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9年的“助理研究员”

“帮助会”上我拒绝承认有错，很快给我带来了实际后果。当年年底职称评定，我被要求写一份书面材料，对那篇文章“表个态”，否则不能参加职称申请和评审。

社科院的职称（研究系列）分为4级：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分别相当于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和初级。按照社科院的有关规定，博士毕业后进所，直接就是助理研究员，两年后可申请副研究员。1993年底，我正好可以申请副研究员职称。1989年之后，我虽然没有在国内发表任何文章，但“六四”以前我已经出版一部个人专著、一部译著，发表10多篇论文，到1993年，英文专著也即将出版。而按照社科院常规，一部专著、甚至一两篇有影响的文章已经可以晋升副高级职称。我尽管一堆成果，但拒绝在政治问题上低头，申请晋升自然没戏。 当时不少人劝我：“何必吃眼前亏呢？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理解大家的好意，但原则问题是不能妥协的。

转年，到了1994年年底，又该评职称了。这次所里不再要求我写什么东西，我也顺利通过了这一年新加的参评人员英语考试，但我的副高申请仍然名落孙山，据说在“片儿里”讨论时就被“毙”掉了（哲学所职称评定分若干“片儿”，每个“片儿”包括几个学科相近的研究室，比如“马哲原理片儿”、“西哲片儿”等等，先“片儿里”初定，报上名单，再在所评审委员会投票）。

我当然极愤怒，对所里声言今后不再参加评职，以示抗议！但职称是和工资、待遇挂钩的，不能晋升，个人收入自然要受影响。我妻子当时还在一家国营企业上班，单位不景气，收入很低，儿子还在上小学。我读研期间常年给一些大学代课，靠讲《政治经济学》赚点外快聊补家用，“六四”后这种课也没法讲了，讲就是在骗人。此时，我的《从五四到六四》写作大纲已经草拟出来，“导论”初稿也写好了，但家庭生活却日益陷入窘境。怎么办？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下海”，用5年时间先解决经济独立，为后半生的写作打下经济基础，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深入体察社会。从1995年下半年起到2000年，我果然用了5年多的时间“下海”闯荡，先后创办了两所学校、一家民营小企业。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这是另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这里不能细讲。简言之，“创业”有成功，有失败，总体上说是失败的。我并没有如愿解决经济独立问题，反倒欠了一屁股债。幸亏最后把学校转给了一家财团，河北卓达集团，才算摆平了经济账。为此，我一直感激卓达集团的老总杨卓舒先生。

回过来再说我和哲学所的关系。我之所谓“下海”，并非真的辞职，无非是哲学所不用坐班，自己爱干什么干什么。当时，新上任的室主任吴元梁对我的“下海”之举十分理解，老吴甚至介绍自己的老同学帮我办企业。这让我很感动。所里对我“下海”的事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较真。后来甚至出现更戏剧化的发展：2000年，所里知道我正在帮卓达集团在北京创办民办大学，希望我促成哲学所与卓达集团之间的合作，联合创办“卓达哲学研究院”。此事居然接近成功，双方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了研究院筹办的隆重仪式，我还动员杨总裁为哲学所捐了10万元人民币添置硬件设备。只是因为后来卓达方面发生变化，办哲学研究院的事才不了了之。总之，这是我与哲学所的一段“蜜月期”，当时的哲学所新领导班子也希望我回到所里“正常的”的学术生活中来，为此把我从马哲史研究室调到新成立的哲学与文化研究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于2000年底再次参加晋升职称申请、评定，此时距1994年已经时隔6年！

然而，此次参评本人再一次名落孙山。从各种情况判断，这次“落马”似乎不是政治原因，就是因票数不够。至于为什么人家没投你的票，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我就不晓得了。2001年4月，我参加所里举办的政治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本人参加的唯一一次所里的“涉外学术活动”。由于我提交了一篇谈剧场行为的论文，被认为说了“太多的实话”，所领导曾考虑取消我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幸亏其他一些同事的力争，才保留了发言权，但这篇论文没能收到大会打印的论文集中。这段时间又逢哈贝马斯访华，社科院把此当作一件大事。我被通知参加了所里接待哈贝马斯的工作预备会（哈贝马斯的第一部中文译著《交往与社会进化》出自我手，学界也承认我是国内研究哈贝马斯的“专家”之一），但本来还有一个小规模的与哈贝马斯的座谈会，我却在临开会的头天晚上接到所里一位同事的电话，转达“所头儿”不希望我出席这个座谈会的意思，也是怕我“放炮”。事实上，在前几天的一个饭局场合，这位“所头儿”就明确告诫我不要老是谈“东方专制主义”之类的话题。

总之，回到学术，就是回到政治。我和哲学所之间的关系又笼罩上一片阴云。2001年10月到2002年1月，我应美国一家大学邀请到密歇根访问、讲学，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访问，哲学所没有设置障碍，顺利放行。从美国回来后，我即正式动笔，进入《从五四到六四》一书的写作，同时开始借助互联网在海外一些刊物发表文章。评职称的事本来已经不再想它，到了2004年，由于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才决定还要参评，但已经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这件事后文马上会交代。现在先把结果告诉大家：2004、2005、2006三年我连续参评三次，次次落选。这样，从1991年毕业进所到2009年被驱逐，我在社科院整整当了19个年头的“助理研究员”！

“六四”纪念文章，李慎明约谈

2004年发生的这件事情又和“六四”有关。这一年是“六四”天安门惨案15周年。我决定写篇文章纪念这个日子，呼吁当政者不要再回避历史。文章是3月25日撰写的，写完后用电子邮件传给《北京之春》。在这之前，我已经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6月到香港访问一个月。赴港证件是通过院外事局办的，4月5日还接到研究室主任霍桂桓的电话，转达所里意思“去香港不得出问题”。5月上旬，《北京之春》发表我的文章“为六四正名，不应再拖下去”。很快，我就发现互联网上开始屏蔽我的文章。5月18日，所党委书记葛良志约我到所里谈话，先询问：“为六四正名”这篇文章是不是你所写？我当即承认是我所写。老葛又问：发表此文有无其他背景？我答：无任何其他背景，就是我本人要写这篇文章。葛书记接着表示：政府、院里对此事都很关注。有不同意见可通过内部反映，在海外公开发表不妥，社科院是有外事纪律的。我则建议老葛换一个角度：“你我都是过来人，亲历‘六四’，难道不知为‘六四’正名乃人心所向？”我又谈到，公开表达观点是公民的权利，更是职业学者的责任；社科院的外事纪律如果与国家宪法相抵触，则必须修改；本人的文章光明磊落，无非是希望胡、温向前走，推进中国民主化。老葛回应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是对的，但不可过于书生气；“六四”问题，中央也在考虑，但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乱……。双方谈话坦率、客气，基本上是“摸情况”性质的谈话。看得出，老葛不见得没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不便说，只能“完成任务”而已。

第二天，5月19日，接所科研处处长孙晶电话，告知下午主管科研、外事的副所长找本人谈访港事，要求带上赴港通行证和邀请信。我如约在下午2点30分赶到所里，却没有见到这位副所长，孙晶“转达”所里意思：你的赴港申请未经所里讨论，故需重新研究。我当即表示：此事我已通过所里上报，院外事局批准，现在所里要重新“讨论”，岂非怪事？如果当初真的未经所务会议讨论，只能证明是所里自己的工作程序出了问题。孙见我有些生气，赶忙表示自己一切情况不知，只是传达上级意见，是个“听喝儿的”（听别人吆喝之意），希望不要为难他。为了不把事情闹僵，我还是把赴港通行证给了孙晶。说来可笑：为了收回这个证，偌大的哲学所竟然编了这么一套说辞！当然，香港，我6月份还是去了，是在出入境管理局办的访港通行证，以旅游者身份去的，这是后话。

再说“六四”这篇纪念文章。所里谈话只是摸摸情况，“大头儿”还在后边。5月31日，人事处小许打电话，告知次日中午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约谈，务必准时到场。

李慎明何许人也？李1949年出生，1970年入伍，在部队做过宣传干事、记者之类的活儿，后来据说当过王震的秘书，1994年从正师职秘书一下升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纪委书记，获少将军衔，1998年调中国社科院任副院长，后又兼任社科院党组副书记。此人向以“老左”著称，曾主持一系列“项目”，宣传左得发紫的意识形态。比如，李慎明主持推出了8集内部宣传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供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学习”观看。此片这样描述苏共兴衰过程：列宁是圣人、完人；斯大林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清洗则只字未提（只略约提及“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赫鲁晓夫基本被否定；勃列日涅夫则因其统治期的18年“稳定”而备受称赞（用“稳定”一词而不用人们常说的“停滞”尤显滑稽）；戈尔巴乔夫被指责为“马列主义的叛徒”，“公开性”就其根源来说乃“苏共20大的产儿”；叶利钦则完全成了凶恶的敌人。总之，戈、叶葬送了苏联，亡党必然亡国。这就是这部片子讲给共产党处级以上干部的恐怖“故事”。该片还正面肯定“8•19事件”，认为那是挽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后尝试。社科院就是由这样一批“左王”把持，说来可叹！

再接着讲我的故事：6月1日中午，我按照约定时间来到院部3楼一个会议房间，发现和我同一个所的徐友渔也来了。友渔前不久参与了呼吁重新评价“六四”的一次集体签名，所以也被找到这里“谈话”。院方出谈者除李慎明外，还有一位院监察局的干部，另有一位记录员。不像那位监察局的官员满脸严肃，李慎明倒显得很随和，一一和友渔、我握手，然后落座。

李上来先表示：今天的谈话，我们能不能有个君子协定，就是谈话内容不上网，不对外公开？友渔答：那要看我们这次谈话的具体情况和结果。李接着谈了一大通他对东欧和俄罗斯问题的看法，表示中国当年对“六四”问题的处理是对的，否则也会像前苏联一样的下场。我谈到：目前国内媒体关于苏东问题的言论，只有一面之词，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样子，我倒很愿意去那里做个考察，可惜社科院不给我这个机会。友渔则讲：我很清楚你的观点在国内苏东问题研究中所处的位置，包括赞成你的观点的和反对你的观点的，我都很清楚。李接着表示，不赞成我们在“六四”问题上公开写文章、参与集体签名的做法，“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研究，也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反映，但不可以在外边发表，有损社科院的形象”。李还表示，相信我们的动机还是善意的，所以院里不再追究，但“下不为例”，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家属的影响，一意孤行“对家属不利”。后边这句话看似关心，其实带有威胁成分。但总的说，李的态度似乎表明院方还是在用软处理的方式对待此事，不想把事情闹大。在这个情况下，我和友渔也没有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而是表示愿意保持这种沟通。

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结束后友渔和我来到社科院附近一个小饭馆用午餐，又对这次谈话做了一个评估，决定暂不把这件事对外讲。本文这里记述的，应该是关于这件事情的首次公开。

转眼又到年底。这时，我的《从五四到六四》第一卷已经撰写过半。面对又一次到来的年终评职，我突然意识到：应该重新参评！如果说，过去拒绝参评，是对意识形态专横的抗议，那么现在参评，则是要留一份记录，后极权时代意识形态控制与反控制的记录，它同时也是对每一个评审委员、每一个后极权时代具体“行动者”的测试和考验，看看他们到底是条汉子，还是精神侏儒。

2004年11月22日，在所里安排的申请副高级职称“述职”会上，我面对全体职称评审委员，谈了自己的十几年治学感受，强调用自由的心灵研究真问题的重要。每位述职者只有10分钟时间，我在述职时，还有好几位比我年轻得多的同事也坐在后排，等待述职。这是个很奇妙的场合。我感到好像是在和这些年轻同事谈心，而不是在向评委们“汇报”。我也注意了这些评委们的表情，有几位很认真地在听，也有的人坐在那里，若有所思。

第二天，2004年11月23日，是本人49岁生日，全家人到鸿运楼吃烤鸭。晚上得到消息：评职再次“落马”。据知情人讲，所里主要领导在评审委员会投票前多次进行“导向”，说本人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观点问题。“导向”结果，只有两位评委给我投了赞成票，再次“落马”当然在劫难逃。
（待续）

前 奏

现在是2009年8月11日下午5点41分，我与吴永生长老的交谈接近尾声。旁听已久的银发老太张凤祥耐不住，捡起话头儿。我连忙起身，换了个座位。吴长老的脸颊有些抽搐，而目光却从容不迫。我连声说休息吧。他却摇摇头，将一份宣教小册子递我手中。

张凤祥取下老花镜，低眉顺眼地轻声讲述，极长的开场白，犹如祷告，不是对我，而是对上帝倾诉。我插话两次，她居然没听见，只得任其自由发挥。室内半明半暗，我和她隔桌相守，天国之光正巧在中间剖开一道分界线。初级英文书和划满单词的笔记本摆桌面，表示她好学成癖。

斜阳在天井，将陡峭的院墙涂抹，火爆爆的红。我冲墙发愣，才半分钟，就眼冒金花。叙述性的祷告还在进行，越来越幽远，逐渐延伸至革命或超越革命的历史深处。无奈的我，只得掏出相机，咔嚓咔嚓，拍下若干圣洁的姿态。她到底被惊醒了。我们相视一笑，回归日常对话。

正 文

张凤祥：1933年，我出生在云南楚雄城。

老威：彝族的地盘。

张凤祥：跟你们四川凉山一样，都是彝族自治州，但我是地道汉族。家境很贫寒，童年却很幸福。

老威：是么？

张凤祥：滇中伯特利福音堂离我们家不远。“伯特利”这个词汇取自《圣经》，属于基督教内一个宗派。当时我才五六岁，就扯着街坊邻里那些穿开裆裤的伙伴儿，天天去礼拜堂玩。

老威：大人不反对？

张凤祥：巴不得。相当于外教幼儿园呢。高鼻子蓝眼睛的传教士，成为我们的免费保育员，笑眯眯吩咐我们（有时还扮扮鬼脸）跟着大人们做礼拜、听《圣经》、唱《赞美诗》，还专门教娃娃识字，做各种游戏。通过他们，我明白了宇宙万物和人，都是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跟小娃娃一样天真，后来跟蛇学坏了，就被上帝撵走。所以人人有原罪，要经常祷告、忏悔、敬畏、充满爱心，才不会受蛇、受各种欲望引诱。耶稣是天父的儿子，他是为我们大家顶罪，被钉在十字架，等等。

老威：几岁娃娃懂这么多？

张凤祥：咿咿呀呀念久了，就记住了。如果谁乖，上课守纪律，背功好，问题回答准确，传教士就奖励，分发糖果、花花绿绿的西洋贴画、小首饰、小玩具。所有娃娃喜欢的东西上，都印着各种姿态的圣母、耶稣、天使、仙女、花瓣，还有些简单英文，语气不同的祝福。搞得我们呀，走路也惦记，吃饭、睡觉也惦记，猜老师明天会发啥子出其不意的好东西。

老威：这些老外都是儿童教育行家嘛。

张凤祥：我们把赢得的礼物贴在衣裤上，戴在头上，骄傲得小脸红彤彤的。带回家，大人也感兴趣，拿过去仔细琢磨半天，问这问那。我的家庭就这样接触到福音，楚雄城内不少家庭，也差不多。

老威：你爸爸干什么的？

张凤祥：我爸爸曾参加国民党远征军，赴中缅边境打日本鬼子，屡立战功，升为军需官。

老威：哪一级军需官？

张凤祥：记不清了。直到1948年，他从外省退役，没回楚雄老家，而被安排在大理税务局。我们全家因此迁来大理。我爸爸国学底子深厚，平生最爱看书写字，我这辈子除了追随主，就数受他的影响深。

老威：你爸爸走南闯北，思想也算开通吧。你妈妈呢？

张凤祥：一巧手妇女，总在操持家务，缝缝补补。我们家3姊妹，都受过教育，我还是楚雄省立初中毕业呢。那年月物价飞涨，我爸爸在军队1份薪水，要寄回来养活5口，可他一再叮嘱，吃喝省点，破点穷点，熬一熬就过去了，可娃娃们学文化，不能省，不能熬，否则国和家都没未来。

老威：上帝给了你一个好爸爸。

张凤祥：是嘛。旧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识字妇女都没几个，更别提女初中生了。

老威：更别提有信仰的女初中生了。

张凤祥：爸爸退役那年，在洱海边的大关邑，我受洗了。

老威：我曾经耗了一天多，沿洱海兜了小半圈，我恍惚记得这个村子。

张凤祥：大关邑靠海西坝子，有千年历史。我受洗那天，外国牧师领着好大一群人，穿过稻田，穿过一些回民村落，直抵海边。牛羊太多，平时它们见着人，不理不睬，照样吃草，可那会儿呢，老远就闪开，还扬起角，呣呣呣打招呼。朝阳像一只猫，悄悄从海东的浅丘间出头，凉凉的光，透过几十里平展的海面，在呣呣呣的牛羊的白鼻子上，一闪一闪。我想，那是上帝给的钻石，牲口也有灵性哦。

老威：你的童话世界好美哦。

张凤祥：等我们走拢大关邑，凉凉的阳光就升温了。洱海风平浪静，天空也风平浪静，像两面巨大的镜子。穿梭的木船，正要出海捞鱼，那种两头尖尖的木船也有千年历史，现在已经绝迹了。外国牧师和他的中国助手走进水中，声音洪亮地念诵经文，英语一遍，汉语又一遍。然后他们小心翼翼扶着，我慢慢躺下去，直到整个洱海浸入我的身体。那一刻太纯净。永恒的纯净。

老威：施洗的外国牧师叫什么名字？

张凤祥：教会安排的，我没记住。

老威：1948年，国共两党争夺江山的内战已经相当激烈了，大理受影响么？

张凤祥：物价涨，百姓苦，共产党地下组织到处钻。不过我才15岁，又一心信主，所以活得比较喜乐，还成天向我爸爸传福音。原以为他受传统思想熏陶太深，会起冲突，不料他却说，值此民不聊生的乱世，娃娃们有信靠是好的。我爸爸是个较真的人，跟着就拿去《圣经》，闭门不出，通读两遍，又钻研一遍，还作了笔记。有了读经基础，他才跟我们到礼拜堂旁听，还不停提问，不停与传教士们辩经，直至彻底信服。他说，基督精神的确是能够救世的真理。

老威：然后？

张凤祥：1950年我进大理福音医院的护士学校，随后成为医院护士；1953年我20岁，由段丽本长老主持，在教堂和吴永生结婚，同甘共苦几十年。而我爸爸在改朝换代中，遭受数倍于我们的劫难。军代表先软语安抚，继续留用他；使其知恩图报，日以继夜，将旧政府的旧账一笔笔理清。直到利用完了，才翻脸开除他。

老威：哪一年？

张凤祥：1953年，我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发配回原籍。

老威：楚雄城么？

张凤祥：楚雄州大姚县石羊镇柳树村。

老威：直接当农民了。

张凤祥：贱民。被群众监督改造。除了一本冒风险私藏的《圣经》，什么都没收了。

老威：给生活费么？

张凤祥：不给。同当地老乡一样种地，看天吃饭。逢年过节，帮大家写写对联，开会刷刷标语，就算发挥了余热，肚子沾光，填得圆些。爸爸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我，每月寄点点钱，买油盐酱醋，剩下的，就买点干粮储存起来，饿慌了，就找个背静处，双手捧着啃几口。到了1959年，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来了，世面上啥都稀缺，啥都凭票供应，连大理坝子特产的向日葵也买不着，隔年的葵瓜子也买不着。如果某某人凭关系买着了，肯定连籽带壳，连黑黝黝的花盘，全嚼烂吞掉。我爸爸来信，说他完全自由了，因为监督他改造的民兵，也饿得奄奄一息。田地荒了，没开垦田地的山坡也荒了，没树没草，因为大炼钢铁时，树和草都铲光了。集体的耕牛被毒死，来不及也没心思抓阶级敌人，大家就露天架锅，卸几块，连皮炖。我爸爸没资格吃肉，就望着吃肉的人堆，自己舀凉水喝；水越喝越饿，就填两把耕牛吃剩的干草；可牙齿缺，干草咽不下，就爬到屋后扳仙人掌充饥，咬得满嘴血。他把整棵仙人掌吃完，就晕乎乎的，大概中毒了。

我爸爸浑身浮肿，一股股冒绿水。抬一下胳膊，就看见3只胳膊。终于用不着偷偷摸摸读《圣经》，而可以大模大样，精神会餐，一个字一个字细嚼慢咽。我爸爸多次听见天父叮嘱，要接走他，要他经受最后的考验，要他在虚脱中保持喜乐。

老威：他在喜乐的心情中被饿死？

张凤祥：是。一把枯柴的他，还笑着说，自己的遗产只有一本《圣经》。

老威：你爸爸活了多大？

张凤祥：我爸爸叫张伟清，享年59岁。

老威：与20世纪同龄。你给他送过终么？

张凤祥：楚雄的弟妹去了。我在大理，去不了。

老威：政治原因？

张凤祥：大理到楚雄，再到大姚县我爸爸那里，至少两天，我沿途找不到地方吃饭。

老威：缺钱？

张凤祥：有钱也不行，连颗糖也休想买到。各地的配给制度很严格。

老威：难道人民币在云南境内不流通？

张凤祥：要粮票。每人每月只配给那么多粮票。如果我非要奔丧，沿途没吃，我爸爸的生产队也不会管吃，有钱也买不着吃。

老威：你带上你的钱和粮票不行么？

张凤祥：不行。食物太金贵。你多一口，别人就少一口。

老威：那你爸爸的丧事咋办的？

张凤祥：草草掩埋。过了一阵，生产队还专门派人来要安葬费。

老威：什么安葬费？就费点挖坑气力而已。

张凤祥：为历史反革命挖坑，谁愿意？灾荒年，气力也金贵。况且还要占地。作为基督徒，要体谅他人，所以我二话没说就给钱。

老威：唉，真是命贱如蚁。

张凤祥：可爸爸在天国会得到安慰。

老威：接下来，谈谈你自己？

张凤祥：我自己？信靠主，谦卑地活，动摇了，心结解不开了，就祷告，坚定信心。把每个病员都当作自己的弟兄姐妹。

老威：你在政治运动中受的冲击大么？

张凤祥：文革开始，我们夫妻都是医院的主要批斗对象，受尽折磨。造反派诬蔑我们是西方传教士的走狗，是潜伏下来的间谍，就舞红旗，唱战歌，到礼拜堂“破四旧”。《圣经》、《赞美诗》以及其它幸存了多年的经书，统统堆在教堂门口，一把火烧掉，滚滚浓烟覆盖了晴朗的天，造反派一阵阵欢呼，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在旁边九十度弯腰，汗流浃背，内心却一遍遍祷告着，主啊主啊，您看他们干了啥？

而打砸抢在继续。讲台、桌椅、书架、家具、旧匾额、老对联、窗户、门框、生活用品，全搞得稀巴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西洋管风琴被抬跑，礼拜堂顶上的大笨钟被拆下，使大铁锤嘣嘣嘣砸半天，不碎，连裂纹也不出，只得也抬跑，至今下落不明——这可是1905年建教堂时，西方传教士从英国伦敦万里迢迢运来的。

老威：可惜可惜。

张凤祥：教堂里里外外，空无一物。斗志过剩的造反派又把墙皮铲一遍，还不过瘾，又突发奇想，骂我们“私藏发报机和武器”。吴永生摇头否认，遭到围攻。造反派头头说：帝国主义传教士在逃跑之前，肯定安排了任务。你们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我说，无论解放前后，教堂这种地方都不允许“非法私藏”。于是他们大发雷霆，骂我“要带着花岗岩脑壳去见上帝”，并找来铁镐铁锤铁铲，还有电钻，大伙儿七手八脚破坏地面，耗几个钟头，掘地三尺，在礼拜堂内搞出一人多深的大坑。

老威：有点像国产反特故事片镜头。

张凤祥：如果他们真挖出什么，哪怕不是发报机和武器，我们俩也早被整死掉。

老威：倘若发现古尸，也会被当作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证据。

张凤祥：那天算我们的考验日。教堂看门人被撵出来，另外十几个人住进去。随后，教堂改造成了碾米、打铁、泥火炉、瓷夹、木工等5种行业作坊，我们精神上的家没了，肉身却被诬蔑、拘禁、批斗。然而主给我们信心，拘禁一完，我作为护士，首先想到的，就是巡视病房，照看病员。在疾病中，人总是平等的，需要关怀的，被政治扭曲了的人的关系，也容易在疾病中修复。我自己也没料到，在“砸烂吴永生、张凤祥狗头”的大字报和标语旁边，居然出现了表扬我的《感谢信》，落款是“一群贫下中农病员”。

总的来说，因为逆来顺受，因为得主保守，我们俩受的冲击算小。段丽本长老曾经拥护“三自”，还在1956年上北京出席全国基督教第二届“三自”革新扩大会议，可也难逃文革劫难。1966年7月，政府以“宗教会议”为借口，把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徒们集中到三月街，隔离审查40天。随后，段长老被揪出教会，遣送海东农村，监督改造，比普通信徒遭的罪大多了。

直到1980年，统战部通知，禁止了15年的礼拜得以恢复。可至今，我们的教产，包括多处房屋，还没完全收回。有的永远收不回来了。

每个人都有地域、国家诸种身份，都在某种环境下谋求自身的利益，所以归属感和社群感是不可避免的。往大了说，就会形成自己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圈，这个利益圈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用国家的概念来指称，就难免形成族别利益——民族主义因之而形成。民族主义的形成当然是伴随着近现代国家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勃兴，而同步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正面价值有许多人阐扬，也就不劳我多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国家板荡的时候，当然有一定正面的意义——如抗日战争等非常时期——但由于制度不良等诸种原因，民族主义在中国一直为意识形态所左右，被传统过度包装而欺世盗名，成为当局牧民的一种愚弄手段，这一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民族主义者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一：用传统来包装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道德的隳败，庸俗实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官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业已破产。因之一时半会找不到整合的方法，于是频向传统求援。中国的传统偏有些东西是挺符合官方需求，又能拿来愚弄民众的，这些方子他们通称叫“国学”，大中华圈內谓之“新儒家”。八十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为否定韦伯命题，张场新儒家理念及其相关价值观，提供了田野性的观念实验场。但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让李光耀之类沉湎或者鼓吹亚洲价值观的官员及学者，遭受当头一棒。进入二十世纪，亚洲可算是民族主义的大本营之一，因为被殖民的历史，算是先天地播下民族主义的种子。但亚洲的民族主义在很多国家，却被官方拿来成全自己利益、盘剥民众利益的利器，因之专制独裁在亚洲有很大的市场。单靠这样的价值观，要输出到以民主自由价值观为主潮的世界，其难度可想而知。

国学在九十年代被官方视为整合人心和凝聚官民文化利益的救命稻草，于是花巨资把孔子学院办到世界去，層出不穷的国学班出笼——高价骗各公司老总学风水、易经等自是国学班的热门课——本硕连读的国学基地班也紧跟而来，接着便是国学大师泛滥成灾，于丹这种宣传部官员加心灵鸡汤式的《论语》、《庄子》解读大行其道，便不难理解了。老实说，能为官方所欣赏的传统，糟粕的东西之多是无疑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最高当轴的以德治国，听上去非常好听，但在法治和民主盛行的时代，这其实就是以孝治天下的翻版而已。

历代的统治者为什么喜欢以孝治天下，而今天官方也大力宣传，至今仍认为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乃至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奉为圭臬的东西呢？那是因为这种想法和历来统治者利益最大化非常合拍。张公百忍成精是官方宣传的楷模，有许多地方旌表几代同堂的家庭——成都现在还有条街道叫五世同堂，和老舍的同名作品一样，见证了中国的大家庭历史——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所赞赏。为何统治者赞赏大家庭，人们的确也如统治者所望而真正组成大家庭呢？中国很多研究家庭生活和社会史的人，由于多用传统文史功夫，少用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当然无法解决这样的疑难。

任何人都是纳税人，但统治者收完税后却不保证你的养老，养老依旧各自家庭自救的事。这种事仍是当今中国的主流，在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报刊杂志报道的农村养老，多数是表面文章，海南有老太太交了不少钱，每个月能领到三元养老金，这真是千古奇观。三元钱能养老，天下哪有这样的地方？恐怕只有李汝珍《镜花缘》里竞相比谁更会贱卖的稀奇国度才有，可惜那只是乌托邦小说。以孝治天下，是一石多鸟的一项驭民策略，至今仍在中国盛行。在中国这个安土重迁的农业国家、宗法社会，抵御风险能力很低，老百姓只有自保，于是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成为写进各种书籍中的醒世箴言。官方觉得如此尚不足以让百姓相信养老只是自己的事，于是圣谕广训和民间的劝善书便大行其道。

以孝治天下当然不只是官方利益最大化的策略，既可以在经济上不知不觉盘剥民众，亦是一项永远的道德紧箍咒，更是一项长久的维稳方案——因为家庭稳定了，整个社会就稳定了，不管这稳定是谁付出的代价更大。以前的民众当然不知道自己纳了税，官方应该帮助自己养老，以便安享晚年，所以压根儿就不知道找官方要说法，实际上是遭遇二度盘剥而不知。今天纳税人的概念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常识，但在中国却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你是纳税人，政府在你养老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哪怕你是农民。可是官方不仅大倡孝行，而且把子女养老当成一项法律义务写成法律之中，这是政府在收取了纳税人的钱后，以法律的方式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种双重的经济剥夺，有几人能洞悉个中奥妙？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花精力写一篇“孝的经济学分析”的文章的原因。对父母的关爱和亲情，是人情之常，我认为只要不伤情悖理的人便可做到，但犯不着政府来教导民众该怎么做，政府不是我们的道德教师，更不能以此推卸应负之责。

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中没有好东西，但是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和官方并不倡导那些真正的文化精髓，而是将糟粕拿来愚弄民众，因为这符合那些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利益最大化。以为自己穿了身所谓的唐装就代表了中国的传统，以为这正是传统的精华，殊不知现在做出来的所谓唐装，都是假古董、冒牌货，熟读沈从文《中国服饰史》和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的人会笑掉大牙。可以不客气地说，鼓吹文化民族主义的一拨人，其传统功夫大都值得怀疑。季羡林是个有成就的人，但说季羡林是国学大师，那是因为许多人已经不懂得大师为何物，只不过是对大师的冒渎。季羡林有一定成就，年岁高，在晚年又很听话，传媒的鼓噪和当轴的封赠都是必然的。

 

二：意识形态绑架

 

    我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绑架，其实不是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官方能输出什么有效的价值观，因为无论共产主义，还是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都只不过只对内愚民而已，不堪输出的，因为没有谁会相信这一套。高压下许多明白的中国人也不相信这一套，但他们没有办法，因此我认为不论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官方都无法用观念来影响世界。那么什么是当下中国能让世界看得一惊一乍的意识形态呢？在我看来无非是经济民族主义。恕我孤陋，此前我还没看到过经济民族主义的说法，我只好承认这是个杜撰。但这个杜撰可以说是个马上说得明白的概念：那就是用虚幻的GDP和满目疮痍的经济奇迹，来助长民族主义者的气焰，增加极权统治的合法性。

在当今中国，所谓的大国崛起，其实更多是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一种意淫。能举办奥运会，看上去是一种崛起，但这是所谓的“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的模式的具体化而已，并非什么创举，更不是什么国家崛起的结果。因为你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花巨资办一次乃至N次让世界瞠目的所谓盛会，那是因为人们无法监督你税款的正当用途。而国外许多人和一些中国人不明就里，认为这是真正的经济奇迹，这个时代是多么繁荣昌盛的时代，其实你只要睁着眼睛看中国的现实，你就会知道这花钱如流水造出来的虚假奇迹是怎么来的。许多人没有低保、医保、社保，老无所养，贫无所依，适龄而无所读，官方就是不肯花钱，或者花一点杯水车薪的钱搪塞民众而已。

花钱办各种没有新闻伦理和缺乏新闻底线的报纸和电视台，好包装自己的形象，完全用国内愚民那一套，欲与世界传媒竞争，好像能输入中国价值观，其实这也是拿纳税人的钱胡花的必然结果。可以不客气地说，如果中国的对外新闻，不在新闻上下功夫，不以事实为报道基准，那只不过肥了一些机构和个人，把纳税人的钱拿来打水漂的蠢举而已。我并不认中国有值得输出的价值观，因为凡是真正符合人性的现代意义上的价值观，其发源地均不在中国。而中国在这些符合人性、人道、人权的价值观上的吸纳，又做得如此之差。即使有再多的钱，在目前这种制度下，中国都不可能产生输出真实声音的传媒。如果像《环球时报》中文版对内愚弄民众、煽动民族主义——制造敌人且恶意排外——而《环球时报》英文版却报道一些中国的真实新闻如负面消息，实行里外不一的双重标准，以为如此便可以堵住外国的批评，让国内民众不知情，那真是太小看这个信息流通比任何时代都要快捷的时代了。那种里外通吃的愚民宣传，在一个互联网越来越主导信息和声音的时代，完全是一种自以为得计的谵妄。

在全球经危济之下，有很多外汇储币和高额财政收入的中国政府似乎成了一个香饽饽，但大家似乎都忘记他们这么多钱是怎么来的。那就是低工资、高税赋、大垄断所带来的，这许多利益不仅是税收无度，而且是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结果。全球经济危机的恶果，在中国表面看上去不像世界上那些透明国家一般糟，其因有二：一是中国糟糕的一面永远不会或者少暴露出来，因为不可能透明；其次由于中国金融不开放，处于婴儿状态，尚没有生出那些西方金融壮汉所得的病，并不表明中国金融的强大，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事实上，中国的金融漏洞相当大，刺激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受益者全在国企，会诞生许多贪污腐败分子和低效率、低产出的项目，最后的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却让所有国民共同买单。中国的经济幻像，既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论者制造出来的海市蜃楼，但却有效地欺骗了不少的中国人。

由于官方的统治合法性在八九屠城后成了问题，所以发展经济，把经济弄得看上去繁荣，成了官方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但从去年以来的国进民退却彰显出官方想通过控制经济完全控制社会自由度的想法，而他们这些倒向计划经济的做法，却用国家经济安全加以巧妙地掩盖，以实现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比如垄断的电信，不仅用国家利益来实现电信小集团利益最大化，而且成了官方监控民众日常通讯自由的利器。经济上的自肥和对民众自由度的控制，才是他们发展经济的主要目的。当然发展经济过程中，难免有些残羹冷炙渗漏出来，让民众分到，这就是他们唱响发展就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一些拿大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以为自己是救世主，胡说中国是大国崛起，现在可以对美国对欧洲说不了，其实这是经济泡沫在尚未完全破灭之前的自欺。

 

           三：不停制造敌人

       

个体的人先于国家和民族而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无论是主权优于人权，还是人权优于主权，如果你承认并且真正实行主权在民的制度，那么主权和人权的一些内在紧张必然得以缓解。换言之，国家和民族都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之不受侵犯，才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当然作为共同利益的组合，要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但这贡献不是没有回报的，即这贡献是为了让人获得更为自由、安全、安稳的生活。无论如何，国家都只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民族只是利益、文化、制度选择上的共同体而已。

孙中山以民生、民权、民族相号召——其实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还不如梁启超更为接近普适价值的民主民族主义——这说明他虽然也有“迎头赶上”这种对西方爱恨交织的民族情绪，但他认为民主和民族还是可以兼融的。但如今的当局却有意在民族和民主这二者上制造紧张关系，愚弄民众，从而奴役民众。如果说孙中山师法俄国种下了二十世纪中国灾难的苦果——师从俄国，既有实用主义，也有民族主义因素在作祟——那么如今的当局则完全抛弃了他们高喊的“国父”所主张的理念，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一群自由人的组合，而是由一群奴才或者准奴才组成，那么民族主义的内核就会由愚昧、排外等毒化性因素组成，这是一幅可怕的图景。不幸的是，如今我们正生活在这种景象之中。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超限战》，再到《中国不高兴》，除了商业利益的炒作勾当外，民族主义者和官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利用不明就里的民粹情绪，来达到制造假想敌的目的。四九年后官方一直把美国当作敌人来妖魔化，即便如今也没有结束。制造敌人是为了对内增强凝聚力，不停生产爱国愤青，使大家生活在假想敌之中而不对官方的高压统治造成实质性的威胁。本来是和平时期，但官方从四九年后开始，从来没有停止过制造国内外众多敌人以自肥的恶行，从而使其残酷统治一旦稍有动摇，便能及时得到一些人心修补而苟延残喘。苟延残喘的目的，就是为实现统治集团利益最大化，而不思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改良。但民族主义者的中国自大情结和官方的中国特色联合起来，以此封堵民众的民主自由诉求，这都是他们不停制造国内外敌人想达到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要团结起来抵抗日本，这是因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国土、山河及文化和做人的自由与尊严等方面，受到了侵害。我认为国家板荡、外敌凌侵的非常时期，民族主义自有其正当性。但不管怎样，民族主义由于带着许多利益、情感乃至情绪，自然必须时刻要有理性的度量，必须随时要有批判的眼光来对待。我不认为中国现在受到哪一个国家的威胁，更不认为会受到外国的入侵，那种随时杀气腾腾的备战和军费上的无度增加，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对国内民众维权的高压而已。制造国外的假想敌，其目的是为了以此训练军队而控制国内，继续实行极权统治，如此才符合官方和以及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者的实际利益。

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民族主义均有问题，我认为是人都有一定的归属感。如果非得选一种民族主义来自我实现的话，那么我是个民主民族主义者，民主和民族真的要实现合一而不紧张，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不是民主自由制度下所诞生的民族主义，往往为官方利用而成为压制个人权益的工具。我们必须从制度上来改变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官方联合起来，对个人利益采取如上三重绑架的状况，实现民主与民族的水乳交融，到时才会迎来一个崭新的中国。

 

2009年岁末至2010年岁首，2月下旬再改

在国务院举办的虎年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我认为此言值得商榷，当今中国社会最需要实现“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不是民众，而是官员。

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希望得到幸福和尊严。如果有个先来后到的话，我强烈建议，让官员先得到幸福和尊严。把他们安排明白了，民众的幸福尊严就水到渠成了。

也许有人会说，如今官员已经是天下最幸福、最有面子的一族，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这要看怎么理解，有金钱并不等于幸福，有地位不等于有尊严。官员是人群中的佼佼者，早已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职业决定于能不能赢得公众的尊敬和赞誉，其它得失不足挂齿。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当下相当一部分官员是不幸的，是没有尊严的。

幸福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中国的官场职位决定一切。由于官员的职位来自上级恩典而不是民众选举，官员们无不把揣摩上级心思，讨得上司欢心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哪有什么独立人格？幸福是实现理想的人生体验。纯洁的理想在官场瘟疫面前不堪一击，看着臭吃着香的利益令人着魔。在随波逐流中道德底线每况愈下，理想抱负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幸福是坦荡安祥，无忧无虑。官场上为争夺位置无所不用其极，患得患失令人疲惫不堪；拒绝公开透明的官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代名词，只要身在其中，就难免受到羞辱。更加不幸的是，官员一旦从炙手可热的权力宝座退下来，冰火两重天的反差令人痛不欲生。

再说说尊严，官员的尊严在于取信于民。然而，官员垄断了话语权，一方面穷尽华丽词藻包装自己，另一方面则把权力寻租演绎到了极致。问题是纸里包不住火，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不断刷新丑行劣迹世界纪录， “三公消费”、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在世人的骂声中疯狂增长，相当一部分官员已经达到了“笑骂任尔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无耻境界。所以，无论官员在台上如何表演，民众只是嗤之以鼻，或投以怀疑、轻蔑的目光：谁知台上这位贪污了多少不义之财？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请问，当这样的官有什么幸福和尊严？常识告诉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不可能给别人。同理：官员们自己没有幸福尊严，怎么可能给予民众？

进而言之，那些缺少幸福，毫无尊严的官员，已经成为制造麻烦的源头。他们的行径损害了公众利益，破坏了执政党的形象，败坏了政府的名声，阻扰民主法治进程，颠覆了价值体系，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始作俑者。且不要说过去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历往事，最近，国人将“被”推举为2009年首选字，就说明了一切。许多媒体将今天称之为“被时代”：被自杀、被自愿、被全勤、被就业、被小康、被作为、被和谐、被捐款、被失踪、被代表、被增长，无数相关事件的披露，海量的评论和跟帖，表明了弱势群体对自身处境的深深无奈和强烈不满。身为“被”后推手，官员难辞其咎。

“被时代”的基本特点是官方权力过于强大，民众权利实在弱小。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竞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由于官民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无法进行正常博弈，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姚明只有和NBA的大牌巨星们比赛才能不断进步。如果他一直呆在上海队，只和大学生比赛。尽管他能天天获胜，但用不了多久，他的竞技能力就会直线下滑。我国的官民关系与之相比大同小异：官方垄断了太多的资源，因而无所顾忌滥用权力；公民权利几乎被消解殆尽，一盘散沙的个体要么任人宰割，忍气吞声，要么破罐子破摔，铤而走险。按说，经济高速增长应当让所有人欢欣鼓舞。可是，权力与权利的失衡反而引发了更多不公和不满，官方不得不为“维稳”付出巨大代价。事实上，所谓“维稳”

只是权宜之计，矛盾迟早还要爆发。事实证明，在权力对权利处于压倒性优势的“被时代”，官民双方都不会有幸福和尊严。

那么，官民双方能不能实现水涨船高，互利共赢呢？当然可以！因为世界上已经有许多文明国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就是把统治者关进宪法的笼子，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什么人违宪、违法都要受到惩处。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官与民，权力与权利之间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双方才能进行正常的批评、监督，才可能不断推动改良、改善、改进、改革，达到水涨船高，共同成长之双赢目的。宪法成了民众的护身符，公民可以没有恐惧地、自由地、充分地行使公民权利，官员的权力就会由滔滔洪流变成涓涓渠水，造福于社会大众。

这样的好事不可能从天而降。发展经济的成功肇始于经济体制改革特区的设立，十多年前，任仲夷等改革先锋就提出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一直没有得到当局回应。现在看来，强势官方享受着既得利益，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国人经过儒家几千年的奴隶、奴才文化薰陶，经历了几十年极左路线残酷打击，公共精神极度匮乏。公民没有压力，官方缺少动力，政改便陷入了停滞僵局。

然而，毕竟今非昔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包括官员与民众）认识到，官员之所以贪腐成风，敢于滥用权力掠夺百姓，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有多大的权力，而是民众屈膝俯首甘当草民。官方的所谓强大只是由于公民放弃了宪法权利，而这些权利被官方加以利用，反而成了恐吓民众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已把监管官员的责任赋予了全体公民，正是公民的不作为，导致了官员的乱作为。

有人说，当今中国是有宪法无宪政，寄希望于共产党内有识之士大胆改革。对此，我不能完全认同。我认为，官方能推进政改当然谢天谢地，但是不要相信救世主，不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到别人手中。官方改不改，如何改，民众做不了主。但每个公民都可以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在法治环境逐步得到改善的今天，在大家开始成为有产者的今天，百姓不仅有了成为合格公民的可能，也有了成为合格公民的动力——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捍卫自身利益。

挺直胸膛承担公民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行使公民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共权力，维护合法权益，促使官方公开行政，争取实现公平正义，必然成为更多国人的追求。这是多么光荣神圣的使命，是多么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选择！

越来越多的新公民行动起来，成长起来，权利与权力的对比就会发生质变。如果有一天，公民说话算数了，那些不幸的、没有尊严的官员就会转变成为称职的、优秀公仆。公仆尽职尽责了，公民就有好日子了——健康和谐，幸福尊严就会属于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员——无论是官是民。

2月20日晚至21日凌晨，由于地震传言四起，导致山西省晋中、太原、吕梁、长治、阳泉等地部分群众走出家门躲避地震。事件发生后，山西公安机关快速反应、迅速开展调查，目前，已经对5名传播地震消息者进行了拘捕。这一消息在很多门户网站上都占据了头条位置，点击量和跟帖数数不胜数，但是，认为不应该拘捕这些人的网友却占有很大比例。

中国国内媒体在2月24日就已经报道了这一消息，但被拘捕者究竟是谁却并不明确。但在中国网2月25日的报道中，却详细公布了5人的详细身份信息，并习惯性地称“5名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其中除一名人员年龄在35岁之外，其余几位均为“80后”的青年，年仅20岁的就有三名，而且包括一名在校大学生。

对于一般的社会案件，司法机关和官方媒体一般不会公布涉案人员的具体身份信息，此次如此高调地公布，可以说有其明显的目的，难就是希望能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众所周知，此前，因为山西地震部门的“辟谣”失败，地震局成为了众矢之的。在地震最终发生的事实面前，当地的地震部门可以说是百口莫辩，就连很多主流媒体也在事后刊登了不少批评地震部门的文章，在互联网上，责骂之声则更是此起彼伏。

地震局的摆乌龙可以说让自己颜面大失，可以肯定的是，地震部门的公信力在此次事件后已经进一步流失，在这之后，如果再有地震局就地震传言“辟谣”，其结果不仅不能遏制传言的流行，反而会加重民众对地震发生的忧虑和恐慌。有风趣的网友总结了一下将要发生地震的震前兆：蛤蟆异动、水位升降、地震局辟谣。这种总结虽然带有玩笑成分，但看一看2008年四川大地震和前段时间山西河津地震前地震部门的“辟谣”，很多人将“地震局辟谣”视为震前兆并不奇怪。

中国的警察素以效率低下而著称，但是，此次为了抓捕这些“造谣”者，却显示出了超强的办案能力，几天之内就将5名涉案人员抓捕归案并进行行政拘留。此前，多个地方政府曾强力推行手机和网络实名制，这些被拘捕的人员要么是用手机，要么是用电脑在网上发布的消息，由此可见，实名制是多此一举，警方要真想查出是谁在传播敏感消息轻而易举。也许，被拘捕的这5人确实发布了将要发地震的消息，不过，很难肯定这5人就是首先发布消息者，造谣和传谣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消息不是他们首发，他们至多也只是传谣，而算不上造谣。

另外，如果这5人在发布消息时没有主观恶意，也只是因为听信了传言，那么，他们无疑也是传言的受害者。中国的传统道德讲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倘若他们发布消息只是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做好防震准备，对他们实施拘捕可以说不仅仅不是在依法办事，而且是在公然制造冤案，让普天之下的好心人寒心。此次山西民众的避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可以说和此前的地震局“辟谣”失败有莫大的关系，正是因为那次“辟谣”的失败才让很多人宁可相信传言也不相信官方说辞。

面对避震事件，山西官方称，在1月6日至13日，根据省政府的安排，省地震局对全省地震应急预案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很多部门根据预案进行了地震应急演练，这本是正常活动，却被部分市民误认为要发生地震了。常言道：“谣言止于智者”，现在很多人却认为“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官方在春节这一特殊时段进行地震演习，而在演习之前却不知会民众，最终造成了民众的恐慌，拘捕5名所谓的“造谣”者于法于理都难以服人，官方才是此次地震谣言的始作俑者。

中国经济虽然在这些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社会道德却每况愈下，原本只是流行于官场的弄虚作假现象到如今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学生抄袭论文、球员打假球、工人制造假货、商人产销毒奶粉等等，有人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如今最值得信任的群体只有宗教信徒和农民，而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最低。自中共建政以来，官方不知道撒了多少弥天大谎，而绝大多数时候官方撒谎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小道消息在中国有时候比正常消息传播得还快，而且很多时候小道消息还被证明是真实的，而官方的很多消息却最终被证明是胡说八道，面对汹涌的地震传言，有几个人能不受其影响？从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在山西的避震事件当中，不仅仅有一般民众不畏严寒上街，就连很多警察和干部也都唯恐避震不及。地震传言，信者恒信，而不信者恒不信，5名发布消息者分明是做了官方的替罪羊，即使没有他们发布消息，在现有的信息传播条件下，避震事件也难以避免。

山西官方在进行地震演习之前未能知会民众，这是对民众知情权的剥夺，拘捕5名发布地震消息者，可以说是在赤裸裸地展示权力的霸道与傲慢。不仅山西警方不应该拘捕他们，而且官方还应该在这次避震事件之后向民众公开道歉，承认自己工作的失误。被拘捕的5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网民，此举似乎可以看作是山西警方对此前网民关注地震局“辟谣”失败的报复行为，同时，这也是在向其他网民示威，告诫其他网民不要在背离官方立场上走得太远。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加重了中国政府的信任危机，在很多问题上，大多数民众都对官方持不信任态度。而在各种群体事件爆发之后，官方处理危机的能力往往捉襟见肘。在中国这样一个标榜法治的社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情时有发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悲剧在一幕幕上演，在没有宪政民主制度作保证的情况下，颠倒黑白和以言治罪的案例还会层出不穷。

2010年2月25日

近日有调查结果表明，在2009年大陆网络流行语中，”被”字高踞首位。这让我想起那天，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议论曹操墓真伪引发的风波，主持人窦文涛讲到现在老百姓对真的也不相信，这很可怕。接着镜头一转，又看到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说：”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今天同时看到两则新闻：一是民间网站”百家争鸣网”近日被封；二是胡锦涛的微博帐号出现在人民网。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是谁一次次带头跌破”诚信”这一文明的基本底线，”率先垂范”地败坏社会生态中起码的信任感。

世界上最无耻的是虚伪。既然中共说中国的互联网是自由开放的，为什么刘晓波因言被审以来，国内外一片抗议声，而国内媒体集体失声？在国内网上连新华社简短的报道也难觅其踪。当谷歌事件发生后，为什么只有官方媒体和五毛党们的喧嚣，而声援谷歌的声音被压制？为什么只能在境外媒体传播听到真正民间的声音？

常言道：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在如今的中国，不如说”今天的新闻是谎言的历史”.中共的伎俩依然是鲁迅先生抨击过的”瞒与骗”.生物多样化是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同样，利益多元化导致舆论多样化，是一个社会应有的正常状态。真正的民意建立在信息传播开放、言论自由表达的基础上，无论谁都不能违背宪法，操控舆论、引导舆论。中共的所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坚持”权力”的舆论导向，而”被”权力导向的舆论不是真正的舆论，所反映的只能是歪曲的、扭曲的、胁迫的民意，只是权力意志的化身而已。

如今，后极权时代的中共宣传已无法遮盖现实的真相，垄断对现实的评判。许多底层民众也能从切身体会得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透过官方强加的有色眼镜观察现实。反而是那些出卖灵魂的所谓精英们，在官方主旋律的伴奏下，以专家、学者、艺术家等身份，自欺欺人地发挥专长，制作各具特色、包装华丽的精神毒品，混淆国内外视听，给红色帝国营造”太平盛世”的幻影。

中共舆论宣传的包装无论采用学术化还是艺术化、娱乐化的形式，都只能营造虚假的幻觉，与真实的现实和历史无涉。记得方便面刚开始流行时，看到诱人的广告和包装，还真的以为和里面一样。有人撰文嘲笑说，吃方便面需要想像力，包装袋漂亮的图案是食用时配合想象的佐料。还有许多开发商，不管环境如何，住宅小区的名字一个比一个富有诗意，”左岸”、”维也纳”、”维多利亚”等字眼满天飞，满足了一些人”生活在别处”的虚荣和幻想。同样，中共舆论宣传成了让民众自我麻痹的精神可卡因，发挥着面对真实闭上眼睛的作用，与当权者一起自欺欺人、自我安慰。

近来，中美之间因谷歌事件、台湾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等风波频起，大陆所谓专家学者在官方媒体发表评论时，往往回避美国与中共矛盾的本质，强调所谓利益关系。目的在于借妖魔化美国来妖魔化民主制度，以愚弄国内民众，绑架民意，为强化其专制体制寻找合法性。

中美之间本质上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是美国民主政体与中共权贵集团的对立，是两个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缺乏民意基础的中共及其操控的所谓”民意”，并不代表清醒的国人，反而美国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人类的普世价值，受到向往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欢迎。美国文学家爱德华·艾比说得好：”一个爱国者必须时刻准备捍卫自己的国家而对抗政府。”当今，”祖国”和”主权”的概念是建立在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基础上的，人权是主权的合法性基础，主权的目的是保障人权。难怪有同胞说”我是生错了地方的美国人。””中美之间的对立关键，是谁接受谁的价值观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中国能不能接受美国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的问题，也就是接受那套大众民主、全民性人权、广泛的自由等带有明显的近代基督教胎记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靠人民币升值若干，对外贸易自我设限若干，或多买一些美国的波音飞机等做法能解决了的。”（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中共强权的崛起是对中国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只有大陆实现自由民主，中美之间才能像所有民主国家那样，消除根本上的冲突和对立，实现长久的和平共处。

消除一些民众对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和所谓”主流文化”的盲目信赖，是中国当代启蒙的重要任务之一。面对信息时代纷繁的资讯，如何判断和取舍？近些年，发达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在大中小学开设了”媒体素养”课程，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全民具备思辨与产制资讯的能力，能以批判性的角度去解读媒体信息。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中外人士面对中国官方制造的所谓”舆论”时，要保持清醒，不妨想一想许多产品包装的提示：”本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

2010年2月23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美)马克·科兰斯基著，程洪波、陈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2月版，29.80元。

“1968年是黑鬼变成黑人的一年”，“1968年对女性来说是重要的一年”，“1968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把诗歌当回事的一年”……马克·科兰斯基非常热衷于用这样刚烈简洁的句式开头，仿佛只有这样暴力式的行文才足够给劲，他也能像那个热血沸腾年代里美国、德国、西班牙、日本、巴西、英国、中国的躁狂学生们一样，在枪子、棍棒、催泪瓦斯面前仍然大勇无畏，高举右手，用文字疾呼：前进！前进！前进！胜利！胜利！胜利！

许多人倒下了，他们倒下的身影血肉模糊，显得格外壮烈。在厚重的历史面前，这其实又如草芥一样不值一提。1993年墨西哥政府在特拉特洛科广场上竖立起一座纪念碑，以此来悼缅在25年前的1968年大屠杀中死于非命的普通人，官方只在石碑上镌刻了20个受难者的名字，另在底部加了一行字：“还有许多其他姓名和年龄都不为人所知的同志。”正如罗伯特·肯尼迪所说，“几百万个从勇气和力量的中心泛开的小涟漪交叠在一起，就会汇集成一股洪流，冲垮最强大的压迫之墙”，更多的人无法逃避被这股洪流湮没的命运。那么，这纷扰的1968年究竟应该如何被人们记忆和描写，才不会逐渐泛凉呢？

尽管经过了四十年的荡涤，这个特殊年份以及它所在的整个十年都不应该被后世消淡。要不是科兰斯基的提醒，人们几乎都已忘却：就是这一年，在乔治敦政府学院就读大三的比尔·克林顿被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征兵入伍；格哈德·施罗德甚至从来没有见过死于炮火的父亲，直到后来做了总理才找到他的一张褪色照片；卡斯特罗在当时是多么意气风发，脸部的毛发增加了其无穷的魅力，甚至被好事者视作叛逆的同义词，作为一个“新左派英雄”，他敢于把那些劫持美国飞机的黑人好战分子待成贵客，不惜成为美国政府的仇敌，也成为美国年轻人的偶像……《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是一份价值不凡的历史文件，尽管那个年代的人集体臣跪在缪斯女神的裙下，喜好在给肯尼迪的悼词中都加上诸如“上帝不存在，只有死亡”之类的酸溜溜的诗句，马克·科兰斯基却着意记录一个被诗化，但绝不诗意的先锋年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缅怀也不是吟诗作对，越南战争导致的反战运动，有色人种争取平等地位的民权运动，妇女们努力和男人们站在同一位置的女权主义运动，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美国大选、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奥运会、法国五月革命……这一年，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在这个混乱疯狂的时代里，有两股力量绝不可低估，即年轻人与新闻媒体。

作为“一个既接近又远离整个社会矛盾与张力的场域”，年轻人们在整个六十年代尽情挥洒着他们的激情、梦想与荷尔蒙，他们反对一切主流的制度和思想，一次次地成为重大事件的主体和生力军。当然，人们加在他们头上的“嬉皮”、“异皮”等相当符号化的称呼也在某个层面上反映出他们的稚嫩和天真，妄图以“非暴力”手段对抗“暴力”高压，结局可想而知。其实，当他们若干年后洗脱青涩，也有可能会加入后者的行列。然而，1968是他们的1968！正是他们感召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列中，“拒绝对世界上许多的不平之事保持缄默”，造成对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们精神上的极大冲击。

在人类史上，这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既然注定不朽，就不用刻意去摧残或褒贬它。科兰斯基说得好，“将根本性变革的原因归结于某一具体时刻通常是不准确的”，1968年前后的若干年，随着日后历史发展的不同需要，必定会一直作为教材甚至教训，被反复不断地讨论与诠释。可是，每一次回头，关于这个年份狰狞而扭曲的镜中之像都有不同。

科兰斯基不忍心从沃尔特·克朗凯特的电视镜头里看见人们的尸横遍野、炮火连天、唇枪舌剑、干戈动荡，只愿意从当年升空的“阿波罗8号”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的宇航镜里看到：安详宁静的，蓝白相间的，没有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之别的，没有贫富之分的，没有嫉妒或嫉妒之差的地球。

不久前，国内网站纷纷报道：山西三千万人不信政府信谣言，半夜从家里跑到街头、公园躲避地震灾难。

消息说，2月20日夜里，山西晋中、吕梁、太原等地几十个县市灯火通明，上千万人冒着严寒挤上街道，彻夜不归家，焦虑地等待“近日有地震”预言的发生。可笑又可气的是，政府有关部门竟茫然不知所措，一连好几天，山西省地震局和太原地震局的网站都关闭，电话也打不通。政府不敢出面辟谣。一直到2月21日上午，山西地震局才奉陕西省政府之命发布公告辟谣。 但很多人还是不相信政府的公告，而宁肯相信手机上亲朋传来的“地震谣言”，依旧跑到街头、公园躲避地震。中国地震局的公信力可谓荡然无存。

应该说，发生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2008年四川大地震前也有过地震的传言，当地有关部门郑重其事地出面否认。就在今年1月，山西省运城市一带就流传要地震，1月21日，山西省地震局特地在网站上“辟谣” （http://news.163.com/10/0124/11/5TPOR8PQ0001124J.html）。可是这边辟谣的话音未落，1月24日运城市就发生了4.8级地震。怪不得有网友要讽刺说：“地震前三大现象: 1.井水异常；2.动物反应异常；3.专家出来辟谣。”

我在两年前汶川地震后写的文章里早就讲过：“在这次四川地震漏报之后，国人已经对地震局失去信任”。“中国的地震预报系统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可以想见，假如在未来某一时候，在某地（特别是在某地震带）流传着该地要地震的消息，政府怎么办才好呢？不吭气是不行的，那只能让人们理解为默认。出面辟谣吧，只怕民众又不信。倘若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又提出要追查谣言，惩办造谣者，很可能只会引起更大的不满与恐慌。我要说的是，在汶川之后，人们对地震的感受，对地震局的期待和信任都变了。过去那套做法，不改也得改，不改就行不通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套做法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所以才会有山西三千万人不信政府信谣言，彻夜不眠等地震的奇观。

若问，民间为什么会有地震的传言呢？四川汶川和山西运城的事例都证明，民间关于地震的传言未必都是空穴来风。在中国，按规定，只有政府才能发布地震预报，其他任何单位、个人都无权发布。那么，民间的传言又是怎么传出来的呢？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地震部门发现该地区近期内有可能发生地震，但公布出去又怕引起人心恐慌，社会失序；于是秘密通知某些特殊的单位或部门作应急准备，这些单位或部门的不寻常动作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另一种可能是，地震局内部的人自己说出来的。有的内部人知道近期该地区有可能会地震，按规定不能对外讲，但免不了回家去要告诉自己的至爱亲朋，比方说悄悄告诉自己的老婆，而老婆又会去告诉娘家人。这样辗转相传，越传越远。

记得1976年四川闹地震，我在成都。上上下下，人心惶惶。那时候没电话没手机更没互联网，大家都耳目闭塞，孤陋寡闻。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个中学地理老师，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土法上马搞地震观测与研究，这下子成了众望所归的顾问。他受宠若惊，知无不言。每天都有他的朋友向他打听近期成都地区会不会发生地震，然后把他的意见传播开去。隔三差五地，我总能从我的朋友那里获知他发出的信息。有些人和这位张老师的关系太远，没法象我这样直接获悉最新指示。有的人就只好傍晚时分在他家院子外边转悠，等院子里出来个什么人赶快抓住问一问。还有人更绝，伸头往院子里瞅一眼，然后回去高兴地对大家说：没事没事，今晚上不会地震。张老师家的灯亮着呢。

我曾经托朋友去问张老师，在离成都最近的地方，哪里最安全？朋友传达张老师的话：重庆。重庆从来没闹过地震。我一听这个答复就想起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诘问：“过去恒常如此，何以保证将来也必定如此？”正如休谟所说，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实际上都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然而，生活本身迫使我们做选择，而除了我们拥有的那些不完备的知识外，我们别无依托。既然我想离开成都躲地震，不去重庆又去哪里呢？

我们何尝不知张老师的能力有限。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不问他问谁呢？我们当然知道张老师的话仅供参考，但有点参考总比一点没有好。在事关生死的时刻，没有人甘心坐以待毙。他们必定会千方百计地寻找任何有关的信息和知识，以便给自己的行为选择多少提供一点理性的根据。张老师尽其所能，知无不言，我们都很感谢他。那时我就想，地震局为什么不也这样做呢？

笼统地说地震短临预报不可能是没有意义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对地震毕竟也积累了不少的知识。如今中国的问题是，官方垄断了一切有关地震的信息，而且也垄断了信息的发布，没有极大的把握就不敢报，自己不报还不准别人报，宁肯漏报不肯虚报。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两次漏报就是这样造成的。其实，关于地震的监测预报并不是毫无出路：知道多少算多少，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这不就行了么？

事实上，美国、日本就是这样做的。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利用其掌握的有限知识，建立预测模型，算出每个地点未来24小时内发生各级地震的概率，然后用不同颜色代表概率值并投影到地图上，获得一组概率分布图。在USGS官方网站上，民众可以随时查看他所关心地区的地震概率分布，并自行决定该如何行动。日本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有“地震动预测地图”，用不同颜色标注全国各地今后30年内发生不同级别地震的概率。要查询某一地区发生地震的概率，可通过放大或缩小地图查询。通过发布“地震动预测地图”，提高全民防灾意识，为采取有效防灾措施提供基础数据。

我以为，美国和日本的做法都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一句话，中国地震局的做法，实在该改改了。

汪曾祺去世已经十多年了。

汪曾祺去世前，梦见了他的老师沈从文。“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汪曾祺记下了这个梦，只有一两百字。1997年5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笔会”版读到《梦见沈从文先生》，作者的名字上加了个黑框。心里为之震动。

汪曾祺对他的老师的感情，真是深厚。他谈沈从文的作品，谈沈从文这个人，写了一篇又一篇，写得那么多，又都那么好。临终一梦，绝非凭空而来。

那么沈从文是怎么看汪曾祺的呢？没有专门的文章，却有零星的文字，散落在他给友人的书信中。很值得辑出来，集中起来看看。

1941年2月3日，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谈及昆明的一些人事，其中说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语气极其肯定。现存沈从文书信，这是最早提到汪曾祺的；而汪曾祺当时还只是试笔阶段，在西南联大一群学生作家中崭露头角而已。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此信不存，却在汪曾祺记忆里难以磨灭；他还记得老师同时让三姐（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

此一时期的存信中有沈从文1947年2月给李霖灿、李晨岚的一封，请求朋友帮忙为汪曾祺找工作：“济之先生不知还在上海没有。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

1949年初，时代巨变之际，内外交困的沈从文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不仅绝望于大势，连亲近的人也不能理解更让他感到孤立。他曾写下这么一段尖利的话：“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1988年汪曾祺写《沈从文转业之谜》，谈起老师当年“精神失常”时的“呓语狂言”，有这样的评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是很准确。”

1961年2月，沈从文在阜外医院住院期间，给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的“右派分子”汪曾祺写了一封长信，鼓励他不要放下笔。信是用钢笔写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十二页，六七千字；从医院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次寄出。“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语重心长；又说，“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

1962年10月，在致程流金的信中有一大段谈汪曾祺，沈从文为他大抱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1965年11月，沈从文信里与程流金谈起大学教写作，又是感慨又是骄傲地说：“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那个时候因为京剧《沙家浜》，已经不是连老舍也不知道汪曾祺会写东西的状况了。

1972年6月，沈从文致信张宗和，提到汪曾祺：“改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你可能还记得住他。在这里已算得是一把手。可没有人明白，这只比较得用的手，原来是从如何情况下发展出来的！很少人懂得他的笔是由于会叙事而取得进展的。当年罗头徇私，还把他从联大开革！”

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最后入医院前收到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含着眼泪拿着信纸翻来覆去地看，小声地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沈从文向在艰难岁月中的老友巴金夫妇谈起动荡年代里的家常，谈到彼此都熟悉的一些人的近况，当然不会忘记说说萧珊青年时代的朋友汪曾祺：“曾祺在这里成了名人，头发也开始花白了，上次来已初步见出发福的首长样子，我已不易认识。后来看到腰边帆布挎包，才觉悟不是‘首长’。”有一丝调侃，却是在亲切的、沧桑感怀的调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