是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们，都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是身不由己的，是“不得不”这样。近期移民潮的问题，将这个问题暴露得很突出。这些所谓社会的中坚力量，一般称之为“精英”，如果不是深感某种匮乏，他们何至于在人到中年之后背井离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里面反映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反映出人并不是温饱的动物。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感也在增强，而这方面所提供的公共品太过不足。它必然提出了比如有关制度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的要求，从结构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支配性关系乃至奴役性关系。

在场的匮乏与缺席的焦虑

时代周报：那么，该如何更切身地理解支配与依附这么一个关系呢？有时候，我们自身对这种依附性、被支配的状态，可能是无觉察的。

崔卫平：举个例子吧。我们知道很多人每天晚上要在外面吃饭，那已经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必须这样。他感到如果饭局少了，就特别不安全。他不知道别人在饭桌上说了什么，趁他不在安排了什么，其中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优惠没有给他。他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将自己的面子“给”出去。如果他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其中，那么就意味着随时与可能被拿掉。只有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才能够得到保障。这里还有一个“长远”的考虑，那就是如果我不事先打好伏笔，事先联络好感情，等到我有事情求人时，那就晚了。你看，本来是写在制度上明文规定的东西，作为公共品平等地提供给所有人的东西，成了一道吃饭的人们才能够享受到的特权。

我偶尔也会参加这样的饭局，说实话，觉得这样的饭局很像是一个“同志聚会”，官员们之间一开口就是“感情”之类的话，一口酒的深度体现了感情的深度，俗话说“感情深，一口闷”，这让人觉得很不自在。男人的感情是这样子表达的啊？啊？他们本来都是官员了，有着旁人羡慕的“体面”的身份，怎么到了饭桌上依然是个“孙子”，是需要将一切都堆在脸上的人，需要将自己喝死了，而他本人到底想不想喝，想喝多少，不是自己能够说了算。在那种饭桌上交杯换盏的背后，你看到的大多是忧心忡忡、疑神见鬼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所以，在这个社会中，不仅老百姓感到不安全，所谓精英们也感到不安全，很少有人感到自己是有保障的。

时代周报：我看到报道中的一个例子：一 位已经移民的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 朋友，而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可见，这位温州商人的情况并非个例。

崔卫平：那样整天在饭桌上的生活，肯定不符合健康，也会减寿。一个人非要吃到吃不动了，吃到将肚皮撑破，吃到再吐出来，整天过这种生活，这个多么丑陋啊。难道人生就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了，就没有别的享受了？时间长了，不要别人说，他自己就会起反感。这件事情真正是个麻烦：一个社会的上上下下，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有权的和没有权的人，有地位和没有地位的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生活，都不能根据应该怎么办去办（既不根据制度，也不根据道理），都被一种不知名的力量驱赶着。共和国嘛，本来人人是主人，以及互为主人，现在变得没有人能够做主，吃饭也不能做主。

时代周报：这种人人身不由己的局面，那必定存在 一个主体，或者说支配力量的施动者。它是什么？

崔卫平：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巨无霸”，一个“巨灵”，它肯定不是仅仅是称之为“制度”的某些东西，不是写在宪法里写在明文规定当中，而是所有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像语法埋藏在语言里面，我们不用语法说话，而是用语言说话，说出来的东西却要符合语法。在这个社会里生活，需要一些特殊的“智慧”，需要了解的语言背后，有哪些特殊的“语法”，并且对此只能心领神会，只能默认，而不能大声说出来。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背景，如同一只怪兽，一个深渊，听不见它的声响却随时吃人。从前有一个说法叫说“异化”，这就是异化。人与人的关系本来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后来却越来越成为支配人们自己的怪物。于是就有了一些想要出走的人们，想要远离这头怪兽。

精英与责任相联系，而不是权力

时代周报：您是怎么理解精英这个概念的，以及如何看待当下社会的精英的？

崔卫平：“精英”这个词，有它含混的一面，也有它流行的、通常被理解的一面。比如说获得一定社会财富，即经济精英，或者一定社会权力，或者说政治精英，这是一些主要是媒体的说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有知识精英，现在知识分子根本不成为精英了，因为他们无权无势了。

但是，假如不对社会和民族的明天负责任，没有一个长远的一个眼光，以及落实到今天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些行为，我们能够将这些人称之为“精英”吗？那些今天有权优势，是无数饭局的座上宾，但是明天被发现是个大贪官，成为阶下囚，他是个什么精英人士啊？他所处的那个位置恰恰是他败坏社会的一个根源。在我看来，“精英”这个词是与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能够对社会负责，对民族的当下和未来负责，对民族的千秋万代负责，那才能称之为社会精英。那些没有责任感的，只会败坏社会和民族的，不管他资产多少，权力多少，知识多少， 我一概都不承认。

时代周报：可是，当这些精英纷纷离开的时候，他们是在“用脚投票”吗？

崔卫平：叫“弃权”吧。按理说一个社会的精英，不管怎么说，再恶劣的环境，既然他在这个环境里积累了财富，做成了一个企业，他就需要回馈社会，帮助建设这个社会。这也是一个人之常情。决定离开，当然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充满遗憾的。虽然他赚了钱，但是他仍然处在一个暗处，一个光线不足的地方。他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能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他的善行，他的美德，不能成全他在公共生活方面的角色，以及获得这方面的荣耀。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单一。人们很少将回馈社会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自我的实现，是体现成功的另一个标准。

时代周报：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办法去重新梳理或者彰显这种伦理的力量？

崔卫平：问得好！尽管我们说人人身不由己，但是那些在今天拥有更大权力的人们，那些重权在握的人们，对重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力量拥有更多的责任。一方面，这需要他们拿出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一些社会政策需要向弱势群体倾斜，向基本生活品得不到保障的人们倾斜，另一方面，即使在身不由己的情况下，在体系与良心矛盾的情况下，依据良心办事，而不是依据潜规则办事。这是可能做到的，也不是没有人做过。

《南方周末》报道过四川的教育厅的一个官员，他叫林强。因为那么多学校倒塌，那么多孩子埋在钢筋水泥底下，他自动放弃奥运会火炬手的这个角色。《南方周末》做了专访，但是这人从此却不能再露面。我们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掩埋》，关于唐山地震预报，其中有一个青龙县的县委书记叫做冉广歧，他相信了科学家的预报，他说批评批孔能够在屋内进行，也能够在户外进行，于是顶着摘乌纱帽的风险把全县人民弄到户外去了，于是这个县没有一个人因为房屋倒塌而死亡。他的这个做法一点也不符合“语法”。但是救了全县几十万人民。当时有一个简报表扬了这位冉书记，但是简报很快被收回。这样符合人民利益的人们及其做法，在体制内却得不到鼓励，换句话说，这个体制不鼓励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做法，甚至相反，将这些人们剔除出去，制度性地取消良知，你说什么也没有用，即便是仰望星空。

站出来，站起来

时代周报：如何为这个时代寻找方向感，重塑伦理和价值感，既是精英群体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您有个提法叫做“内部革命”，揭示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起点和动力，其主要思想是什么？

崔卫平：我的意思是不要等到大环境改变之后，不要等到一个社会的“外科手术”之后，我们才改变自己习常的做法，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做起，把自己变为一个良性的起点，从自己的良心、道德、伦理出发，包括从自身职业伦理出发，开始负起责任来。一个法官不要带头枉法，一个记者不要做假新闻，一个报纸的主编不能阻止记者做真实报道。不要总是拿各种各样的东西做借口，事到如今，任何借口都不成为借口了。明摆着推卸责任，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让每一个人负起责任来，从各种借口、说辞和体系中站出来，站起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责任感、有尊严的人，这就是“内部革命”的意思。

我们有时候是习惯性的恐惧，觉得我不能做某件事情，大家都没有做，其实不要怕，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起点，不要等待看他人眼色，等待别人一起做，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中国现在就像文艺复兴年代一样，需要呼吁“人”的解放，将人自己从这个体制的身份下摆脱出来。不是按照体制中的地位、身份和权力大小，来看待这个人的价值，而是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他这个人本身如何。每个人需要立足于他自身，他自身的力量，自身的价值，自身的行为，自身的美德，自身的道德责任感，他这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根据这些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根据一个空洞的制度身份。需要一个全新的判断人的眼光，而不是依附于某个系统。

时代周报：我的理解是，“人的解放”核心是人作 为“主体”意识的觉醒，这恰恰需要从依附性关系中脱解出来才能获得。

崔卫平：像韩寒，一个体制外的人。他又能写小说，又能赛车，又能办杂志，还能写那种文章。那种文章不好写，因为某个事件大家都有感受，要把那种感受描摹出一个框架来并带来阅读的新鲜感，很不容易的。在不只一个方面同时进展、势如破竹的韩寒，体现了一个人的丰富潜能和力量，他的独立、他的勇气，他的多才多艺。韩寒说过，他不想移民。实际上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需要更多的人们像韩寒这样，而不是纠结于每天感到身不由己，每天感到无能为力，每天感到自己是一个垃圾，什么都不是，人应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个体。这是有可能的。那个县委书记冉广歧，当他跟全县人民说，咱们在户外批林批孔，他多么有力量。

时代周报：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韩寒。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领地。极而言之，我看过一些犹太人的回忆，一 个人即便在纳粹集中营中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或者说过得非常糟；即便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人仍然可以选择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人 永远有选择的余地。

崔卫平：当然是有。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集中营里的道德生活》，并且翻译过其中的不到2万字。那些在集中营里被囚禁的人们，战俘或者是犹太人，男人试图每天把皮鞋刷亮，女人用一切办法把脸洗得干干净净，他们手中没有书籍，于是就运用记忆和互相补充的办法，背诵头脑中的诗句，在心中留住那些美好的东西。也包括团结互爱，显示他们身上人性的力量，这就是他们维持人的尊严的方式。这是最极端的例子了。我们并不处于这样极端的环境当中，但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也需要有足够的智慧。但是，首先要有决心，确立这样的起点，那我们就会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想象力，以及建立这样的空间。

时代周报：人的解放，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即如何面对撒谎。哈维尔提出“生活在真实中”。这对当下生活有何启发？

崔卫平：撒谎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之一，古已有之。但是制度性地让人撒谎，由制度来鼓励人们撒谎，却不是从来如此。比如虚报某个产量，虚报一些数字，不虚报不行，对不对？有时候不是明显的撒谎，而是不着边际，完全不切实际。哈维尔分析过一条标语，一个水果摊上挂一条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是典型的谎言，这叫不着边际。这个人一分钟也没有想过到底联合全世界无产者是个什么样子，他其实就在这儿卖水果就行了，但是非要挂那样的标语，挂标语显示了他的配合和服从。事情不大，然而肯定是一个小小的羞辱，这可以看作我们前面说的“人身依附”的例子。

波兰斯基是波兰出去的一个大导演，有一年被北京电影学院请来了。在回答了师生们的许多问题之后，他指着人们头顶上的一条大红标语问，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他的这个询问与哈维尔的分析是同一个道理。这类红色大标语在我们环境上随处可见。它没有实质内容，表面上无害，但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它鼓励和提醒一种“心照不宣”，即使是不知所云，大而无当，也不要揭穿它，不要质疑。因此，它们骨子里是提醒人们要配合、要顺从、要服从，不要跳出来做“不合语法”的事情。于是，它们变成了服从的仪式里必不可少的道具，隐藏了一种奴役和支配状态。

时代周报：仪式的背后仍然是依附性，“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而不是自己。这个秩序中，只有成为“他人”才可能沿着权力的台阶，拾级而上。而您所主张的恰恰就是要人们重拾起 所忽略或遗忘的“自己”。那“自己”的根基应扎在何处，力量源泉又在哪里呢？

崔卫平：“你的腹中有一千道光芒”，大画家毕加索说，我拿它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当下同时需要克服的是一种有关个人自身的虚无主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是。不是这样的，你有很多空间的，可以尝试的，以前人没有做过，你来试又怎么样。现代社会，现在你看，每天出现各种各样的新事物，为什么不可以出现新人呢？为什么不可以出现更多新的想法，为什么不可以出现新的行动呢？

我们尝试过很多事情，但很少尝试将自己当作自身的起点，也当作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起点。我用一个词叫“裸奔”，即运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嗅觉去辨别这个世界，运 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这个世界，以及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评判这个世界。

“你是你自己的起点，也是这个世界的起点”。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世界，你也可能是强大的，你有可能是有力量的，你也可能至少成为你自己的主人，以及准备做世界的主人。假如你没有力 量，这个世界上便没有力量；假如你退缩，这个世界便没有前进。

所谓“现代性”，包含着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起点——自我引导并非他人引导，即需要自己营造生命的意义，而不是由他人和权威来代替。这句话看似简单，然而它的含义，只有到一定时刻，人们才能体会得到。

这个名字源自1945年来自台湾吴浊流先生的一部小说，当时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小说描写的是当时的一个台湾知识分子在台湾被日本人欺负，在中国又被歧视的凄惨命运。后来这个名词被用于形容国民党第8军709团和第26军278团在中缅边境的故事，为此香港还拍摄过一部电影，罗大佑也为此写过一首歌，说是描写当时的中南半岛，也就是我们说的云南缅甸老挝那一块，当然，罗大佑写那样的歌词和那个时候台湾在国际上的尴尬位置也有关系，但现如今，上面所有的国家地区其实只能算是亚细亚的问题儿童，甚至有的还成为了亚细亚的好孩子，真正的亚细亚的孤儿——朝鲜。

上个星期我看了世界杯朝鲜对巴西的比赛，我一直对这场比赛非常期待，一方面我个人很喜欢南美足球，一方面朝鲜实在太神秘了，我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朝鲜这些球员回国以后会不会被枪毙啊，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我一看朝鲜队的上半场比赛，我明白了，和朋友开玩笑说其实朝鲜队一直拥有世界杯出线的实力，但因为历届世界杯都是在发达国家举办，所以不方便出线，这次在南非举办，南非贫富差距大，朝鲜政府就能把朝鲜队往南非贫民窟里一扔，说，你看，这就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于是，金正日将军决定，这次可以出线。第一场球，他们踢的很感染人，而且踢的非常的干净，从不一碰就倒，也不拉拉扯扯，滚倒了马上就爬起来。无论是处于对弱者的同情还是同为亚洲人的感情，我都感同身受，在他们终于打进一个球以后，我非常高兴，当然，我也告诉朋友们，千万不能因为喜欢朝鲜队员和朝鲜人民而爱屋及乌，喜欢上金正日和主体思想。后来第二场，很多朋友看好朝鲜，认为朝鲜甚至能爆冷干掉葡萄牙，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类似的国家无论干什么事情，一旦没扛住，崩溃起来就是一泻千里。7比0以后，很多朋友又开始为朝鲜队队员回国以后的命运担忧。

作为邻国，朝鲜一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很多人幼稚的认为朝鲜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我们的国家信仰号称一致，这个观点非常奇怪，就好比你我都是阿根廷球迷，你我就必须是好朋友一样。当然，最后大家发现，这两个其实都是伪阿根廷球迷，只是大家的伪法不同。也有朋友幼稚的认为，就算再发生战争我们必须帮助朝鲜，因为我们不能让资本主义国家和我们直接相邻，而当年的那场战争，我们为了朝鲜人民，损失也非常惨重。这个观点也很奇怪，谁说两个曾经信春哥就一定不会打起来，而且朝鲜人民是否感谢我们也很难说。万一朝韩战争爆发，人家朝鲜冲韩国扔几个核弹，结果战争又打输了，韩国遭受了核污染，弄不好像踢足球一样，两个国家以三八线为中线换个边。其实我们接壤着什么政治信仰的国家并不重要，现代战争也早就无所谓这些，关键是我们旁边的国家是否文明，我们自己是否文明。

朝鲜有着还算丰富的自然资源，非常合理的人口总数，还算不错的民族精神，按理来说，这样一个国家要搞成这么穷还挺不容易的，有些人把朝鲜的贫穷归结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制裁，我想他们未必了解这个国家，当然，我们也未必了解这个国家，但是，当资讯已经如此发达的时候，一个国家还这么难以让人了解，而这个国家的人民更不能够了解世界，否则就会冒着被枪毙的风险，自然这个国家一定是贫穷的。信息越封锁，国家越落后，这是一定的。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极度独裁人民被高度洗脑的国家的名字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和上世纪70年代血腥独裁仅仅四年时间就导致自己国家五分之一人口死亡的红色高棉政权管自己叫“民主柬埔寨”有的一拼，我估计他们念自己国家的全名的时候是他们唯一能说起民主的时候。

别国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我国的内政我们不能评论，于是我们只能去评论评论别国的内政。我总是以五十步盼百步的心情，期待着朝鲜融入这个世界里，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哪怕就像我们那样，半推半就，欲拒还迎，左顾右盼，说东去西，至少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也再不会抚摸着领袖的像章含泪起舞。所有人都服从于某一个人或者一个观点从来不是判断一个国家和政权好坏的标准。其实到了今天，什么主义，什么精神，什么旗帜，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几十年前，我们总是在纠结，权力到底要落在什么阶级的人手里，事实上，权力掌握在什么阶级的人的手里都不重要，任何获得权力的人自然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从来就没有谁可以论证他们天然和必然的会去维护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无论你是什么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

最后献给大家这首罗大佑所作的我一直很喜欢的歌曲的歌词，《亚细亚的孤儿》，我们希望朝鲜人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至少不再饥饿。我们也告诫我们自己，苦海再无涯，回头不是岸。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
这是什么真理

一般的说，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是一直在向前进步着的，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有史以来的演化与进步。

而人类社会演化的背后动力是什么？历来人们众说纷纭；例如阶级斗争说和生产力发展说就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他的还有“人民群众”、“历史合力”、“现实的人的需要（利益）”、“现实的人”等等诸说。

宣昶玮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上述观点都不全面，当然也不完全正确；但宣昶玮这里却不去批驳别人的观点，而只是提出自己的理论分析：如果人们认为宣昶玮的观点有价值，那么上述观点的不足，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严格的说起来，理论的价值是用来推导未来，而倒不是仅仅为了总结过去。

而怎样才能合理的推导未来呢？

请看下面的有关分析。

一、欲知世界将来怎样演化，先看世界的过去怎样过来

人类社会过去是怎样的走过来的呢？我们不妨先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历史演化事件来作一番分析。

首先看法国大革命事件。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出现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个别企业雇佣数千名工人并拥有先进设备。金融资本雄厚。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国王路易十六。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阶级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

法国革命是18世纪后期发生的，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和价值的社会革命，因为这次革命是对旧的封建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颠覆。

过去人们对于这场革命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旧制度阻碍经济发展，或者是新兴阶级的调整社会地位要求等等，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今天我们指出一个新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已经改变，而旧制度却直接和人们的这种新思想相冲突，因此导致了革命的发生。

社会观念已经大部改变的情况下，如果旧制度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无法容忍的话，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

法国革命前人们的观念有什么改变呢？这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是法国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斗争对象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它的精神支柱——天主教派反动邪恶势力。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为后来的法国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同时也为西方后来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整个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关键的影响，最终使法国走进现代文明发达国家行列。这场启蒙运动的影响之大，其实是改变了整个世界。

这场运动其实是横贯当时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封建意识形态发起全面批判，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偏见、神学教条、基督教会和专制政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在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和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启蒙学者认为，正如牛顿发现引力定律一样，人们也能够凭理性的力量发现有关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法则，谋取世俗的幸福；他们以理性、宗教容忍和进步的观念向保守现状的旧观念进行冲击，反对一切禁锢思想和压制自由的教条和制度；其中最进步的思想家们，主张宗教上的无神论、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政治上的民主政体、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启蒙思想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出现各种学说体系和许多著名代表人物，如英国的阿迪生、斯蒂尔，德国的门德尔松，意大利的别卡里阿、维科，美国的杰弗逊、富兰克林，俄国的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但运动的中心在法国，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起了显著作用。运动影响深远。启蒙运动成功的反击了封建和教会的旧思想，使进步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不仅为未来的政治革命制造了舆论，而且为法国创建了高度的精神文明，影响深远。

法国革命的要点一是反封建政治，二是强调人权和公民权等新的主张，无不是那个启蒙运动的思想产物。特别是卢梭的思想和观点，对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的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社会契约论》）因此，说什么法国革命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新兴阶级提高地位的需要，还不如说是满足当时人们的“正确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需要更加贴切。当一个社会的现状被人们越来越不能在思想观念上予以忍受的时候，革命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真正的原因。如果认真总结起来的就是一句话：新兴思想与新的价值观念的兴起与普及，是法国革命的真正的决定性原因。

第二个例子我们举美国的废奴运动，也是由于新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普及的造成的。美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是一个受基督教思想影响深厚的国度。而基督教思想是主张慈爱、博爱与公义的。由于基督教思想与观念在美国深入人心，又加上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倡导按照理性思考社会，于是人们对于当时奴隶制度的存在，已经忍无可忍了。

早年的林肯曾亲自目睹奴隶制的万恶，在其心灵中埋下了仇恨奴隶制的种子；而后来《汤姆叔叔的小屋》作品的出现，说明美国的奴隶制度已经走到尽头了。由于政治人物和作家作品的普遍影响，美国社会人民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已经大大的改变，所以美国的奴隶制度，已经走向了灭亡。而且后来的事实是奴隶制在风起云涌的废奴运动后确实灭亡了。由于新兴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兴起，而导致社会发生重大的变革，美国的废奴运动又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再一个有力的实例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自从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就已经开始了。卷入这一运动者众，如康帕内拉、哈林顿、摩莱里、卡贝、傅立叶、圣西门、欧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陈独秀、毛泽东等无数的人士。而且这些人往往是以注重思想理论见长。这一运动整个的改变了世界，其影响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至今还未完结；其影响之大，可以用天翻地覆四个字来形容。

要说思想与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变革与演变最大动力的例证，那么已经发生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了。不论这个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思想理论的影响社会演化，其对社会变革与演化的巨大影响，由此可以窥探出其全部奥妙了。

其他的能够证明人的思想与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演化背后动力的事实还有很多，例如辛亥革命不过是法国革命和启蒙运动在中国的迟到的影响与再次重演，反映的仍然是思想与价值观念对社会演化的推动；世界反种族运动不过是曾经影响美国废奴运动的基督教思想，和人权思想、自由与平等等文明思想的在当代影响的一次重大结果等等。这些社会演化与变革的背后，无不都有新的思想与价值观念的重大作用充斥于其中，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正确的历史理论总结应该是：社会政治演化表面上是各种势力的斗争，而背后的动力实际上是新兴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普及与被公众普遍接受。这就是全部人类历史演化与前进的全部奥秘。推动历史演化的是当时社会的新兴思想与价值观念，而具体的表现形式则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缓慢、某些阶级要求重新定位自己的地位、经济和政治分配的很不合理等等。表现尽管五花八门，但背后无不是和新兴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深入人心有关联。
 
二、当今世界的思想历史定位是什么阶段？哪些是正在推动社会演化与进步的思想观念与事件？

由上面我们的研究与分析可知，除了古代和奴隶时代以外，近现代的社会变革无不是由于新兴思想和新兴价值观念的对于社会人心的影响而致，社会演进的动力是思想意识观念上的东西。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人心所向的结果：谁赢得了人心，谁就会赢得社会、赢得世界。

明显的，古人的思想对近现代的社会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我们要了解当今还有哪些思想与价值观念正在改变世界，那么只需要看看近现代的思想与人文史状况即可。以下，就是近现代已经大大影响了世界的人文思想与历史事件：

1215年，英国《大宪章》诞生。这是英国国王约翰在英国贵族的压力下，被迫签署的一个人权文件。

1478年，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出生。

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提出了完整的日心说宇宙模型。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发表了《新工具》，对整个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

1625年，荷兰思想家胡果•格劳秀斯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这是一部对世界与人类文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学思想著作，因为在这部著作中格劳秀斯为国际法作了奠基性的思想贡献。

1690年，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发表，现代意义上的分权理论初步形成。

1712年，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出生。卢梭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也是推动人类社会整个发生转折的思想人物。

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出版，其中的思想成果对整个人类发生了巨大影响。

1776年7月4日，由当时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联合举行的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进步意义的事件。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同时期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颁布。该宣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蓝本，采用18世纪的启蒙学说和自然权论，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原则。

1818年，以其社会主义学说掀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诞生于一个犹太族律师家庭。

1862年，由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的《解放奴隶宣言》公布，这是一份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

1913年，中国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首次在《不忍》杂志上发表。这是一部对世界人文与文明进步有相当思想贡献的著作。

1945年6月26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于同年10月24日起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

1948年，联合国制定并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

1965年，联合国大会第２１０６Ａ号决议通过，公布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1966年，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200A（ＸＸＩ）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虽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性质，但却具有道义上和舆论上的约束性质。

1989年，中国知识分子民主运动爆发。同年6月4日军队镇压了天安门的示威学生，整个民主运动结束。这次民主运动和后来的镇压，是一个改变整个世界政治格局的大事件。其后的柏林墙倒塌，和苏联瓦解、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其实都和这一镇压有关。

1989年11月9日，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目睹了在柏林上演的伟大一幕，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对抗最有力标志的柏林墙最终被推倒了。

1991年12月25日，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立国69年的苏联共产党政权倒台。随后东欧也跟着发生了巨变，整个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失败。

1993年，由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推动，非国大、南非政府、国民党等１９方就政治解决南非问题举行多党谈判，并于１９９３年就政治过渡安排达成协议，这是结束南非种族歧视政策的决定性的成就，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以上所列举的思想与人文大事，就是整个影响人类社会近现代演化轨迹的各种思想与价值观念的代表性事件和思想内容。

如果要对这一时期的整个人文思想的影响与社会演化的性质进行总的总结的话，那么人权、民主、自由、平等、人道主义、追求生活富裕、追求自然科学精神、追求科技发达、反种族歧视、博爱、社会公平与幸福，和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等等，都是推动这一时期世界演进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前期已经发生的所有重大的社会变革事件，如果去用这些思想与价值观念去对照，就会非常的符合；因此我们可以说：近现代影响整个世界的思想动力，就是“人权、民主、自由、平等、人道主义、追求生活富裕、追求自然科学精神、追求科技发达、反种族歧视、博爱、社会公平与幸福，和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这些思想与价值观念。

如果我们拿这些思想与价值观念去对照历史，就会发现美国独立是如此；法国革命是如此；俄国十月革命是如此；中国辛亥革命也是如此；苏联解体是如此；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也是如此。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肇端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由思想家马克思在理论上推动；最后失败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具体实施与实践：尽管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著作等身，但实际上他们都是鼠目寸光的理论家——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不是可以依靠口舌所能下结论的事情。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反映的是人类对于社会公平与幸福理想的追求，却失败于鼠目寸光而且热中于个人崇拜的独裁领袖——这实际上是法国革命时期已经被推翻了的专制独裁的封建制度的回归。苏联和东欧的崩溃，不过是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在苏联和东欧的土地上再次重演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而已。因为如果不发生这样的革命，那么苏联和东欧的封建专制的政权，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继续延续下去。好在这一次不是仅仅西方民主国家看不下去，而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先看不下去了，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埋葬了这些封建专制的政权。

本来是马克思鼓吹的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却被弄成了封建制度的回归，在性质上当然无法和西方的资本主义相匹敌；这种不能匹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不能匹敌，而是确确实实的在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先进性上不能和西方民主国家相匹敌：就因为主要的病根子在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先进性上无法和民主国家相匹敌，所以这些国家内部必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或者说是革命的力量，就象当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和美国废奴时期的国家内部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动力一样：试想想当时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抵挡法国的大革命，和抵挡美国的废奴潮流？

既然当年法国不能抵挡，当年的美国社会不能抵挡，那么今天的苏联和东欧，也同样的不能抵挡这种先进思想与先进价值观念的对社会的渗透和普及，和深入人心。人们以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真的在十月革命以后实现了呢，没想到却弄成了封建制度的回归。当年的初衷也许是要真的搞“社会主义”，可是事实上却弄成了封建甚至还世袭的制度；这样的在十七世纪就已经让人不能忍受的制度，怎么能继续冠冕堂皇的继续生存下去呢？

因此，苏联和东欧的瓦解是正常的，因为这种现象符合历史历来的演化规律与演化轨迹；而如果它们不倒台才不正常呢：因为那违反了历史的历来的逻辑。

现在再回到我们原来的题目上去：当今世界的思想历史定位是什么阶段？哪些是正在推动社会演化与进步的思想观念与事件？经过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分析之后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当今世界的思想历史定位还是处在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和要求保护人权、保护公民权、落实宪法条文贯彻的阶段，和当年法国大革命是同一个阶段；也和当年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同一个阶段；也和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同一个阶段。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在当年的捷克和当今的中国才会出现宪章运动：因为宪章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还没有完——和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一个样子。

哪些是当今正在推动社会演进的先进思想与价值观念呢？就是：“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科学、人道主义、反种族歧视、博爱、社会公平与幸福，和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以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卢梭的社会契约思想、天赋人权的思想，等等。

事实上回过头来看：苏联的瓦解和东欧的崩溃，都是这些思想与价值观念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正是苏联当局的拒绝民主、严重的侵犯人权等等，导致了自己政权的崩溃。

由于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国家仍然在实行一些，名义上是什么什么美好主义，而实质上却是封建专制性质的制度，所以当今世界总的思想和社会历史阶段仍然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的阶段，和法国大革命是同一个阶段；或者说法国大革命开始的社会进步运动，至今尚未结束。苏联和东欧的崩溃，是此一“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人类进步运动的阶段性成果。

莫尔设想的社会主义不是不好，但那些封建性质的社会主义确实不好；如果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要证明你们的制度很好，那么就首先要使自己的制度不具有封建、专制、独裁的性质，以及不具有贵族、特权、贪污腐败等等的性质。

如果你们不是去这样洗刷你们主张的社会主义的诟病，而却依然挂着羊头，而卖得又确实是狗肉，那么人们仍然是不会相信你们。那么你们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还是要完蛋的，和苏联一样。

三、世界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演化方向和中国政治的必然走向

上面的分析只是过去的情况。那么世界各国的将来，将会有怎样一个演化的趋势呢？看了上面的对于历史实际状况的分析之后，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历史前进的路线，就是人类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发展与前进的路线；人类认为什么样的社会是合理的，那么社会必然会按照相关的路线去演进；而且逆这个规律而动的社会，最后没一个会成功，几乎全部要失败的。这大概就叫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螳臂当车都无济于事吧？

所谓历史是客观的，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那实际只是愚昧的迷信唯物主义者的毫无根据的呓语罢了；实际的情况却正好恰恰与之相反。

思想就像洪水，那几乎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人类的整个历史，就是一直这么发展过来的。因此，合理的对于世界未来的推断应该是：

民主、人权、权力被制衡、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等等仍然将是眼下世界各个国家的社会变革的总趋势，而且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与阻挡不了的。中国社会再特殊，也定然逃脱不出这种总体世界格局与历史规律的总演化趋势：因此中国也必将进行民主化演进；而且这种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因此，走向民主是中国的必然道路，任何势力和政党都不可能有阻挡的力量；如果谁要是硬性阻挡，那只能在历史车轮面前被压得粉碎。识时务者为俊杰。希望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度的当局，都能明白人类社会的，这一根本无法阻挡的潮流性，顺应历史的潮流，也让自己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你们自己认为如何呢？你们认为凭借你们的力量，就能够抵挡历史历来的进步潮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