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关键在于：向民间借力。在百年的尺度上看问题，当代与辛亥革命之前的最大差别，就是推翻了帝制，改革不再受制于皇家和贵族的永久利益；同时，农业社会也转变为工商社会，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民间崛起。

去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共中央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如果今年能推出落实的硬措施，中国的改革事业能有新进展，自然是顺天应人的大好事，我们翘首以盼。

执政党推进党内民主，动力来自哪里？一般说来，执政集团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层次较高，利益越大。我们相信高层领导的善良意愿和改革承诺，但唯物史观要求我们重视利益格局所决定的基本态势。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分布的基本态势是：民间大于党内，基层大于高层，弱势集团大于强势集团。从改革动力较弱的层面入手，稳健自有保障，动力却不能不求助于民间和基层。

那么，如何借助基层和民间的改革力量，稳妥而又积极地推进党内民主呢？

首先要拓宽基层、民间和弱势群体的表达通道。网络和各种媒体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满载人民群众的声音。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强调，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媒体管理改革的方向。近几年，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与政治有关的各种媒体，却是越来越成为体现领导意图和下达上级指令的单声道。舆论营造至此，真正想推进党内民主的领导人，恐怕也会产生孤立无援之感。当然，发表言论也要有规范，但规范必须有法，法律必须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新闻出版法已经酝酿多年，若能早日推出，必将有助于推进党内民主。

其次是放宽对民间组织的限制。一盘散沙固然不能成事，但也难以进行低成本的有效自治，难以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难以抵抗腐败。一旦有事，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容易过激，变本加厉地破坏秩序和稳定。

再次是扩大基层选举。村级选举已经推行十多年，乡镇和县级也该开始试点了。如果进展顺利，可以继续推进。如果进展受挫，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想像起来，局部基层的试点无关大局稳定，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比较有限，应该是碎步前进的理想起点。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属于历史上的新事物。无论从哪里起步，无论党内党外，高层基层，总要先议论起来，拿出新想法和新办法来。温家宝总理号召政府参事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说真话，讲实情，其实这也是改革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媒人的要求。我们将坚持努力，为新思想和实情真话提供交流平台，在社会实践之前，做好思想上的研究、探索、争论和试验。

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每个王朝都不会死于前朝致命之病。周亡于封建，秦废封建立郡县。秦亡于横征暴敛，汉轻徭薄赋。魏晋亡于门阀贵族，隋唐科举取士。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宋重文轻武，强干弱枝。不过，防范是有代价的，过度防范代价更大。北宋官军无尾大不掉之虞，但战斗力低下，北宋亡于外敌入侵。

根据上述规律，真正能够威胁当代稳定的，并不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倒台的异己党派及其报刊，也不是让国民党头痛的工会农会和各种民间力量。威胁当代稳定的，是防范过度造成的问题，民弱官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反弹尤其是高层反弹。回顾新中国的灾难性事件，也几乎都能看到对民意表达的过度限制。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报刊没有批评大跃进，反而推波助澜。大跃进的灾难引出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直至文革的内部反弹和分裂。这段历史表明，过度防范所造成的危险同样可以致命。

中国人善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卷入世界潮流之后，总结经验还应该加上世界性眼光。俄国共产党人认为，苏共亡于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我以为三大危机尚存其二，殷鉴不远，不可不察。

对于党内民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我们有理由抱乐观态度。在千年的尺度上看问题，我们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新知识，知道民主法治可以打破兴衰循环。在百年的尺度上看问题，当代与辛亥革命之前的最大差别，就是推翻了帝制，改革不再受制于皇家和贵族的永久利益；同时，农业社会也转变为工商社会，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民间崛起。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关键在于：向民间借力。

香港前律政司司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爱诗於二○一○年一月五日出席一个政制发展方案讲座时声称，二○二○年的立法会选举可以参考一九九五年香港立法局选举的“新九组”模式。她续称，“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批评香港的选举制度，也是针对现行制度，九五年扩大选民基础的”新九组“模式虽然因未能与《基本法》接轨而一度被取消，但十五年后的今日，或今日的十年后，即二○二○年，这个模式还是可以作出参考的。”

维护特权利益的功能组别

自○九年十一月中旬香港政府推出二○一二年政改谘询的普选路线图以来，公众对其中欲扩大立法会功能组别的意图不断质疑，“落实真普选，取消功能组别”的呼声不绝於耳。在两个月来外界强烈要求落实二○二○年立法会普选时应全面取消功能组别的社会氛围下，梁女士说出了上述主子不方便说出口的话，其意图无非是保住维护特权利益的功能组别而已。

十五年前，北京百般指责“新九组”模式，时过境迁，“新九组”竟又被当成宝贝似的重新捡拾起来，真让人看得瞠目结舌！对於最近激烈抗争的香港“八十后”新一代而言，十几年前尚属年幼，如今怕一不小心就会被蒙骗了。

出尔反尔“新九组”

追根溯源，功能组别在香港於一九八五年推行时只是一个过渡措施，目的是“为了保障香港重要界别的利益”，给予某些行业人士比如工商界、金融界等参选与投票的特权，但大部份功能界别只能代表该行业中的小部份，如通常是僱主，造成向极少数人利益倾斜的局面。如今香港立法会的全部议席六十席中，功能界别议席与地区直选的议席一样有三十席。故此，功能组别这一延续了长达二十五年的以政治特权保障不公平社会的制度，已成为香港政治体制中最不民主的部分，也是现今政改最大的障碍.这一政治怪胎不除，香港民主无日。

十五年前，末代港督彭定康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即新九组），以期在“九七”来临之前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这一选举模式，将立法局的功能组别选民人数由原先的六万多人，大幅扩大至逾一百一十万人，几乎囊括当时全港的打工仔女。回望当年的政情，这一借功能组别之外套扩大民主成分的政改方案，既属基於中英谈判的政治现实面前的无奈之举，亦是相当富有政治智慧的聪明之举.

在当年，这份“新九组”方案甫一出炉就被北京当局猛烈抨击，指斥得体无完肤，故一九九五年选出的那届立法局议员，在一九九七年的议会里全部落马.“新九组”选举模式亦仅在那一届选举中“昙花一现”，随后中方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最终导致政制“直通车”流产.当年北京指责“新九组”是“三违反”（即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北京不少官员痛骂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千古罪人”，谁又能预料得到，当年参与香港特区的成立工作、加入批判彭定康行列的特区首任律政司长梁爱诗，如今竟会转向大力推销“新九组”，将之视为解决香港政制困局的救命稻草。

港英政府与北京当局之间对待“新九组”模式的差异，这并非当年彭定康的思维太超前，而是北京在任何时候都要对香港事务一手遮天、予取予夺.当年肥彭推出“新九组”，是希求在功能组别暂时无法消除的情势下，钻基本法的“空子”来推进香港民主；十五年后，梁副主任出面推销当年唾弃的“新九组”模式，却是在香港回归十多年后，香港的畸形政制制度成为众矢之的。功能组别的废除成为二○二○年立法会普选是真是假的试金石之际，北京想尽量拖延香港的民主进程，尽量阻止及延迟立法会的普选，故千方百计地将背离民主的功能组别制度予以保留。

中共反民主本性暴露无遗

“新九组”模式在十五年前，可谓是在一个形势逼人的大环境之下的较优选择，虽说能够大幅增加选民数量，却也并未达致“普及而平等”的真正普选标准。今天北京借“传声筒”之口意图用自己曾抛弃掉的“新九组”，来取代立法会议员的真普选，以尽可能拖延香港的民主化，香港人会答应吗？梁爱诗的言论，表明北京根本毫无诚意取消功能组别，以落实未来真正的普选，只想不断变换花样，将香港的畸形政体形式继续保持下去。可是，香港人已经意识到香港政制发展的症结所在，近期的元旦大游行向中联办进军即为明证.

十几年来各种形式的表演，已将中共的本性暴露无遗，那就是死抱住特权利益不放，既要竭力维持香港的半专权体制，又要防止香港的民主向内地辐射。如今，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抗争运动不断升级，正是清晰地宣告：香港人不是好随意耍弄的！

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与中共统战部高级官员的新一轮谈判，再次无疾而终。这个结局在谈判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中共从来就不是值得尊重的谈判对手，中共从来都以实力为旨归。当实力远不及国民党的时候，作为在野党的中共便打出民主宪政牌来，信誓旦旦地倡导联邦制、多党制；当一统天下之后，中共立即通过暴风骤雨般的反右运动，让所谓的“八大民主党派”俯首贴耳、甘当傀儡。当西藏尚未被解放军的铁蹄踏平的时候，毛泽东与达赖喇嘛温言欢谈，倡言汉藏一家；当西藏已经被收入囊中之后，此前的种种承诺顿时变成一页废纸，达赖喇嘛亦被迫远走他乡。

人一走，茶就凉。刚刚结束谈判，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马上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肆攻击达赖喇嘛，“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彻底反思，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在有生之年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个傲慢而专横的官僚，以为手无寸铁的达赖喇嘛是一块案板上任其宰割的鱼肉，以为他可以帮助达赖喇嘛安排后事了。他根本不知道，人类捍卫良心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力量不可摧折，信奉佛教的藏人，虽然性情温和，却不会屈服于暴力和威胁。中共可以侵占藏人身体的自由，却不能剥夺他们灵魂的自由。

中共宛如一顽童，将国家大事视若儿戏。明明是一场严肃的谈判，却故意将其游戏化。朱维群再三要求达赖喇嘛澄清“印度之子”的说法，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作为无法无天、心无敬畏的中共官僚，朱氏不能理解达赖喇嘛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定义“印度之子”的。中国的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在内，都是从印度传入的。唐朝时玄奘不辞辛苦到天竺取经，通过《西游记》的演绎而妇孺皆知，难道朱大部长连《西游记》也没有读过？在此意义上，玄奘是“印度之子”，达赖喇嘛也是“印度之子”，何错之有？相似的道理，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的信仰与五月花号上的那些清教徒血脉相连，我也可以说自己是“美国之子”。

而信奉马列主义的七千万中共党员，难道不都是“苏联之子”吗？虽然苏联已经灰飞烟灭了，但你们不能欺宗灭祖啊。看看当年中共在“中东事件”中的表演便一清二楚了：一九二九年，鉴于苏联势力日益侵入东北，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政府宣布收回苏联在东北铁路的特权。两国由此爆发军事冲突，史称“中东事件”。受共产国际控制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人，不仅不支持本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反而悍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甚至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政府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中共宣称：“苏联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祖国。”

如今，中共指责达赖喇嘛是卖国贼，殊不知，中共自己才是近代以来最大的卖国贼。

溥仪孙中山蒋介石非正常离婚

二○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国新闻网有一新闻《专家称离婚催涨房价》：高离婚率带来高房价至百姓痛苦蜗居；二月八日，北京晨报又披露：“北京离婚者近九年猛增五倍，去年三万对夫妻离婚，佔当年结婚率的六分之一”。这让人们开始思索，国不安则家不稳，中国如此高的离婚热表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其源头何在？思来想去，今日中国离婚热的源头不只一个两个，但也许和五个“离婚王”──“末代皇帝”溥仪、民国国父孙中山、国民党总统蒋介石、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无关联。中国百年五任国家领袖，个个都是非正常离婚者，非正常离婚者领导下的国家，生产力有时也许照样发展，但在道德伦理上却必然“上樑不正下樑歪”，礼崩乐坏。

考之这五任国家领袖的离婚经过，各有传奇，但根本原因都是一个：因为谋求政治利益而非正常离婚！“末代皇帝”溥仪的两次离婚是因日本和中共压力而被动地非正常离婚；孙中山是为政治而主动抛弃原配；蒋介石则青出於蓝胜於蓝，将孙中山的非正常离婚翻番发挥──一九二一年，蒋介石採取“以刀逼婚”娶陈洁如作秘书兼夫人，断然与为自己生下爱子蒋经国的结发元配毛福梅离婚。一九二七年，蒋又抛弃陈洁如与宋美龄成婚，以获得新的政治资本。

毛首创不须通知被离婚者

与中共主席毛泽东相比，上述非正常离婚者只是小巫见大巫。毛泽东对非正常离婚的创新是“不须通知被离婚者”，可谓史无前例。

有过四任妻子的毛泽东，其两次主动离婚，均不通知被离婚者，连消息都不告知！毛泽东越过了离婚的基本道德底线，堪称一个夫权至上的休妻者、虐妻者和重婚犯。

在百度上搜索毛泽东第二任妻子，结果显示：杨开慧与贺子珍并列“第二任妻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明确写道：“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同书第三百二十五页又写道：“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如果不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义务帮忙”，迅速将杨开慧逮捕处死，毛泽东可以被杨开慧起诉重婚罪！

杨开慧《偶感》证实毛重婚

后来有史料披露，就在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四个月后，在老家期待毛泽东回家的杨开慧，还於一九二八年十月深情地写下《偶感》一诗，担心丈夫毛泽东“孤眠（谁）爱护，是否亦淒苦？”全诗恸人肺腑──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淒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如若杨开慧其时得知毛泽东重婚，当会写下什么诗？她一定会首先向父亲杨济昌遗像痛哭：父亲呀，你全力帮助成才的学生毛泽东，竟然是一个乱搞婚外恋、大胆重婚的无情无义之徒？！

从人性基因病灶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一切罪恶与悲剧，都是毛泽东两次非法离婚的政治重演。毛泽东时代最深刻地揭示：一个国家若是在一个喜爱非法离婚的无情者治理下，全国人民就只能在“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动乱”中水深火热！

文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以非法手段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可以说文革就是毛泽东的一次非法政治大离婚。从思想层次看，更是一次中共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普世价值观的思想大离婚。

“五个离婚王闹中华”，毛泽东堪称“无出其右”！

邓小平非正常离婚者阴暗心理

邓小平虽然对毛泽东的文革进行了一些清算，但作为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他也具有非正常离婚者的阴暗心理。

邓小平一生也有三妻，第一任妻子张锡瑗结婚不到两年，於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难产去世。虽然第三任妻子卓琳陪伴了邓小平终生，但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则因邓的非正常离婚而别.

一九三一年七月，邓小平从上海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后与同行的金维映结为夫妻。好景不长，一九三三年五月，时任江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陷入“邓、毛、谢、古事件”──因广东国民党陈济堂部队的强大围剿，邓小平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放弃寻乌县城──邓由此受到中央批毛派的打击，被批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邓为了减轻自己的政治压力，主动对金说：“我们还是离婚吧，这样你才能得到继续工作的机会。”其实弦外之音是，这可让我们两人都能得到继续工作的机会。有人怀疑邓小平主动与金离婚，是为了让当时喜欢金，后来成为金的新丈夫的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高兴，从而得到宽待。

即使邓小平这种“舍妻保官”的非正常离婚史料需要进一步地考证，说邓具有“舍德保官”的“非正常离婚智慧”，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是非常明显的。他在“反右”、“复出”、“六四”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都採取了“与正直人格离婚”。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为谋求复出，竟然上书欺骗毛泽东：“我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由此得到了一九七五年复出整顿文革的机会。一九七七年为了再次复出，邓小平又上书华国锋“表忠心”：“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由此取得了“与毛泽东思想离婚”，全面清算文革，担任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机会──这都是邓小平“舍妻保官”非正常离婚智慧的政治延续.

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邓小平断然运用军队开坦克镇压北京学潮，公开抛弃民主法制，让“人民军队向人民开枪”，就是源於邓小平勇於“舍妻保官”非正常离婚的果断与残酷。“六四风波”前后，邓小平连续抛弃大胆进行政治改革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其实也是两次无人性的“非正常政治离婚”。

也许“五个离婚王”中有中共所谓的“伟人”，但从“五个离婚王闹中华”之悲剧，可以说，中国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伟人”，而是健康的共生人！

二○一○年二月十二日

於深圳早叫庐

在中断谈判15个月之后，今年1月，北京重开与达赖喇嘛代表的会谈。但中南海心思，不过是赶在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之前，制造中藏接触的表象，混淆视听，欺世盗名。

会谈中，中共“统战部长”向藏方介绍了年初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会上公布的“未来十年西藏发展规划”，声称，要实现自治区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座谈会”与“规划”出台的背景是，北京奥运前，2008年3月，藏人和平示威，共特挑起暴力，共军血腥镇压，震惊世界。之后，设在北京的民间组织“公盟”，经实地考察，发布《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得出结论：在西藏经济发展中，藏人被边缘化，藏汉之间，贫富分化严重。这是藏人愤怒的原因之一。

该报告，主要从经济与社会角度揭示西藏问题，较少涉及宗教与政治领域，中南海就恼羞成怒，旋即查抄“公盟”，拘捕其负责人。但中南海显然意识到这份报告的客观性与重要性，于是才有了“第五次座谈会”与“十年规划”的出笼。中共的统治逻辑在于：由我来说，可以；由民间来说，我就打压。一切话语权归于“我党”。

关于西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中共已经举行过四次“座谈会”，制定过十一个“五年规划”， 事实却是，西藏地区，迄今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最贫困的地区，其年产值，甚至不及广东或江苏的一个县（如顺德与江阴）。

“跨越式发展”的提法，本身证明，中共承认对西藏发展的延误；“长治久安”的提法，则证明，中共承认，藏人的不满与愤懑由来已久。然而，那位中共“统战部长”，却睁眼说瞎话：“世界上没有像我们国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十几年举全国之力支援一个民族地区发展。”

如果要符合事实，这句话，应该改成：世界上没有像我们国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连续几十年，举全党全军之力，竭尽对一个民族地区宗教、文化、文物、古迹、生态、人文环境、乃至社会经济的全面破坏。

中南海仍然认为，或坚持“认为”，西藏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而不在于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这种认知，如果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只能说是致命盲点。

会谈中，中共官员还称：“西藏流亡政府根本代表不了西藏和西藏人民。”但中南海却不敢让达赖喇嘛的谈判代表进入西藏，而将后者的参访地，限制于湖南。何不让他们到西藏参访，看看藏人如何反应？让西藏人民回答，谁能代表他们？

报道这次会谈的中共官方媒体，仅刊登中共方面说了什么，至于藏方代表说了什么，竟只字不提。何不公布达赖喇嘛一方于会谈中的要点，让中国民众评判，谁有谈判诚意？谁在胡搅蛮缠？

中共炒作“大藏区”话题，列为中藏谈判的障碍。但，这个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前提是，要将西藏分出去，“大藏区”或“小藏区”，值得一谈，因为，那表示中国要被分出去多少？中藏双方大可讨价还价。如果前提是，西藏就在中国版图上，“大藏区”或“小藏区”，何罪之有？历史上，四川省曾被一分为三、一分为二，也曾被合三为一、合二为一，有谁在乎过“大四川”或“小四川”？

只是，如果不承认历史上的藏区，那么，连西藏最高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本人，都不是西藏人，而是“青海人”。逻辑何在？

如果把双方立场都摊在阳光下，中国民众将惊奇地发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中南海。因为，藏方主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落实西藏的高度自治和真正自治，却遭中共断然拒绝；主张“西藏独立”或“变相独立”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中南海。因为，达赖喇嘛反复阐明：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主张西藏独立；但中南海却非要把“藏独”帽子死死扣在达赖喇嘛头上。事实证明，惟中共腐败集团，才配成“制造民族分裂的罪人”。

那位中共“统战部长”，还对藏方代表如是说：“无论是搞暴力还是非暴力，都是没有出路的。”换言之，解决西藏问题，不管暴力还是和平途径，中共都不买账。这句话，不打自招，证明中南海假谈判、真拖延的厚黑战术。

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官员，一再重申，不谋求个人利益，一旦西藏问题获得解决，自己甚至可以退休、辞职、完全不问政事。但中南海却充耳不闻，反复唠叨：没有西藏问题，要谈的，只有达赖喇嘛个人及其周围人的前途问题。

一方关注的，是民族、宗教与文化大业；另一方关注的，却是个人利益。如此南辕北辙，不仅令谈判陷入死局，而且让世人看到，达赖喇嘛与中南海，双方精神境界与道德水准的巨大落差。中南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令人啼笑皆非。

提到转世话题，中共借“西藏自治区主席”白玛赤林之口，说出“现在达赖还在，等死了再说”这样的不敬之辞。显示，中南海不惜承担巨大道德成本和历史罪责，要自行“指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以期全面污损、扭曲西藏宗教传统，实现对西藏完全汉化、赤化的阴暗图谋。

（依照藏传佛教传统，达赖与班禅的转世灵童需相互认定。目前，由中共指定的“十一世班禅”未经达赖喇嘛认定；而由而达赖喇嘛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却遭到中共囚禁，被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

按照历史上汉人定义“汉奸”的标准，那个白玛赤林，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藏奸”， 背叛西藏人民，卖主求荣。

—– 写在藏人抗暴五十一周年 （2010年3月9日）

刘晓波先生已经开始了长达十年（如果拘押期可以抵刑期）的牢狱生涯。他是一个被中国各个政治派别都视为叛徒的角色。他的坐牢，尽管有人觉得过份，但没有人觉得不配。他是中共的叛徒，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多年教育；他是民运的叛徒，竟然对死敌中共说“我没有敌人”；他是民族的叛徒，“殖民三百年”的怪论被族人牢牢记住。虽然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政府，都对刘晓波被判重刑表示遗憾，但我想这主要由于不同的人权标准。一个政治异见分子，为什么被当作头号敌人铐以重镣，刘晓波究竟在哪里威胁了中国政府的安全，他们也不理解。对刘晓波，这个世界上能够理解他的人如果不是个位也就是十位数。

被视为三重叛徒的刘晓波，到底做了什么万恶不赦的事情呢？现在就来看一下。

第一是说了“我没有敌人”。刘晓波在一审判决后的《陈述》中写道：“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希望“淡化敌人意识”，“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

有人问，那个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目前正在对刘晓波施暴的政权是不是敌人？不错，如果把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本能视为政治斗争，那么敌人必不可少，不然你去团结谁，斗争谁？毛泽东一句话道破天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说海外民运的思维体系仍旧在毛的体系内蜷缩，刘晓波则是第一个试图打破这个体系的人。

从国共对立开始，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里的争斗，已近一个世纪。有起码观察力的人都应该承认，这种争斗的结果是自我制造人间地狱。究竟国共两党谁在意识形态上更正确更先进？天晓得！中共反对国民党独裁政府，自己却造出一个更独裁的政府。为什么，只因为偶然出了一个大独裁者吗？而且，除了多重复一次以独裁政府为敌的革命以外，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吗？我认为，刘晓波尝试以一夫之力，跳出历史怪圈，很可能是正确的。

独裁只是一种基本认知或者理念，尽管独裁统治下充满罪恶。出现独裁者和独裁政府，只因为最高权力自认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这只有一念之差，不存在敌人的概念，无关于罪恶。独裁者之所以独裁，不是因为这个人脑子生得特别，不同常人，所以要把他的脑袋割掉。相反，他的脑袋生得和革命者一模一样，都有功利心和贪婪心。革除独裁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割韭菜的过程，而是要帮助人跳出一念之差，不仅仅一个或几个人，而要一代或几代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正可以给人猛醒。可惜无人理解他，人人都被阶级斗争思维浸透了，无力自拔。

同样，刘晓波对中共监狱的“美化”也是这个道理。曹长青先生说，刘对中共监狱“进步”的赞美，鲜见任何人出来辩护。我现在就来辩护。

中共监狱的无人性、非人道是众所周知的，但很可能对刘晓波有所特别。我没有和刘同在一个牢房里呆过，只假设他没有说谎。国家机器对政治犯和所有犯人的虐待与否，是一个国家文明与否的标志之一。监狱永远会有，不可能被革命取消。暴力革命下的监狱，不见得比独裁下的监狱更人道。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犯，如果想要推动监狱系统的文明变革，如实地说出某些小范围内的进步，作用是正面而不是负面的。曼德拉曾宴请过管理他的牢头。刘晓波的“美化”监狱，可能正在发生作用，程度不同地减轻千万个中国政治犯的牢狱之苦。这一点，海外民运不会也不愿去想，他们也许希望残暴的中国监狱制造更多的民运火种。

第二是说了“殖民三百年”。刘晓波说这话时我不在场，不知道前后背景上下文。知道的人也不一定敢说真话犯众怒。抽空语境，单独提出一句话来发挥，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被入罪。

中国的被殖民历史，远不止三百年。而且，那都是被更野蛮更落后的人统治。仅仅大清就是三百年。大清的皇帝们一直在书本里银幕上招摇过市，好像从没有哪个作者因此获罪，为什么刘晓波一句话就要犯众怒？我理解，他说的殖民是另一种意义的殖民，即用更现代化的理念来替代固有的传统理念。

无论中国殖民史上的哪一种殖民，都强加给中国人同一种观念，即“新主子高于你”。秦始皇统一中原，本质上是殖民，六国后裔都成了没有地位的子民。中共统一大陆，仍不变殖民性质，“共产党领导一切”，党员党官高于被“解放”的平民。你对这种高低悬殊的地位有疑问吗？牢狱伺候。相信刘晓波的新殖民说，目的是颠覆老殖民说，不然哪需要三百年。何况在他汗牛充栋的著作中，没有一个字是歌颂外来独裁势力的。不去读一个人的主要著作，仅仅凭一句话定性，这是一种多么落后愚昧荒谬的思维方式。

第三是说了“联邦制”。现在来看，对刘晓波最理解的，倒不一定是他的妻子、文学知音刘霞，而可能是个别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领导。因为，只有感觉到真正威胁，才会像这样如临大敌。

刘晓波的“联邦制”构想，试图颠覆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秦制。秦制象征着中央集权和万民俯首，是中共生存的伦理基础。尽管现实中激进或温和的反共力量不少，但不论主张武装革命或“网络革命”，对中共都没有构成实际威胁，因为没有在根子上触动他。“你要革命吗？嘿嘿，资格嫩了一点。我的革命有两千万人头垫底，你来试试？”如果不流血，他就更不用担心了。

那么中共的担心在哪里？只有一个：害怕权力流失。从力学架构上讲，中共是权力集中和垄断的产物。只知道打倒，不知道分解权力，不伤他一根毫毛。相反，打倒喊得越响，中共凝结得越牢固。20年的民运史可以作证，他们无意中在帮助中共集中权力。

刘晓波的联邦制构想打中了七寸。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民意多数拥护联邦制，不再拥护中央集权，共产党将不再成其为共产党，现实意义上的中共即刻瓦解。道理是，越集中的权力，越有威力，反之亦然。权力集中依赖于人心支持，换一种说法，大部分人放弃自己的权力，献给最高权力，从而产生巨无霸。比如踊交军粮，送子参战，顾全大局，牺牲小我。

联邦制是分散中央集权，分解共产党一党专制最有效最稳妥的变革方式。各联邦的共产党分部将不得不讨好本邦民众，争取实现优越的治理方式，弱化禁锢。因为不这样人就跑掉，跑不掉也人心涣散，就像东德同西德的微妙关系变化。虽然现在的一统中国也有人跑，但太大了，无关痛痒。中国具体由哪一种名称的党治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明治理，而且民众要具有左右政权的力量。权力大了，这种希望会落空；权力小了，就有可能。可惜中国人的统一梦做了两千年，不理解刘晓波。

2010-3-8

图图推动了南非和平转型

南非著名记者、南非新闻学会前会长约翰?艾伦所着之《图图传》，是图图大主教唯一授权的一本传记。作者曾经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长期与图图一起工作，对其个性与思想有相当深入的瞭解。我并不同意图图所有的政治立场，但这并不妨碍我高度评价图图所倡导的真相与和解的理念。图图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崇高的道义力量，成功地推动了南非社会实现和平转型，他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曼德拉。

始终倡导非暴力的图图，并不比任何一个反抗者缺乏勇气，相反他比那些貌似勇敢的喊打喊杀的人更有勇气。图图为之祈祷的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并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总统博塔迷信暴力，认为暴力可以压服黑人，也可以吓倒黑人领袖。看到图图声誉日隆，他们便制定计划，试图从肉体上消灭图图。图图的车曾经遭到明显的破坏，国防军下属的内协处悬赏刺杀他，甚至成立杀人小分队，计划杀害图图的儿子以达到伤害他的目的。然而，即便在这样险象环生的时刻，图图也没有退缩半步。既然曾经被列为暗杀的对象，图图比任何人都有权仇恨南非当局并寻求报复。但是，他却第一个向加害者抛出了橄榄枝。

南非社会和解三个阶段

图图以一种彰显人性良善的方式来改变国家的政治面貌。曼德拉当选总统之后，新政府着手清查旧政权犯下的罪行。非国大的领导人本能地反对宽恕，姆贝基用生动的语言说，对付过去的敌人的办法就是“抓住这些狗娘养的，把他们送上绞架”。但图图认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不是报应或惩罚，而是弥合裂口，匡正偏差，恢复破裂的关系。这种正义追求的是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重归於好，让后者有机会重新融入他曾经伤害过的群体。他强调，全国的和解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那些对种族隔离制负责的人应该忏悔他们的罪孽。第二个阶段，受害者在“福音的训诫”之下谅解他们。第三个阶段，有错的一方必须赔偿。图图的这一设想终於得到了实现：他得到曼德拉的授权，出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在南非的民主化进程中，国际压力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国际压力当中，两次降临这片伤痕纍纍的土地的诺贝尔和平奖，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两根稻草：一次是颁发给图图的，还有一次是由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分享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三个人以大无畏的勇气推动了南非的和平转型。虽然直到今天南非仍然问题多多，但在转型过程中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这已经是一个奇蹟。

中共能关押刘晓波11年吗？

图图离中国究竟有多远？二○一○年二月十一日，当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北京市高级法院二审驳回刘晓波的上诉，维持原判。这一天正是曼德拉出狱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一进一出，在偶然的巧合中又有历史的必然。中共对自己的寿命过於自信，判处刘晓波十一年重刑，以为统治至少可以维持十一年之久。但是，他们真的可以将刘晓波关押十一年吗？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图图、达赖喇嘛、哈维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刘晓波成为二十年前达赖喇嘛获奖之后，中国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当提名的声势愈来愈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恐吓说，如果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而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则声称，在颁奖问题上不会按照中国的旨意行事。几年前，胡锦涛曾经在一次讲话中叮嘱手下，千万不能打造出像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姬那样的道义象徵来。如今，他亲自下令判处刘晓波重刑，等於自己给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本人成了第一个提名刘晓波获得诺奖的幕后推手。

图图支持刘晓波获诺奖

早在十年之前，刘晓波便开始思考“拿什么来对抗中共”这个命题。他认为，“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六四”镇压之后，人们重新向独裁政权效忠，能够保持沉默就是最高美德了。而在光州惨案之后，韩国的学生和民众没有屈服，仍然前赴后继地向军政权发起冲击。这是什么原因呢？刘晓波在一封给廖亦武的信中沉痛地指出：“与其它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我们固然不能苛求方励之、赵紫阳和刘宾雁应当做得更好，但他们没有成为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中国的金大中，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遗憾，也是中国的遗憾和历史的遗憾。

如今，这一遗憾轮到刘晓波来改写了。图图亲自出面支持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意味着图图离中国并不遥远，意味着图图与刘晓波息息相通。刘晓波在法庭上没有能够说完的最后陈述，题目就是《我没有敌人》。是啊，胡锦涛配得上当刘晓波的敌人吗？

远离胡锦涛走向刘晓波

将胡锦涛变成刘晓波固然是我们力不能及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远离胡锦涛而走向刘晓波。因为反对胡锦涛而变成胡锦涛，是我们最大的悲哀；因为反对胡锦涛而成为刘晓波，才是我们的出路。刘晓波已经在走向图图的路上。

刘霞对刘晓波的称呼是“我们家的傻瓜”。但是，这个世界就是由“傻瓜”们来改变的，堂吉诃德是傻瓜，西西弗是傻瓜，哈维尔是傻瓜，昂山素姬是傻瓜，图图也是傻瓜，大多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都是傻瓜。他们在一个充满暴力、邪恶与黑暗的世界里，始终不渝地追求和平、仁爱、自由与宽恕。今天，尽管我们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可以将一生用来追求有尊严的生活；今天，尽管我们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但可以将一生用来追求自由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向刘晓波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

三、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

广义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概念，她包括了太多内容，从人文习俗到语言，从文学艺术到科技创造，从教育到家庭形式，甚至天地星辰认知都可以包囊其中。一个社会文化进步一方面受限于人认识自然的工具手段，另一方面受限于主导意识对社会的影响和提供的思维环境。这里所剖析的文化演变主要在后者，在隐藏于中国文化架构中的意识控制力及其演变过程，即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一）

中国今天的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体制可以称为“党至上”文化体制。中国大陆的党文化与前苏联的党文化基本一样，是一种以思想专制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少数权力贵族出于维护统治权的需要，将党绝对正确、神圣观念定为国家意识形态，使其他观念如国家、人民、民族、发展、人性、爱、党派、宪法、文化等等均从属于这个“党至上”。国家对违背和超越“党至上”的思想和异见者进行专制，对忽视“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归化“统一”。既使在打破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后，原有的斯大林式国家意识形态框架也没有改变。“党至上”理念束缚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真正的思想解放，由此使国家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无法真正朝“人民至上”的方向发展和变革。

中国的“党至上”国家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党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列宁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过程中斯大林的思想专制经验更加深了中共领导层对意识形态实行专制的信念。这个思想专制理念开始只是在共产党内使用，1957年中共领导层发动“反右运动”将其扩大到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面。囚禁不同思想者的“反右”产生出的表面稳定和虚幻权威，使共产党权贵层误感到思想专制具有特殊统治功效，于是，对国家全面的意识形态专制便建立起来。这个思想控制体系在党内斗争中继续发展，伴随着领袖个人迷信同步上升，终于演变成斯大林式的“领袖至上”封建意识控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其直接结果。

“文革”结束是毛泽东个人的政策和路线结束，并没有结束中国的党文化意识形态专制体系，也没有结束“领袖至上”基本意识形态。

党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前40年能够成为国家主流文化，原因不只在列宁和斯大林的影响，更深的根源还在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国是世界上封建制历史最长的国家，在几千年漫长的帝王统治期，中国民间形成了“君至上”文化。这个观念的核心理念是，国家属于帝王，皇帝是国家之长，国家决策权归帝王，为帝王就是为国家，臣民为帝王而死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无比荣耀。中国历史上的反叛运动和反叛者，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都是反暴君，而张举“君至上”。1900前后梁启超等人开始介绍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给中国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民至上”国家观念，孙中山等人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企图建立西方“民至上”的民主宪政体制。不过，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在人口占90％以上的国民意识形态中，甚至在革命中坚力量黄埔军校内，将孙中山革命与洪秀全造反视为同一个概念大有人在，就是说，当时民间意识形态视孙中山大总统为一个新皇帝。蒋介石政府和毛泽东政府都没有真正改变这种意识形态，相反，两个政府推行的党文化和新专制成为中国民间“君至上”意识形态持续的政治原因。在台湾这种意识形态持续到二十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民间这种状况直到1989年中国六四运动前才开始变化。

孙中山的意识形态变革受到强大的客观条件限制。虽然孙中山选择了西方民权意识，而当时他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民间传统的“君至上”文化差距巨大。由于国家穷困，一方面民众受教育程度极低，另一方面文化传播力极差，再一方面国家处于混乱动荡中，无法组织有效力量进行传播，所以阻碍了新文化新思想的推广。按理说，1949年取得国家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是由比国民党更具民主思想的年青人组成的，他们完全有能力在民间继续推动和普及新文化新思想。但是，共产党决策层在意识形态上选择了列宁的专政思想。党文化与中国农民文化（帝制传统文化）一拍即合，瞬间就被来自农民和旧军队的将领们接受了。以后毛泽东搞的反右等党内外思想运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现在的爱党（爱国）教育，其本质都是让接受启蒙观念、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思想者向党文化转变。民间俗称“洗脑运动”。

对中国来说，1989年的六四运动是一个历史性标志。这里说的“六四运动”包括四五天安门运动到六四血案的一系列民间文化、思想活动。如果说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是中国的精英觉醒，那么六四运动则是中国民间主流意识形态与党文化（帝制传统意识）决裂的里程碑。文革后期，民间已经有人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提出质疑，这些人数不多的思想者从理念与现实不相符的受骗感觉中提出了困惑，他们挑战了“最高领袖”，挑战了党文化，但他们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到1976年周恩来去逝时，天安门发生了十万民众的自发民间纪念活动，俗称四五运动；由民主理念集合的市民们正式举起了自己的旗帜开始挑战一国之君毛泽东，这成为民间意识形态与新专制意识形态大裂缝的起点。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事件，领袖层的分歧和权力争夺给民间思想觉醒提供了条件，对文革的否定、对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批判诱发出对党文化的全面反思，受到挑战的不仅是毛泽东，而且是传统的中国“君至上”和列宁专制意识。1978年在国家决策层面前出现了两种选择可能，一抛弃列宁和党文化，建立国家新意识形态；另一抛弃旧领袖，维护党文化，即反皇帝，不反“君至上”。这时候国家领导层产生了重大分歧，出现了争执。到底是顺应民间意识觉醒，还是坚持党文化？在领袖层摇摆不定期间，1989年在反官僚腐败旗帜下再一次爆发了百万民众要求国家接受民主意识形态，挑战党文化的六四运动。

从1976年十万人怀念有亲民作风的周恩来，到1989年百万人怀念主张民主化的胡耀邦，世风显示中国民间意识形态不仅已经与党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相背离，而且主要大城市大规模市民阶层抗争意味着中国民间主流意识形态已从蒙昧农民转向有知识的城市市民。1919年的五四运动三千学子已经震动中国，1989年席卷中国主要城市的百万普通市民运动说明中国民间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全面觉醒。这在世界各国人眼中都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但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当年追求国家民主，后来又深受“君之上”迫害的共产党元老们，竟为了区区极少数权贵的权力，在“政治能力强”的邓小平带领下选择了用“人民军队”镇压民众的流血手段，酿造了当代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血案。辛亥革命后这样的暴行既使军阀和蒋介石也不敢为，而邓小平这个“人民的儿子”却敢为之，中国共产党权贵却敢为之。这一事件把全球共产党权贵推向人民的对立面，把列宁政治体制推上了十字架，也将党文化推上了绝路。在苏联，人民被巨大地震撼，导致了苏联瓦解，东欧各国人民纷纷抛弃共产党和党文化；在中国，国家权力贵族层与普通国民利益背道而驰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党文化的迷惑性（人民代表论）荡然无存。在国家权力层面理念危机达到令共产党分裂，令一党国家体制崩溃的程度。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很特别的政治组织，既主张斯大林专制，又承继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形成过程很不一样，早期俄国共产党内有过理念分歧，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列宁采取的手法是给异见者扣上“反动”的帽子，清除出党，斯大林采取的方式是囚杀异见者，由此造成俄国共产党和国家意识形态表面上“没有”异见，“没有”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经历不一样，因为，这个党可以说是从国民党的屠杀血迹中爬出来的新政治团体，是被专制过的“孟什维克”。

国民党在孙中山时期是一个理想主义政党，是中国帝王传统文化最大反叛者，但随着政治地位变化和越来越多利益投机者加入，国民党成了一个利益投机者控制的党。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领袖层开始争夺领导权。在这次权力争夺中一批有政治抱负、有理想精神的年青共产党人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他们认为，这个政府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反蒋介石独裁体制。但是，很快年青共产党人就感到上了当，武汉政府汪精卫与蒋介石相妥协，开始联手屠杀共产党人。在这个变故中，许多年青共产党人抱着为国为民的理想主义精神英勇就义，而生存下来的共产党人可以说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在当时残酷的政治局面下，如果没有理想主义他们根本不可能坚持和发展。什么是支持他们继续斗争的理想呢？就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富的中国。

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来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建立的民主社会，在终极目标上它与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一致的。不同处在于实现理想的途径，孙中山不分阶级，依靠所有国民，建立国富民强的中国；马克思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建立均富的世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就是依靠中国工农兵建立共富强国。蒋介石一派中有大批新贵族，他们从俄国共产党对待有产阶级的态度中认定，共产党的革命最终会革到自己头上，所以，他们惧怕和反对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屠杀，逼迫共产党从意识形态上采取了以彻底列宁主义代替孙中山三民主义，并与蒋介石和整个有产阶级完全对抗的立场。这种彻底分裂对抗意识渗入到斗争的各个方面，甚至深刻地影响到共产党内思想分歧和派系关系。在普遍民不聊生的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得到绝大多数在困苦中挣扎的民众理解、拥护、支持；而一批权贵以蒋介石铁血统治为保护神，加入到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了名符其实的有产利益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由此成为完全的两大阶级你死我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政党斗争。在共产党一方甚至产生了一种农民革命特有的极端情绪，把非劳动阶级意识（仅仅是想法）提高到可以定罪、行刑的程度。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共产党内形成了两大潜规则，对后来共产党意识形态形成起到重大作用，一是在领导层立场和谋略高于思想，二是在普通党员中阶级出身高于本人思想。

先看第一个潜规则的形成。共产党的决策核心有过三次重大转变，三个代表人是陈独秀、李立三、毛泽东。初期的决策核心以思想家和新知识分子为主，思想解放程度是领袖们的特征。1927年蒋介石大屠杀以后，一些思想开明的领袖脱离了共产党，甚至与蒋介石一起谋害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立场坚定性受到考验，这使共产党认识到立场的重要性，于是党员的立场被置于党性最高准则。接着在“不怕杀头”的立场潜规则下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死打硬拼，讲策略者甚至被共产党当内奸迫害诛杀。由于国民党的武装强势，共产党的死打硬拼使人数很快就萎缩到无法招架的程度，自然共产党内对领袖谋略水平的要求就摆到领袖层面。于是两个有心计的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浮出水面，后由在谋略较量中胜出的毛泽东取得决策核心地位，共产党对思想解放的认知原则便成为过去时。共产党于是成为一个重立场和谋略，而轻视独立思维，不尊重个人思想权利的政治组织。

第二个潜规则主要在党的中下层。以劳苦阶级和权贵阶级为界线的斗争也给共产党内带来组织观念上的荒唐。常识告诉人们，一个人思想、立场受到多方面影响，与他的出身没有固定关系。共产党的队伍中既有从权贵家族中来的理想主义青年，也有从劳苦家庭来的投机者；反之，国民党中也有出身穷苦、追求个人发迹的刽子手和在思想上背叛权贵，同情劳苦人民的军阀。从社会背景上看一个人的思想与其社会关系间的联系就更复杂了。但共产党为了使敌我鉴别简单易行，在中下层党组织中实行了一种以家庭出身和表面言论判断一个人思想立场的原则。就是说，一个家庭出身贫苦、或者言论极端的人，会比一个有出身问题、或思想活跃的理想主义者有更多升迁机会。在这个规则形成后，缺乏独立思维和文化低的党员逐步成为共产党基层主体。

在这两个潜规则作用下，共产党便从一个有理想有思想的组织逐渐变成一个近似传统农民起义的组织。当共产党掌握国家权力后，共产党的农民意识形态与城市知识阶层、思想开放市民群体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被共产党奉为里程碑，而正是这次会议给进城的共产党酿下重大错误。国民党在诞生时是一个城市化和国际化政党，这与国民党的主要领袖来自海外有关。共产党形成时主要领导人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因此共产党诞生时思想和理性特征非常突出，但是，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进行大屠杀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重要特征发生了大变化，随着共产党被迫退出城市转入国民党控制力薄弱的农村后，中国农村条件使共产党从一个进步知识分子为精神引领的党逐步转化为一个以农民成分为主的党，特别是军队中的大部分指挥员来自农民。中国农村意识形态与城市有巨大差别，城市集中了国家教育、科学、知识、思想精华，很多中心城市市民与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城市人因此较开明、崇尚西方文明，特别是中国南部（当然城市也有差别，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共产党首都选址北京是一个错误）；而中国农村（特别是西北部边远地区）教育匮乏，信息隔绝，缺少科学知识和现代思维，自然就处在封建文化环境和蒙昧意识形态下。农村文化特点是强烈的土地和眼前利益观念，鄙视人格和人的尊严，漠视生命（包括自己），盲目敬畏强势强人和神灵。在农村发展的十几年中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受到农民文化极大影响。

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败，共产党夺取政权，进城前共产党首脑召开了重要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决议显示，毛泽东等主要领导者对城市文化和意识形态环境在认识上存在根本缺陷和错误，他们不仅没有正确认识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别，而且从解放战争胜利中引出一条错误观念，认为应该坚持已有的农民文化（当时的工人实际上大部分来自农村，持农民观念），并以此取代和改造城市意识形态这个“大染缸”。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农民将领认为，城里人思想复杂，不如工农听话好“领导”。因此毛泽东提出要以工农为中心“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换句话，就是让城市市民－具有文化知识和独立思维的人群接受农民意识形态，从而像农民一样听话。这个会议确定的核心思想和政策决定了共产党进城后必定要“改造”城里人爱思想的习惯，必定会与城里有独立思维的知识群体发生无休止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即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农村意识形态与城市意识形态，党文化与民主思维，封建意识与启蒙精神的冲突。实质上进城后共产党内的一系列分歧和冲突无不反映着这个根本问题。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三）

毛泽东是一个阶级和民族立场鲜明又深通谋略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缺乏人类新价值观的领袖。在对启蒙精神和人类新观念的理解上，他不如孙中山，更不如华盛顿，也不如陈独秀。毛泽东来自湖南农村，他同情和理解农民，具有社会正义感，从青年到老年这种品质在他身上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他的个人锋芒和机谋也异常突出，这个特点在他成为国家权力首领后变成强烈个人权力欲的根源。

如前所述，在启蒙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农民造反精神影响下组织起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思想构成层次复杂，由这些思想层次和斗争中建立的关系自然地形成了各种派系，如红区和白区，各野战军，留学与国内，文化教育水平圈，政见主张圈等等。这其中除了毛泽东倚重的农民将领们，最主要的两个派系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法派（他们不一定都留过学）和以刘少奇为主的白区知识派（不一定都是白区人员）。

虽然这样的领袖组合不是最佳结构，其中缺少一二个深刻理解世界最新思想的灵魂人物，但它的短期政治取向和政治能力对国家稳定和发展还是有效的。就短期政治稳定说，这样的领袖组合比中国历史上曾有的历代权力都开明，民权面相对比较宽，理解并接近文化水准普遍低的中国穷苦民众，因此具有传统向心力，可以在一个阶段维持国家稳定，促进国家发展。不过，从中期政治发展看，中国共产党秉持列宁的阶级专政理念与国家权力民主化公民化发展会发生必然冲突。各国共产党都有精英预见到这一点，如中国陈独秀，俄国普列汉诺夫等。然而，1960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弱点提前破坏了这个多层次权力核心稳定。

毛泽东是一个军事战略家、阶级政治家，但不是一个文明时代的思想家，对宏观经济则基本不通。1960年毛的经济路线失败暴露了他的能力弱点，决策层开始对其经济能力产生异议。面对个人最高权威和权力危机，毛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变化，在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关键时刻，他的农民造反意识占了上风，在党和个人之间他选择了个人权威和权力地位高于国家发展。为了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他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塑造一个绝对正确的神偶毛泽东形象；二利用党内派系矛盾，打倒所有政治上能与之抗衡的政治家和政治势力；三禁止一切异见和独立思想，连原始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也在限制之列。国家和共产党内正常的意识形态运行环境被他完全破坏，共产党内的混乱和国家混乱由此而起。

权谋和派系操纵使毛泽东离现代思想越来越远，而与帝王思想越靠越近。他利用线装书中学到的帝王权谋术苦心构造了一个封建式的派系制约型（诸侯）政治架构。这个框架的基本特点是，在一个人（皇帝）之下凡涉及权力必有二，一权二人掌，一地二派处（或多派），他利用派系矛盾相互钳制机制，达到稳定个人绝对权威的统治目的。至晚年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无力控制这个意识逐渐开化的国家，他身后的党领导核心派别斗争将失衡失控，党内会有一次权力生死搏斗，他甚至想到过国家再次进入全面内战，但此时他的思想根基已经完全帝王化，在他周围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文明思想者和新智慧，因此，至死他也无能改变帝王式的诸侯体制。

正如毛泽东预料，他去世后共产党决策核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封建式王位权力更迭，孤立的新权贵“四人帮”闪电般成为开国老将们的死囚，幸好内战没有发生。接下来，华国锋的毛权威维护派被邓小平元老派取代，毛泽东成为稳定共产党内不同派系的泥菩萨，而毛泽东思想不再权威。

邓小平当政后为了改变毛泽东原来的诸多政治结论、政治做法，以取得领导权，曾一度与维毛派进行过反“两个凡是”理论论战。1978年发生的这次论战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和对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颠覆作用非同小可。“臭老九”翻身是一个意义深刻的事件。论战后期实际上出现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空白”现象。一方面，以专政为核心理念的现代帝王意识被动摇，另一方面邓小平继续推行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理念的党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矛盾现象，“解放思想”是矛，“四项原则”是盾；改革派是矛，保守派是盾。矛和盾的存在既暴露了邓小平本身思想上的空白，也显示出共产党内领袖层的巨大困惑和严重分歧。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组成主要有两类人，一是少数有文化基础、接受新思想、怀着理想情结的革命者，一是多数为改变个人穷困生活处境、怀有造反情结，但缺乏社会思考、文化水平低的劳苦造反者。建国后这两部分人在共产党决策层的比例变化一直影响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毛去世，文革结束，前者在政治上占了上风。胡耀邦、赵紫阳代表前者，所谓的元老权贵派基本代表着后者。邓小平是个有前者倾向的后者，一个有理想情结的权贵派。胡赵派与元老权贵派的分歧主要反映了两个现实，其一在共产党内有理想情结的政治家与从造反情结中蜕变出的权力新贵族开始分化，其二在国家宏观层面是有文化的新国民与传统农民意识形态的冲突。胡赵当政期间曾推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脱离封建化，而最终邓小平维护了党文化这个封建意识形态。

在邓的经济市场化加权贵专权思想影响下，中国社会投机钻营之风弥漫，很快就渗入到政治系统中。投机不为耻，反为荣；贪污行贿被认为是“能力”，损国损民肥己是“本事”，乌纱帽买卖、结党营私成为官场“潜规则”，不会投机、不理解投机叫“不合时宜”，不懂“与时俱进”。邓带来国家意识形态全面腐败。

1989年“六四”就是由上述两种意识形态导致的一次重大思想危机，是市民要求共产党权贵放弃封建意识的努力。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三次直接撼动传统意识形态的大事件，一为孙中山发动的北伐。北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北伐军所到之处就是三民主义（民主民生民权）思想传到处，北伐是一场意识形态变革运动。在那个文化封建、信息封闭的时代，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的新思想只是通过北伐才传遍了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因此而被摇撼。二为共产党发动的解放战争，1949年前的共产党人在反对新独裁者蒋介石政府中推行的民主、独立、平等、解放思想，进一步冲击了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的传统意识。但是由于共产党和中国文化自身基础处于传统旧力量笼罩下，1957年后封建意识披着“党文化”外衣卷土重来，到六四运动它的面具才被撕破。三就是1989年的六四运动。六四运动近似北伐和解放战争，她在根本上再一次大面积地冲击了共产党权贵派坚持的新君臣意识和党文化。六四运动开始时本来是一次带有新君臣观念的“新戊戌变法”，后来，由于共产党权贵派的血腥镇压，使运动转变成一次人们根本怀疑共产党专政意识，反思中国文化和百年历史的思想运动。六四运动重新检验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文化环境和大众意识形态状况。与北伐和解放战争最大的区别是，北伐和解放战争中都有军人加入变革方，革命军人的枪口都是对着压迫者、统治者，而六四运动中军队的枪口直接对着广大民众，对着要求惩罚腐败的市民；北伐和解放战争时期国家精英和文化界基本站在民众立场，很多学者不惧危险挺身而出严厉谴责当局；六四运动后期除了香港和台湾一片抗议声，国外的少数大陆人在海外发表文章，在中国大陆学者和军人的正直血气屈指可数了。也就是说，经过40年的思想和国家专制，中国两大主要社会进步推动力量知识分子和军人已失去了与专制意识形态对抗的能力，这说明六四运动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基本被专制意识俘虏了。六四运动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着默默变化，仔细地分析起来，现在除了党的喉舌，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渗透着另类理念意识，彻头彻尾的党文化其实止于新华门。

辛亥年的新思想造就了中华民国，五四理想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四的痛苦应该是又一个新生儿诞生的前奏，是一个新理想之国降临的涅槃。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四）

中国文化中有很深的 “感恩”情结。江湖义气、养育之恩、皇恩浩荡都以感恩为基点。感恩出于人性，最深的源点是血缘恩情，然后是养育恩情，再次是友恩报答。感恩情结的形成十分自然，在情感和理性上都顺应因果报应的自然逻辑，因此，无论在世界何处，从氏族时代到今天她都没有改变过，不过，在中国文化中政治感恩，即“皇恩”情结尤其突出。中国历史上，悠悠数千年的皇恩文化始于汉高祖刘邦。之前，秦始皇根本不讲恩典之治，秦始皇以铁血之法统一中国，统一后使用酷律酷吏统治仅十来年秦国便轰然垮塌。刘邦吸取秦始皇的教训，开创了恩罚并重的政治制度，到文景二帝封建恩典统治手法已趋成熟，汉武帝刘彻的『推恩令』更把恩典手段提高到政治水平，汉制由于开创恩典政治得以存在200余年。自汉代起恩典之治受到后朝帝王和权术家的十分重视，被历代权术家奉为上上治国之策。就是说，帝王以施恩进行统治，让百姓以感恩帝王心态接受统治成为历代皇帝必取之道。“皇恩浩荡，皇恩浩荡”，几千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承传，使中国社会上自丞相百官，下到文人黎民无不唯皇恩为天道。

孙中山革命前后，中国文化思想界曾一度传播欧洲启蒙思想，批判皇恩观念，推崇国民是国家主人，工农伟大，开启了中国新文化和新意识形态。不过，在一个皇恩传统深厚，国民教育水平落后，信息反应极迟钝的国家，孙中山的北伐推翻了清王朝，却不可能一下扭转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大势和文化。在短暂革命后，孙中山的大总统制和毛泽东的党领导制都转而以国民感恩情结来巩固统治，而不是人权民权意识。孙中山革命后政治上虽然废除了帝制，但在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与恩典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到蒋介石时国民政府内已是言及蒋总统、蒋校长必诚惶诚恐。共产党建国第一天起，从国家领袖们到民间的“万岁”呼喊是什么文化？感恩毛泽东，感恩共产党是什么意识形态？1949年中共开国时，毛泽东在万民呼喊中曾真情激动地喊过“人民万岁”，而此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只有领袖和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对人民的畏惧与帝王一样，惧怕“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共产党的功业宣传仅为使人民感恩于己。无数革命者和民众为自己解放而流血奋斗，推翻了蒋介石集权统治，结果呼喊的是“毛主席万岁”，言及领袖必诚惶诚恐。这既谈不上孙中山，也连不上马克思。

在今日中国经济崛起论派的宣传中，“改革开放”经济成果功绩在谁？唐代归于“贞观之治”，归唐太宗李世民；清代经济繁荣发展归乾隆、雍正、康熙；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功绩归了邓小平。人民自己辛苦劳动，供养了皇帝，结果还要感谢帝王给予劳作机会，感激皇恩浩荡。感恩太平盛世的心态就是感恩帝王不折腾、少折腾自己。毛泽东晚年折腾了20年，到邓小平停止阶级斗争，恢复人民的正常劳动条件，经济才有了一些发展可能。就是说，1978年后的经济业绩是人民可以正常劳动的结果，是结束一种畸形政治状态的结果，但在感恩党领导意识形态下，人民奉上巨额税利后，还要再呼唤皇恩浩荡，如此本末倒置的党文化与祈求明君统治源于同一逻辑。没有蒋介石，台湾经济发展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没有英国总督，香港和新加坡经济依然蓬勃；没有毛泽东中国经济翻了数十倍。由此推知，没有一个自以为上、思维专制的党文化党统治中国的发展也不会停滞。历史会证明，中国人民彻底摆脱皇恩情结，思想解放，并建立稳定且民主的政治环境后，中国人民的能力和智慧将得到如何更惊人的释放。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  (五)

宦官意识和宦官文化在中国意识形态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作为直接伺候帝王的内侍世界各国都有，由于他们在宫廷中所处的地位，自然形成了一种特殊宦官意识，对上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对下狐假虎威，声色俱厉；在宫廷内搬弄是非，巧取私利；而中国的宦官因其被阉割又与他国内侍不同，更多了一些女性的哓舌和巫婆的险毒。在宫廷中表面上宦官居于帝王和大臣之下，实际上他们跟大臣一样仅唯帝王是从，不过宦官没有功业，也就没有大臣的功绩心，心态上比大臣更战战兢兢，意识上更凸显讨好奉承取宠。宦官被阉割后生理上的变化使其多了阴性特点，如细心而小心眼，注意化妆粉饰和表面作秀，重人际关系和搬弄是非，挑剔尖刻，喜小恩惠而轻大局大业，擅长见风使舵，煽动私情。宦官意识和文化得以影响社会受益于帝王体制，封建帝制结构下皇帝身边有三大势力，一是皇亲国戚，内亲外戚；二是忠臣奸臣，三是宦官。前二者是国家权力当然窥视者，但有时在复杂权力争斗中权落宦官也有发生，如东汉党锢之祸；唐朝后期宦官掌权，唐宪宗后十个皇帝，七个为宦官所立；明朝宦官位在内阁之上，宦官竟掌皇帝批红权和监军权。

宦官一旦控权，其思维观念、特点、习惯、方式便自然得以在宫廷风行，不仅影响到国家权力层，并流行于社会，渗入到民间文化中。首先是宦官控权为政的现实为不思功业、无社会抱负的人掘出一条以宦途谋取国家财富的沟渠，功名意识因而不抵哓舌之术，这刺激了无为之徒谋国的野心，更给奉承钻营意识流行天下开了道。此道一通，社会功业抱负之心即成戏谈，巧取权位的投机者视国家权力为口中鱼肉，社会大行通过无功谋官之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风。随之，官场盛行假虚名、实贿赂，会奉承拍马、能占私利者得官，社会抱负越大者越不得志。权力之器不被功业者所用，而成为投机者掠夺窃取社会财富的工具，民间自然也就相对流行无理想意识形态，人人只顾自己发迹。中国宦官意识给社会留下的第三个影响是社会意识形态阴性化，轻义理，重情礼。“枕边风”“台下交易”“走后门”“垂帘听政”之类都与宦官意识余孽相连。

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中是否有宦官意识作祟，国人皆心知肚明。对下尖刻蛮横，对上奉承讨好的宦官之风遍布京都红墙外各级衙门府邸和官僚企业中。那些身在官场但还存着一线理想情结的人体会更深，“出淤泥而不染”和“难得糊涂”是他们对整个腐败大环境无可奈何的痛苦心声。在国家体制表面一派光鲜，共和、民主、理想口号朗朗上口，实际上官僚机制下宦官流习盛行，私利钻营原则无处不通的大氛围中，他们因无力回天，只能保全自身了。

宦官意识能够时髦猖獗是因为国家君臣体制实际上依然如故。

从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基本事实：一，自1898年戊戌变法起西方新意识形态进入中国，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就始终与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潮流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一直在西方先进思想影响下，国民党、共产党、各种民主党派的理念均来自西方。今天，国际开放环境比二十世纪更不可逆转，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在世界之林中比较而存在，这种情形发生在欧亚非澳和中东各地。在苏联，斯大林的克格勃和古拉格群岛没有封锁住国际意识形态；在中国，毛泽东式的反右和“文化革命”也没有封锁住；由于背离时事，毛的去世就是他操控群众愚昧的意识形态运动结束。可知，未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再封锁国际意识形态交融发展。二，在近百年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变化中，以低文化人群为基础的蒙昧和尊王畏君传统心态随着国民整体文化水准提高逐步地被具有独立思维特征的意识形态取代，教育和文化普及推动着新的国民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尽管党文化顽固地延缓着整个进化过程，但这个过程没有停止。沿着教育、科学、文化普及的方向继续发展，国民文化水准持续提升，意识形态启蒙面势必将继续扩大。三，随着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发展，文化和意识形态交流限制终将消失。网络是新传播渠道之一，网络因为以匿名保护了言论自由，以公开快速大面积传播推动了意识流通，颠覆了专制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控制。网络在与权势较量中把统治者置于自己的压力下，从而成为历史进步的工具。在上述三个基础上，中国必然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国民意识形态历史性反思和觉醒，不管军警恐怖达到何种程度，质疑、批判党文化和反“囚禁思想”都不会停止，中国新主流意识形态和新文化将沐浴在反思的洗礼中形成。

（未完待续）

从历史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当今的主要矛盾是进步力量和反进步的势力之间的争夺社会发展演化趋势主导权的问题。有人想让中国的社会政治就此停步不前；有人则大声疾呼社会必须朝更加文明与进步的方向上发展。

现在，能够控制与主导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是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势力，这帮人把持着中国的各个权力部门，利用他们手中垄断的权力，在各种冠冕堂皇借口的掩盖下大肆抢夺国家的财富，安插自己的亲属与子弟把持着各个要害的经济的和权力的机关。

每个时代都有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当今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特殊利益集团阻挡中国社会政治进步、和人民迫切渴望社会政治进步的问题。

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其强势的地位欺压人民压迫百姓，任意胡作非为，侵犯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人权，侵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言论表达，拒绝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阻挡社会的政治进步，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的社会问题。

为了便于把这一问题梳理的清楚与明白，我们首先应把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从概念上给予界限清楚。

所谓“特殊利益集团”，就是指因为具有共同的政治的、经济的、家族的利益目的；权力的垄断等利益期望，这样一种诉求之团体中的、社会上的人们，为了最大化其个人与家族利益的目的，有意的与无意的之间，在共同利益期望的驱使下自觉与不自觉的结成的一种政治的、经济的、权力的势力与利益的联盟。

“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仅仅是哪一个政党，也不是仅仅局限在哪一个部门，也不一定必然是官员，他们的成员散布于社会各个层次；但他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与目的：就是在当今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体制下，他们是一群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他们也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永远具有现在这样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保持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变，甚至朝向将对他们更加有利的方向上发展抱着很大的期望；他们也在狂热的或者疯狂的采取行动，以维护现行给他们带来最大既得利益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意识形态的等等一切有关的东西。他们已经从现行的体制和社会中获得了莫大的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因此他们想使中国保持现在的状态永远不变，因而他们对任何试图使中国社会进步的东西都一概从骨子里产生出敌视的态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并不就是中国共产党，也并不都是官僚，而是特殊利益集团已经绑架了中国共产党和绑架了政府。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也与中国人民一样，也是中国特殊利益集团肆意而为的受害者。

当今特殊利益集团是怎样千方百计的阻挡中国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他们是怎样的试图保持中国社会一万年都维持现在的这种状况不变的呢？

经过认真的总结与梳理之后，发现他们从以下诸方面采取行动全面阻挡中国社会进步。

1.阻止中国社会的任何可能迈向政治民主的可能。他们这样做是企图从政治上彻底垄断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和经济上形成控制的绝对的权力，以此来保证他们到手的各种特权利益不会受到任何的动摇。

2.阻止中国进步势力试图遏止腐败的各种努力。中共内部的进步势力，和政府中的进步势力，以及中国社会上的要求遏止腐败的势力，在中国一直以来都在试图遏止中国的腐败。但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却由于要借助腐败获得更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因此他们一直千方百计的阻挡遏止腐败的各种努力。

3.阻止人民和知识分子要求实行舆论开放以形成舆论监督的努力。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一直渴望中国的新闻与报纸，以及网络和电视都能具有让人民自由表达自己的，对于社会各种事情的看法与观点的权力；而特殊利益集团则从来都是千方百计的阻挡这种要求，并以“全盘西化”、“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等等托词来丑化之。

4.阻止司法的公正与公开，阻止司法的透明，并避免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批评与指责。特殊利益集团因为要用司法为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特权与特殊的利益，包括能够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族成员和子女在犯罪的情况下，具有不受到法律追究的特权；和使用司法来打击指责他们搞各种特权利益活动的进步人士，和打击批评或谴责他们的不法行为的正义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要把司法作为他们压迫人民、迫害正义与进步力量的工具，因此他们千方百计的阻挡司法的公开与透明。

5.阻止社会经济分配的人民参与与人民监督。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把持政治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垄断社会的经济利益，为此他们最不愿意人民在经济分配上的各种参与。因此他们就以各种借口千方百计的阻挡人民的各种对于经济分配的参与或者监督。

6.阻止官员的财产申报与财产公开。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是世界各国政府为防止官员腐败而总结出的反腐良法，实行这种制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可是在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却千方百计的反对实施这一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措施。

7.千方百计的阻止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最害怕的一件事情。中国的一位社会评论家李一磊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题目是《民主比地震更可怕》，上面有详细的分析。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因为要千年万年的保持已经到手的，通过不法手段得到的不义之财，所以是最害怕民主的；而中国的任何政治改革都必然要涉及中国的推动政治民主的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一百个不放心，害怕他们的抢夺人民与国家巨额财产的罪行暴露，因此他们就千方百计的阻挡中国的政治改革，以此来保证自己的罪行不会败露和不会让人民当家做主，而使自己失去所有的特权。

8.阻止人民的正当维权。维护人民的合法权利是文明社会政府的起码职责；而在中国，因为特殊利益集团要大肆侵夺人民的各种利益，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民正当的权益被侵犯，被剥夺。人民上访维权正是人民与特殊利益集团抗争的手段，可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却通过各种卑鄙的手段公开的和暗中的打击这些上访人民。

9.阻止人民代表选举的公开与透明，阻止那些以独立民间人士身份，作为人民代表候选人的人士参加人民代表的选举。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垄断人民代表的选举，以达到垄断人民代表大会的目的。而垄断人民代表大会，则是他们企图垄断中国的一切权力。

10.阻止人民要求落实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的合法权利。特殊利益集团这样做其实是践踏中国的宪法；而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做法则是要求落实宪法。

11.压迫思想与打击学术研究，以此来阻挡中国社会的任何的政治进步的可能。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一直采取公开的和暗中的打击思想创新，和打击与压制各种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理论与学术研究的开展。他们建立各种公开的和暗中的出版与新闻言论审查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例如，他们公开的封锁网络，关闭各种讨论民主与中国改革问题的学术与时世政治论坛；以及限制许多学术著作的出版，限制许多新闻报道的刊登，限制许多学术论文的出版，等等。

12.阻止与压制人民的参与监督官员和地方政府运行与效率的要求，以及防止腐败的正当的政治参与要求，打击人民建立的这样的参与政治生活的组织。他们阻挡公民自发组织起来并通过合法途径申请注册公民监督腐败的组织，在不予以登记注册的同时，又宣布其为“非法组织”。

13.限制与禁止人民希望获得了解事实真相的合理要求，以此来蒙蔽人民和愚弄人民。例如，他们屏蔽时世政治性的新闻网络，关闭各种时世讨论论坛，以此来剥夺人民获得各种真实信息的合法与合理的权力。特殊利益集团以此来阻挡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14.阻止人民为保护人权而作的各种努力，包括禁止他们公开的宣扬人权思想和人权保护常识，以及其他的人权活动。

15.拒绝权力被制衡与被人民监督。特殊利益集团以此来保持对权力的绝对的垄断，并把人民和知识分子拒斥于几乎任何真正的社会政治活动之外。

16.为了阻止大学生们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不让大学生们关心政治，以免再次发生一些事件，特殊利益集团挖空心思使大学生不对政治产生注意力和兴趣，为此特殊利益集团不惜用色情开放引诱他们，以鼓励大学生们热中于淫乱，使人民的子弟都变成堕落的一代，垮掉和烂掉的一代，也不能使大学生们再次有政治的、为国家的、为人民幸福的政治热情出现。特殊利益集团以此来保证他们的权力不会再因为政治事件而受到挑战。

17.为了愚民和对人民的子弟进行奴化教育，他们视过去的中小学教材中的关于革命和反抗压迫的内容为眼中钉，特殊利益集团觉得这些内容简直是在鼓动人民对他们的压迫和欺压不满，于是便千方百计的以各种借口删除教材中的那些，教育人民对抗压迫的内容。因此特殊利益集团在人民子弟的教育方面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努力使社会往落后与蒙昧的方向上倒退，使社会倒退到蒙昧状态。为保证他们的特殊利益千秋万代永远不改变，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可谓用心歹毒啊。

18.为了愚弄和欺骗人民，让人民不会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不满，特殊利益集团还雇佣大量的甘愿出卖灵魂的卑鄙文人，以高官厚禄收买他们，让他们昧了良心为专制与特权唱赞歌。于是这些文人便变着法子为特殊利益集团进行辩解和辩护，他们以此来达到阻挡中国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趋势，使中国就保持在被特殊利益集团豺狼当道的落后状态。

19.特殊利益集团除了用色情使大学生们堕落而不再关心政治与国家前途之外，他们还挖空心思使社会上的群众也不再关心政治；为此他们便极力的鼓动人们去玩古董和字画之类，以使人们都热中于“淘宝”，都去幻想一夜暴富，这样这些群众便不会再去关注什么社会不平等，什么人权没有受到保护，什么贪污腐败的官员反而都是优秀的官员，等等这样一类让群众感到愤怒的事情了。当群众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古董和字画上的时候，都在幻想一夜暴富的时候，特殊利益集团此时就觉得他们的在大肆抢夺人民和国家财富的时候是那样万分的安全。

20.为了达到阻止中国社会朝民主和公正、政治开明、法制健全等进步的道路上发展，而动摇与削弱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功垄断了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特权，也为转移全中国人民对于特殊利益集团大肆侵吞国家财富，以及大肆破坏法制的行经的不满，便暗中收买那些卑鄙的文人，让他们以“左派理论家”的面目出现，并大肆宣扬西方威胁论、和平演变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论、西方围剿包围中国论、西方经济扼杀中国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亡国灭种边缘论，等等；特殊利益集团有意的让冒充的“左派理论领袖”如此耸人听闻的大肆恐吓中国的老百姓，把老百姓对于特殊利益集团倒行逆施的不满，全部转嫁到西方国家身上，把仇恨都引到别的地方，而不再关注特殊利益集团的罪恶，也不再对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有什么不满；当中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们把由于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压榨和掠夺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归结到西方国家身上，从而达到转移老百姓仇恨对象的效果，以达到让矛盾从本来集中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所作所为上，而现在却成功转嫁到西方国家身上的，这一天大的转移矛盾的目的。

中国左派群众的悲惨处境，和中国的其他派别人民的悲惨处境一样，都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压榨和掠夺造成的结果，因此，造成中国人民悲惨处境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而现在他们却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即那些宣扬西方围剿中国论的“左派理论家”的一番大肆宣扬与欺骗宣传，却使千千万万的左派群众真的以为美国是现在中国老百姓处境艰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派来的代理人为了灭亡中国而操纵了中国的这一切；因此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中国的老百姓应该团结起来对抗美帝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中国的社会民主与法制健全，以及公平和公正的问题；只要打倒了美帝在中国的代理人——即那些专门为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出谋划策的知识精英们——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老百姓也就都能过上好日子了。这些冒充左派理论家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帮凶的最后目的，他们一切所作所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人民的仇恨与不满的对象，从真正的元凶——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身上引开，引导到别人的身上：只要具有这样的效果，那么这些“左派理论家”就是对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立下了天大的功劳，他们自身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收益都会非同一般的。

21.最后，为了达到转移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倒行逆施所作所为的所有不满，也为了配合那些第五纵队的“左派理论家”的刻意引导中国老百姓把不满和仇恨，从原先的针对特殊利益集团，转变为现在则针对“西方围剿中国的势力”，“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即“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势力”身上，也就在成千上万的“五毛”和第五纵队的“左派理论家”的配合下，在许多不明真相的左派群众和热血愤青的一呼百应之下，精心导演了一场经久不衰的“爱国”大合唱；配合着各种“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应该说不”等等，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一篇“爱国”声浪之中，在那些“左派理论家”的一声接一声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妖言鼓惑与煽动之下，中国人民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西方对中国的不友好上面去了，而把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心一意的要把中国拖住后腿不放，一万年也不改变当今这种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却非常有害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政治僵化、体制落后的现今的政治经济体制，那是几乎永远也不可能再有什么进步了。

于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就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血与泪的呼唤声中，过起了花天酒地的骄奢淫逸的封建帝王般的幸福生活，还一边不住声的叹息：“还是社会主义好。中国当今的政治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我们绝不搞西方民主和三权分立那一套”云云。综上所述，由特殊利益集团暗中策划导演，由特殊利益集团收买的文人冒充的所谓“左派理论家”带头打头阵，再加上成千上万的“五毛”暗中呼应，所竭力煽动起来的这场所谓“爱国”闹剧，其真实的目的和效果也根本与爱国无关，既不是爱中国也不是爱中华，而是要转嫁和转移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祸害中国社会和祸害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种种不满和矛盾，达到把矛盾和不满都转移到那些要求民主和要求权力制衡的人士身上，这样一种效果。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连手冒充“左派理论家”的卑鄙文人，和成千上万的暗中煽风点火的“五毛”，鼓动起来的这场爱国闹剧，最后达到的真正效果是转移当前中国社会的真正矛盾和真正问题，即特殊利益集团一手遮天并试图阻挡中国再发生任何政治民主和政治进步的可能，以彻底的阻挡住中国的民主与政治进步步伐，使特殊利益集团能千秋万代的在中国永远垄断社会，垄断经济，永远能在愚弄人民的同时，过上封建帝王一般的花天酒地的骄奢淫逸的幸福生活，而且还可以经济与权力都达到“世袭”的效果。当然这样一来，中华民族的前途包括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就都被他们精心策划的彻底断送了。

22.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精心导演和实施的另外一件重大的阻止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事情，就是利用他们收买的文人，冒充成“左派理论家”，然后在社会上和网络上煽风点火，鼓动起成千上万的头脑简单的左派群众去反对要求民主的人士，即被他们污蔑成“右派”的那些人。他们把所有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人士统统称为“右派”，并一概污蔑为“汉奸”、“卖国贼”、“资本主义买办势力”；由于左派群众的头脑有些简单，又容易上当，所以便相信了这些怀有险恶用心的阴谋家的话，便把右派和所有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人们，统统都作为攻击目标，并屡屡在知识分子呼吁民主的时刻一窝蜂的跳出来攻击和批判，形成了事实上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打手，和保护特殊利益集团最根本利益的凶恶的急先锋。而且那些成千上万的左派群众在这样做的同时，还以为他们是在做一件对中国老百姓非常有好处的事情呢，却不知不知不觉之中，充当了一次保卫祸害左派群众的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打手的角色，是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在这方面尤以那个乌有之乡最为典型。每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呼吁民主的时刻，“左派理论家”便心急火燎的跳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左派群众充当为中国特殊利益集团解围解忧的政治打手：西山会议如此，反对普世价值如此，什么宪章出来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些活动都是试图促进中国的民主与政治进步，试图使中国社会变的公平与透明一些，使人民能够有一些参与中国政治生活的权利；可是，在左派的这一窝蜂式的攻击与围剿之下，呼吁民主的声音一概的受到重创，一概受到左派的群起而攻之，在加上成千上万的暗中煽风点火的“五毛”，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左派理论家”的声嘶力竭的狂叫，在这些人的联合行动之下，于是民主势力受到了重重的打击；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嘴都乐歪了。

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提出了“开发民智、更新民德和强化民力”的主张与思想；而没有想到的是，近百年过去了，中国竟然腐败出一帮特权阶级，在那里挖空心思的想利用色情与金钱和古董之类的，又利用删改教材禁绝思想彻底阻断学术之类的恶毒办法，使人民的子弟都堕落、都烂掉，让人民都愚昧，以保证人民不会对他们的特权形成挑战，这是多么歹毒和卑鄙的用心啊。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甚至连外国人都看出来了。

以下是公开披露的文字：

“美国驻中国办事处处长，在中国呆了二十来年后退休回到美国。

他说，其实中国的问题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中国人的确是一盘散沙，唯一能抱成团的，具有成熟结构化的团体，就是这个圈子。因为条例、条令并不能让人组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只有在心灵水平上达成默契，才是团体组织化的关键。而这500个家庭，才是中国人当中唯一具有这一特征的圈子。组织化、结构化让人所具有的能量，不知是多少数量级的倍数，远远超过单纯靠人数增加所具有的能量。你有心观察，凡是重要权力机构的掌门人，都是这个圈子的人，或者被这个圈子的人所包围，比如，组织部，财政金融，证券银行，能源电力，信息舆论媒体，警察情报内卫系统等。

甚至有些现任高官，都不一定属于这个集团。中国若改变现状，只有这几千号人走了下坡路，其他人，总体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只有他们是不劳而获的特权者，其他人都是靠自己劳动吃饭。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是这个小集团的人质，是他们编造了如果中国施行民主人权，中国就要乱的谎言。是他们在幕后推动着中国政局的生生死死，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持现状，既不左，也不右，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现在这样恰到好处，直到永远。

有了这个理解，中国一切的问题，当权者一切的表面文章，你解读起来一定易如反掌，切中要害。“

这位美国外交人员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应该说是相当真实的，尽管很不全面。

而且让人吃惊的是，这种为掠夺人民和掠夺国家而结成特殊利益联盟的情况，在许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样的存在。

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指出苏联时期黑暗的三垄断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参阅《“三垄断”漫笔》，《同舟共进》2002年第2期，以及2007年8月2日《社会科学报》、2007年第35期《思想理论动态》）

三垄断制度直接导致了一个全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即所谓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与集体世袭相结合就产生了“官僚特权阶级”，官僚特权阶级是有史以来最凶残、最恶毒的剥削阶级，官僚特权体制是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残暴的政治制度（参阅《官僚特权阶级是最大的剥削阶级》、《苏式体制的剥削和压迫》作者金煊）

斯大林接手苏联政权后，就开始了特权生活，开始逐步形成官僚特权阶级，到苏联解体为止，特权阶级已经成年。

朝鲜也是如此。朝鲜的官僚特权阶级是以劳动党为平台，以主体思想、先军政治理论和主体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结成的利益联盟。官僚特权阶级把这三大歪理邪说打造成“终极真理”，并通过党和宪法等垄断之。朝鲜的任何团体和党派决不容许质疑这三大“终极真理”，甚至连解释的权力也没有。通过垄断真理和垄断意识形态，特权阶级垄断了党，进而垄断权力，政府、军队、法律等；最后一切都成为劳动党的附庸与工具，于是，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形成了，超越民族、宗教的官僚特权阶级诞生了。

朝鲜的官僚特权阶级对普通民众实施强迫信仰。什么主体思想、先军理论和主体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人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与遵守。对于不接受强迫信仰者，一概以反革命之名义遂行肉体消灭。通过政治的恐怖，朝鲜建立了“干部所有制”，“干部审批制”，“等级授职制”，并赞美其为“社会主义国有制”。

现在，随着人们对于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特征与其实质的认识的深化，人们渐渐看清楚了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真实嘴脸，于是人们便这样议论：“奥，原来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是被特殊利益集团欺压和打击的派别！这样看来左派和右派实际是患难相处的朋友，而不是一些人宣扬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看来左右派都已经上了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离间计的当了”：“

看来左右都是受害者，这由500个家庭或5000个人组成的权贵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是左右的共同敌人和人民的敌人。“”看来俺说得不错吧？中国就是被以权贵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一小撮人把持着。左派右派都是他们的对立面。特殊利益集团巴不得左右两派斗得更激烈呢！“”那个乌有之看来是特殊利益集团安插的，要把左派和右派挑拨得不共戴天的阴谋大本营。“

好了，就分析到这里，让我们来认真的总结一下。

总结起来，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大致九个方面全面阻挡和试图阻挡中国的社会政治进步：1，全面拒绝民主进步。2，全面拒绝法制公平。3，拒绝人权保障。4，推行愚民策略，全面阻碍人民的聪明与智慧发展。5，拒绝公平和平等。6，拒绝廉政和防止腐败。7，遏止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思想创造力。8，全面阻挡社会的政治学术的进步。9，拒绝社会体制的进步。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如此全方位的阻挡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特别是体制的进步，最后的唯一的结果是：使中国长期保持现在这种千窗百孔和漏洞百出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体制，腐败透顶而且怨声载道；全面阻止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全面阻止社会体制的任何重大进步；把全国人民全部绑架，无论左派、右派、民主派、中间派、不问政治派、听天由命派、稀里糊涂派等等，全部都要受制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力控制与压迫奴役，在他们的“维护社会稳定，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借口下，让人民都被强拆、被代表、被下岗、被国有、被结石、被地震、被三聚氰胺、被精神病、被没收、被法制、被城管、被“访贫问苦”，最后使人民都被唐福珍、被孙志刚、被赵连海、被杨佳、被邓玉娇；他们也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长期绑架，并盗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名义，以从事一切为他们谋取封建特权利益的不法勾当，并永远把人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有鉴于此，正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为人民着想，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为此而思考中国的未来。正义的知识分子应该明白过来、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士应该清醒过来、广大的工人农民应该明白过来，不要再相信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极其爪牙，特别是那些冒充为“左派理论家”，实则是特殊利益集团暗中安插的打手的鬼话连篇了，他们为了仅仅他们几百个家族的封建地位与权利，竟然不惜牺牲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利益，甚至还要绑架中华民族，他们是一帮最没有道德的人们。对此，人们应该有所清醒了。

当全中国人民都非常清醒与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也就会收敛自己的猖狂了，那时候他们就会向人民妥协；那时，中国社会才会开始真正的进步；人民参与书写自己历史的权利，又会回到人民自己的手中。明白了么？

不久前，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接受《时代周报》采访，谈到今日中国道德沦丧，易中天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道德沙尘暴”。《时代周报》的记者问，政府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易中天回答说：“在道德问题上，政府最好不要管，不该管，不能管，也管不了。政府管道德，对公民和政府都会造成伤害。”

易中天这样讲，当然有他的道理。过去，特别是在毛时代，中国把很多道德问题都政治化，结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只是易中天的讲法稍嫌笼统，因为有一些道德问题，包括一些很基本的道德问题是和政治有关的，也是和政府的行为有关的。

例如撒谎、说话不算话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如果是作伪证，陷人于罪，如果是违反商业合约，那就是违法的问题了，那就需要政府依法处置了。特别是易中天也提到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这事恰恰和政治、和政府有直接关系。如果仅仅是有人制作和出售三聚氰胺，如果仅仅是有商家买下三聚氰胺制成毒奶粉，如果仅仅是有人买了毒奶粉并造成婴儿受害，那么，起码是到此为止，它们确实都和政治、和政府无关。但问题是，三鹿奶粉厂是一家国营企业，它的管理人员是政府任命的；还有，三鹿奶粉在上市前是得到政府的食品安全检查机构检查批准的，甚至还得到了该机构颁发的免检证书；当一些受害的客户向企业投诉，向政府投诉，企业和政府竟置之不理；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和政治、和政府直接相关的。它们显然都不属于政府“不要管，不该管，不能管，也管不了”的事。相反，它们恰恰是政府要管，该管，能管，也管得了的事。再加上后来，一些受害者家长为了维权而遭到政府打压，那就更是政府的问题，更是政治的问题了。

易中天说：“中国没有‘公德’，也没有‘私德’，只有在熟人之间，才讲道德。其他地方，就不讲。”那么，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指出：个人道德的发展遵循三条心理法则。这些法则涉及个人正义感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首先是对父母的爱，然后是对朋友和熟人的信任，最终是对社会制度的原则性认同，亦即正义感。今日中国，缺少的就是第三条，缺少对社会制度的原则性认同，所以只有在熟人之间才讲道德。

所谓“对社会制度的原则性认同”，意思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都知道，构成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正的，并且得到了普遍的实施。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缺少公正的制度，或者是，虽然也有一些制度是公正的，但是却得不到实施，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道德的发展就缺少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道德败坏道德滑坡就是无法避免、难以克服的。由此可见，要扭转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提升国人的道德水平，我们要做的就不只是易中天讲的改造国民性，而首先是进行政治改革。

专制政权的存在，本身就在降低人们的道德水平；专制存在的时间越长，道德的堕落就越甚。这话尤其适用于今天的中共一党专制。我们面对的困境是：一方面，只有结束中共一党专制，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回升；而另一方面，除非我们能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首先是提高道德勇气，否则我们就不能形成足够终结中共专制的现实力量。这好像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并坚持不懈。这样我们才可能逐渐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人，形成越来越大的力量。我相信，中共专制结束之日，就是中国道德重光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