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四、北京之春

我把1978年至1981年期间三种不同状态的民主运动——体制外的民主墙运动、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体制边界的竞选运动——统称为北京之春运动。“北京之春”这个名称，来源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比较而言，北京之春时期体制内力量的革新举措，尚未达到布拉格之春时期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议长斯姆鲁科夫斯基等人的程度；而北京之春时期体制外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则不逊色于布拉格之春时期的异议人士（哈维尔等人联署《七七宪章》，是在布拉格之春9年之后）。

民主运动的三个维度

赵鼎新指出：“对于政治行动，一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描述：组织化 程度、制度化程度，以及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所谓革命，其实就是一种非常组织化的、追求根本性社会变革的、高度体制外的政治行为。”“一种集体性的政治行动，如果是高度组织化的、高度体制性的，并且所追求的社会变革比较小，那就属于常规政治。”（注1）1949年以后的历次民主运动，均属介于革命与常规政治之间的集体性的政治行动。

在极权专制下发生的民主运动，其组织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当局不 会给予任何民间独立组织有一个从孕育、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其中四五运动的组织化程度最低，运动的参与者都是一些心心相印的独立“分子”和小的“团粒”，没有一个成型的组织。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宣布成立的“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只是一些人临时走到一起采取联合行动，彼此之间并不相识，甚至相互留的名字和地址有些都是假的。而“五一九运动”期间则成立了一些学生社团组织，在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在后极权体制下，民主运动的组织化程度相对高一些。北京之春运动 中成立了许多民办刊物，有些民办刊物还要求成立全国民办刊物协会。八九民运中成立了一些学生组织，运动后期还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但是总的来说组织化程度还是属于低级阶段。不论是在极权还是后极权体制下，组织化都是最具风险的行为。我本人仅仅因为在八九民运期间谈论和从事了“知识分子的组织化”，就被当局以“反革命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3年。

选举活动、政府会议、官方集会，属于制度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非 制度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本来应当是指与宪法、法律、法规相违背的那些行为，例如骚乱、冲击政府机构、武装政变等等。因此，中国历次民主运动的制度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写大字报、办刊物、游行集会、竞选人民代表，均为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只有“四五”运动中放火烧“联合指挥部”所在的小楼，八九民运中的大规模绝食行动，才算得上非制度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但是，在官方的“潜规则”中，只要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只要不是执政党组织的行为，都是制度外的行为，都在应当“打击”、“消灭”之列。由于官方在各个时期对民间活动的容忍程度不同，四五运动的制度化程度最低，北京之春运动的制度化程度最高，五一九运动和八九民运介于二者之间。

“五一九运动”的主流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基本上属于修正主义的范畴。 四五运动的主流所追求的社会变革，可以纳入民主社会主义的范畴。北京之春运动的指导思想，既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因素，也有自由民主主义的因素，二者尚处于混沌状态，运动参与者还没有清醒的自觉。八九民运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目标，已经是宪政民主主义了。1989年5月21日，我所在的《经济学周报》“本报评论员”写道：“现代化进程……必须建立一种机制”，“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所谓民主宪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则：（1）以个人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代议制与普选，（3）责任内阁的行政政府，（4）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5）党派斗争公开化、合法化、规则化、非暴力化与结社自由，（6）社会生活领域多样化与政府权力有限性，（7）舆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及信息开放。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指重新界定各类政治设施（党、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民等）权限，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各自的运行规则。”（注2）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历次民主运动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的程度，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趋势。

北京之春的三个组成部分

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有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 部长胡耀邦的参与和指导，却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管辖的宣传部门的压制，因此仍属于自下而上发起的党内思想运动。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有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人。运动的两次高潮分别是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会议和1980年10月至11月的“四千名高干大讨论”。运动的“非毛化”主张最终被邓小平和陈云联手打压下去。关于思想解放运动，其参与者已经发表了许多回忆录与研究专著。

体制外的民主墙与民刊运动，继承了四五运动的历史首创精神，发展和深化了四五运动的思想倾向性。徐文立在《四五论坛》创刊号上写道：“日益成熟的中国人民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勇敢、智慧和献身精神，都将更加激励全国人民去争取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文化，人民的科学”。（注3）民主墙与民刊运动的性质是争取公民权利运动。《四五论坛》发刊词申明其宗旨是实现“言论的真正自由”，“行使宪法赋予人民监督和管理国家的权力，使宪法由一纸空文变为我国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注4）由于邓小平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曾一度赞扬民主墙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允许民主墙和民刊的存在，运动从北京和上海扩展到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直接参与人数虽然比较有限，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间还穿插了支边青年回城运动、高校学生讨还校舍运动、各种上访人员的示威抗议等经济性质的维权运动）。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刘青、王希哲、胡平、王军涛、陈子明等人是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民主墙与民刊运动，详见本书中《“北京之春”：公民权利运动的兴起》一文。

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活动，本来应当属于高度制度化的常规政治。而 且，1980年仍然有效的中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当时刚刚颁布的《选举法》规定：“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一条款在高校竞选运动后的1982年被修改，把“各种形式宣传”缩小为“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情况”的单一形式。）然而，由于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发动高校竞选运动中的重要作用，由于高校竞选运动继承和弘扬了民主墙运动的精神与诉求，由于当局在运动中和运动后对参与者的政治打压，我把该运动定性为“体制边界的民主运动”。徐邦泰和傅申奇是上海竞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陈子明、李盛平、胡平、王军涛、张炜、陈子华、何德普是北京竞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西安、重庆、成都、长沙等地也都有高校竞选运动发生。关于竞选运动，详见本书中《宪政的萌芽：北京高校竞选运动》一文。

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角，是党内的思想理论界人士和一部分高层领导干 部；民主墙与民刊运动的主角，是具有强烈政治追求和较高理论素养的青年工人（《北京之春》和《沃土》编辑部成员是例外）；竞选运动的主角，是大学生与研究生（傅申奇、何德普是例外），这几种人一起构成了北京之春运动的历史合力。

过渡时期的特殊机遇

北京之春运动跌宕起伏，持续了两年多，缘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性 机遇。毛泽东主义破产之后，中国需要有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体制内外的仁人志士都在积极探索，觊觎和掌握最高权力者也还没有形成定见，这就为北京之春运动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在这个时期，体制内下层的意见乃至体制外的声音，都有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当时民主墙和民刊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都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尽可能以审慎和理性的态度来参与创造历史。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体制内外革新力量的 短暂蜜月期。叶剑英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我们要在全党、全国造成真正民主的空气，使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回忆：“这句话涉及对当时议论颇多的‘西单民主墙’的评价，叶帅身边工作人员有不同的意见。记得在12月12日晚上定稿时，还在争论。于是，叶帅指示，把胡耀邦同志请来，听听他的意见。耀邦同志13日上午八九点钟时专门来到军科二号楼，认真阅读了讲话稿，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完全同意叶帅讲话稿的精神，拍板保留这段话。”（注5）

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讴歌“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指出“一切受到‘四人帮’压迫和欺侮的人民群众，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了。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对于人 民群众这种以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的自觉的革命行动，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自己的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地支持它。”（注6）由于在四五运动中的共同经历和体验，体制内外的革新力量在1978年底的时候，思想和感情是最贴近的。过了这个历史交汇点，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权派便开始压制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逐步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五、八九民运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注7）应当说，邓小平这个说法没有错。

国际大气候

亨廷顿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个时候发生了一场持续很久的 辩论，这场辩论发生在决心用来源和目的来界定民主的古典派与坚持用熊彼特模式中程序性民主概念的那些人数越来越多的理论家之间。到七十年代，这场辩论结束了，熊彼特赢了。理论家们越来越注重在两种民主概念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另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后一种概念才能够提供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物，从而使之成为有用的概念。”（注8）这就是说，所谓“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上已濒于破产的境地，在世界各国的知识阶层中失去了昔日的吸引力。

“现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意无意地始于葡萄牙的里斯本，时 值1974年4月25日”。亨廷顿指出：“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威权政权之下的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还有一些国家，促进民主的运动获得了力量和合法性。尽管碰到了抵制和挫折，迈向民主化的运动变成几乎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而且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注9）世界第三波民主化运动首先出现在南欧的葡萄牙、希腊、西班牙，然后转向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在八十年代来到亚洲——土耳其、 菲律宾、台湾、南韩……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末期从对苏“一面倒”转向联美“一条线”，“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性扩张受到致命的打击，从战略进攻转向防御、退缩乃至分崩离析。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摆脱越南战争的陷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上台推行“新保守主义”后，逐渐恢复了元气，开启了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从而在经济上把苏联东欧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后者甚至被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所超越。邓小平在1979年说过一句大实话：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裕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注10）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一轮改革运动。

如果说斯大林死后爆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次改革浪潮，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波兰1970年12月事件、六七十年代苏联的政治异议运动等构成第二次改革浪潮，中国的北京之春运动和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则标志着第三次改革浪潮的兴起。到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邓小平再次鼓吹“政治体制改革”，中苏两国领导人掀起改革竞赛；中美两国结成了准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同意美国军方在中国境内设置侦听站，美国同意帮助中国军方升级歼-8战斗机，姚洋指出：“中国和美国的结盟，奠定了我们在八十年代的基调。”（注11）这就是八九民运发生时的国际大气候。

国内小气候

虽然邓小平、陈云在八十年代初打压了北京之春运动，拒绝了向宪政民主方向的转型，但终归不能再搞“两个凡是”，而需要摸索一种有别于毛泽东主义的体制架构。由于从最高领导者到普通百姓都有一种“改革”的冲动和憧憬，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我曾说：那个年代“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也就是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所说的‘周期性和无序性’。‘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这种周期性的震荡，表明了党内各派系都在积极探索‘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路径，而每一个派系都还没有最终确定自己的理想模式，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理论上、政治上的活力和可塑性”。（注12）

在八十年代，群策群力、下行上效是社会生动活泼的源泉。农村家庭承包制、城镇个体户、雇工经营、取消人民公社体制、从事第二职业和“下海”、私营企业、社团“挂靠”……几乎所有的体制创新，都是下面首先搞起来，然后才由上面予以认可的。袁庚领导的蛇口工业区，张炜领导的天津开发区，任仲夷领导的广东省，项南领导的福建省，在体制改革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薛暮桥领导的国务院经济研 究中心、马洪领导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杜润之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政策问题上走在政府的前头，能够提出多种竞争性的方案。陈一谘领导的“农村组”、“体改所”，是从民间研究机构转型为政府智囊机构。半官半民的“莫干山会议”，学术界与地方联手总结“苏南经验”、“温州式”……所有这一切的合力，冲破了“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的牢笼，使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得以重新萌生。

在“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反复较量中，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阶 层登上了历史舞台。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时指出：“以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新观察》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到这一次三十三人签名，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独立而且有自信心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了。四月二十八日这次会议，过去对当局很温和、效忠于政府内某一派别的一批人，集体宣布反叛。严家其在这个会上，就公开向‘红色教皇’宣战，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一起发出宣战的宣言。到了签名，更发展成行动。”（注13）在八九民运前夕，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而提出了知识阶层“组织化”问题。

八十年代有一句话，叫做“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生动地 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精神状况。“吃肉”与“骂娘”，都是八十年代的时代特征；在六七十年代，“肉”是过年过节才有的稀罕物，“娘”是绝对不允许骂的，谁“骂娘”谁就是“反革命”，就要遭到极其残酷的镇压。1988年，市民以“骂娘”和“抢购”的集体行动反掉了“价格闯关”，这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从而激励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反对 “官倒”和“腐败”。

学生运动从来都是民意的潮头。从1985年起，每年都有学生运动爆发，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也为八九学运准备了一批领导骨干和纲领口号。以上这些，就是八九民运从学生运动扩大到知识分子运动和市民运动的国内小气候。

作者注：

（1）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版，3页。

（2）《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载1989年5月21日《经济学周报》。

（3）徐庶：《当务之急》，重新刊载于《四五论坛》，第八期。

（4）《发刊词》，原载《四五论坛》第一期，重新刊载于第八期。

（5）叶向真：《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记》，载北京：《财经》杂志，2008年第26期。

（6）《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载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

（7）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302页。

（8）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末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5页。

（9）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末民主化浪潮》，1、21页。

（10）参见姚洋：《如何降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载上海：《瞭望 东方周刊》，2009年9月24日，总第306期。

（11）参见姚洋：《如何降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

（12）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惫（上）》，载香港：《领导者》，总第21期。

（13）张结凤采访陈子明等：《中国民主运动新路向——比较十数年来学运民运》，载香港：《百姓》半月刊，总第192期（1989年5月16日）、193期（1989年6月1日）。

矿山生活的困苦与浪漫

开工头一个月最辛苦。公里表显示，孙驾车跑了6600公里，平均每天220公里的山路，耗时6小时。行车途中，常常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山泉水，困了就取下吉普车后面行李架上那块专备的海绵躺上睡一觉，许多夜晚趴在方向盘上度过。因劳累过度，嗓音沙哑，这个月孙雅臣竟吃了1200片（20盒）草珊瑚含片。

矿山生活很苦，住化纤编织布搭建的工棚，睡地铺。夜里老鼠成群结队，在被上枕边窜来跳去，甚至钻进被窝。蔬菜要到山下7公里外的集市上去买，若大雪封山，可能一连许多天吃不上蔬菜。有时咸菜也吃完了，仅以盐水煮面粉抟成的条子充饥。

1995年春节前夕，大雪封山，孙雅臣在洛阳备了年货，早5点出发，单人独驾往几百公里外的卢氏矿山送年货。沿途银装素裹，冰天雪地。半夜时分，车到卢氏境内，见一辆贩运蔬菜的卡车停在路中央，司机正在一旁作难抹泪。雅臣下车相问，那司机说：一边是绝壁，另一边是黑咕隆咚的悬崖，实在不敢往前开，脚下是冰雪，退又无法退。雅臣便登上那卡车，把车往前开一段，再回来把自己的车往前开一段，这样来回多次，总算折腾出那段约5公里的险路。卡车司机一定要塞给他1000元钱作为酬谢，后者坚拒不受。卡车司机执意送一些蔬菜做谢礼，他接受了。孙没再为春节买蔬菜。

次日凌晨3点，车到矿区的山下转运站。雅臣把车停好，扛起一大包年货上山。一路涉小溪、穿山道，走得大汗淋漓，衣服全湿透。那是个雪夜，天上飘着雪花，可月亮却奇怪地很亮。中途休息时，雅臣脱去湿透的上衣，浑身热气蒸腾。四周万籁俱寂，望着皎洁的月亮和漫天飞舞的雪花，仿佛可以听到飞雪飘舞的声音，雅臣说那份感受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凌晨5点到达矿点时，积雪满身，眉毛胡子结成冰疙瘩。德国牧羊犬安迪听到主人的脚步声，欢快地叫起来。山上的朋友把他迎进工棚，看到这副模样，直掉眼泪。

1994年底，一位从洛阳来的现役军人小李也加入了雅臣的开矿群体。雅臣问小李：“你是现役军人，怎么能到这里来呢？”小李出示自己的士兵证，说：“我是后门兵，虽说入伍，实际从未到过部队，军装照发，待服役期满，办个复员军人证就完了，这样便于找工作。”小李这次上矿山，是受母亲安排，不要工资，只来历练。小李这种情况属于“黑兵”。当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除了“黑兵”，还有“黑官”。孙的一个朋友，神通广大，其正上高二的宝贝儿子突发奇想要参军，而且不当兵，只当官。这位朋友通过一系列关系，办了一应假手续，仅在家里由儿子的舅舅教一教立正、稍息、打背包等基本常识，便由部队保送，直接进了必须有两年以上军龄的军人才能进入的教导队。教导队是战士提拔的必经环节。半年后，这位儿子梦想成真，当上少尉军官，后来还当上了营长。

矿区所在地民风憨厚。有些山民，一捆山柴扛到7公里外的集市，要价5元。若散市时没卖掉，此时有人出4块买，他是不卖的，宁肯再走7公里山路，扛回漫山遍野都是柴的山上。朋友老范自海南来，山民好奇，问海南在哪里，远不远，坐火车几天能到这里。老范答曰：“海南距这里很远，坐火车得3天时间，我是坐飞机来的，只需2个多小时。”山民哄笑说：“妈呀！你捣干人哩（骗人），飞机能有恁快？”在山民看来，火车速度是最快的，至于天上飞的飞机，比蜗牛快不了多少。有一次雅臣给当地农民每家送一些带鱼，村民组长提着带鱼，一本正经对自己的老婆孩子介绍说：“这是孙老板送的带鱼，是海里的鱼，在海里时是圆的，一上岸就变成扁的了。”老婆孩子称长见识了。

矿山岁月既有艰苦的一面，也有潇洒的一面。秋天商洛山景色非常美，森林里潺潺流水，红枫片片如火，柿树枝枝缀金，成群的野兔奔窜在灌丛，绚丽的野鸡在林中悠游，宛如一幅幅精美的水彩画，装点着白云生处的人家。蓄着大胡子的孙雅臣，时常身着牛仔服，足蹬长靴，肩挎双筒猎枪（枪管上时常挂着猎物），牵着凶悍的牧羊犬安迪，巡游在高山竣岭中的原始森林里。他也时常一个人，背起猎枪，带上安迪，驾驶吉普车，在白云缭绕的山间公路上奔驰，忽而驶入云端，忽而沉入谷底，那份感觉，惬意之极。

有时晚饭后，孙雅臣会对着黑黝黝的大山，吼几声西北小调或狂放歌曲，如《红高粱》的祝酒歌之类。当地老百姓说：“妈呀！人家孙老板一天到晚星星啊月亮，月亮啊星星，唱咧真美！”那时在孙雅臣看来，真正的男人就应该到矿山磨练，在城市写字楼里挣的不是钱，在矿山挣的才是真正的钱。

人马洒泪撤离矿山

1995年春节前夕，矿洞已掘进到矿体主脉，距预定位置仅剩20余米，成功与否，很快即见分晓。孙雅臣用玉米棒芯做笔，写了几副春联，贴在工棚、洞口。其中一副，上联“开口笑大笑几声”，下联“闭上眼莫看人生”，横批“希望在洞中”。为了活跃节日气氛，他给大家每人发一张美女招贴画贴在床前。墙上还混贴着美国总统里根、斯大林、列宁、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费雯丽等性感女郎的大幅照片。在荒凉的矿山上苦中寻乐，别有一番情趣。

他们还宰了一头肥猪。除夕之夜，工棚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划拳行令，吆五喝六，讲荤话，说趣闻，整整玩了一个通宵。大年初一一大早，大伙觉得放鞭炮不过瘾，索性搬来一箱炸药和几盒雷管，一顿乱放。接着到附近农家拜年、喝酒，喝了东家喝西家，个个喝得胡天胡帝，东倒西歪，说笑打闹，如水泊梁山，好不快活。

大年初二，雅臣与小樊等5位弟兄一起驾车下山购买设备。很不幸，出车祸了，他的吉普车翻着跟头滚下数十米深的山崖。6人悉数被摔昏，而雅臣伤势最重。第一次醒来时他看见眼前白花花一片（碎玻璃），还有血迹，第二次醒来时发现已躺在小樊的怀里。此时雅臣感到浑身疼痛，呼吸困难，自我判断很可能是肺被扎破，形成肺气肿。若果真如此，过不了几个小时就没命了，他赶紧交代后事：“如果我呜呼了，你们一定要继续开矿，打着矿赚了钱先把北京的钱还给人家，余下的你们大家随便分掉。”

弟兄几人哭了一阵，把雅臣抬到路边，拦一辆拖拉机送他到18公里外的乡卫生院。孙的肋骨断了4根，锁骨也2处骨折。拖拉机在乡间公路上一路颠簸，断裂的骨茬拉扯着撕裂的筋肉上下碰撞，疼得他嗷嗷大叫，数次疼昏，再疼醒过来。

山下转运站的房东大嫂连夜赶到乡医院探望，她紧紧抓住雅臣的手反复说：“这是咋说的？这是咋说的（这怎么回事）？”又抚慰说：“不疼，不疼，一会就好了。”大嫂的话犹如一股暖流，通过她那粗糙的手传给雅臣。那是一种母性的爱，那是一种女性的柔，比任何止疼药都起作用，疼痛难忍、呻吟不止的孙雅臣当即平静下来。

县里的领导得知雅臣受伤，当晚派车接他下山，次日又安排救护车用担架接往县医院。在县医院住一夜，大年初四，县里派救护车把他送回洛阳。

下山医伤的第10天，山上传来消息：矿口打着了锑矿石，且是品位高达60度的富矿。5个大户找上门来，愿出价200多万元买这个矿（此时开矿的总投入尚不足 30万元）。雅臣打算把此矿卖掉，先收回投资，再开第二个矿口，这样再干也就没有压力了。北京的朋友们不同意，说我们是采矿的不是卖矿的。雅臣遵从朋友的意见，暂不卖矿，继续沿矿脉掘进。可是到两个月后伤愈返回矿山时，情况大变。开矿的资金已全部用完，需追加投资，而且矿脉也断了，更加上此时国际市场锑锭价格大幅下滑，采锑利润已大不如前。北京的朋友因故无法追加投资，雅臣四处寻找资金无望，最后只得怀着万分遗憾的心情，带领朋友撤离卢氏矿山。

离山前的告别酒会上，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们感慨万千。“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从此兄弟为生活各奔东西，不知何时再聚首，眼泪和着烧酒，个个醉成刘伶。

与牧羊犬安迪的缘分

矿山的一个重要成员，义犬安迪，不能不提。上山之初，为了矿区安全和护身（孙在山里驾车，路上曾三度遭歹徒抢劫），经朋友介绍，雅臣从公安部南昌训犬基地以3.6万元的价格买回一条纯种德国牧羊犬。起初人们认为安迪胆小怕事，遇到当地土狗挑衅时总躲得远远的。有一次当地农民提议让土狗与安迪对咬一下，看哪个厉害。双方把狗叫到一起，雅臣只说“安迪，上！”安迪便“呼”地扑了过去，前掌按倒对手，张开巨口死死咬住对方喉管。不到一分钟，对手就失去招架之力。狗的主人们急忙把它们分开，土狗回家趴了俩月没站起来。

主人在场时，无论生人如何挑逗甚至踢打它，它都不会发怒。除非主人发令，否则安迪绝不在主人面前攻击任何人和同类。可是主人不在场的时候，安迪绝不允许任何人或动物对它有丝毫的侵犯。有主人在场，安迪对任何来人不管不问。一旦主人不在，它就对来人不依不饶，为此咬伤过来矿口检查工作的乡长，也咬伤过四个到洞口偷东西的农民。还有一次，一个农民来送柴，主人不在，安迪对来人吠叫不止。那农民用石头砸了安迪一下，被铁链拴着的安迪无法反击。对发生的这一切，主人一无所知。晚上像往常一样打开锁链放溜的时候，安迪一反往常，像一支离弦的箭，顺着山间小路向外狂奔。主人不明所以，跟在它后面追赶。跑了二里多地，到了那个用石头砸它的农民家里。当时那农民正在家里吃饭，安迪扑上前去，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口，然而头也不回地返回。

1995年大年初二那次翻车事故发生时，不知安迪从哪里也跑到现场，围着主人的车吠叫不已，不许外人靠近。主人到卫生院后，安迪又挣断两条铁链，沿着山间公路，跑了18公里，来到医院主人的病床前。它一声不吭，只是反复用舌头舔主人的手和脸。主人转院后，据说安迪一个星期不吃不喝，总在工棚里主人住的床前，这嗅嗅，那闻闻。

撤离矿山之后，安迪也跟着下了山。因住宅区无法养犬，雅臣把安迪寄养在洛阳郊外一个朋友办的小厂里，定期探看，给它送些好吃的。有一天安迪突然走失了。走失前一个小时，主人去看它，带去它最爱吃的小笼包子、熟牛肉，可它拒绝进食。主人离开时，安迪发出异样凄切的叫声。孙雅臣停车返身回去抚弄安迪，安迪则用凄凉眷恋的眼神直直地望着主人，不停地用舌头舔他。雅臣离开一个小时后，安迪挣断锁链出走了。孙和几位朋友连续几天在附近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寻找，但渺无踪迹。在安迪走失后的几个月里，孙几乎天天做梦梦见它。几年后，孙雅臣在一篇文章中写及安迪：“但愿安迪有一个好去所，但愿新的主人能够善待安迪！别了！安迪！我永远不会再养犬了，因为它太让人牵肠挂肚了！”

维权律师的先行者

办理完毕矿山的善后事宜，孙雅臣在家休整了半年。此后几年，他又陆续与人合办金钢砂厂、开酒店、炒股票等等，经历林林总总事，阅尽形形色色人，被人骗过、涮过、耍过，也结交了无数知己良朋。然而，灵宝金矿区十日和卢氏近一年的开矿经历，却为雅臣后来的人生打下了浓浓的底色。他在最近写成的《公关“四气”》 一文中提出，公关要有“四气”，即霸气、匪气、猴气之类，我看即源自他的这段重要经历。

自因代理“六四案”失去职业至今，摸爬滚打近二十年，雅臣形成了藐视权贵、淡看金钱的思维定势，自称“见权贵富豪总有一种调侃的冲动”。2007年，某国际财团以600万的年薪相邀，为了身心的自由，雅臣拒绝了。他不想再受单位束缚，也不想再被职业羁绊。可是对那些地位卑微的人，他却优礼有加。有一次，有人送他一箱几千元一条的香烟，他马上把一大部分分发给装修房子的民工。某年春节，他拿一箱茅台酒、几条中华烟请小区的保安吃饭。搞装修的民工和小区的保安，有几个城里人正眼瞧他们！

雅臣16岁下乡，17岁参军，19岁做检察官，25岁干刑警，27岁做律师，30岁代理王军涛案，轰动海内外。此后，除上述提及的行当之外，他还做过打工的白领、企业顾问、文化经纪人、高端文化俱乐部创办人，等等。多年来，他云游四方，足迹遍及大陆各省区，全国260个地市级以上城市他到过220个。汽车是他的流动居所，飞机是他的空中旅馆，五遇车祸，三遭劫匪，数次被死神碰个趔趄，历尽沧桑，也饱尝了世态的炎凉，可他依然以诚待人，笑看人生，童趣十足。人生过半，孙雅臣无法定位自己，朋友们也为此事所苦。有朋友说他是侠客，另有朋友说他是当代精神贵族，还有朋友说他是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后裔。笔者至今与雅臣兄尚欠一面之缘，电话倒是有过十来通（每次他都狂谈二三小时不倦），他的博客我也看了个遍；宇宙很复杂，有“宇宙”二字罩它，人很复杂，有“人”这个字罩它，那么用哪几个字罩孙雅臣呢，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罩他的词。他的这半生就是一道行走的风景，与他的本家孙悟空先生一样，也是一个行者。如果一定要我给这一个孙行者做个身份定位，我宁肯把他叫做维权志士。这些年，中国维权律师群体风生水起，孙雅臣则堪称是这个群体的先行者。而且维权的工作他还在继续做，闪过年儿他将起诉13亿人无人不在其搜刮之内的中国盐业垄断。

2010年2月14日（除夕）北京

书记“家访”与长安大戏院的“饭局”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我从当年9月20日到2005年5月17日先后写了5篇短文，论“改变中共执政理念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更重要”。这些文章指出：中共自1949年执掌除台湾外的全国政权以来，一直秉承一党专权的执政理念。这个理念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和认知背景。然而，作为执政理念的一党专权是和现代宪政民主的本质要求相冲突的，它的弊端也早已由55年来中国社会曲折的发展历程所证实。没有制约的权力将是暴政的开始，失去制约的公共权力势必走向自身的否定。 寄希望于执政党内部的自我监督机制来解决公共权力的异化问题同样没有出路，因为在一党专权的专制主义语境内，对权力结构、特别是最高当权者的有效制约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这样的制约和监督，所谓“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又都将成为空话。中国共产党要真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最根本的是应该丢弃一党专权的陈旧政治逻辑，树立为实现多元政治基础上的宪政民主而工作的新的执政理念。

这些短文和我的另外一些直面现存体制、进行批评分析的文章主要发表在陈子明和何家栋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上。当时，这个网站还没有被封，读者可以自由地上去浏览网站内容。另外一些更温和些的文章给《天益》（原来的《燕南网》），主要是为了保护这个难得的自由主义学术网站。后来，我发现有热心网友把我的文章收集起来，制作了电子版的《张博树文集》，做得很精美，但文章编排不太理想。这启发了我，自己又搞了一个文章选辑，以《解构党专制：中国的根本出路》作标题。这是2005年11月的事。后来，这个文集由海外《观察》网站做成电子书，被收入《观察书屋》。

又过了半年，2006年5月下旬，我的《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终于杀青。这一卷全文30余万言，写作时断时续，竟用时4年多！为了放松一下，6月我报名参加了哲学所工会组织的“红色之旅”，到井冈山、庐山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所里的这类活动。后来有同事私下告诉我，所里对我报名参与这个活动居然很紧张，后来看到这个“异议分子”似乎就是和大家一块玩儿去了，才放下心来。前不久新上任的哲学所党委书记吴尚民是这次活动的领队。吴尚民1951年出生，来哲学所前任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这次活动中，老吴和我有了初步接触。吴为人随和，看得出，他想尽量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尽情欣赏二地美景，也实地观摩了哲学所党员在井冈山的“宣誓”活动。在这样一个中国现代史的特殊地点凭吊古今，眼观时过境迁后早已虔诚不再的那些面具化仪式，颇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北京后，我又用了几天时间，把第一卷文字、注释、参考文献等整理完毕。7月11日，突然接到许秀婷电话，告次日书记、所长和副所长要来“家访”。这让我妻子很是不安。3个多月以前，曾有朋友告诉我，社科院院部有意对本人采取行动，但哲学所不甚情愿。这次是不是真的要“行动”了？妻子一夜未眠。

7月12日上午，所长李景源、书记吴尚民、副所长谢地坤准时到访。李景源，前文已经提到过，李1945年出生，河北人，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属于“黄埔一期”（研究生院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所，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我因香港那篇文章挨批，景源则于1994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后来景源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民主党派的“党校”），大概是为了解决住房问题，2002年回到哲学所任所长。谢地坤1956年出生，南京人，大学毕业后，1982年至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工作。1984－1985年获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资助，在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1988年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和我是同届、同班同学。小谢的专业方向是德国古典哲学，他的老师是国内著名的费希特研究专家梁志学先生。在仕途上，小谢一帆风顺，从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升任哲学所所长助理、副所长。200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三位进屋后坐定。茶水端上。书记环视一下我们住的两居室，说道“房子是小了点”。景源也向我妻子、儿子询问了一些家庭生活和学习情况，表示关心。看来，社科院要“行动”的假设似乎可以排除了。大约坐了半个小时，景源表示到外边饭馆用午餐，邀请全家同往，我妻子很礼貌地谢绝，“你们谈事，我和孩子就不去了。”

我家附近有家大鸭梨餐厅，生意红火。我们进去后找了个单间。点菜完毕，李景源切入正题：我们今天来，是想和博树你深入沟通一下。大家都是多年的同事，有什么不能面对面谈呢？

接着，景源表示：你的为人，大家都了解；你的研究能力，所里也高度肯定。过去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所里也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我答道：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所里能有这个态度，我很高兴。我和所里任何同事之间没有私人恩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之间的碰撞倒是很纯粹。

李景源苦笑一下：今后能不能少给老哥惹点事儿？你尽可研究你想研究的问题，先放在抽屉里，不必都拿出来发表嘛！吴尚民也在旁搭话：咱们院里的规定是，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与中央精神不合的观点不能随便在外边发表。4个人推杯换盏，边吃边谈。看得出，三位领导光临并请客，是下了很大决心来做这个“思想工作”的。

老吴表示：院里有报送渠道，可以把不适于在外边发表的观点、意见上报有关部门研究参考。我答：本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让别人看的。所有我的文章、作品，都可以通过院里内部渠道报送，能发挥作用更好。但我保留公开发表这些文字的权利。景源讲：至少近期先不要再发表敏感文章行不行？总得给我们几个一点儿面子吧！好吧。我再考虑考虑，我表示。

这次谈话达成协议：我把刚刚完成的《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文本和前不久编辑的《解构党专制》论文集都交给所里，由他们转交院有关部门“报送”。后来，所里果然把我给他们的两部书稿用大号字打印若干份，分别“呈送”有关“领导”。我还要了一份保存。

过了4个月，年终考评和晋职申请又临近了。11月7日下午，副所长谢地坤再次登门，为评职事专门做工作。小谢提出：此次考评述职，能否只谈学术，不谈其它？再一条：近期内能否先不公开出版《从五四到六四》？我没有正面回答小谢问题，只问：这部书“报送”以后，有什么反映？小谢答：院领导已经看了，表示“此人观点如此系统，看来要转变也难，要继续做工作”等等。我大笑。小谢又说，景源打算到院里做工作，争取今年放行（指同意晋升我的副研究员职称。本来，在社科院，评副研所里就可以定，报院里备案即可，但我的事情“特殊”，院监察局、人事局都盯着，所以只能找最高层通融）。小谢又以康德为例，讲：那么大的哲学家，必要时也需要妥协，做过妥协。临走，谢地坤对我讲：咱们是老同学了，希望下次来，你不会不让我登门呀！

第二天是“返所日”，院部各研究所职工参加区人大代表的“投票”。中午，李、吴、谢三位在长安大戏院里的渝信川菜餐厅再次邀本人吃饭，继续昨天的话题。老吴希望我承诺不再做违反社科院规定和纪律的事情。我说：我只承诺不会做违反宪法之事。景源建议我参与院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些项目。这个研究中心就设在哲学所，主要研究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问题。“那个地方能发挥你的专长，人也熟。”景源讲。我知景源如此建议用意有二：一是借此给我增加点收入，这是好意的一面；再就是用文化中心的活儿占用我的时间，少写点儿那些异议文章。

在饭桌上，我也做了些妥协，承诺近期内不会出版《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李、吴、谢三位大概为此松了一口气。我做出妥协的理由，一是想看看李景源到院部争取的结果如何，如果有结果，毕竟有助于改善我和家庭的经济状况。现在已经不同于90年代，社科院不同级别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家庭因此蒙受的经济损失也在加大。后边毕竟还有5卷书要继续写，也需要好一点的经济环境。还有一层考虑是，儿子已经决定明年大学毕业要继续考研，我也担心第一卷的出版是否会给儿子的毕业、考研带来负面影响。虽说现在很少再搞“株连”，但共产党的事儿谁说得准呢？！这是我当时真实的心理活动，做出“妥协”也是一种 “理性选择”吧。

然而，李景源的争取最后还是无果而终。据知情人讲：李请示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李秋芳，后者表示“时间太短（大概指本人未继续发表“敏感文章”的时间太短），仍不能考虑”。李只得在所里职称评审委员会上如实传达，这样本人晋职申请最终仍然没有通过——准确地说，是仍然没有付诸表决。（前一年，也就是2005年，本人晋职申请也没有付诸表决，据说是考虑表决也没用，反正不可能过。这还不如2004年，至少还走个形式，而且居然有两票赞成票！）

“政治纪律”面面观

为什么哲学所领导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如此“耐心”，不厌其烦？为什么社科院当权者（包括那位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李秋芳）一再阻拦我的职称晋升？原因何在？说到这里，需要对社科院的“政治纪律”做些分析和解释。这是我们理解后极权社会政治控制（包括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很重要的一环。

所谓“政治纪律”，指约束学者、官员和社科院所有其他员工的一些内部政治规定。此类规定当然不仅社科院有，其他研究机构、大学、党校、出版社、杂志社之类的地方也都有。甚至不仅意识形态机关，国有企业、各类事业单位，更不用说政府、党务机关，也都有类似的“政治纪律”，没有这些，就不成为“党专制”了。

说来也巧，社科院党组正好在2006年11月底发布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决定》。“加强”者，表明原来社科院就有此类规定，现在则需要进一步“建设”而已。但对我们来说，它恰好为记录、刻画这个后极权时代提供了一个专制主义思想控制和组织控制的典型文本，不好好“利用”、分析一下，岂不“可惜”？

首先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个文件的发布方是中共社科院党组，这当然是“党”控制学术机关的绝好证明。为什么要发布这个文件？《决定》自己讲的清楚：“必须看到，国内外敌对势力始终把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他们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干部和学者进行‘西化’和‘分化’的活动。近些年来，受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我院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加强政治纪律建设，是全院一项极其重大的政治任务。”《决定》明言：“加强政治纪律建设的基本任务是：通过维护法律、纪律和规章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保证各单位、各部门和党员、干部、学者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文件一点儿没有含糊：确保“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是发布这个《决定》的根本目的！文件的起草者似乎忘了，当年发生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一系列人间悲剧，都是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要求下干出来的！至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始终把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他们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干部和学者进行‘西化’和‘分化’的活动”云云，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冷战语言和敌对思维语言。这种话当然不便在外边公开讲，外边讲的是要“构建和谐世界”——内外两套语言，这是“党”多年来的特点。

那么，如何确保“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决定》一下子列举了9项社科院学者、干部、员工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行为规范”，包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不得公开发表反对和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言论”；“凡我院主办或协办的各类学术会议，不得邀请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错误倾向和不良意图的人员参加，对参会论文要认真审查和把关。对于院外有政治错误和政治上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举办的各类会议，不得参加”；“在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学术交流规定》。我院人员在境外出版书籍、在境外媒体和出版物发表文章或言论前，须报所在单位领导审阅同意。参加境外学术活动，邀请境外人士来访，须按规定程序审批”；“图书报刊出版工作要严格执行国家出版管理有关法规，坚持政治标准与学术质量的统一。对重大和敏感选题，须按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凡我院主管的社团和研究中心，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本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照社团和中心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任务开展活动，不得从事与自身宗旨不符的活动，更不得从事非法政治活动”；“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在研究成果发表和学术交流中，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鉴别力，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严禁背叛和出卖国家利益”；“不得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和反动、错误观点；不得参与非法组织或个人发起的有政治违纪内容的签名、串联、‘纪念’等活动”；“不得违反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准发表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最后“对党和国家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贯彻执行的前提下，可依照党内规定和国家有关法规，通过正常程序向有关部门直至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也可通过我院内部刊物反映”。

显然，这是一个系统的、严密的思想控制行为规范。从言论、结社、会议、出版、接受媒体访问、国际学术交往各个方面严格限定，不得批评执政党，不得批评现行体制，“不得公开发表反对和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言论”。“党”的意志就是“最高指示”，社科院虽然是“学术机关”，社科院虽然有这么多“学者”，照样必须服从，没商量！

现代专制主义等于现代蒙昧主义，在这里获得最好的注脚。“确保一致”还需要组织保障手段，需要一套“制度管理”的措施。这方面这个文件也作出了详细规定。比如，《决定》强调“要紧密结合实际，把维护政治纪律贯穿于科研管理、党务行政管理、学术交流、书刊出版、接受采访、出国（境）访问、专家评审、接受资助、合作研究等各项制度建设中，严格把住关口，预防违反政治纪律问题的发生”；“要建立完善研究成果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相统一的评价和奖惩机制。政治上不合格的科研成果，不能参加评奖；个人发生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当年考核不能评为称职，不能评选为各类先进，不能晋升领导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决定》特别规定，要“建立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政治纪律监督工作机制。党委集体、领导班子成员、职能部门负责人、学术委员会成员、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研究室（编辑部）主任、图书刊物的主编和责任编辑、课题主持人等，都须在各自工作职责内切实负起对执行政治纪律情况的监督责任”。“对因疏于教育、管理而造成严重政治违纪的，或对发现案情后领导干部袒护、包庇和压案不查的，要追究相关领导干部失职、渎职责任，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怪不得一篇谈“六四”的文章、或者一个呼吁重新评价“六四”的签名行为，要惊动哲学所书记乃至社科院副院长大驾，因为这些都属于“政治违纪”行为，有关领导不问、不查就要承担“失职”或“渎职”的责任！

记得第一次去美国经社科院外事局办理出国手续时，要填写一堆表格，上有从研究室主任、所领导到院外事局主管负责人的一连串签字。这是极权主义控制的惯常特征：每一级领导都要为他（或她）“管辖”下的臣民的行为“背书”，一个人出了问题，所有签字者都要承担责任。2004年我的由社科院外事局办的赴港通行证发了又收回，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因为他们怕我在香港又出什么“事儿”，如果“出事儿”，谁发的证，谁都要负责！

当然，还要看到后极权社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同于毛时代，可以让人从灵魂上臣服于“领袖”和“党”，今天的当权者已经无力做到这一点。他们控制不了人们的内心思想，只能控制人们的外在行为，不能有看得见的行为“结果”。这是后极权时代控制的典型表现，也是这种控制色厉内荏的最好证明。由此，读者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景源讲“写了东西先放在抽屉里，不要发表”，这虽然是一种“好意”，是对我的“规劝”，不要“自讨苦吃”，但从几位所头儿的角度讲，这番“规劝”又包含如下的“潜台词”：不发表，就没有“结果”；奉命“守土一方”、“看好自己的家、管好自己的人”的领导们就不必承担什么责任了。

这是极可憎恶的现代版“责任连坐”机制，但它又极有效：对审查者和被审查者都有震慑、约束，乃至潜移默化，浸入骨髓。而且，这套把戏是从不公开示人的，因为它太丑陋。不要看我们的一些“学者”道貌岸然地到处去“访问”、“交流”、“讲学”，其实他们的心灵是被捆绑的，他们的“论文”在很多场合下讲的不是实话，他们的背后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他们，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言论和行为界限在哪儿。可笑或者可叹的是，我们的一些外国同行未必懂得这一点。前不久我在哈佛同一些朋友谈及此事，朋友们就讲：有些老外往往认为与大陆官方机构来的学者交流属于“学术”交流，与海外异议学者的交流才是“政治”。当然荒唐至极！前者所谓“交流”，其实同样是“政治”，或者更加“政治”，只不过这一点被善于伪装的中国人遮蔽得很深罢了。社科院每年要派大量“学者”出访，也要接待大量外国学者到访，天知道这样的“交流”除了浪费钱财、制造假象外，会有多少实际意义！
（待续）

八九民运留下精神遗产

一个人的素养取决於家庭、教育和社会背景，社会其实包含家庭和学校，用工作背景替代或许更为恰当。“八十后”是特指一九八○年代（一九八○──一九八九）出生者，这个年代正吻合中国大陆一九七○年代末期被动而仓促开启的“改革开放”，父辈经受的物质极端匮乏和政治残酷禁锢，随着时间流逝而改观，因此，“八十后”特质成为一个社会现象备受关注。这代人的基因里携带着物质富裕和教育提升带来的红利，赋予他们独立、个性、自由的精神气质。此外，他们普遍被误读为同期发端的“独生子女”一代，这其实是严重错误的认知：计划生育政策相对於农村家庭，只是限制生育，而并非“独生”，一般生育期的农民家庭都有两三个“八十后”；再加上农村家庭数量是城市的两三倍，因而“八十后”的主力军是农村青年，而并非城市青年，只不过后者依仗的社会资源更多、更有话语权。

在“八十后”成长岁月里，除了八九民运，三十年来再没有爆发大规模政治运动。八九民运既宣告他们诞生年代的结束，也给他们留下精神遗产；既献上自由和血腥杂交的诞生礼，也留给他们巨大的疑问和未知。但是，八九民运几乎未在他们幼小心灵留下记忆，仅仅是历史巧合，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情结。相对於长辈，“八十后”更接近正常人的成长轨迹，社会由政治高压转向“市场经济”，尽管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依然扭曲，但是成长环境和个人选择权均有显着改观，也由此形成“八十后”独特的价值观和人生阅历。

“八十后”年龄介於二十一──三十岁之间，不管他们出生於城市或农村，绝大多数已经接受完初高中或大学教育进入社会，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八十后”赶上了民工潮和大学扩招、取消大学分配，今天无论他们在“血汗工厂”流水线上打工，还是当上白领或蚁族，都是他们凭个人能力和机遇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结果。但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存在城乡两个“八十后”群体，二者境遇相差甚远，后者数量更为庞大。农村“八十后”，依然承受城乡二元隔绝制度带来的不平等待遇，他们在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付出的机会成本远比城市“八十后”高昂，这是制度性歧视造就的恶果。

普遍看重与个人利益相关物事

“八十后”与前几代相比，更早踏入自主选择的个人打拼时期，所以具备有主见、高学历、见多识广、注重个人发展和利益的共性。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政治运动未施加给他们阴影，他们对宏大的政治改革表现出冷漠，这主要是教科书的虚假和依然严酷的政治禁锢造成的，让他们无从瞭解真实的历史。经济化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实现“功成名就”个人价值的快捷通道，那就是对财富的全身心追逐，这符合普遍的人性，并无不妥。因此，“八十后”普遍看重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物事，他们崇尚个人主义，注重维护个人权益，而互联网等资讯传播手段的普及，更强化了他们的维权意识和优化了维权方式，尽管信息自由并不充分。

不能否认，扭曲的学校教育、社会环境和信息隔绝，限制了“八十后”普世价值观的塑造，现实政治的异化，当权者对人权、自由、平等、公平等普世价值的普遍滥用和误导，再加上缺乏知识和实践上的训练，使得他们从内心无从认知正确的普世价值，而一味注重个人价值和利益，这不能不说是专制制度强制施予“八十后”等所有中国人的政治遗产。从制度民主化转型的后发民主国家提供的经验不难发现，专制制度遗产反正需要一两代人承担，中国也不例外。

通吃老少“粉丝”的优势

“八十后”被社会命名和认可，不过十年时间。最早他们通过大众“选秀”方式进入公众视野，他们以民间文学青年、娱乐明星的张扬形象，打破了个人成功和个人价值最大化靠论资排辈、体制化的传统模式。他们全是“一书成名”或“一歌成名”，这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认可的、把做官当作个人成功的单一标准。尽管“八十后”作家和歌星一夜成名，但是他们都是靠个人才能被社会普遍认可，或者说他们恰当地迎合了同龄人的喜好，而非官方制造和任命的。而这种依靠实力名利双收的快速成名方式，不仅符合“八十后”个人主义至上的价值观，而且示范了个人成功的多元化楷模，更有效地弥补了前辈的失落感，所以，他们通吃老少“粉丝”，这是当下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他们作为各自领域的实力“明星”，无可指责，消解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依仗年龄而佔据的优势。

“八十后”又是迷惘的一代，他们物理性地整体从体制内脱壳而出，但是市场化社会与制度体制同时吸纳着他们。前者属於自然流动，后者则刻意而为，双方展开人才争夺。例如从军热、公务员热很能说明他们的利益选项，最近山东济南公开招聘挑粪工人，只因为是旱涝保收的事业单位编制，几百名大学生趋之若鹜，其中还不乏女性，获选的几名男女学生挑着粪桶在老城区居民区收集粪便。职业本无高低，我要说的是利益选择是把双刃剑。

在一个政治禁锢的社会，争取个人自由和权益总是第一位的，中国人的普世价值观尚待培育，他们需做的是与所有中国人共同对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拓展，这符合所有人的群体利益。“八十后”注定将扮演中国制度转型的主力，不管他们自觉、情愿与否，他们的成长轨迹已经被去政治化。“人人关心政治，说明这个社会不正常。”显然中国大陆不同。

我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心灵有一个极大的震撼：就是觉得康德的哲学，不是为他那代人而写的，而是为我们这一代人而写的。并且觉得，他是为我们这一代——中马列唯物辩证法毒素很深的中国人而专门作解答的哲学家。

“物质决定意识”，我们对马克思这个唯物论哲学是多么坚信不疑呀。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开章也说过，一般来说，人类的知识，是经验后得出来的，没有经验，就谈不上什么知识.而经验的来源是什么？不就是客体给予我们主体的东西吗？没有客体进入我们的脑中，就无知识可谈。这也是唯物论者坚定物质意识的论调.可是，康德把话语一转，他说并不是一切知识都是验后的知识，他要说的知识，是验前的知识.康德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惯常的两分法思维模式。康德称他的哲学为哥白尼式的反转（革命）。很多人简单地将康德归为唯心主义者，说康德不就是说出我们人类有一个天生会思维的脑袋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到康德的哲学，就会发现，康德已了解到人认识功能背后的形式（Form），这就奠定了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在康德的先验论还没有出来之前，人们要么怀疑我们的知识是否是真的，要么独断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康德给我们的认识论来个突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洞见。我们拿当今常用的电脑来说康德这个认识论，你就觉得康德是多么伟大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就如打开的一台电脑，我们的知识，都是由客体输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这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争论不休了：是物质（康德称为“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个争论就如同“输入的东西决定电脑呢还是电脑决定输入的东西”？这时，康德的先验论就站出来说，你们不要再争论了。在现象还没有输入到我们的脑袋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一下脑袋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之前，我们要研究电脑有什么东西？我们一般会认为，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反应，也就想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康德的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在没有知识里面看到有知识.他说还有一种知识是验前的，这就等于说，电脑没有打开输入东西之前，它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康德的哲学，说的就是人脑思维的程式。在我们还没有接收外界事物之前，人脑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所以我称康德为电脑发明的鼻祖。他的先验论，说的是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也就是电脑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原来，我们人能够认识这样那样的事物，是我们人的头脑有一个认识事物的形式（Form）。康德说“知性是自然的立法者”，这话是很有哲学意义的。早在200多年前，康德就指出人认识背后那个形式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为什么，捡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弹起“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论调来，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许多中国人，也懵然不知，还在作辩证法的两分法，非此即彼甚嚣尘上，使得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平面上，“宁左勿右”政治划线就是两分法的恶果。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的一段注脚里说，“有人曾对我的纯粹哲学的划分几乎总是得出三分法的结果感到困惑。但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个划分要先天地进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这时它总是两分的（任何一个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综合的。而如果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数学中那样从概念相应的先天直观中）引出来，那么这一划分就必须按照一般综合统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这就是：1、条件，2、一个条件者，3、从有条件者和它的条件的结合中产生的那个概念。”（康德：《判断力批判》3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康德的哲学为什么总是三分法而不是两分法，其原因就是在现象和意识之间，还有一个先验逻辑的形式在那里。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到是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现象，它们的后面还有一个先验逻辑形式在起作用。这对我们信奉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国人来说，不是当头一捧吗？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论”一章就对辩证法作出严厉的批判。他说，“古人在使用”办证术“这个名词作为一种科学或技术的名称时，不论其意义怎样各有不同，我们从他们实际使用这名词的用意来看，可以断言，就他们来说办证术始终不过是幻相的逻辑而已。这是一种诡辩的技术，使无知和诡辩手法有其真理的外形，其方式就是模仿逻辑所规定的、按一定方法所得到的彻底性，以及用逻辑的”辩论常识“来掩盖其主张的空洞性。

“现在我们可以注意下一点作为可靠而有益的警告：如果把普通逻辑看作一种工具，它就总是一种幻相的逻辑，即办证术的逻辑，因为逻辑所教人的并没有任何关于知识的内容，而是只规定知识和知性相一致的形式条件。而这些条件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所谈的对象的东西。那么，想要用这种逻辑作为一种推广和扩大我们的知识的工具就势必以空谈为其结局——在这种空谈中，我们可以用某种貌似有理的话来坚持任何可能的主张，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又来抨击任何可能的主张。”（《纯粹理性批判》99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二版）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共执政一甲子的乱源，不正是康德指出的幻相逻辑的办证术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结果吗？他要说刘少奇、林彪、赵紫阳反党，证据确切，要为刘少奇平反，也可说振振有词；他要说党如何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党的功劳大大的，他也可以罗列出一大堆事实来。翻云覆雨，指鹿为马，没有那个主张不是不正确的。正如人们调侃说的“领导讲话没有不重要的，党的领导没有不正确的”。辩证法治国，国将不国！这就是康德指出的“办证术”悖论。

康德的哲学，不仅为人类的知识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指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实际上，欧洲当今讲所谓的“宽容”文化，康德的贡献是很大的。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就指出人在获得许多具体的知性概念以后，并没有结束他的求知欲望，纯粹理性会要求给出一个绝对的理念。康德称之为“无条件者”。就是说，人要有一个绝对的理念来统摄所有具体的知性概念。有神论者，无神论者都是如此。康德列出四大悖论来证明理性的二律背反。他说有神论者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无神论者也可以证明没有上帝。两者血战到最后还是分辨不出胜负，原因是理性这个总概念、理念都是由逻辑的三段论推导出来的。它是个假设的命题，用理性去推理证明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由此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大陆很多唯物论者，觉得信上帝很可笑，可是他们不想一想，说世界是物质的也同样是可笑的。如果我们追问下去，“物质是什么？它又是哪里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它最后的因子是什么？故康德说“所以在纯粹理性的领域内，假设只容许用作争斗的武器，而且只能为了捍卫一种权利来使用，而不是为了建立这种权利。但是我们总得要在我们自己里面寻找敌方。因为思辨的理性在其先验的使用上，本身也就是办证的；我们所惧怕的反对意见也就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必须把它们寻找出来，正如我们在权利的诉讼中所做的那样，因为关于权利的种种要求，虽然它们是陈旧的，但绝不会丧失其时效，所以我们必须将它们寻找出来，以便使它们宣告作废，这样才可以建立一种持久的和平；表面上的沉默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必须清除处在人类理性本性深处的那些骚扰的根苗。但是我们怎能除去这种根苗呢？除了给它以自由，给它以滋养，好让它发育长大，而显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再予全部毁灭以外，此外别无他法。所以我们必须想出一些任何论敌所绝未想到的反对意见，实则将我们的武器供给他，并且让他有尽可能想要得到的最有利的地位。在这一切上面，我们绝不惧怕，而是大有希望；那就是，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以后再没有争论的产业.”（《纯粹理性批判》652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版）所以，今天的欧洲讲民主、宽容，是有其文化理论根据的。你不要以为你的信仰就绝对是真，别人的就绝对是假。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康德这个纯粹理性的二律悖论，我们就能宽容地看待一切争论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也可看到那些原教旨的独断主义者何以如此猖狂妄作，容不得别人的意见和非议，就是那个理性观念在作怪，他把那个观念作为绝对是真的了。中国的愤青，其之所以如此嫉恶如仇，就是统治者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理性理念植于这些愤青的脑袋之中，他们看到别人不同的意见或是别国制裁中国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绝对是没有好意的。这种人已失去孔子“反诸求己”的理性功能，这正是康德指出理性的要害。假如世人更多地懂得康德这个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变得宽容一些了。就不会像唐吉珂德战风车一样荒唐，为着那个假设的理念去浴血奋战。我曾经写过一篇批评黑格尔“绝对理性”的小品文，说黑氏不懂得哲学常识，并借叔本华的话说黑格尔是个“低能的哲学家”。有些读者不以为然，把我与叔本华并列一起骂.其实，我们单就宇宙无限和物质无限可分（物自体不可知）来说，你如何求得绝对呢？人认识事物，靠的是因果律，而因果律是在时空的形式下进行的。而这个时间、空间也是无限的，你如何找到绝对？黑格尔的绝对，也只不过是康德所说的那个假设推理出来的理念。然而，黑格尔所说的，并不是康德所说的那个意思，他的“绝对”是可以求得的。他在他的《小逻辑》一书说有“客观思维”、“客观思想”，如此来为其“绝对”打保票。思维、思想都是主观的，经黑格尔一办证，它可以变为客观的了。（他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也就是“客观思维、客观思想”的注脚）叔本华可能有点妒忌心而对黑格尔进行攻击，但他骂黑格尔为哲学骗子不是没有道理的。黑格尔做的，已超出哲学常识了。最近我重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我怀疑黑格尔根本就没有读懂康德。黑格尔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办证，没有康德的知性。他在他的《小逻辑》一书中打个比方说康德的认识论是在教人如何游泳的法则，而人无论如何熟悉那些法则，他不下水去游泳，永远也学不会游泳。他的这番话，很大程度上曲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是要打破怀疑论和独断论的枷锁，而黑氏的绝对理性，其实就是要回归独断论。绝对必然是独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是师宗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来，其所谓的“辩证法”，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诡辩：当他说“物质决定意识”时，把意识说是物质的属性。而当他把物质与意识作办证时（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意识与物质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今天我们重读康德，你就会觉得康德的伟大。他早于黑格尔就指出理性这个二律背反，而黑氏既重滔覆辙.当年德国人还很热衷于黑格尔哲学，十多年后人们才觉醒，觉得叔本华说得不错.如今我们中国人还热衷于辩证法，辩证法充斥于各个领域。今天我们重温200年前的康德哲学，你就会觉得，康德是个先知先觉者，他早就把辩证法的本质揭露出来了。后来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海德格都对辩证法很感冒。而我们中国人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还在辩证法的魔匣子转，这不是显得很可悲吗？

康德的哲学，说他是一场哲学革命并不为过.他的哲学，开启了许多哲学新领域。康德说我们认识的是现象，不是“物自体”。这就开启了后来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海德格、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康德的“先验论”，虽然不属心理学的哲学范畴，但他既点出心理学研究许多先天性的东西。我认为，后来的弗洛伊德“潜意识”哲学，也走不出康德哲学的范畴。当今很多的科学研究方法，如“系统论”、“解构主义”等，也有康德哲学背景。康德哲学的成就，不仅仅是在哲学领域，他在自然科学、人类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贡献.甚至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有很大的贡献.德国诗人、艺术家席勒“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见席勒1793年2月给克尔纳《论美》的信：Sch？nheit ist Freiheit in der Erscheinung）的审美艺术观，就是从康德的先验判断哲学发展出来的。

我对康德哲学的认识，一个最大的感叹就是他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他讲认识论的那个形式（form）是很重要的，是那个形式决定着我们的思为。由此我联想到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当今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弊端？为什么人欲横流、道德堕落、腐败歧生？这是因为那个制度架构——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那个形式（form）所造成的，即形式决定着内容。中国的种种弊端，不正是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吗？很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个问题：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必须改变这个制度。刚好德文的“改革”（erform）一词就是改变形式，把原来的程式改良。而中国的所谓“改革”，是不改形式（独裁专制制度不变），只改内容。可想而知，这个改革是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因此，我们用康德的form（形式）来关照中共的改革，你就知道中共的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绝对改不出什么民主政体来。

康德的哲学，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自称他已解答了人类的三大问题：一、我能知道什么？二、我可以做什么？三、我能希望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认识论的。我们认识世界的权限有多少？康德都一一指出了，这对当今中国所谓的“科学发展观”有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中国对“科学”与“伪科学”争论不休，就是他们看不清理性的权限。假如他们能认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知道科学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对“伪科学”也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第二个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就解答这个问题.二千多年前，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就对道德作了很多论述，康德在理论上作了充实。“我可以做什么？”反过来说“我不可以做什么？”这就是孟子提出的人与禽兽区别的道德问题.这对今天中国的道德重建是有惊醒的作用的；第三个是关于信仰问题.一个人没有信仰，生命就倒悬，人生无着落。康德提出的“目的论”是很有意义的，尤其对当今无神论的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很多愤青，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当作一种信仰去生活，其所得出的行为是非常极端和不可言喻的，因为他的反思判断力都以这个图腾为目的。从而我们也可看出愤青们是多么可怜和可悲，他们信奉的那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很肤浅的，对他“我能希望什么？”的个人安身立命目的是不能产生稳固作用的。就是说，那个图腾解决不了人生的终极问题.由此我们也看到极端主义的可怕：当他把某一东西作为信奉的对象，他的反思判断就围绕着这个目的思考了。我们看到中东那些自杀炸弹者不可理喻，他那么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是他坚信他是为他们的神奉献的。文革时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这种坚信不移的思维定势，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说的“反思判断力”在作怪：反思判断是调节性的，他会以他的目的性来调节他的反思。而其反思的结果当然是符合其目的性的。所谓“好的东西都是神所给予的，坏的东西都是属于魔鬼的”就是反思判断力调节性的结果。当他信仰某对象，把它当作目的性去思考，思维的见解就自动地（不知不觉地）调节为这个目的性服务。康德这个《判断力批判》可说把人类的思维固执性揭示出来了。为什么那些信仰者信誓旦旦地认为他们的神是真神，是最灵验的，就是他的反思判断都为着这个神作目的论而下的判断。而康德说“判断力”是天生的，是不能用训练教育出来的。而庸才常常是以实例进行判断的，离开了实例，庸才就无所适从。从而我们就看到，大陆的芸芸众生，很多人相信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中国就会大乱，就会亡国，就是共产党提供给他们的都是没有党的领导，社会就乱的实例。而他们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实例，所以他们的思维就跟着共产党设下的实例转了。所以我们今天重读康德，其给我们的启示是相当深刻和有现实意义的。

凤凰卫视3月15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要说过去一两年来，有哪一位外国文学作家被引进到中国，而特别受到重视，特别受到关注的，那恐怕就是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雷蒙德·卡佛当然是美国文学界里面一位了不起的大师级人物，很多人说他是美国版的契诃夫，但是他来到中国之后，我觉得大家对他的崇拜达到一种很神秘的程度。

当然，他在美国过去也是这样，坦白讲在过去一二十年里面，我觉得他在美国文坛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消退，以前他的短篇小说在大学那种写作课里面简直是被当成经典范本一样来膜拜研读，这个现象好像也稍稍退潮了，但是到了去年的时候，忽然间美国就跟中国一样，雷蒙德·卡佛又复活了，又热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两本书的出版。

第一本，就是有一个他的传记，相当全面的传记出来了，这个传记就叫做《Raymond Carver》，雷蒙德·卡佛一个作家的人生，然后他的作者叫做Carol Sklenicka。这本书据说原来有500多页厚，但很可惜我看的是个电子版，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厚。你说这个电子版多糟糕啊，我现在拿在手上，比如说要翻，要怎么样，我怎么样弄书签，要搞半天的，将来如果都是看这玩意，我这节目还能做吗，你说。

反正无论如何这本书是很受欢迎的一本书，因为他对雷蒙德·卡佛作家的一生，做了很翔实的考证。虽然过去也有他的几本传记，但是这本传记出来就天下无敌了，所以到了去年的《纽约时报》在年度都要选好书的时候，就把它列为十大好书。这本书出版就引起很多争论，我们接下来这几天还会跟大家谈。

另外一本，就是在美国文学界有殿堂级地位的The Library of a America，就是美国藏书或者美国书库，美国文库。这里面终于出了一本雷蒙德·卡佛的Collected Stories，也就是帮雷蒙德·卡佛把他所有的短篇小说集集结成一厚册。这本书你别看它长的这么瘦弱，其实有1000页厚的。

无论如何，这两本书出来之后，大家就知道雷蒙德·卡佛又热回来了。说起来雷蒙德·卡佛热，我也算是他的一个老牌粉丝，虽然也不算太少，因为我开始读它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他1988年去世，我是直到1990年才第一次读到他的小说，但是我当时一读到他小说的时候，就觉得彻底被征服了。非常、非常的震撼，你完全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他在中国会有这么多的追随者。我看到他的第一本书，也恰巧他出版的第一个比较成功的小说集《Will you be quiet please》，就是“请你安静一些好吗？”

这是一个他早年的小说集，是他一生中主要的小说集，大概只有三本，这是第一本。在这第一本小说集里面，我们马上去看到他很精彩的一些东西出来，但是很可惜这本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中译本，可是里面有部分的小说已经被选入我手上这本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了。例如说，里面有这么一个短篇，叫做《肥》。这个《肥》短篇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它非常简单，它主要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她一个女孩子，她在一个餐馆打工当侍应，她老公在厨房里头。她回到家里面就跟她老公，然后她就跟她的朋友说一个很奇怪的事。

这个事怎么奇怪，她就说，某个星期三的下午，来了一个很肥的男人，到了我们餐厅里头，然后我伺候他。她说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过最胖的人，尽管这样看上去还是挺干净的，穿着也得体，他身上所有东西都是巨大的，但是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的手指。

我停下来照料他邻桌一位老夫妇的时候，第一次注意到这些手指，它们看上去有常人手指的三倍那么大，又长又粗，全是脂肪。然后，接下来就不断描写在这个点餐、用餐的过程里面，这个胖男人跟我们这个叙事者之间的对话，他们的互动。

其实也完全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就说两句话，然后不断的加插着叙事者对她的朋友说，天哪，你知道他的手指多肥吗，他说话的声音好奇怪啊，就有这么样的一些形容。好，然后到了后来，她就说到，她跟她的老公回到家里面，还在继续讨论这个胖子的问题。

她老公又回忆起来，他中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也有个胖子叫做“站不稳”，这当然是大家给他取的外号，然后她后来又回到叙事的过程里面，这个叙事过程，她在跟她那个朋友在说这个胖子的故事。

这个朋友就说，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但是这个叙事者，我看得出来，她有点摸不着头脑。我感觉到沮丧，但我不想跟他说这个，我已经跟他说的太多了，他坐那等着，优美的手指拨动着头发，等什么呢，我想知道，现在是八月，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改变，我感觉到了。

各位，你会不会觉得很没头没脑的一个故事。你以为这个小说好像会发生些什么事，它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觉得这是雷蒙德·卡佛小说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在早年的一些小说里面，就讲了半天一些事，原来到了最后什么事都没有。

你以为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她要跟她朋友说，说半天就只是遇到一个很肥胖的男人，但是问题是说了这么多很肥胖男人的故事之后，她觉得她的生活将会发生改变呢。这件事有什么那么重要，有什么很重大的意义会改变他的生命呢，没有，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小说，我们会觉得受吸引呢？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中下阶层的生活。雷蒙德·卡佛的爸爸在锯木厂工作过，是个酒鬼，他自己早年的时候受教育的经验也相当不完整，这念一念，那读一读的，而且是干过各种各样的低下阶层杂七杂八的工作。

他的太太最后才当老师，以前也在咖啡馆当侍应生什么事都干过，所以他很擅长把他一生中经历的这些，实在的低下阶层的人物写进他的作品里面，而进入到他的作品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这些人的生活是那么的苍白，那么没有意义，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女侍应生的故事一样。

他们好像都期待着要出现一些什么事，或者你以为她会怎么样，现实中她没有，几乎是带着一点绝望的气氛弥漫在整个书里面，而这种气氛过去是整个中下阶层社会的一种体会。到了今天，也许越来越多中国人也有相近的感受了。

 

 

记者近日获悉，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全集的中文简体版将于6月份推出，该书的出版方也发生了变动：该全集将由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独家出版，原本合作出版的译林社因为在出版意见上不一致，表示退出这一出版计划。

据悉，译林出版社的退出，是因为与凤凰联动在赫塔·米勒系列作品的出版分类上有摩擦，译林出版社只看重其中两部作品，而凤凰联动则要求出版全集，双方最终未取得一致意见。

去年11月，凤凰联动与译林出版社联手夺得赫塔·米勒全部中文简体字版权，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和诗歌集在内的全部作品。凤凰联动方面近日宣布，他们邀请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德国学者和德语译者，“目前已经收到部分翻译初稿，计划在6月份正式推出全部作品。”另外，赫塔·米勒的最新作品《假人还在行动》，凤凰联动方面也表示正在争取买下其版权，以便在今年6月与赫塔·米勒其他作品同步推出。

赫塔·米勒系1953年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国后裔，现居柏林。米勒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12名女性获奖者，也是继君特·格拉斯之后第2位获此殊荣的德国作家。米勒拥有多元的文化背景，并乐于在作品中体现对于政治的关注。

一

话说天下大势，左极则右，右极则左，东风与西风的彼此消长回荡其间，公平的诉求与不平之心的杠杆相互作用，由此产生的种种对抗和互转构成了今日世界政经文化论坛上持续的论争。好多年前，当共产专制国家的社会主义形势被宣传得一片大好，而古拉格、大清洗和饿死人等罪行尚未广泛披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西方或东方都是挨批的靶子。它被指责为剥削和掠夺的势力，贫穷和犯罪的根源，帝国主义扩张的贪欲，它的种种罪恶被凝聚成黑暗的底色，从而反衬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后来柏林墙倒塌，冷战随之结束，自由民主的价值大获全胜，共产专制首先在苏欧土崩瓦解，世界形势一时间似乎真的走向了福山所宣布的“历史终结”。在过去的二十来年中，大概除了极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在自言自语地批判资本主义，在整个西方的语境中，该词消失得如同白糖化入开水。正所谓 “百姓日用而不知”，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反而很少谈论“资本主义”这一问题。

只是随着这两年金融危机的蔓延，股市和房市大跌，华尔街成为公众眼中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的恶名才暗礁般浮出水面，突然又成了左派人士热议的话题。著名制片人迈克?摩尔及时推出了他的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的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他自编自导加串讲，以一副失业工人的模样走上前台，把观众的视线引向了资本主义罪恶的现场：有丧失抵押品赎回权（foreclosure）的家庭如何被银行收回房屋，有法拍屋经纪人（condo vultures）趁人之危的恶劣行径，有公司老板从死亡雇员身上捞取人寿保险金的骗局，有种种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悲惨场景。摩尔的批评矛头主要指向美国的金融界和大公司，通过他技巧的剪辑，美国社会的阴暗面颇为辛酸地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而金与权的勾结，政界右翼与华尔街的联合，则被归结为那些不幸者遭灾受罪的根源。影片在高昂的《国际歌》中响起尾声，银幕上竟然亮出了镰刀斧头旗子的画面。摩尔以苏维埃式的口号宣布：“资本主义就是邪恶，它不可救药，我们必须消灭它。”

但通观该片的叙述，除呼唤改变，重复着奥巴马那个竞选口号以外，并未看到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被提议出来。反讽的是，就这么一部揭露资本主义金钱罪恶的片子，却也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让摩尔赚了大钱。没有警察阻止他在高盛公司门前拍摄搞笑的现场，没有检察机构剪去他与政府官员有关纾困救市的讽刺性对话，当然也没有出现观众看了控诉资本主义罪恶的电影就会去华尔街砸摊子的煽动后果。民主制度是靠言论自由维持的，政府没必要担忧任何批评言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因为全面开放的社会中从不设防，言路畅通，广漠的舆论空间反而有足够的余地化解冲击，自动地吸收了喧嚣的杂音。前不久摩尔携此片到威尼斯电影节参赛，当他被记者问及为什么愿意用资本家的投资拍一部骂资本主义的电影时，对自己的选择，他避而未谈，却幽默地强调了资本家乐意出钱供他拍戏的事实。他说：“资本家只要能从中赚钱，甚至连你用来绞死他的绳子也会卖给你的。事实上我过去二十年所拍的影片全都帮那些老板赢得了利益。”与报喜不报忧的共产专制政权正好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似乎具有连赚钱带赎罪的功能，媒体和娱乐业在主持公议和传达舆论的同时，也顺便以它特有的闹剧方式让公众泄愤消气，无形中起到了耗散不满的作用。美国社会就是有这样的魄力让媒体大搞自暴其丑的卖点，任慿批评的声音风一样呼啸，等那阵劲吹呼啸过去，天和地照样明朗澄清。对惊弓之鸟的中共当局来说，那里面的奥妙恐怕是至死也想不通的。

二

如果说欧洲因更重视公平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自由，美国则因放任自由而被认为有损公平的原则。福山的历史终结点更寄望于欧盟而非美国，就因为欧盟所欲建立的跨国法制旨在超越主权和传统的权力政治，而美国的世界霸权，特别从伊战以来，一直都受到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在众多的批美论家中，近来在中国最负盛名的一个就是援拉康理论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怪才齐泽克（Slavoj Zizek）其人。他出书三十余本，中译本已有十数本之多，其走红中国的势头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米兰?昆德拉。数月前，在美国新出的小册子《始而悲剧，继而闹剧》（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Verso, 2009）一书中，齐泽克从近来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谈起，全面诊断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形势下的困境，进而对他所期待的新共产主义实践作出了模糊的勾画。正如摩尔的纪录片巧于剪辑场景，齐泽克在他夸大其词的论述中大量插入了东拼西凑的引文和有关近来经济危机的见闻。在该书“共产主义的假设”一章中，他从如何界定“共产主义”展开话题，但那个新的共产主义具体的内容到底如何，他则语焉不详，只是用更多的笔墨描述了产生对共产主义需要的种种对抗性情势。书中重弹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阶级划分的老调子，把二十一世纪的战斗任务归结为组织贫民窟中“被损害的大多数”，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至于为什么要实现和如何去实现他认为必须重新发明的那个“共产主义”，他的论述则含糊其辞，最终也未做出任何明确的解释。

由于对当今西方左派缺乏实际行动能力的情况甚为失望，齐泽克甚至想通过重新阐释文化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来探求他那莫可名状的“重新发明”。他试图在今日后共产世界的特殊情况下活学活用毛的“激进的批判”，发挥所谓“主观能动性的威力”。在强调市场的自由正是出卖劳力者的不自由之后，他接下来大谈了代议制的弊病。按照他的说法，一方面，绝大多数选民处于被动投票的情势，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面临的非常情况而不断增强了执政者的行使权，因此，代议制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已成为资产阶级专政。他援引法国毛主义者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话说：“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叫‘帝国’或‘资本’。它叫‘民主’。”说今天阻碍我们对资本主义进行质疑的东西正是人民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对民主形式的盲目信仰。对民主制度下的竞选过程，他基本上持犬儒式的怀疑讥讽态度，他特别举粗暴专权的俄国总统普京和嬉皮笑脸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为例，由这两个人把经济搞得很糟却仍有较高支持率的事实说明，今日的民主选举已萎缩成仪式化的空壳。若按照齐泽克的逻辑来看问题，甚至连迈克?摩尔那类好莱坞式的“社会批判”影片也由于其批判的对象与无限追求利润的市场共同协作而丧失了它那个“反资本主义”能指的颠覆意义。

除了大谈民主在西方的贬值，齐泽克更基于所谓“亚洲价值”的成功，进一步质疑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十分忧虑地向读者指出，面对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扩张，起初有不少论者还以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如此飞速地发展下去，到时候政治民主自然会水到渠成。然而现在的事实却令西方的观望者甚为失望，共产党不但拒不实行政治改革，反而在摆脱经济困窘后财大气粗，蠢蠢然翘起尾巴，以越来越强硬的姿态挑战了西方的自由民主。齐泽克因而发出警告说：“如果这种威权资本主义表现得比我们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更有效力和效益，如果民主不再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自然伴随的结果，它反而可能造成障碍，那我们将何以置辩？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后共产国家中，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失望情绪也许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缺乏现实主义的认识以及他们那‘不成熟’的期望了。”

如果情况确如齐泽克所说，那民众的不满又该归结为什么呢？

齐泽克毕竟是在南斯拉夫那样的前共产党国家从下长大的，他和他的同胞，以及前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的广大民众，看来都有颇为相近的心思和情结：他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共产专制，但未必期待在共产党垮台后全面接受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对接下来的社会转型在心理上有所准备。恰如齐泽克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渴求的是在国家的控制之外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与欢聚畅谈，他们渴求单纯而真诚的生活，渴求摆脱粗鄙的意识形态教条束缚和摒除遍及社会的犬儒虚伪。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见，主导抗议者的理想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来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他们渴望某种可被称之为‘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包括齐泽克本人在内，提起了那种被笼统地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情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怀念。他告诉我们，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十年过得最好，因为除了拥有国家资助的食物、住房、工资、文化，还享受着可以抱怨政府的乐趣。原来，吃惯了大锅饭的民众当年所厌弃的主要是专制下的意识形态束缚和物质匮乏，从柏林墙这一边向那一边远远望去，他们只看中了那儿的自由和富裕。直到后来专制垮台，国民经济向市场化转型，他们才逐渐感觉到生存竞争的艰难，以及种种难以容忍的新出现的差别。正因从这种不适应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情绪出发，在后共产国家，有不少人又怀念起公有制年月的某些福利。

在东欧，除罗马尼亚曾一度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其它国家的统治精英都是在迫于形势的情况下顺从了天鹅绒革命的潮流。旧政权不得不与反对党坐下来协商谈判，交出了权力的大小官僚一般都没受到政治清算。那些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前共产党人既有工作经验，又有人事关系，比起民粹主义的异议人士，他们更能有效地管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趁变天之机，机灵者纷纷摇身一变，从原来的掌控政治权力转而掌控了经济权力，在私有化过程中暴发成巨富。国有企业部分地转入私人之手，大量的中年工人失去了工作。人们一边欢庆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一边却眼睁睁干看着某些前共产党高官过上了百万富翁的生活。这就是在后共产时代的俄国及东欧国家，大量的失意者对资本主义大失所望的社会现实。齐泽克深有感慨地告诉我们： “当反共产主义的英雄们仍旧怀抱他们新社会自然会有正义、诚信和团结的梦想时，前共产党人却冷酷地迎合了新的资本主义规则和残酷竞争的市场新世界，对肮脏的骗术和腐败，不分新旧，他们全都兼收并蓄。在那些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扩张，同时又紧抓住政权的国家，这样的扭曲则更为加剧。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那里的情况更其资本主义。经此匪夷所思的双重颠倒，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但却为此胜利付出了代价，共产主义如今竟在资本主义的地盘上安营扎寨，占了上风。”柏林墙倒塌的胜利转眼幻化为一场闹剧，随着冷战和东西方对立的终结，反共人士看到了他们以前并未预料到的现象：前共产党官僚纷纷化身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来自西方的投资者如今反而与这些人联合在一起。

左与右的分野和转换一时间呈现出错位的怪象。在很多东欧国家的政党纷争中，反倒是从前在共产党政府中默默服务的实干家勇于与时俱进，那些前左派分子脑筋活，转轨快，更热衷推行私有化，民粹主义的右派群体却变得恋旧，舍不得尽弃公有制留下的遗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把抵制资本主义的情绪与反共清算的仇恨悖谬地扭结在一起。这就是天鹅绒革命所付的代价。在匆忙的社会转型中，一没完成革命的宣泄，二没建立健全的法制，致使经济在转型，正义却未得到转型。人民对新旧精英的幕后交易产生怀疑，他们难免感到世事荒谬，有一种受到历史愚弄的失落。每遇执政当局经济搞不上去，社会问题成堆，反共潮流便与日俱增。2008年6月，立陶宛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公开展示镰刀斧头之类的共产主义形象，并不许演奏苏联国歌。2009年4月，在波兰政府的提案中要将禁止极权主义宣传的范围扩大到共产主义的书籍、服装及其它对象，包括体恤衫上的切?格瓦拉头像。据齐泽克所说，在斯洛文尼亚，甚至连同性恋权利和堕胎合法化都被划入共产主义阴谋淫乱国家民族的范围。他因此为共产党叫起了不平，说极右的民粹主义者把新的问题和挑战缩减为重复旧的斗争方式，指责他们沿用了共产党整人的手段。

在那本小册子的最后一段出现了更为戏剧性的一幕，齐泽克告诉我们，很多反共的左派人士由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幻灭的感觉，如今又回到了共产主义的旗下。他们爽然若失，深感反悔，很想在临死前与共产主义理念和解。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终其一生徒然反抗的那个东西，原来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三

齐泽克笔下这种既受骗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又幻灭于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之迷惘，可以说，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东欧国家存在的后共产社会病症。但共产专制在那些国家垮台毕竟已二十个年头，齐泽克所列举的不满和失望，应该说，在转型初期或某些比较落后的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从俄国到东欧，整个的情况实际上已有了很大的好转。齐泽克显然片面夸大了那里的后共产病症。如果说在美国，他那些共产专制垮台后的负面报道通常很难引起耸人听闻的效果，那么在中国，可就正好迎合官方有关东欧“剧变”多糟糕，“休克疗法”多可怕等歪曲性的宣传了。对不满现状的中国公众来说，更会由此激起厌恶资本主义的情绪。不久前，魏京生的一篇短文——《时代潮流的转型》——也发出了类似的论调。他说东欧“许多反共的民主派人士越来越感到社会在倒退，共产党并没有被击败，而是转化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专政背后仍然是共产党，列宁斯大林的专制共产主义体制。”如果你读过秦晖和金雁有关东欧变革的系列论述，仔细参照一下其中所提供的事实，就不难看出魏京生此论的以偏概全之嫌，他恐怕是把他个人从某个东欧朋友口中听到的一面之词与他自己印象中难以抹掉的中国现状搅混在一起了吧。齐泽克书中那些反共左派人士回归共产主义理念的悖谬现象的确值得华人群体稍作反省，特别是那些以民运自居或在网刊上常发政治异议的人士，尤应自审自问：看他们一直反抗的某些东西是否也潜藏在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要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自我清理，首先应该给自己来点有关资本主义常识的补课。按照经济学家通常的解释，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数据都归私人所有，资本家雇佣劳动力发展生产和创造利润，投资的决定由私人行使，生产和销售主要由私人公司控制。简言之，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它鼓励私人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追逐最大的利润。自由市场允许个人和公司从事其所擅长的产业，商品在自由市场的环境内进行交换，政府对生产过程和商品价格的制定通常都不作过多的干涉。价格是在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制定的，你生产出优质商品，提供了优质服务，才有可能得到优厚的盈利。而所谓竞争，就是要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同时要力求降低价格和广开销路。自由市场经济的首要规则就是优胜劣汰，而最基本的条件则是不要政府作过多的干预。政府的职能仅至于通过立法和限制以保证公平的优胜劣汰。譬如，不许非法组织在市场上强买强卖，防止伪劣商品等一切欺骗性的商业行为，制止行业垄断，打击毒品、酗酒、赌博、色情等商业犯罪活动。正如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所说：“让我们（政府）接受这些有力的措施，而不要去限制物品的价格，这是有违事物的本质的，也是不实际的。但是（政府）要惩罚投机，垄断，高利贷，及高税收。”美国社会正是在此一自由市场的原则下，快速地发展成世界上最富裕和强大的国家。

但无庸讳言，在成功的经营背后，一直都有无数未成功的公司相继倒闭，更有无数的失意者挫折潦倒，饮恨吞声。公司经营有得失，个人事业有成败，这本来就是人世的常态，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多会以平常心看待之，只有左情左思者才惯于妄发齐泽克那类不平之论。此类人由于自己缺乏竞争能力而对社会怀有怨愤，一旦获得发言的机会，总喜欢把个人的义愤提升到代言穷人和弱者的高度。总之，不管怎么说，自由市场的实践已明确地证实，优质的产品及服务之得以精益求精，优秀的个人之得以代代相续，优等的生活品级之得以逐步扩展，就是在此一看似冷酷，实则非如此不可的优化进程形成的。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如今营销全世界的名牌产品——从波音到微软，从德国的汽车到日本的电子器具，到法国的名酒和香水——全都是在优化竞争中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最大追求固然一直为世人所诟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因权衡利害的趋势本身具有积极能动的作用，那只看不见的手才得以调节胜负，排比高下，从而推进了市场的优化机制。当绿色产品更具有竞争的优势，当回报社会能建立更好的公司形象，当商品消费中更有文化意味可供享用，聪明的经营者就不再因唯利是图而一味把市场与社会责任对立起来了。经过权衡利害的调整，他们自然会在经营上寻求市场与社会责任的重新统一，以争取互利的结果：如采取鼓励雇员的参与合作，与顾客对话，重视环保，以及经营透明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使资本主义这个被认为只是赚钱机器的东西逐步改进为实现社会福利最有效的工具。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在谈到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问题时总结了九条经验教训。他指出，私有制是市场运行良好的首要条件。一般来说，财产所有权分人格化与非人格化两种类型，理想地看，两类形式中非人格化的所有权应占主导地位，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就东欧国家发展的顺序而言，则为从人格化的私有开始，然后逐渐向非人格化为主导的方向过渡。因此，科尔内主张国家鼓励个人化，也就是人格化的财产所有制。从独联体到东欧国家，其社会转型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从大规模的私有化起步。关于国有企业的变革，科尔内认为国有资产不应平均分配给每位国民，而应大规模地抛售出去。在企业变革后，未来企业的负责人到底应由原有企业内的人员担任还是从外面另求人选，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科尔内则认为交给外来者管理是最佳的选择。对亏损国企，他主张通过破产与清偿来实行私有化的改革，但他特别强调，在此过程中必须建立新的规则和约束。为建立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他所强调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强化合同管理、严肃金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鉴于东欧国有银行的种种弊病，他认为银行的私有化势在必行，而强化法律和防止腐败，更是市场经济得以良好运行的重要保证。

科尔内所总结的九条经验教训基本上符合上述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从独联体到东欧国家，上自政府，下到民间，这二十年来追慕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便是在上述经验教训的碰磕跌宕中谱写出来的。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了三百来年，其间经历的曲折和冲突有目共睹，至今仍危机时现，得在不断的调整中向前发展。而前共产国家要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重重的困难和举措的失误当然是在所难免了。据有关资料的统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经过一度的困难和混乱后基本上在步入正轨，如今已在提高和健全的方向上向前迈进。尽管局部地区还存在问题，而且前进中时有难以避免的危机出现，但就发展的总趋势来看，日益改善的政治经济状况已在不可逆转地与欧洲接轨，而非如某些模糊影响之说所夸大的那样缺乏效率一团糟。

中国的东欧问题专家金雁在她最近的东欧之行考察报告中提供了很多澄清谜团的信息，根据她此行的见闻，用“东欧”来笼统指称那些前共产国家的提法如今已不太适用，而应予以废弃了。她提出了“新欧洲”的界说，并以此涵盖那些曾一度被冷战分裂到欧洲之外的前共产专制国家。这个“新欧洲”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可被描述为重返欧洲的复原过程。它们本来就属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欧洲世界，在摆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强加的专制体制及其计划经济之后，经过了转型的“阵痛”，新欧洲国家正在与“旧欧洲”融合，而最终会全部纳入欧盟体系，最终在北约的协防下，势必将共产专制东山再起的威胁远远地杜绝在与现存共产专制国家的分界线之外。在此一复原的艰难过程中，不管后共产病症造成了多大的障碍，不管在未来还会遇到什么难以预料的困难，共产专制的狂澜之已倒则是既成的事实，任凭左情左思者如何呼唤，也是落花流水，无可挽回的了。

至于齐泽克所欲重新发明的那个“共产主义”，按照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解构性的描述，仅为左情左思者迷惘的视境中游荡的一个幽灵而已。这幽灵只能“处于来临的状况……资本主义社会总算可长嘘一口气对自己说：共产主义将由于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崩溃而被终结，不仅终结，而且它根本未曾发生，它仅仅只是一个鬼魂。资本主义可做的只能是否认这一不可否认的东西本身：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或复活的鬼魂。”

阻止此鬼魂复活的坚实的现实基础就是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并非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不再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自然伴随的结果，” 新欧洲国家二十年发展的实践恰恰证明，其经济转轨之所以历尽艰难而终得以稳步前进，正是从改革的起始即彻底废弃共产专制，建立和健全了民主体制的结果。从1989年底到1990年初，所有中东欧国家都举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在选举活动中，除个别国家外，执政的共产党大都惨遭败选，痛失政权。共产党下野后，右翼势力独揽了大权，从此多党并存，打开了多党制选举的局面。这些党派不管打出什么旗号，制订什么样的竞选纲领，均在新颁布的宪法和政党法规定下遵守各政党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国家需一视同仁地向各党提供办公场所、设施及竞选经费；各党均有权出版报刊，平等分享舆论工具；禁止各党派干涉国家机关、军队、执法机关、国家舆论工具、教科文组织的活动；禁止成立附属的青少年组织和带有军事性质的秘密组织；禁止各党在工作单位建立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等等。多党竞争机制全面取代了二战结束以来一党和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

二十年来，或左翼执政而右翼在野，或右翼上台而左翼下台，左右翼在不断的较量中良性地互动，以轮流坐庄的形式持续地发挥出优化选择的作用，而“回归欧洲”和“重新确认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成就”，以及建立公正、人道和自由民主的社会等诉求则逐渐成为各党共同努力的目标。在左与右几经较量的回合后，近年来更出现了各自向中左和中右偏移的趋势，中间力量正在崛起，在很多国家，出现了由两党到多党组成联合政府的现象。这种由混战转向兼容的整合趋势，已在民主的角力中开拓出新的方向。

被外界认为情况最不好，而国内的如实报道又特别少的俄国，其实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去年十月十一日，普京访问德国，他在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如是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的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普京这段陈述中所保证和许诺的是否已在俄罗斯完全落实，读者尽可以打怀疑的折扣，但仅拿他如此坦率的表白与胡温讲话的拘谨陈腐相比，即可看出中俄两国的悬殊差距，以及中共的顽固和反动了。

齐泽克在他的斯洛文尼亚也曾竞选过总统，讽刺的是，多年后他草成这本“闹剧”小册子，却给当今的代议制民主体制扣上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帽子。在建立了民主制度的“新欧洲”国家，民选官员如今都在力求讨好选民，选民的投票正在使左派与右派的对垒趋向含混，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不再基于各自所属的党派投出选票，而是根据执政者当下的施政效果来决定予夺了。远的不说，就让我们举眼前发生的事情为例。美国麻州一向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但不久前老肯尼迪病逝，所留下的参议员席位竟被共和党一举拿下。为什么？显然是某些民主党选民对奥巴马当局的执政现状有所不满而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再如当前台北市市长竞选的预测，据报道，竟出现了不少泛蓝选民表示要支持民进党参选人的戏剧性变化。就此而言，选民的手岂不也像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在起着择优汰劣的作用！不可否认，在媒体的鼓噪下，选民有时也许会陷于盲目而为时势所左右，但只要他们的支持率能对不得人心的政策起到惩罚作用，民主制这个最不坏的可行之策总是对伸张民意和鞭策政府有好处的。特别是相对于至今仍在中共专制下受压的中国公众，不加分析地引入齐泽克那类消解自由民主价值的闹剧性言说，实无异于为中共批驳普世价值的论调提供了有力的帮腔。

沙叶新按：我这篇文章是应《中国新闻周刊》之约而写的，该刊属于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它和新华社一样，是国内仅此两家的著名的官方通讯社。隐约记得多年以前他们曾向我约过稿，我没写，是自惭形秽，怕上不了这个档次。这次是该刊的主笔Z先生来电、来信，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让人民更有尊严”，他们想约请几位社会知名人士笔谈“我的尊严观”。他还说他们的总编很喜欢我前年在香港所做的一次演讲《我在香港学习温总理的讲话》，并特地推荐给他看了，总编很希望我用那次演讲的风格来点评温总理的这次关于尊严的讲话。Z先生殷切而诚恳，我被打动，答应写了。我为文一向认真，不想写成应景文章。但目前中国，认假而不认真；认假大行其道，认真寸步难行。说话、著文也是如此。我担心我认真去写，必然有所阻碍，或被删改，或被和谐。数天后，3月10日，我的文章登出。大部分被保留，删掉最后一段，这已经很不容易，因为尺度不一样，我能理解。现在全文发在我博客上，并做了某些增补。

为什么到这么晚的时候人的尊严才受到尊重？——黑格尔

温家宝总理是历届总理中具有悲悯之心和人文素养的一位，所以他常含泪水，我宁愿相信他是真诚的；所以他言辞动人，我宁愿相信他不是卖弄。他的公开演讲或即席答问，每每引用自己或别人的诗句，脱口而出，文采斐然：“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都传诵一时。即便在严肃刻板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些情意甚浓的警句格言，令人遐想。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温家宝言之有文，所以行之遐迩，这在高层官场中实为少见。

最近温家宝总理有句话，却并不因为文采，也不因为诗意，而是因为这句话的内容引起广泛热议。2月12日他在虎年团拜会上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信言不美，至言不繁。3月5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又重复了这句话，而且这次是在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宣告的，是代表中央政府郑重陈说的，是要印制在“国情咨文”式的重要官方文件上的，可见此时此地重复此话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这句话中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宗旨，3年以前的中共十七大的报告就告知人民：“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如此算来，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为中国人民创造了89年的幸福生活了，四代以上的亿万中国人民早已生活在幸福之中。2008年有一官方网站为了证实中国人民的幸福，独家对某一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告知大家：93.9%的人认为非常幸福或者比较幸福，只有2.1%的人认为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按以往的政治统计术语，这2.1%的人显然是“一小撮”的“一小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一个据说是英国人对全球幸福指数的调查，在被调查的178个国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高居全球的第31位，远在韩国和日本之上！如果中国人再说自己不幸福，那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因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在中国已不成问题，所以没引起多大注意，倒是“更有尊严”这后半句激起国内外极大反响。为何？因为罕见，因为珍希，89年来，从未听说；解放之后，更是讳莫如深，使得“尊严”一词好似来自外星，新奇耀眼，不胫而走。

何谓“尊严”？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和网民在线交流时有所阐明，共三点，说的很好，不赘述，只补充几点以附骥。我以为：

一、若要让人有尊严，首先让人有金钱。

中国政府如今有的是钱，中国的GDP已雄居前四名之内，国家的钞票是大大的有，财大气粗，连美国也向中国借钱。但中国老百姓有钱吗？中国的人均GDP如何呢？据学者刘植荣先生研究，中国的人均GDP竟在世界排名第99位，而我们最低工资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了第158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尽管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准有所提升，但总的来说还是“国富民穷”！据官方杂志《瞭望》报道，脱贫依然是非常严重的任务，中国贫困人口尚有4000多万，这个数字是否“缩水”值得怀疑；即便准确，也可能此处脱贫，另处又贫；甚至贫未脱，反而更加贫，致使贫困人口越来越多。

如果很多贫民没钱读书，没钱买房，没钱就医，哪来尊严？更遑论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农民工！如果到西北去看看，到山区去看看，有些贫户，家徒四壁，而且是破壁，真可谓“筚门圭窬，蓬户瓮牅，易衣而出，并日而食。”这不是回到了“解放前”，不是回到了“旧社会”，当地老人说，“解放前”和“旧社会”也比现在好多了！如此贫困，怎能奢谈尊严！再说曾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十年寒窗”之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住的却是蜗牛屋，甚至是蚂蚁铺，连基本的体面都没有，更别说尊严了！政府有钱并非坏事，但必须藏富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更重要的是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而不是先让贪官、衙内、奸商、黑帮富起来，这才是利民利国之道，也才是人民确有尊严之关键。

二、若要让人有尊严，必须让人有民权。

“民权”是国民党信奉的“三民主义”的核心，而在大陆是为敏感辞汇，不许说，不许论，甚至不能见之于书籍报章，看也不能看见这个词，所以在大陆绝迹多年，连词汇量最为完备的权威辞典新版《辞海》竟然也不收此词。多年以前我们还竭力讳言通行世界的“人权”一词，都是可笑的闭目塞听的鸵鸟政策。而如今“人权”已经喧腾于口，见诸所有媒体，“民权”也剥去意识形态的硬壳，不再视为洪水猛兽。

其实民权就是公民在政治领域里享有的民主权利。廖仲恺有个通俗的解释，他说“民权在法律上说，就是人民有不许别人侵犯他的身体、言论、信仰、住居、集会种种自由的权。”我们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有类似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只是在实际生活中，看不到这些自由，因为所有的“自由言论”都被视为“非法言论”、所有的“自由出版”都被看作“非法出版”、所有的“自由组织”都被打成“非法组织”、所有的“自由集会”都被判为“非法集会”；好像中国所有这些自由都是“非法”的，没“合法”的。即便最为普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数十年来在当代中国也没真正有过一次，因而如今只得把“游行”统统改成“散步”、改成“荡马路”了。如果没有这些自由，尊严何在呢？对于尊严而言，自由比民主、比平等更重要。不真正实施《宪法》所规定的以上诸种自由，尊严便是道道地地的空言。

三、若要让人有尊严，根本要把人当人！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对人的生命并不尊重，难道是物以稀为贵、人以多为贱？当代始皇曾主张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还说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换来一个大同世界还是值得的。这段伟论未见之官方文件，有人在内部书刊上见过。但就其暴戾恣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言，这番言论非发动过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者莫属，仅就语言风格而言也非他莫属。当代始皇坐天下之时，他是不把人当人的，只当内外战争和政治运动的炮灰。

尊严来自对人尊重，根本的、最起码的是要把人当人，要切实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

所以：不能把人当螺钉，不能把人当齿轮。不能把人当傀儡，不能把人当牺牲。不能把人当砧板上的肉，不能把人当磨盘中的油。不能让人只准举手，不能让人不准摇头。不能把人打成“右派”，不能把人打成“胡风”。不能把人划作“黑五类”，不能当把人定为“七种人”。不能强行拆毁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发声。不能把人打死说成是“躲猫猫”，不能把人判刑是因为他的言论。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代表当作投票机器一台，不能把委以重任委员当作御用花瓶一尊。不能禁止得奖的作家出国领奖，不能把返国的公民堵在国门。不能让人随便地请喝咖啡、请喝茶，不能让人任意地被代表、被替身。什么时候真正的以人为本，什么时候真的把人当成人，中国人的尊严就成真！

2010、3、9上海善作剧楼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近日公布，“教授治校”、“教授治学”、大学“去行政化”等话题，又成为公众热议的对象。就大学改革的相关话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卫方，日前接受了理财一周报记者的专访。

大学应是“学者的共和国”

理财一周报：何谓大学“行政化”？它有哪些外在表现？

贺卫方：大学“行政化”，大约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大学中，所有涉及学术、决策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则，都是由行政系统——严格来说是党政系统——制定作出的，教师在整个大学管理中被边缘化。其外在表现，还有大学讲级别、党政官员数量庞大、有官职的人才能够垄断学术资源等，再就是大学与政府管理部门（即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依赖关系。

我观察到，最近10多年来，在教育资源的分配方面，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评估不用说了，现在是臭名昭著；学术评价方面，本应该由大学自我评价的权利，却被教育部的相关委员会不断加以蚕食；甚至包括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部也在试图将它变成全国统一考试，而不是由大学自主决定。

理财一周报：大学“去行政化”应该如何着手，就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吗？

贺卫方：取消行政级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要非常明确地倡导大学自治、大学独立，切断国家行政部门控制大学的渠道，让大学自治。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觉得要容许“多种所有制大学”。现在我们都是公立、国立大学，依赖国家财政拨款，其实中国教育最好的时期——上世纪20到40年代，当时就是“多种所有制大学”。像北大、清华是国立，南开、复旦当时就是私立的。

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就是教会学校，如燕京、辅仁、圣约翰等，都是很好的大学。来自不同国家的传统，使教会大学保持了多样化的特色，利于相互之间的竞争。

我觉得必须要有竞争。有时候大学对国家人才、教育的影响不是短时间能看出来的，所以作决策的人一定要有非常好的眼光。现在的大学都是统一的“国字号”，这是不合理的，没办法焕发出真正的活力，行政化现象越来越重。

大学内部的改革，我觉得必须明确地限定大学的党政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大学里面，校长往往是“二把手”，党委书记才是“一把手”。大学里哪些方面应该由党委来决策，哪些方面应该由行政来决策，是必须限定的。如学院院长的人选，在还没有实现“教授治校”的时候，一般由上面任命，那么应该由党委来任命，还是由行政来任命？

很多大学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党政长期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难题，要让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有比较和谐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理财一周报：大学与政治、政府和权力的关系，怎样才比较合理？

贺卫方：大学不应该受到外部权力的控制，从内部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学者的共和国”，由学者自治，最重要的决策都必须由学者做出。

如何造就世界一流的大学

理财一周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两个辉煌的成就值得铭记，一是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二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两个时期大学的成功有什么相似的特征？

贺卫方：首先是教育家办学，像蔡元培、胡适，还有西南联大的那几位校长，他们本身都是非常好的专家，不仅在学术领域造诣颇深，而且有一定的教育哲学。

当然还有一批有风骨、有节气的教授。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过，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怎么样对待政府呢？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拒绝。他们不向权力屈尊降贵，不向权力叩头，不做这样的事情。

再是对教师群体，给予非常高的尊重、礼遇。我们都记得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如何礼贤下士，对不同风格的教授都能够接纳，为他们调停、辩护；当他觉得受到干预时，他就不干校长了。那时候没有哪个大学有党委、党委书记，校长就是校长。

另外当时的教授选任制度也比较合理，很多优秀的海外归来的学者被聘到学校来，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北大、清华都有非常优秀的西方学者来当教授。

还有一点，是对教学内容的安排、课程的设置，我觉得是真正注重知识、高等知识，而不是塞进很多政治化的内容。

理财一周报：大学校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去行政化”后，大学校长的产生应该通过何种程序？

贺卫方：在西方国家，大学都有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是非常重要的，要保持大学的传统和水准，董事会在校长的选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也会适当听取教师的意见，如果教师们都不认可某个人的话，他就很难被任命为校长。校长不仅要在学术领域有很高的声望，还需要在管理方面有特别高的行政才能；要有牺牲精神、会长袖善舞。总而言之，在校长的选任上，不要变成一种官僚的任命。

“治校”与“治学”并不矛盾

理财一周报：大学教授，近年来也面临着严重的人格矮化、声誉下降等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贺卫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选聘标准，首先是入门的门槛高。某人一旦被任命为教授，特别是好大学的教授，就是非常高的荣誉。过去大学的教授数量很少，能成为大学教授，一定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今大学教授太泛滥，大学本身也泛滥，阿猫阿狗都是教授，那他的行为、风格方面，就难免会流于平庸。

在评价机制方面，什么样的教授是好教授？我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用一种量化的标准，即论文要发表多少，像数数一样，谁发表的论文多，谁就最有可能晋升。结果就走向了反面，大家都挤破脑袋，一定要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

在大学里面，一方面应该激励论文发表，出重要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一定要知道，所谓重要的成果，是能真正对人类知识的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如果变成定期出、定期发，把手段当作目的，完全只追求数量，这就走上反面了。

理财一周报：对大学教授，社会上现在有一种“污名化”的倾向，如何重塑大学教授作为知识人、教育人的尊严？

贺卫方：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学教授从来就被某种程度地调侃化，在网络时代，这种调侃越来越严重，教授叫“嚎叫的野兽”。

在更久远的历史中，我们民族就有一种反智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对于纯知识我们从来就没有热爱过。古代讲“文以载道”，特别注重对经世济国、“有价值”的知识的研究。而就科学论科学，根本不去关注它有没有实用价值，这样的研究，从中国古典时期就没有获得过应有的尊重，相反是被嘲弄的对象。科举考试加剧了这种现象，觉得知识就是为了实用，为了做官嘛。

如何重塑大学教授的尊严和形象？大学要有大学的品格，教授要有教授的气节。现在我们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政府，另一方面是商业。到处充满了诱惑，这种情况下，如果学者把持不住自己的话，就会越来越糟糕。

理财一周报：大学“去行政化”后，教授主要应该“治校”还是“治学”？

贺卫方：治学当然是教授的本分。一方面要搞好自己的研究，研究往往是“教得好”的前提；另一方面，要肩负培养下一代的使命，把学生教好。

但是他要关注大学，关注自身生存的环境，所以也应该热心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治校”不是让他不搞学术，抽身出来做管理，而是他要评价、参与。这不是一个矛盾的事情。

“去行政化”不会太容易

理财一周报：有专家认为，“去行政化”一定要作为国家政府体制改革的一部分配套来进行，在体制框架没有任何变动情况下去要求大学独立，这是行不通的。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贺卫方：改革不存在先后的问题。要两条腿走路，在政府内部的人，能推动的是那个体制的变化，在大学内部的人，也不妨从身边做起。一个体制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人们容忍这个体制长期存在。

理财一周报：您理想中的大学治理模式是什么？

贺卫方：大学不是一个完全能够用民主逻辑来运作的机构；大学必须给学者更多的发言空间；学者作为一个群体，必须享有高度的自治；大学所有的政策、所有的决策，都要朝向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方向，而不要有任何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功利；大学应该有最大的包容性，让不同的观念和对知识的探索得以展现。

理财一周报：作为改革的试验田，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响亮地提出了“去行政化”的口号，您认为他们的努力会成功吗？

贺卫方：“去行政化”，目前还只是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他们成立不成立党委。（如果成立党委），他们怎么“去行政化”，我搞不懂。第一步就走不出去。当然我乐见其成，但是这不会太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