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五四青年节刚过一天，各大网站都出现了“随州万只青蛙马路聚会”的新闻，新闻说，“5月3日晚，随州市曾都区环潭镇万家河村二组出现罕见一幕：上万只土青蛙在公路上集结前进。此事引起部分村民担心，当地地震部门告知市民：不必惊慌，这并非地震前兆……”专家不辟谣还好，这一辟谣，身在澳洲的我反而有些惊慌了。随州是我的老家，老爸在上个月才从广州回到随州避暑。于是，拨通了国际长途……

“老爸啊，你那里没事吧？”

“我这里有啥事啊？”老爸刚出院不久，声音有气无力。

“……都上街游行了……”我还没有说完。

“我都这年纪了，能有啥事？再说这种事太普遍，还能算个事？”老爸显然没有听清我说谁上街了。

“老爸，你说什么啊，我是说我们随州一万多个土青蛙到马路上聚会的事，还游行了一段路，我担心会不会地震啊。”

“有这事？没听说过。我倒是有点晕，不过是高血压还没有好，地倒没震……对了，你从哪里听到的消息，在澳洲都知道我们这里的土青蛙上街了？”老爸有点惊讶。

“哎呀，老爸，你真是糊涂了，现在是信息时代，澳洲和随州有啥区别？只要青蛙一上街，就马上上各大新闻网站的头版了，倒是你反而不知道啊——”我的话音未落，就被老爸打断了——

“信息时代？棉纺厂工人上街了，下岗工人堵国道了，民办教师游行到政府了，最近还有老师要下跪请愿，你知道不？你都不知道吧，青蛙一上街，咋就信息时代了？”

真是郁闷。我那个不争气的家乡，包括周围的地区，“上街”是常事，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出现了三百多位教师上街——下跪，但确实好像只有“青蛙上街”才会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老爸的直觉是对的。好在没有任何地震，也就心平气和了。

不过，当我回过头来再看一眼这则新闻时，却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原来，就在这则新闻里，设有一个民意测验，而且是以投票的形式出现。在“你觉得青蛙蛤蟆频频上街是否地震的前兆”的问题下，竟然有两万多人投了票。结果是这样的：15650回答“是的”，1776人说“不是的”，建议听专家的票数是3476.

这篇新闻里“民主投票”让我很不自在。前两天是五四青年节，有编辑约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德先生与赛先生，我再三婉拒，实则是我真不知道写什么好。作为网友讥讽的“民主小贩”，我一年中大概有300多天都在谈民主，不缺这一天。至于科学，全国上下都在搞科学发展观，我还能谈什么呢？好像我们国家已经不缺“民主”与“科学”了，而且都多得有点泛滥了……

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新闻，说一个学校班主任搞全班投票的“民主”决定，结果逼死了一位女学生。你还别说，就真有那么一些人跳出来左右评价这种“多数人暴政”的民主，从而有根有据地得出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的结论。连一些“有识之士”也唉声叹气，认为民主的缺点竟然被我们一个初中班主任给暴露无遗。

真是让人莫名其妙，这种西方人根本看不懂，也绝对不会用“民主”（democracy）一词来描写的东西，偏偏在一个从来没有过民主的地方，被隆重地当成了“民主”来折腾，折腾死了一位女学生不说，竟然还想把“民主”本身也打回原形。其实，这种事还有很多，前几年仿效美国人的“超女”节目也是一例，男女老幼总算逮到了机会，过了一把五四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的瘾。

再拿地震预测来说，虽然当今的科学技术并不过关，大家也能理解，可是，就有一些部门偏偏逃避责任，躲躲闪闪，用政治来糊弄，甚至打击民众，弄得普通民众根本就不再相信他们，难怪有网友说，青蛙比专家可靠！在专家澄清后，却搞出了这样一个民意测验，令人忍不住想：国人想投票是不是想疯了？人类历史上，是否有过用民意来预测地震是否到来的记录？

五四运动时提倡的科学精神，是以这样一句口号作为标志的：“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所谓估定，其实就是否定——否定那些束缚中国发展的所有过时的价值，代之以民主的崭新的价值理念。问题在于，先烈们倒是部分或者全部否定了中国已有的价值观，却并没有建立起新的、民主的价值观。

一百年过去了，依然有人晃动“科学”的大旗，用“科学的批评的方法”怀疑、抵制一切价值，不同的是，这次他们要对付的则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而在真正需要讲科学的时候，他们却去讲政治，讲影响，讲和谐，早把真正的科学精神甩到了爪哇国去了。

德先生和赛先生确实已经偷渡到了中国，然而，这对难舍难分的孪生兄弟却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互相厮打起来：有人要用科学压制民主，有人不得不用民主来嘲弄科学……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理智？

难道，真要等到走上街头的“青蛙们”来为我们作出决定？

杨恒均2010-5-9

创办《东北之窗》要当东北老大

薄熙来在宣传部任职时间并不长，但大胆创办了经济政治综合性月刊《东北之窗》，可谓用心良苦。首先，是刊号问题，由于国家新闻出版署与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管理严格，审批难办，按规定大连报刊数目已满额，所以，薄熙来就选软柿子捏，下令大连科协原先创办的报纸《发展战略报》停刊，而把刊号让给《东北之窗》杂志，此前我与该刊联系很多，也常为其撰稿，据该刊负责人叶其成表示，这个报社的人员整齐，报纸创办较早，团结了一大批读者与作者，在全国同业中信誉良好，但薄熙来为了一己私利，偷粮换柱，下令解散了该报人员，使大家损失惨重。

为了大造声势，《东北之窗》从一创业，就摆出一副全国名牌大刊的架式，刊名由邓小平题字，薄熙来求助父亲向邓小平求教，并谈了杂志社市埸定位的事，邓小平表示感兴趣，还答应了他们父子题字的要求，又名正言顺地送上一笔贿赂，接着又获得上级批准刊物为正局级，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总编社长等人均为局级干部，立即吸引了全国同级文人的热辣的目光，表面上看，薄熙来要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编辑人才，但实际上他要摆脱地方势力的掣肘，为自已下一步高升寻找对自已没有个人成见的吹鼓手，以便步步高升，篡党夺权。很快他招聘了袁某超，吴某某，宋某龙，杨某立等追随者，这些人过去在原单位，都郁郁不得志，这下子终于有了机会，他们大肆为薄熙来书碑立传大造舆论，一时使其名声大噪，贪天之功归已有。仿佛大连过去所有的成绩都是他的。比如，大连星海湾的开发，最早是大连经委副主任李某带领人们干的，但薄熙来上台后，把他调到粮食局，安排自己的人马接手，立即《东北之窗》便把薄熙来吹成了星海湾的策划人。虽然，《东北之窗》自吹自擂，但由于国内平面媒体太多，竟争太激烈，该刊发行量不过一万册，每年产量30万财政拨款，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社长袁某超想骗取薄熙来的欢心，就向他汇报称，《东北之窗》已发行了三万册，薄熙来最初对此深信不疑，乐呵呵地说，在市场不景气的形势下，能达到这个水平，很不容易啊！宋协龙与袁世超争宠，便去告诉薄熙来说，才发行了8000册，他大为疑惑，派市政府办公厅的人去查证属实，于是大怒，把他叫到办公室一顿臭骂，并说如果年底前发行不了3万册，便要把他免职。袁社长无计可施，就策划了所谓的谷开来为马俊仁打官司的事。

其实，作家赵瑜若手中没有证据，不可能吃了豹子胆，写出那么长，那么有份量的报告文学，当然，谷开来也不敢真的与其打文字官司，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而已。而且这样做，还可以掩盖她多年来利用薄熙来的招牌，以权谋私，大做生意，用律师费冼净贿赂款的丑闻，所以与袁社长密切合作。

不久后，此刊推出以谷开来名义发表的长篇文章《我为马俊仁打官司》一文，而且还有她的题为《胜诉在美国》的著作问世，似见其博学多才，但其刊内部知情者透露，这些令人肉麻的自我吹嘘的文章，全部由《东北之窗》一些文人代笔，她却照拿稿费。杂志印了不下25万册，承包给了大连蓝盾印刷有限公司，不料只卖出了3万册，其它全部退回，只好堆在库房里，使《东北之窗》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以至6个月开不出员工薪水，造成多人辞职。由于谷开来不打官司只骗人，在当年的全国律师协会理事选举中，不得不败北落选。原《东北之窗》工作一位工作人员称，袁社长真鬼头，这样一搞，3万册的发行目标没达到，但把谷开来拉进来了，薄市长对他也奈何不得，因为自此他们成了一根草叶上的蚂蚱。虽然杂志社亏本了，但不用个人掏腰包，他才不在乎呢！薄熙来的小兄弟们，还利用该刊广告经营权，以拉赞助为名，到处搜刮企业钱财，并形成内斗不止的局面，无一不因为广告提成争利所致，惹上多埸官司，多次在大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败诉，因此在大连搞得声名狼籍，直到2006年由原《党建》杂志主编史卫国接任社长，才逐步改变了形象。2008年有一天史卫国对我说，怎么搞的，以前这么多官司，从未赢过？。。。。。。但这个胆小谨娠的杂志总编不敢批评薄熙来，只能欲言又止，他不得不在薄熙来这个高官调离大连8年后，才艰苦奋斗，千方百计，为其揩净了屁股，改变了杂志社连年亏损的局面。薄熙来豢养的这些文人，靠他的淫威胡作非为，中饱私囊，又用这本刊物编造了多少谎言，换取了企业多少广告款，或许永远成谜。这里仅举一例，原工人出身的孙其某，在《东北之窗》应聘期间，拿着介绍信，走遍东北三省，见过一大批省市干部，拉回了二十多万广告款，自已也从中获利，而且凭借刊物便利，结识了黑龙江省私营企业主张某，后被其聘为企业副总，结果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均一夜大变。2008年，我在其豪华办公室里，见到了薄一波与其董事长等人在北京的合影，可以想见此人及其老板与薄家父子关系非同一般。他还靠这一关系，从大连市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彭勇毅处免费得到一辆汽车自用。而这些物品都是处罚没收的，理应上缴国库，但有媒体粉饰，彭勇毅便可以肆意枉为。

王启星求薄办事 薄却两面三刀

王启星是新华社大连支社社长，80年代中期是我当时的上级，但由于辽宁分社把我的编制暂存市委办公厅政研室，所以我的工资变动，必须求助于市委领导的批文，于是王启星代我去见薄熙来，他说他以前与薄熙来相识，王社长的父亲王彪是新华社总社老摄影记者。他本人因没有文凭，曾在北京新闻学院进修两年，我诂计他们可能那时已相识，故我相信他们之间的的交情。至今我还保存一份以新华社大连支社名义上报的文件，上面有薄熙来的亲笔批示，其内容是赞同理顺我的工资问题，并充分肯定了我工作成绩，总之薄熙来当时做了详尽的指示，字迹很狂放，很僚草，但观点很明确。那天，王启星从市委回来后对我说，薄熙来对你宣传大连所做的成绩，做了言辞肯定的批示。并指令大连市人事局具体办理，但依照县体程序，我还必须去找市人事局有关部门，但由于薄熙来当时才到大连市内任职伊始，人们对他日后的仕途发展估计不足，所以在人事局三楼一间办公室，某处长对这个批示不屑一顾，并说叫他给我们局长亲自打电话吧，就把我拒之门外。这般无奈，我请示王启星，他同意我再去找薄熙来，次日我清晰地记得是上午9点左右，我到市委宣传部见薄部长，他不知何因，却对我十分冷漠，接过我递过去的文件看了看说，我知道啦，又还给我，我讲明来意，又把市政府人事局某局长电话给他，并转达了那位处长的话，他扫了一眼，也不接这张纸条，并说自已正要与同事谈工作，很忙。我说谢谢他，真不好意思，为这点小事麻烦你，他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我想起当初我去金州时他对我的态度，很是惊讶。他假如不同意办理此事，就不必给王社长这个面子，也不必写这个批示，既然批了，就应当跟进处理好，人应当言而有信啊，这次打交道，使我相信了一些金州干部的传言，薄熙来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说一套做一套，阳一套阴一套。我想到了市委书记于学祥，他是个老实人，从不这样对待任何人。虽然，这是一件很具体的小事，但我认为，只有认真办小事的人，才能办大事，只有通过办小事，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人。

1984年中国散文学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一次文学讨论会，邀请我参加，但大连日报文艺部主任张德言不批，我又找主管副总编郭东斌，也不批，怎么办，当时我年轻气盛，非要去不可，便去见市委副书记于学详，我不认识他，只在报上得知，他由大连工学院调到市委任副书记，正好主管文教，很快我见到他的秘书林书彬，他很认真地记下我的请求，一天后报社领导找到我说，现在同意我去了，但未讲明原因。。。。。后来我调到文汇报，借工作之便，我经常面见于书记，问起这件事，他还依稀记得，他说大连文学人才不多，能去庐山开会，应当支持嘛！他认为这没什么。

由于学祥书记想到薄熙来，两个人比较一下，真的不一样。我明白了，薄熙来在王社长的文本上批示，是冲着新华社这个牌子来的，并非出于助人为乐的真情，他出身于宫庭，于学祥则出身于农家，虽然他们都是共党分子，但本质品行不同。这是一个人根本的不同。

后来没办法，我又去见人事局长。正巧，新任局长原为大连瓦房店市委书记宋有成，我此前曾在新华社《半月谈》内部版发表一篇题为《宋书记三下永宁除三霸》的文章，写得正是这个人。他以前在任职瓦房店市委书记期间，曾亲自三次到永宁乡去，下令公安镇压了三个黑社会头子。他看了薄熙来的批文，对我说，有没有这个东西都无所谓，我给你办，因为你有地方编制，不违背原则，而且何况我们还是老朋友。。。。。。后来我拿到了正科级干部的工资。

通过这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感受到薄熙来与上述这些普通人有很大不同。他喜欢玩权术。如果这个人当了大官，他会做出怎样的事情，由此即可以做出判断。

正式迁居大连 附庸风雅

在我的记忆中，薄熙来一家人正式迁居大连的时间是1988年，此前4年间，他一会儿在金县，一会儿在北京，两个地方飞来飞去，反正乘飞机从大连到北京航程才45分钟，他有公款报销，根本无所谓。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在金县没有家。谷开来对外界讲，她是薄熙来到金州后与其相识的，这显然是谎言，据原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林某某披露，早在北大读书时，薄熙来就经常去看谷开来，那时他与前妻尚未离婚，谷开来称其与傅仇到大连访问金石滩时，第一次认识他，被这个下派干部的吃苦耐劳精神所打动，才与其相恋，这与事实不符。

自从当上了大连市委宣传部长之后，谷开来与薄的家人，更确信了薄熙来的政治前程，换句话说，薄一波在中南海与江泽民私下进行了交易，资历浅薄的上海滩跑江湖的江泽民，急需中共原老薄一波在背后支持他，特别是利用他在军队中与张震等人的老关系，操控国家机器，所以他们是互相利用。六四事件使江泽民认识到，唯此唯大。反过来，长寿的薄一波深知自已由于健康原因，不仅不得不淡出政坛，且难免一死，必须赶快培养儿子薄熙来，江泽民承诺，他只有从基层干起，才好为其讲活，所以薄熙来由金县调到大连，是他人生历程的转折点与里程碑。谷开来是一个处处想拔尖的精明女人，也由夫权大变看到了生财之道，赶忙成立了开来律师事务所，至于他们小家庭的琐事自有拍马屁的人代管。

他们把家选在大连老虎滩附近的海军大院，原因有二，一是靠海近，空气清新，依山傍海景色优美，二是大连水面舰艇学院里面安全，外面有哨兵全天24小时岗站，惯于与人民为敌的薄熙来，最怕别人暗害他及其家人。三是吴胜利当院长的海军大院，是中国海军舰艇营长以上干部的摇篮，此处信息灵通，与这些人结交，有利于日后在中共高层发迹。四是福利待遇好，做什么事都都不用个人买单。

薄熙来当了中国一个小城市的宣传部长，才是个市委常委，但派头大得等同中央领导，不用讲他个人，光他老婆谷开来，本来是个没有任何个人资历的小律师，却有一个专职秘书叫赵某，赵某原为海军大院中薄家的隔壁邻居，由于主动热情帮忙，感动了谷开来，找到了一棵大树，从此成了薄家另外一个全职管家，当然薄熙来的生活秘书还是车克民，工作秘书是吴文康，据说这个住所亦是当过海军战士的司机与厨师车克民具体选中的。

薄熙来在大连海军水面舰艇学院筑巢，架子不小，出入有专车，前后有保镖。挂警灯，响警笛，横冲直撞路人侧目。谷开来喜欢与文化人打交道，亦不甘寂寞地直接插手大连文联的人事安排，把自已看中的人推荐到肥缺的位置上。她本人跟画家张兴君学画山水，儿子还常到陶艺家邢良坤寓所学艺，当然这一切都是无偿的，他这一大雅兴，把一大批同级水平的官太太气得要死，因为市委书记毕锡祯与市长魏富海的太太，都是目不识丁的家妇，副书记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的太太都是没有什么特长与业余爱好的机关职员，同时又把众多趋炎附势的画家羡慕得垂涎三尺，因为有了部长大人亲自提携，半吊子艺人亦能走红，劣作也能价值连城。谷开来不仅经常出席类似公关活动，而且还办了所谓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笼络文人，互相吹捧，设有账号，名利双收，尤其是在大连日报副刊部，直接安排自已的亲信，原金县人马某当了领导，千方百计地排挤另外学有专长的著名散文家王某某等人。

破坏了大连官埸规矩 污染社会风气

80年代中后期的大连官埸，虽然也有一党执政缺失监督形成的诸多问题，比如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效率低下等等，但有一点是我亲眼所见，没有任何一个市级领导干部的太太直接经商，我由于善于交际，有许多朋友，所以去过许多领导家里做客，比如崔荣汉，魏富海，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等，他们的太太我都接触过，应当讲他们大都既不喜欢出风头，亦不看中钱财，往往生活过得很清贫，有的上街买菜，不得不与小商小贩讨价还价，这种场面我巧遇过很多次。

由于那时，我的人事关系在市委办公厅下属的政研室暂存，又在新华社做级别最小的驻地记者，所以谁也没有必要提防我，我四处乱窜，广交朋友，既使他们有心防我亦难，因此我当时目击的东西应当属实。有时，我回到位于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27号的新华社大连支社吃午饭，因为没有自已的食堂，必须与王启星等人一起，穿过人民广埸到附近的市政府大楼食堂去，也会与那里的市政府官员聊天，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当官的太太经商发财。1988年伴随薄熙来的步步高升，谷开来在大连建起了律师事务所，堂而皇之地大做生意，自此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此后大连历任领导干部直系亲友经商捞钱的凤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人们说，你看北京来的薄一波的儿媳都这样干，我们不捞钱还等什么，捞了还怕什么？于是从科级，处级到局级市级，再到省级个个干部家属都抢钱红了眼，人人争学谷开来。毕锡桢书记的儿子，在斯大林路繁华地带，入股个体户杨某某的公司，办起了餐饮等综合性的娱乐城，公安局副局长韩某某的儿子韩某办了桑那浴与地下赌城，魏富海市长的女儿与香港老板薜某某办了房地产公司，在大连开发区大建标准厂房出售，等等，一时间大连群众议论纷纷，怨声载道，而大连新闻界在薄熙来的直接操控下，全用假大空的溢美之辞，掩盖现实。薄熙来以“六四事件”时的表现情况为借口，清冼了原先一些比较正直，专业水平比较高的新闻从业人员，把得意的亲信朋友安插在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杂志社等要害部门，还通过他提拢重用的原大连日报农村部编辑，后来的社长，宣传部部长王某某，严密监视中央级省级驻大连数十家的媒体负责人，让他们感到恐惧，只能一个声调唱赞歌。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带坏了干部队伍，而且使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急速加剧，两极分化变得十分严重，官民矛盾警民矛盾不断激化。而这一切又全部隐藏在谎言之下，成为社会矛盾积累的随时可能燃烧的引爆点。

挤走林庆民与傅万忠 为自已开路

大连市消息人士指出，薄熙来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一方面表面上讨好老干部与同僚，见了毕锡桢书记叫毕叔，见了卞国胜副书记叫卞叔，见了于学祥书记叫学祥，另一方面却经常去北京活动，叫上边大官对下边小官施加压力，先是把原市委副书记林庆民下派到金州区当书记，接替薄熙来留下的空缺，再在三个副书记中间，寻求生存空间，算计整走哪一个。

当时毕希帧书记名义上是大连市一把手，但其人原毕业于大连师专，为人拘谨严肃，又胆小怕事，起不到太大作用，而卞国胜虽从辽宁辽阳一个小城市调来，但因在省委有背景，故大权在握，再加上为人真诚，心胸开朗，所以人缘不错，紧追其后，辽阳市副市长李玉臻等人相继调入大连任副市长等职，亦足以说明他的权威，所以薄熙来先紧紧靠上他，不间断地找他汇报工作，还与其儿子主动示好拉上关系，不论在公私什么埸合，都把卞叔挂在嘴上，听得我身上都起鸡皮瘩疙，有一次卞书记对我说，小姜呀，熙来这个人真不错，爸爸那么大的官，对我一点架子也没有，象个可爱的大男孩！由于我与卞书记的儿子是好朋友，所以与他讲话不绕弯，我说：他是看你对他有用！卞书记笑而不语。他的双眉很浓，眼晴很大，总象带着温情的泪光，这与薄熙来的眼中闪射出的凶光截然不同，这一切至今恍然如昨。

相反，薄对同事，年龄与之相仿的傅万忠可不是这么恭敬。虽然傅是副书记，官比他大一级，但傅万忠原在大连造船厂当领导，是当技木员起家的，跟工人混久了，难免土气，薄熙来来自首都北京，是名牌大学毕业生，骨子里流的是皇族的血，所以很少正眼看他，两人连话都不曾讲几句。在当了一年多宣传部部长之后，薄熙来通过北京高层关系，又挤走了傅万忠，在没有任何迹象，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上级调傅万忠去沈阳当省审计署长。由于我与傅书记颇有私交，他有什么想法也不避讳我，对此他想不开，他愤愤不平地对我讲，这个调动，是为了挤走我，给小薄倒地方啊。果然不久，薄熙来踏上了又一个政治台阶：副书记与副市长，如同节节高升的火箭。

抓住历史机遇，名利双收

现在国内外人土对大连形成一个思维定势，即大连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是薄熙来倡导的好，干得好，但据我多年来近距离观察，这并不是事实。这种错误的印象是薄熙来任宣传部长后压抑与操控媒体的结果。他软硬兼施愚弄媒体，使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

1989年至1993年他由市委宣传部长调任大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这时才按照他父亲的旨意，绕过大连开发区这一级的唐启舜的阻力，并彻底战败了他，步上了市政府系列的轨道，离市长这梦寐以求的目标近在咫尺。薄熙来对过去金州时的哥们私下说，要狠狠地整死唐某舜，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软蛋，他才是混蛋。于是拍马屁的人，纷份向省纪委与中纪委写信，告老唐有经济问题，并抓住开发区中法合资炼油厂这个项目的失误，频频向唐副市长发难，过去的区市官员嗅到风声，特别是看到薄熙来的上升趋势日益凶猛，便纷纷倒戈，大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唐某舜一气之下，得了大病，还没等人家把他这个政敌关进大牢，自个竟身心交瘁，一命呜呼了。薄熙来对手下一个哥们说，死了算了，别忘了当年他怎么待我的，把我当傻蛋捏，这回真便宜了他！

实际上，薄熙来家在京城离权力与信息中心最近，早己清楚城市土地有偿出让这一改革的新政策即将出台，并非魏富海没本事，而是计划经济时，大连市长手中没钱，大连市城市建设只能靠财政拨款的年代久矣，巧夫难为无米之炊，这方面读者可通过《大连地方志》查看相关数据，我只写我亲身经历之事。薄熙来当了市长以后，大连与以前的根本不同，在于土地政策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前是无偿划拨，以后是按地段论价，当时各种法规又不健全配套，正是圈地捞钱一举两得的千截难逢之机。薄熙来与太太谷开来均为大学毕业生，亦与其它土八路式官员不同，他深知抓住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也会用合法的外衣保护自己，他们商定，一个批地皮交朋友往上高爬，一个挂牌收费捞钱不算受贿。但在大连新闻界无人不晓，他们的伪善与贪腐，不比沈阳的慕马弱，只是别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已。

可怜的是当地的小民百姓，只看大连日报，被谎言所蒙骗，他薄家捞了大钱，还得了个好名声。只有他们自己偷着乐。

开来律师事务所是什么东西？

80年代后期，律师业悄然兴起，但大连地处沿海小城，490万人口中，对律师业有清晰认识的人不多，所以时常有律师找到我，向我苦诉揽活难，律师界风气不正，有的给予中介人高价回扣，有的与法官暗渡陈仓，为了生存，千万百计，根本没有道德底线，可见生意难做，然而谷开来一挂出开来律师事务所的牌子，立即顾客盈门，有些大生意推不出去门，有一位大连司法界资深人士愤愤不平地对我说，假如她在深圳开办律师事务所，不在大连当地经营，这问题不大，但她在自已老公当权的小城市大连就地开业，会形成怎样一种不公平的局面呢？一方面是法院对她承办的民事诉讼案件有理也要亦让三分，谁都怕薄熙来大人公报私仇，另一方面是财大气粗的企业，无一不希望她做为自家的常年法律顾问，以便借机向市长进贡行贿，做所谓的感情投资。这样又名正言顺，也不违法。

在大连市中山区青泥洼桥的百丽大厦，即现在大商男店原址，有谷开来租用的写字间，分别位于两个楼层，其一度还有与美籍华人，大连荣誉市民程某某合搞的所谓大连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可见其规摸不小，气派不凡。由于当时我的一个亲友，那时正巧在其搂上的某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所以我对该所生意兴隆情况，多有耳闻。

1998年，香港文汇报广州办事处调来一个新同事，与我满谈得来，她姓林，有一次在广州开会闲聊，她称与谷开来为北大同学，在亠个寝室住过，关系不错，故我回大连前她嘱我去代为问安，并修书一封，但几天后当我去拜访谷开来的律师所时，谷竟让一个叫赵丹的秘书接待我，并不在意林某某的室友之情，只留下书信不做回复。可见其心地冷漠与失礼。而且还发生以下兴师问罪的突发怪事。

当日午后，当我驾车离开百丽大厦之后不久，我还在外面公干，市政府查办处处长宋某某便带领三四个人，急匆勿赶到大连沙河口区民权街348号天河公寓18搂，即文汇报东北办，值班小姐称，宋某某出示了工作证，问我在不在，去开来律师事务所干嘛，态度很凶很傲慢。后来我想了一下，她的公司肯定存在相当严重的经济问题，只有心虚胆肥才敢派市政府查办处的人跑过来恐吓我。而能够调动市政府查办处的人，只有市薄熙来，这件事不单没有吓倒我，反倒激起我揭露这家公司的极大兴趣。

另有多人告诉我，谷开来这个公司原挂牌在大连开发区，现在业务发展过快，才迁到大连，并已在北京，香港以至美国都有据点，势力雄厚，行动诡秘，人才众多，生意很好，在大连影响力日见强大。1999年大连大学校长，教授，著名书法家于植元对我说，司法部长蔡城曾对他说，薄熙来当市长，老婆开律师事务所，你说大连还哪有法律？这真是一针见血。

排挤宫明程 暗斗魏富海

1989年至1992年，薄熙来给市长魏富海当副手，另一个与之竟争的人是宫明程，是常务副市长，即在魏市长出差时，由其主持工作，但薄熙来从不按照组织程序，向他做工作汇报，而是处处显示自巳，越权发号施令，使魏市长形同虚设。实际上，如果他心黑手辣，多点谋略，便有机会整肃薄熙来，但可惜魏市长是个办事老实认真的人，出身于工人家庭，从小受家庭教育，父毋就告诉他做人要有道德底线，这就使他与喜欢三国权术的薄的争斗，始终处于明显的劣势。

魏富海是老大连坐地户，原为大连化工厂技术员，工程师，后任厂长，化工局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其在80年代上半期当政时曾被百娃戏称“魏四蛋”，即市场凭票供应每户4斤鸡蛋，不过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都是这样，这不能怪他。但他天性厚道，不善自辨，也不会包装自已，所以这使他与薄熙来相形见绌。

不过，就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可以看出魏富海的性格特征。他当市长时，我家从大连火车站前的中山区友谊街1号搬到中山路224号2搂，当时是农牧业局职工宿舍，但不知为什么，煤气久拖不上，搬迁新居后多有不便，在市农牧业局工作的爸爸，打电话给魏市长告状，他根本不认识他，只知道市政府的电话号码，不料第二天魏富海一个人亲自来了，他还打开阀管看了看，对我说等明天办吧，结果次日准时有工人上门兑现承诺。这种情况在薄熙来身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另一件事更有趣，金州石河子镇有个农民企业老板叫石大胆，什么都敢干。那几年，区政府年初与农民签订合同，按较高的价收购他们种植生产的葡萄，但到了年底，葡萄赶上大丰收年，产量太多卖不出去，政府竟撕毁合同，把果农拒之门外。这种言而无信的传统，是薄熙来在当地留下的，农民怕薄熙来动用黑社会整他们，所以那时不敢闹，现在薄熙来离开了金州，就在背后暗中鼓动他们闹事，石大胆带领10几辆大卡车载满葡萄，聚集在市政府大院示威，给魏富海施加了压力，对此新华社记者李某某发了内参，参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副总理田纪云做了批示，这使魏市长很丢脸，省领导也很生气，有人劝他找个理由抓记者泄愤，魏富海说，你们坑了农民，民众闹事，记者报了，抓记者干啥？抓了能解决葡萄积压的困难吗？当然这些记者也不先打招呼，就捅上去，真不够朋友！因为那时新华社大连支社的人，每天都到市政府职工食堂吃午饭啊。。。。。。由此可见魏市长为人还不错。

薄熙来与之不同，他是个有仇必报之人，他不仅整垮了唐副市长，还私下唆使一批金州的哥们，盯住宫明程的亲友不放，咬住他们在开发区经商的事，步步紧查，宫明程是个聪明人，知道挡住薄熙来仕途的严重后果，就断然辞职，主动要求到国家粮食部下属企业中国北粮集团任董事长去了。

然而，薄熙来在政坛上软硬兼施，两手交替，死缠烂打，左右逢缘。把《三国演义》中的合纵连横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把市政府的老干部排了个队，知道原副市长袁某某最有资历与人缘，于是又在崔荣汉书记退休之后，与袁老市长套近乎。60年代时胡明任大连市委书记时，袁某某便是常委，薄熙来深知他的份量。

事有玄机，袁某某的女儿在大连春海热电厂当领导，与另一男性上司发生矛盾，不知为何关系紧张到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造成了她先杀人尔后跳搂身亡的惨剧，留下一个不及10岁的小女孩，薄熙来见机行事，带着谷开来，主动到袁副市长家里，声言要收养此女孩为义女，令知者动容，并举行了正宗的领养仪式，闹得满城风雨，但数年后自已翅膀硬了，等袁的影响力渐微之后亦没了权势，此事不了了之。但不管怎样，在当时薄熙来收养未成年弱女子之举，为巳得分的确不少。

上述这一打一拉，左右开弓，广受好评，薄熙来在1992年至1993年当上大连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之后，又在93年至99年当上了副书记兼市长，99年至多2000年又成为市委书记。这种党政大权几乎一肩挑的干部任命情况，为大连历史上仅见。这时的薄熙来巳打败了大部分政敌，进军省委书记高位，大展拳脚的机会终于到了。

与电活号码一样多的选票

薄熙来挤掉其它人，登上大连市长宝座之时，正逢香港文汇报在大连建站之际。文汇报原先选派的筹办人是广州办事处的主任关齐云，其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曾与薄熙来为同学，1993年关齐云在大连带着官方批文，与我一同去找薄熙来，薄却借故推辞不见，后来关齐云因经济问题假冒自杀现场，逃到云南昆明藏匿12年后投案自首，2005年被判刑，至今还在狱中。由此我接过东北办这个烂摊子，创办了香港文汇报一个新的办事处，本来按照上面规定，这个办事处下设哈尔滨，长春，大连等三个站，故理应在省会城市，但因我家在大连，不愿赴沈阳而使薄熙来受益，原本国务院新闻办批复香港文汇报，在哈尔滨设点，但我据理力争，并拉了大笔广告款给香港文汇报，故使这家香港报纸办事处落脚大连，而雄心勃勃的薄熙来则立志海外招商，重塑大连形象，正急需文汇报为其大造舆论。故双方一拍即合。

尽管就我个人来讲，对薄熙来没有太好的看法，但报社领导要求我，把个人成见与报社工作区分开来，为得到办事处首席代表兼高级记者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我们的报纸必须为大连的改革开放甘当吹鼓手。并由此换取广告收入，自负盈亏。

上任不久，我就参加了一次选举市长的第十一届人代会，开会前有人在场内外暗中散发传单，其内容是指责薄熙来自任职大连代市长以来，出卖大连的土地给北京权贵，从中渔利，搞形象工程，种花种草不干实事，弄虚作假，欺骗上级等，并配有一副漫画，画上是个子高大的薄熙来，背着一个大麻袋在奔跑，满头大汗，他表情象沿街叫卖的商贩，滑稽可笑，上面写一行大字：薄熙来把大连整个卖了！这个事立即被国安特工报告薄，他顿时大怒，命令公安人员展开调查，以破坏选举罪，严惩罪犯，但当时的公安局长是王永奎，他与班子人员研究后认为，这构不成犯罪，查到亦难办，但又得罪不起薄熙来，便巧妙地以没有查到线索为借囗，拖而不办，薄熙来素知王局长是于学祥线上的红人，就气愤难忍，一边参加人大会，一边寻思讲话稿，虽然上级已任命他为唯一市长候选人，这种等额选集不过是走过场，但漫画事件仍然提醒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还有许多人在暗中捣鬼，所以他叫车克民等特务，监听一些代表的手机，知道他们的选举意向，该拿钱摆平的拿钱摆平，该恐吓的立刻恐吓，该请客吃饭的就马上吃饭，总之仔细地计算选票情况，生怕有任何闪失。

好在，大连的人大代表，大都被薄熙来的死党或金钱买通，或武力恐吓，在会上表决时超过了半数，而且正巧是411票，这使自信心大增的薄熙来喜出望外，权己在手，又是4年，这才是扬眉吐气。薄熙来说，漫画的事，慢慢地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至今事过境迁，年头已远，但我还能记得，人代会在大连市中山广埸的人民文化俱乐部举办，薄熙来说，我得了411票，还少10几票，但不要紧，省委支持我，群众支持我。大连的电话号码的地区号是0411。。。。。。许多人都笑了，包括卞国胜，高姿，于学祥等人，他们笑得不同寻常。

显然，在薄熙来看来，0411的地区号与411张票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这叫天意，出身于北京高干家庭的薄熙来不认为自己当官是靠老子，而是君权神授，是民意支持，是天经地义，此后他之所以做出许多与他在北大所接受的教育，完全对立的丑事，均与他骨子里的这种封建意识有关。

在香港明报首次介绍薄熙来

由于我调到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工作，按照中共国安局内部规定，我的电话，包括手机与坐机，就已被卫星定位24小时监控了，这是我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才知道的。

虽然，我个人无意于巴结薄熙来，但我喜欢发布新闻稿，我觉得深入生活的过程，特别是采写与发表文章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于是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薄熙来当选大连市长》的新闻稿，大约1500字，我还引叙了薄熙来关于他一生要刮三埸台风的讲话，他说他属牛，每到本命年就想刮台风，他就要为老百姓办一件大事。。。。。。我还生动地描绘了大连人大选举的情况，以及他对411张赞同票的想法。此文发到香港《明报》后，马上就接到编辑夏泰宁的电话，他说他是中国版负责人，报社副总编，他认为文章很好，可以刊发，他本人亦是学新闻的，与薄熙来是大学同学，也认识与了解薄熙来的为人等等。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1984年薄熙来亲口告诉我，他有许多同学都分配到了海内外各地媒体工作。

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当时薄熙来默默无名，虽然在大连政坛已羽毛丰满，但在香港及海外，人们还没有多少人人另眼关注他，我是出于个人良好的愿望，希望他为大连干一点实事而发表这篇稿件的，我也没有计较报酬，夏泰宁在发表时不属我的实名，我也并不在乎。而薄熙来的死党后来与我翻脸，在两次对我抄家时，为何没有取走这份手稿与打印稿呢，如果不是疏忽，一旦拿走，假如他本人读过会有所启发吗？会良心发现吗？因为用这篇稿件比对我后来发表在《前哨》杂志上的稿件，可知我对其原本并无成见，对其我存在着一个认知发展与思想变化的过程，我一直在把他当成新闻人物观察与写作，如此而已。做为一个文人，他做得对时我就表扬，他做的错时我就批判，有之改正，无则加免，何罪之有？

后来我多次去香港，见过《明报》的夏泰宁，也谈过薄熙来，夏说那时有很多人读过上述文章，都对他寄托厚望。当然与中共所主持的文汇报相比，香港明报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我指的是有关薄熙来的报道数量，如果查阅自我加盟文汇报之后的中国新闻版，薄熙来与大连在海外的知名度的确增加了不少，但是随着我对其人不断了解与本质的逐步认识，我对其的评价由褒到贬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不管怎样，上述一切都在薄熙来及其党羽的掌控之中，他们正在张开触觉的无所不在的大网，全面而细致地了解我的情况，讨论决定对我如何利用与镇压，当然薄熙来躲在秘密特工的背后，是最终抓我的决策者。他认为文汇报吹捧他是应该的，但批评他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厨师司机当上了安全局领导

薄熙来在当大连市长之前，处于他人的制约之下，还有所顾忌，现在当上实际上的一把手，有了权力，首先是在重要部门安插亲信，他知道大连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性，虽然名义上是反间谍机构，但可以公器私用，打击政敌，排斥异已，恂私枉法，所以薄熙来立即疏通北京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亲自点名叫车克民任大连市国家安全局长，但市委书记于学祥不同意，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便操控人大不批准不任命，薄熙来亦不怕，改任车克民为党委书记，叫“软包蛋”万国涛当局长。市纪委书记王希智对同僚说，从此我们都没有了秘密。

万国涛个头瘦小，贼眉鼠眼，是个见利忘义的势力小人，他早在辽宁大学读书时既在外语系被人耻笑，因为他从某农村考上的大学，不知为何，班里只要一考试就不及格，不及格他就痛哭流涕，同学们都对其不屑一顾，但不想此人毕业后进了大连国安局当了特务，有人说是由于他在大学时代喜欢暗中举报同学思想问题，才被选中的。说来也巧，安全局长万国涛与我太太是辽大同学，不是一班，但同为一届一系，毕业后太太在国旅工作多年，办公搂与安全局不过十米，所以大家混得很熟。

据我所知，在万国涛之前的局长姓马，他人还比较正派，有人曾问他我在香港发表的文章狠反动，应当定什么性质的罪，他认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拘捕。为此他在大连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委婉地谈了他的看法。但薄熙来很生气，把他劝退后，万国涛接手局长，就一切听命于书记车克民了。从此大连市国安局变成了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而车克民把进口的现代化反间谍设备全布用于内斗与倾轧，不仅监听于书记等对立面领导的电话，而且他自已的所有仇人亦都难逃其网。车书记还在大连市开发区湾里乡做房地产生意，用监听电话方式，掌控生意伙伴，逼其就范。

据大连著名律师陈某惠披露，薄熙来与车克民私下列了一个黑名单，把政敌全部拿下，不惜动用多名秘密警察，个个单线联系，对反对过他或有可能挡道的人或跟踪，或监控，从早到晚，不厌其烦地一一记录在案，以便网络罪名，编造证据，拘捕下狱，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还不够，薄熙来指使车克民把特务安插到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等，形成了枉法追诉一条龙的高效的体系。这就是说，薄熙来想抓谁，他就能合理合法地把谁送进监狱。想放谁谁就能仅凭薄市长的一句话重获自由。于是整个大连在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堕落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比如大连名人协会的秘书长王某斌，因诈骗罪被捕，他求情于薄，薄一句话就把他放了。韩某某被拘押，便通过太太找薄熙来的死党刘某茹，刘过话给薄，薄熙来立即下令放人。总只之在薄熙来当政大连的日子里，类似丑闻不断出现，以而使司法的公信力丧失殆尽。

小小一部纪录片的配乐也会引起当时国家高层领导的介入，引发全国音乐工作者的恐惧，结果所有的纪录片都只能用屈指可数的几首歌来配乐，这十分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文化专制”已到了何种程度。

1968年9月、12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公路桥先后建成通车。由于“文革”中经济一片混乱，乏善可陈，所以大桥的建成自然被当作“文革”的“伟大成果”热烈宣传。其实，此桥在1960年1月即已开工，“文革”前已建成大半。为了宣传这一“伟大成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彩色纪录片。纪录片不能只有画面和解说词，还要有配乐，此片自不例外。1969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审查通过这部影片，并指示：“这部影片也可以输出国外。”该片立即在全国上映，同时译制成英、法、阿拉伯等语版发往国外。

没想到，三个月后有人向江青打小报告（告密、打小报告在当时已是普通人的“家常便饭”，道德沦丧，其实始于此时），说这部电影配乐的主旋律是从苏联歌曲《列宁山》中抄袭而来。江青立即调看电影，专门听了音乐，认定抄袭了《列宁山》，勃然大怒。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关系破裂，中共开始严批“苏修”，“文革”的发动即与“反修防修”有密切关系，“苏修”进一步“升格”为比“美帝”还要可恶的“社会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此时，也以苏划界，以对苏态度来分左右、进步与落后、敌与我、革命与反动——与上世纪50年代正好相反——略有“亲苏”即罪莫大焉。1969年8月16日，姚文元严斥道：“现已查明电影《南京长江大桥》确实采用了苏修《列宁山》的一句曲调，出现多次，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说明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很尖锐，而新影有的人员对苏修靡靡之音竟采取了贩卖容忍、投降的态度。”“认真检查有无别有用心的破坏，有关人员做出自我批评。”江青接着批示：“还有下流小调，美其名曰‘民歌’，情郎妹子等等。”“该制片人竟对抗中央指示，背着中央贩卖毒素，要严肃处理。”

江青马上在京召集有关文艺界人士开大会，在会上作了长长的训话。她回顾自己领导“文艺革命”与“文艺黑线”斗争的历史，说毛主席讲文艺界存在着一条又长又粗的黑线，挖掉这条黑线，还会有新的黑线。现在，“文艺黑线”又回潮了，居然有人拾起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牙慧，把苏联歌曲《列宁山》中的旋律塞进歌颂我们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纪录片，是可忍，孰不可忍……由于影片中没有创作人员署名，江青下令要查清作曲者是什么人，并指示此片必须修改配乐后才能上映。于是，这部影片立即从全国影院和农村放映队撤回，发往国外的全部追回，已发行的几百部拷贝全部报废，大批尚待发行的也全部追回。

遵照江青指示，有关部门派“联络员”进驻新影厂，“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始“清查”。制片人作检查，负责音乐者一次次在大会、小会上“请罪”、交待，音乐工作室干部全部被审查，成立“专案组”对有关人员进行全面政治历史审查，凡事先看过这部电影者都要调查、了解。霎时间，新影厂人人自危。

查来查去，终于查清作曲者是上海电影乐团的青年演奏员乐祖风。乐当时才24岁，本是长笛演奏员，但对作曲感兴趣，“文革”中老作曲家纷纷被“打倒”，他与几个青年作曲家一起，为当时拍的一些纪录片、科教片配乐。他们还创作了不少音乐片断，录好音保存在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音乐库作备用音乐素材。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好《南京长江大桥》后，未找专人创作，而在上海科影厂音乐资料库里找到一些音乐素材作为影片配乐，并以乐祖风为纪录片《上海欢庆建国十八周年》所写的一段标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音乐为主旋律。清理、批判完“苏修”，还要落实江青对“下流小调”、“情郎妹子”的指责。不过，有关人员一遍遍看影片，反复研究，还是找不到“小调”和“下流”的音乐，一头雾水。最后，只得把两首带有民族风格的插曲《桥工想念毛主席》和《中国工人有骨气》重新改写，作为交待。江青、姚文元的有关批示随后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人民音乐》1978年第2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音乐工作室：《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场洗劫：“电影〈南京长江大桥〉音乐事件”真象》）

当时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徐景贤深得江青、张春桥青睐，正是权倾一时、红得发紫的人物，由于与上海有关，他也参与处理此事。他回忆说，江青“八月讲话”传达后，调查作曲人员时发现作曲者竟是上海的，他也一阵紧张，立即召开全市文艺界大会，逐字逐句传达江青讲话，强调江青讲话为文艺界敲响警钟，说明对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好在查明乐祖风家庭情况和本人历史一清二白，乐曲又并非他专门为“大桥”创作，而是新影厂“自找”配乐的，所以对乐并未深究。但还是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说虽然他是年轻人，但作这样的曲子说明他深受“文艺黑线”影响，是修正主义文艺流毒影响的具体表现，应当对他进行“帮助”。会后，乐祖风被迫在上海电影乐团作检查，表示自己作曲时虽然没有想到《列宁山》的旋律，但脑子里确实残存着苏联音乐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示愿意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肃清在灵魂深处的修正主义文艺的流毒。（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在那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年代，给纪录电影配乐本来是相对“保险”的行业，但此事却使配乐者也“噤若寒蝉”，不敢创作、发挥，只能从当时屈指可数的“钦定”政治正确的“革命歌曲”中找几段音乐作为配乐。“于是，在我们新闻纪录片配乐中，闹出不少大笑话。如表现厨师炒菜烧饭配的音乐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表现赤脚医生在田头给贫下中农针灸配的音乐是‘向前进，向前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场洗劫：“电影〈南京长江大桥〉音乐事件”真象》）上海的事态也越来越严重，报上有大批判文章称“七个音符里有阶级斗争”，开始找配乐中的“阶级斗争”，结果在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合唱团揪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诬称作曲者在为交响乐合唱《智取威虎山》配乐时塞进了希特勒的御用音乐家理查？斯特劳斯的乐句。徐景贤承认：“一时搞得音乐家人人自危，作曲家‘鸦雀无声’，没有人再敢谱曲了。”但那个年代为配合政治需要，像毛主席会见外宾和重大政治活动如国庆游行等，仍要拍、放纪录片。但纪录片又不能只有解说没有配乐，为提高“保险系数”，于是凡是庄严的影片，就用李劫夫作曲的语录歌“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旋律。但有些科教片或内容轻松一些的纪录片可就为难了。正在作曲家一筹莫展时，意外找到了一个“救星”。原来，张春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亲自审查通过了一部科教片《送瘟神》。这部片子以毛泽东诗词“春风杨柳万千条……”为插曲，配乐比较徐缓、舒展。最重要的是，由于经张春桥审查通过，音乐自然也就“保了险”，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一时间许多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都用这部影片的音乐作配乐。徐景贤回忆：“有一天，王洪文和我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审看’一部某国国家元首访问中国南方的彩色纪录片，一听音乐我们就皱起了眉头，原来这部欢迎外国贵宾的影片配乐，竟是《送瘟神》！”

在十年浩劫中，这大概只是一桩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小小一部纪录片的配乐也会引起当时国家高层领导的介入，引发全国音乐工作者的恐惧，结果所有的纪录片都只能用屈指可数的几首歌来配乐，这十分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文化专制”已到了何种程度。荒谬、荒诞到这种程度，很可能超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的想象。无数历史说明，“文化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文化的荒芜、枯萎、僵化。只有在宽松的氛围中，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才能发展、繁荣，“软实力”才能强大。

希特勒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罪人之一。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 Socialism)与斯大林、毛泽东、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有着共同的邪恶本性和类似的罪恶行径，他们都以虚伪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为幌子，传播仇恨和偏见，鼓动迫害和仇杀，使用暴力强权，否定人权和人道主义。读一读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会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这两大罪恶势力的共同特性，同时深知为何共产党政权要严禁此书。

简单地了解一下希特勒其人及其文化层次，是有必要的。他读书不佳，极想做个艺术家，却通不过画院的入学考试。这对年轻的希特勒是一大打击，此时他又父母双亡，一无所有，孤身飘零。之后5年，他谋生打杂，忍饥挨饿，经常处于失业的困境中。由于这些经历，出于嫉恨，他瞧不起知识者，这与斯大林、毛泽东相似。希特勒讥笑、迫害文化人，以及摧毁文化的野蛮行为，虽然有政治目的，但他早年的卑贱经历却是不容忽视的心理根源。

对希特勒不能简单地谩骂，而应当研究这个犯罪天才具有怎样的心灵和头脑，审视他的犯罪动机和根源所在，捕捉他的思维轨迹及其言辞，研究是怎样的社会情势和历史条件使之得逞。

阅读希特勒，最佳的角度之一是，看看他对他的时代、欧洲情势及其政治对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评论，这或许会比研究者们的滔滔长论更能说明问题。

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瘟疫

希特勒在他的自传《我的奋斗》中谈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时，犀利指出这一学说“由自私和仇恨构成”，是一种“断绝人性”的“毁灭性的学说”：“我看到，这种学说是由自私和仇恨构成的，这种东西能够像数学定律那样引向胜利，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断绝人性。与此同时，我还领悟到这种毁灭性的学说和人们天性之间的联系。”（Ralph Manheim英译本1999年版第51页；以下援引文字皆系此书英文版）“挤眉弄眼的马克思主义者满嘴社会辞藻，弄得云遮雾障，其关于目的的那些错误概念以及这个政党的主旨，在人们眼前象面纱似地飘落。”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瘟疫，精神瘟疫，比古代的黑死病更可怕，民众正在感染这种瘟疫。用不着说，那些知识层次越低的工艺匠人，他的心灵就越是一望无际的沃野，这种恶棍最后就成为一种垃圾分离器，把他的那些肮脏物泼在人类脸上。……这些拙劣的作者们象十分可怕的病菌携带者那样毒害着人类的灵魂，毒害着他们的同胞。”

他看透这种学说具有一种疯狂性及其经常运用的那种狡辩术：“起初，我还那么幼稚，想搞清楚他们的学说为什么有那么一种疯狂性……我讲得口干舌燥，以为最终我必定会说服他们，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疯狂性有毁灭性作用，可是结果常常相反。看起来，他们似乎愈来愈懂得社会民主党理论的毁灭性作用，可是结果却增强他们的决心。我越是和他们辩论，就越是看透他们的辩论术。首先，他们依赖对手的蠢笨，其次当他们理屈词穷时，他们自己就干脆装傻。如果这些手段没有效果，他们就装做不懂，或者如果他们受到挑战，他们就赶紧转移话题，援引一些陈词滥调，如果你接受这些陈词滥调，他们立刻就跳到完全不同的一些事物上，于是如果他们受到攻击，就有了立脚点，假装听不大懂你在说什么……”（同上：第62页）“有时，我站在那里被惊呆，对于他们那种口舌的敏捷和撒谎的技能，我真是惊讶得呆若木鸡。我开始逐渐憎恶他们……。面对这群诱人上钩者们那种恶魔般的本领，谁能谴责那些不幸的受害者们呢？在我看来，使这个到处都是满嘴辩证法、能说会道的撒谎者的民族有点出息是多么难！与这些把你嘴里的真理歪曲得一塌糊涂的人们打交道，真是无聊之至，他们刚刚说出的话，就可以马上食言，拒不承认，脸都不带红的，可是一分钟后却又对刚才那番话信誓旦旦。”

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名副其实的魔鬼”才能够创立这种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精神瘟疫：“基于对平凡的人生经验的感受，我现在开始追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来源……借助我的想象力，我能够预见结局。唯一的问题是，那些信条的创立者们心灵里是否对他们的行动将导致的结果早已有数，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谬误的受害者。我想，这两种因素都有可能。一方面，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有责任努力使自己站在那种给人们带来不幸命运的运动前面，这样也许能够改变这种灾难趋势；另一方面，那些民族中最早创立这种瘟疫的人肯定是名副其实的魔鬼。只有在鬼怪的脑子里－－不是人类的－－才能够策划出那套计划，使那种想法成形，他们的行为最后必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整个世界也将随之瓦解。”（同上：第64页）

他异常灵敏地洞悉，马克思主义必将给人类带来毁灭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否认人的个性价值，……因此抽去了人性存在的基础和文化精髓。从根本上看，这一学说将导致人类智慧所能构想的一切秩序统统崩溃。把这样一种东西付诸实施，只能带来一团糟，说老实话，它只能导致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统统毁灭。”

看来，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那套手段和骗术感受极深，似乎曾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我们必须研究那些人把成百上千各种各样充满最恶毒诽谤和诋毁的无数龌龊污物顷刻之间倒在那些衣着体面的高雅人士身上时使用的那种技巧，他们快得像是变魔术，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通过新闻界那些恶棍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威胁力。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这些精神界的江洋大盗绝对是无所不为。他们会探入最隐秘的家庭帷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果费尽心机嗅来嗅去一无所获，他们的猎物无论在私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无可挑剔，那些恶棍索性就一门心思进行诋毁，尽管你一千次驳斥他们，那种罪名依然牢牢钉在你身上，而且他们那些帮凶们上百倍地重复那些诽谤之言。就受害者方面而言，他的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必须记住，这类低劣家伙动机卑鄙，他们从来不做那种情理之中的事，人类中除他们以外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或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苍天不容！当这些渣滓中的一个攻击起他所敬爱 的战友时，会使用那种最卑鄙的手段，这只势力庞大、无所不在的大章鱼却用一副体面的样子和那种花言巧语把自己装扮起来。”（同上：第86页）

80年来，斯大林大清洗，毛泽东诋毁“胡风集团”、“反右”运动、制造“文革”大批判运动，诬蔑“四五”民主运动，邓小平等人诬蔑和镇压“八九”民主运动、制造天安门血案等等，往人权勇士和知识分子身上泼脏水，往他们的同僚诸如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身上泼脏水等等行为，以及各国共产党玩弄的类似手段和卑鄙行为，都在至今不断地为希特勒这番论断提供证据，惊人地显示希特勒对这种邪恶的政治流氓势力看到骨髓里去。共产党玩弄的政治宣传，耍弄的政治手腕，做事的不择手段，以及深入个人私生活以寻求整人材料，卑劣地从事各种诽谤和抹黑活动，把人间正道和志士仁人妖魔化，人们有目共睹。

希特勒感叹，那些跟随共产党走的人早晚要落入陷阱，成为一种邪恶的势力：“我真是不能理解，人们怎么能够这么盲目地跟随马克思主义者们，跳进他们有意制造的这个陷阱，这早晚有一天会发作，成为一种邪恶得可怕的势力。”（同上：第155页）不知多少人吃过这个苦头而后悔不迭。那些跟着他们去斗人、批人、陷害人的人，活得像只狗，没有人格尊严（后来周扬一再向他当年掌权时受到迫害的人们道歉和忏悔），感到自己一生被钉在耻辱柱上。当年文革中的数百万红卫兵，今日也应当为自己当年的愚昧和暴行而有所悔悟。

希特勒自诩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我常常憎恶议会，但是议会本身作为一种制度，我并不恨它。恰恰相反，作为一位热爱自由的人，我甚至不能想象任何其他可能有的政府体制，就我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态度而言，我以为任何一种专制制度的构想都是对抗自由、对抗一切理性的一种罪行。”他似乎也看到人类需要一种崭新的精神理念来对抗那伙邪恶的敌人：“任何企图与一种和暴力手段相联系的哲学做斗争的尝试，最后都要失败，除非是以一种崭新的精神态度从事战斗。”（同上：第172页）

他甚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越是考虑到政府必须对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归依的社会民主党改变态度，就越是认识到缺乏一种实用的学说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打垮，那么应当给群众什么东西呢？”希特勒所说的社会民主党，即欧洲共产党前身。

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术

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及其后辈，都把宣传视为他们的生命线，这与他们手中把持的军队构成两手，即所谓两条战线。前者是对人民进行精神上的瞒和骗，蒙蔽和控制，后者是对人民进行肉体上的摧残和消灭。他们不知做了多少关于宣传工作的所谓讲话，不知建立了多少宣传方面的组织和机构，不知培育了多少干将喽罗，加强这一手段；如今为了对抗高科技时代的科学进步，他们又配备了数十万网警网特，监控人民的思想和言论，抓捕言论犯和思想犯。希特勒的政治本领和手腕，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政治对手即马克思主义者们。人们大约忽视了这一点。请听希特勒怎么说：“自从投身政治运动，我就对宣传活动极感兴趣。我发现主张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对这一工具把握娴熟，玩儿得技巧惊人。”“我们没有做成功的，敌人却以惊人的技巧和出色的算计而做成功了。我本人，从这位敌人所拿手的战争宣传上学到极多东西。”“我进入德国工人党之后，立刻接管宣传工作，我把它视为最最重要的工作。”

希特勒从他的对手那里学的这一手，就是宣传术。希特勒写这本自传时，还未掌权。掌权后，他和戈培尔们大大发挥了这套宣传术。追根究底，这套手段来自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共产党的革命家。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欺骗、仇恨、暴力以及大规模迫害和集体屠杀等等邪恶手段方面，如出一辙。

希特勒的狡猾，从他谈论宣传的对象即已透露：“第二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是：宣传应当面向谁？是面向具有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还是面向那些受教育少的群众？宣传必须经常而且是完全面向那些群众。”这与共产党的宣传路线和组织路线，如出一炉。他们要面向贫下中农、大字不识一斗的城市贫民和无产者们这些广大群众。希特勒对宣传的妙用理解颇精：“宣传的内容不是什么科学，它不过是一种招贴的艺术。这种招贴的艺术依赖于设计者在吸引群众时运用形式和色彩的那种才能。一个用来宣传艺术展览会的招贴，必须抓住公众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向正在展览的艺术品。在这方面，它越是成功，招贴所宣传的艺术品就越有魅力。招贴应当使群众对展品的重要意义有一个感知，它不应当取代展览品。”（同上：第180－181页）

他对操作政治宣传时的种种技术手段颇有研究：“宣传的作用并不在个人的科学训练，而是在唤起群众注意某些事实、进程和必然性等等，使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第一次进入群众的视野。所有这种艺术在于操作时十分讲究技术，使每个人都相信这个事实是真实的，这个进程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正确的，如此等等。可是，因为宣传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必然性本身，因为它的作用就像招贴那样，在于吸引群众的注意力，而不在于教育那些有知识的人们或是那些努力使自己有教育和知识的人们，所以针对绝大多数人，宣传的作用必须集中在情绪上，它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水准上针对那些所谓知识者。一切宣传都必须走俏时髦，而且它的智力水准必须面向最低心智水平者。因此，宣传所动员的群众数目愈多，宣传本身的真纯心智水平必然就愈低。”宣传是招贴，宣传要集中在情绪的鼓动，宣传要面向心智水平低的人，这些都是诀窍。注意他说的一句大实话：“宣传所动员的群众数目愈多，宣传本身的真纯心智水平必然就愈低。”这样的大实话，他的政治对手们是永远不肯说出来的。
（待续）

焦国标 译编

五、谁来做制度发展基金会的创始成员？

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这个名称是经认真斟酌敲定的。它反映了如下事实：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的终极目标是改变和改善危地马拉的制度。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压倒多数的参加者将是来自社会各关键部门里“正在升起”的领导人。我们为参加者设定的目标是回到各自的机构促进变革。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关乎制度的成长和变革，并且关乎如下信念：对于该课程的参加者来说，这个方案将在他们各自的机构里发挥“力量倍增器”的作用，从而加速推进危地马拉和平进程。

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之聚焦于作为国家变革主要工具的强力机构（军 队），意味着该研究对危地马拉军队的态度做出了严格限定。注意到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此时，军队是这个国家运行最为有效的强力机构。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并不立志打倒这个有争议的军事机构，而是通过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的毕业生来提升军队和其他国家机构的水平。我们需要许多更强大、更有效的机构来参与营造构建和平所需的国情。如此对待军队，可以促使这些强大、有效的机构之间产生更平衡的互动。

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通过说服危地马拉两位偶像级前总统出山服务于指导基金会的创始成员委员会来奠定其政治影响力和无可质疑的中立性。前一位总统是危地马拉左派英雄，广受钦敬的阿雷瓦洛（Juan Jose Arevalo）博士，他在1945-1955年任期内进行的改革曾激起这个国家20世纪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后一位总统是1970-1974年执政的阿拉那（Carlos Arana）将军， 一位危地马拉右派英雄，曾对共产主义叛军发起第一场大规模的血腥打击。两位领导人被说服，甘冒自己历史地位受损的危险，为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及其造就和平的承诺出台站班。两个对立的偶像都参加了这个基金会，等于向危地马拉人发出一个强大信号：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超越了“好与坏”，它是危地马拉社会变革的一个庄重严肃的支持者。

运作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的创始成员数目被定为17人，一个奇数，以免票数相等。除了这两位被奉作“政治平衡器” 的前总统，现任总统、基督教民主党的塞雷索（Vinicio Cerezo），现任国防部长葛若马赫将军，也被任命为创始成员。如此一来，人们便不再怀疑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背后的政治影响力。塞雷索总统与其他16名创始成员一样，将以个人名义任职于这个委员会，这是一个终身任命。为确保军方的长期支持，现任国防部长将自动成为创始成员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每一届新任国防部长将自动获得此位，任期结束即离开委员会。

其余13名创始成员主要是著名知识分子或支持改革的商界领袖。塞萨尔和我，作为国家问题圆桌会议和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的设计者，也因此贡献被任命为创始成员。选拔创始成员的指导标准是有利于强化政治平衡、国家象征和政治影响力。

创始成员委员会每六个月举行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察验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课程的进展情况。两次大会期间，委员会推举一个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三人执行委员会，负责督察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每天的运作。葛若马赫将军被选为第一届中心执行主任，与作为技术主任的我和塞萨尔一起工作。

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及其创始成员委员会一旦成立，接着就是举行一个高规格的主要媒体新闻记者会，正式宣告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成立，其筹备停当的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不久也将启动。公众借此可以对两个实体（基金会和中心）和两个工具（国家问题圆桌会议和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有一个概观性的了解。此外，记者会强调，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眼下并不寻求达成共识，而是致力于提高认识水平，深化对国家领导者和社会各界分歧背后的道理（根源、理由、观念等）的了解。记者会还宣布，在设计方案的运作步骤中，接下来是召开国家问题圆桌会议，确定什么是国家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将是构成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之课程表的基础。

六、国家问题圆桌会议的参加者如何产生？
新闻记者会开球之后，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便通过其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执委会，着手进行为期一天的国家问题圆桌会议的召集工作。该圆桌会议预定由50-70名来自国家众多核心机构的最高领导者参加。会议目标有5个，不过，仅第一个目标是对外公开的。这5个目标是：

1、确定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之核心课程表，即确定五个最优先解 决的国家问题，这是构成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第一课的研究基础。

2、增加透明度，即增加公众对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作为一个透明 和中立机构的认知。

3、深化所有权，即通过参加圆桌会议，使更多具有影响力的危地马 拉人从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感受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所有权。

4、方案影响力，即向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的潜在反对者证明，该 方案在众多危地马拉机构的最高领导者中具有广泛的利益相关度。

5、创造责任感，即增进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参加者的责任感，使 其明白，他们研究的这些核心问题乃是由一个代表国家最重要社会部门的高级团体所选定的。

作为分析国情的平台，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选取政治、经济、社 会、军事和地理等五个国家权力要素进行分析。前四个要素属于传统范畴，而国家稳定策略研究增加了第五个要素——地理要素。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为了强调环境这个新生问题的重要性，然而甚至更希望借危地马拉与伯利兹的边界争端作内聚因素，激活“国家认同思考”。

五要素第一次被正式使用于国家稳定策略研究实力评估排行榜的编 制，通过这些排行榜来确定危地马拉各机构以及那些机构里关键个人的相对实力（军事情报搞到的有用资料对于编制排行榜的工作是大有帮助的）。排行榜回答了下述问题：

1、在国家权力五要素的每一个要素里，关键机构有哪些？

2、在那些关键机构里，谁是关键人物？

3、这些关键人物如何施展其影响力？

4、如何把这些关键人物动员起来？

实力评估排行榜提供的信息，将被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执委会派作如下两个用场：1、以此确定那些我们将邀请其领导人参加国家问题圆桌会议的机构。2、以此确定谁是这些机构里具有核心地位的人（我们称其为“内部冠军”）。这些人对于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具有象征意义，也能有助于我们招募到参加圆桌会议的该机构的最高领导者。

我们采用两个招募手段打动这些潜在的“内部冠军”：1、放映一部充分表达国家稳定策略研究理念的幻灯片。这是一部以一种唤起国家认同感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幻灯片。比如，以演奏著名的危地马拉国歌为背景，方案文件全部以国家颜色（蓝色和白色）制作，等等。2、一份表述清楚的国家问题圆桌会议之目的的说明书，其中包括一份《与会者指南》。该指南告诉参加圆桌会议的最高领导者，他可以从参加圆桌会议中期望什么，什么是他们参加圆桌会议被期望的。

“内部冠军”既帮助我们得以接近各机构的最高领导者，也为我们的接近准备了基础。一旦接近了最高领导者，我们就向他们提供幻灯片和与会指南，并要求他们答应参加圆桌会议。如果我们需要“结束销售”其参会资格（即取消邀约），我们就让“内部冠军”从中协助，或者，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会请出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的某一位著名的创始成员。创始成员们，尤其是前总统阿拉那和阿雷瓦洛，在左右两派的强硬人士那里都有着说一不二的影响力。

无论何时，确保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的可信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招募圆桌会议参加者的过程被分成若干阶段进行。直到接受邀请近乎板上钉钉的时候才正式发出邀请。我们以确保该权力派系内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参加圆桌会议的方式来“锚定”该派系。如果我们需要，这些“锚们”允许我们以他们的名义从他们的派系中招募其他参加者。当时，在危地马拉，大多数有组织的部门，其领导人都是共同进退的。我们尽量利用这一点“聚拢”所有的部门。

七、国家问题圆桌会议如何运作？
我们得到70名来自众多机构的最高领导者答应参加第一次圆桌会议，另有7人预备做替补。这7人与任何机构无关，乃因其在危地马拉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提高圆桌会议的“混合程度”而被选中。

从一开始我们就做出决定：把新闻界排除在参加圆桌会议进程之外。真诚、有效的沟通对于圆桌会议起到预期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假如圆桌会议的参加者打定主意只做样子给自己的帮派圈子或普通民众，而不是拿出自己对国家问题的真实看法，那么新闻报道就会严重妨碍圆桌会议的成果。

会议序曲：迎宾咖啡

为了确保出席人数的最大化，圆桌会议定于下午4：00开始。对于大多数高阶与会者来说，这段时间是他们一天之中较为方便的时间。我们把“喝迎宾咖啡”安排为会议开幕的序曲。这是一段暧昧不明的时间。忙碌的高阶与会者们一到达，立即被舒舒服服地安排在迎宾咖啡处。有几位与会者是具有领袖地位的与会者掮客，掮客们可以在迎宾咖啡处确证那些已公开答应即将出席此次会议的人实际已经出现。其中有些掮客一直等在一旁，直到确信其他与会者已经到达现场，并且已不能退出这个承诺出席的史无前例的会议之后，自己才签到。一旦这个重要的与会者群体到了迎宾咖啡处，便传话给即将前来签到的塞雷索总统。正式放开签到的洪流和国家问题圆桌会议开始的时间是4：30。

会议第一阶段：公民平等发言

塞雷索总统在圆桌会议上的待遇彰显出一个通过国家问题圆桌会议和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支配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的核心原则——国民平等原则。该原则的中心主张是：每个参加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的人都作为平等的危地马拉公民参加，不许建立或认可任何等级排名制。与此原则相一致，塞雷索总统与任何其他参会者一样，按姓氏字母顺序围坐在国家问题圆桌边，任何以位阶建立等级制的做法皆予摈弃，也禁止与会者结成任何小集团。我们认为，小集团将助长“小圈子发言”而不是个人分析。我们需要每个与会者作为一个平等公民奉献出自己的分析，而不是作为他所在派系里某种等级制下附属成员的分析。

圆桌共77席，实到74人。在一个疑神疑鬼的社会，确保方案的信誉是极为重要的。为此，空缺的3席（已确认出席但未到会的那三人）皆以名字牌的形式在圆桌上被标示出来。此举旨在向所有的人昭示：每个已接受邀请并被公示出席的人都确认了自己出席圆桌会议。

在每个接受邀请参加圆桌会议的人到达圆桌之前，都要填写一个国家问题表，这是送给正式参会者文件袋中资料的一部分。该表格列出五个国家权力部门，与会者要在这五个部门之下填写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国家问题是什么。他们可以选择在一个部门之下写一个答案，也可以选择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或五个部门之下为每个部门各写一个答案，并且要写出这个答案的理由或道理。同时他们被告知，无论选择几个部门和给出几个答案，他们在圆桌前陈述自己的选择和道理的时间都只有3分钟。之所以这样做，旨在促使与会者选出最最优先考虑解决的那个或那几个国家问题。我们希望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所处理的真正是危地马拉正在面对的最为重要的问题。

国家问题表收上来之后，圆桌会议开始，每个与会者用3分钟时间为各自的选择说明理由。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执委会三成员认真严格地掌控圆桌会议现场：一位技术主任掌控着一套绿、黄、红三色灯，提醒陈述人他们接近时限的情况；另一位技术主任掌控着一个铃铛，提醒陈述者只剩30秒；执行主任则掌控着麦克风，满3分钟准时掐掉，转给下一位陈述者。这个至关重要的时限处理，不仅对于控制圆桌会议是必须的，对于强化“公民平等原则”可能更为重要。不管来自什么机构，地位如何，任何人不得享受比他人 更长发言时间的特殊优待，或不得试图通过证明这些规则不适用于自己而建立某种身份等级制。由于这些与会者都是非常讲究身份等级的社会里的最高领导者，起初一些陈述者对于执行此项“公民平等原则”的确感到震惊，但是很快大家都开始遵守这个约束了。

会间缓冲：咖啡间歇的交流

在与会者严格按照字母顺序陈述各自所选问题的同时，服务于圆桌会议的工作人员正忙于另一项工作：在与会者先前所填表格的基础上，编制五个国家权力部门中最需要优先考虑解决的问题的清单。在74名与会者中的最后一位陈述完毕，所有与会者都准备享受休会30分钟的咖啡间歇时，工作人员把各部门最需要优先考虑解决的问题的清单投放在圆桌会议室和咖啡间歇区的两个巨大屏幕上。这样，与会者就可以在轻松的气氛里互相交流、谈论屏幕上显示的问题。圆桌会议工作人员的快速高效和出人意料的两个大屏幕，向与会者释放出如下强烈信号：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这个新尝试是严肃认真的！

2010-4-12北京

“我们都活得很苟且”

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回社科院、哲学所，看看院内、所内同仁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反应。

12月23日，也就是事发的第三天，我把《声明》的中、英文两种文本同时群发给全所同仁，但回函寥寥。可以想象，很多人有顾虑。

这里公布两封回函（名字隐去）。一封是一位老先生的，言简意赅，意境深远：

张博树先生蕙鉴：

希望先生妥善解决工作困难，也希望先生一如既往地探索中华发展之路。

前途未必光明，道路注定坎坷。思想家在庸人中的命运早已由苏格拉底演绎，但探索者的足迹青史留踪。

另一封出自晚辈学人之手，虽显无奈，仍然表达出明确的是非：

博树老师：

收到《声明》，方知事态以至此地。可叹！世风浑浊，人心迷蔽，正义不申，真理不彰，真要把人推向无穷的绝望！想到魔鬼的脸上总是挂着胜利的狞笑，而赤子却总是在刀锋上舞蹈，怎不让良心渗出血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解冻也非一日之功。这缓急进退之计，不必晚生多说了，您一定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来面对这个事件。念及古之君子士人，还有同进共退的风尚，而今我却困在生计之中，言不能为您申诉，行无法与您共进退，奈何！

同一天，我妻子愤怒之下，给所长谢地坤、书记吴尚民分别打电话，质问哲学所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谢、吴的反应充分证明事发之后哲学所领导层的内心尴尬。

妻子问：“哲学所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谢地坤答：“因为他违反了社科院的纪律。”

“违反了哪条纪律”？

“他无故旷工。”

“怎样叫无故旷工？”

“他去美国没有得到所里的批准。”

“所里为什么不批准？难道他是去游山玩水吗？”

“他去干什么他自己知道。”

“那您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对啊，他是学术访问去了，而且之前跟你们打过招呼，你们没批准，你们为什么不批准？你得把话说清楚啊。”

谢愣了一下，答“这个没有必要说”。

“什么叫没有必要说啊，你是所长，你们都是当官的，你们这么做有什么道理啊？你们对人负责吗？！”

“我们当然负责，这个事情我们开会研究了很多次了。”

“那你给我说清楚，他出国学术交流你们为什么不同意？”

砰一声，电话挂了。和吴尚民通话的情形也差不多。面对“出国学术交流你们为什么不同意”这样的提问，他们真的无言以对，无法回答。

事实上，《决定》丑闻曝光后，所里有一些同仁已经在酝酿向院所领导提出意见，干预此事。据知情人告知，所里几位老先生共同起草了一封致院领导和所领导的意见书，意见书并没有阐述什么微言大义，只就所里《调离决定》给出的理由进行分析，用证据说明所里的决定不妥。意见书指出：所里以张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两个月“未请假”就算“旷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有一位在职研究人员7年一直在国外陪小孩读书，只是利用孩子寒暑假回国时才来所露个面，却从没见所里有任何处理，这公平么？再者，出国需要“批准”，批准与不批准的根据、标准又是什么？中国哲学研究室原室主任郑家栋利用出国“讲学”之机，先后六七次带假夫人（实为女偷渡客）出境，赚取非法收入，每一次也都是所里“批准”其出国的，这又怎么解释？意见书最后呼吁：学术思想自由是社会繁荣昌盛的前提，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保障，这是国家法律所肯定了的。对于张博树这样一位遵守国法、勇于探索的研究人员，作出限期调离的组织处理，我们认为不妥！在哲学所的历史上，1957年也曾发生过开除像赵中立、徐慰庸、许良英等一大批研究人员的类似“悲剧”。孰是孰非，历史己经作出了最公正的结论。希望有关领导汲取历史教训，谨慎从事，撤销不合理的调离决定。

这封信的起草者正在征集签名，却被所里很快知晓。老所长李景源亲自出马找起草者谈话，说事情不像他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张在境外频繁活动，与分裂主义分子见面，已经不仅仅是言论问题。更让老先生们感到意外的是，所里居然准确地讲出哪些人参与了签名，尽管起草者在联系签名时，是分别联系的，彼此之间并不知道还有谁参与这件事，但所里竟然一清二楚！在李景源的高压和恐吓面前，离退休老先生们和已经表示要签名的在职同仁不得不放弃联名上书，只是起草者以个人名义提交了这封意见书。所里同仁的一次义举就这样被所领导瓦解了。

就在所里同仁酝酿提出意见时，院里也有一些老先生在串联，准备向院领导上书，反对哲学所的《调离决定》。研究生院的一位离休编审就给院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发了这样一封电子邮件：

近日从网上看到，哲学所要开除近年来为新启蒙和宪政民主运动做出了优异贡献的张博树同志，我忍无可忍，起草了一封给院领导的信，现附上，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我是本院研究生院的离休编审，离休前任研究生院学报副主编，并曾兼任哲学所硕士生导师，也算是博树的老师。博树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好学生，因而对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更加感同身受，义愤填膺！

您是我素所敬重的正直学者，相信您一定会认同我的义愤和对张博树的声援。如蒙在所附信件上签名并联络其他离退休学者，是所至盼！如对此信及此事有何见教，更盼不吝赐下。

顺致新年祝贺！

（姓名略） 12月23日

这位老先生起草的致院领导的信全文如下：

陈奎元院长：您好！

听说我院哲学所近日通知张博树博士限期调离，我们深感不妥。他是我院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在我院工作已近20年，今年55岁。这样的年龄，让他到哪里去寻找其他接收单位？如此决定，显然是要剥夺他的生存权。我院是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理应模范执行双百方针，对于学术思想方面的探索有包容的气度。民国时代中央研究院尚且能将郭沫若选为院士，毛泽东时代能将张闻天安排到学部经济所当研究员，如今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难道不应当比前人做得更好一些吗？我们都是在社科院供职到离退休的老人，为我院名誉和未来计，敬请慎重考虑，尽快纠正这一错误决定。

顺致新年祝贺！

签名人：略

以上电子邮件和意见信，起草者曾抄送给我。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也许老人们已经把这封信递交了上去，也许这个倡议同样被什么人、什么势力瓦解掉了。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从心里感谢这些师长和长辈们，他们不仅是在关心我个人，而且是关心我们这个国家，希望我们的社会向前走，不要倒退！

上述情况都没有上过互联网，公众并不知道这些信息和社科院内部的反应。公开在网上表明态度的社科院同仁也有，我的同事、现在已经调离哲学所的黄裕生研究员就是一位。早在2008年年底所里给我考核“不称职”时，裕生就曾找到所里表示不同意见；这次调离事件发生后，他又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开发表文章“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一个令这个时代蒙羞的消息”，这篇博文写道：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时至今日，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再以任何理由抗拒自由，因为我相信，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也一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试想，一个连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都没有的地方，能够有属于它的未来吗？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的地方，除了统治者的霸道与腐败，除了愚民的盲从与草民生活的暗无天日外，不会再有任何东西！而今天，没有一个中国人不渴望开创属于他自己的未来！

不用问，没过几天，这篇博文就被网管“和谐”掉了。总的说，更多的同事在这件事情面前选择了沉默。这可以理解。我在哲学所20年，和同事们的私人关系良好。几次参加所里组织的旅游活动，也和一些同事有过深入的交流（平时反倒没有这样的机会）。看得出，尽管在学术上、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大家观点未必完全一致，绝大多数人还是赞同我的工作的基本价值和努力方向的。不少同事私下的鼓励、称赞、担忧，乃至劝诫，都记在我的心里，至今历历在目。他们选择沉默，固然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因为极权政体从来都是建立在臣民的沉默和服从基础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心里没数。记得事情发生没两天，正好在我住的小区门外遇到刚刚下班的一位所内同仁，这位同事非常关切地问我的打算和生活安排，并且发自内心地表示：张老师，您看我们是不是活得很苟且？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只说：我自己也曾有过恐惧，战胜恐惧需要一个过程。

回到家后，这位同事说的“活得很苟且”这句话，还是让我心绪难平，玩味了许久。

用行动书写思想自由的历史

思想自由的价值，是人所公认的，特别在知识界，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但实践思想自由，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你拿出勇气，付诸行动，还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人是一种精明的理性动物，行动前总要进行“合理估价”和“理性选择”。然而理性选择的标准为何，却极为重要。如果这个标准只是自己那一点“利益”，尽管它可能符合经济学一般假设，但放到道德和哲学人类学天平上，放到社会和人类的整体事务和未来发展上，则一定问题多多。仍以“沉默”为例。我们当然可以明白，在今天这样一个后极权主义的社会语境内，“沉默”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安全”，意味着眼前“利益”的保存和不至丢失，因此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所有人都选择“沉默”的结果，恰恰是极权统治的巩固和继续。每个人看似“理性”的选择导致了整个社会非理性状态的持续，而每个人生命中的更高价值——自由——也正是在这种似是而非的选择中被丢弃干净！这是一个党专制体制下典型的“囚徒困境”。其实，只要更多的人拿出更多一点儿勇气，不需要太多，只要一点点，不要只想着转型以后的“搭便车”，而多少付出一点牺牲，或做好这种付出的准备而去行动，再行动，社会就会有改观！我们的国家就会有进步！

中国人、中国知识人那种“苟且”的日子确实过得太长了！早到了应该改变的时候！

至于那些已经在体制内得到“好处”、捞到一官半职的当权者，情况自然要更复杂些。以李景源为例，本文已经讲过这位哲学所前所长曾经为我的职称奔波过，也曾经为改善我的收入努力过，这证明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但同样是这个李景源，在“调离”丑闻暴露后，充当专制体制的马前卒，瓦解了所内同仁的联合上书，还在一些场合宣扬“张拿美国人的钱，支持藏独”等等（一位老先生给我打电话证实了这个消息）。说我“拿美国人的钱”、“接受境外资助”，我可以一笑了之。不用说我还没有拿过“美国人的钱”，即便拿了，只要是干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有好处的事，又何惧之有？社科院又接受过多少美国基金会的资助？当然，杜撰这种故事的人是别有用心。一年多以前我就听说过此类“故事”，也相信“有关部门”一定会整出这样无中生有的“黑材料”，否则怎么能证明他们“政治正确”、“师出有名”呢？需要考问的是李景源为什么要到处散布这些东西？难道他真的认定我已经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敌对分子”、一个“支持藏独”的分裂主义阴谋家？未必。虽然共产党敌对思维那一套的确害人不浅，我还是不相信李的认知已经混乱到这种地步。那么李为什么非要大肆散布这些说法？这正是问题的蹊跷之处，也正是李的行为的恶劣之处。李必须把我说成是这样的“敌对分子”，才能给哲学所的《决定》，这个他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有一份“责任”的《决定》找到一个似乎更站得住脚的理由，也给他们自己的令人不齿的行为找到一个似乎合理的根据！这当然不再是认知问题，而是良知问题。李的这些行为，是要放到道德和历史的天平上接受评判的。

专制体制固然可恶，但个体责任不能因体制的可恶而滑脱。每个人都必须对历史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个人都构成这个体制的一部分，承载了、传递了、执行了这个体制的恶。这也是本文把每一位重要当事人都真名真姓、记录在案的理由。

后极权时代思想自由的抗争，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政治转型的一部分。我和社科院的博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个案。当然，它同时又是一桩“公案”，这不但在于，这场博弈引起了海内外华人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更在于，它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自由与反自由，抗争与控制，公民的权利与对这种权利的扼杀，奋起中的公民社会与衰变中的极权体制的搏斗，等等。就社科院而言，作为公共财政支持、应该为老百姓说话的社科院和作为官方御用机构、只能唯当权者“旨意”马首是瞻的社科院，这种角色的错位正在变得越来越“抢眼”；对于社科院的学者，或者，广而言之，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后极权制度语境内的千千万万中国学人而言，选择对历史的积极介入还是选择那种可怜的犬儒式的逃遁，也已经变得无可规避，必须面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行动，也需要“自我救赎”，需要去掉自己身上的那份奴气。在这个过程中，勇气是重要的，良知同样是重要的。

应该承认，我们这个国家正在发生变化；当政者也不能说没有进步。像我这种言论，如果倒推40年，恐怕枪毙三回也不止了。现在毕竟已经不同。有些朋友曾讲：社科院能够容忍你这样的学者，这是国家的进步。当然，他们现在终于下手了，但他们毕竟曾经容忍了那么长的时间。从处理的方式看，“限期调离”属于“组织处理”的一种，余涌等人曾反复解释这不是“处分”。这自然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不管名义是什么，把张某人赶出社科院才是他们的目的。但他们毕竟不敢公开打出因言治罪的旗号来，甚至不敢直接用“开除公职”之类的“处分”形式。为什么？时代变了。刘军宁10年前被赶出社科院，也是采用的“限期调离”这种方式，但由院监察局约谈，气氛严肃，如临大敌；如今范亚峰和我本人再次被“限期调离”，情况已经大异，连“红头文件”的宣布者都自觉理亏，不过是硬着头皮在执行一件苦差事而已。

人心思变。中国正在往前走。最近北京一些朋友创办《中国转型智库网站》，我为这个网站写了篇“发刊词”。其中的结尾部分讲到：

回首百年，中国的制度现代化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但我们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几代先贤，包括晚清和民国早期的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开创者如孙中山、宋教仁、陈独秀、李大钊，内战和抗战时期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张君劢、傅斯年，也包括1949年以来在特殊而严酷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坚持独立思考的顾准、李慎之等，都曾经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奋起而呕心沥血，为摆脱我们这个民族的制度困境而殚精竭虑。

今天，已经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是一个讲究“全球治理”的时代，是一个自由民主成为全球共识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在追求民主价值、建设宪政国家、实现精神重建方面，至少应该不逊于我们的前人吧？

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自勉。就个人而言，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对家人的歉疚。我的妻子、儿子毕竟因为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压力。好在儿子已经长大，妻子也做好了风雨同舟的准备。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从五四到六四》，还有5卷书待写；《宪政改革报告》，也还有8个分报告待完成。但这都不在话下。思想者的宿命本该如此，这是生命的荣耀。

本文所述及引证材料，均为事实。我的流水账式的简单日记为写作本文帮了大忙。也可能有记忆不确之处，欢迎有关人士（特别是哲学所的人士）补充或证伪。我很希望吴尚民书记的谈话记录有朝一日能够公开，虽然我从来没有在吴书记的谈话记录上签过字，不能算严格的“笔录”，但我还是相信那份材料应该是对本文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最后告诉读者有关此事的法律进展：2009年12月21日哲学所向我宣读《限期调离决定》后，我委托律师于2010年1月6日向中央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申请书》指出：本人出境进行正常的学术活动，持有合法有效的护照、邀请函、签证等，并获得国家出入境管理部门的许可，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我并不属于《护照法》规定的出国访问须经单位同意的三种人士的范围。被申请人以我出境未经单位批准，违反了单位内部规定为由，将我限期调离，是适用法律错误。《申请书》还强调：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公民享有学术研究的权利和自由。被申请人这一决定的实质，是对我近年来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打压；是对我的基本宪法权利的剥夺和侵害。同时，这一决定，也侵害了我的工作权和生存权。《申请书》要求哲学所撤销有关“限期调离”的社科（2009）哲所人字第21号决定。

《申请书》递交的第二天，也就是2010年1月7日，接到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回函，告知本人提出的撤销《限期调离决定》的请求“不属于本委应当审理的人事争议范围。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条第三项之规定，本委决定不予受理”。

2010年1月12日，律师将我的《起诉状》递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状告社科院哲学所，要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2009年12月15日社科（2009）哲所人字第21号限期调离的人事决定。立案庭工作人员表示要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迄今为止，已近两个月，这个“请示”仍然没有结果。法院的说法是“请继续等待”。

（全文完）

4月13日，辽宁省庄河市上千名村民聚集政府门前，为求见市长，集体下跪长达30分钟，政府方面仍然无人回应。新闻传出，引发网友热议，一时群情汹汹。4月24日，大连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责令庄河市长辞职。

千人下跪，居然跪倒了一个市长。这件事自然又引起人们议论纷纷。

我们知道，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老百姓见官是要下跪的，当官的见皇帝是要下跪的。到了现代，这种规矩早已废除。在今天，民众向官员下跪，岂不是自己放弃自己的尊严，自己侮辱自己的人格吗？其实未必。著名的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指出，自辱性行爲也可以是一种非暴力抗争方式。（注）自辱性行爲故意抬高对方贬低自己。这种行爲看上去是把对方抬得很高，实际上是使对方难堪，是向对方施加压力。自己一方姿态摆得很低很低，这就使得对方很难镇压，很难不理睬不作回应，否则就显得太傲慢太无理太没人性。自辱性行为能强烈地突显出自己一方的要求是何等的正义、而且是多么的起码和基本，如果对方拒绝，尤其显得缺德。这就会形成了一种道德压力，既能争取到更多的旁观者对自己一方的同情和支持，又可能造成对方内部的某种分化，而且还能进一步提升和强化自己一方对对方的批判立场与抗争情绪。

民众以下跪的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过去也有过成功的例子。例如1979年1月，在云南的下放知青要求回城，举行了多次请愿活动。中央派出高级官员到云南召集知青开会，在会上，三万知青一齐跪下。令官员深感震惊。这位官员原本是来了解情况，做调研的，目睹此情此景，想起千年古训：“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再不敢拖延怠慢，连夜打电话给中央，第二天凌晨就得到中央方面的肯定答复。

八九民运也有过下跪一幕。那是在4月22日，十万名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三名学生代表双手高举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要求总理李鹏出来接见。跪交请愿书这一举动后来受到很多批评。它被嘲笑爲“跪着乞求民主”，被批评爲缺少公民意识，缺少平等观念，被批评爲向往好皇帝，向往“青天大老爷”，等等。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并不符合实情。不妨站在李鹏的角度想一想吧，当他看到三位学生代表跪举请愿书，而在三位学生代表身后站立的成千上万的焦急等待的学生，当他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被西方媒体所拍摄所记录而呈现于世界长留于历史，他是会感觉很得意，很受用呢，还是会感到很尴尬，很被动，很窝火？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

以下跪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做法在古代、在现代、在中国、在外国，都有不少例子。不过，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下，下跪这种做法的意义可能各不相同，它在对方心中唤起的感受以及在旁观者心中唤起的感受，也可能各不相同。因此我们不可一概而论。有的下跪是乞求，是指望权势者开恩，高抬贵手。有的下跪是恳请，意在唤起权势者良心发现。这一类下跪缺少抗争的成分。象云南知青下跪的情况则不然。虽然知青们是以一种最能表示服从的姿势――下跪――要求对方答应自己的要求，但那实际上也是在告诉对方，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就不再服从。

回到这次千人下跪的事情上来。我们知道，不是千人下跪直接导致了市长下台，而是有人把千人下跪这件事和照片放上网，引起网上热转和网民热议，形成一定的民意压力，按后来地方政府的说法叫“造成恶劣影响”，这才迫使有关上级责令市长辞职。

但是请大家想想看，如果没有千人下跪，如果只有几个人下跪，或者干脆没有人下跪，只有村民在那里坐着或站着集会，要求市长解决问题，像这样一件发生在无名小城的规模不大的群体事件还会有多少人关注呢？

现今中国，平均每天有群体事件三百多起，其中绝大部分群体事件的消息都迅速地淹没在各种各样信息的汪洋大海里，无声无息，引不起任何波澜。

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是，庄河村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下跪的。他们一开始是站在政府楼前集会；只是在对方毫无反应，围观的群众也不多的情况下才集体下跪的。不错，千人下跪也没引起政府的回应，但它无疑加强了周围民众的关注程度。就是因为这震撼人心的一幕，使它产生了很高的新闻价值也就是吸引更多民众关注的性质，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注意：庄河村民不是在官员的办公室里下跪，而是在政府楼前的广场下跪。这说明他们与其说是跪给官员看，不如说是跪给广大公众看；他们与其说是想感动官员，不如说是想感动公众。作为现代人，他们不会不知道下跪是耻辱的，因此他们下跪只是出于无奈。下跪看上去是对权力的屈从，然而在这里，它何尝不是对权力的反讽？村民正是以下跪这种屈辱的方式强烈地表达出他们无助的困境和悲情，并且揭示出政府的冷漠，从而也强烈地表达出对政府的抗议。这就强烈地打动了旁观者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激发起他们打抱不平的冲动。大多数网民都具有健全的判断力，他们一下子就读懂了千人下跪所传达出的全部意义；于是你也转发我也转发，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又跟贴又发文，狠批政府。这就形成了一股不可小看的民意压力，促成了政府内部的分化，迫使上级领导责令市长下台。正像网上流传的一句话：“关注就是力量，转发就是态度，围观就是压力（另一说是，围观改变中国）。”

如果按照某些批评者的观点，千人下跪是“奴性的表现”，是“丢中国人的脸”，那么他们看到这条新闻就只会赶快删除遮丑，不会去四处转发扩大影响，那样一来，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一切，等于是消解了千人下跪这一举动的社会意义，明显地违背了村民的初衷。由此可见，这种批评意见显然是对村民下跪这一行为的严重误解。

在这一点上，专制统治者照例是清醒的。他们很明白当众下跪到底意味着什么。三年前，成都市公安局就发布过一个公告，禁止当众下跪或自杀、举状纸、穿状衣等十几种上访形式。一直有人批评访民“思想太落后”，明明上访徒劳无功，他们还要不停地上访，还在那里盼望包青天，盼望好皇帝。其实，访民们未必就是像他们想象得那么愚昧。他们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上访，与其说是希望政府主持公道，不如说是向社会发出不平之鸣，呼吁公众予以同情和支持。所以他们要成群结伙，要在衣衫上写明冤情，要打横幅喊口号，要当众下跪，等等。实际上，他们已经把上访变成了一种公开表达的方式，一种街头抗争的方式，诉诸公众，诉诸舆论（包括国际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局会恼羞成怒，要打压要禁止；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要理解，要同情，要支持。

就在庄河村民下跪事件之后，我们又得知在湖北的公安县和广西的南宁市也有访民集体下跪，但是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应。这说明下跪这种方式也不是屡试不爽。事实上，没有哪种非暴力抗争方式可以担保百战百胜。如果有，世间的苛政暴政岂不早就被扫除得一干二净？

有些人也承认，下跪一类自辱性行为可以是非暴力抗争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它的自辱性太强，总还是不宜提倡的；就象自焚这种自伤性行为，虽然也可以是非暴力抗争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太惨烈，所以也不宜提倡。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道理。但问题是，除非我们能找出另外的更合适的抗争方式，否则于事无补。如前所说，非暴力抗争要取得成效，关键一点是，尽量吸引公众的关注以及赢得公众的同情、介入与支持。公众越是冷漠，要唤起公众就越是需要强刺激，因此抗争者就越是不得不采取例如下跪或自焚这类极端的方式。今天中国的问题，恰恰就是冷漠症泛滥成灾。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如何克服冷漠症。

注：见基恩?夏普著《非暴力行动政治学》一书第二章第359页，该书由波士顿Porter Sargent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

1883年，正是英帝国如日中天之时。2月28号，印度加尔各答市政厅门前有一场示威，几千人包围了殖民政府，激愤地抗议：“那些人怎么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他们可能对异族作出公正的判决吗？绝不可能！这些人心中充满了仇恨，只渴望权力……”

不，这不是印度人在抗议英国殖民者，而是英国人在抗议本国总督。此前，新上任的英国总督Ripon决定进行一项改革，允许印度人在审判英国人的法庭中担任法官。对于习惯了种族特权的英国人来说，让印度人审判英国人，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有了这场“白人的叛乱”。

这是Niall Ferguson的《帝国》一书中的一个片段，在我看来也是最意味深长的一个片段。

Ferguson写的英帝国史是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在当代语言体系中，有些词汇会引起我们本能式的反感，比如种族隔离、纳粹、殖民主义。而Ferguson的《帝国》，则大约会使读者再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这个词时，激愤的程度略有降温。说他试图捍卫殖民主义当然不公平——这本书完全没有讳言英国1870年代对印度饥荒的漠然、1865年在牙买加Morant Bay对民众的镇压、1898年在苏丹Omdurman的残酷杀戮、1899年波尔战争中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但是他试图引领读者去思考那个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英帝国不同于其它帝国的特点在于，每当英国人对他国实施暴行时，英国内部总有激烈的批评声响起。这是Ferguson对英帝国特点的总结。就是说，在英帝国的拓展中，英国商人获得了强加贸易给落后国家的“自由”，英国军队获得了暴力镇压土著的“自由”，但是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因此剥夺民众批评这种“自由”的自由。在英帝国这个猛虎向世界扑去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试图杀死在自己耳旁嗡嗡作响的“苍蝇”，直到猛虎蜕变成了家猫，而苍蝇在嗡嗡声中变成了老鹰。

1780年代英国刚接管孟加拉地区，一场饥荒夺去了5百万人的生命。1788年英国总督Hasting受到审判就与此有关。写下著名的《法国大革命感言》的英国政治家伯克在审判中大声疾呼：“我以印度人民的名义弹劾他，因为他践踏了他们的权利，将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废墟。”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更是“英奸”倍出：著名“叛徒”潘恩就不用说了，辉哥党领袖Charles Fox为表达对美军的同情，身着华盛顿爱国军的褐色和蓝色出现在议会里。另一个罔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家Guy Carlton则说：“实在不能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是兄弟的话，认我们作表兄弟其实也行”。

1787年，商人Wedgwood开始批量制作一种徽章，白底上一个黑人，底下一行字：“难道我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吗？”此时英国介入黑奴贩卖已一个世纪，但到18世纪末良知的声音已风起云涌，光曼彻斯特就有11000个人签署了废奴请愿书。在这样的“群众运动”面前，英国成了欧美第一个废除贩奴（1807年）和奴隶制本身（1833年）的国家。如果美国当年不闹独立，美国南部的黑奴其实可能早解放几十年，还省去一个南北战争。不仅如此，英国此后还派海军在非洲海岸巡逻，阻止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贩奴船只。

1899-1902年的波尔战争则永远改变了英国政治。为报复顽抗英国的南非波尔人，英军不但对其烧杀劫掠，而且使用了残酷的集中营制度，近2.8万个波尔人在集中营中死去。得知此事后，Hobhouse成立了“南非妇女儿童救济基金”，并迫使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刹住了集中营的惨状，而且在英国内部掀起了“反帝”的左翼政治浪潮，1906年自由党就是通过反帝纲领取得了对保守党的压倒性胜利。

可以说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它挥舞着拳头打天下，但是在帝国的腹地却宽容对政府的自由批评。然而，言论自由是其它一切自由之母，当一个帝国欲称霸世界却无法割舍言论自由时，它实际就已经为自己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英帝国的衰落也许有一百个原因，但是暴力和宽容、强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肯定是这一百个原因之一。正是这种矛盾使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帝国：你不可能一边宣扬天赋人权，一边心安理得地铐住黑人送到加勒比海的甘蔗地。我们知道，自由的性质类似于火苗，借助一点点风力，它就可能无边蔓延。从斯密到伯克，从Wedgwood到Hoshouse，这些煽风点火者的努力，让英帝国的一点点自由蔓延成了更多的自由、越来越多的自由及至势不可挡的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英帝国是被打垮的，不如说是自我解构的。与罗马、蒙古、德意志、日本等帝国的“斩钉截铁”相比，英帝国从来就具有一种犹疑和散漫的气质——即使在英帝国顶峰期间，其国防开支也只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5%，低于大多数普通共和国，更别说帝国。历史学家John Seeley曾这样描述英帝国的兴起：“我们似乎一不留神就征服了半个世界”。英帝国是不是“一不留神”就兴起了当然可以争论，但它肯定不是“一不留神”衰落的，当一个政权的话语构成对其行为的嘲讽，其权力的衰竭就隐藏在逻辑的断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