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六四”记忆和中国人对民主的追求不可扼杀

一般年轻的人不论在电台上、在书上,都看不到这个事件了,好象没有发生、好象记忆力已经被共产党消灭了。但是不是真的消灭?因为二十岁以下的人就算没有听说、没有见到,但是至少也看到、他也有父母、也有前面比他年纪大的人,这种口耳相传的事情是不会断绝的。

不过没有当初亲眼看见“六四”事件的情况的人,没有深刻印象而已。人的记忆不可能靠官方权力来消灭就消灭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消灭不了记忆力。所以我想“六四”今年二十一年,我还来讲一讲。

去年二十年,大家比较热闹。今年二十一年,可能没有这样热闹。可是事实上,我想有些地方还是非常会纪念这个“六四”的。尤其是香港,我可以保证。香港因为在大陆旁边,记忆犹新。现在领导香港政治、社会思想活动的人,都是叫做八十年代以后的人。换句话说,这些八十年代以后的人,在“六四”时候都是小孩,还不一定有很强的记忆力。可是他们对大陆的专制政府是非常警惕的。因为香港就在旁边,“一国两制”很快就变成“一制”了。现在已经慢慢有“两制”走向“一制化”的倾向了。

我另外一个理由要讲“六四”,是我最近看到一位新左派、所谓新左派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相当生气,可以说。这篇文章主要是讲的中国走上新路的样子,中国大国崛起,就是中国崛起的经验、跟她面临的挑战,这样一个题目。

在这篇文章里面,这位新左派明目张胆地说了,从前“六四”有么一点记忆力,到九十年代最初几年是记得的。过了九十年代,慢慢就消失了。到了2008年以后,他认为“六四”的记忆就没有了。民主是西方的一个正在危机很高的时代,所以很快要过去了。

而中国是大国崛起以后,在2008年有许多特殊的表现。比如说镇压西藏、后来又镇压维吾尔人、后来又是汶川大地震、还有奥运会、金融危机,好象共产党都一一把它解决了,或者用武力镇压、或者是用金钱收买。总而言之,他当然不是这样说的,就说共产党这样有效的政府,把一切危机都是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是比任何民主制度、或者西方的民主政党,都要高明得多,所以这是中国成功的、中国崛起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丧心病狂的说法,我完全不能同意。最重要的,我是认为民主这个东西、跟法治这两样东西,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必须争取的东西。不要认为中国人没有法治观念、没有民主观念,一向就是有的,不过没有象西方一样发展成为制度。而民主绝不可以说是西方腐朽的观念,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

资本主义是后来发生关系,跟民主本身是另外一个发展。象共产党一样一党专政到底、一党专政到底是凭着什么?你怎么知道老百姓支持你的一党专政?你刚刚打垮国民党的时候,你可以说老百姓已经对国民党相当讨厌,虽然未必选举的是你、可是总觉得让你试一试,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民主的味道。就算中国过去改朝换代,也有因为前代太腐败的,不能不换一个试试看吧。这是一个很消极的程序,也不能算是民主,可是到底民意很重要的。所以在孟子时代,就引了《尚书》上的话,“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老百姓看见的、老百姓所听到的,就是天所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换句话说,天命就是老百姓的意志,所以,这两个是合一的。

可是中国因为没有发展一种制度,所以没有变成一个民主制度。只采取了一种仕大夫通过选举、通过考试,取得做官的权利,这就是从汉代开始的。这也是一种尝试,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是在高层里面、在精英分子中间一种民主。

这种民主虽然是有限度的,它到底还是要经过一种客观的标准,才能去做官、做领导。如果你在传统时代没有靠中举人、进士,你是不可能做到地方官、或者也不能做到中央层的很高的官的。所以这地方可以看出来,中国人虽然没有民主,但是也在摸索一种方法,怎么样能够使得执政的人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从这一点讲,孙中山开始,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这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民主的观念一到中国以后,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还是薛福成、或者还是王涛,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至宝、我们中国从来没有做到的,现在西方居然有这个方式,我们赶快接受过来。至于没有人接受过来、受到种种挫折,这是中国文化上其它的问题,尤其是习惯上的问题。

一党专政就变成代替了皇权的形式,就等于满州人所征服的了中国一样,共产党这一党,也就变成征服了全中国,然后就永远执政下去,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相信民主这个事情是消灭不了的。

国际笔会欢迎著名作家张建红获保外就医释放,继续关注其严重健康问题

 (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6月9日讯)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就著名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张建红(笔名力虹)的健康问题,今天发布自他于2006年被捕以来的第四次补充紧急行动通告,欢迎他在6月5日获保外就医释放,但同时深为忧虑有关报道:他现在医院的情况危急,需要依靠呼吸机和重症监护。国际笔会认为,张建红被定罪违反了中国作为签署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因此继续要求取消加于张建红的所有罪名,在此之前呼吁中国政府承担其义务,为张建红立即提供一切必要的医疗护理。此外,美国笔会今天已接受张建红为该会荣誉会员,并将继续关注和支持他。

国际笔会的紧急行动通告说,现年52岁的张建红被诊断患有肌肉萎缩症和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渐进退行性疾病,而他的病情在监狱里急剧恶化。自2007年10月以来,他就被关押在华东杭州市的浙江省监狱总医院,但现在他依赖于一台生命支持机并需要重症监护。据独立中文笔会的报告说,张建红无法说话或写字,医生说他很可能在以后一生中都得依靠呼吸器,即使他的双手经过康复治疗有可能恢复一定功能。维持重症监护的费用每天约花费3000-4000元人民币,但他的家庭并没有这么多钱。

张建红是一位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因撰写批评政府的文章于2006年9月被捕, 2007年3月被判处6年徒刑。张建红于198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1989-1991年曾因参与民运活动入狱。2005年8月,他创办了文学网站《爱琴海》(http://www.aiqinhai.org/)并担任主编,2006年网站被当局封禁。在2006年被监禁之前,他经常为海外中文网站《博讯》(http://www.boxun.com)和《大纪元时报》(http://www.dajiyuan.com)撰稿。张建红在被监禁近四年后,于2010年6月5日被中国当局以保外就医释放。此前他反复要求保外就医都被拒绝,而他的健康状况现在非常危急。
 
这个紧急行动通告建议各笔会及其会员采取各种行动,包括:
 
——呼吁: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中国政府发出呼吁书,向所在国的中国大使发出类似呼吁,并请他/她对此问题作出评论;

——朗诵:独立中文笔会已将张建红一些诗翻译成英文,由此各笔会可以组织张建红作品朗诵会,当他现在无法通过言语或书写表达自己时,能够从知道他的声音仍被他人听到而获得道义力量;
 
——荣誉:各笔会考虑将张建红选为该会荣誉会员,并通知国际笔会伦敦办公室,将得到帮助如何支持他的个案。
 
独立中文笔会已从6月5日起向国际笔会及各国笔会发出有关张建红近况报告和相关信息,并收到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弗雷泽(Marian Botsford Fraser)女士及一些笔会负责人表示深切关注并尽力支持的回应。张建红在2007年就已成为澳洲墨尔本笔会荣誉会员,他的诗歌英译已在该笔会年会上朗诵;德国笔会在去年法兰克福书展和今年六月初召开的年会上,都朗诵了张建红诗歌的德译;美国今天已表示接受他为该会荣誉会员;瑞典笔会、苏格兰笔会、澳洲悉尼笔会、瑞士德语笔会、瑞士法语笔会、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笔会等都将展开相关行动。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5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以及“因作家畅所欲言”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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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虹病危 各界呼吁紧急救助

浙江异议作家力虹在病危之际才被获准保外就医,目前病况十分严重,各界人士签名呼吁紧急救助。

 

图片:入监前的力虹和如今的力虹判若两人 (心语制作)

本台曾经报道,浙江异议作家力虹在病危之际才获准保外就医,他的病情在本周急剧恶化。星期一,各界人士发起“为救助力虹的紧急呼吁书”,签名发起者包括朱虞夫、严正学、胡石根、范亚峰等,到星期二在网络上签名支持的网友已经达到数十位。
 
胡石根表示,“现在大概有五十多人,来自国内外,百分之九十都是民运界的人士,国内的有李海、范亚峰、张黎、陈曦、杨海;国外的有杨建利、付希秋、费良勇、盛雪,还有孙立勇,现在是一方面要挽救他的生命,一方面要和政府交涉,为了挽救,为了争取时间,我们要向社会呼吁。”
 
呼吁书批评了当局漠视生命权的做法,“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居然在绞肉机般的监狱里被折磨得形销骨立、气若游丝、命悬一线。监狱当局不愿承担救助医治的责任,不愿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利用家属的善良,欺骗恐吓,将危殆中的力虹推给家属。”
 
签名呼吁书的起草者之一朱虞夫星期二向本台表示,“力虹的今天也许就是我们的明天,力虹没有犯任何罪,他的所有的行为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是受政府保护的行为,纯粹是言论自由。他在监狱没有行动自由,被重判了六年,进去的时候非常健康,什么病都没有,在里面得了这么严重的肌肉萎缩症和肌硬化症。按理说来,监狱应当对他做治疗,但是这么多年来,监狱从来不对他做任何治疗,关在监狱的医院里一直到奄奄一息。在2007,2008年,他的太太董敏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向当局呼吁,向社会呼吁要求保外就医,可是他们置若罔闻,一直到这一次性命危险,他们才把他拉到医院抢救。”
 
力虹于6月5日下午4点半由救护车送回宁波,住在宁波第二医院,目前在急救室,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朱虞夫表示,力虹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完全不成人样。

力虹本名张建红,原宁波《文学港》杂志社诗歌编辑,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判劳教两年。2006年3月9日,他创办的《爱琴海》网站被当局查封。2007年1月12日,宁波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力虹有期徒刑6年。之后在监狱发现患有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疾病,导致肌肉萎缩疾病,但一直没有得到医治。
 
为了照顾力虹,每天要奔波医院和家里的力虹妻子董敏告诉本台记者,“我现在非常非常忙,空闲时间基本没有,外界大家都这么关心,我替力虹谢谢大家。”

崔卫平:韩寒——公民人文主义者

不管是作为小说家,还是赛车手,甚至是他时尚的个人形象,韩寒仿佛都更加适合“小资”消费。但他本人绝不是一个小资,他与小资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与小资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系统。小资看世界,事先准备一本书或几本书,一部电影或几部电影,他们需要在别人的引导之下,才能够看见和理解这个世界。换句话说,需要抱一块石头才能沉到水里。

韩寒也读书也看碟,但是他的知识系统,不是朝向已有的符号体系,而是直接朝向这个世界,是他本人在这个世界上(裸奔)的观察而来。他拥有对于世界以及对于自身少有的直接性,那种无庇护也无遮拦的裸视,冲锋陷阵、盲打误撞,他的知识是他用他自己的血肉而换取。他将自己“试错”的点点滴滴,编织成了自己的意义系统,他要自己称呼这个世界,搬弄这个世界,这形成了他的小说。

当他独自一人站到地平线上,无以依靠,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力量,体验到了自己身上模糊而沉睡的多种潜能。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座有待开放的富矿。(也许我们每人如此,只是没有坚决意识得到。)独立带来的一个结果是——精力充沛。一个不受羁绊的人需要速度。赛车的速度也是他思想的速度;向远方的道路进军,也是向自己体内的极限进军。

当他立足于自身,扎根于自身,他的世界朝向四面八方而延展开来。海子二十年前的那句诗,到了他这里才获得了一个活生生的认证:“躺在大地上,朝向四面八方疯长”(大意如此)。他办杂志、写“时评”,他仿佛不知道自己的界限,不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下自己的步伐。

 不,他在摸索和扩大这种界限。所谓“时评”这种东西,应该比小说更加难写。小说的读者相对来说是固定的,而时评却要对完全不认识的人们说话,说的又是他们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如何说得让人心服口服,如何在普遍失去尺度的前提下,描绘出理解一件事情的基本框架,这是一桩真正的挑战,如同在深渊中行走,从虚无中升起,体现了这个人的想象力。

朝向现世、追求完美、多才多艺、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潜能,就这些方面而言,韩寒很像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不说达芬奇那些人,说说比如阿尔伯蒂(1404——1472)。在三件事情上他希望别人找不出他的缺点:走路、骑马和说话。他热爱音乐,喜欢饲养马匹,最顽劣的马在他胯下也会战栗。他的传记中历数了他的各种才能——骑马、写诗、作曲,绘画、演说,以及向各类工匠(包括补鞋匠)学来的本领,却忘记了他在建筑学方面的贡献。他敞开的心灵还表现为——当他有病时,不止一次因为看到美丽的景色而痊愈。

一个意识到自己力量的人,一个全方位生长和发展的人,在我们的环境中,是多么难得啊。这样的发展,同时希望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阻止他身上的这种势如破竹的进展,阻止由他代表的新的地平线的升起。因而,他从私人的完美,走向了一种公共精神——即使某些倒霉的事情还没有落到他身上,即使他看起来还是自由自在,但是某种东西阻止了他有可能与别人一道发展的天地,剥夺了他有可能与同胞一道享受的丰富空间,因而也阻止了他这个人弹跳的高度。这个被拿走的深度和广度,是他所不知道的,但他意识到了这种缺乏。

因而,他的慷慨,拥有一个个人的比例、个人的深度。同时,他的节制,又拥有一个广阔的视野——以他人同在。一般人的口头禅或许是“这是我的权利”,而韩寒或许会说:“我不需要一个主人”。一般人的座右铭或许是“这关我什么鸟事”,韩寒却力图表明,“一个自己的主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在一切状态中,屈从的奴隶状态是他最不能忍受的。

比较起rights(权利)的版本,韩寒是一个power(权力)的版本。当他体验到自身的力量(power),也希望这个世界能够体验到他的力量(power)。他的努力远非从这个世界拿走什么,而同时是给她带来什么,为她增添什么。

刘  柠:都是“参谋”惹的祸?——兼谈历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二战后,在检讨战争责任问题的时候,尤其是把德日两国加以对比,试图以德国对战争反省和赔偿的彻底来质疑、批判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首鼠两端”之暧昧属性的时候,常常遭遇一种认识分歧。尴尬的是,这种认识分歧往往并不仅仅来自日国内那些持右翼保守立场的所谓“自由史观”论者,相当多的主流知识社会的分子,甚至一些对华“友好人士”也概莫能外。譬如,在谈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从全面侵华到太平洋战争,何以会产生如此步步升级的战争政策的时候,认为日本并不存在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政治独裁者;在谈论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认为日本并不是像德国屠杀犹太人那样,存在一个庞大的有预谋、有组织、有步骤的种族灭绝计划,等等。而当你发现,有时这种“认识分歧”,并不能完全尽归之于旨在把战争历史合理化的“诡辩”;或者假如悉数以“诡辩”一言以蔽之,将遮蔽某些政治构造上的节点,反而不利于复原历史真相,剖析战争历史成因的话,那么,重新检讨历史研究的视角问题便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旅日作家俞天任的新著《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以下简称“俞著”)便是这样的一种学术尝试。而这种尝试,则始于他的一个发现:在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对日战争犯罪的审判(即东京审判)中,被正式起诉的甲级战犯共有28名。其中,被判处绞刑者有7名。28名中的2/3,7名中除广田弘毅(曾任战时文官首相)外的其他6名,为“超甲”的一群。这群人的共同特征,都是参谋出身——此乃基于对横向“面”的考察;除此之外,还有对纵向“线”的考察: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一直到太平洋战争中的诸多战役,“处处是皇军参谋们忙碌的身影:不是无端生事,就是假传军令、扣押情报”。而所有这一长串的战争祸水中,始作俑者是皇姑屯事件:以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首的几名关东军少壮军人,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安置炸弹,炸死了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此事件为典型的军人暴走,“下克上”行动,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不仅没有一个人受到军法惩处,就结果而言,从议会政府到天皇等于是“追认”了关东军行动的“合法性”。

皇姑屯的浓烟尚未尽散,另两位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又如法炮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兵不血刃便取得了“满洲”,从而确保了日本的“生命线”。“满洲事变”(日对九一八事变的称呼)的成果,直接造就了日本现代史上数一数二的战略家石原莞尔(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军衔为中佐)的崛起,其“最终战争论”也为后来的“大东亚战争”(日对太平洋战争的称呼)奠定了理论基础。从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中尝到了“甜头”,出征前线的陆军参谋出身的少壮军人们奋起效颦——议会政府完全被军部绑架。正是这位雄才大略世所罕见的石原莞尔,虽然在“九一八”前后是激进派,但后来却是主张日本保有“满洲”、宜适可而止的“战争不扩大派”。1936年“绥远事变”爆发之际,时已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大佐飞赴现场试图说服阻止,被武藤章(“绥远事变”的黑手、后甲级战犯)奚落道:“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石原前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的吗?”

正是从上述横向“面”和纵向“线”的交叉中,俞天任发现了日本战争政策决定机制中的一个秘密:参谋。“在日本,说一个人喜欢犯上、自作主张,就说他是‘关东军’;说一个人狂妄、自以为是而又昏招迭出,就说他是‘大本营参谋’。参谋,尤其是‘大本营参谋’,是邪恶、不可理喻的化身”;“跟通常理解的‘幕僚’或‘军师’不同,旧日本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荣誉资格,是‘精英’,他们不但出谋划策,还直接指挥战争。中国人常说的‘日本军国主义’,实质就是军队挟持了政府,而挟持政府的,却是参谋。”应该注意的是,此参谋非彼参谋:日文语境中的“参谋”,有别于中文中作为“幕僚”、“策士”、“谋臣”的参谋。

对日本陆军参谋们的倒行逆施,活跃于从中日全面战争前夕到抗战前期的民国“知日派”高宗武也有所体察。在新近于大陆出版的《高宗武回忆录》中,高曾写过一个故事:1938年在上海,彼时只是大佐军衔的陆军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对他说,“近卫公爵不久就要辞去首相,我们正在草拟下届内阁的名单。”“他给我看一个名单,后来那些名字果然组成了接任近卫的内阁。到那时我才真正知道课长权力之大。影佐也告诉我在那个时候,他作为课长的意见,必须为军务局接受,而陆军省正副首长也必须接受,意味着内阁也必须接受。” (1)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魔鬼权力构造呢?俞著指出,问题其实就出在军政和军令的二元化上。由于东京审判是美国主导的,对日本文化及战争指挥系统的运作缺乏了解,致使被指名为甲级战犯的战争罪犯都集中在军政系统,也就是陆军省和海军省,而二元化系统下日军另一个系统——军令系统,即大本营的参谋本部和军令总部,则根本没有受到追究(2)。 而二元构造的根子,则源自“统帅权独立”。

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对军队的“统帅权独立”,越过内阁,直属天皇。名义上,天皇通过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执掌军队,参谋本部直接对天皇负责——直达天听。而参谋本部的首任参谋总长,就是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祖师爷、战前担任过两届首相的山县有朋。除此之外,军部大臣(即陆、海军大臣)须由现役军人出任的规定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了这两种法律装置,内阁对军部便只能惟命是从。“根据这个机制,如果文官领袖制定的政策不为军事领袖所喜的话,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提出辞呈,以没人接受空出的职位来强迫内阁总辞,直至新内阁提出的政策被军方批准后,新的内阁才能组成。”(3) 至此,议会政府已成摆设,且动辄得咎,连基于英美压力和对现实国力考量的裁军动议,都被指为“统帅权干犯”,乃至浜口雄幸首相遇刺身亡。1938年3月,另一名陆军参谋出身的佐藤贤了在国会为《国家总动员法》作证,遭议员们的激烈质问。这位当时仅“官”拜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国内班少佐班长的参谋不堪雄辩,恼羞成怒,居然对着议员大吼:“给我住嘴!”——此乃史上著名的“住嘴事件”的由来。可见面对强横的军部,议会政府是何等弱势。

坦率地说,如此发现,其实也不单是俞著的学术贡献。战后长期以来,日本主流学界和媒体,一直致力于从制度、文化层面探求、检讨和揭示战争的发生机制问题,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战后60余年和平发展的成就,以“和平宪法”为柱石的民主主义建设,象征天皇制、自卫队国家化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生根,应该说已经堵死了战前的那种通往战争的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日本社会的封闭性,这种知识社会的学术反思成果始终难以“越境”,对我国学界、媒体的“辐射效应”则更加有限,至少在公共话语圈,认知度近乎为零。

在这种情况下,俞著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爬梳东洋百年战争史,描绘了一群昔日皇军陆海军参谋出身的精英少壮军人,如何以“下克上”、先斩后奏为看家秘笈,玩弄“统帅权独立”的宪法漏洞及军政、军令的二元构造于股掌之上,在分不清是个人野心还是国家战略野心的驱动下,开足马力,暴走于战争之路,在绑架政府和国民的同时,也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近乎说书人的去学术化的形式,娓娓道来,时叙时议,生动诙谐。这种寓历史于“话本”之中的尝试,无疑缩短了学术进入公共领域的距离,不失为一种高效的学术再生产。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俞天任 著,语文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1) 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月第1版),第108页。

(2) 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页。

(3) 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月第1版),第101页。

余  杰:《钦差大臣》的故事在中国上演

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初俄罗斯的某一偏远小城,钦差大臣微服出访的消息吓得横行不法的市长和下属官吏们魂飞魄散。他们误将被困在旅馆的十二品小官赫列斯塔科夫当成钦差大臣而大献殷勤。赫列斯塔科夫乘机戏耍了市长和众官吏后,坐上特意为他准备的三套马车扬长而去。

在现实总是比戏剧更加精彩的中国,更有戏剧性的新版《钦差大臣》在“唱红打黑”的重庆上演了:重庆主城某区一局机关内,该局局长被三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押送出门,在众目睽睽下,被强行塞进停在办公楼前的一辆黑色轿车,然后绝尘而去。直到下班时刻,职工们都没有等到局长回来。局长到哪里去了,带走他的是什么人?

原来,这三个人是冒充纪委干部的骗子,他们都只有初高中文化程度,均是农民。那么,他们如何让身为正处级干部的局长大人乖乖就范的呢?为首的孙元志落网后供认,作案前,他看过《国家公诉》等反腐题材的影片,初步了解“双规”的过程。他们先买来假证件和假印章,摸清下手对象的电话和手机号码。并通过网上搜查,找到一个郊区的农家乐作为“审讯”地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三人来到局长办公室。“我们是纪委的。”为首者拿出蓝色工作证,在他面前晃了一下。然后提高声音说:“有人举报你受贿,请你配合我们,马上跟我们走。”局长就这样像被催魂一般跟着三人走了。

当晚,在农家乐的房间内,三人突击审讯局长。“有人检举你受贿,材料都有了。”孙志元拿出一叠“材料”放在桌上,威胁说:“你把事情说清楚,老实交代。我保证,坦白从宽,最多判你十年。”经过一阵沉默后,局长开始回答孙元志的问题,其他两人在旁边紧张地记录。第二天早上,他们要求局长“积极退赃”,并押着他到银行用卡取出了十四万元的“赃款”。

骗子之所以轻易地“请君入瓮”,前提是局长自己的屁股上有屎。否则,身正不怕影子斜,何至于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呢?骗子的成功,反衬出纪委及所有反贪部门的无能;骗子的得逞,显示出如今中国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的现实。老百姓对这场骗子将贪官当猴耍的骗局大声叫好,他们并不痛恨骗子,反倒厌恶作为“受害者”的贪官。

公众对局长的结局,比对骗子的结局更加关心。可惜,这是一则半截子新闻。媒体报道说,三名假冒者以“招摇撞骗罪”,分别被判处九年和七年有期徒刑。但媒体并没有报道,那个惊魂未定的局长后来的命运究竟如何,他在“假双规”期间的那些交代材料,有没有移交给真正的纪委干部呢?

田奇庄:立法进步不能总是付出高昂代价

《刑事诉讼法》早就明确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内容。然而,由于缺少必要的程序保证,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赵作海案”事发,再一次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义愤。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前者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列明了对各类证据收集、审查和运用的规则,后者对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规范。原则性总算有了可操作性,司法理论与实践终于有了逻辑关系。

这样的进步实在太艰难了。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居然没有一部刑法。多少有点权力的人,包括红卫兵、村干部,革命群众都可以随意侮辱、惩罚、斗争他人,乃至轻易将人置于死地,那些掌握大权的人就更不要说了。有了无法无天的领袖,必然会有天文数字冤假错案。总结了文革教训,执政党提出必须依法治国。然而,在宪法公民权利未能落实的情况下,具体的法律只能是半吊子法律。其功能就是为刑讯逼供者大开方便之门,使被屈打成招者求告无门。

本人曾多次听当事人家属反映,疑犯被捕后,警方为了尽快获取口供,往往使用各种刑法。其中最常见的是连续几个昼夜审问不许睡觉,有的用橡皮棍殴打,见不到外伤。法官审案时,当事人如果说自己受刑讯逼供,法官就让当事人拿出证据。当事人完全在警方掌控之下,且没有外伤,根本不可能拿出证据,于是法官当场予以驳回。打了白打,打了能破案,破了案能立功获奖,警察们怎能不大打出手。

法律本身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实践早已检验出了法律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历经半个多世纪,居然解决不了这么一个在法律界看来是小儿科的问题呢?为什么非要等到发生了一场场悲剧,激起众怒之后,才硬着头皮改进呢?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法律的每一次小小进步都要以无数悲剧为代价,那不仅仅是国人的悲哀,更是当权者的耻辱。

是国人缺少教训吗?不是。且不要说共和国前三十年极左路线横行时期制造的滔天罪恶,自《刑事诉讼法》问世后,由于刑讯逼供造成的冤案就数不胜数。一起起冤死冤判,一次次国家赔偿,不仅令法律蒙羞,更让国人发出了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的感叹。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是国人缺少智慧吗?不是。据说,早在《刑事诉讼法》立法之初,就有学者郑重提出,应设立必要程序,防止刑讯逼供获取证据。然而,有关方面却以种种借口,将学者的正确意见否掉,只保留了所谓严禁的原则性要求。

是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吗?更不是。文明发达国度总结了无数经验教训,早已制定了科学严谨的司法程序,足以保证每个环节都能避免刑讯逼供,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中最为行之有效的是米兰达法案。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要由司法部门独立关押。警察如果需要提审,必须有当事人的律师到场,否则,其供词法院不予采信。这些现成的制度无须缴纳专利费就可以拿来使用,完全用不着自己另起炉灶。

是为了照顾警察素质低吗?也不是。靠刑讯逼供获取证据的警察毕竟少数,而且是警察中的无能之辈。警察中高素质的人有的是,问题在于有能力的人往往得不到重用,《刑事诉讼法》的现状给刑讯逼供创造了条件。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办案环境,怎么可能打造高素质队伍?

排除了这么多可能,原因究竟何在呢?事实显而易见,中国大陆的立法原则是首先满足掌权者的需要,以便于他们使用权力且不承担责任。凡是约束、限制权力的法律,要么不予理睬,要么无限期推迟。《刑事诉讼法》的命运是这样,《新闻法》至今没列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也是基于同样原因。这样的立法原则决定了公民权利难以维护,也决定了权力集团的肆无忌惮。

警察应当成为文明代表。文明的表现多种多样,但起码有一条,警察不能和流氓一样随便使用暴力——无论其理由有多么正当。警察与流氓和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很容易产生使用暴力的冲动,如果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警察完全可能成为新的罪犯。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其实,不设立防止刑讯逼供的程序,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爱护警察,而是给警察犯罪创造条件。当官方保护的刑讯逼供能够大行其道时,当局所标榜的中华民族文明礼仪又从何谈起?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严禁话题。世人都知道,没有强制性具体保障,严禁只是一句空话。这是起码的常识,根本无须思考。我们能想像只有刑法,没有警察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吗?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就严禁公款吃喝,现在吃喝成了什么样子?中国足坛一直强调严禁打假球、严禁赌球,结果呢?不但球员、裁判赌、领队赌,连足坛掌门人都成了赌棍。严禁以权牟私的高调已经将国人的耳膜磨出了老茧,如今大家已经再也不议论类似话题了。刑讯逼供是公安部门顽症,面对如此现实,只提原则要求,不设立程序保障,就等于庇护纵容。

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说到底要靠法律进步来实现。一个国家的野蛮和落后,就是因为法律不能规范和限制权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一次制订出完美无缺的法律,问题在于,文明理性的国度,在出现问题之后,能举一反三迅速纠正。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最需要法律规范的国家,居然把显而易见的常识性法律缺陷足足拖了六十年不改!如此立法行为如何取信于世人?如何跟上世界文明的潮流?

当然,如今总算有了两项若干规定,这要比继续不设立程序还算得上是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次司法进步都需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都要拖上这么长时间,中华民族只能无可救药地远远落后于世界文明。

刘逸明:罢工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最有效途径

前段时间,富士康的十几名员工跳楼自杀事件曾引起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接二连三的跳楼自杀事件让富士康高层以及深圳当局焦头烂额,最后,就连中共高层也被惊动,不得不让几部委成立调查组,奔赴富士康展开调查。因为有人将富士康连环跳悲剧归咎于媒体的报道,新闻监管部门最终将有关富士康的负面新闻叫停,除非是使用新华社等新闻机构的稿件,否则不得擅自报道。

眼看员工跳楼自杀悲剧愈演愈烈,而富士康在海外的股价也大幅度下跌,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在情急之下,宣布为员工大幅加薪。终于,类似的悲剧得以遏制,但是,正因为有富士康的加薪,其它企业的罢工潮开始此起彼伏。首先罢工的是广州本田员工,等广州本田的罢工潮平息后,日本兄弟工业公司在中国陕西的子公司也出现了持续一周的员工罢工行动。继而,和富士康同在深圳龙华的台资企业美律电子厂员工开始罢工,广东惠州和江苏昆山等地也相继出现罢工潮。

联合国在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要求该公约的签署国承诺保证劳工的罢工权,并指出“罢工权在各国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中国政府在批准这一公约时,却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由对该条款做了保留。中国的《宪法》并未明确授予劳工罢工权,所以,有人说不能随便罢工,否则是违法的。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法未禁止即合法,所以,罢工是谈不上违法的。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不难看出,中共当局对国民党时期的“二七”大罢工津津乐道,如今,工人在得不到合理待遇的时候,进行有秩序的罢工有何不妥?

在中国全面加入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后,中国《宪法》并未在罢工等方面及时跟进。劳工在罢工后,往往喜欢聚集在一起,很多时候也会喊口号和游行,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为了禁止民众进行反政府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中共当局出台了《集会游行示威法》,表面上该法是要规范此类行为,实质上却是与《宪法》相抵触,目的是为了剥夺了民众的这些权利。

中国经济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GDP总量每年都在大幅度上升,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年份,仍能保持较大的增长幅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物价也跟着节节攀升,以前五块钱不用就能买到的一斤猪肉,如今却需要十几块钱,房价和医疗费用方面,更是不知道增长了多少倍。然而,普通老百姓并未得到经济增长的实惠,这些年里,一般劳工的工资并未涨多少,要是对比物价,很多人的收入不是增长了,而是降低了。如果家里有小孩子读书,或者是有人生病和需要购房,大多数人都会感觉不堪重负。

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因为改革开放得早,外资企业相对较多,工作机会也比内地要多得多,所以,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吸引着很多内地劳工。在当时,到这些地方工作确实圆了很多人的淘金梦,但到了90年代后期,再到这些地方打工,如果是做一般的工作,根本就赚不到钱,唯一优于内地的是工作机会比较多,能力好和运气好的人还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2001年,笔者开始南下深圳打工,因为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开始所找的工作,一个月才400块,如果换工作频繁的话则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很多人都认为富士康等企业是血汗工厂,其实,看一看其它地方,血汗工厂何其少见?所以说,整个大中国就是一个大血汗工厂,劳工的权益普遍得不到保障。恰恰相反的是,在公职机关,很多人在游手好闲的情况下还可以拿到比最苦最累的底层民众高得多的工资。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在公务员考试的时候几百人争一个职位。每一次物价上涨,公务员和官员都会提薪,但普通劳工的工价却原地不动。工资不高物价却猛涨,致使一般的劳动者辛勤工作几十年仍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不定期的通货膨胀和多方面必须的高消费,使得低收入阶层永远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超过美国,大多数财富为少部分人所掌握。

2003年,青年孙志刚被恶警打死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虽然孙志刚之死令人惋惜,但这样的死总算是死得其所。原以为富士康的连环跳只对提高该单位的员工待遇有帮助,没想到会引发全国性的劳工罢工潮。此起彼伏的罢工行动让人看到了中国劳工权利意识的觉醒,也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壮大。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罢工之火还会继续在全国各地延烧。

面对罢工潮,中共当局可以说陷入了两难境地。在这些年,民生问题一直是“两会”的主题,多位中共高官也在公开场合表示,会努力改善民众生活和缩小贫富差距。一方面,中共当局希望劳工能不断争取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工作环境,但是,如果出现大规模的罢工,又担忧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威胁自己的统治。为了防止其它地方的劳工仿效广州本田员工罢工,在前几天,中宣部的官员向各大媒体发出指令,勒令媒体不得报道本田罢工事件。

不管中共当局如何低调处理罢工潮,在这个互联网四通八达的时代,稍微规模大一点的罢工活动都会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受到大家的关注。中国的工会组织,不管是企业内部的工会还是政府部门的工会,其实都是名副其实的花瓶机构,在劳工权益被侵犯的时候,他们往往视而不见,指望这些组织帮助劳工维护合法权益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劳工自觉的罢工行动则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最有效途径,没有工人上班了,企业必须满足工人们的合理要求。

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有靠自觉地争取才能得到。富士康员工为了逃避恶劣的工作环境而跳楼自杀,这既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气,也显示出了他们权利意识的淡薄。而紧接着出现的各地罢工潮则让人看到了中国劳工积极进取的一面,但愿他们的抗争行动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农民数量日益减少的今天,劳工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劳工的权利意识觉醒标志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新生代的劳工将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当劳工权益能真正得到尊重的那一天,相信民主中国也会遥远。

2010年6月11日

韩寒:莫名,我就仇恨你

我最近经常在论坛里看到69圣战,当时我并不了解内容,很明显,我对69两个字的好感要大于圣战两个字,我挺害怕看见“圣战”两字的,就像我害怕看见“坚决打倒”“旗帜鲜明”等带有恐怖色彩的词汇一样,所有的这些词汇都代表着民间狂热煽动和失去理智,官方完全排他和铲除异己。经过了大致了解,发现这好在只是一场大学生欺负初中生事件,说实话,我为两方都觉得挺惭愧的。

我与韩国人的唯一接触是五年前在韩国一支车队比赛,参加亚洲的一个方程式锦标赛,我的队友是一个韩国车手,家境非常一般,以前在这个车队做维修工,后来变成了韩国很不错的赛车手,算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个时候无论我去韩国比赛或者他们来中国比赛,都觉得挺融洽。

突然之间,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网民对韩国人非常反感,其反感程度大大超过了日本,说实话我点我觉得挺奇怪的。后来开始传出韩国人掠夺中国文化遗产的事情,我本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抢过一次。好在新中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化遗产,所以也避免了现代文化遗产被别的国家抢去的恶果,于是盛传韩国人要抢我们古代的文化遗产,从四大发明到文人墨客,都成为韩国人争相论证有韩国血统的对象,我中华民族文化人上下五千年来几乎从来没有过可以随心所欲写文章的时候,基本上还没写出代表人类进步的东西来,身体器官就会缺少一点什么,大则脑袋小则鸟,写点前朝的事已经算是最大尺度了,所以留下的真正文化遗产屈指可数,我们都是很宝贝的,你随便抢走一个,我们就损失了百分之二十五啊,大家的激动我很能理解,如果我们国家哪天宣布莎士比亚,伏尔泰,高尔基,舒伯特,但丁,雨果,海明威,川端康成均拥有中国血统,我估计八国联军得再出动,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个成熟国民对自己国家自豪感的重大来源。偏偏韩国人最喜欢抢中国文化。

但这是真的么,这些都不是真的,除了端午节和韩国的端午祭有名字上的冲突以外,其他的所有有关韩国掠夺我们文化遗产的事件都是我们自己捏造或者夸大的,这事情说出来其实挺难接受的,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不喜欢你,于是我编造了你来我家偷东西的故事,并且意淫了没偷着被我家的狗给咬了的结局。

我喜欢韩国么?说实话,我并不喜欢韩国,我的生活里几乎没有什么韩国的产品,韩国的电器在中国卖很贵,性价比不高,韩国车进步很大,但始终不能算作一流,我肯定不会购买,看过几部韩国电影,有两三部很不错,其他也都一般,那些不错的电影也普遍压抑,我绝对不会看韩剧,我绝对不会听韩国歌星唱歌,也不喜欢他们的打扮,我也不喜欢韩国料理——但我绝不讨厌韩国,我甚至尊重韩国。如果你了解一些韩国的民主进程,你应当敬佩韩国人民。韩国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他们居然向世界的部分,全亚洲,尤其是中国输出了他们当代的文化。你不管这个文化深刻还是肤浅,韩国做到了,韩国还输出了他的自主商品品牌,而且还都不低端。

中国和韩国官方之间始终没有大的敌意,我不明白为什么两国的年轻人会有那么大的敌意,当然,主要其实还是我国不同年龄段网民之间的互掐。我们何必要这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和对立。如果有商家在背后做推手,那就更不应该挑起这些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年轻人之间的矛盾。中国人,韩国人,韩国年轻人,中国八零后,中国九零后,我们其实应该坐在一起点着篝火好好聊天才对,你握握我们的手,我握握你们的手,你泡泡我们的妞,我泡泡你们的妞,多么和谐,当然,如果是你泡泡你们的妞,我泡泡你们的妞,那就更和谐。

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大孩子们在自豪些什么,我知道小时候我自豪是因为老师老说中国大,只有加拿大和苏联比中国大,后来苏联解题,我很高兴,因为这下苏联没中国大了吧,结果俄罗斯还是比中国大,我很伤心,我经常看着澳大利亚和美国庆幸,庆幸他们没有再大一点,否则就比我们还大了,我也经常看着印度和蒙古神伤,觉得如果这两个是我们的,那我们就更大。后来等知道了,什么才是一个国家真正值得骄傲和荣耀的东西以后,我再也不嘲笑别的国家小。看到中国人疯狂去国外够买奢侈品的时候我很伤感,看到劳斯莱斯和法拉利宣布中国市场成为亚洲第一的时候我很伤感,但这些也许是很多人自豪感的来源,尽管其实他们廉价的劳动为他们老板的劳斯莱斯奉献了一颗螺丝,他们的土地和房子为当地官员太太的路易威登奉献了一个扣子,哦,对不起,他们从来没有土地,但是他们依然很自豪,因为他的老板,他们的官员,他们的太太二奶和孩子都是中国人,哦,对不起,孩子很可能已经不是中国籍,我理解这种自豪,不过我挺自卑的,因为我以文化而谋生,当我和别的国家的文化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和他们吹牛逼,我也不能列举出中国的媒体,音乐,文学,影视,服装,美术,哲学对世界的影响,哪怕来点所谓的流行文化,让韩国人和日本人来哈哈咱们,也一个都说不上来。到头来我也只能说,你别气我,小心我们当官的儿子去你们国家买光你们的法拉利,让你们的艺术家都买不到。

在这个大朋友欺负小朋友的游戏里,大朋友们其实应该再想的多一点,多替你们的小妹妹小弟弟想想,他们傻么,他们是有点傻,而我想告诉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甭管他是哪个国家的,等大家长大了以后,有些人觉得自己真有眼光,偶像自己也很争气,你说出自己的偶像的时周围人都觉得你有品,你可以继续粉他,你可以不粉他,但你无悔自己年少时的选择,在你的一生里,你都可以大声的说,我的偶像是叉叉叉。而有些人长大以后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年少的时候粉的是叉叉叉,恨不得把当时的日记和照片都撕了,别人帮你回忆起来,你还不愿意承认。小心成为后者。我不是假装过来人在和你装逼似的传授人生经验,那是怪叔叔,你要小心的,我是另一个大朋友。

然后要说给大朋友们,就像买车一样,现在人家小朋友就喜欢韩国车,你说人家脑残,你们要买我们自主品牌国产车,结果人家小朋友还是买了韩国车,那是你的自主品牌比人家差,轮到你买车的时候,因为你积累的比人家多点,你不一样买美国车和欧洲车,最好也就买个合资品牌的号称国产车的进口车。你觉得人家追韩国明星傻逼,你不一样天天看美剧,千万不要用这种假爱国情操来欺负人家小朋友,我赞叹你们的团结与志气,但是你要像爱护你的小弟弟一样去爱护你的小弟弟。当年你也学过紫龙,你也模仿过流川枫,你也追过F4,你也迷恋过莱昂纳多,当时没有人给你戴帽子说你不爱国,你不能去辱骂你的小弟弟喜欢SJ。在你们圣战的前后日子里,有多少同胞需要你们的支援,那些比你们年纪大一些,你的哥哥们,他们在和工厂争斗,他们争斗来的每一分钱也许就是你们未来的基本工资,你表示无所谓,曾经你的父辈们,他们在为敏感词而争斗,你表示不清楚,一个月前,曾经你的爷爷们,他们在为全新的中国而争斗,你表示没兴趣,你好意思和你的小弟弟小妹妹们谈爱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