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840年6月，英国船舰40余艘和4千余名士兵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于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万7千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

此时已古稀之年的杨芳是湖南提督，距广州最近，所以在3月初率先带领大批湖南兵勇进入广州。他是贵州松桃县人，行伍出身，曾是林则徐部下，早年从军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升守备。嘉庆年间，随军清剿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军，又参与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升甘肃提督。道光初年，历任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张格尔之役，用计生擒张格尔，战功卓著，被封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一等果勇侯。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任广西、湖南提督。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关天培牺牲，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在英军的炮火威胁下。这时，琦善已被革职，即将押解去京，关天培战死，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主持了一个短时期的广东军务。杨芳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所以他一到前线广州，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据说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当地官员也认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长城”，甚至已被解职、但仍居广州的林则徐还特地出面为这位老部下祭旗。

但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鰓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处是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术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但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

在杨芳一个多月的主持军务期间，实际与英军没有进行过什么较大的战斗，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奕山等实际也“不知兵”，仍依靠杨芳出主意。几仗之后，清军大败，奕山等于5月末与侵略者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在求和谈判中，杨芳很是积极，曾亲至城上与英方讲和，对英方要求悉数答应，按期交付了他们索取的“赎城费”——洋元六百万元。所以《粤东纪事》说，自杨芳到广州之后，“未打胜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临城下，开库求和，欺君辱国，贻害无穷，此杨芳之大罪也。”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功。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广东巡抚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联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以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

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崇祯八年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站在城墙破之。

清乾隆39年，山东王伦白莲教之乱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战事中也有类似做法。由于其来有自，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年义和团时，团民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归因于教堂内许多妇女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和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但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传统对妇女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而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而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世道人心。据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

“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种种遭遇，也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提要：巨大的流动性不仅隐藏着通货膨胀的风险，还有更深远的影响。经由中国特定的金融体制的分配，巨大的流动性成为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狂欢盛宴。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在悉尼表示，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显现，虽然仍处于低位，但中国必须对目前的形势保持警惕。在笔者看来，当前的通涨压力主要来自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如果打个比方的话，人民币总量就好比是池子里的水，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就相当于不断在放水。而为抵消外汇占款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货币当局会采用提高准备金率等措施，这些措施相当于抽水，两相平衡，以降低通涨的压力。

由于汇率被低估，外汇储备持续增高，2009年外贸出口虽然下降了16 %，但外汇储备仍然增加了4000多亿，达到了23991.52 亿。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外部需求巨降，严重影响了对外出口，为防止经济滑坡，保持经济发展速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包括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此，准备金率和利率也一再下调。同时，为刺激出口，汇率也未加调整，就这样，一边是源头之水继续而来，一边却不再抽水，相应的，货币就越来越多，通货膨胀势在必然，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结论，该来的总是要来，就算CPI统计一时没有反映出来，最终也难以避免。

政策制定者们不可能不明白这一必然趋势。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政府通常会尽量避免出台可能造成这一局面的政策，但是，如果经济增长放缓，巨大的失业人员同样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面对迅速恶化的出口形势，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应该通过包括宽松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尽管这样的刺激措施掩藏着通货膨胀的危险，但是，政策制定者将希望寄托在全球经济的复苏之上，到那时，再行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避免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央行最近上调准备金率，即是这样的举动。

此外，潜在的通涨压力并没有立刻对百姓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化解了政策制定者最大的担忧。中国金融体制过度倾斜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它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银行贷款，并用于各类投资，导致了土地、原材料、股票、房屋等价格的大幅上涨，相形之下，由于产能的过剩，普通商品的价格并未出现显著上涨，统计CPI数据一直维持在负值，对百姓日常生活影响不大，这就更坚定了政策制定者的信心。

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和评论人早就对通货膨胀预期发出了警报，频繁爆出的天价地王和一涨再涨的房价也在提示通涨的降临，而在政策制定者眼中，却更在意GDP的实际增速，只要与百姓民生密切相关的CPI数字尚未由负转正，政策指定者们就拒绝承认通货膨胀已经出现。

巨大的流动性不仅隐藏着通货膨胀的风险，还有更深远的影响。经由中国特定的金融体制的分配，巨大的流动性成为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狂欢盛宴。所谓的国进民退，依仗的其实是巨量而又廉价的资金，地方政府的大举投资也同样如此，因此，维持低汇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固然能够改善GDP的数字，更为重要的是这还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得失。在权力主导的金融体制中拥有优势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是最大的赢家。

然而，恶性通货膨胀将使得所有人都成为输家，因此，不能陶醉在统计CPI的暂时平稳当中。更不能屈从于既得利益的诱惑。不过，既得利益总是会影响此后的政策走向。已经投入的项目需要持续的追加资金，这使得紧缩货币政策的出台变得困难。而一旦强行从紧，将爆发大量的坏帐，影响银行系统的稳定，可如果继续宽松，通涨对中下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也将摧毁大批无房者对未来的信心，其后果同样是灾难性的。

中央政府实现了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的目标，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与此同时，统计CPI数字并不太糟糕，看上去一切都很美好。因此，面对民间的通货膨胀忧虑，政府上下显得很淡定。

并不是没有杂音出现，超越经济增长速度几倍的房价涨幅就在提醒人们，这一切终有结束的时候。只要继续维持低汇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会进一步释放巨大的流动性，而能够获得廉价的巨量资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不会停止，中国经济势必在狂热的投资冲动中迎来严重的通货膨胀。

赢家们当然不想改变现有的格局，可是，梦总有醒的一天，凭借多重扭曲所造就的利益格局，犹如流沙上的高塔，总有倒塌的一天。

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

我以前在街边的水果摊买樱桃、葡萄之类的水果时，总想挑出其中最新鲜好看的，但是常常受到摊主的阻挠：“不许挑！不许挑！”也是，如果我把好的都挑走了，坏的他怎么卖呢？其实岂止卖葡萄樱桃，卖企业也是一样：几年前产权改革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了甩掉一些不良企业，据说一些地方采取的办法是：哪个投资者要想买好资产，就得接受与之“搭售”的差资产。可见无论是卖葡萄还是卖企业，好坏搭配是推销之道。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地方的治理之道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其成功秘诀正在于此：为了推销强权的苦咖啡，得搭售道德的白砂糖，咖啡加糖，专制也就打开了销路。其实道理很简单，要说服民众放弃权利、财产、自由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能让民众在打倒假恶丑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其权利和自由，那么民众对政府俯首帖耳就水到渠成了。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其治国之策可以说是政治酷寒和道德狂热的成功会合。一方面，其治下不但有锦衣卫这种秘密警察制度，明初的里甲制度也比任何时代更严密，志在把全民都变成秘密警察，“如鸟之在笼，兽之在柙，虽欲放逸，有不可得”。朱元璋不但利用胡惟庸案、蓝玉案等清洗成千上万潜在的政治威胁，而且还用强制民众迁徙的方式开发地广人稀之地，用强制子承父业的方式干预民众的从业自由。其暴虐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某个街头老妇没有尊称其为皇上，而称之“老头”，朱元璋一怒之下，不但杀掉老妇，而且顺便干掉了老妇所在街区的所有其他人。

但是另一方面，这位“老头”又对道德纯洁性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不喜酒肉，不荒淫无度，别的皇帝用金制物品，他要求以黄铜代之，“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他嫉恶如仇，“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贪污六十两银子，就剥皮实草。他对地方官员的“截访”行为也深恶痛绝，认为应当给民众伸冤开绝对的绿灯，有个地方官员试图截访，被他发现后，阉之为奴。他还要求各乡各里建申明亭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宣传站，提醒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

如果他是纯粹的暴君，民间可能早就揭竿而起了。但是朱元璋同时又是这样一个道德清教徒，很多人喝着咖啡加糖就给喝晕了：“杀贪官？好！”于是在迎接道德的特洛伊木马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迎接了“木马”腹中的皇权统治。

朱元璋肯定不是这种治理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使用者。权力和道德捆绑古已有之，洋亦有之。

道德和权力的这种结盟不足为奇。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王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

纯洁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虽然敬重一切洁身自好的个体，但是对一切来自有权阶层的整风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猫腻。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

在三味书屋的一次讲座中，一位听众问我：从严复一辈先贤下迄于今，六代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超逾百年。然而，放眼当今世界，特别是主要大国，民主已然蔚为普世之制，唯独中国一家独后。换言之，只有咱中国的民主法治迟迟不见落地。这是何故？有哪些问题值得一思而再思？

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也是今天中国大家都在苦恼的事情。而且，不管迎拒，这都是一个回避不了的事情，眼面前的棘手的难题。包括官学两界和一般民众在内，四海之内的亿万华裔子民，无分左右，不论姓资姓社，相信均为此寝食难安。

I.

不过，单说“中国的民主法治迟迟不见落地”，至少在词义上不够周延。实际上，放眼中华大地，不仅有“先富起来的”人群和地域，而且，也有“先民主法治起来的”样本。就民主言，台湾是中国文明区域内率先进入民主体制的先进，标示着中国文化对于一切优秀文明因素的接受意愿和吸纳能力，彰显了清末变法以降中国社会主流政治意志终成善果。就法治看，香港堪为样本，当然，也是个特例。在此，如果说香港的法治成因中不能排除一段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正如其迄今“有自由，无民主”同样源于这一历史背景的话，那么，台岛的民主可是儒家文明的中国社会自我打拼的结果，一种演生秩序和移植秩序的相辅相成之作，对于整个大中华范围内的民主建设，特具典范意义，尽管它也仍未臻达成熟的民主阶段，闹剧连连。同时，即就中国大陆晚近三十年的民主法制建设而言，无论是在“规范”的文本意义上，还是政体本身对于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自觉，抑或社会的多元趋向、自我组织能力与宽和包容胸襟，均不可同日而语。不期然间，中国实际上已然步入“训政初期”，缺的是“历史三峡”转型后期的临门一脚。①其之实实在在，一如中国的民主法治至今的确迟迟不见落地。事情本身如此，纠缠交结，非人力所能即刻奏效。而且，理论逻辑代替不了历史逻辑，着急和愤懑都于事无补，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要说清这事，还得回头从历史讲起。中国这一百多年，是一个多重主题变奏的历史进程，但核心问题不外乎“国家建构”，自“救国”而“建国”，经由“建国”而“救国”。首先，西方列强打上门来，导致“救亡”成为当务之急，引发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救国、建国”之前项。由此，同样是不期然而然，有所然而后然，引发出了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转型的必然性和紧迫性。而“救亡”或者“救国”，恰恰是这一历史转型的第一主题，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围绕着国家建构的“救国”和“建国”，构成了整个这一转型时段的时代主题，延绵至今，尚未完结。

也正因为西方列强打上门来，救亡不可回避，所以必须建立民族国家，自朝代政治、王朝政体递次转换为民族国家体制，赋予中国一个现代形貌，再求进境于民主法治，形成中国的国家能力。如此才有可能“救国”，也才能救得了国。实际上，其一脉绵延的基本历史逻辑就是，初期模仿列强，先自上层建筑入手，砌筑中国的现代形式，至少先搭起个大框架，进而追求后续诸项，也才谈得上后续诸项，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为什么1911年的“第一共和”，于帝制崩塌后横空出世，府院部局，像模像样，有板有眼，虽然社会本身一仍其旧，人民还是那群人民。其间的理路在于，“救国”在先，“救国”必须“建国”，也必将导向于“建国”，而“建国”正在于“救国”。于是，从一开始，“建国”就伴随着“救国”同时发生，“建国”从破坏王朝政制、搭建现代国家制度的框架开始，而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国家建构叙事的一脉不息源流。

如此这般，进而，话锋一转，为了“救国”而“建国”，则所建之国不仅当然满载现代性视野下的国民美好愿景，而且必须承载得起“救国”的当下殷殷托付。换言之，其之有心之外，复需“有力”，而且必须首先要“有力”，才能不负建国者的期望，也才能满足救国者的托付。——短时间来看，一种集权或者极权的存在，恰恰有力量，其他的选项，只好靠边站，也只能靠边站，一切俟诸他日吧！所谓力量，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力量，而且是“能够”集中力量的力量呢！集中是多元的对立面，而民主恰恰以多元为基础。职是之故，不难理解，相当时段内，国共两党，均不约而同地膜拜列宁，共同奔向这一政党模式和政治形态。

其间穿插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演的一大基本背景是，晚近一百多年恰好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世界人类被迫经历了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和哈耶克式资本主义的两度洗礼。换言之，这种市场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掠夺，使得中国被迫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起而应战，不仅要在应战中迎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实现内部的自我转型，包括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更张，而且，要于更张中稳住局面，不能因为更张而失于救亡。因此，无论是“应战”还是“转型”，对于当年中国这样的“一盘散沙”来说，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则万事皆休。当年梁漱溟先生喟言，宪政不外乎“势”与“理”两相调剂后的统合之物，而中国各种力量之间无理可讲，没法沟通，又无一“势”绝对独大，大到足以统合的地步，故尔只好彼此火并，打成一团乱麻了。而无论是“势”还是“理”，不管哪一项，均非一蹴而就。所以，置此宏大世界背景下，整个“第一共和”就一直不曾共和得起来，最后还是共产党有办法，至少做到了一“势”独大，整个社会旋成一个铁桶，不仅办成了“救亡”的大事，更是完成了“统合”的大业。

进而，1949年“第二共和”，西方人眼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红色共产政权”成立之际，适值“冷战”爆发，这使得中国处于一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封锁与高压之下，意识形态冲突、地缘政治角力与东西文明扞格混合一体，“反华”与“反共”遂搅成一团。它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后果，即人民共和国不期然间担当起受难者形象，身处角斗士位置，反赋予了“红色共产政权”以存在的根据。正如“一战”后英法的贪婪和残暴催逼出日尔曼的强烈民族主义，其实参与缔造了德国法西斯，西方列强在“二战”后的围堵，恰恰为“红色共产政权”的存续提供了依据。好比说，村庄或者街道，“联防队”的存在总是要以此地经常发生案件为必需。倘若几十年来太平无事，甚至连随地吐痰都不曾发生，那要联防队员干什么呢？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功用了。恰恰昨天张家被偷了，前天李家被抢了，又有阿飞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追逐良家女子，致使鸡飞狗跳，此时此地，彼时彼刻，人们才会意识到并且乐于承认，“联防队很必要，联防队员真的很重要”。所以，恰恰是世界性的冷战这一严峻形势，反而使得“第二共和”政体获得了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这就相当于1937年，日本鬼子打到中国，给予国共内战中快要崩盘的那个武装力量以喘息之机。传说周总理还是毛主席，1972年接见来华访问的日相田中角荣，说是“谢谢你们”。故事真伪撇一边，道理则是地道的。

其间徜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思路，可能也是一种历史逻辑就是，如果说为了使得救亡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挑战有效，中国才想到了制度建设问题的话，那么，晚近的改革开放，一如前两次的改革开放，②恰恰是因为“应战”能力有限，故尔，为了增强能力，获得看家本领，所以才会被迫改革开放。毕竟，“救国”之后还需“建国”，而且，更主要地在于“建国”，使得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调整了行事方式，不是以“消灭”对方，而且以将对方纳入既定议程的方式，来行统合之实。这也使得“被统合”者遭受“颠覆”的担忧有所纾解，而使得启动“改革开放”成为可能。也许，愈是“封锁”与“围堵”，巩固之心愈切，反倒形成了僵局。看看今天的北韩，其情其势，一目了然。但是，它们无一能够与那个叫做民主法治的人间制序兼容，也是明摆着的事。今天中国一度被称作“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赋名与受名双方，好像都为此发明沾沾自喜，各怀盘算，但其实讲述的不过就是“纳入既定议程”这件事而已，老套的西洋“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那一套而已。而这，也有助于说明中国一时民主不起来，但终究有望民主起来。

正是在此宏大历史背景下，不难理解，直至今日，还有一些先生们说先放弃个人自由，民主缓行，而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急行军来实现百年追求的救亡、富强目的，如此再猛干三十年，那时再讲民主法治。此与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人士倡言通过民主体制、市场经济来实现兵强国富，其实是两个极端，而内在理路则一，纠缠的仍然不外是“救国”与“建国”的逻辑。但是，今日中国“救亡、富强”的目的早已实现或者初步实现，“建国”大业中最为辉煌的民主殿堂，实在是到了该好生修建的时刻了！无视此一时间节点，傥论“再忍三十年”，可谓昧于时势，而终究违于时势。至于华裔学人，居港澳，享高薪，运用言论自由，撰文发话，谆谆告诫“内地同胞”不要相信民主，更不要轻易废除户口制度，否则会乱云云，则又另当别论了。

至此，不难看出，晚近百年的中国国家建构历程，是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同步推进过程。双重主题，交响曲调，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实现历史文化转型，致力于“国家建构”的宏伟史实。此时此刻，直要走到今天这一步，民主法治才会成为全民族的主流政治意志，汲汲于登堂入室呢！如果说此前不免操之过急的话，那么，此刻可就是十万火急了。昧于此，人琴俱焚。

II.

在此情形下，我个人对于中国的民主前景怀持极为乐观的心态。

先从宏观来看。当今世界，如果用“蓝色文明”来标示西方的基督教文明，用“黄色文明”来指代儒教文明和佛教文明（包括泰国、缅甸和中国，乃至于日本），用“绿色文明”来象征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话，那么，总体而言，蓝色文明基本上全部实现了民主化，无一例外。包括后发的东欧国家和南欧国家，也大都程度不同地实现了民主化。曾几何时，长期趑趄不前的拉美，近年来亦有转机。类如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既贫且弱，为族群政治和宗教分歧所困扰，不得不受大国政治的左右，亦且启动了自己的民主化进程。相较而言，“绿色文明”诸国大都尚未进入民主化体制，但也有成功启动民主化进程的。其例如号称“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虽然该国的现代组织化程度不如中国，经济发展的速率和层次不如中国，一般国民的生活水准及其提升速度可能也不如中国，甚至，暂时也还谈不上具备清明的法治，但是，印尼作为伊斯兰教国家正式进入了民主化时代，说明伊斯兰教的“绿色文明”与民主理念并不冲突，或许，假以时日，好自为之，还能开出一种伊斯兰式民主的现代性来呢，亦未可知。

在“黄色文明”国家，日本早已进入民主法治国家行列，一度蔚为东方强权，马上模仿欧盗，东侵西凌，最后落得个一败涂地。其之民主，虽然具体操作，相较欧美，差别颇大，但其为民主法治国家，得无疑义。当年日俄大战，日本以小制大，一举击败庞然大物，吾土报刊，即以立宪战胜帝制为论。此外，二十世纪东亚民主进程中尤其令人欣慰的发展是，台湾作为儒教文明的地区，自1987年“解严”，民主化运动如火如荼，逐渐成长，到1996年李登辉经由大选上台，实现了民主的初次演练，再到2000年民进党由反对党一跃变成执政党，鲤鱼跳龙门，尤其是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一轮替换，标示着民主体制已然稳定下来，蔚为定制。面对这一标领正当性的新政统，也是新道统，今后再也无人无势得能翻覆。之所以说尤其令人欣慰，是因为台岛的民主发生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脉络之中，是在一个相对比大陆还要秉具浓郁儒家传统的地区实现了民主转型，其所提示和彰显的，与大陆戚戚相关，样板意义不言而喻。

泰国作为一个佛教国家，虽然政变连连，民粹主义似乎也很猖獗，但是，我们能够说它是一个不成熟的民主，但却毕竟是民主。它不是最好的民主，但它依然是民主。今日国人对此多诟病，似乎颇不屑，但是，不要忘了，要是连这点政治基础都没有，它也就没有今天这般光景呢！还什么小龙小虎的？！泰国的实践说明，佛教文明跟民主同样不存在冲突，除开历史时机诸项，关键是当事者是否有翻转民主体制的本事和意愿。

诚然，民主法治并非最好的制度，只不过是最可能避免制度之大恶的体制安排，也是迄今人类的秩序想象力所能想得到、做得出的较为不坏的生活安排，如同一位意大利学者所言，民主并不是最大的善，但却是较小的恶。③但是，当今世界，没有它，可是过不好日子的。你想，天天处于“严防死守”状态，彼此提心吊胆，这日子还怎么过！

III.

再从微观着眼。纵观前后，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今日中国正处在民主体制降生的前夜，缺的只是“临门一脚”。除开在下于“中国步入训政初期”一文中的陈述外，综理其因，大端者三。

第一，国内民意沸腾，民众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日益高涨。任何有关政权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标榜，如果不将民主因素考虑在内，哪怕你说“代表”一切，也不具有令人心服口服的道统。民情，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在此，拂逆不得。否则，早晚翻船。毕竟，你们已不是“打江山”的那拨人了。

而且，看看现在的阵势，那权力营垒里，真正是“谁也不敢得罪谁”呢！

民主意味着制度运作的“公开性”，特别是公共权力向全民开放，人人秉具基于公民团结的横向联合行动权利。既然互联网是封锁不了的，就像人欲是灭不掉的，你说，这公开是不是早晚的事。而晚公开，被迫公开，就不如早公开和主动公开了。

第二，经济全球化。谁也不能把经济搞砸了，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政治合法性，进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就是政治正当性。大家眼睛都盯着票子，都想过好日子，老是桩家全赢，那谁还玩呀？要想经济发展，就要跟世界主要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要跟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就必须接受世界共同规则，民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要件。否则，总是别扭，时刻受限。以为中国进入民主制序，就有永久和平，当然是痴人说梦。君不见，那民主诸国，还不是各自心怀鬼胎，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呢！要不，怎么美金和欧元猛掐，掐得也是差不多死去活来呢！但是，民主制序落地中国，一定会强化中国的软实力，从而，腰板更硬，打起交道来也更方便，更体面，却是不易之理。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所有先行发达起来的国家虎视眈眈，其于中国形成的压力，我们作为老百姓可能感受不是十分真切，但是，我相信居庙堂之高者，肯定有更为强烈的切身感受。正如当年经济崩溃，制度资源穷竭，逼迫出第三次改革开放，今天的大国博弈，首先是经济博弈，同样有助于中国的民主法治登场。

虽然今日中国挟骄人的经济成就，迫使多数西方国家似乎暂时不得不放下身段，“讨好”这个经济大国，以致于一些“老左”癫狂，忙叨“中国模式”。但是，经济的起伏消长是常态，万一将来经济发展走缓，我们该如何自处呢？实际上，随着人口红利渐渐消失，内部结构性问题愈益凸显，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性因应迟缓，使得包括民主进程在内的体制改革，更加迫在眉睫。无此改革，可能就无经济的持续发展，而没有经济发展，连起码的合法性也会丧失，还“维稳”个鬼呀！因此，为你们高官厚禄计，为我们柴米油盐计，当此之际，未雨绸缪，积极寻找新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实在是刻不容缓。

第三，谁说中国没有反对党？中国不仅存在一个完整的“反对党”，还存在着一个“半个反对党”呢！反对党在哪里？“台湾”嘛！在政治象征的意义上，台湾构成了中国的反对党意象。换言之，台岛人民凭藉自己的民主实践，每天通过新闻传媒，以真人秀的方式，向十三万万同胞讲述着一个叫做民主的中国故事。这个叫做民主的长篇连续剧，包括台岛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既有肃清贪腐的司法活动，也包括政党政治及其阴暗面的曝光。而无论是街头抗议，还是议会口诛，它们构成了并讲述着同属儒家文明的另一方水土的同胞兄弟的民主政治生活，一种中国人打理日子的新活法、新立法与新说法，向十三万万同胞呈示着中国文明伟大转型的诱人故事。一定意义上，作为中国文明的民主飞地和政治特区，它所造成的样板效应比普通反对党造成的压力还要大。君不见，只要你说中国文明不适合搞民主，马上就会有人说：台湾呢？台湾不是中国吗？如果你说经济发展条件太差不行，那台湾呢？台湾还不如香港。如果你说人太多不行，那台湾呢？台湾那屁大地方居然有2300万人口，堪比澳洲全国人口之和，属于欧洲的中等规模之国。所以，在象征和譬喻的意义上，台岛的民主政治生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反对党意象”。反对党的存在，意味着政治多元，是民主的重要特征。只要有反对党，早晚都会引发政治权力分配的重构性阐释。

那么，“半个反对党”是谁呢？就是香港了。相较于台岛和大陆的读书人，可惜，香港的大学不少，高薪养了许多人，却不见有什么。

唐德钢先生曾经喟言，中国近代的历史转型需时两百年，换言之，到2040年前后，应当水落石出，大体完成。在此，我谈不出更多的根据，只是直觉，觉得唐先生的预见充盈历史感。换言之，顶多再过两代人，中国必将迎来自己的民主时代，彻底完成中国文明诸子至秦汉转型之后，最为伟大的近代转型。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重温，倍感温馨，备受冲击，倍觉浩瀚，也倍加神往。

当下中国，已然步入训政初期，转型历史正在爬坡，需要的是助力“推一把”；民主政治正在敲门，缺的是“临门一脚”。对于富于理想并且深谙政治本质的政治家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每个伟大时代，都必然会催生出自己的伟大的思想者和政治家。时代呼唤着自己的政治与政治家，要求他们经由政治决断，将中国从训政引领向宪政，最终完成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的现代性转型，彻底走出历史三峡，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而且，其真诚与迫切，丝毫不逊于“1978年”或者“1992年”等重大转折时刻，而就“历史意义”而言，势必远远超出当年。

“国族生存”要求政治与政治决断，而国族生存依恃于并且正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国族成员的安全与福祉。而政治决断展现的政治意志，同样托命于国族生存，正如所谓的“体制”必以国族生存为鹄的，方堪托命。在此，实现政治的本质，果断“决断”，其实是在完成双向托付，履行自己的政治义务。它们既是启示，也就是天命。

2010年3月2日于清华无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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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具体论述，参详拙文：“中国步入训政初期”，见中评网。

2.前两次“改革开放”分别发生于19世纪中晚期和20世纪初年。第一次“改革开放”始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下迄1895年甲午海战，大约25年左右的时光，以洋务运动为骨干。第二次“改革开放”至晚从1903年开始，表现为清末的“变法修律”，至1927年国民党实现南北统一，实行一党专政为止，也是二十来年的时段。

3.参详【意】诺伯托？博比奥、莫里奇奥？维罗里：《共和的理念》，杨立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页98.

起源于二战后的“后现代浪潮”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无可避免的席卷了中国大地。而这股浪潮不管是在哲学，建筑，宗教，文学，艺术领域都有一个区别与“传统”与“现代”显著标志：彰显个性，颠覆一切。我以为：彰显个性不单单是对个体生命的自我肯定，更重要的或许是：彻底的颠覆了已经固化的思维方式，社会等级，社会秩序。
 
我们许多人津津乐道于谈论英国的“光荣革命”，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那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贵族革命”，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新生的资产阶级在与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进行殊死斗争中的最后时刻，没有依靠人民进行武装革命，而是借助于威廉的一.二万军队进行武装干涉，最终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君主立宪国。实际上，如果没有前期苏格兰人民的起义，没有这一起义而引发的查理一世丧心病狂的武装镇压，没有人民对查理二世复辟的强烈不满而满大街的贴传单，也许就没有以后的一切——资产阶级物质条件的具备必然造成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规律，也许就只能暂时的停留在理论上了。
 
一些人在谈论“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利弊时习惯性的以“人民最后时刻的参与程度”来取舍，误以为英国革命的“少反复”，“少流血”，就是基于没有更多民众的参与（诸画面中只按需要取了一个）。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视角被这些人有意无意的回避了，那就是：英国的传统贵族与农民已经在经济活动中“消失”了，传统贵族与农民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一个相同的角色“经济人”，他们有着相同的利益与诉求。而这时的法国，传统贵族与农民还大量的存在着。也正是由于这一差别，在革命前，英国的“公民社会”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趋成熟。反观法国，“公民社会”还像一个待生的婴儿，游离于生与死的边缘。
 
对公民社会定义颇多，我比较习惯使用简单而明确的一个定义：公民社会是指，由自由的公民与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在这个定义中“自由”与“自愿”显得尤为重要。可是，像所有定义一样免不了被质疑，被否定，对这一定义也有了如下之问：如果多数公民自由，自愿的选择暴政（也确实有人在这样的问了，还举出“苏格拉底”及“中国人素质低下”的例子加以证明：人民选择暴政的可能性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我们是否也要举双手赞同？
 
公民社会的话题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世纪的古希腊。在城邦中获得“身份”的自由人可以投票决定城邦中大大小小的社会事务，甚至可以投票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当然，从现代人的视角看，两千年前的这一尝试有很多值得商榷或否定的地方，（其实，这个话题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但是，即便如此从危害程度上来讲，也比当今中国的统治者要小得多。一个苏格拉底被世界记住了几千年，而中国，在几千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有多少人无端的死在了封建专制的屠刀下而默默无闻？！直到今天——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获得“身份”的“人民”依然没有获得自由言论的基本权利，更别指望能决定什么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由自由的公民投票决定一件公共事务的确有可能错，但是，相同的道理，由个人决定公共事务同样也有可能错，而自由公民的错会在很短的时间得到纠正，因为在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认识到错误的自由公民会做出与最初完全相反的决定，投出完全相反的票。而由个人决定的事情做到这点就很难，关系到对个人责任的追究，关系到荣誉，地位，利益诸如此类。历史也证明了以上的观点：自由公民选择的暴政屈指可数（早期的排斥异教徒“暴政”，文化大革命“暴政”，由于都是最高权力者一手操控的，本质上不属于自由公民选择的暴政）而由个人造就的暴政延绵至今。这就是人类的多数人为什么要选择自由与民主的根本原因——不管那些想奴役别人的人的理由多么的堂而皇之，不还人的自由之身或以苛刻的条件限制人的自由的人或理论都是人类的敌人。
 
中国人的素质低吗？我们不妨做一个假定：如果两千年前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大唐盛世”而找不到北，踏踏实实的尝试一下没有皇帝的城邦；如果在二百年前，我们高贵的天子能高看一些“蛮夷小岛”的“玩物”（左轮手枪），多开放一些口岸，我们会像今天这样固化我们的思维吗？还有无数个如果，但是，每一个如果，都不是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选择——不是他们不愿选择，是他们不能选择——编错年鉴都要掘墓鞭尸，诛杀九族的凶残统治者不容许奴才的选择。中国人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做过真正意义上的人——自由的人，从来就是被统治者奴役，利用的对象。反抗，统治者杀无赦，御用文人们还要给反抗者被扣上一顶“暴政”的帽子。不反抗，又被说成甘愿做奴才，素质低下。草民有什么选择吗？请聪明的智者指条明路。

顾准早就做过了这样的比较——东西方差异的比较。在他的笔下，古希腊的城邦栩栩如生的展现在了后人的眼前。古希腊人做了一次尝试，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尝试，尝试一下人——每一个普通的人有没有能力决定一下公共事务，主宰一下自己。也许那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也许他留给后来的人太多的悲惨记忆。然而，他复活了——在他诞生的地方，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人们还是选择了自由。人的本质是自由——人可以犯错，但不可以因为他的犯错而永久的剥夺他的自由。可惜的是：顾准的血液里还流着“贵族”的血，他看到了东西方差异这个现实，却没有揭示出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人的生而平等。顾准将缩小中国与西方差距的希望寄托在了先知先觉的，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这无疑还要重复一条老路，（只是变换了一些时髦的词汇，）其实质还是：跟着“天子”走，跟着“真理”走，而唯独不让千千万万的人自己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或者是不相信这个卑微的群体会选择一条正确的路。
 
公民社会就是一条自己的路。自由，自愿，自决。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古希腊的那幕“惨剧”不会重演。相反，那些危言耸听，心怀叵测的统治者倒是很希望借助强大的舆论工具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条件）继续制造人间惨案。

西方社会诞生了“公民社会”，西方社会诞生了“普世价值”，西方社会诞生了真正意义上“人”——自由平等的人。而这一切的诞生，都不是智者的灵光一现，而是人类整体在长期社会生活中不断的磨合与纠错成就的，智者不过是做了一个“精选”与“总结”。
 
自由是每一个人的，而不仅仅属于你。真理是相对的，也不仅仅属于你！没有自由的“民主”是谎言，而没有所有人自由的“自由”也是谎言。（千万别问我：犯人也该有自由吗这种愚蠢的话）就像一个没有自由的我，在奢谈“公民社会”——不过是一个带着“作者”光环的人，为了谋生而巧妙的找到了这样一个时髦的话题来骗取点稿费。可千万别相信我的什么“理”——一个基本常识谁不知道？

2010，3，2.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我本来以为，对由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所引起的争论不必过于看重，因为我觉得刘晓波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这样说，无非表达了当今民主志士的一种爱和宽容的博大胸怀，而且鉴于刘当前身陷专制牢狱的处境，鉴于“六四”二十多年来中国民主运动所处的艰难困境，我不希望由此引起一场民运人士之间的公开争论。但是，出于我的意料，这场争论不但公开了，而且海外的一些朋友联名写信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哈维尔、达赖喇嘛、图图大主教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就刘晓波被提名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一事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把由刘晓波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运动称为和极权政府合作，暗示狱中的刘晓波是中共特务，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民主志士究竟有没有敌人？这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这就使我觉得有必要参与这一讨论，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饱受政治迫害的异议人士为什么没有敌人？这是由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作为一种制度改革，就跟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它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任何人，而是制度，正如经济改革针对的不是财富的占有者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民主运动针对的也不是当权者而是那些限制言论自由和侵犯公民权利的政治体制。民主运动所要改变的，并不是国家政权的归属，而是竞争国家政权的游戏规则（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用以打击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的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何等的荒唐）。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唯一目标，就是《零八宪章》所说的“废除一党执政垄断特权”，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而不是要直接对政治权力进行再分配。这是当代民主运动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也不同于1949年革命的地方。1949年的革命虽然也号称要改变旧的专制制度，但它强调的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对制度的作用，宣称国体决定政体，而不是制度对国家政权的约束作用，所以它把政权问题看作革命的根本问题，把夺取国家政权当作革命的中心任务。相反，当代民主运动把制度问题看作根本问题，它自始至终致力于旧制度的改造和新制度的建构。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基本知识：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按照这个理论，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自然是革命的敌人。遗憾的是，这种革命的必然结果是，它只能造成阶级结构的重新洗牌，使原来的“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成为政治上的压迫者，而使原来的“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成为政治上的被压迫者——1949年的革命就是这个结果。与此相反，当代民主运动的性质却是用一种政治游戏规则代替另一种政治游戏规则，而不是一部分人推翻另一部分人——正如在市场制度下谁当“资产阶级”（老板）谁当“无产阶级”（雇工）完全由市场竞争决定一样，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谁是执政党谁是在野党也完全由竞争性的选举决定。因此，说当代民主运动没有敌人，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也不同于辛亥革命等旧式民主运动，它是一场和平抗争运动，这是由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特点决定的。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各国当代民主运动无不强调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坚持不屈不饶的和平抗争，这是当代民主运动实现其目标的不二手段。和平抗争这一手段立基于两点，第一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没有任何高尚的目标值得用民众的流血牺牲去换取，第二是历史的教训——暴力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诞生新社会的助产婆，而是使社会陷入专制循环的恶魔。和平抗争当然也会有对手，但对手并不是敌人，敌人是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对手则仅仅是你败我胜，共存共进。基督教圣经里虽然有“爱你的敌人”之说，但我的理解，这里的“敌人”仅仅是一种词汇的借用，而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处于你死我活状态的敌人，否则，“爱你的敌人”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威权政府当然会把异议人士当作敌人（敌对分子）来打击，但异议人士即使在民主化以后，也不一定是当政者（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当政是要经由民众选举的，这与一切论功行赏的“造反运动”是不同的），他们纵使成为未来民主政府的当政者，也因为有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无法像专制政府那样把迫害过自己的人当作敌人来打击。

第三，当代民主运动没有敌人，也是由其过程的渐进性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的连续性决定的。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完全可以通过暴力革命等激烈的方式完成，但是，从专制制度到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变，却是一个制度演化的过程，制度演化的特点是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的连续性。在当代民主运动中，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活动，正是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各国的宪政史，也都是由个案推动的修宪史，而不是破旧立新的废宪史。根据亨廷顿的归纳，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各国民主转型的方式，可以分为“变革”、“移转”和“置换”等三种模式。在台湾、匈牙利、西班牙那样的变革型模式中，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代替一党专政制度，是由执政党或执政集团主动实行政治改革，逐渐开放报禁和党禁实现的；在波兰、捷克、韩国那样的移转型模式中，是反对派或反对党经过长期抗争，迫使执政集团退让和妥协的结果；即使是东德、葡萄牙那样的置换型模式，威权政府的退出也是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的和平“下台”，而不是被“推翻”或“打倒”——被推翻和打倒的只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集团，那是由于其军队内部的分裂造成的，只是个特例。显然，在当代民主运动中，除非在六四那样的特殊场合，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执政党与反对派的关系、政治警察与异议人士的关系以及威权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系等等，一般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

1890年，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把“自然界没有飞跃”作为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的题词，他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连续性，显然，政治制度同样具有连续性，政治制度的演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以激烈的方式完成。回顾中国宪政民主运动一百多年的历史，1898年由康梁发起的立宪运动被镇压以后，孙中山等人领导民众走上了用暴力推翻专制制度的道路，从此以后的近40年间，中华大地战乱不断，1949年的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极权制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这引起了许多智者的反思：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能否靠革命的暴力去摧毁？宪政民主制度能否在革命的枪炮声响过以后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宪政民主制度代替专制极权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究竟可以以激进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还是只能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中国一百多年的宪政史告诉我们：政治领域和自然界一样也没有飞跃，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固然不可能自动到来，但只有经过长期的和平抗争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制度，才是稳定的不易反复的制度。

总之，“我没有敌人”，这表明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既不同于包括1949年革命在内的几千年来的农民起义，也不同于有如辛亥革命的旧式民主运动，她是一种超越了阶级斗争敌对思维、以博爱精神为旨归的新式民主运动，是更高层次上的民主运动，是一场以文明手段进行的温和的政治变革。据说，中共高层把零八宪章定性为“颜色革命的纲领”，我认为这个定性非常准确，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正是一场“颜色革命”，而颜色革命是不会有敌人的。试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中，在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中，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中，在缅甸的“袈裟革命”中，以及在最近一些中国异议人士所提倡的“互联网革命”中，怎么会有“敌人”这个阶级斗争的概念呢？

（二）

进一步说，当代民主运动中的异议人士不仅没有敌人，而且在对专制制度所作的抗争中，对手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早有先例，台湾当年的反对派领袖施明德和追捕他的警官刘展华就是一个例子。施明德曾经两次被国民党专制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坐牢25年，可谓苦大冤深，但他和1979年美丽岛事件以后负责缉捕他的警官刘展华成了好朋友。出狱以后，他轻松地说，自己当年是“钦犯”，当然要努力脱逃，而刘是“快捕”，当然要全力追捕。刘展华退休时办了一个惜别会，施明德就是到场惜别的朋友之一。施明德说过，愿意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献身的人士，光有忍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宽容精神。

把对手看作朋友，这不仅是一种宽容，更是一种基于理性的认识。首先，专制制度对人的伤害是一种制度性伤害，从本质上看，伤害人的是专制制度，而不是专制制度的执行者。我在六四以来20多年的抗争实践中感到，那些政治迫害案的执行者，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仅仅是抱着“履行公务”的心态，并不是有心要整人，他们主观上所要维护的，并不是一党专政的体制，而是自己个人的利益，准确地说，是自己的饭碗。尤其是当前中国的威权政府通行商业原则，在庞大的专政机器上，几乎每一颗螺丝钉都浸透着无利不起早的商业精神，这使得其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被动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其中某些有良知的执行者还能在一些细节上尽可能减轻受害人的痛苦，比如对受害人狱中的生活实行照顾等等。我相信，刘晓波所说的“柔性化”、“人性化”云云，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其次，作为后极权主义的威权制度虽然是冰冷的，但却是有弹性的，而且执行威权制度的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如果说，在前极权主义时代，专制制度的执行者是“制度的人格化”，那么，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威权制度的执行者则往往会折射出人性的闪光。在威权政府对政治犯、良心犯、宗教犯所实施的迫害案件中，不同素质、不同品行的具体执行者，执行起来对受害人造成的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是大不相同的。记得多年以前，有个曾经多次执行过对我进行拘禁、抄家等任务的当地国保人员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可是罪魁祸首啊！”我真诚地回答：“总是要有人执行的，与其别人来执行，不如由你来执行，我可要感谢你的高抬贵手呵！”他听了很高兴。要知道，在政治迫害案中，作为受害人，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鱼与熊掌的选择，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然，没有敌人并不等于没有罪犯。在民主对专制的抗争中，虽然没有你死我活的敌人，但仍然有触犯刑律的罪犯，而罪犯理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民主化以后，那些政治迫害案的执行者固然不应受到清算，但毋庸讳言，那些政治迫害案件的制造者却是罪犯，那些在执行政治迫害案的过程中对受害人实行酷刑或肉体摧残者也是罪犯。当年在六四事件中奉命执行任务的戒严部队官兵固然不应受到清算，但那些丧心病狂地下令开枪屠杀和平请愿民众的决策者却是罪大恶极的罪犯。对于那些屠杀人民的人，即使将来的民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心赦免，恐怕受害人家属也难以通过（假定这些人到时候还活着）。在这个问题上，韩国就有为人熟知的先例，在光州事件中下令开枪镇压民众的前总统全斗焕，在韩国民主转型以后，被以发动军事政变和内乱罪判处死刑（上诉后减为无期徒刑），全斗焕的帮凶、前总统卢泰愚也因参与内乱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二审减为17年）。但是，罪犯与敌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敌人是政治生活中的概念，而罪犯则是司法领域中的概念，谁都知道，对敌人的惩罚是带着仇恨的，而在惩罚罪犯的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仇恨情绪。

（三）

关于民主运动有没有敌人的分歧，是民运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观点分歧。激进派在民运内部的地位，是跟专制政府对底层民众的欺压程度和对异议人士的迫害程度成比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执政集团中的强硬派处于主导地位，而反对派阵营中的激进派也处于主导地位时，这个国家的政治转型就极有可能采取革命式的“置换”形式，转型过程中往往充满动荡和暴力，给民众造成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甚至有可能使转型变异为一次专制政权的易手，而不是政治制度的变迁。我还能为我们中国人感到幸运的是，目前在反对派阵营中，激进派尚无法主导民主运动，尤其是在反对派力量十分弱小的大陆，海外激进派根本没有市场，即使偶有声音，也为一般民众所反感，不是认为你在大白天说梦话，谁也不当真，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太可怕，还是离你远一点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威权政府无法继续依靠政治高压来维持秩序的情况下，对于那些饱受欺凌的底层民众来说，激进派却是最有号召力的，从而革命也最容易走向极端，这是法国大革命对后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警示。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马克思：“他一生有过许多敌人，但没有一个是公敌。”这是赞扬马克思之所言所行皆出于公心，出于社会大众的利益。但是，“公敌”、“私敌”之说是一种敌对思维或仇恨思维，是一种阶级斗争的语言，而刘晓波把“我没有敌人”作为法庭最后陈述的主题，这充分说明他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思维，反映了他的博爱精神和宗教境界，也说明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对自身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民主运动究竟有没有敌人？作为一个学理问题，当然是可以也应该探讨的。但是，如果站在政治操作的角度，对刘晓波提出的“我没有敌人”的说法横加指责，甚至有人指责他仅仅写写文章，没有组织民众上街抗议，我对此十分反感，这就同五年前我很反感一些人对高智晟的街头抗争公开说三道四一样。指责别人不够英雄者，总得自己先做英雄，如果自己躲在安全的彼岸而一味鼓动别人冲锋陷阵，那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以为，世界上最有力的是道德上的感召力，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最缺乏的就是道德感召力。为了增强民主运动的道德感召力，我愿意与一切致力于中国民主化的人士共同遵守一个道德戒律：不公开指责正在受迫害的人，哪怕他以前当过线人；不公开指责别人的不英雄行为，即使你自己已经做出了榜样；不公开指责别人的抗争行为，即使其行为显得过于激进或过于软弱。

2010年3月1日，临海望江门近江斋

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傍晚，我们小红军长征队抵达井冈山的中心区茨坪。

茨坪是井冈山腹地中的一个小盆地。它四周层峦叠嶂，山上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盆地中央是耕地、水田。田地周围山脚下分散着若干人家，有稀稀落落的房屋。其中几栋水泥建筑应该是宾馆、纪念馆之类；最宏伟的乃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如今，茨坪在开发热潮中变成闹市了，从网上看到，当年的稻田已然灰飞烟灭，摇身一变成了招徕游客的公园。四周衙门、商铺、宾馆鳞次栉比。夜间，各式各样的亭台楼阁、馆堂楼所被五颜六色的灯火包装，显得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肯定少不了红歌和流行音乐一唱一和，给太平盛世锦上添花。红色旅游经济令茨坪换了人间。

四十几年前的大串联时代，茨坪实在寒伧得很。已经收割了的稻地上临时搭建起棚子，专门接待红卫兵。红卫兵源源不断地涌上山，我们勉强住进房间里，后来的人就在稻田地里的简易大棚里栖身。后面搭建的棚子还是双层铺，地面上还残留着稻茬。

我们在茨坪停留了三个晚上两个白天。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去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抄写井冈山革命斗争大事记。这天的参观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二点。队友某日记记载：“上午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学习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参观烈士墓，参观毛主席旧居。”我的记载是：“我们到红军公墓去献花，并在墓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据队友记载，十二月十六日早晨，“学习《井冈山的斗争》。以后还讨论了下步行动。我们按林彪同志指示办，是真长征；不按指示办，是假长征。有人说没有真假之分，我不同意。”

这就是说，在井冈山上，我们长征队内部又发生了争吵。估计是争论以沿途宣传毛思想为主，还是照原计划走长征路？因为此时虽然已经发生了上海工人王洪文闹腾要在工厂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和进行革命串联的“新动向”，但是毛还没有鼓动红卫兵去工厂农村支持工人农民造反。因此我们之中大概不会有人提出下农村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队友日记提到的林彪指示，我也记不起来具体是什么。当时林彪的最新讲话，应该是十一月十日在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当时林彪重复了一周之前毛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他讲话中所说的：“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联的。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学习，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对革命师生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大有好处的。”这可印证我们十二个人争论的问题就是走路还是宣传。我肯定是主张走路的，而队友主张的是宣传。到底谁是真长征谁是假长征，估计当时吵成了一锅粥。

其实林彪的最新讲话，我最爱听的是其中这一段话：“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这番话再一次加深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觉：毛要借助文革把旧社会秩序彻底打垮，创造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民主社会。要知道，我觉得官僚主义是万恶之源。

估计那时候我们也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还是吃饭要紧。接待站组织老俵往几个大棚子里抬红米饭和南瓜汤。红卫兵拥挤不堪，开饭的地方简直是无处插脚。坐在棚窝上层的人一面狼吞虎咽，一面双脚在空中晃动，我们便一面站着吃饭，一面须留神碗不被空中的腿脚踢翻。令我特别吃惊的是，地上污脏的米饭一层又一层，馒头也遍地都有。那些红卫兵毫不爱惜粮食，盛得满满的一碗饭，吃几口就倒掉。真会糟蹋。看到这些现象，我真是怒不可遏。由此而言，我比这些家伙们觉悟要高。须知我在大跃进后的六〇年被饿得死去活来，所以对粮食我是万分珍惜，即便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不浪费粮食的生活习惯我一如既往，可谓数十年如一日。

其实，假如我真的有觉悟，那就应该从耳闻目睹的红卫兵白吃白喝、到处乱窜、喊叫口号的样子，看出红卫兵造反简直是胡闹。但是我没有如此想，只是觉得他们的行为玷污了文化大革命。

吃罢饭，我们决定制作一个花圈，献给井冈山烈士纪念碑。为了表示我们对井冈山的无限崇敬，我们打算爬到附近最高的山峰顶上，摘取松枝松叶，制作花圈。岁末的井冈山，依然苍松翠柏、青绿满山。那浓密的竹林，浓绿可人，更是占尽山光。倘不是山路小径边的丛草显出枯黄衰败模样，是看不出此时是隆冬严寒季节的。环顾四面山峰，选了目标，我们就列队前进。可是当我们上山入林后，有的脚踩滑了，有的手抓到脏物。大家低头细看，发现遍地皆是黑黑的、稀稀的东西，竟是一滩又一摊的人的粪便。自然，那都是红卫兵的遗物。我的天哪！这哪里能爬到山上？单是从这一景观推断，足见上井冈山的红卫兵何其多矣！我们很是扫兴，就近摘下几支树枝，做成花圈献上。

茨坪有一系列供红卫兵瞻仰的胜迹或是陈列物。我们一一观看。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参观井冈山光荣敬老院。那里住着许多革命老人，有一位革命老前辈名叫罗东祥的，他六十一岁，是当年根据地文书。给我们讲了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情况。一位名叫李新珠的老婆婆，在我的笔记本上题词：“参观井冈山光荣敬老院老红军希望你们接好革命的半革命到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李新珠”。字歪歪扭扭。就像小学生刚学写字。

我默默地望着这些在敬老院里消磨岁月的老人。他们都经历过那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国家领导人和元帅、将军们，都是这些老人并肩战斗的战友，在一个锅里吃过饭的哥们。我在向这些老人们奉献尊敬的同时，也隐隐觉得他们是不走运的人。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天差地别。反过来又想，还有很多同他们一样的人，早早就失去了生命，变成了一堆堆白骨。死去的人岂不是比在敬老院里的人更加不幸？

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很乐意有人来访问。他们讲述着当年的光荣。倘没有我们这样的听众，他们的日子肯定是孤寂难捱的。我们因为能够大串联而欢呼文化大革命，他们因为讲故事能有人听而欢呼文化大革命，我们双方是皆大欢喜啊！

正当我们专注地听革命故事，准备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时，从另一间屋子里传出来呜呜咽咽的哭声，还夹杂着争吵声。我们连忙过去看是怎么回事？只见一位枯瘦如柴、脸上除了皱纹还是皱纹的老太太在满腹委屈地絮叨着、哭泣着。原来她也是革命老人，正为琐事同一名三四十岁的妇女争吵。我们很气愤，不问青红皂白批评这名妇女服务员不尊重革命老人。那女人很不服气，可着嗓子派了老太太许多的不是。一时间嚷得不可开交，那佶屈聱牙的方言，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唉，就算是你功劳盖天，可是人老珠黄，沦落到如此地步，又有谁看重你光荣的历史呢？后来我听说敬老院里的老人，受服务员的虐待，是家常便饭。

十二月十七日离开茨坪，经黄坳宿毛桃。行军七十五里。从茨坪到黄坳一路是急下坡。真正的山高沟深。虽然是十二月中下旬的天气，但山绿水碧，林木郁郁苍苍。沟底有一段路稍平，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深潭，似乎太阳只有在正午时分才能照射到潭水面上。此时光线已经十分幽暗，我又像每次离开一个轻易不大可能再重游的地点那样，回头张望井冈山。我惊奇地看到，我们上午离开的山头其实距我们很近，只是高耸立在我们头顶。我们从上午到黄昏，一直在一片蓝天下与一座山峰上攒行。山峰沐浴着金色的太阳光辉，美景妙不可言，我们则身处幽暗的暮色之中。这幅图景我觉得很富有哲学意味。

多年之后我读到尼克松总统的回忆录，这位被迫离开白宫的人物用满含悲怆的笔调写道，只有失去总统地位的人才会意识到总统地位的高不可攀；当他成为一个平民时注视白宫，就像在深山谷里仰望高耸的山峰一样。读到尼克松这样的话，我的头脑里立刻浮现出走下井冈山回眸张望到的那幅景色。

队友日记：“今早从茨坪出发，行三十里到朱砂冲，行十里到黄坳，从黄坳到毛桃约三十里。今天的宣传是较成功的。毛泽东思想要抓紧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有用的形式宣传。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天职。路上，根据从今天早上从广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林彪同志写前言的消息，这个消息广大贫下中农广大红卫兵特别需要迫切知道的。路上每几分钟就有一队红卫兵从我们身边经过。还有许多村庄，贫下中农特别多。还有，我们在前进，许多同志也前进，迅速从身边过去。所以用其他形式和长的节目是达不到要求的，于是快板，特别使我看重。经过几次修改，写成。‘同志们听我言，我给大家说快板，报告一个好消息，听了保险心喜欢，毛主席语录又再版，林彪同志写前言，人人都来学语录，革命路上永向前’。但是一队十几人的长征队伍，一晃而过，听不完，于是又改成：大喊一声：”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身旁路过的同志们就问，’什么消息？‘于是我们就说：“毛主席语录又再版，林彪同志写前言，人人都把语录学，革命路上永向前，永向前！’每四五分钟，过一队长征队或劳动赶集的社员。每遇人，不管多少，我们就给说一次，效果还好。只要下决心，宣传完全可以做好。在遂川黄坳正逢集，我们演出六七个节目宣传，晚上又在毛桃宣传，××会上，参加约百余人。这一带，我们过集市，常见五、六十岁至二十几的小伙子，赶集也提一个火笼（外竹笼，里瓦罐里火炭），在社员家里，看见老人提，十几岁，八九岁等小孩也手提一个。”

——在我们离开井冈山之后十余天，我们班的陈剑鸣等十名男生组织的长征队来到井冈山。上山之前，他们已经听说井冈山聚集了十余万红卫兵，人满为患，形势严峻。陈剑鸣他们做了一些准备，在山下买了几斤黄豆，以备不虞。当时正是全国红卫兵徒步串联的高峰，井冈山已经无法承受压力，粮食、被褥、燃料全面告急。雪上加霜的是，井冈山连降大雪，道路被封，茨坪有二十万红卫兵被困。当地政府全力以赴应对，甚至组织农民往井冈山上背粮食，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告急电报如雪片一样飞往北京。周恩来下令空军向井冈山紧急空投粮食。就这样，山上的红卫兵吃一顿饭必须排五六个小时的队。陈剑鸣他们的黄豆给自己解了燃眉之急，他们用搪瓷缸子炒黄豆，半生不熟吃进肚子。许多后上山的红卫兵没有得到被褥铺盖，冻得嗷嗷叫。陈剑鸣他们因为准备要爬雪山过草地，所以都带着皮大衣。陈老兄看见一个九岁的广州小红卫兵冻得脸色发紫，便让他和自己一起睡。不料那小红卫兵半夜里竟然尿床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家伙就跑得无影无踪。某日又来了空投食品的直升机数架。其中一架要降落，于是传言上面坐着周恩来总理，他要来慰问红卫兵。片时，红卫兵如潮水般地涌向降落地点。前扑后拥，直升机螺旋桨还在快速旋转，红卫兵已经扑到跟前，前面的想打住脚，后面的还在向前拥，陈剑鸣亲眼目睹一个红卫兵被螺旋桨拦腰劈为两端。

后来他们好不容易才下了山。他们向韶山赶路。有一天，这十个人走到一个接待站，时间太晚了，饥肠辘辘，他们进门就直奔饭桶，每个人吃了一碗又一碗。吃了五大碗。旁边的人惊得发呆。正在吃的时候，接待站的人过来问他们办手续了没有？即登记和交粮票。他们回答说，吃完再办手续。那人说，还是先办手续吧。这一下，他们火了，几个人解下腰带，狠狠抽了桌子一下，吼道：“浑蛋！你是怕我们是假红卫兵么？”那人吓得面如土色，连声说：“你们先吃，先吃，吃完再说，再说！”又有人赶紧走过来向他们连声道歉。第二天一早他们出发时，心想昨晚的行为未免太有点造次，就去给接待站找人道歉，到处找那个人，谁知那人早就躲起来了，他们只好怅然若失地离开了。

一百五十多名世界各地的学者、作家、人权活动家联署致中国人大呼吁书，敦促推动释放刘晓波，停止用相关颠覆国家政权法律条文侵害言论表达自由。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正在召开之际，周二，一百五十多名世界各地学者、作家、律师和人权活动家联名向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发出一封呼吁信，要求人大推动释放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刑十一年的北京文学评论家和前教授刘晓波。

信中写道：我们相信，刘晓波先生被逮捕完全是由于其行使了受到《宪法》和国际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中国目前法律中规定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负有监督《宪法》（第62条第二款）实施的义务，因此，保障各位所代表的公民能行使基本权利，是各位的责任。透过推动释放刘晓波，你们将捍卫自己的荣誉，并且表明中国将以认真的态度实现法治的目标。中国多次声明，将尊重人权和法治，为了使国际社会认真看待中国的承诺，以及让中国公民信任司法制度的公正正义，全国人大急需确保没有任何人仅仅因为他和平地表达了意见，而被判入狱。

联署人之一、总部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亚太区负责人文森特.布罗塞尔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此前连一些中国体制内老干部也公开对判处刘晓波表示不满，希望中国人大接受内外的建议释放刘晓波。“ 令人鼓舞的是，中共党内也有呼声，要求更多地关注刘晓波案 。所以学者、作家、人权工作者决定，再次为刘晓波聚集在一起，表达对于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处境已无法容忍。而全国人大是提出这个议题的适当场合。”

99年回中国大陆时曾被当局抓捕、并以“向境外组织提供情报”的罪名抓捕关押八个月的的美籍华裔文革问题专家宋永毅也参加了此次联署，他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被捕当时有157个全世界著名汉学家和人权工作者为我签名。另外我觉得学术、表达自由都是一般人应该有的，所以不仅政治异议分子，整个学术界、知识分子都应该参与进来。”

此次签名的有众多著名的汉学家、以及各欧美大学的教授、作家团体国际笔会理事会成员等，这些在全球知识界有影响力的人还将在各自的领域令刘晓波的命运更加广为人所关注。布罗塞尔说：“我们来自不同国家，很多人在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也和中国方面有合作。我们一定会用所有资源和影响力促进刘晓波案获释，聚集不同背景和地域的人一同关注刘晓波以及所有中国异见人士的命运非常重要。”

宋永毅认为要面子是中国的传统，要执政当局在压力和批评中公开认错很难，但必须提醒领导人，刘晓波案是他们执政的败笔。“中国人有句话死要面子，面子问题是大问题。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改正、或偷偷的改，但关于刘晓波的事情，我认为是胡温执政的败笔，在国际上负面影响比较大；另外他们口头上是认同人权、表达自由、学术自由的，不能光说不做，我们现在是敦促他们。”

去年圣诞节当天，刘晓波被以伙同他人炮制传播《零八宪章》以及在网络上发表的六篇批评中共的文章，法庭认定其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名成立，判刑11年。这一判决在国内受到知识分子群体、党内老人的批评；更引起巨大国际反响，世界各地有影响力的人士公开声援，甚至提名他竞逐本届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中国当局依然在2月11宣布终审维持原判。

按规定刘晓波应在一个月内转到监狱服刑，而家人至今未收到通知，妻子刘霞最担心的是他会被送到远离北京的大连老家服刑。“应该还在看守所。我今天给国保打电话说，都一个月了，我该给晓波送钱，该安排我们见面，他说跟上面反映。”

“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表示，国际间100多位作家、学者和人权活跃人士已经致函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呼吁释放异议人士刘晓波。

这封信所署日期为3月9日，收信人为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联署者包括英国作家拉什迪、诺贝尔文学奖南非籍得主高迪默和中国作家马建。

现年54岁的刘晓波为作家，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去年12月被中国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11年徒刑，原因是他在1年前曾参与撰写“零八宪章”，这是一份主张中国推行政治改革的大胆宣言。刘晓波在今年2月提出上诉，但法院维持原判。

人权观察所公布的联名信中说：“我们认为，刘（晓波）博士纯粹是因为行使中国宪法和国际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而遭到逮捕。” 信中说，“我们更认为，中国法律目前界定的煽动颠覆国家权力罪，违反了国际人权标淮”，因此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中国全国人大目前正在举行为期10天的年会。上述作家、学者和活跃人士在信中说：“中国全国人大确保没有任何人仅因和平表达意见即下狱，乃刻不容缓之事。”

在中国法院二审确定对刘晓波11年的判决之前，美国和欧盟都一直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法律所制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5年，这一罪名常被中国当局用来指控政治异见人士。

另据法新社报道，奥斯陆诺贝尔协会会长伦德斯塔10日向法新社表示，包括刘晓波、胡佳等中国异议人士在内的共计237人入选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最终候选人选。他表示，“这是该奖候选人人数最多的一次”，超过了2009年205名候选人的纪录。

1862年4月初到上海参与“协防”而后任江苏巡抚，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隆隆事业”实皆由此奠基。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列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而能与洋人打交道、受到洋人重视者，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在他到上海的前一年，清廷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而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在与外国人谈判的过程中认识到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所以开始感到“夷人不足虑”，而后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洋人力量消灭太平军的战略。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F.T.Ward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1862年9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但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经常与自己作对的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借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表白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他承认是看到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又感到其“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此次正好借白齐文事达到目的。他对洋兵的原则、态度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感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吴、杨，为安插“自己人”创造了条件；尽可能地裁抑了“常胜军”，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贻患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真可谓一箭三雕！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太平军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而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守城太平军浴血奋战，所以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仍然非常有利。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李鸿章自然是抢功心切，生怕他人夺去攻下苏州这份指日可待“头功”，上朝廷的《驾驭西兵片》便活生生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态，当然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西兵”的态度。

先是与他一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便可迅速攻下苏州。而李鸿章则唯恐“常胜军”因此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却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

对此要求，戈登不能完全接受，于是搬出新近接替士迪佛立任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的伯郎（Brown）出面与李鸿章交涉。伯郎新来气盛，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闻此消息，李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只得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

生怕“洋兵”抢自己的头功和“洋兵”攻城后拒不撤兵形成“太阿倒持”之局，确是李鸿章此时的两大心病。攻占苏州，使他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

但在谭绍光领导之下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他们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戈登和外国人的强烈不满和愤怒，然而这反使行事老辣的李鸿章下决心以后彻底裁撤“常胜军”。

苏州失守，标志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入绝境；几周后无锡陷落，几个月后重镇常州又被淮军会同“常胜军”攻下。此时，生死搏斗已十好几年的双方胜负已可基本判定；另外，随着苏州“杀降”事件和攻克常州过程中李鸿章与戈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李鸿章终于感到“常胜军”已成可以拆掉的“过河之桥”，而且生性谨慎多疑的他认为此“桥”必须及时拆除，如果不立即裁遣“常胜军”，恐怕后患无穷。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Bruce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难得的“中外和好”局面。慌了手脚的李鸿章于是一方面急忙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希望在这场“中外冲突”中得到朝廷的支持。

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得到朝廷的支持，李鸿章自可大松口气。另外，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而且，此时淮军人马已达五万，且其中三四万人装备了新式武器，而“常胜军”只有三千人，从实力上说也不是淮军对手，戈登只得作罢，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下台阶”，一场大风波总算平息。

但此事更坚定了李鸿章裁撤“常胜军”的想法，他多次感叹“常胜军”已成为“磨难星”，不但“月糜五六万金”，而且“随事要求，随时翻覆，鸿章百忍之而苦无一当也”。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所以当乃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不过，这种“痞子手段”纵有效于一时、一人、一事，终无法挽救晚清外交的屡屡重大失误。对一个王朝、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对国际形势、世界格局、时代潮流等宏观战略的正确判断，而不是“痞子手段”这种雕虫小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