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人大都不会忘记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的理论：资产阶级（富人）追求和建立的民主制度就是用来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中最主要的几个理念——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人人平等以及个人自由等等，纯属欺人之谈，都是用来麻痹和忽悠无产阶级（穷人）的……大多读者可能看到这里，就以为老杨头卯上了老马头，要向一位死了一百多年的德国人开战……

其实不然。我对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还是有一定尊重与理解的，至少，他当时敏锐地观察到“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揭示了资产阶级建立的那个民主制度是对富人们最有利的，时至今日，听上去依然有一定的道理。有人可能说，保护私有财产、人人平等，怎么说是只对富人有利呢？我提个醒，一两百多年前的无产阶级有什么私有财产需要保护的？一个乞丐和一个亿万富翁的财产都神圣不可侵犯吗？他们能够真正平等吗？即便今天，生活在西方的大博士老杨头，能够和高中毕业的比尔盖茨相提并论吗？

所以说，民主制度，宪政民主，是对富人最有利的，从一开始，就是富人和中产阶级们折腾起来的，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各国特别是美洲、欧洲民主国家的历史。你会看到，折腾光荣革命，制定美国宪法的，绝对没有几个穷光蛋，非富即贵。

好了，我们今天就谈一下“富人的民主与穷人的民主”。世界上人群之间的矛盾当然有很多种，包括民族矛盾、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及阶级斗争，此消彼长，但有一种却总是无法消除的，那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当今存在于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里的最主要的矛盾之一。所不同的只不过“穷人”、“富人”在不同的地方能够有了不同的称谓，例如权贵、高级领导人、太子党、弱势群体、城市精英、农民、农民工等等，可本质上和表面显示的，都是一个“穷”和“富”的分别。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中产阶级和富人为什么喜欢民主？或者问：历史上还有其他什么制度比民主制度更能够保护富人呢？

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并不多，奴隶、封建和帝国等。就拿中国来说，从春秋战国时封建制度瓦解，到秦始皇建立起中华极权大帝国。封建时代，天下都是皇帝的，甚至连你自己都是皇帝的私产，让你死，你就得死。要保护好你身家性命的唯一办法就是趴在皇帝和他们成千上万的老婆和二奶面前，让他们觉得你活着并不碍事。到了秦始皇以后的极权帝国时代，虽然地主富人有了私产，但还是靠皇帝和各级官吏来“保护”，如果你失宠了，一夜之间就倾家荡产，老婆和女儿就沦为人家的女奴。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说，皇帝的财产最有保障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你错了，我说过多次了：中国历史上总共出现过360多位皇帝，你现在去查一下，看看还有几个皇帝的后代依然平安地生活在地球上？即便不被杀绝，也隐名埋姓，哪里说得上至今还在腰缠万贯、享受自由？

让写小说的老杨头给你构思一个小说情节：明朝的某个皇帝无意中看到老杨头的博文，茅塞顿开，一拍大腿，宣布放弃王位，请一帮博友们去帮他制定还给老百姓自由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宪法”，并把这部法律置于自己的皇权之上，随即搞民主选举。由于他大胆改革开放，老百姓不但不清算他，第一次还选举他当上了“明朝人民共和国”的大总统，但后来就无法连任了，他和一群儿子回家务农。明朝灭亡了，“明朝人民共和国”却万岁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明朝皇帝被老杨头忽悠了，松开了紧握绝对权力的双手，是个傻帽？

那么，去读一下明朝的历史，看看这个皇帝的子孙后代是如何惨死的，最后一个皇帝吊死时的悲鸣，另外，想一下，如果他听了老杨头的话，当时他的财产已经“富可敌国”，有了宪法保障，即便不当皇帝和总统了，依然富有，三宫六院也不是问题，一路发展到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富豪还是比尔盖茨吗？

现在，你告诉我，是西方富起来的资本家们聪明，还是中国的土皇帝聪明？有人说，当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值得啊。真的吗，作为重视祖先和后代的中国人，当你知道你的某一代子孙会被别人清算，迟早会像杀小鸡一样咔嚓几刀干掉的话，你是否觉得那个绝对的权力还那么受用呢？——很不幸，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反复上演的悲剧。有人说那悲剧只是小民的，其实，那悲剧也是权贵们的。一介书生孔子的后代还好好地活着，你去找一下“焚书坑儒”的秦家后代？杀绝了。

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世界其他国家也几乎和我们走过了相同的路，并没有好多少。唯一的区别是，几百年前，他们那里出现了很多老杨头这种无聊的家伙，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结果竟然从历史中总结出了经验教训，然后长篇大论、苦口婆心了上百年，终于让统治者和民众最终接受了上面说的那些简简单单的道理。于是，民主制度诞生了。就这么简单。

写到这里，肯定有好几位“亡我之心”不死的博友开心地笑了，他们终于等到老杨头的狐狸尾巴自己露了出来：原来老杨头搞民主就是为了富人、地主和皇帝、总书记啊，为了保护富人的财产、保护他们不被清算啊……这可真印证了老杨头是有钱人的走狗、我党的特务以及帝国主义的间谍的各大传说啊。不过，请这几位下结论前，把这篇篇幅又有点长的博文看完。我们刚刚只不过谈到了“富人”，还没有谈穷人啊，你不该忘记穷人的，因为，你和我可能都属于穷人之列滴，否则，五毛钱你也去赚？

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既然已经知道了民主制度对富人最有利，那么，又是什么制度对穷人最有利呢？

肯定不是奴隶社会，除非你想当奴儿。至于封建社会和极权王朝，估计也没有穷人愿意，否则，几千年的历史，就不会是一个穷苦人民不断起义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历史。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穷苦人的起义，几乎没有一个是地主富人发起的吗？

你一定很兴奋，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和极权帝国也同样是由“穷人”建立起来——由那些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建立起来的。我说这话，是想打破你刚才蠢蠢欲动的一个幻想：富人的政权，我们穷人起义把它推翻啊。你可千万别以为穷人起义上台的皇帝就能够“代表”穷人，他们一上台就马上成了富人。他们压迫起穷人几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要防止那些穷鬼像他们当初一样揭竿而起……

这就是中国穷人们的悲惨历史。不过，值得安慰的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穷人也好不了多少。一位朋友在看完《开国大典》的电影后对我深有感触地说，天啊，牺牲了几百万先烈建立起来的国家，人家是应该享福享福啊。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为啥要造反？因为社会不公，因为老子太穷。但造反成功了，难道老子还要继续穷？难道老子的儿子不该腰缠万贯、把国营的搞成自己的，到美国澳洲买豪宅？你小子有种，也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来抢啊？

说到这里，很多毛左们一定热血沸腾了，是的，老杨头绕不过一百年前的马克思，也自然绕不过“伟大领袖毛泽东”——写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却深深地被毛泽东吸引住，到了“翻身奴儿把歌唱”的地步吧？因为，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列宁、毛泽东、金日成那一代领导人，第一次给这些国家的穷人们明确的信息：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为了穷人服务的国家，我们就是要消灭富人，我们就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

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啊，被几千年历史上的起义领袖都说过了无数遍，大家还没有听厌。如果你至今还对这个理想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如痴如醉的话，不要感觉到不好意思，哭一场吧。只要读过几本历史故事书的，谁不盼望一个“穷人翻身得解放”的新中国？可问题是，当毛泽东他们上台后，他们还是穷人吗？他们把所有的富人的东西都没收了，成了国家的，也就是他们的，而穷人们不但一如既往的贫穷，甚至更穷，穷得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

有人说，我们是穷，但我们精神上满足了，我们大家都穷，感觉上是平等的。你得了吧，傻帽啊你，你就和那些饿死的人平等吧。当时由于封锁消息，你啥也不知道而已，但你现在可以看看北朝鲜啊，金正日和他的统治集团穷吗？穷的是北朝鲜老百姓。

至于当时中国的领导集团，他们生活之奢华，他们拥有权力之大，你根本想都不敢想。我可以这样告诉你，过去一百年中，最有权力的人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希特勒、斯大林，而是毛泽东。很多人说他如何简朴，睡衣上还有补丁，却自我安慰地假装不知道：他当权的时候，每个省，甚至每个风景点，都有他的别墅，有些地方修好后，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可是，全副武装的警卫在哪里守卫了十几、二十年？这是代表穷人的皇帝？中外历史上有几个皇帝如此奢华？

如果只有一个毛泽东是这样，那也就算了，天下是人家打的嘛，可是，当时几乎大大小小的官员，省委、军区等等都有自己的休假别墅。八十年代我参加工作后曾经到各地出差，发现所有风景区里最好的地点和房子都是党政军休假和开会的别墅、招待所（现在这情况变了）。连公社书记都腐败透顶，享受的特权远远超过现在的镇长。三年灾难时候，死了几千万人，有一个领导干部吗？全是中国最贫穷的农民啊。有人不吃红烧肉了，一帮愚民就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不吃红烧肉，但吃的是人肉啊。如果按照当时的标准计算的话，那时的贫富差距要比现在大几百倍——活活饿死的人，和那些权贵们的“贫富差距”，你如何计算？

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就是拨乱反正，就是把中国从邪路上拉回到人间正道上。可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有弯路和岔道。过去三十年，在经济建设特别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的成就不可否认。可谁能想到，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到了今天，竟然出现了那么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却依然是折磨了中国几千年的顽疾：贫富不均、社会不公、正义越来越少……你告诉我，如果现在不是热兵器时代，不是有那么多“人民的警察”，如果我们还生活在一把菜刀可以闹革命的时代，会有什么情况？也难怪，一位杀了那么多无辜警察的杨姓兄弟竟然得到如此多掌声，也难怪，连杀孩子的凶残的罪犯都得到了如此多的同情，也难怪，社会上有那么多人竟然怀念起了毛泽东，想念起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就有了今天的第三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走出几千年历史的怪圈？是否可以终止恶性循环？

西方人走出了这个怪圈，他们实行了民主制度。这个制度很复杂却也再简单不过了。例如，如果你对这段时间讨论的三权分立不太了解，你只要记住，这个制度的设立，最先解决的是两个“分立”：那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分立”。如果不解开这个死结，“三权分立”也是假的，你想，如果富人扶持自己人霸占了三个分立的“权”，分立还有啥意思？

民主制度不但得到富人们的支持，也在世界各地得到穷人们的拥护。可以这样说，从欧美最早的民主开始，如果没有民众揭竿而起，单单靠所谓的“富人”，根本无力建立起这个制度的。那么，为什么前面说的用来保护富人们的财产和自由的民主制度，也受到“穷人”们的欢迎？他们的财产可没有富人多啊？

很简单，在民主制度中，比富人的钞票更有威力的是“穷人的选票”。当然，在这些国家中，富人和穷人都有选票，可大家不应该忘记，在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里，相对“穷”的人永远占绝对的多数。而选票的威力在于多数。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西方的民主制度都是富人在操纵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一个事实：西方的领导人都是多数选票选举产生的，也就是说，西方的领导人始终是穷人们一人一票选出的。大家想一下，在人类的历史上，“穷人”除了揭竿而起，杀死敌人几百万人，牺牲自己几百万人，把自己弄上台，一夜之间变成“富人”之外，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有，就是选票！也就是用选举的“数人头”办法代替历代社会变革中的“砍人头”。

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精妙之处：“富人的钞票”和“穷人的选票”之间的博弈（如何博弈，写起来“罄竹难书”，有心人可以研究一下，例如奥巴马就是一个典型的由富人的钞票和穷人的选票博弈出的产物）。而说到整个民主制度，老杨头愿意采取刚刚想起的一个新的说法，那就是民主制度的三根支柱：钞票、选票与游戏规则——宪法。穷人们接受宪法，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拥有了选择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选举权掌握国家的前途，去限制富人巧取豪夺，要求增加福利等等；富人们也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是因为不管穷人们怎么折腾，他们的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都神圣不可侵犯，他们的钞票依然在运作这个国家的机制，而且他们再也不用担心重蹈几千年历史上的覆辙：迟早被杀头、没收财产的宿命……

民主制度其实就这么简单，简单得有些丑陋，简单得有些让人不服气，但却缓解了迄今为止所有政治制度无法解决的“富人”与“穷人”的对立……中国目前有很多矛盾，但最大的就是权贵与民众、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开死结，不重蹈死路，唯有从制度入手，尽快实行民主制度……

2010-05-16

某日下午，去平安里旧书摊闲逛，忽然发现《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作者高王凌[1]。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拿来一翻，才知道是一本新书，2006年1月才出版。

我之所以愿意把这本拿起来翻翻，显然是被“反行为”三个字吸引。作者如此解释，这个有点陌生的概念是他无意中的一次总结，可称为“反道而行”。英文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单词来对应，如果翻译成resistance，中文应该是抵抗，显然，用抵抗这样醒目的词汇来定义“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中国农民，有点高抬了；如果用reaction或者counter-action，中文里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又不明显。[2]所以，作者可能以为，当年中国农民的某些与毛的思路不太一致的行为，算是对毛的一种不合作吧。

我的这种不合作的解释可能仍然抬高了当年中国农民的生存意义。所谓不合作，让人想起“非暴力、不合作”这样著名的政治立场。众所周知，即使今天的中国人，知道这样立场的人也寥寥无几，而当年蚂蚁一样的中国农民，朝思暮想的，只是吃上一顿饱饭，那里谈得上合作与不合作！

事实上，《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就是一本介绍中国农民怎样在饥饿的年代偷饭吃的书。吃是主题，偷则是方法。一个时代的中国农民几乎群体性的借用“小偷”技术，来为自己偷一些饭吃，从而不至于饿死。

个人以为，这样的主题是有价值的。即使仅仅立足于这样的主题，我也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国内有关三年大饥荒的著作本来就少之又少，仅有的几篇文章多半从宏观入手，而这本书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农民的遭遇开始，真正深入到了农民的日常生活。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理解农民的“偷”。一方面，我看不到其中“反”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在道德的层面对农民群体性的“偷”进行审问，人都快饿死了，偷东西吃就是一种生理行为。对，我认为本书反映的，就是在饥荒的年代里中国农民的生理行为。本书用比较详实的调查，证明了在吃这种最基本的人性底线上，不论统治者怎样强力管制，中国农民总是能够找到办法维护自己吃的权力。

但高王凌先生似乎不太同意我这样的阅读体验。在书的结语中，高先生如此陈述：“我发现，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他们一直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从而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改变、修正，或者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和制度。这种政府与农民间的‘互动’，一直贯穿了整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3]。显然高先生把农民的行为拔高到了政治诉求的层面，并暗示多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一直隐藏着某种互动。这比我的理解要高出许多。如果基于某种美好的联想，他的这种对主题的界定是有道理的，也是更有价值的。问题是，多少年了，中国农民真的拥有某种互动的能力么？

我认为高王凌是立足于自己的建设性，才提出了这样的主题，他可能希望这本略浅显的书，能被权力持有者看到。高先生当过知青，对当年的饥荒刻骨铭心，他太清楚中国农民的最低需求了。他的学术走向多年来立足于此，也有一批不错的著述现世，但在写这本书时，却罕见沿用了报告文学式的写作模式，而没有把本书写成一部严谨的学术报告。我想高王凌是看到了吃这个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同我一样，他相信文学性地叙述，应该比学理性的陈列更能打动人吧。

 

[1] 高王凌，1950 年生，北京人，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历史、经济－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的研究。

[2] 见《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序言第3页。

[3]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第192页。

近日以来 ，深圳富士康公司”十连跳”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各方人士也就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而在笔者看来，工厂自杀事件未必与特定的企业有多大关系，从近年来散见于媒体的报道来看，在打工人员聚集地区，自杀现象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很难作简单的归因。就在5月20号，虎门南栅某文具厂一名年轻女工也纵身跳楼自杀，如果非要从一系列自杀案中寻找共性，已经有论者注意到，自杀者多为年轻人，富士康“十年跳”年纪最大者不过28岁，虎门南栅某文具厂这名女工也不过20岁，为什么年轻人要如此轻生，人们对此也有着深深的疑惑。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九名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年轻打工者尤其是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之上，在他们发起的联合呼吁中，他们将关注点放在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之上，并呼吁：反思中国发展模式“。然而，九名学者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在富士康跳楼员工中，并不都是农民工，也有入职一年的大学生。事实上，年轻人自杀频繁并不仅仅发生在厂区，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也频繁传出，如果按照自杀率而论，数万人的大学校区内的自杀率甚至远远高于数十万人的富士康厂区。这表明，青年人自杀不仅未必与富士康这样的特定企业相关，甚至也未必与农民工这样的特定群体相关，而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

自杀是对生活的绝望，这里所说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生活景况，更是指对未来生活的展望。一个在别人眼里生活得极其凄惨的人，只要其本人仍对未来抱有希望，就不大可能会选择自杀。在某种意义上，自杀的发生与其说是取决于现实的生存状态，不如说是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笔者注意到，围绕富士康“十连跳”等自杀事件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将自杀同现实的生活景况相联系，并展开分析，各种归因不一而足，却鲜见深入到青年群体的主观世界中去探个究竟，而少了这样的分析，在我看来是注定不得要领的。

如果仅仅将自杀与现实的生活景况相联系，就难以回答这样的矛盾，为什么在打工者的生存景况更加恶劣的1990年代初，却鲜有打工者自杀？1990年初，笔者也曾经盲流打工，无论从工作、生活还是社会环境哪个方面来看，当时的农民工都要比现在要艰苦得多，但是，在和他们相处时，却很容易就发现脸上洋溢着的自信和满足，很不可思议，但绝对真实。与他们的朝夕相处让我理解，尽管处境糟糕，但是，相比起以前更加匮乏的生活，他们很容易适应当下的艰苦，而想到仍旧留在家乡的同伴，他们因为拥有了改变自己生活的可能而自豪，更为重要的是，当展望未来时，他们也充满了希望，在当时，大部分的农民工的想法不外是出来吃几年苦，尽量多挣点钱，然后回家成家、生儿育女，而在当时，沿海打工一个月的货币收入，就可能比内地农村一年还要多（不考虑实物，即使考虑实物价值，也相差不远），这样的梦想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接下来就是十余年的工资增长的停滞，尽管近年来打工收入有相当的涨幅，但在这种有限涨幅的背后，却是新一代打工者与上代打工者本质的差别。新一代打工者没有那么惨痛的匮乏记忆，也有着更高的文化水平（这要得益于1985年开始的义务教育），因此，他们对于当下的生活景况更难以适应，而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梦想，早就不是挣钱回家生儿育女，而是有着更为斑斓多彩的想象，可是当他们展望未来时，却找不到实现梦想的可能，这种梦想和现实的落差，也就是人生目标和实现手段的断裂，一旦这种断裂无论用怎样的调适手段都无法弥补，当下的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甚至沦为了无尽的苦役，悲剧也就随之降临。

笔者相信，这一心理过程同样发生在自杀的大学生身上，同样是目标与手段的断裂，让看上去远比农民工更为优越的大学生也选择了纵身一跳。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断裂，根本尚在于有如急风暴雨的社会转型，它将同样的梦想灌输给了几乎所有正在成长的青年人，却无从给所有人提供足以实现这一梦想的手段，我的朋友石扉客先生追忆其不明生死的失踪表弟的文章“越有梦越痛苦”中，将此表达得让人撕心裂肺，在这样一篇短文的结尾，我不能对此提出什么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而是只能说，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关注青年一代的梦想与失落，关注他们的痛苦和绝望，要知道，如果说青年的未来也就是社会的未来，青年的痛苦也应是全社会的痛苦。

今年3月26日深夜，一艘名为“天安舰”的韩国军舰，突然发生爆炸，船体断裂、沉没，46名官兵葬身大海。这是韩国海军史上遭遇的最大一起灾难。

事发时，该军舰正巡弋在南北韩分界线附近、南韩一侧水域，事态因而高度敏感。韩国方面展开调查，姿态谨慎，取证缜密，过程中，不轻易猜测，更不轻易下结论。调查历时两个月，结论才逐渐明朗：“天安舰”系遭北韩鱼雷攻击沉没。

这个由多国（包括中立国瑞典）专家组成的“民军联合调查团”，提供了直接证据：在事发现场搜集到的鱼雷螺旋桨，与北韩鱼雷设计一致，电动机内部手写的韩文数字、字样，也与北韩鱼雷标志相同；船体上留下的火药痕迹和腐蚀剂，与北韩鱼雷成分一致。间接证据则包括：事发前两三天，北韩若干小潜艇忽然离开其部署位置并消失，事发后两三天，这些小潜艇才又回到原有位置，而同期，周围国家潜艇都保持在既有位置或其附近水域；袭击成功后，有北韩军队司令获得晋升，而袭击证据败露后，又有北韩国防高官被免职。还有状况证据：2009年，北韩从中、俄等国增购了水下无线电设备，并将其水下特种部队的训练猛增了四倍……

北韩方面，矢口否认韩国的指控，并威胁，若遭制裁，将发动全面战争。面对北韩威胁，韩国政府照样发布了针对北韩的制裁措施：全面中断南北韩之间的贸易及交流；禁止北韩船只进入韩国海域；点明北韩头目金正日要对事件负责；要求北韩道歉。

除了启动经济制裁，韩国似无意展开军事报复。依常识，任何一国军舰遭他国击沉，该国都会视之为战争行为，而动用军事手段，予以报复。然而，韩国，却自有其难处。

在朝鲜半岛，与韩国对立的，是一个流氓政权—金正日当局。该政权对抗人类，正处于内外交困，内陷经济崩溃，外陷国际孤立，却挟其饥寒交迫的民众为人质，对邻国和国际社会大施核讹诈。金正日自恃手中拥核，狂言“不惜让朝鲜半岛陷于火海”，动辄要来个玉石俱焚，韩国自然畏惧三分。

若论战争，撇开他国不言，仅两韩交战，论人力、装备、经济后盾，北韩并不占上风。但，北韩一穷二白，至多被打回到石器时代；韩国繁荣昌盛，如遭战火，代价不堪设想。打烂北韩，就如打烂一个泥罐子；打烂南韩，则如打烂一个金罐子。故，南韩对北韩，犹如秀才见到兵，君子逢小人。讲理的，遇到不讲理的；要脸的，遇到不要脸的；要命的，遇到不要命的。

而在外部，北韩的背后，还有一个庞然大物—中共政权，长期为金正日政权撑腰。就论“天安舰”事件，如果北京事先知情，等于纵容或怂恿金正日发难，无异于同谋；如果北京事先不知情，则说明北京已经无法控制平壤。今日北韩之恶，乃中共养虎遗患。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共的保驾护航，北韩独裁者金正日，恐早如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一般，被推翻，被送上断头台，身首异处。

北韩与中国，目前，属于同一制度，号称“社会主义”，实际是封建专制主义。可见，社会制度的形成，并非“国情”、“特色”等几个词汇所能解释，社会制度，反映政权本质。与民主制度对应的，是文明政治；与独裁统治对应的，是流氓政治。

作为无赖政权，无论北韩还是中共，对国内民众耍无赖，也对国际社会耍无赖。道德，正义，规则……这类文明词汇，在平壤或者北京的独裁者眼里，统统不存在。平壤公开耍流氓，北京暗地里耍流氓，往往一唱一和，天衣无缝。

当“天安舰”事件调查报告公布后，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欧盟、北约等，都严厉谴责北韩。但中南海的态度，依然不冷不热，要求“各方保持克制”，声言“要看到确凿证据”。可以断言，厚黑成性的中南海，永远不会承认它能“看到”任何“确凿证据”。

“天安舰”沉没不久，中共御用“军事专家”，就在假装分析了“内部爆炸、礁石碰撞、水雷爆炸、鱼雷攻击”四种可能性之后，抢先得出结论：“内部爆炸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中深意，耐人寻味。

如何应对“天安舰”事件？各国都说中共的角色很关键。对中南海而言，看似夹在两韩之间的两难问题，实际却是从中渔利的“天赐良机”。如果北韩有求于中共，中共则可继续利用北韩，打“朝鲜牌”，刁难文明世界，借以掩护中共人权迫害；如果南韩有求于中共，中共则可借机敲诈，离间美日韩同盟，削弱国际文明阵营。即便最后，中共勉强认同“制裁”北韩，也一定会讨价还价，对国际社会要价不低。

多国表示，“天安舰”事件不解决，“六方会谈”不能重开。惟中共却要求将“天安舰”事件与“六方会谈”分开。原因在于，“六方会谈”由北京主导，中南海图谋继续操盘，玩弄国际社会于股掌之间。

中共横阻于前，韩国投鼠忌器，只好将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交由国际社会仲裁。这是韩国的无奈，也是文明世界的无奈。火苗在平壤，祸根却在北京。独裁政权一日不除，国际社会一日不宁。

 

 

 

 

张扬（1944年5月19日－）原名张尊宽，笔名周豫等，作家，1975年因小说《第二次握手》手抄本遭查禁被捕。

 

张扬1944年5月19日出生于河南省长葛县。他仅两个月时，父亲就因参加抗日武装被暗杀。1950年，母亲带他定居长沙。1961年10月，17岁已读高中三年级，以“周豫”的笔名在《长沙晚报》上发表处女作散文《婚礼》。1962年，高中毕业后未考上大学，在家读书和写作。1963年，他以舅舅的爱情悲剧为题材，写了一篇约1.5万字的短篇小说《浪花》，修改扩充为7万多字的中篇《香山叶正红》。1965年，张扬根据政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被安插到湖南省浏阳县中岳人民公社的生产队落户当农民，劳动之余继续修改小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扬也曾积极投入，结识了浏阳县第一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鲁迅公社” 负责人罗孟寅，次年夏天在造反派报纸上发表《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等文章，同年写成10万字的《香山叶正红》第三稿。1968年春，罗孟寅为首的造反派组织被当局作为“反革命集团”逮捕，抄家时发现有张扬支持罗孟寅的信件，因此受到株连，他闻讯外逃，在逃亡中重写被朋友借阅传抄而失去的《香山叶正红》稿本。1970年2月，张扬在长沙写完第四稿，改名为《归来》，放在一朋友处，随即就在探望另一朋友时被追捕者发现拘押，关入浏阳县看守所，直到1972年底才获释。这期间，他留在朋友那里的未署作者姓名的稿本，已被传阅和转抄到全国很多地方，改了各种书名，其中以北京标准件厂工人刘展新后来改名的《第二次握手》流传最广。张扬在出狱后回到农村劳动，同时又重写《归来》，于1974年夏扩充成20万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但当年也正是全国清查各种手抄本流行作品之时，被传抄改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作者成为重点清查目标之一。

 

1975年1月7日，张扬在其下乡劳动的浏阳县中岳公社被湖南省公安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嫌拘留，关入长沙鹿洞里监狱。随后他在长沙的姨妈、北京的舅舅也被打成“教唆犯”而遭到株连。当局为了严惩张扬，又由公安机关协同当地有关部门罗织包括杀死公社保卫干部的其它“罪行”，内定处以死刑，所幸承办此案的湖南省最高法院审判员不愿与这种草菅人命的文字狱同流合污，虽无力否定但一直借口拖延结案，直至文革后开始纠正“冤假错案”。

 

1978年10月，《中国青年报》收到湖北省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读者来信，呼吁为它《第二次握手》恢复名誉，并公开出版该书。在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努力下，有关当局克服了湖南公安部门的抵制，于1979年1月18日无罪释放了张扬。7月下旬，张扬重新修改为25万字的《第二次握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月，张扬被安排到湖南省文联工作，此后历任《湘江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专业作家、副主席、荣誉主席。2006年6月， 61.4万字的《第二次握手》（重印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扬的其它作品还有：长篇小说《金箔》（三卷）、《绝症》以及长篇报告文学《谎言重复一千遍》、长篇报告文学《〈第二次握手〉文字狱》、传记《黄金的品格——孙冶方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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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梦中林京耀来电话，说：“部长走了。”大家都知道这一天要来，但是没想到来的这么快，悲痛把朋友们的心都紧紧地攫在一起了。听老林讲郑仲兵当时守在病房，拨通郑先生电话，老郑仍旧用他独有的缓慢的节奏告诉我：“昨晚十点钟听说在抢救，我刚赶到北京医院，忽然下起大雨，雨那么大，我只觉得我还没哭，天都哭了。我在病房两个小时，医生讲一直在用药维持，我一直看到他的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就在零点十六分，窗外忽然打响一声震雷，熊振群夫人把一直握着的丈夫的手放开了，伏在他的身上大哭，病房里的人也都哭了。”

 

令人悲愤的治疗经过

朱厚泽零八年十月镶了一颗牙，他老觉得不合适，后来感到口腔磨破了，里边还长出一个东西，在北京医院做了活检，鉴定为中度非典型性增生，确认是良性的。十一月十日是项南九十岁诞辰，他的家乡闽西连城县要举行纪念活动，朱厚泽是项南老友中的“少壮派”，在老部下郑仲兵陪同下，代表北京项南的诸多老友前去参加。朱厚泽一向身体很好，精力充沛，精神矍铄.但是此次出行他对郑仲兵说感到十分疲惫，两腿无力。回京后，又到协和和北京口腔医院检查，都说要十分留意，不太赞同北京医院的诊断，主张尽快手术.

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医院做的是门诊手术，也进行两个多小时，摘除了增生。等候的郑仲兵追着医生问：“怎么样？”主刀医生回答：“手术做得成功，基本上是非典型中度增生，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癌。”

六月初，朱厚泽口腔内又有一局部呈粗糙状，北京医院大夫说观察一段，如不好的话，拟做冷冻手术.六月十八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何伟在香山要举行一个座谈会，朱厚泽要参加，当天郑仲兵的司机不认识路，就给朱的司机打电话，得到的回答：“厚泽不能参加今天的会，准备到广州做手术.”广州一些老朋友特别希望朱厚泽能去广州治病，广州一批专家治好过很多老同志的肿瘤。就在动身去广州的当天，接到北京医院通知要会诊，会诊之后，就决定在北京医院做手术了。

北京医院再做活检，这次说是恶性鳞变。第二次手术是七月二十三日在三0一做的，发现一个淋巴有问题，已切除临近的1—3区淋巴。主刀医生说：“手术非常彻底，可以放心，不用太在意。”此后每月到三0一复查一次，都说状况很好。

十一月朱厚泽在北京又做了一次活检，医生也明确说没有问题

今年一月重庆、海南邀请朱厚泽，小女儿朱玫陪他去，路上感到原动刀的地方痛，脖子觉得僵硬。回北京后，二十二日在北京医院做的核磁共振显示，有癌转移迹象。三0一医院主刀大夫也看了片子，表示要马上住院开刀，然后再做放疗。一月二十八日，朱厚泽住进北京医院。二十九日进行专家会诊说已经与动脉粘连不能动手术了。四月八日我和姚监复、胡绩伟女儿一起到北京医院北楼419去看望朱厚泽，来之前就听说他又患了肺炎。北京医院部长病房温度高的犹如盛夏，每间病房门都敞着，他的病房也不例外，我们到了门口就看见他，他在侧对着门的一张宽松的椅子上坐着，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围着一大群医生，他的小女儿朱玫出来迎接，告诉我们刚会诊完，请的都是各医院的专家，因为吞咽食物有障碍，医生已经要求他鼻饲，他自己不愿意。医生们出来之后，熊振群夫人也出来请我们进去，部长还在椅子上坐着，没有上床休息，他一定也看到我们了，我们谢绝再进病房，怕从外边带来的细菌加害他的肺。

北京医院最讲究会诊，会诊就是请各医院的专家来看一下，专家们看完之后也就无需负任何责任了，而重病人朱厚泽就处於无人负责的局面了。分管他的是肿瘤科负责人，但是难得露面，只是派一个年轻医生照管。患“肺炎”之后，病情那么严重，还要做穿刺，说什么“不同意穿刺，就是不配合治疗”。等CT片子出来，两叶肺已经一片白，医生自己就放弃穿刺了。郑仲兵也是癌症患者，在协和治疗、手术，医生一再叮嘱要慎用抗菌素，会使免疫力下降，必要时最多用半个月。可是朱厚泽各种抗生素一直点滴了两个多月。最后的日子，医院又说“可能是肺泡细胞癌，也可能是腺癌，还可能是几种癌混合，再加炎症。……”

最后几天，医生担心他抓氧气罩，把他的双手绑在床两边，他口渴难忍，好几次抬起手跟周围的护士家人要水要水，因吸氧面罩不能去掉，家人买了个喷雾器，准备喷些水进去，让他润润嘴唇。医生反对，说顾不得那么多，出了事你们家属后果自负。

五月八日晚抢救，肿瘤科负责人依然没有出现，只有一个年轻女医生忙活。事后，医院要求做屍检，家属拒绝了，活人确定不了病情，死人检查确诊又有什么用？

生命最后的三个月，朱厚泽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本来说是溃疡，怎么最后搞成这个样子，估计不足啊，估计不足……”百姓进不去、穷人住不起的北京医院难道不该回答吗？

他是胡耀邦选中的中宣部长

三十四年前，是华国锋任党主席的党中央启用了胡耀邦，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后，十月八日叶剑英派叶选宁通知胡耀邦，准备迎接将分配的工作。从七七-七八两年，胡耀邦把重要的干部当了一遍，党校第一副校长，中组部长，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宣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实际上就是党务这块全都包了。朱厚泽是胡耀邦担任党校第一副校长时期青干班的学员，是经过当时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局长李锐考核、推荐，八二年十二大被胡耀邦选择的西南诸侯，从市的副书记位置直接提拔到省委书记处书记，八五年担任贵州省一把手。李锐是被陈云安排在中组部的重要职务上的，交代给他的任务是监视胡耀邦，结果成为胡耀邦的挚友和好助手。八五年七月胡耀邦把朱厚泽带到北戴河，对党的婆婆和中央大员们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宣传部长.”朱是接替左王邓力群的。

胡耀邦被安排在总书记位置上，是不情愿的，甚至连子女都不愿意。但是他在这个不情愿的位置上，却提出党的现代化的一步大胆设想：把常委会改变成主席团，每人都是党主席，每个人负责半年。他说：“我只是其中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胡耀邦的建议中央讨论被否决.朱厚泽把来北京当中宣部部长比喻为“跳火坑”。他低调，谨慎，半年之后提出“对於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採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就遭致邓力群的四处围剿。“三宽”受到理论务虚派和整个知识界的热烈欢迎，朱厚泽立刻有了“三宽部长”的美名。但是乔石给他打来电话：“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朱厚泽有一篇佳作《山之骨》，他是和胡耀邦一样有着“赤诚良知”的共产党人，是时代大潮的推动者，自然一定要卷入中共最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因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被迫做检查，辞去总书记职务。实际的内幕是1986年邓小平对他摸底谈话，邓小平表示十三大他和陈云、李先念都要全退，胡耀邦半退，不当总书记，当一届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胡耀邦表示完全赞同。回家的路上，就连他的警卫秘书李汉平都认为他表错态了，耀邦认为没错，还高兴地在各种场合讲“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天真”是所有胡派大员对耀邦的评价.八六年十二月李先念借胡耀邦到上海的机会向他透风：“我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耀邦竟然理解成有人要斗争李先念。八七年元旦胡耀邦还高兴地和邓小平一起参加“运筹与健康新年桥牌赛”，比赛结束还说“这次该轮到我们当冠军了。十一天之后，他就遭到党内最残酷的批斗.李先念不同意斗争胡耀邦，因此拒绝出席”生活会“，李先念最主要的政敌是赵紫阳，因为他认为华国锋之后的总理，应该非他莫属。

朱厚泽的处理在二月，他在王兆国、邓力群等的陪同下，向中宣部全体人员告别，他向大家表示感谢，他说：“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工作。”他没有检查，一九八五年七月至一九八七年二月，中共历史上最短命的中宣部长，他最后的话：“至於对我这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赢得潮水一样的掌声。

他还是胡耀邦看好的总书记人选

十三大中委差额选举，朱厚泽和邓力群一起落选了，我当年就探究过原因，主要代表对朱厚泽不熟悉，他当时只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比较之前的职务低，代表对他降职原因不清楚，一般都认为中宣部长都很左。中委选举之后，赵紫阳向邓小平报告：“反对‘改革开放’的被选掉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也选掉了。”邓小平回答：“尊重代表的选择。”赵紫阳决定再把邓力群补进中顾委常委的候选名单，结果再度落选.邓力群竟然大骂赵紫阳捣鬼。

十三大之后，赵紫阳调朱厚泽到总工会担任一把手，代替倪志福。朱厚泽主动推辞，只当了二把手——第一书记。八九学生运动中，全国总工会向北京红十字协会捐了十万元，当时是倪志福决定，朱厚泽外出。六四之后审查，责任落在朱厚泽身上，他没有分辨，承担责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实际是保护了倪志福，使得他又当了几年政治局委员.

学者丁东听说，胡耀邦生前最后的讲话中说过：“我辞职对於自己没有什么，主要是对不起两个人朱厚泽、白纪年。因为朱厚泽是可以当总书记的一个人。”可见胡耀邦对朱厚泽的器重。白纪年是陕西省委书记，该省曾是胡耀邦搞党内民主选举的试点，白纪年作为副省长，在全省厅局级干部民主评议中得票最高，十二大之后就直接提拔到省委书记位置，耀邦下台之后他也下台.胡耀邦连累的人很多，还有习仲勋。他中意培养的还有一个人是吴明瑜。胡耀邦看重朱厚泽的是思想能力，看中吴明瑜的是实干能力。吴明瑜是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时候就选中的人才，很年轻就提拔到局级干部，为中国科技发展，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很多工作。

二00三年初，胡锦涛“新三民主义”出笼.六月十八号至二十一号，宪政专家曹思源在青岛举行宪政论坛，主题是《保护私有财产，修改宪法研讨会》，朱厚泽会议报道的前一天才决定来。会上他被大家要求发言，他说：“‘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三条很好，但是一定要补充一条‘权为民所授’，这一条还是前提。”朱厚泽会后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他的发言被全文刊登。结果是轩然大波。曹思源被谈话，问：“朱厚泽是不是你的黑后台？”曹思源回答：“前台是我，后台也是我。”结果开始对曹氏机构实行维稳，二十四小时连续监控，至今已经八年。最严重时，来客登记，曹不准迈出办公室的门.

胡温接班之后，胡耀邦几次被高层纪念、被回忆，胡耀邦简直成为了资源，多方抢夺，都要争当胡耀邦的传人。但是真李逵、假李逵一比武就分出真假来了。朱厚泽的思想高度，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超过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李慎之和王若水，无论他推进胡耀邦阳光政治，富民思想的全面改革；还是对中国发展路径的分析和研究；还有对新世纪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研究，都是留给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思想遗产.

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朱厚泽先生千古！

曾几何时，中国的文官体制是欧洲政治改革的灵感来源。那年头欧洲各国的掌权人物几乎全是贵族，你能不能登上朝廷做那掌玺大臣，得先看你的血缘出身。要是出身贫贱，哪怕你能力再好，也只不过像把从未被人放进过布囊的尖锥，根本连入围竞赛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在启蒙思想家的眼中，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公平最理性的创制了。除了推崇教育的文明中国，他们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用考试这么科学的方法择仕选官。渐渐地，他们也开始了自己的国家建设，改变固有的权力体制，把权力精英的血缘基础换成了成就基础。尤其是英国，它吸收了中国制度的优点，创造出现代文官体制的雏形。

科举纵有百般不是，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毕竟是个伟大的发明。用考试去决定社会的上升流动，实在要比靠出身和阶级公平得多理性得多。从历史角度来看，说中国人是个考试的民族，并不完全是种贬称。

然而，考试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它是一套硬化的标准，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有些孩子不大会考试，但他可能具有考试考不出来的惊人才华。所以由古至今，制度总会为少数人开一扇方便之门，比如说“举荐”。如今欧美许多名牌大学都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去吸收考试不行的“特优生”，或者凭学生被公认的惊人成就破格录取，或者倚重某些可信人物的大力担保。

考试本来是公平的，考试之外的多样途径本来也能补考试的不足。但是每一个社会都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有钱人的孩子的确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因为他家有钱请家教，能送他上学费比较贵的名校，所以他考试成功的机会也就比较大了。就算不看考试，理论上富家子弟的表现也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见过世面，面试的时候比较有自信，而且他会得到不少音乐艺术等校外教育的薰陶，容易发展出一般同龄人所没有的能力。

教育是种社会再分配的体系，怎样不让富者恒富，精英永远是精英，这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拿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来说吧，大家对它们的印象就是“精英贵族名校”，也就是说它们不只精英，而且贵族。如果你中学是在伊顿和哈劳这些地方上的，你进牛剑就有一半的保证了。于是英国的“重点大学”都有扶助困难学生的奖学金，几十年前还开始了中学校长推荐的计划。他们会请一些较贫困地区的中学校长推介少数极有潜力的学生，给他们特殊的面试机会。饶是如此，直到2007年，牛津大学也还是只有1/10的学生来自穷困家庭。

去年8月，备受舆论压力的牛津大学终于公布了一项惊人的计划：它的入学导师会在挑选学生的时候格外注意学生的地址，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较为差劲的社区，如果是的话就要优先对待了。牛津入学登记处总监麦克·尼克森（Mike Nicholson）说：“只看成绩太残忍了。我想确认一个学生是否来自高等教育机会比较稀少的地区，我们应该让他们打破障碍。”这个计划用心良苦，但又有不少人嘲讽它是“住址博彩”，以学生的住址掩盖了学生的真正的能力。怎么做都不是，可见教育的公平实在不是个容易对付的难题。

然后再一次地，中国走在了世界创意的前列，因为我们的精英大学似乎领先放弃了公平的负担。今年11月，北京大学开始推行“校长实名推荐制”，选出39家中学，让他们的校长各自推荐一位学生，不用笔试即可进入北大的面试阶段。细看这些中学的成绩和所在的位置，大半算得上好学校好地段，既有4家已经出过不少北大生的北京名校，更有10家中学来自教育强省江苏，总之全是不愁学生出不了头的学校。我们都晓得北大不是牛津，前者是全国纳税人支持的公立大学，后者则是私人赞助的私立大学；前者一向优待北京本地生，让这个全国首善之城的孩子入学门槛要比别人低一些，后者则开始重视有欠发达的地区，使教育资源不够丰厚的学生得到更大的优势。为什么一家私立名牌大学会比一家公立名牌大学更关注全国教育公平的问题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说今天的中国好像完全信服了“马太效应”，“凡是已经有的，还要给他更多；凡是没有的，连他剩下的也要拿掉。”我们唯恐精英阶层得到的还不够，所以就要想办法为他们开放更多机会。培育精英，国家才会更强大，这套优生学式的教育理念也许就是中国下一轮的创见了。

读安德烈·纪德的时候，我总有种强烈的困惑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上，总有人把他与普鲁斯特相提并论，比作是法国文学的两座丰碑。但我发现进入普鲁斯特的世界很容易，只需捧起那几卷厚厚的《追忆似水年华》来阅读，一个痴迷于回忆与时间变形的文学大师形象顷刻立显。但对于纪德来说，情形似乎变得复杂起来，我读他的小说越多，反而觉得他的形象愈加扑朔迷离。他给我的印象是个琢磨不透的人，他的作品没有固定的套路和模式，他信奉自由意志行为，他是法国文学的巨大背景，他的身影深深地藏在《新法兰西杂志》的后面，他混迹于众多法国作家中间，多数时间不动声色，但却没有人能忽视他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特对他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法国的各种思想，不论是马克思的思想，黑格尔的思想，还是克尔凯郭尔的思想，都要以纪德作参照才能说明它的特点。

一、写作的神秘需求

1869年，纪德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者家庭，这个家庭信奉新教。指出这点并非毫无用意，因为在富有的资产者的循规蹈矩和清教主义墨守成规的夹击下，作为个体的纪德很早就意识到了内心的压抑和不安，一方面他暗自庆幸财富使他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不会因为受到社会的隔离而痛苦，但与此同时笼罩在童年阴影中的清教氛围则成了他内心深处灵与肉冲突的根源。对固有规范的敏感，对传统律法的刻板遵循，对宗教改革中丁点自由的恐惧，对肉体和性事的极端厌恶和蔑视，对罪恶感的自我忏悔无不时刻浸染着他弱小脆敏的心灵。像当时许多的作家一样，年纪轻轻的纪德身体羸弱，很少接触外界，内心的冲突加剧分裂，为了逃避现实中的单调乏味，自然会隐遁到一个梦幻的世界中去。这种方式似乎已经成了作家少年成长时期的某种套路，比如普鲁斯特，同样生长在富庶的资产者家庭，同样少年羸弱，同样沉迷于自我世界中，但普鲁斯特所建构起来的自我世界充满了温情的记忆，他能隐身其中，自我治愈。但对纪德而言，他对外部真实世界的无所适从会更强烈，这种感觉甚至驱使他要么以为外部世界不存在，要么就是将外部世界复杂化到一种神秘的程度，以便他在同样神秘的个体世界种寻找自我。正如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回忆到的样子：“我已经发现了用那种神秘来填充我所不熟悉的世界的精神需求。发生在我背后的事情对我纠缠不休，有时我甚至觉得，假如我快点转过身去，就会看到一些我不知道东西。”自然，我们都已经知道，写作就是那种精神需求，而这种神秘乃至模糊的特性一直伴随他的一生，甚至保留在了他的作品中，乃至我现在都无法识别出这个真正的人。

人们曾经描述过着这样一个情景，有一天纪德对保尔·瓦莱里说：“假如我不写作，我就自杀。”事实上，他的这种志向早已显露无疑，他对分析和自省的热衷，对抒情诗或者日记的不断书写和尝试，他对内心冲突的清醒认识和把握，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必备的优秀品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家的生活不过是那个喜欢幻想的孩子的延伸，他为了“增加生活的厚度”而创造了一个适合自我的世界。纪德在1891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笔记》，这本处女作凝聚了他的文学抱负。他对自己的小说信心满满，认为这本书会满足时代的各种诉求，能够解答大众各种类似的困惑，因此既是“一份长篇宣言”，也是“一份爱情公告”。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本书并未受到很大关注，卖出了不到二百册。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写作和旅行，截止到1901年《背德者》，纪德生命中的第一个时期完成了。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写了九本小说，两本评论集，这些创造似乎预示了这个一直都声名不彰的写作者的破茧成熟，而成熟的标志无疑是1909年的《窄门》。在这本自传性质的爱情小说中，纪德转而向少年时期最隐秘的材料中寻找写作的源泉，甚至不惜公开使用自己的日记，糅合了纪实与虚构，倾注自己的全部激情，将爱情中的神秘主义体验推向极致，为我们讲述了一段纯洁炙热、却又含着无边孤寂和无限辛酸滋味的爱情故事。然后是1914年，他发表了小说《梵蒂冈的地窖》，用他的话说，这是一部“傻剧”，讽刺的手法，传神的描述，曲折的情节，可笑的人物成就了一部经典。这部小说中的主角拉夫卡迪奥，信奉一种自由行为理论，即是说，任何决定都无法解释和理解行为，行为就是行为本身唯一的原因。在这种理论的驱使下，他甚至无缘无故把一位火车上的旅客推出了车厢。这个人物对战后法国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影响甚大。从这部作品开始，纪德开始了不一样的写作，一种战斗性质的写作，用一种讽刺喜剧的形式，反抗一切虚伪的宗教，人类和社会。

二。纪德的时代

二十世纪的法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世纪，我们都熟知二战以后是萨特的天下，而在二战以前毫无疑问应该称作是纪德的时代。当然这种成功对纪德来说，有些姗姗来迟，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他的作品，虽然已经有了不好佳作，但是直到一战后才真正被读者知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放纵自己的个性和名声，他占据了人们的思想，成为了各种媒体的头条和大众饭后的谈资。尤其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每一本书的写法都不一样，时而神秘，时而浮华，他的一个个变化令人有种目不暇接的震惊。但是最令人震惊的还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八卦、爱情、乱伦、性取向、恋童癖。一战后，纪德曾经想从幕后的阴影中站出来正式领导他主持的《新法兰西杂志》，但这一举动遭到了许多作家和同事的反对，其中尤其以诗人克洛岱尔的反应最为有代表性：“如果是这样，我绝不会再在这个杂志上写一个字。纪德的名字意味着鸡奸和反天主教。”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在当时都是天理不容，更别说纪德两者兼具。事实上，他始终为压在他性生活上的禁忌而痛苦不堪，很久以来，他就打算写一本描写同性恋的书，甚至打算向公众公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觉得说出来不但是为了自我解放，也是为了解放所有被世俗和宗教偏见制造出来虚伪所折磨的人。1910年，他写了第一版《科里登》，1917年又重新写这个题材，第二版发行量更低，几乎不为读者所知。1922年他写了一个新的前言，打算重版这本书，再次为同性恋辩护。天主教界听到了消息派人来试图说服他不要出版，反而激发了他的反抗。新版本还是于1924年重新面世，对纪德来说，这是“一种解放的保障，谁能说清，究竟有多少人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得到了解放呢”。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一部自传体作品，是他在一战期间完成的《如果种子不死》。他在书中讲述他的童年，他的家庭，他的读书岁月，他的宗教情感，当然也免不了提及他最初的同性恋倾向以及他的同性恋爱情，他的冲动与那种清教徒信仰之间的不断冲突的性格。这种公开而真诚的袒露，再加上《人间食粮》的抒情，终于把纪德推上了“当代最伟大作家”的宝座，从而使他成为了真理的捍卫者。

三、真理的捍卫者

当然，捍卫者的名声并不是如此容易就唾手可得。1932年夏天，当纪德公开对苏联表示自己的好感时还是让很多人感到错愕不已。随后，当受到法西斯胁迫的苏共竭力摆脱孤立境遇时，当法国共产党也向同情者敞开怀抱时，当形形色色的人都向左派知识分子靠拢时，纪德也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我们看到他在大街上游行，看到他签名请愿，看到他主持会议，看到他在大会上发言。这种“介入”行动的一个结果是，1936年，纪德接受了莫斯科政府的邀请，到苏联进行为期十周的访问。回到巴黎后，他决定公开发表他旅行中的日记，这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访苏归来》。纪德在书中委婉而审慎地表达了一个想象中的苏联与真实苏联的差距给他带来的失望。他在其中找到了什么？一个僵化的体制，一种教条主义，一种对绝对权力的屈服和畏惧，一种对标新立异的打击——当然，还有那些非人道的惩治同性恋的法律。在他原来设想中的共产主义应该是摆脱一切束缚和禁忌，摆脱资本主义的陈旧观念的乌托邦，但他最终发现那里其实不过是又一个清教徒式的教堂而已。因为这本书纪德招致了很多的谩骂，得罪了许多的友人，介入了许多的论战，但是他从没后悔这样做。在他看来，坏事就是坏事，坏事就需要揭露，需要真实。他只是在捍卫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理论，永远捍卫真理，不管代价有多大，哪怕丧失自己的威望也在所不惜。正如他去世前所言：信赖正在寻找真理的人，怀疑那些已经找到真理的；怀疑一切，但不要怀疑自己。他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虔敬地实践这一方法的光辉范例。

对我而言，纪德始终是一个困惑的存在，他的存在不断解体又重新组合，每个时期都大为不同。他是一个变幻无常，谜一般的人物。他的存在显示了人在自我探寻中必然经历的彷徨和反复的过程，他正是在这些反复矛盾的过程中袒露了他始终不渝的真诚，对人性永无休止地追问，对真理永不停息的渴求。他坚信人具有多种可能性，所以他的人生格言是：体现尽可能多的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了人的形象“不可替代的典范”（萨特语）。

2010-5-18书

安德烈·纪德作品系列：

窄门，【法】安德烈·纪德著，桂裕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定价；18.00元

梵蒂冈地窖，【法】安德烈·纪德著，桂裕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定价：26.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