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渝:大学回忆录——在红都瑞金十二天

从于都到瑞金共一百六十里路,我们走了两天。二十八日由于都出发,经梓山、黄龙到万田,八十里路。

队友某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在瑞金万田记载:“今天我们从于都的西郊大队出发,中经梓山(西——梓35里)、黄龙(梓——黄30里)在公馆旁小桥经过,进入瑞金县。今天行程近九十里。今天我们又一次学习了《纪念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我一辈子世界观人生观改造的座右铭。我学一次纪念白求恩,一定要触及灵魂,向私字作坚决的斗争。”

二十九日从万田出发,经麻地、九堡宿沙洲坝。行军八十里。当晚参观沙洲坝中央执行委员会毛办公处。沙洲坝这里又是丘陵地带。土壤是红色的,树木也不见其多,给人的感觉是贫瘠区。我们先没有进瑞金城,投宿在沙洲坝。

队友某笔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似应为三十日)下午。参观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大礼堂。(介绍略)参观中央执行委员会毛主席办公处。参观红井。”

沙洲坝的胜迹很多,我们一一参观。这一天天气很好,我们先参观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毛旧居。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即使在六十年代,亦是沙洲坝最壮观的建筑。大礼堂呈八角形,像红军八角帽,窗户很多,装着玻璃,相当明亮,可以容纳千余名人。称大礼堂是完全当得起的。它能在战乱中保存下来,真是奇迹。我环绕大礼堂游走,多株樟树或是榕树如同巨伞屹立在大礼堂周围,使大礼堂显得隐蔽。附近有一排排防空洞,说明国民党曾施行过轰炸。毛旧居近旁有株松树是横逸斜出,据说当年毛曾经常倚靠这近乎水平的枝干读书吟诗,于是我和队友们也依次在松树枝干上靠了一靠。然而我所希望的灵感激情的爆发却久而不生。奇怪,沿途我也曾哼过一些打油诗,但真正到了革命胜迹,怎么憋也憋不出一句诗。

接着又参观了中央政治局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我们又慕名参观红都瑞金最富盛名的红井。这口井据说是毛带领村民开挖的。我们上小学时就学过关于它的课文。现在能亲自来到自己在儿童时代就如雷贯耳的胜迹,不禁满心喜悦。其时水井已经围上了栏杆,一个比一人高的石碑立在井旁。上刻: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长征队友们早就准备好了要喝这井里的“圣水”的,几个人便耸身翻过栏杆,用行军壶打水;此时打水的红卫兵虽说不上络绎不绝,但也是接连不断的。打出来的水我们恭恭敬敬地啜饮,喝下去并无异样的感觉。可以慰藉的是,以后能逢人便讲“我饮过毛主席挖的井里的水了”。

——行笔至此,忽然慨叹:当时年轻力壮,喝了冷水居然肚子不痛;吃七八碗饭居然照样行走如飞。呜呼!现在是垂暮老人,只能嘟嘟囔囔地念南宋郑思肖的诗自嘲了:

顽绝真顽绝,以笑为生业;刚道黑如碳,转眼白如雪;

笑煞婆娑儿,尽逐光影灭;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月?

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

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写错字。

昔者所读书,皆已束高阁。只有自是经,今亦俱忘却。

时乎歌一拍,不知是谁作。慎勿错听之,也且用不着。

当年我们也是婆娑儿,不务正业,好高骛远,志大才疏,只管追逐那用五光十色遮蔽的谎言和阴谋,坚信不疑那是真理,那是正义。结果呢?结果是美美地上了一大当。郑思肖年少时不把李白杜甫放在眼里,我们年轻时除了对毛唯命是从之外,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最后呢?惨啊!岂止是“无力收鼻涕”!

沙洲坝离瑞金城六里路,抬脚就到。参观了沙洲坝的胜迹,三十日当晚我们赶到瑞金县城,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瑞金贸易公司招待所里。在瑞金城里我们停留了十天。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参观瑞金革命纪念馆。纪念馆坐落在城区象湖镇。里面展出物品很多,我最感兴趣的是很多历史照片,遗憾的是,大部分集体照里的人物,没有姓名。

队友某在这天夜里十点多于瑞金城写下如此文字:“现在离1967年只不过二个小时的时间。1966年,是伟大的一年。1967年,是更加伟大的一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在红色故都——渡过这个新年,我们将担负更重的任务向1967年前进!新年之际我有两句话,敬祝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今天我们排练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节目,准备明晚到律阳公社东升大队和广大贫下中农联欢。”律阳公社在城郊,我们的宣传,大概是分发毛语录,小合唱,诗朗诵,表演唱,快板,造反舞等等吧。可惜细节完全记不起来了。

一九六七年元旦那天,我们是自由活动。我独自上街闲逛。瑞金是一座古城,有数万人口,街道建筑都十分古旧,上年岁的人穿着长长的棉袍,每人手上拢一个手炉,在街市上踽踽地走。那手炉我摸过,微微有些温热,我不相信用它能御寒,但据说在当地很管用。至于蹒跚学步的小孩子,因为穿着开裆裤,于是屁股上吊一个屁帘,甚是滑稽。街上总是有很多挑担子戴斗笠的人来去匆匆。菜市场每天人头攒动,噪杂喧闹,给人的印象是为了吃饭,人们在不停地奔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里暂时还看不出大气候;就是外地红卫兵极多,墙上红漆写就的毛语录越来越多,红海洋快要成事实了。那时我在心底里对为吃饭而操劳的老百姓是鄙夷的,因为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而奋斗,他们对此崇高目标却浑然不知,麻木而冷漠。然而有时也不免扪心自问,自己的革命动机,真的很纯洁么?难道没有打着革命旗号游山玩水的私心杂念么?一想到这个问题,就赶快避开,不敢面对。

元月二日我们去叶坪参观。叶坪在瑞金东北约十里处,与沙洲坝、县城构成三角形。叶坪的革命遗址有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毛办公处,有毛和朱德旧居、红军检阅台、红军战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苏维埃政府设在谢氏大祠堂里。谢氏祠堂很大,是古色古香的传统民族建筑。祠堂前后总共三进院子。祠堂用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便是苏维埃各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每一间屋表示一个部,毛当年为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称呼始于此。谢家祠堂附近是一个广场,人称红军广场。广场上有一座高达十三米的“红军烈士纪念塔”,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公略亭,博生堡,毛主席车水处,红军检阅台。

队友某笔记:“元月二日上午参观叶坪。在志村。一入志村,有一幢宽六步、长十步的二层小楼。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金库。1931年11月——1933年4月。有土砖砌成,旁边有一棵树,是银行防空洞。由金库向右前行,便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参观红军烈士纪念亭,参观叶坪红军检阅台。纪念亭题词,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烈士纪念塔题词:凯丰、邓发、项英、博古。参观毛主席当年和群众一起车水抗旱的地方。在叶坪从早晨参观到下午三点三十结束。”

红军烈士纪念塔虽然很简陋,但造型奇特。基座是五角星形,塔身是炮弹造型,基部有八面,每面都有当时领导人的题词。好几面的题词都被凿去了,据说那些被凿去的题词是博古、瞿秋白、项英等人的。他们是有问题的人,因此必须从历史上抹去。

这种做法实在不好,它的后果就是历史被改来改去,弄得面目皆非。拿面目皆非的历史灌输给人民群众,只能搞乱人民的思想。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养成假话连篇的恶习,造成全社会假货充斥,劣币驱逐良币,追根溯源,在于正统思想家任意修改历史的行为。上行下效而风靡全社会各行业。可以说,对历史造假,乃是万恶之源,它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最后使整个民族丧失了道德和信仰。

毛当年车水处是一块小稻田的一角,有那么个车水的简单设施,人手扶横木,脚踏轴板,就可以将渠里的水车进高于水渠的田里。

我们下到毛车过水的秧田里捧起一抔泥土,悬想当年情景,心情还真得有点儿激动呢!

一九六七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我们看到社论,觉得非常重要,于是集体学习。因为社论里说,“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革命师生在全国范围的大串连,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连成一片。革命大串连,在全国传播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里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从机关里、学校里和文化各界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社论还号召“知识青年、学生青年要下厂下乡,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组织起几万万人的大军,攻破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本来在我们十二个人组成的长征队内部,就有走路派和宣传派之分,两派争论了一路,元旦社论使宣传派一下子占据了上风。但是我们走路派还是振振有词,不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我们誓不罢休!于是讨论会上又争执起来。队友某笔记记载:“元月二日晚,于瑞金贸易公司。最高指示: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青年运动的方向。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同上。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对我鼓舞相当大。这就好了。只有去与工农相结合,我们才能有生命。工农群众中,我们一定要钻进去,深深地钻进去。二个月来,长征队在某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只练脚板,虽然知道三熟悉一学习一宣传,但故意忘记了似的,只走路,我几次地提出异议,但否决。我们很难和群众接触,有时接触只是沾一沾就走。擦一擦就走,根本谈不到结合。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教导,立即改变前一阶段的不好情况,立刻死心塌地到群众中去,确实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不结合不行。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正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这是长征的次要问题,枝节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走红军的路,走彻底革命的路,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走熟悉群众、熟悉社会、熟悉阶级斗争,向贫下中农学习,向广大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红军道路。如果对这个问题马马虎虎,模模糊糊,那么你走的路再长,也不是红军的长征,你即便从遵义到延安,也不是红军走过的路。对有些同学说来,还存在着过河与不过河的问题。”

争论没有结果,对下一步究竟怎么办,不能形成共识。就因为此,我们一直滞留在瑞金,在瑞金住了十二天!

——后来我获知,在我们下了井冈山向瑞金行军途中,我同班的陈剑鸣等十名同学从瑞金向井冈山进军。我们很可能在瑞金附近失之交臂。这十名和我一样的狂热分子组织的长征队,从兰州步行到腊子口,然后坐汽车进入四川,在广元上了火车,历尽千辛万苦到江西南昌。又从南昌南下到瑞金。准备从那里正式开始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在瑞金我们班的这十位红卫兵突发奇想,宣言成立“中国红卫兵长征大学”。倡议书贴了出去,居然反应热烈,正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宣誓的那天,有五六千人参加。陈剑鸣起草的长征誓言气吞山河,气贯长虹,气冲霄汉。其中有“滔滔金沙江,是我们的游泳池,茫茫大草地,是我们的运动场”这样的名句。他读得铿锵有力,有叱咤风云之势,数千名响应者发出响彻云霄的口号声。宣誓过后,开始徒步长征,目标是井冈山。

陈剑鸣他们十人的长征有个小插曲。他们在前往井冈山的路上,有一天遇到也是向井冈山进军的山东大学的一支长征队;无巧不成书的是,这支长征队也是十个人,更加绝妙的是,这十人全部是女生!这边十个男生,那边十个女生,向同一个方向走,岂不是缘分?不过那时他们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是一边走,一边也忍不住互相偷偷打量,多少有点不大自然。十个男生走路很快,有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没想到在某地方他们又和十个女生碰面,这证明山东女生也是大步流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此后在路上他们又遇见了一次,于是心里有了念想,不免希望再与她们相遇。但是上了井冈山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们。陈剑鸣他们心里很有失落之感。后来他回忆,十个山东女大学生,其中两名长得很是漂亮。

姜维平:矿难不断的中国,滑向何处?

最近,看到两张新闻照片,使我激愤,一张是报道关于中国西南干旱情况的,画面上仅有一个欲哭无泪的孩子,站在一片龟裂的农田里,无奈地思索;一张是关于山西矿难的,直击的是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抢险救援现场,有两个哭喊着的妇女,伸出求援的双手,向空中愤懑地抓去。由此我仿佛看到了中国正在倾斜,听到了她们撕心裂肺的拷问,这一切为何能够同时发生,二者之间有无必然的内在联系?如何避免类似灾难的降临?中国将滑向何处?

当稚气未脱的农家孩童,紧盯着干裂的土地之时,山西王家岭矿难现场,正被世界媒体所聚焦,官方说,现在抢救井下受困的矿工要紧,其它问题会在事后查清责任依法论处,不过,我认为,与以前每一次突发事件一样,矿难早已开始,始于平时官员对劳动人民生命价值的蔑视和冷漠。媒体报道说,有熟悉井下作业区的矿工透露,“其实,出事当天能出来的都出来了,目前仍然被困井下的153人生机渺茫。让矿工们愤怒的是,出了这么大的矿难,领导们却跑得无影无踪。”这一细节,似乎近似荒唐,担负领导责任的干部,却跑得不知去向,但这也符合现有管理体制的情理。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有多名矿工向记者表示,早在事故之前的3月25号,矿方人员就监测到了煤层有水,并将这一情况向上面作了汇报,但并未引起领导的重视。

这是因为,象这样职工众多的国营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实质上是分离的,总经理名义上代表着国家在管理企业,并对工人的生命财产负责,但他究竟能否尽责到底,全凭个人的品质,形同虚设的党团工会等都是摆设,不能起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作用。我以前采访过黑龙江省许多类似煤矿企业,了解那里的情况。当然,有的矿业老板还是不错的,对事业是比较负责任的,但从整体上来看,缺乏制度上的监督,总经理往往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他只顾个人捞钱,大部分时间耗费在酒桌上,吃喝玩乐,招待上级,根本无视底层矿工的生存问题。结果就造成类似王家岭这样的矿难屡屡发生。

有关本次矿难的报道说,3月28号上午11点,当班矿工在掘进中再次发现煤层渗水,当时就向井上调度室报告,“但一个副经理说,你们干,没事”。到13点40分左右,透水事故终于发生了。据矿工们反映,一直到下午4点,不仅连一个救援队都没有赶来,而且,有升井后的工人赶到项目部和调度室去找矿领导时,却发现 “一个领导都找不到了”。矿工马文战说,大约下午3点左右,还是队友曲波借了他的手机拨打的120电话,当时从接警人员的反应看,还不知道矿上已经出事了。由此可见,有关矿业安全的厂内管理和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均已处于瘫痪状态。这正是制度上的巨大漏洞使然。

报道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却没有一个人管,领导全跑光了,所有的工人都被激怒了”。据悉,到28号下午3点多,100多名矿工聚集到一起,将项目部、调度室和会议室的门、桌子以及玻璃全给砸烂了,以此来泄愤。按照他们的说法,“在平时,这几个地方随时都能找到领导”。马文战告诉南都记者,如果矿上重视,几次预报险情都能及时处理,尤其是28号上午发现险情之后,能够果断停工的话,可以说这次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一情节已充分说明,不光是总经理对突发事件失去了责任感和应变补救措施,而且管理层的各级干部均犯有渎职罪,实际上按道理讲,象煤矿这种产业,最重要的不是挖多少煤,创造多少效益,而是人的生命,只有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尽可能狠抓生产,故平时就要把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前矿上的领导都是这样讲的,但可惜只停留在口头上,因为没有一套有效的劳动保障制度和体系以及忠于职守的人,社会上没有,厂里也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被上级任命的总经理的个人品质的推动操控下,辛勤劳作的。

笔者积十几年新闻采访经验,曾在不同的省市看过情节大同小异的矿难,总之,我摸清了两种矿难发生的原因,一种是国营企业,如上所析,它的主要弊端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前者是“空壳”,是“符号”,后者是“专制”,是“人祸”。另一种是个人承包或联营性质的,矿主以各种名目拿到采矿权,贿赂官员是“秘密武器”,一旦得到了支配工人劳动力的便利,他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赚钱,捞回成本,视工人们的生命为草芥,当媒碳生意看涨的时候,他们比传说中“半夜鸡叫”的地主周扒皮还厉害百倍,他们和主管矿业的政府官员相勾结,以各种蔑视和践踏生命的方法榨取工人的血汗,毫不在乎死人事件的发生。比如,在黑龙江省,由于民工大都没文化和技术,到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大量涌入矿业从事这种高风险的采煤业,而且有的世代相传。既便是这样低劣的所谓“煤黑子”工作,也竟争十分激烈,故矿主抓住职工别无选择,求职心切的心理,就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压低薪水,另一方面还尽可能长时间地拖欠工资,“打白条”。1997年我到黑龙江省鹤岗煤矿采访时,听到工人们愤恨地说,由于煤卖不出去,或卖得价格不高,矿上总是不开工资,工人生活无望,但煤照常挖,矿领导照吃照喝,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经理姓张,工人没办法,骂他“张不开”,我提出采访张总,他的办公室人员笑着对我说,他嘴都张不开了,咋见你啊?。。。。。。可见,矿业领导人对工人温饱和记者反应他们诉求的漠视,达到怎样一离谱的程度!我想,每一起矿难,都和工厂的所有制体系与上级任命的领导干部的个人品行堕落有关。

更为最悲哀的是,由于整个社会都已被官员们淡化了人权的重要性,人们一切都以经济利益为指标,特别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全看钱财占有多寡,具体落实到一个企业,就造成矿厂的总经理只抓生产,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矿工只顾养家糊口,不忧灾难的隐患,久而久之,他们对自已应有的生命权也相当淡然,再加上没有独立的工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大部分矿工一生只能随波逐流,过一天算一天,完全没有幸福感和安全感以及尊严。眼下受困井下的矿工就是这样,他们稀里糊涂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对此,许多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每一起矿难背后几乎都有“人祸”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成了一条反复被证明的规律。刚刚发生的山西乡宁县王家岭煤矿事故又是如此,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而“人祸”中的主体就在各级冠冕堂皇的领导者当中。当山西副省长李小鹏3月27日训斥下面的官员——吕良市安监局长张志刚,太原安监局长杨志凌等,参加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迟到早退,不负责任之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已也是其中权力欠缺合法性的一员,道理非常简单:中国如果官员是民众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象王家岭这样的矿难,难道辞职的仅仅应是地方基层官员吗?难道选民还会给李小鹏斥责它人,王君第二次流泪的机会吗?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西南干旱和山西矿难的内在联系,它的对接点都在现有的政治体制里,我们无法用僵化的体制去约束官员或老板真正地关心人民的生命,而打破它又无能为力。所以才出现了上述的100多个工人砸碎玻璃,捣毁工厂门窗的非理性举动,这是一个未来中国的缩影,它3月27日在云南昆明也刚刚发生过,即我所说的“中国的倾斜”。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醒世良药!中国如不尽快进行迫在眉睫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上的“龟裂”和政治上的“矿难”,将可能葬送中华民族的前途。到了那一天,中国龟裂的土地上只剩下一滴水,就是统治者的眼泪!

2010年4月2日于多伦多

吴高兴: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21世纪的头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我们正面临经济单科改革三十多年未有之变局。未来几年,我们面临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前景?这实在是朝野双方共同的心结。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还可以再增长20年,我无法相信这个预言。改革开放30多年积蓄起来的能量肯定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经济增长的能量在原有政治框架内已经充分释放了。诚然,我们看到GDP仍然在以两位数增长,但谁都知道这是地方政府在财政开支日益庞大而税源枯渴的情况下,为了卖地赚钱而不计后果地推动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除此以外,这架已经高速运转了三十多年的机器已经没有新的动力了。我相信,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可以断言的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后,我们已经走到了政治转型的十字路口,其实朝野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点,无非有些当政者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把问题说穿,但他们近几年一直惴惴不安,像走钢丝那样唯稳定是求的心态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当政者总算渡过了2009年许多敏感的日子,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并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从表面上看,金字塔尖上那些权力操盘手们关心的是经济危机下的民生问题,其实他们心里想的分明是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政治前景问题。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牵涉到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之间的关系问题。我相信,弄清这一问题,明确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初期,我们最有可能看到的精彩大戏究竟是什么,这无论对于那些长期以来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献愁供恨的民主志士,还是对正在孜孜不倦地求田问舍的衮衮诸公,或者是对那些站在权力的金字塔尖日夜为党国操劳的政治局大佬们,都是十分必要的。

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往往是纠缠不清甚至有误解的。应该肯定的是,人们正确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密切的关联性。早在1959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Lipset Seymour Martin)就发现,经济发展和民主参与倾向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被称为李普塞特假说。(《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二章:“经济发展与民主”)三十年以后,亨廷顿(1991)进一步指出:“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把产油国作为特例放在一边,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除了新加波外,都是民主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穷的国家,除印度和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不是民主国家。”⑴斯迪芬•海哥德(Stephan Haggard)和罗伯特•R•考夫曼(Robert R Kaufman)(1995)如此评价:“李普塞特最早观察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的相关性是政治科学最有力的发现之一,除了印度等个别例外国家,很穷的国家倾向于实行威权体制,很富的国家则绝大部分是民主国家。”⑵

以此推论,经济发展应该是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但是,这个推论与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许多国家的经验事实相左。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以及韩国、新加波、中国等国家,很长一段时期内,威权政府成功地发展了本国经济,降低了农业人口,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民主变革,反而成为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有效延续威权政体的工具。这种现象,使得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联性产生了怀疑,法国学者索尔孟引用哈佛大学教授罗德理克的话说:“大家都期望民主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但是要证实两者之间的关联却是完全不可能的。”罗德理克甚至提出,经济成长率和民主进程似乎是在两个泾渭分明的托盘上各自演变。⑶

1993年10月,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马克•盖肖罗斯基对经济条件(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和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作了统计学上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民主转型几乎没有作用,而198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却对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概率具有正相关关系。⑷海哥德和考夫曼对此作了更加严谨的研究。在《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中,这两位政治学者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统计年鉴,在拉丁美洲、亚洲、东欧、南欧和非洲的广泛地域内,对1970——1990年间发生民主转型的27个国家转型前(以竞争性选举产生政府的那一年为界)的经济状况作了调查,以转型之年和之前两年的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减去转型之前五年的平均值,发现其中有21个国家在转型前5年经历了经济增长率平均值下降的过程,有18个国家在转型前5年有通货膨胀率平均值上升的现象。⑸显然,经济增长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率上升是这些危机转型国家在转型前的基本特征。

海哥德和考夫曼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危机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⑹经济危机为什么能够对政治改革起催化作用呢?这是由威权统治的特点决定的。威权统治与极权统治不同,极权统治是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但是,在威权主义时代,威权政府虽然仍然垄断着主要的经济资源和传播媒介,但已无法运用行政手段控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更无法运用行政权来控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威权体制的统治中基本上已经不起作用,威权统治纯粹依赖对某些社会阶层的物质刺激来获得支持,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威权政府不掌握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它只能通过财政渠道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层次上对某些社会阶层和特殊群体实行物质优惠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因此,雄厚的财政力量是威权统治得以延续的前提条件。可想而知,一旦经济危机摧毁了这个条件,威权统治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绩效的急剧恶化,即增长放慢和通货膨胀加剧,二是威权政府在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经济绩效恶化对威权政府的致命打击首先是财政收入的减少,造成财政拮据。各国民主转型的历史表明,除非军事失败或被外国占领,造成威权政府退出的直接原因总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及文化精英联盟的分裂和背弃。财政拮据意味着威权政府无法继续用物质刺激来保证军警和其他公职人员对自己的忠诚,也无法摆平各社会阶层特别是强势团体之间在经济收入上的互相攀比。其次,经济衰退时期,各社会阶层的收入水平普遍降低,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的普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常因收入分配不公而放大,变得更加具有爆炸性。在低增长和高通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极易诱发频繁的群体性事件,常见的是,“与严重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冲突直接导致了若干国家在任威权政府的垮台。”⑺再次,危机容易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这大大降低了民众参与反对运动的风险,为反对运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公众抗议的扩大也增加了威权政府实行镇压的成本和风险。

经济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指的是,调整政策会失去既得利益阶层的支持,维持现行政策则会使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威权政府只能在两种风险之间作出权衡。举个现实的例子,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状态,因此,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唯一有效措施,是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措施大幅度增加社会弱势群体的收入,在较短时期内迅速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可是,这样做意味着军警、国家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职工等强势集团收入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导致他们对政府忠诚度的降低。他们是威权政府赖以维持政治稳定的基础,降低这些人的收入无异于自挖一党专政的根基。总之,与极权体制不同,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是威权体制的基础,离开物质刺激和金钱安抚,威权体制就不能存续一天,而经济危机却摧毁了威权体制的这个基础。

综上所述,一方面,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是威权政府用来维持专制统治的工具,只有经济危机才能催化民主转型。对于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现象,海哥德和考夫曼解释说:“某一确定的国民收入门槛可能是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并不能解释民主化转型的动力以及它们为何会实实在在地发生。”⑻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说得更加明确:“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威权政权。……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的实质程度与短期的经济危机或失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威权政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经济公式。”⑼因此,他强调:“如果你想要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⑽

亨廷顿在此书中有一句堪称名言的话:“一个民主政权不是由民主化的潮流建立起来的,而是由其人民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不是由肇因建立起来的,而是由肇端创设的。”⑾这里所说的肇因就是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而肇端指的是经济危机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然,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民主化转型的肇因——我们已经具备了民主化转型的条件,而当前的经济危机则随时有可能引发民主化转型的肇端。我国的民主化转型,现在已经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了!

最后,应该说明,经济危机仅仅增加了民主化转型的概率,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危机一定伴随着民主化转型。亨廷顿指出,每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可以解释民主转型的原因,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是所有民主转型所必不可少的,经济危机既不是民主化转型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⑿在历史上,不乏一些国家的威权政府渡过经济危机的例子。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场严重经济衰退中仍然能够平稳控制政治局面;在非洲的赞比亚,威权政府能够在长期的经济衰退中令人吃惊地保持执政地位;1989年以前的波兰和罗马尼亚也曾发生过严重经济危机,但并没有导致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都没有促成民主化转型。另一方面,发生民主化转型的国家,转型前也并不一定都有经济危机。在海哥德和考夫曼研究的27个转型国家中,有6个属于非危机转型,如韩国、智利和土耳其,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发生在经济高增长和低通胀时期。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经济危机大大增加了民主化转型的概率,作为一个威权体制国家,我国在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增长以后,突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毫无疑问,民主化转型就成了今后几年的大概率事件。至于这种大概率事件是否会成为历史事实,以及会采取哪一种形式——是温和的改革形式,还是激进的甚至充满暴力和血腥的革命形式,那就要看上帝的旨意了。我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是由偶然性统治着,而操纵偶然性的只能是万能的上帝,因为任何概率小于1的事件都不过是一种趋势,在其过程尚未终结时,都有可能被一些随机和偶然的因素所改变。记得江棋生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人类的历史并不是剧本先定的正式上演,而是既存在确定性,又伴随大量不确定性的过程。我想,任何历史剧的看点,就在于它在未谢幕时的不确定性。正是那些对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不确定性体现了上帝的智慧,使历史显得多姿多彩和威武雄壮。

【注释】
⑴⑼⑽⑾⑿塞谬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序P3;P82——83;序P4;P120;参见P46-47;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⑵⑸⑹⑺⑻斯迪芬•海哥德和罗伯特•R•考夫曼:《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P25——26;P33——34表1-1;P24;P4;P26-2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⑶转引自茉莉《读索尔孟的“经济不说谎”》
⑷马克•盖肖罗斯基:《经济危机与政治体制变革:一种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分析》,转自海哥德和考夫曼:《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P32

2010年3月19日

朱虞夫:践行者——我的民主之路(四)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第二部 在浙江省第六监狱

(一)起解
1、不再“看守”

2000年1月6日晚,看守来通知要我准备好,明天送监狱。笼子里微微漾起了一阵波澜。大家打听明天送哪个监狱,有说十年以下都是去乔司监狱服刑的,送药的医务犯来了,大家向他打听,他一口说:“明天送的都是乔司监狱。” 于是猜测结束。又开始了七嘴八舌的监狱介绍,有的说,乔司监狱是从事农业劳动,十分繁重。有的说,乔司监狱的警察素质极差,当年农场里留下来的知青没有回城的就穿上警服当了狱警,喝酒成瘾,打人很凶。顺便还讲起许多趣闻逸事。

我开始整理物品,除了在笼子里随身带的日常用品,其他书籍、笔记、衣物统统不知去向。经再三查询,从口吃看守的抽屉里找出一本《诗经译注》来。因为笼子里的人平时没什么吃的,我将食品分送给几个外地的狱友,也就“准备”停当了。

第二天早晨,看守来开了门,我扛起被褥就出发了,移交给别的警察,我就离开了这艰难度日的看守所笼子了,在这里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看守所有个陋习,每天晚上每个在押人员必须值班二个小时(笼头例外)。值班警察轻松了,可是却苦了我们,天寒地冻的时刻,夜深时分坐起来值班二个小时,实在不堪忍受。主管看守某次对笼头说:“他也值班吗?”笼头说“是”。看守说:“他年纪这么大了,不要再叫他值班了。”笼头回答说,现在人少,过几天人多了就重新安排。其实,笼头心里明白,看守只不过是说给我听听而已,故意搪塞搪塞,事后什么都没改变.据说监狱里有专人值班,没有这种要在押犯每晚轮流值班的事。想想这“看守所”也确实是个多解词,既需要我们被人看守,也需要我们大家轮着自我看守。

负责起解的警察似乎对我比较放心,将我带到里面的三狱,让我等在外面就进去提起解的已决犯。十几分钟后,出来了两个长相清秀的犯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二人竟都是重大抢劫犯。以至于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车出看守所大门,又看到奇怪的事情,有一个外地中年人骑着一辆摩托车等在大门口,我们的警车一开,摩托车就紧紧地跟上。肯定是那人的亲属在我们的车上,可是这押解犯人应该是高度机密的事,犯属怎么会知道呢,由此可见,看守为了“好处”费,竟在私下干着枉法的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2、入仓验货

在手握冲锋枪的武警押解下,大型警车向城市东面驶去,从庆春路沿杭沪公路,穿过乔司到达海宁地界。向东的车到一个小路口向南弯去,我看到左侧有一个工厂模样的门券,标着“杭州铣床厂”的字样。再进去数十米,警车停下,押车的警察叫我与那两个抢劫犯下车,带进一幢四层小楼。

那是一个医院,(后来知道这是浙江省第六监狱的监狱医院,从业的都具有警察身份——不同于监狱内的“监内医院”,由各种犯人来充任“医生”,那已经是后话了。)押送的警察照常非常放心地让我们三人站在走廊上,顾自己进了医生的房间(说是房间,不很贴切,但那里显然平时没有什么病员),带上门。过了好长时间,门开了,警察唤我们依次进去。我先进去,一位年长的医生打量我一番,让我称了体重、量了身高,然后对另一个医生大声讲:“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六。”接着又稍稍问了我的案情,似乎有些惋惜的样子。然后,我奉命去放射室照了x光,医生也草草完事,明显是应付某一种临时的安排。进监狱后,我问了老犯人,说这种检查从来没有听说在监狱大墙外的医院做过,显然,省六监在当时是将我作为“黔驴”处理的。或者他们颇有些作秀的嫌疑。不过,这种所谓的体检就像货物入仓前的检验一样,甚至比那些货物还不如,货物在仓库里灭失了,货主要追究,人一旦在里面被弄死,谁追究。这便是黑狱之黑了。

从医院出来,看到大型警车仍旧停在路上,押送的警察带我们去车上取了行李,便向监狱大门走去,一尊狰狞的石兽蹲在大门前,这就是传说中的九龙之一——狴犴,守护君王威权的神兽。禁闭的大门从来不开,警察带我们走进旁边的小门,一条短短的甬道,传达室的深色玻璃窗使人望不见里面的人影,尽头一面大镜子,我略停一下,看看自己久违的脸,右眼下眼眶还有着玫红色的淤斑,眸子清澈,透出善良和仁慈。我心里一阵欣喜,残酷的境遇,罪恶的渊薮,到底没有改变了我的天性。剧烈的打击没有撼动我,漫长的刑期又能奈我若何。警察打开镜子边上的小门,里面就是阴阳两隔的地界了。

3、奈何桥上

警察将我们带到一条臭水渠的小桥上,又径自去办事了。(同来的抢劫犯说,看守所将犯人送到监狱,要向监狱收钱,每人一千五百元人民币,戏称看守所是“人贩子”。其实,他们收取的名义是在看守所的生活费,我在看守所住了三个多月,不算劳动产值,也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的钱,国家财政用纳税人的钱所拨的行政费用呢?)一入狱门深似海,面对着重重铁门,同来的伙伴情绪低落,特别是那个叫裘琦的,正新婚不久,他犯事已经是很多年了,为了摆平官司,多年来向公安派出所托人情,已花费数万元钱,关系人已告诉他事情摆平了,没想到公安部门为了完成什么指标,楞是将他抓来凑数,被判了十五年,落得个人财两空,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就判了,至少不用折腾着结婚,凭空增加一个怨妇。我知道,这种事在当今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追求完成各种指标,为了增加金钱收入,几乎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在利用公权力作为寻租手段。如前面的萧山遣送站。有的为了破大案、立大功,不惜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养虎成患。他们“捉放曹”是为了财路不断。他们敲诈勒索双方当事人,更使法律的尊严丧失殆尽。当然,在恶法横行的地方遑论尊严。

显然,六监的财会人员还没来上班,那警察又来到我身边与我聊起天来。

这时,我看清楚那是一个儒雅的年轻人,他问我:“你以前当过兵吗?就算在里面当几年兵吧。”我说我没有当过兵。他接着说:“我看过你们的东西,我觉得你们的(政治)要求是对的,我们的社会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你们的(政治)要求目前提出来太超前了,现在实行的话,社会会引起混乱,你在里面呆上七年,七年后,我们的社会肯定发展到那一步,你的想法就和社会同步了。”我把那座小桥称作“奈何桥”,因为它就坐落在戒备森严的监狱大门前,我把监狱大门称为“鬼门关”。传说中人死后,灵魂在进入鬼门关前的奈何桥时,必须将尘世的一切人事彻底忘怀。但是,我无法忘怀这个年轻警察的话,他时时在提醒着我的责任感,启示着我这世界上没有让步政策,既得利益集团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鞭策着我必须为正确的目标作坚持不懈的奋斗。

(二)入监队

1、新地旧事

乍进入监队,就象进入了一个乡村敬老院,干净的院落,粗劣的仙鹤、熊猫、龙和羊羔雕塑,水泥桌凳,水泥围栏,有几个老年人在慵懒地晒着太阳,修篁雀啁,园亭飞檐,一派平和恬静的景象,不禁令人思绪遄飞。 

这是东西长约四十余米,南北宽约十五米的长方形院子,走进院门左侧是一条垒坎培土的绿化带,上面种着竹子和水杉,绿化带中间建一只歇山式的半亭。右侧是一长溜十几间陈旧的平房。西面筑一个水池,垒以假山,缀以仙鹤,里面还养着鲫鱼,供人垂钓(自然不是一般的人)。整个院子空荡荡的,笼罩着一种孟冬时节的静谧。

我们三人被带到歇山亭里站下,施施然过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他进了亭子朝我们略一打量,便要大家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拿出来检查,没收违禁品(诸如香烟、打火机之类)以及外衣裤。发给每人单棉囚衣裤各一套,还有搪瓷饭盆,塑料调羹、塑料凳子和钢笔、纸张、墨水等学习用品(事后知道那是须自己掏钱的)。在检查中,他不时提一些问题,如罪名、刑期、籍贯等等,我回答提问后,他笑了起来说:“你们在复兴茶室开‘一大’?” ——那是1999年2月20日,大年初五,毛庆祥、吴义龙安排在复兴茶室举办一次新春联谊会,有社会各界的朋友前来联欢。正当大家欢歌笑语之时,突然茶室被国安、公安层层包围,坐在桑塔纳里的便衣还戴着耳机似乎在侦听着什么。他们在茶室门口设一道口子,政保科的郑刚和张建华守住口子,一批一批地从茶室里提出人来查身份。11岁的女儿吵着要回家,我便将她带出去。郑刚拦住我不让走,女儿要哭了,郑刚才无奈放行。

刚出门拐弯,北京来的朱锐迎面走来,她显然不知道离她十几米的拐角处布满警察。我让她坐在我的摩托车后座,赶快带她离开。事前王东海没有讲朱锐要来杭州的事,国安警察显然是知道的,他们在里面细细过滤,找的就是这条“大鱼”,事后,郑刚还骗我,他们“抓到了朱锐”。在茶室里最后将来自山东的王金波抓了起来,短期羁押后,由山东警方派人押回。当我将里面的情况告诉朱锐,她显然有些紧张,说她万一出,带来的儿子很放不下心。我对她说,只要我朱虞夫没事,她就一定是安全的。我带她穿过一家商店,到达另一个小区的庭院,她突然很关切王东海的安全,我便出去将王东海找回来。然后我们一起拍了照片——这位老者的话使我想起这些并不久远的事,也使我明白他们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当然,在监狱里这种“享受”需要特权。事后我听说,他姓钟,是因贪贿而入狱的前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2、杭州杭州

钟秘书长去叫人来给我们理光头,我们等着,这时从里面出来两个人,一个敦实的中年男子挽着壮实的青年男子的肩脖过来了,到了亭子前,年轻人问:“谁是反革命?”我身边的两人齐刷刷地朝我一看,年轻人便问我:“你认识他麽?”我看看那中年人,并不认识,但贸贸然说不认识又不礼貌,便回答:“好象面熟,但我记不得了。”中年人眯着眼朝我打量,微微笑着。

年轻人说:“他是某某公司老板邵明德。”
“某某公司?在哪个地方?”
“就在浙二医院对面。”
“噢,我想起来了,是千越百货吧?”
“对啊。”

我立即想起了那个风靡杭城的传奇故事,某个体老板用金弹打翻了一大串公安高官,市局、省厅头头因为丑闻会影响政局而被上面死保,荣获公安部模范公安局称号的江干公安分局局长吴伟虎被差点枪毙,幸亏检举揭发他人才留下一条命。我面前的就是这出《新官场现形记》的大导演了。这故事在看守所脍炙人口,各色盗贼都绘声绘色、添油加醋不厌其烦地奉献自己的版本,津津乐道那些人模狗样的警察其实内心比谁都肮脏。邵明德见我似乎知道他了,朝我笑笑,说:“大家都是杭州人,以后有什么事跟我讲一下。”还是搭着年轻人的肩走了。

等的时间真长,钟秘书长还不见回转。又从外面进来两个穿白褂子的人,我想自己刚在两天前去医院看耳膜破裂,看守所没有将病历和药转过来,顺便问一下情况。那年长的医生一口杭州话,耐心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后,问我:“你夫人是铁路医院的吧?”我以为他认识我妻子,便说:“你认识她?”他摇摇头说不认识,接着又说,听说你会画画,搞过雕塑。我感到奇怪了,问:“你听谁说的?”“你夫人。”“什么时候?!”我更惊讶得目瞠口呆。他诡谲地一笑,点点耳朵,说:“不要告诉别人。”我恍然大悟,哦,《自由亚洲电台》!哦,谷季柔小姐!还有江南先生!在这深牢大狱内,在我久久没有家人一丁点儿音讯而苦苦思念的时刻,你给我带来了福音!从我得到的信息,我知道妻子选择了与我共同面对苦难。记得王有才入狱之初,我与王夫人胡江霞谈起对王有才的社会关注,胡江霞不无忧虑地说,海外媒体关注一阵,以后就不会再关注了。当时我无以言对。是啊,虽然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入狱,入狱也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旷日持久,当你失去所谓的“新闻价值”,还有谁再来为你呼吁,用你的牺牲和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和良知呢?当我得到了这个信息,我感谢那些敬业的传媒记者,感谢他们的慈爱,那是一种博大的人类精神的体现。

 3、强理鬼头  

钟秘书长回来了,将我们的外衣裤收走,说是要拿去烧毁。对此,狱方一直是这样做的,也从来没有人表示过异议,虽然那些人的高档衣物都动辄价值数千元。但是毕竟大多是不义之财,况且从他们的心理上还有想巴结一下狱方,以博得对方几分好感留点后路的考量。可是,我却觉得狱方的这种做法有违法之嫌,不管因为什么“罪”入狱服刑,个人的财产权不能任意侵害。我要求将自己的衣物在家人探监时带回家去,钟秘书长感到很为难,旁边的裘姓犯人也劝我:“你那衣服值不了多少钱,看我的那么好,烧了也就烧了。人都这样了,还计较什么。”当局就是利用了人们处于绝境,自顾不暇,才可以任意胡为,别人可以无所谓,我为什么不起来问一个为什么?我还是坚持不能烧,钟秘书长见我那么“拧”,便作了让步,提出一个中庸方案:挑好一点的留下,由他们保管,家里来人时带回去,其他的烧掉。我略一考虑便答应了。(我离开入监队后,有人告诉我,这个烧衣服的陋习改了,狱方将犯人的衣物捐献给了西部贫困地区。当初如果是这样,我也是非常乐意捐献的。)

我们在亭子里吃了中饭,一铝合蒸饭和一勺茄子。理了光头,(监狱怕服刑人员逃跑,更为了使服刑人员有“身份意识”,平白沾上几分鬼气,每个月强迫服刑人员理一次光头,不久来了新的管“改造”的副监狱长蔡文光,为自己的位置安稳竟随意加码——下令每半个月理一次,天寒地冻,服刑人员苦不堪言,大家赠其“蔡剥皮”外号,更有人打油“只为一人保乌纱,三千男儿齐落发”)。钟秘书长又叫人在我们所有留下的衣物上打印上鲜红的油漆号码。2000年我们是第二批进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的,号码从003至005,我稍加谦让,狱号便是600005。到傍晚时,大队的人收工从外面进来吃饭,院子里顿时喧闹起来。该是将我们安排到监舍的时候了。003和004相继安排进了两个严管组,我一个人晾在亭子里。一会儿,过来一个独眼人,他对我说:“喂,王有才在那里叫你。”我心里一乐:王有才在常山的省一监,怎么会在这里呢?再说,共产党连我们同案见一面都那么害怕,还会把我们放在一起吗?但是既然有人会向我说起王有才,想必这里有熟悉或关注我们的人。于是我带上铺盖随他走去。

到了严管二组才知道,刚才这个组的组长向对面亭子望去,见我长得黑大粗,以为我是江洋大盗,而把那个白净文弱,还在眉心纹上一粒痣的抢劫犯台州人项某当成了反革命。待将他唤去询问后,才明白搞错了。于是,他告诉我,在省看守所时,他与王有才关在一起,王有才就长得很白净。接下来,他又讲了许多王有才的佚事,如有人问王,参加民主党是否有钱,王说没有钱,那人说没有钱谁还会参加呢,王就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民主理念,口干舌燥,乐此不疲。于是,我知道了,王有才入狱后怀着基督徒传道士的心态,并不屈服消沉,他如殉道者般的平和安宁,仍然为自己的信仰执着坚守。

几天后,我遇到了从北京转来的丁林平,丁曾在北京承包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一个公司,被控诈骗受刑,1999年底送回原籍服刑。他曾与胡石根一起关过,讲起胡石根也是这种心态。我感慨万千:我们不幸的民族有幸拥有这样的赤子,然而,当恶魔在吞噬着他们的生命时谁施以援手?!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落井下石,有人嘲讽讥讪,有人趁火打劫。

4、下马之威

这位叫周郭海的严管组长还比较开明,他原先是宁波镇海某电厂的工程师,因经济问题判了17年半,他说已为打官司化了几十万元钱,律师还希望他将官司打下去,他认为不如把钱用到牢里,找个关系照顾一下,刑期减一半,日子好过些。这一招还确实灵,他比我早来一个多月,挂着鲜红的严管胸牌,却当起了严管组长。后来有个他的宁波老乡曹某告诉我,周化了十万元才得到这个位子。当然对于案值数千万的周,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说他开明,是因为也许他有点文化,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新犯人,底气不是很足,他对我没有什么盛气凌人的地方,另外一个名叫徐敏的人则张狂多了。

我进入监队的第二天,周郭海组长通知我去隔壁的教育室,他将我带到门口,要我向里面那个穿便衣的人喊报告,我进去, 他转身就走了。那个扁脸的人坐在办公桌后面,一口诸暨腔调叫我站好,就开始训话,我糊里糊涂弄不清楚这人是干什么的。训话结束,那人严厉地警告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滑头滑脑,就给你吃生活”。回严管组后,别人告诉我,那人叫徐敏,原先是一个银行管信贷的,受贿放贷造成了银行大量损失,被抓来。其实也是在这里服刑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奇观,在这地球上唯有共产党国家有这等奇事,入狱服刑的罪犯竟可以在这里行使国家公权力,他无非是花了几个不义之财,监狱当局就连自己的《监狱法》都不要了,将管理交予他人,更何况是犯人来执行了。奇怪的是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与我单独相遇,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对我表示,他也是没办法。

在我的整个服刑期间,入监队的这种现象还算是轻的,以后看的多了,愈演愈烈,每况愈下。我出狱前不久,问起医院诸暨籍服刑人员张凯,徐敏出狱后情况怎样,张说,听说徐敏出狱后先到当年受他“照顾”的朋友那里,由朋友照应,但是,他已经习惯了颐指气使,朋友无法忍受,崩了。又找过几个地方,都适应不了,目前很失落。我曾从某个资料上看到,某地有一批警察去应聘找工作,没有一个成功的。滥用权力是维持专制的必需,但是却戕害了滥用者的人性,对于专业的警察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假洋鬼子。

我想,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监狱是政治犯的地狱,是腐败分子的天堂,毕竟目前中国贿赂公行,那些警察十有八九不干不净,他们与坐牢的腐败分子比较,无非是一个被抓起来了一个没有抓起来而已,没抓起来的也要趁早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们与那些腐败分子惺惺相惜,当然将他们奉为座上宾了。腐败分子在监狱有一个特别的称号——“职务犯”,我遍查各类法律法规都没有这种说法,但是有狱吏告诉我,上级司法部门规定职务犯应该享有特权。我想,徐敏那天对我的训话也许就是书上所写的给新囚犯的“下马威”吧,别人敲打的是肉体,而我被敲打的是尊严。

5、马仔们

徐敏有自己的办公室和专用餐厅,在“职务犯”中间,他说什么也排不上号,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区的科级,却也如厅局级的钟秘书长一样配备有专门洗衣烧饭的“马仔”。起初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出去干活了,水池边总有几个年轻利索,面目 姣好的外地犯人在洗涤衣物和大量的炊具。别人告诉我,这些都是“马仔”,日子一长,我也渐渐知道谁是谁的马仔了。钟秘书长独居一个小屋,除了马仔和几位老大,谁都不知道壶中乾坤,只看到一面墙上开着六七个排风扇口子,油渍如长瀑般挂向地面,那是各位特殊犯人的一人一灶。靠墙是一排大涂料桶,起初,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后来有胆子大的将盖子揭开看了,才知道那里养着一桶桶的水产品:螃蟹、中华鳖、河鳗、鲫鱼和各种时鲜。

也许大家会奇怪,重重禁苑的监狱里哪来时鲜水产,这些都是外面用运加工材料和产品的汽车装进去的。隔壁院子是手加工的工场,劳动产品有塑料夹子,棉拖鞋、各种包装袋和包装盒(大多是冒牌的名牌酒类和化妆品包装,生产这类侵权物品监狱是最保险的,没有人能到里面查处,也没有人能向任何部门举报,所以业务不断,生意兴隆。)。汽车停在院子门口,劳动组长组织大家去搬运货物,我看到周郭海组长也向汽车走去,我想难道他也去搬货吗,只见他熟练的走到驾驶室前拉开门,提出一只黑塑料袋,交给身边的马仔,马仔便一阵风地跑回去了。两米外就站着狱警,笑眯眯地看着,一付见惯不怪的样子。

早上我们出工,路过钟秘书长门口,正是他从隔壁院子跑步锻炼回来的时候,马仔已经将一盆热水准备好了,只见钟秘书长将两手放下去,试试,然后做一个手势,不用讲话,马仔立即领会,或加热水,或加冷水。这些马仔都是千里挑一的机灵鬼,主人稍不满意立即撤换。对这些马仔来说,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无比幸运,出去干活加班加点每个月只有两分,做马仔每月十几分,劳积、记功、表扬由主子说了算。只要将主子伺候好了,平时狗仗人势,见人高一截。连狱警见了马仔都礼让三分,投鼠忌器。平时,马仔不吃牢饭,主子的残羹剩饭都是生猛海鲜。烟酒等赏赐更不在话下。

但是,也有失风的时候。某次,入监队分监区长金平在邵明德的房间里午睡,邵明德炖好一支六千元的野山参,等金平起来后服用,没想到金平起来后,邵明德一拿杯子是空的。立即喊来马仔耿某一问,耿某说,他倒掉了。邵明德一个耳光扇去。不解气,又让弟兄施某带到被包仓库里修理一顿。耿某了解的内幕很多,常常不经意地流露一些,这些事成为了犯人间的美谈。

耿某的主子后来被新上任的李姓副监狱长整掉了,邵明德通过监狱管理局的关系,换去了湖州的监狱。耿某没能带去,很失落,虽然邵明德为他铺好了路,但是毕竟没有以前神气了。原来在他面前很谦恭的狱警也不怎么谦恭了,某次,一个唐姓狱警对他明显冷淡,耿某就回到监房里说:“这个唐勇军当年结婚,老大还让金平送他二万元钱呐”。

6、《入狱通知》

没有家里的任何消息,在看守所时家里送来的物品被我转送其他外籍犯了。没有起码的生活用品,一下子我陷入了困境。据狱方说根据法律规定,在我入狱15天内,监狱会将《入狱通知书》寄给家属,可是家里迟迟没有人来。手纸没有了,起初向别人讨,后来自己也难为情了,便捡废报纸用。邵明德听说了我的窘况,悄悄委托隔壁严管一组組长郎敏军给我送来一袋生活用品,肥皂、牙膏、牙刷、毛巾、洗衣粉、手纸一应俱全。那天我正趴在床前看报纸,老郎将一只塑料袋放在我身边,附在我耳上悄声说:“这是老大给你的。”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狱方在我还未转来时,便告诫其他人不准对我提供任何帮助。更由于这位邵明德人称“老大”,是省六监许多狱吏的“财神爷”。要是真的弄出事情来不好交待,特别关照过他,不要与我接触,但是他还是对我施以援手,这多少要感谢海外媒体的报道了。

15天的通知时间早就过去了,监狱里开通了所谓“人性化管理”的“亲情电话”,每周都有新犯人去打电话。每次的电话审批单我都要来填写,但是,每次都没有我打电话的份,看到别人去打电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去问严管组长,说不知道,他并建议我写信,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也如泥牛入海。其实,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已经是十分明显了,但我竟还没有想到。有时候,干脆识破了他们的险恶用心,自己也免却了烦恼,可是我抱着幼稚的想法,还为所谓的“依法治国”所欺骗,就不免更加倍的受着精神的煎熬。狱方正冷眼地在观察着我,在利用我的信件了解我的心里活动。我知道,家里一定没有我的消息,否则不会不来探监,而且家里的亲人一定对我的去向很着急。还幸亏我进来那天“发”了许多物品,到监舍后又被强迫购买了“规范被”和“规范床单”等形象物品,欠下了监狱的钱,快月底时,主管我的民警找我“谈心”,我表达了对家人不来探监的焦虑,显然,这警察也对我的拖欠有些焦虑,他竟拿出手机让我与家人联系。相隔家里仅仅二十公里,几元钱的车费,几十分钟的车程,竟使我饱受熬煎,最荒唐的是,我与家人的联系竟是用如此的违法手段给解决的。

不出所料,妻子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去向,从话筒里传来她焦急的声音,她一迭连声地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告诉她自己的所在,并告知乘车路线。入狱快一个月了,我家人根本没有收到什么《入狱通知书》,我犹如被黑社会绑架一样,失了踪。我家人的知情权被无理地剥夺了,共产党“依法治国”的遮羞布处处露出破绽。

7、探监时分

1月30日,妻子来了。监狱里来人将我带去会见,将出大门时,那人叫我等着,我的目光穿过面前铁门中间的栅栏望着30米外铁门中间的栅栏,果然,从栅栏外我看到了女儿的面容一闪,然后是儿子,一会儿又出现了妻子和妻子三哥的身影。我和孩子们挥手致意。啊,久违了!从这里到我家仅仅只有20.17公里,半年多天各一方,音讯不通。仅仅为了争取言论和结社的权利,在这个政权的法律里成为最严重的罪行。半年多来,我的家人饱尝了失去亲人的思念之苦。特别是在最后的这近一个月里,竟然我的影踪都没有了。没人负责,没人说明。

好不容易,办好了会见手续。我们被带到一间狱警的办公室里,看着半年来长大不少的孩子,看着半年来不堪警察骚扰,为我奔忙操劳而明显消瘦、憔悴的妻子,我一时语塞。想到七年的刑期刚开始,以后漫长的日子里不知道还有多少经济的、精神的压力在等着她,妻子的性格柔弱,政保科的特务们不知道会怎样地迫害她。(后来的事实证明,郑刚对待刚烈的胡晓玲有所收敛,而一次又一次地去妻子单位骚扰她。)我想,是否离婚可以减轻对她的迫害呢?于是,我脱口说:“我们还是离婚吧!这样对你的伤害会轻一些,我被抓以后,郑刚他们一定会来迫害你们的。”旁边监视我的分监区长金平立即打断我的话,厉声说:“朱虞夫,你态度端正一些,你老婆好心来看你,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妻子说,郑刚一次又一次地去她单位,动不动就将她叫到保卫科去训话,说是给她“把把关”。她不堪骚扰,对郑刚说:“我跟他离婚,你就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吧?!”郑刚说:“你要末搬走,不住这里,否则,离了婚,我们还是要来找你。”既然离了婚依然要遭受迫害,那么就随它去吧!

我问起家里人的状况,妻子说,他父亲已经在去年9月9日去世了,当时去向公安部门要求让我参加追悼会,但是被拒绝了。9月9日,我还没有逮捕,是处在所谓的“监视居住”阶段。而依据共产党自己订的法律,监视居住并不限制人身自由,不能算刑期,可是我不但不能参加岳父的追悼会,连他的讣闻还是在四个月后才知道,这个邪恶的制度啊,是何等的没有人性,没有人道,公民的权利想怎样侵犯就怎样侵犯,无所顾忌。

被捕那天早上,我用摩托车带女儿去上课,平时女儿最喜欢坐在我的膝盖上。于是,我将女儿召过来,抱上膝盖,也许是女儿看到我那透着暴戾之气的光头十分不悦,显得很生分。我只能遗憾地将她抱下去。仅仅半年多,我的家庭亲情遭受了何等严酷的伤害。毕竟我从事的是在现代社会理应受到政府保护的行为,我争取的是符合联合国公约的权利,我为了追求中国社会美好的未来。

野  火:不习惯做顺民的谷歌与做惯了顺民的百度之比较

对谷歌退出中国的新闻,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一个以政治决定一切的社会里”,不愿意总被政治牵着鼻子走的谷歌之退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谷歌不退出中国,而且生意越做越红火,越做越顺手,那反而是新闻。至少说明官方的胸怀越来越大了,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是准备玩真的了。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仿佛看到谷歌在我眼前忽然幻化成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娜拉,虽然决绝冷艳得有些悲情,却不由令人欣赏它不惟利益的道德勇气。

谷歌以往在中国的经营,是迫不得已对中方新闻检查官的审查制度做出一定退让的先决条件下才得以生存下来的,但时至今日谷歌似乎已经无法再忍受继续迎合那种有违职业道德的限制条件以换取生存下去的妥协空间。谷歌现在似乎宁可少吃点也要响应温总的号召——“有尊严地活着”。不管怎么说,世人看到谷歌做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令人尊敬的决定。

这就好比我到你家里来做客,自然要遵守你家里的规矩。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在你家里不给我上好茶,只给我倒白开水;不让我入座,只能让我坐到那张看起来十分漂亮却浑身不自在的地方,而且还不时地提醒我不要翘起二郎腿,两条腿应该怎么放,面部表情不能太放松,笑起来甚至不要露齿……虽然主人的脸上总是堆满林妙可似的矫情笑颜,但在你富丽堂皇的客厅里,我什么都得看你的脸色行事,什么都要听你的。这实在令我感到说不出的不舒服。虽然你大宅门里有的是钱,并不缺我这样一个客人。因此主人完全可以牛气冲天地说,你听着,受得了你就呆着,受不了你就走人吧。如果我是这样受制于人的客人,我想自己也会一走了之的。因为过于违反我做客的原则,任谁都是受不了的。

这里浮出海面的矛盾是,谷歌希望能给它的所有客户公平地享受到尽可能全面的搜索服务,而不是被筛选出来的“缩水”结果。这就好比导游的工作一样,既然是导游,那就有责任和义务为需要游览景点的客户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引导、解说服务,而不是提供像我们通常被导游莫名其妙忽悠后的服务。但这问题就来了。天朝可不希望你的服务热情到引火烧身的地步,以致重重铁幕由此洞开。但谷歌却不想继续带着镣铐跳舞,尽管也一样有观众前来观赏。谷歌总觉得这样舞起来十分地不爽,不能带给观者一个美的享受,而且也觉得对不住所有进场就座的观众。于是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谷歌是像百度那样随遇而安地屈从于丧失原则的“规定”来保住自己的市场占有率,还是宁可失去中国大陆这一块诱人的市场,也要坚持自己的底线伦理呢?现在从谷歌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已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不愿损害使用者的利益而妥协于中方的强硬立场。这才是值得欣赏的“商道”。它与我们国内许多商业行为奉行的“有奶便是娘”的无良行径可谓天壤之别。

在网络生活中,搜索引擎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对于想要获取信息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很便捷的方式。在亿万网民面前,谷歌与百度虽然都是以强大的搜索引擎为网民服务的大腕级上市公司,但百度却总是显得特别归顺。居住在北京的独立知识分子江琪生先生今年二月的一天试着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自己的名字,结果竟是一片空白。甚至连他在物理学上、与政治毫无关涉的研究题目也被彻底地抹掉。这令他感到特别的无奈,他看到经过“百度”的过滤,自己名下的一切东西,都“像柏林墙下的东德士兵那样,奉命都给毙掉了”。于是他“觉得,当局这种肆意践踏知情权的行为太愚蠢了,也太可笑了,它除了凸显当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忽悠性外,还定将激发更多的国人去掌握一种‘特异功能’——电子穿墙术,以便获取自己有权知晓的各种基本信息。”前几年更有趣的是,当赵紫阳刚刚去世的时候,有人故意在百度上输入赵的大名,结果有趣的现象出现了,百度上显示的结果是“查无此人。”堂堂前中共总书记,就这样在自己的党内和党外被彻底地人间蒸发掉了。

谷歌在声明中提到于去年12月发现有部分中国维权及民运人士的电邮服务受到“高度精心设计”的网络攻击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说在敏感词的搜索项目上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即使在商业性的操作上,这两家最著名的、以搜索为主营业务的大公司,展现在网民面前的商业行为也大相迥异。

据业内人士披露,每个搜索引擎都有它的算法,从而确定搜索结果的排名,对于google来说,它所采用的算法叫做“PageRank(TM)”,这样的一种算法最大程度地确保了更加精确的结果出现在更加靠前的排名。目前搜索引擎的技术不断进步,因此尽管各个搜索引擎采用的核心技术不同,但基本上是精确的结果更为靠前。可别小看了这靠前或靠后的排序,其中通过赞助商的链接而存在着巨大的广告商机。

如在google里搜索电脑,得到的结果里面,除了“PageRank”所做出的排名以外,还有位于页面顶部和右侧的赞助商链接,用户们可以清楚地区分哪些是正常的搜索结果,哪些是赞助商们花钱买的位置。谷歌一向用客观公正的排序原则和排序算法保证了搜索质量。

而比较之下,在百度中搜索电脑,得到的结果里面右侧同样有赞助商链接,这个很容易看出来,但那些看似正常搜索结果的左侧链接,事实上只有第一页的最后一格结果才是正常结果,前面的全是赞助商花钱的结果。他们伪装得很好,表面上看起来与正常结果毫无二致。

这就是“谷歌”与“百度”的区别,前者的信条是”Don’t be evil”,而后者则完全为了赚钱,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

再如,有细心的网民试着搜索“癌症”这个关键词在“google”和“baidu”上的区别。在百度搜索“癌症”字样,要翻到第七八页才能得到正常的搜索结果,而前面的七八页全是赞助商出钱买的广告位,看链接的属性就很容易看出来,因为要通过统计用户点击的次数问赞助商收钱,所以赞助商的链接统统以“sf.baidu.com”开头,而那些急于求医问药搜索癌症的人恐怕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大概也没耐心一页页翻到正常的结果上面去,那么赞助商的钱出在哪里呢?当然是加在这帮可怜的患者身上,对于癌症病人还要采用这种价格歧视的方式赚钱,百度的做法简直无耻至极。

人们知道,癌症是一种比电脑昂贵许多的东西,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电脑和癌症治疗的需求弹性不同。一般人如果觉得贵,可以不买电脑,但不管治疗癌症有多么贵,该治总是要治的,而主动送上门来搜索癌症的那些人们,多半是为了寻医问药而来,百度的广告投放商们很好的利用了价格歧视这一原理,但这样的赚钱方式只能用黑心来形容。

目前在中国市场上仍然占据着70%左右市场份额的百度,早年是模仿谷歌而生,到今天,谷歌愤而离去,而百度却安心地依附在中共权贵利益这架巨大的靠山上仰人鼻息。这就是两家公司展现在世人面前的生存方式。一个是温顺的中国面孔,另一个却是不听使唤、黯然离去的娜拉。然而后者却赢得了民间越来越好的口碑,也深受知识分子的喜爱。网上有人喊出:“谷歌,纯爷们!”。

谷歌那篇《谷歌退出中国的声明》中这样转述:“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自我审查是一项没有商量余地的法律要求。”声明中还说:“中国政府可能会随时屏蔽掉对我们服务的访问。”早先有些中国网民以为谷歌准备退出是在进行商业炒作,对此,更多的网民纷纷在网上发表了对谷歌退出中国发表自己的看法。谷歌的退出并非像官方所称的那样,对中国的相关产业丝毫没有负面影响。因为互联网行业是21世纪最大的新兴产业,而“google”是行业内撬动互联网经济体的最大公司,并延伸养活了整整一个产业链条。有业内人士预估,如果Google完全退出中国市场,5万以上从事Google广告代理及搜索引擎优化的人员将失业,20万以上的个人站长将几乎是他们最大的一块苦苦支撑网站的收入来源,100万以上的企业网络推广将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或转做其它搜索引擎)。谷歌退出中国,也许从长远的分析看来,必将影响中国互联网的未来,

中国现在已有3亿3800网民,让如此巨大的网民都狂躁地限制在有“严格”规定动作的范围内爬行,网民的尊严何以体现?众所周知,中国的网民无法享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网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信息服务,事实上,许多网民已经习惯了仿佛天然合法的知情权被不容争辩的剥夺殆尽。令人羞耻的是,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化的时代仍然需要用蛮横到“没有商量余地”的规条来约束基本信息的国家据说只有中国和北韩了。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互联网极大地打破了信息的地域界限,互联网的存在使所有中国的所谓主流媒体常常被迫边缘化。事实上,即使那些冠冕堂皇的“主流媒体”都倒闭了,也不会对中国社会发生任何影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互联网的“中国墙”迟早会比柏林墙的倒掉还要令人兴奋。

看吧,谷歌不跟你玩了, 屏蔽还能走多远?

余  杰:谎言说第二遍就成了真理?—-冷看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

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网页最后显示的提问多达二十三万九千七百七十八条,有评论说,“这完全成了一次全国性的网民集体上访”。但是,温家宝所回答的问题,都是经过工作人员整理并提交的,温家宝并不能看到全部的问题和真相。他早已习惯了这种“被矇骗”的处境。

以民主秀忽悠网民

温家宝回答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一位网友提出来的:“温总理您好!一、什么时候给我们真正的民主权利?二、政府官员的财产何时公佈?三、政府什么时候才真正接受人民的监督?四、社会的种种不公平政府打算怎么解决?”

温家宝在推特中文圈上的昵称是“影帝”。没有出色的演技,哪能实现从大内总管到太平宰相的飞跃?温家宝胸有成竹地回答这个似乎很尖锐的问题,终於将这场民主秀推向了高潮:“我曾经引用过在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来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

有评论者讚扬说:“作为中国的总理,直接面对以网民的模糊身份出现的民众而不是在党内讲话,做出这样明确的关於民主政治的表述,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注意。”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根本没有关注价值的廉价秀。与其上网跟网民交流,不如拆除中国的网络长城。温家宝自上台以来,已经做过了无数次这样的秀,从仰望星空到肯定普世价值,从哀歎民生疾苦到支持大学学术自由,但从来没有一句话落到了实处。温家宝,人如其姓,性格如温吞水一般,正是中共体制下绝好的总理人选。胡温之配搭,与昔日毛周之配搭一样,一刚一柔,黑白无常,将“坐稳了奴隶”的中国百姓忽悠得服服帖帖。

毛泽东关於民主的瀰天大谎

然而,谎言说了第二遍难道就成了真理吗?喜欢旁徵博引显示学问的温家宝,当然不会不知道,毛太祖当年说的这句话,根本就是一个瀰天大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名国民参议会成员应邀访问延安,希望促成国共合作,避免内战爆发。正是在这次访问中,有了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场着名对话。

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就在与黄炎培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民主只是暂时的遮羞布和斗争策略,一旦取得政权,中共实行的将是远远胜过国民党和历代帝王的“一党独裁”。当与黄炎培同为民主党派领袖的储安平发现“党天下”的真相的时候,为时已晚,只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屍”的悲惨结局。

在访问延安的这一行人中,唯一的清醒者是傅斯年。毛泽东陪同傅斯年参观延安,傅斯年看到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各地送来的锦旗,便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碍於情面没有出声。一天晚上,傅斯年与毛泽东两人上天下地地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的时候,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的各种小说都瞭如指掌。傅斯年认为毛泽东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心底认为毛不过宋江一流,便口无遮拦地挖苦毛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在赠傅斯年的字幅中,遂题了首诗回敬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来自比,言下之意就是,虽然我读书没有你多,在北大的时候也被你们瞧不起,但现在我手上有枪桿子,天下便是我的了。毛泽东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他只迷信实力。

在那趟行程中,傅斯年不仅对毛不留情面,还痛斥同行的诸人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人,都没有逃过中共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

毛黄“民主对话”的绝大讽刺

黄炎培虽然号称民主党派的首领,其实对民主之精义并不瞭解。一九四九年三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北平。当天晚上,刚进北平西郊的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又单独设晚宴招待黄炎培,两人畅谈时局直到深夜。这是其它人士没有得到的殊荣,使黄心潮澎湃。到第三天,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国民大戏院开欢迎会时,黄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口号:“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据说,在民主人士中,黄是首先喊出这个肉麻的口号的。一个真正热爱民主自由的人,怎么会谄媚地去喊另一个必死的人万岁呢?

国民党时代以不当官自诩的黄炎培,不久即以七十四岁高龄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四年又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自此,黄炎培目睹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彭德怀庐山反党”、“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一九五七年,黄炎培的三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因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坝建水库,被打成“右派”。黄炎培为了自保,竟与儿子断绝来往,还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其无耻程度堪比郭沫若。黄炎培去世於一九六五年,即“文革”前夕,这也许是他的幸运,否则,在这场运动中,他这个“前朝余孽”命运难料。

纵观中共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后半生,堪称他们的那场着名“民主对话”的绝大讽刺。这场对话本该被中共深深地掩埋起来,因为稍微有点羞耻感的人,都会认为这场对话对於中共而言,乃是“猴子的屁股”,最好不要去提及。然而,温家宝偏偏要去提及这场对话,并以之为自己施政的注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想反问温家宝的是: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为什么将刘晓波和谭作人抓进监狱呢;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向你扔鞋子呢;既然你那么热爱民主,为什么要派遣国保以及国保僱佣的一群少年,在我家楼下日夜监视呢。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温家宝似乎认为,谎言只需要重复两遍就可以成为真理了。当年,毛太祖说过一遍;今天,温憨公再说一遍,就能够像一个大魔咒一样,让全国百姓安安稳稳地充当案板上任官府宰割的鱼肉了。

管党生:市侩(诗歌)

 

在这个国家比乡巴佬更加恶心的是市侩
市侩最大的担心
就是没有饭吃
他们还真不如乡巴佬
乡巴佬走投无路时
还可以返回土地
自劳自食
小市侩在北京一般都生长在胡同
在上海一般都生长在里弄
其实说到底全国各个地方都一样
他们基本就生长在小巷里面
还有个地方是他们的集中营
就是老城区的工厂宿舍
他们的父辈
都是老工人
也就是老二流子
或者老白痴
他们大炼钢铁
他们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
他们狗屁不通还批林批孔
他们以当先进生产者为荣
国家也曾经给他们最低保障
他们感到非常满足
反正他们没有头脑
计划经济的结束
他们如丧考妣
好在他们基本也到了退休的年龄
但是他们的孩子
也就是小市侩
就完全需要依靠自己了
小市侩们走投无路
去打工
他们没有农民工能够吃苦
年轻的女孩子还好
换个城市去夜总会
或者到几个人的公司做文员
男的怎么解决
去偷窃去混
去莫名其妙的超市做活
去网吧做服务员
市场经济真实好
把这个国家蝇营狗苟的人们充分暴露
略微大些的市侩
一般和知识和权力有些关系
他们头脑还是比较好用
混点口粮不成为问题
但是
徐江这样的下三滥比较特别
大学毕业以后没正式工作
依靠为报纸的屁股写些小东西
搞些买米的钱
其他的时间就是在“诗江湖”
自我歌唱
自我美化
和接受侮辱
我认识许多奇怪的市侩
古河也是典型
我昨天写的乡巴佬
他认为是写他
其实他确实自作多情
他不是乡巴佬
他应该是市侩
一个接受了一半高等教育
然后因为头脑坏了
不务正业的人
终于选择了卖豆浆
应该为他高兴
他人还不坏
市侩的还不彻底
小市侩老市侩
都没有多年前的造反派
今天的改革派市侩
这是另外的诗要抒发的内容
且等待

姜维平:中国作家对薄熙来应当保持警惕

今天的重庆新华网报道说,200多位作家今日来到重庆召开大会,将讨论中国文坛的十大问题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表面上的幌子,惯于挂羊头卖狗肉的薄熙来,实际上是利用中国的作家为自已造势,企图在中共18大之前大造舆论,与其说这是中国作家的一次行业聚会,不如说是处于中南海权斗劣势的薄熙来,求助于文人墨客的一阵哀鸣,一次集体示威罢了。所以我奉劝这些著作等身,才华横溢的作家们,切不要被薄熙来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不要被金钱美女所打败,不要被美味佳酿所沉醉,总之,对薄熙来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

今天的重庆新华网说,张贤亮、张抗抗、贾平凹、阿来等作家,从今日起一起出现,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主席团会议和中国作协七届五次全委会将在重庆拉开帷幕,200多位国内顶级作家将陆续来渝,连重庆作协主席黄济人也感叹:“自抗战后,重庆就没有一次性来过那么多的作家了!真是一场文化盛会!”这句话已经道破了天机,他以抗战划线,强调作家云集的阵容和气势,实际上是中了薄熙来挑战北京中南海的计謀,它打破了同类会议在北京举办的传统作法,其目地是显示薄熙来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并问鼎国家的未来,它一方面说明了,做为中央集权体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掌控能力的弱化,另一方面,突显了太子党薄熙来失势后做困兽决斗的挣扎。

该报道说,据了解,本届大会为期7天,在大会上,作家们将畅所欲言,探讨中国文坛的各种问题,并为重庆文化发展进言献策。昨日傍晚,著名作家何建明、阿来、张贤亮、贾平凹陆续抵渝,为这场盛会提前预热。我认为,作为一次作家聚会,讨论文坛的各种问题都是份内之事,而一下子集中这么多的人亲临现场,为重庆进言献策,就大可不必,它充分暴露了这次会议的言外之意:薄熙来承偌解决全部会费的开支,并提供游山玩水的条件,反过来呢,做为交换,文人们团结起来,舞文弄墨,要为重庆的政绩大造舆论,为薄熙来重塑形像涂脂抹粉,为他18大前往上爬出谋划策,总之,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公关活动,并耐人寻味地处于西南一隅,以巧妙的方式出场,似乎兴师动众,一呼百应,但我认为,这只能是帮助薄熙来张显野心,声嘶力竭,力不从心的最后一次冲刺而已。其实,在我观之,这是一笔赤裸裸的政客和文人之间的肮脏交易,或许大部分作家混吃混喝凑热闹,心里有数吧,但是,我还是有必要解析一下薄熙来继“美术界十大掌门人聚会”之后,所搞的又一次表演,分析这次文人云集的利弊得失,或许对较正中国政局的走向是有益的。

其实,薄熙来从骨子里瞧不起作家以及广大知识分子,这一点颇象毛泽东,但为了笼络人心和附庸风雅,他有时也和名作家,名诗人交往套近乎,也许大连的工人出身的作家邓某的经历最能说明问题。笔者80年代初在大连日报文艺部做编辑,与刚出名的邓某颇有交情,一度来往频繁,密切。那时邓某是大连市机电安装公司的工人,非常喜欢写小说和诗歌,上海出版的文学期刊《上海文学》首先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迷人的海》,笔者在大连日报第一次以严岭笔名推介过他,当然,文坛最早最有权威肯定他的评论家是冯牧,政坛最早帮助他的地方官员是大连市委副书记于学祥,因为邓某是工人编制,是于书记力排众议,破格提拔他当上了大连市作协主席,由此人生命运彻底改变。这就是说,他的成名,社会地位的转变,和薄熙来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当了大连市长之后,贪天之功归己有,不仅把经济发展的成绩虚构于自已名下,而且利用媒体大造舆论,把文化成果也据为己有,仿佛是他发现和重用了邓某,为了通过邓某等文人为其造势,薄熙来在各种场合摇唇鼓舌,收买作家们的欢心,并让太太谷开来,恬不知耻地直接插手文艺界,主动和邓某走得很近,企图利用名作家为薄熙来捧臭脚,在遭到其婉拒之后,又翻脸不认人,后来邓和他若即若离,如履薄冰,据说邓某根据原前苏联间谍,大连普兰店知青白平的亲身经历,深入采访,笔耕多年,撰写了一部生动感人的长篇小说,它集中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一党专制下苦难的心路历程,和悲惨命运,但薄熙来的看家犬,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局长万国涛等人,极尽威胁,恐吓之能事,阻止其出版问世,邓某连谈论它都不得不三缄其口,相反,他们三番五次地做工作,要作家们歌颂所谓主旋律,其真实用意是要邓某为野心勃勃的薄熙来树碑立传而已。据大连多位作家披露,在被婉拒写所谓“遵命文学”之后,薄熙来很是生气,只好另外找人代言。中共15大召开之前,薄熙来一方面让父亲薄一波给山西希望工程捐款30万元,为自已铺路,另一方面,通过中南海某个要人,搞到一个列席代表的名额参加大会『有后补中央委员的被选举权』,他为了达到目地,安排马仔进京把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某某请到大连,提供各种采访和写作条件,向其提供了一面倒的虚假信息,使其撰写了洋洋10几万言的报告文学《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开心》一文,由国内的大出版社隆重推出,企图乘风借势为自已爬上候补中央委员的宝座,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结果适得其反,弄巧成拙,在闻世震等辽宁地方官员集体抵制下,他以惨败告终,一度病倒在大连友谊医院里,险些一命呜乎。

现在,薄熙来的处境,较之10几年前相比,确有一些变化,我认为概之而论,有利的条件,一是他已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算是挤进了核心领导层;二是打黑除恶争得了一部分民心,尽显他心狠手辣的铁腕作风。但不利的因素也很多,一是自父死后,中南海没有强势人物撑腰,二是共青团派年富力强,后来居上,咄咄逼人;三是他假公济私,恂私枉法,运动式反贪打黑得罪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利益集团内部的强势人物,所以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别无选择,必须也只能进一步操控媒体,广造舆论,特别是利用文人们的笔,为自已壮胆张目,挽回颓势,特别是扭转海外舆论对他的真相的揭露。总体来看,与10几年前相比,最明显的不同是,那时他是锦上添花,现在是垂死挣扎。因为他深知自已所犯下的罪行,如被清算,枪毙十个来回都不过份。

眼下,被薄熙来忽悠来重庆的作家们,应当从陈某某的经历找到前车之鉴,陈某某发表了所谓记实作品《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开心》之后,不仅未推动薄熙来再上一个台阶,而且还使他广受指责,因为她走马观花式的采访,听信一面之辞,多有失实,故招致了作家同行的痴笑。90年代中后期,有一次在大连星海会展中心开会,笔者亲眼看到,有一个崇拜薄熙来的女大学生粉丝,拿出一本早已准备好的书《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开心》,兴致勃勃地挤上前请薄熙来签字,他竟抓过来使劲地丢在地下,脸色铁青,两眼斜视,特别难看,可见他对15大失利的惨败,记忆犹新,痛彻骨髓,以致情绪失控。由此判断,薄熙来并不真心尊重作家的劳动,他的脑海里只有“利用”两个字。

也许有的作家会想,我吹捧薄熙来可以发财,但另一个大连文人宋某某的遭遇已作了有力的回答。他原是80年代初,我在大连日报“星海”副刊工作时帮助过的众多业余作者之一,其才华出众,后来任《东北之窗》杂志的副总编,他的流畅文笔被薄熙来看中,薄曾亲自提议他当上了副局级干部,他也感恩戴德地为他的宣传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还捉刀代笔,为薄熙来的岳父谷景生撰写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录,但后来他的晚景并不妙,由于有人在香港《前哨》杂志以笔名发表了题为《谷开来和马俊仁的一场闹剧》一文,他被薄熙来所怀疑,立即失宠了,此后郁郁不得志,患上了胃癌,薄熙来利用谷开来大办律师所,变相受贿,发了横财,但对宋某某也不伸出援助之手,以致其贫病交加,不得不撤回在大连某企业的小额借款,而此企业当时效益很好。。。。。。2007年,该企业老板于某某气愤地对我说,这就是薄三的为人,宋某某给他卖命,卖了多少年?还给他岳父擦鞋,写了数十万字的传记,现在得了绝症,他就不能赞助他一点钱治病吗?!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宋某某给他摇旗呐喊,既未受到重用,也未能发大财,也就是说,薄熙来不过是把文人当成“革命的螺丝钉”,利用一下而已。

但多年来由于新闻媒体的谎言,象我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实,都被薄熙来等高官操控的铁幕政治体制冷冻了,窒息了,歪曲了,不为众人所知。很多作家,只能从官方的媒体上认识薄熙来的言行,故很容易受骗上当,既便是网上“翻墙”得到的信息,也由于身处体制之内,被其强权束缚和绑架,作家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装聋作哑。这更使薄熙来这样的坏人肆无忌惮,屡屡得手。

据重庆媒体报道,本届大会将对2009年度中国文坛进行盘点。明日,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做完开幕主题报告后,作家们将对新世纪文学十年的走势及其问题,当前小说创作的影视化倾向及其问题,当前小说创作的问题及突破方向,当前诗歌创作现状,散文杂文创作的问题,大众文化时代高雅文学存在的价值、意义和方式,影视政论片、影视剧创作的时代性与文学性,纯文学的价值与市场关系等十大专题展开讨论。 此外,4月2日上午,大会还将专门就“网络、权益保护专题”的话题展开讨论。我认为,上述这些议题都很有意义,但该报道至此,笔锋急转,又说,大会还要“为重庆文化发展建言 ”。虽然做贼心虚,报道加上了一个“文化”的限定词,但其真实目地已呼之欲出,昭然若揭。

   报道说,据了解,本届大会的一大特点是,大作家们将给重庆文化发展建言献策。4月1日上午,与会作家将分成5个小组,讨论文坛发展问题,下午,重庆市领导将与作家们进行座谈,探讨文学发展。『我估计薄熙来又要表演一番了』届时,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蒋子龙,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叶辛,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周梅森,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会、海南省文联主席韩少功等人,将就“文学的地位和作用”、“重庆印象”、“谈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谈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谈文学创作与经济建设反腐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 看来,中国作协拉开了强势阵容,要为薄熙来领导下的红色革命根据地重庆斗胆做大事了。至此,我想起毛泽东生前和林彪内斗时讲过的一句名言:“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薄熙来去年邀请了以张某卿为首的海外媒体老板,在重庆搞了某协会年会,尔后多有报道在海外为其大造舆论;现在,不久前美术界的所谓“十大金刚”云集山城,被笔者猛击一掌,不知他们是否有所醒悟。我看薄熙来大有“炸平重庆”,“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惜忧柔寡断的胡锦涛,没有毛泽东的果决。眼睁睁地看着薄熙来一步步实现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并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作家的响应。

难怪同版的另一篇文章说:“在这里你会与作家相遇 ,作家们还将在会议期间观看川剧《金子》,欣赏山城夜景,并兵分两路深入到重庆的街头巷尾进行采风,体会重庆的风土人情。那么,作家们究竟会去哪些地方呢?读者朋友们可要注意了,赶快准备好纸和笔,跟随作家一起来个文化之旅吧!”原来,薄熙来已精心安排作家们去看一些革命景点,意在唤起他们对其父辈“丰功伟绩”的怀念,目地是要为他和胡温争夺领导权寻找合法性,所以,在“作家谈重庆”一栏里,媒体引用了陆天明的话(《大雪无痕》的作者):重庆是一座让人尊敬的城市,我这个人很少对人低头,但是,这次重庆的打黑行动让我低头。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给了更多中国人以信心。

但陆天明不知道,更多的中国人得不到完整真实的信息,自然被薄熙来所欺骗,他自已也不例外。 假如人民日报敢于刊出我写的《薄熙来与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一文,相信追随妄信薄熙来的人会风流云散。我不认识陆天明,但张抗抗,何建明等许多作家则见过面,我还相信大部分作家不会像陆天明那样轻意向权贵低头!如果哪个作家有骨气,有志向,就先不要下结论,更不要人云亦云,而要深入采访,亲自到监狱去听听黎强怎么说,再听听王立军怎么说,再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薄熙来平息出租车罢运事件时,声称司机们“通情达理”,为什么不久后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黎强变成了”黑社会“老大?我奉劝作家们,深挖一下薄熙来反贪打黑的真实动机和哗众取宠,恂私枉法的罪行,而且首先要把他在辽宁贪腐护黑的内幕写出来!所以我认为,陆天明之言差矣,文人的头可断,血可流,高贵的头颅不可低!

2010年3月28日于多伦多

陈子明: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六十年(下)——《民主运动在中国》导论(续)

(续上期)           
两个“六四事件”比较

1989年6月4日,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中国军队的坦克、装 甲车在北京大街上镇压参加民主运动的群众;波兰民众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把团结工会的领导人送入了议会和政府。这两件事一反一正,共同促成了柏林墙的倒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和苏维埃帝国的崩溃。

两个“六四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中国的八九民运失败了,波兰的民主运动却大获全胜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一些原因。

经过斯大林死后三次改革浪潮的洗礼,1989年“苏东波”的目标是清晰的,这就是用普世价值观(“新思维”)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价值观,用议会民主政体取代一党垄断政体,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前两次改革是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而中国由毛泽东主导的前两次改革(五十年代的“整风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六十年代的文革运动)则反其道而行之,是用更加专制独裁的毛泽东模式来取代斯大林模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方向一致的“五一九”运动,其时间是短暂的,社会基础是薄弱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从四五运动到八九民运的中国民间改革浪潮,从其深度和广度来说,只相当于东德、波兰和匈牙利在五十年代的水平。同样是发生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国“反官倒”的运动目标,与“苏东波”的目标,存在着一个“代差”。

在整个八十年代,波兰团结工会都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在其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有势力的组织——天主教会。国际社会通过各种渠道给予团结工会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波兰政权究其本源来说,是一个由苏联红军引入和支撑的傀儡政权,因此反对运动可以依托民族主义的“软实力”。(同一时期的台湾民主运动,也有“省籍矛盾”的社会背景。)这些条件,都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所不具备的。1985年的学生运动,曾有意识地打出“反日”牌,但在当时并不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力。

波兰团结工会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在1989年的时候,工人阶级与知识阶层已经拧成了一股绳,成为反对力量的两大社会支柱。而中国工人阶级“反官倒”、“反腐败”的要求,与知识阶层(包括大学生)“争民主”、“争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的要求,还没有完全合拍,以致在5月下旬的关键时刻,首都北京的产业工人没有显示自己的力量。在九十年代末,颇有一些下岗工人对我表示,非常后悔自己没有更加积极地投身八九民运,如果工人阶级在当时发出了声音,显示了力量,就不会出现后来几千万产业工人被“消灭”的局面。

邓小平在“六九”讲话中说:“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注14)1989年的时候,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已经不在了,1923年出生的雅鲁泽尔斯基最多算是第二代,1931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则是第三代。由于“代际”的差别,雅鲁泽尔斯基、戈尔巴乔夫的治国理念与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的专政意识已经有了不小的距离。即使同属于第一代领导人,如果不是邓小平当家,也不一定会调动几十万正规军来镇压民众。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说,“老同志”中也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注15),指的就是徐向前、聂荣臻、张爱萍、叶飞等一些反对调军队进城镇压民众的老红军。连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人都做不出来的事,邓小平能做出来,这正是毛泽东欣赏他的原因。毛曾赞扬邓“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注16),在邓小平主持镇压五一九民主运动之后,毛泽东就敕封他为中共这家“钢铁公司”的“副帅”了,毛本人则自称“正帅”。(注17)所谓开“钢铁公司”,就是无法无天,无畏“上书”(注18),能够心狠手辣地动用一切暴力手段来实施专政。除了毛和邓,即便像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这些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是没有资格当“钢铁公司”老板的。邓小平这个人掌握军权,其实就是“六四”惨案的首要原因。

苏联东欧国家在八十年代都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军队的官兵大部分是城市居民的子弟兵,向自己的父母家人邻居开枪,是很难下手的,在“苏东波”的过程中,正是一些奉命镇压的军警倒戈,导致了专制政权的顷刻颠覆。中国则不然,毛泽东延误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整整20年,而且导致了严重的城乡割裂和对立。一支以农民子弟为主体的军队,接受了穷凶极恶的独裁者的命令,用坦克镇压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市民运动,这就是八九民运的历史宿命。

六、“六四”之后的民主运动

“六四”以后的民主运动,与前述民主运动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脱离了与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和派系斗争的纠结,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运动。这首先是一个优点,使它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类似于“苏东波”的目标——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但同时也是一个缺点,使它无法运用具有合法性的运动资源,影响到社会动员的广度。

从秘密结社到宪章运动

本文把“六四”以后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9年至1992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分散的地下反抗运动。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至2002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公开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年至2009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从维权运动到宪章运动,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

“六四”以后出现了大镇压、大搜捕、大审判、大逃亡,即使是在这样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全国到处都出现了秘密结社与地下反抗运动。九十年代前期我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得知在政治犯难友中有几位要求为“六四”平反而被判刑的地下刊物创办人:韩罡,28岁,《起跑线》主编,1989年7月被捕,判刑12年;陈宴彬,29岁,《铁流》主编,1990年9月被捕,判刑15年;张亚菲,28岁,《铁流》编辑,1990年9月被捕,判刑11年;尚子文,35岁,《钟声》编辑,1991年4月被捕,判刑6年;孙立勇,33岁,《钟声》主编,1991年5月被捕,判刑7年。

1991年,湖北公民张敏鹏等人秘密组建中国共和党,以“推翻专制,再创共和”为其奋斗纲领,不久便遭到当局的镇压,张敏鹏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同年,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和王国齐等人成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胡石根同时还参加了康玉春等人成立的“中华进步同盟”组织。1991年12月,胡石根和刘京生、高玉祥等人又成立“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胡石根起草了《中国自由民主党政治纲领》、《中国自由民主党组织章程》和其它多份自由民主党、自由工会的宣传材料。1992年4、5月间,胡石根、刘京生等准备在“六四”周年纪念期间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散发、投寄传单,并准备用航模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散发抗议“六四”屠杀的传单。1992年5月27日,胡石根被抓,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其他成员随后相继被捕。胡石根被判刑20年,康玉春17年,刘京生15年,王国齐11年,陈卫、陆志刚、张纯珠、王天成、安宁5年,还有许多人被判刑和拘留审查。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政治气候有所缓和,民主运动再次浮出水面,公开亮相。1993年11月,周国强、秦永敏、宋书元、杨週、刘念春、陈旅、李海、钱玉民、沙裕光等人签署并公布《和平宪章》(草案),要求平反“六四”,开放“党禁”。1994年笔者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撰写了《一九九五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一文,指出:“由持不同政见者向政治反对派提升,已然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反对派要有自己的独特立场、态度和做法,绝不把自己混同于执政党内的任何一个派系”。然而,“理性、负责任的反对派在知识界、广大民众和执政党内部都有坚定的支持者和广泛的同盟军。反对派要以自己的睿智和信心来鼓舞、团结各界人士参加争取民主转型的宏大事业。”“反对派在1990年可以做以下五个方面的事情:政治对话、时政批评、立法倡议、历史撰述和筹备参选。”

1995年,公开化的民主运动形成了一个高潮。2月,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刘晓波、陈小平、周舵、吴学灿、闵琦、沙裕光、廖亦武、金橙等人向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递交《反腐败建议书》和《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两封公开信;刘念春、黄翔、王丹、王东海、陈龙德等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废除劳动教养的建议》。5月,许良英、楼适夷、杨宪益、周辅成、吴祖光、林牧、丁子霖、蒋培坤、江棋生等人发表《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呼吁书;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刘晓波、陈小平、江棋生等人发起并公布《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丁子霖、张先玲、李雪文、周淑庄、徐珏等“天安门母亲”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六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者人数”,“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三项要求。当局于“六四”六周年前后拘捕王丹、刘晓波、刘念春等人,将陈子明重新收监,压制了这一波政治对话。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从江泽民访美到克林顿访华,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政治“小阳春”,民主运动再度活跃。1998年6月20日,秦永敏在武汉成立《中国人权观察》。6月25日,浙江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向当地政府部门递交了《关于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并公布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随后,秦永敏、谢万军等多个省份的反对派人士也递交了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11月9日,徐文立等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布建立北京、天津中国民主党党部,徐文立任党的委员会主席,查建国、高洪明任副主席,何德普任监委会主席。会议向全国通电于2001年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局于年底采取了镇压措施,将徐文立判刑13年,秦永敏12年,王有才11年。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挡民主党组党运动的发展。到1999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设立了民主党党部,拥有1000多名党员。当局也继续进行打压,在全国先后逮捕了300多名党员,判刑30多人。

“九八组党运动”集结了北京之春和八九民运两次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前者包括徐文立、任畹町、秦永敏、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王泽臣、肖利军、王文江、岳天祥、姚福信、萧云良、朱虞夫等人;后者包括王有才、王东海、刘世遵、刘贤斌、吴义龙、谢万军、祝正明、唐元隽、佘万宝等人。但这一运动的弱点在于,由于当局的围堵打压,以及运动目标与大多数民众的切身利益有较大距离,运动范围基本上被限制在民主运动“老战士”的圈子内。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而当局的管制措施又一时没有跟上,互联网成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工具。比四五运动、北京之春运动、八九民运当事人更年轻的一代人登上了民主运动的舞台,在互联网领域中引领着时代潮流,其佼佼者如余世存、余杰、王怡、赵晖(“莫之许”)、李永刚、范亚峰等,还有一些人则始终以“网名”示人。关注重心逐渐从政治方面的人权保障转向维护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2003年,出现了“新民权运动”或“维权运 动”这样的运动命名。在维权运动中,维权律师群体的作用凸现了出来。早在1994年,笔者就在《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一文中指出:“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反特权、反腐败将会为他们提供‘选择性’的诱因,对他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的个人动机与创造公共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律师界与国内外新闻界的紧密配合下,一个民间监督网络将会逐渐形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将会从中破茧而出。”张思之、莫少平、浦志强、高智晟、李柏光、李和平、许志永、朱久虎、滕彪、郑恩宠、张星水、江天勇等人就是维权律师群体中的翘楚。

2008 年12月,由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显示了大陆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这一事件的最大意义,并不是《零八宪章》归纳了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这些理念和主张,在过去十几年的一系列联署声明与宣言中,已经有过充分的展示;而是实名连署者的人数之多与层面之广——既有体制外的狭义“民运人士”,也有体制内的“两头真”离休干部、院长教授、文艺名流,既有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也有全国各地的底层人士。民主运动必须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与社会参与,才能对现行体制造成实质性的冲击,从而推动体制转型。

民主运动与民主化进程

民主运动是民主化进程的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动力。民主运动是民主化进程容易观察到的表象,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冰山的全部。

学者们已经研究过民主化转型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一般的社会发展(人口规模、经济增长、教育普及程度等),包括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阶级和阶层结构等的变化),也包括政治文化的演变(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统治集团自信心的动摇、民众对于未来的预期等)。民主运动是社会变迁与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我们已经看到,四五运动、 北京之春运动、八九民运对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总体性社会的瓦解、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复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也会看到,未来民主运动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中将要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全社会的公共财。奥尔森说:“大团体或者说潜在团体根本没有生产公共财的诱因,……唯有个别而‘选择性’的诱因才能激发潜在团体中的理性个人为团体目标而努力。”(注19)为建立民主制度而奋斗的民主运动参加者需要类似一些宗教中的圣徒那样的品格: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

一个致力于中国民主化的公民,既可以选择投身民主运动,也可以选择从事推进民主化的平凡工作。作为一名学者,翻译一部研究各国民主的理论著作;作为一名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进行公民教育;作为一名律师,代理一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作为一名记者,如实介绍外国的选举真相……这些分散的、零星的活动不一定构成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却是实实在在地为民主化事业添砖加瓦。

谈到民主运动,往往就会与失败、挫折、牺牲联系在一起。然而梁启超早就说过:“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 有成功,没有失败。”(注20)国人必须不断总结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才能把挫折变为成功,才能最终转败为胜。

何家栋说:人们常常把传统与成功联系在一起,然而不经历一次次失败,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就不可能形成最伟大和深厚的传 统。在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曾经历了数十年到上百年的政治失败和挫折,才从在野党、反对党转化为在朝党、执政党。不经历长期的在野,就不会有政治上的成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鸣放”运动、“文革”运动和“北京之春”运动中,曾经涌现过一批又一批争取民主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言说,他们的追求,在大众媒体中、在多数人记忆中现在已经湮灭。如果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死亡,甚至是毁尸灭迹,失败者就会成为历史的孤魂野鬼。我们必须记住失败者的事迹,坚守失败者的信念,保存失败者的胤嗣,吸取失败者的教训,这既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中国民主事业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注21)

笔者曾指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是多元的,包括三股主要的力量。其一是体制外的狭义“民运”力量,其二是体制内外的“维权”力量,其三是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狭义“民运”力量有明确和公开的政治诉求:以宪政民主体制取代极权专政体制。“维权”力量以人权、群体利益和个人权益为直接诉求。如果“维权”取得一个个的具体成果,实际上就是在逐步瓦解共产党的一元化统治方式。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只有一些隐晦的政治表达,有些人甚至是在“韬光养晦”,但他们以各种方式默默地为民主化作出贡献,并为民主化的突破积蓄各种资源。因此,这三股力量都是广义的“民运”力量。(注22)推动中国民主化需要大家分工合作、多元配合、齐头并进。要进一步开展民主启蒙和公民教育;要恢复历史真相,发掘民主传统;要系统剖析、批判现行体制和政策;要争取和维护各项人权与公民权利;要设计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政纲与宪政架构;要在适当的时候启动竞选、修宪、组党,实现中国民主化的突破。(注23)
(未完待续)

作者注: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
(15)同上。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146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196页。
(18)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见高晓岩对刘源、何家栋访谈录,载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
(19)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58页。
(20)《外交与内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45-47页。
(21)何家栋:《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陈子华编著:《浴火重生》的序言,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
(22)陈子明:《推动民主化的多元力量》,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f/200702/20070211150931.shtml
(23)陈子明:《海内外华人齐努力》,载张伟国编:《薪尽火传——当代中国民主先行者传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