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 自1993年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提出到2010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这一目标一直未能实现（2004年为2.79%），政府再穷只能穷教育，政府再富也不让教育富（比如2008年中央政府提出投入4万亿基础建设资金拉动经济增长），请问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有没有时间表？你余下的两年多任期能实现吗？你任期内能否实施十二年（小学到高中）义务教育？

2. 农村户口何时才与城市户口享有同等国民待遇，比如买房、买地、上学、就业、社保、医疗保险、退休等方面的待遇何时城乡一体化？

3. 请问“让中国人活得更加幸福有尊严”是你个人的梦想，还是你替中国人说出他们的梦想？你认为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一百年还是两百年？

4. 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四名农村居民相当于一名城市居民，你认为这个错误何时才得到更正？

5. 你曾说农民承包的农村土地三十年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请问农村土地私有化（包括祖辈耕地的土地和住房宅基地）可否在你任期得到解冻并确立？

6. 数亿农民工在户籍之外打工谋生，他们的社会保险金现在实行“新政”可以转移到户籍地，可农民工不相信打工之地所存社保金的安全，更不相信转移到户籍之地社保金的安全，他们更担心户籍之地的官员挪用，或者雁过拔毛，他们依然选择坚决退保，你作为总理在制定这一政策时，请问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社保金即使可以异地转移但农民工依然退保这一严峻事实吗？

7. 《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请问1957年8月3日出台的有悖宪法及严重违反《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有关“只有法律才能限制人身自由”规定的“国务院劳教规定”何时才能废止？你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和法治（司法独立）吗？

8. 这个是关于国家及政府工作人员信息公开问题：请问你现在的全部家庭财产有多少？你妻子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你家有没有股票或基金收入？你一年稿费多少？一年缴纳多少元个人所得税？你家总共有多少套商品房？你家两个孩子的工作及收入情况，你自己一个月收入总共有多少，其中生活费有多少，请问你是在北京租公家的房子给你母亲居住吗？一个月租金有多少？

9. 你出任总理八年来从来没有和你妻子张培莉一起面对公众过，请问你是否打算在你任职10年之内都不会以夫妻身份面向公众？为什么你出访时不像李鹏、朱镕基一样带上总理夫人，有什么理由或别的含义吗？

10. 你的十年总理任期还剩下最后三场“两会”答记者问（2010-2012年），你能否评价自己是称职的政府第一负责人吗？如果有十分的话，你会给自己打多少分？你担任总理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什么？你担任总理，请问受前总理赵紫阳影响有多少？你与当年的同事鲍彤先生已经二十多年未见了，请问今年春节你给他寄贺卡了吗？最后，请问你知道刘晓波先生和丁子霖女士等“六四”受难者家属的事情吗？有没有给他（她）们邮寄一张贺卡表示问候？

附记：第一条问题的补充说明：

2006年7月至11月，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多种场合多次强调，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增加教育投入，努力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这一目标，从1993年提到了2006年，实现目标的时间，也从2000年推迟到了2010年。但让人尴尬的是，从2002年开始，政府教育投入占GDP的份额竟然持续走低。

当美国1999年的教育投入就达到了7%，印度2003年的教育投入达到了5%时，我国的教育投入，却一直没有超过3.5%。我们已经说了很久的“教育立国”，但教育投资永远是“剩余财政”。如果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投钱给教育远不如投资经济建设划算的话，拿GDP的4%出来办教育，依然是一个过高的目标。

第七条问题的补充说明：

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实施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国发[1982]17号文件转发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该办法出台即“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结合劳动教养工作的具体经验，特制定本办法”，“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法。”

最近那些对美国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个“确凿证据”：1月21号，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例中，以5:4裁决联合公民组织所制作的“希拉里”政治片可以在选举前夜在电视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联邦选举委员的禁播指令。这个裁决，用某评论员的话来说，导致了一场“政治飓风”，政治家和评论员纷纷表态，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党），谴责的谴责（主要是民主党），吵作一团。

吵架的理由是，那个宣传片（立场是反希拉里的）是有公司赞助的，而根据美国2002年的竞选法案和之前1990年的判例，公司或工会赞助的政治广告不能在初选前一个月、大选前两个月播出。而21号的裁决则意味着公司或工会从此可以任意资助政治广告，影响选举结果。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尽情地“收购”选举，从此美国的民主脱下了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给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操控政治开了绿灯，它是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它强大利益集团的胜利。”

哇塞，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卖给资本家，这5个大法官胆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费？但是，也许，5个如此资深的法官这样裁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Roberts这样解释他的立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国会不应当限制政治言论自由，即使这个言说者是公司或工会”。原来，其裁决的理论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

这样看来，这次判决引发的辩论，其实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竞选资金论战的又一个回合而已，而这个论战的核心，就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如何实现平衡？ 让人说话，就自然有人说得多有人说得少，此谓自由，但伤害平等；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样，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或者另一些人多说，此谓平等，但伤害自由。

裁决出来以后，不出我所料，从白宫到网络，到处涌现出“国将不国、民主将不民主”的哀叹，嘲讽美国民主的人自然要举着这个“确凿证据”宣扬：看，我说了吧！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这个裁决诠释为富人的胜利。且不说很多人刻意将“公司或工会”缩写为“公司”——比如奥巴马，用“其它强大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把工会给“其它”掉了，从而轻飘飘地勾销了该裁决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即使这个裁决只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在我看来，要从“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得出“从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结论，至少有两个逻辑上的跳跃：第一，公司在政治上总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打压“代表穷人”的民主党；第二，民众会轻易被电视广告所忽悠，让砸钱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实上，这两个跳跃都是可疑的。大公司总跟共和党心连心吗？Open Secrets组织的调查公布了88到08年各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或工会资助）的捐款情况，事实是工会基本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但公司却不一定。比如高盛银行63%的捐款流向民主党，只有36%流向共和党；花旗银行49％捐款流向民主党，50%流向共和党，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师协会这样的工会组织，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党，流向共和党的则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总额的前十位中，有6个是工会或公共服务业行业协会，只有4个是公司或私营行业协会。那种“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一定更热衷于用钱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维护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论证、而不是“显然如此”的观点。

至于有多少民众跟着政治广告的指挥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战后美国政治学界有对投票的经验研究以来，从40年代的Lazarsfeld到60年代的Converse再到90年代的Finkel,对政治广告——确切地说——包含政治广告在内的全部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代政治学者都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政治广告——乃至两党的竞选活动本身——对选民的影响非常微小。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决定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即使某些选民为之改变（往往百分比为个位数），这种改变往往是双向的（即，有的民主党员“叛变”为共和党员，有的共和党员则“变节”为民主党员），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虽然少数选举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政治广告可能明显影响选举结果，以蝴蝶的重量影响哑铃的平衡，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利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完全没有定论。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怎么就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退一步说，就算这个裁决将来会带来重重问题，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二月，对德累斯顿人而言，是无法规避的大日子，年年如此——哪怕65年过去，哪怕那场轰炸几乎无迹可寻，还是忘不了。况且他们根本不打算忘。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３日，二战德累斯顿大轰炸６５周年纪念日，数千人在德国德累斯顿拉起人墙，抗议极右分子。（法新社图片）

不打算忘的大致分为两拨：极右派的新纳粹；身份与职业各异的左翼人士。就事实认定也即二战结束前夕发生在自己城市的灭绝性空袭而言，两造没有太大的分歧：1945年2月，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联合行动，把既非军事要地也非政治中心、之以美轮美奂的城市建筑而享誉世间的德累斯顿，夷为一片废墟。

但对此行之发生做出解说，进而做出对待，同为思绪缜密、中规中矩、并且共同承载著一战特别是二战的几代德国人，就大相径庭了。德累斯顿的二月，遂成为他们乃至整个欧洲，向世界展示他们智慧、爱憎与心胸的平台。

与历次一样，大轰炸65年之际，新纳粹招朋引类，聚集到新城火车站：抗议盟军暴行、戳穿“被解放”谎言、赞颂德意志民族（兼及它伟大的元首），以及这一套的21世纪版：新种族论和排外。今年出动游行的，约有6000人——无论叫什么口号、奏什么乐曲，在今日德国，均属受法律保护的言论集会自由，当局无权干涉。

但同样享有自由并受到保护的，还有同为雅利安种族但完全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另一拨人：他们也主张不可忘记，也集会、也做弥撒，只是对事件的切入更为彻底——不错，1945年2月的轰炸不可忘记，但1941年希特勒决定全面大打的凌晨讲话、1940年奥斯维辛焚烧炉点火、1936年闪击莱茵河非军事区……就可以忘记么？取这样政治立场的人，在德国被称作“普世价值和弱势群体关怀”左翼。

今年，左翼人士在市长的号召（而非行政命令）下上街，人数几乎是新纳粹的两倍，不见刀枪、不见棍棒，只手拉手牵起的人墙，以阻遏对方的气势。阻挡与反阻挡造成街头纠纷之际，警察出动。

这一切，与我们中国人曾经经历过和正在经历著的多么不同啊！与我们中国人曾经思索、争论和正在思索与论争的，不要说“不同”，简直就是“满拧”，就是南辕北辙——无论政治表达的意愿还是行动方式，包括之前的排布与事后的收煞——更遑论民选市长的风采。

我们生长的中华大地，也曾遭遇他国灭绝性的军事攻击：南京屠城、长沙大火、重庆轰炸……。更有甚者，二战之后跻身于“受降者”中国政要，蒋、毛以及他们的继任，竟然因自己“龙的传人”之间的厮杀而对外敌有所求，从而相争著向侵略者施展无比宽谅。面对这样的痛史，60多年，居然未见同胞间如德累斯顿人那样广泛而深入的追索论争。似乎是，正义、是非、历史脉络，自有大人物打点，大家还是安分一点的好。

虽然“安分”“不争论”成了中国安身立命之本，但“左派”“右派”自从源于德国的哲学传入之后，即青红皂白相当不分明地用到了近现代以来一拨又一拨人头上。对照德累斯顿，如何看待中国这65年，有没有左右之分呢？

1945年之后，流行的看法，中国的左派坚决反美——反对美国自由民主滥调、崇尚“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无论是“别了司徒雷登”、“百万雄师过大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还是镇反肃反、私产剥夺、争当第三世界领袖……）。到了今天，如果形而上地看，也还说得过去：反对国际与国内的资本主义（拥有外国护照和外国银行存款，那也是为了就近批判帝国主义）。这样的标准，若说求得国际共识、与国际接轨，也不是一点影都没有，奥秘只在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五个字翻成国际用语，几与“关注社会民生”、“看重平等、均富和底层福利”等通行左派价值水乳无间。

让中宣部偷著乐的是，这五个出自伟大领袖之口的金言，早在德累斯顿空袭之前，就已响彻官方文件，进而镌到衙门口的影壁和所有重要阵地，成了毛泽东和他衣钵承传人闪亮名片。从而，在中国当左派的意思就变成了靠拢当局：只有靠拢当局才是正宗的“为人民服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左派或“左派”（引号加还是不加，连已故的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也弄不清）。

不过话说回来，今天中国的草根左派已经难于与近年来高坐殿堂、高津贴安享、高调空唱的“新左”老爷攀同志（秀才老爷对阿Q说：革命是你革得的么？）。出于对权贵资本、垄断市场的愤恨，他们曾以纯正的“中共（毛泽东主义）”名义，满腔热情地涌到“新的革命精神圣地”重庆，怀著对薄书记无尽的期待，在黑山镇黑山谷（真地名，并非作者所撰），亮红标、开红会、缅怀红彤彤的毛泽东时代……不幸一曲《国际歌》未终，迎来的竟是拳打脚踢外加手铐。

中国的右派呢，有没有呢？

这一期《南方周末》的主题文章是：“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撰稿人是意中天，用意是给当权精英的“文化大国”梦，泼一点冷水。文章总结说，“成为‘文化大国’，也不应该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追求。国民活得有尊严，中国才有尊严；国民活得有文化，中国才有文化。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产生出有影响力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因为人民的实践，才是文化的源泉”。

中国有八、九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年不仅有百万计的人遭遇非正常死亡，而且如焦国标所言，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非正常活著”，连胡、江、温“也都活得非常地非正常，非常地辛苦，非常地可怜”。

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当权精英做起了“文化大国”之梦。2009年对孔子学院投资近30亿人民币，5年提高近60倍，还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打造能与美国一争长短的媒体帝国。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梦想背后的动机呢？一种解读是当局“小人乍富”的暴发户心理，另一种解读就是假公济私，以扩张“软实力”为名来中饱私囊。这些固然都不错，但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国精英深藏的文化野心。有几千年的时间，中国人自信文化天下第一，但百余年来，中国不仅饱受屈辱，且文化遭到灭顶之灾。现在，中国的经济“崛起”，重新激发了一些精英的文化雄心。

知名文化学者甘阳作了最明白的表达：“我认为做中国人意味著属于当今世界唯一有可能真正在西方主导下争取文化独立的文化民族、唯一有可能充分获得自我尊严的民族。一个完全被西方所笼罩的非西方民族是没有尊严的。因此，做中国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你有历史的可能性。我认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打破西方五百年来对全球的统治，而只有中国民族具有这种可能性，别的民族——如印度之类——都没有可能性。这就是做中国人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需要朝向这个目标而奋斗。”

虽然挑战西方的文化霸权没什么错，但在中国权贵横行的现实背景下，此种言论实有纵容不分道义是非的文化野心之嫌。至于中国以外的民族无能挑战西方文化霸权之论，更属无知妄言。

中国人在与西方的冲突中饱受屈辱，有重要的文化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当权精英太缺乏对底层苦难的同情心，国人因此不能像日本人那样一致对外。这一旧病现已再度复发，一个不长记性的民族能成就文化大国吗？

今年的“春晚”是多年来最不成功的一次，说明当局奴化人民的文化手段越来越不灵光，反而是青年叛逆文化的代表人物韩寒，利用春晚一首强制新疆人歌颂中共的歌曲，制造了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化事件。他发起了一场“亚克西”填词大赛，借此讥讽中共的种种荒唐政策，大获成功。

80年代出生的韩寒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士之一，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像。他放弃读大学但依然获得事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他从不迎合中共权势，直言批评各种弊政，在网上赢得无数“粉丝”。许多青年人因此看到，人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韩寒现像，成为对当局支持的奴才哲学和趋炎附势的主流文化一个重大冲击。看来当局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来对付这个叛逆的青年文化领袖。

韩寒说过，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分对错只有立场，而他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如果中国有更多青年人都对持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对未来显然是一件大好事，但对中共当权者和奴才哲学的信奉者则具有很大的颠覆性。韩寒当然知道他可能面临的敌意和险恶。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表示，“我最终想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人生”。

我由衷希望，未来中国的发展能让韩寒们实现和谐人生的梦想，这远比当权精英们的“文化大国”之梦更为重要。如果当权精英们硬要以牺牲韩寒们的梦想去实现“文化大国”之梦，那将是全世界的噩梦。因为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恐怕是唯一具有实力把贪腐文化输向世界的大国。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长期以来，我们读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总会得到一个印象：2000多年来，每次发生农民起义，都是因为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甚至饿殍遍地，哀鸿遍野。这就使我们陷入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以为革命的发生，历来是因为老百姓没饭吃，某些当政者则以为，只要解决了民生问题，使老百姓过得上温饱生活，就可以避免他们造反或革命，保持社会稳定。

这种观点初看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如果老百姓只有在没饭吃，受冻挨饿的情况下才会造反，那近几年就不会发生瓮安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等等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骚乱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卷入这些暴力事件显然不是因为没有饭吃。再说，老百姓在没饭吃的情况下，倒是未必就会揭竿而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时期，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祸，全国饿死三千六百多万人，也未见老百姓造反，过来人都知道，那时的社会反而比现在稳定得多，起码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三天两头发生群体性事件。当然，谁都不会羡慕那个饿死人的时代。

在中国2000多年的农耕社会中，大大小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或许确实是由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引起的。但自从社会步入市场经济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革命或动荡的发生，往往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滞，反而是因为经济长期迅速发展造成的，往往是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孕育了革命形势，然后在经济滑坡时突然爆发革命。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大革命爆发前的三四十年间，法国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从英国引进先进设备和先进生产技术，无论农业、工业、国内外贸易都迅速发展，以致到路易十六时期，进入“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托克维尔语）但是，1788年，一场经济危机不期而至，大量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葡萄歉收，物价狂涨，工人罢工和农民骚乱此起彼伏。不满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商企业家、银行家和律师、作家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工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不满于经济境遇的底层民众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反政府力量。当时，一方面宫廷和贵族挥霍无度，另一方面政府大力举办公共事业，实施公共工程，大量发放救济金和奖励，财政开支每天都在增加，而收入却并未按同一比例增长，这就使得路易十六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之中。在各方强大压力下，这位心地不坏、性格懦弱、有一定改革意愿而又怕得罪特权阶层的“好人”（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语），最后被迫同意于翌年5月召开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从而无可避免地催化了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

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大量史实告诉我们：革命不是发生在人民极端贫困，专制统治最为严酷的时期，而是在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发展以后，爆发于专制统治不断放松的时期，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初年中俄两国的近代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林牧先生生前所作的研究，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前，慈禧被迫实行“新政”后的十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经过斯托雷平改革的十年中间（1907——1917），俄国经济也奇迹般的发展，尤其是当时的农业，有“欧洲粮仓”之称，但1917年还是爆发了推翻沙皇统治、埋葬农奴制的二月革命。总之，革命爆发前的这段时间，无论中国还是俄国，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而且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生存空间的扩大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统治者在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不得不有所放松，在政治统治上也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在法国大革命过去六十多年以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问道：“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他发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烈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目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现象，亨廷顿明确指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互相独立的目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虽然，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普遍政治稳定，而贫穷落后的国家则免不了暴力和动荡，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往往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频仍。这是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各方利益的冲突、价值观念的改变、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众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动员能力的提高，以及大众传媒的兴起和信息的流通，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原有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极易导致社会失序，如果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及时跟上去，就非常容易爆发革命和出现政治动荡。须知，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代性是一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状态，而现代化则是达到这个状态的过程。“现代性孕育着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滋生动乱”，这就是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得出的结论。

总之，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到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乃至《第三波》，都贯穿着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不是政治稳定，而是政治动荡的风险！遗憾的是，那些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总以为只要产值继续增长，就能维持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为此，他们不怕效率的损失，用政府代替企业，恣意挥霍财政资金，大搞重复无效的公共工程，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年年以“保八”来企求稳定，这无异于在暴雨连绵的汛期，用不断加高堤坝的方法来防止山洪决堤！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英国经历了183年，美国经历了89年，欧洲其他国家也经历了大约70多年的时间，而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所经历的时间，如果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至今不过三十多年。在这短短三十多年中，我们实行的是经济上单腿突进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了，但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跟进，现行政治体制无法解决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新问题，我们的政治文化又极具封建专制传统，最难适应这个“变化社会”，某些喜欢自诩为“太平盛世”的当政者大概不会相信，我国在未来这十年中其实是最容易出现政治动荡甚至内乱的！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以后，我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可以说已经大体完成，接下去，确定无疑的历史任务就是政治现代化，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如何才能真正保持政治稳定，避免和防止政治动荡？根据亨廷顿的思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维护政治稳定与推进政治民主进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质而言之，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只能循序渐进。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问题，并非民主化速度的快慢问题，而是政治民主化的程序根本没有启动，或者说那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启动——是他们绑架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维护政治稳定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维护稳定绝不是封锁信息，压制言论自由，更不是搞政治迫害，而是要在现行宪法框架下通过政治疏导来实现适度的政治控制。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但某些当权的既得利益者却似乎只是经济动物，他们以为只要不断地给各阶层以物质利益上的刺激，不断变着法子给国家公职人员加工资，同时给那些弱势群体也一丁点好处，像狙公对待猴子一样搞朝三暮四，就可以平息人民的不满，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从来不曾想到人除了吃喝拉撒的需要，还有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尊严等等的精神追求。人固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在无自由的秩序下断无稳定可言。而自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金钱去替代的。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后，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他们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尊严的渴望已经变得不可遏止，如果对这种精神上的欲望不给予一定程度的满足，经济增长率愈高，社会革命的概率就愈大，我们离大规模暴力和政治动荡就愈近！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已经过去了，第二个十年已经开始。有人说，一个世纪的真正开始，往往并不是头十年，而是第二个十年。在这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当此政治体制无可避免地面临转型之际，我们要对天发问：未来十年，我们面临的历史宿命，究竟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2010年2月11日凌晨

十二月七日早上我们从攸县出发，晚上到达茶陵县宿营。

长征路上，信息都是往来红卫兵长征队友传递。那是传单。路上遇到长征队，互相赠送自己印制的语录卡，还有有最新最高指示、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的讲话、毛的讲话、某市文革动态等等，不一而足。后来我从路上遇到的某地红卫兵那里接到一份毛的新诗作的传单，真假莫辨，后来被证明全部是伪造。可那时我如获至宝，读一首相信一首。于是心血来潮，不写日记了，写“长征诗”，计划到延安后结集，倒也不存发表的奢望。

长征时看到的毛诗词很多，其中有几首：

卜算子，吊艾地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可怜笑容难为久，春天反调残。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七律，读报有感

反苏忆昔闹群蛙，欣看今日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为反全球侵略战，只剩此处一孤家。

七律，咏志

革命岂能作井蛙，雄鹰踪迹满天涯；血飞星岛镇黑浪，汗涌塔丘映碧霞。风暴险关学闯道，冰山绝顶要开花；大旗飞舞冲天笑，走遍全球是我家。

七绝，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题

云崖雾霭出英豪，激荡磅礴腾九霄；千钧霹雳轰河汉，万里风焰照天烧。

那时我对毛崇拜得不得了，自己又好舞文弄墨，所以得了领袖的大作，真是爱不释手，又是朗读，又是死记硬背，又是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觉得句句是经典，天籁之音，不同凡响。后来有人指那都是伪作，回头再看，也就觉得索然无味，太稀松寻常了。

长征的最初的三四几天，我们还能人模狗样地举着红旗、列着纵队、唱歌背语录，雄纠纠气昂昂地前进，蛮像一回事。但没有几天，就坚持不了啦。特别是一进山区爬山路，排起队伍走，太麻烦。有的队友走路矫健如飞，有的则磨磨蹭蹭。再说呢，排队走路念语录是给人看的，在山里转来转去，很少有路人看，于是就懈怠了。还有，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商定第二天的走法。有人主张走这条路线，因为便捷；有人主张走那条路线，虽然弯一点，但是路好走。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争论不休，矛盾丛生。相互的埋怨、无休止的辩论，窝里斗的老毛病发生了。并非只是我们，当时几乎所有的红卫兵长征队被内部争吵所困扰。我由此推想，当年红军长征，何尝不是如此？只是规模和形式远非我们所及罢了。后来我果然看到许多资料，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和后来的三人团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几乎天天为怎样走下去而争论不休。毛泽东正是充分利用了、甚至调动了大家的不满，才夺去了指挥大权。不然，中国历史又将是另一面目，文革也不会发生了，我们也不能享受到全国各处的免费旅游了。

不过总的来说，从韶山到井冈山的十二天行军，我们大体还能集体行动，没有发生分裂或者分崩离析的的迹象。只不过是，头几天队形整齐，军纪严肃，精神抖擞，神气活现。后来渐渐地变成乌合之众，变成三三两两的散兵游勇，一马当先的一马当先，掉队的掉队。再看我们的尊容：有的歪戴帽子，有的敞开衣服，有的拿棒棒挑起行李扛在肩上，一付残兵败将模样。

鉴于长征队已经走得人困马乏，队伍涣散，我们到达茶陵县城后，决定休整。十二月九日，我们召开“生活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人斗私批修，自己检查自己。

我保存了一则简单的整风日记：“通过九天的行军所表露出来的言行，在我的思想里还存在严重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组织观念，主观主义的错误。挖挖根子，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私字当头，许多言行，反映了我对个人与集体的态度，对长征的认识以及阶级友爱。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克服这些坏思想。这次检查，应该是我个人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这是我们集体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后我写的心得。要知道我是一个没有头脑而且孤僻固执的人，我不善于与人相处。队友都是原本素不相识而临时啸聚的乌合之众，互相之间必定常起摩擦，我虽不好斗，大概也不会例外。不过队长杨岱是党员，思想成熟，善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人友善，所以常能克服危机。

队友某也作了检查：“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是我一路上对其他同学关心根本不够，只顾自己。长征是来改造思想的，要破私立公，我的这种只顾自己，不关心别人，这就是一个私字。”

我们到茶陵时，县党校正举办“毛主席著作辅导员集训班”，有数十名衣服破旧的五六十岁的老农民参加。我们认为这是受教育的好机会，就要求旁听，县党校同意了。

我们去时，集训班正在忆苦思甜。参加诉苦会的均为茶陵县各生产队的学毛著辅导员。集训班先看电影《刘介梅》。辅导员们看到刘介梅在旧社会受地主欺凌的情景时，放声痛哭。随后讨论。我们完全听不懂他们说的土话，然而每一位发言都引起全场失声痛哭。发言者更是拍胸顿足地嚎啕大哭。他们的确很伤心，很愤怒，这在当时称之为朴素的阶级感情。我们的任务是把朴素的阶级感情转化为执行毛主席的自觉性。于是在每人发言完毕后，我们不失时机地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永远跟党闹革命！坚决跟毛主席走！”

我们参与集训班的讨论，但是那里农民佶屈聱牙的湘赣土语我们实在费解，我们的理论宣传看样子也收效甚微。真是鸡和鸭讲。某队友保存了他的发言提纲：“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结合在一块。今天，我出来长征，正是按照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以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大世面为课堂，以工人、贫下中农为老师，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消灭怕吃苦、闹特殊的思想。坚决请求一路上的贫下中农，不要给我们做好饭菜，而给我们深刻的阶级教育和艰苦的劳动。”

讨论完毕，我们同集训班的人一起吃忆苦思甜饭。那顿饭我终生难忘。那是用红薯藤叶和稻糠掺在一起煮成的，很难下咽。但我拼命吃完了我的一份。再拼命体验旧社会的苦。因为这些从农村生产队选拔出来的毛著辅导员吃忆苦饭时，又是一片哭声。他们一手捉碗，一手抓筷，张着大嘴前仰后合地哭。那粗嗄的嗓门发出的哭声，很像动物的吼叫。我努力地强迫自己也哭，但没有成功。因此我怀疑自己觉悟太低，反动阶级家庭的烙印还在发生作用，我很是自惭自愧。几十年后我回想此事，很怀疑这些毛著辅导员是在做戏，作秀。因为，农村很有一些能说会道、好逸恶劳的社员，他们怕在田地里劳动，喜欢开会耍嘴皮子。宣传毛著，既能逃避劳动，又能轻松挣工分，所以肯定有人要争取参加，逢场作戏，哗众取宠。

队友某在十二月八日的笔记里也记录了在茶陵的这一档子事情：“决定我们在茶陵休整一天（实际停留了三天四夜）。一早我和鲁出发印主席语录。完后，我们瞻仰了烈士陵园。并和中共茶陵县委党校约定我们要和学员（都是贫下中农子女、贫下中农、都是农村中学毛著的辅导员）一起接受阶级教育，这是我们最迫切上的一课。下午我们看了电影《刘介梅》。看完《刘介梅》后，到党校第四营第×连学员一起听学员同志诉苦，说到伤心处，我和讲的人一起流泪。阶级弟兄的泪水和我的泪水流在一起，在一起流。永远牢记阶级苦，永远不忘阶级仇。坚决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红色的江山，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永远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誓做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坚决走毛主席走过的道路，走红军走过的道路，一直走到底，永不回头，一直长征在共产主义！（于茶陵烈士陵园及中共茶陵县委党校址忆苦思甜会。）近五点多，我们和全体学员一起吃忆苦餐，我们一面吃忆苦餐，一面听贫下中农诉苦。今天受的教育太深刻了。忆苦餐由谷糠和地瓜秧做成，我一气喝了三碗，我喝下去的是阶级苦，阶级仇，我把阶级苦阶级仇喝到心里。牢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看看看，他老兄一口气吃了三碗忆苦饭，乖乖！我的那一碗，实难吞咽，好不容易才吃得干干净净，因为我明白，剩饭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们在茶陵住了三天，除了内部“整风”以外，还一如既往地拜访革命老人。在那个年月，凡受红卫兵访问的老赤卫队员，都十分认真地满足红卫兵的要求。极少有敷衍的人。他们都是革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见证人。他们所讲的话，往往与官方的正式说法有出入；即便在当时，我也认为他们的说法可信度大。官话惯用春秋笔法，不过我们也不以为怪。因为宣传必须考虑效果，所以对事实进行选择甚至是改造，是理所当然不可厚非的，看问题要由表及里，去芜存菁嘛！看主流看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理论么。

其实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中国封建正统的观点。因为，为了所谓引导舆论，可以对事实进行改造，允许理论宣传和事实真相脱节，倡导报喜不报忧，如此做法，导致说空话、假话、官话、套话、大话的时弊越来越严重。其术流毒非浅，危害极深，以至于侵淫妇孺耳目，使所有中国人习惯成自然，习非成是。就这样，历史真相被掩盖，被改窜，最后老百姓成了脑残。

进一步讲，人的见识，总是根据他从所获得的信息做出分析和判断而形成。所谓见多识广，就是接触的信息比较多、比较全面，那么其人的思想眼光就宽广开阔；反之，则狭隘浅薄。如果权力者对信息进行垄断，把三分之一删除，把三分之一篡改，只保留三分之一。然后把篡改过的和保留下的提供给老百姓，那么人们将形成怎样的见解和观点，是可想而知的。完全不让老百姓知道信息，固然会使老百姓愚昧；而既删除又篡改信息，则不仅使老百姓愚昧，而且使老百姓偏执。鲁迅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国民，他的见识就如瞎子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素质可想而知。到了互联网时代，垄断信息已经不可能。因此一部分国民能够分享到更多的信息，而另一部分仍旧处于只能相信权力者提供的信息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讨论问题，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就如鸡和鸭讲，各说各话。国民陷于意见分裂。这真是令人悲哀的现实啊！

茶陵县城那时很热闹。南来北往的尽是红卫兵。红旗、红袖章、红像章和红小书，触目皆红。上海话广东话北京土话此起彼伏。上井冈山和上韶山的都在这里整休。当地的青少年和儿童无不兴奋非凡。记得有一天开完会我们几个人在街上转悠，见有一名高挑身材的女子，大约是小学教员，柳眉杏眼，粉腮樱唇，削肩蜂腰，领着小学生在通衢大道上欢迎红卫兵。小学生伴唱，她独舞：“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话儿牢记在我们的心坎里，喀喇昆仑，冰雪封嗯，哨卡设在云雾中嗯，山当书桌月当灯嗯，盖着蓝天铺着地，哎——，只要我想起您，毛主席，红红的太阳升起在我们的心坎里——”曲调是新疆风格，她举手投足的舞姿，却是印度舞。她刻意地表现自己的四肢和腰肢的柔软。我们几个人评论：她缺乏跳革命造反舞的阳刚之气。软绵绵的动作，是表现地主资产阶级情调的。不过我们只是悄声地批判她，没有上前去造她的反。

在茶陵，我们把行李统统寄回兰州。因为到处都有接待站，行李实在是多余，何况背着铺盖步行，实在是累。这行李早就使我们不堪重负了。

十二月十一日我们离开茶陵。一出县城就爬山，山路更加崎岖。举目所见，都是崇山峻岭。

队友某记载道：“早上从茶陵出发，中经马溪，行程七十里。这个地区是老苏区，我要好好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革命传统。走的路完全是山间小路，有好一段是茂密的松林。”

这一天的路上，我们经过的地方有马溪、上芫，晚上宿在上坪；行军七十里。上坪已经属江西地界了。

离井冈山越来越近了。

旺报许知远/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中国真的变了，对於一些外来者尤其如此。“1984年的重大事件必然是10亿中国人的政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拥抱了资本主义.”威廉。萨菲尔在当年的《纽约时报》上写道。这种乐观中蕴涵着显而易见的预设──拥抱了资本主义的中国，也将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人们对於符号式的变化着迷不已，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举着可口可乐，大学生开始在威猛乐队的乐趣中学习Disco，人们对一切外来的东西都如此着迷……一个刚刚解冻的社会，对所有冰柜之外的事物，都充满了莫名的渴望和美化。

西风东渐引改革

但一切从未这样简单。在威廉。萨菲尔盛讚中国拥抱了亚当·斯密时，中国政府刚刚结束了一场大规模的“清除精神汙染”的运动。黄色的书刊、音乐、影像，和知识分子对“异化”、“人道社会主义”的讨论，被认定是“精神汙染”的两个源头.它是党的保守派对於迅速变化的社会的反应，他们觉得正失去对社会的控制──知识分子再度活跃，试图摆脱官方意识形态，青年则沉迷在外来的新事物中。保守派们选择了一贯的反应方式，他们在知识分子内部发动了一场批判与自我批判。而对於青年，他们在查收黄色书刊的同时，又一次树立新的模范人物，张海迪（编按──全国残联会主席）、蒋筑英（编按──已故光学专家、全国劳动模范）成为全国性的英雄。

这场运动没有持续太久，它从1983秋天开始，到第2年春天戛然而止。中国政府仍处於虚弱之中，只有“四个现代化”的成就，才能重新给予它合法性，它需要国际投资，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历史充满了嘲讽，这场运动重要的发起人之一许德珩，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五四一代，曾以他们对个人自由的追逐和对外来世界拥抱着称.

表面的希望与深层的困境，这种紧张感在1979年其实已彰显无疑。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吹起变革之风，中国与美国建交，胡耀邦为右派平反，知识分子公开表达他们对历史的反思，这个国家更开放了，但也是在这一年，西德民主墙被推倒、魏京生被重判。“四项基本原则”指明了自由与开放的边界，但比起“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条原则，“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是核心问题──党对於权力的垄断，是任何变革的前提与最终目标。

改革与反动的争战

开放与封闭、改革与反动、自由与控制的二重奏从未消失过.整个80年代被视作自由与开放的象徵，但人们也经常忘记了，对《苦恋》的批判，大规模的“反精神汙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些运动都是“解冻”的逆反，权力中心的人们对种种变化惊恐不已，他们的绝对权力是建立对每个人的紧密控制之上的，从他们的出生、学校、工作、死亡，到他们怎样写一封情书。

而伴随着文革灾难性的结束，这种政权对於社会、对於个人的控制，失去了合法性，人们开始觉醒，开始寻找自己声音，他们本能性地要寻找外界的帮助与鼓舞。而这个政权也要寻找外界的帮助，以延续自己的控制力，因为这个政权从来不是以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与生活在其中的国民，作为成功与失败的衡量标准，而是以政权的稳定性与控制力作为标准。於是从一开始，改革就像是一场赛跑──是政权更快获得力量，还是个人与社会的觉醒的速度更快。

每一次冲突，都是这两种赛跑的结果──社会解放与国家控制的速度，哪一个更快。有时，社会成功了──它往往是政权内部的争吵所致，更多时候则遭至失败，失败最高潮的一幕在1980年代行将结束时到来，当时，苏联及东欧政权相继解体.

（作者为专栏作家、出版人）

伍渭文简历

一九四九年生于香港，一九七二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主修历史地理。一九七五年，毕业于中国神学研究院，获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