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公民记者提问温家宝十大问题

1. 自1993年中共中央及国务院提出到2010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这一目标一直未能实现(2004年为2.79%),政府再穷只能穷教育,政府再富也不让教育富(比如2008年中央政府提出投入4万亿基础建设资金拉动经济增长),请问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有没有时间表?你余下的两年多任期能实现吗?你任期内能否实施十二年(小学到高中)义务教育?

2. 农村户口何时才与城市户口享有同等国民待遇,比如买房、买地、上学、就业、社保、医疗保险、退休等方面的待遇何时城乡一体化?

3. 请问“让中国人活得更加幸福有尊严”是你个人的梦想,还是你替中国人说出他们的梦想?你认为实现这个梦想还需要一百年还是两百年?

4. 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四名农村居民相当于一名城市居民,你认为这个错误何时才得到更正?

5. 你曾说农民承包的农村土地三十年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请问农村土地私有化(包括祖辈耕地的土地和住房宅基地)可否在你任期得到解冻并确立?

6. 数亿农民工在户籍之外打工谋生,他们的社会保险金现在实行“新政”可以转移到户籍地,可农民工不相信打工之地所存社保金的安全,更不相信转移到户籍之地社保金的安全,他们更担心户籍之地的官员挪用,或者雁过拔毛,他们依然选择坚决退保,你作为总理在制定这一政策时,请问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社保金即使可以异地转移但农民工依然退保这一严峻事实吗?

7. 《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请问1957年8月3日出台的有悖宪法及严重违反《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有关“只有法律才能限制人身自由”规定的“国务院劳教规定”何时才能废止?你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和法治(司法独立)吗?

8. 这个是关于国家及政府工作人员信息公开问题:请问你现在的全部家庭财产有多少?你妻子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你家有没有股票或基金收入?你一年稿费多少?一年缴纳多少元个人所得税?你家总共有多少套商品房?你家两个孩子的工作及收入情况,你自己一个月收入总共有多少,其中生活费有多少,请问你是在北京租公家的房子给你母亲居住吗?一个月租金有多少?

9. 你出任总理八年来从来没有和你妻子张培莉一起面对公众过,请问你是否打算在你任职10年之内都不会以夫妻身份面向公众?为什么你出访时不像李鹏、朱镕基一样带上总理夫人,有什么理由或别的含义吗?

10. 你的十年总理任期还剩下最后三场“两会”答记者问(2010-2012年),你能否评价自己是称职的政府第一负责人吗?如果有十分的话,你会给自己打多少分?你担任总理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什么?你担任总理,请问受前总理赵紫阳影响有多少?你与当年的同事鲍彤先生已经二十多年未见了,请问今年春节你给他寄贺卡了吗?最后,请问你知道刘晓波先生和丁子霖女士等“六四”受难者家属的事情吗?有没有给他(她)们邮寄一张贺卡表示问候?

附记:第一条问题的补充说明:

2006年7月至11月,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多种场合多次强调,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增加教育投入,努力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这一目标,从1993年提到了2006年,实现目标的时间,也从2000年推迟到了2010年。但让人尴尬的是,从2002年开始,政府教育投入占GDP的份额竟然持续走低。

当美国1999年的教育投入就达到了7%,印度2003年的教育投入达到了5%时,我国的教育投入,却一直没有超过3.5%。我们已经说了很久的“教育立国”,但教育投资永远是“剩余财政”。如果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投钱给教育远不如投资经济建设划算的话,拿GDP的4%出来办教育,依然是一个过高的目标。

第七条问题的补充说明:

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实施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国发[1982]17号文件转发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该办法出台即“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结合劳动教养工作的具体经验,特制定本办法”,“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法。”

刘瑜:民主的裤衩

最近那些对美国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个“确凿证据”:1月21号,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对联邦选举委员会”的判例中,以5:4裁决联合公民组织所制作的“希拉里”政治片可以在选举前夜在电视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联邦选举委员的禁播指令。这个裁决,用某评论员的话来说,导致了一场“政治飓风”,政治家和评论员纷纷表态,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党),谴责的谴责(主要是民主党),吵作一团。

吵架的理由是,那个宣传片(立场是反希拉里的)是有公司赞助的,而根据美国2002年的竞选法案和之前1990年的判例,公司或工会赞助的政治广告不能在初选前一个月、大选前两个月播出。而21号的裁决则意味着公司或工会从此可以任意资助政治广告,影响选举结果。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尽情地“收购”选举,从此美国的民主脱下了最后的裤衩,堕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最高法院今天的裁决,给特殊利益集团用金钱操控政治开了绿灯,它是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和其它强大利益集团的胜利。”

哇塞,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卖给资本家,这5个大法官胆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费?但是,也许,5个如此资深的法官这样裁决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Roberts这样解释他的立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个方向:国会不应当限制政治言论自由,即使这个言说者是公司或工会”。原来,其裁决的理论基础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

这样看来,这次判决引发的辩论,其实是美国过去几十年关于竞选资金论战的又一个回合而已,而这个论战的核心,就是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间,如何实现平衡? 让人说话,就自然有人说得多有人说得少,此谓自由,但伤害平等;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样,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或者另一些人多说,此谓平等,但伤害自由。

裁决出来以后,不出我所料,从白宫到网络,到处涌现出“国将不国、民主将不民主”的哀叹,嘲讽美国民主的人自然要举着这个“确凿证据”宣扬:看,我说了吧!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将这个裁决诠释为富人的胜利。且不说很多人刻意将“公司或工会”缩写为“公司”——比如奥巴马,用“其它强大利益集团”这个说法把工会给“其它”掉了,从而轻飘飘地勾销了该裁决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即使这个裁决只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在我看来,要从“允许公司资助政治广告”得出“从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结论,至少有两个逻辑上的跳跃:第一,公司在政治上总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党、打压“代表穷人”的民主党;第二,民众会轻易被电视广告所忽悠,让砸钱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实上,这两个跳跃都是可疑的。大公司总跟共和党心连心吗?Open Secrets组织的调查公布了88到08年各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或工会资助)的捐款情况,事实是工会基本一边倒支持民主党,但公司却不一定。比如高盛银行63%的捐款流向民主党,只有36%流向共和党;花旗银行49%捐款流向民主党,50%流向共和党,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师协会这样的工会组织,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党,流向共和党的则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总额的前十位中,有6个是工会或公共服务业行业协会,只有4个是公司或私营行业协会。那种“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保险公司一定更热衷于用钱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维护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论证、而不是“显然如此”的观点。

至于有多少民众跟着政治广告的指挥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战后美国政治学界有对投票的经验研究以来,从40年代的Lazarsfeld到60年代的Converse再到90年代的Finkel,对政治广告——确切地说——包含政治广告在内的全部竞选活动对选民的影响力,几乎每一代政治学者都得出了大同小异的结论:政治广告——乃至两党的竞选活动本身——对选民的影响非常微小。选民的阶级、教育、收入、种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决定了其政党忠诚,这种忠诚非常有韧性,它有时会被政治经济或者国际局势左右,但是极少被政治广告所改变。即使某些选民为之改变(往往百分比为个位数),这种改变往往是双向的(即,有的民主党员“叛变”为共和党员,有的共和党员则“变节”为民主党员),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虽然少数选举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政治广告可能明显影响选举结果,以蝴蝶的重量影响哑铃的平衡,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利于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完全没有定论。

如果政治广告对选民的影响微小,并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党”,允许公司做政治广告怎么就一定导致“富人收买民主”呢?我当然不是说这个裁决一定不会带来问题,我想说的只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很可能不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平等这两个同样美好的政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退一步说,就算这个裁决将来会带来重重问题,一个权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处就是它的自我纠错机制,今天政治的钟摆向这边摆,说不定明天就又摆了回去。

戴晴:德累斯顿 左派右派

二月,对德累斯顿人而言,是无法规避的大日子,年年如此——哪怕65年过去,哪怕那场轰炸几乎无迹可寻,还是忘不了。况且他们根本不打算忘。

    

2010年2月13日,二战德累斯顿大轰炸65周年纪念日,数千人在德国德累斯顿拉起人墙,抗议极右分子。(法新社图片)

不打算忘的大致分为两拨:极右派的新纳粹;身份与职业各异的左翼人士。就事实认定也即二战结束前夕发生在自己城市的灭绝性空袭而言,两造没有太大的分歧:1945年2月,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联合行动,把既非军事要地也非政治中心、之以美轮美奂的城市建筑而享誉世间的德累斯顿,夷为一片废墟。

但对此行之发生做出解说,进而做出对待,同为思绪缜密、中规中矩、并且共同承载著一战特别是二战的几代德国人,就大相径庭了。德累斯顿的二月,遂成为他们乃至整个欧洲,向世界展示他们智慧、爱憎与心胸的平台。

与历次一样,大轰炸65年之际,新纳粹招朋引类,聚集到新城火车站:抗议盟军暴行、戳穿“被解放”谎言、赞颂德意志民族(兼及它伟大的元首),以及这一套的21世纪版:新种族论和排外。今年出动游行的,约有6000人——无论叫什么口号、奏什么乐曲,在今日德国,均属受法律保护的言论集会自由,当局无权干涉。

但同样享有自由并受到保护的,还有同为雅利安种族但完全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另一拨人:他们也主张不可忘记,也集会、也做弥撒,只是对事件的切入更为彻底——不错,1945年2月的轰炸不可忘记,但1941年希特勒决定全面大打的凌晨讲话、1940年奥斯维辛焚烧炉点火、1936年闪击莱茵河非军事区……就可以忘记么?取这样政治立场的人,在德国被称作“普世价值和弱势群体关怀”左翼。

今年,左翼人士在市长的号召(而非行政命令)下上街,人数几乎是新纳粹的两倍,不见刀枪、不见棍棒,只手拉手牵起的人墙,以阻遏对方的气势。阻挡与反阻挡造成街头纠纷之际,警察出动。

这一切,与我们中国人曾经经历过和正在经历著的多么不同啊!与我们中国人曾经思索、争论和正在思索与论争的,不要说“不同”,简直就是“满拧”,就是南辕北辙——无论政治表达的意愿还是行动方式,包括之前的排布与事后的收煞——更遑论民选市长的风采。

我们生长的中华大地,也曾遭遇他国灭绝性的军事攻击:南京屠城、长沙大火、重庆轰炸……。更有甚者,二战之后跻身于“受降者”中国政要,蒋、毛以及他们的继任,竟然因自己“龙的传人”之间的厮杀而对外敌有所求,从而相争著向侵略者施展无比宽谅。面对这样的痛史,60多年,居然未见同胞间如德累斯顿人那样广泛而深入的追索论争。似乎是,正义、是非、历史脉络,自有大人物打点,大家还是安分一点的好。

虽然“安分”“不争论”成了中国安身立命之本,但“左派”“右派”自从源于德国的哲学传入之后,即青红皂白相当不分明地用到了近现代以来一拨又一拨人头上。对照德累斯顿,如何看待中国这65年,有没有左右之分呢?

1945年之后,流行的看法,中国的左派坚决反美——反对美国自由民主滥调、崇尚“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无论是“别了司徒雷登”、“百万雄师过大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还是镇反肃反、私产剥夺、争当第三世界领袖……)。到了今天,如果形而上地看,也还说得过去:反对国际与国内的资本主义(拥有外国护照和外国银行存款,那也是为了就近批判帝国主义)。这样的标准,若说求得国际共识、与国际接轨,也不是一点影都没有,奥秘只在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五个字翻成国际用语,几与“关注社会民生”、“看重平等、均富和底层福利”等通行左派价值水乳无间。

让中宣部偷著乐的是,这五个出自伟大领袖之口的金言,早在德累斯顿空袭之前,就已响彻官方文件,进而镌到衙门口的影壁和所有重要阵地,成了毛泽东和他衣钵承传人闪亮名片。从而,在中国当左派的意思就变成了靠拢当局:只有靠拢当局才是正宗的“为人民服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左派或“左派”(引号加还是不加,连已故的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也弄不清)。

不过话说回来,今天中国的草根左派已经难于与近年来高坐殿堂、高津贴安享、高调空唱的“新左”老爷攀同志(秀才老爷对阿Q说:革命是你革得的么?)。出于对权贵资本、垄断市场的愤恨,他们曾以纯正的“中共(毛泽东主义)”名义,满腔热情地涌到“新的革命精神圣地”重庆,怀著对薄书记无尽的期待,在黑山镇黑山谷(真地名,并非作者所撰),亮红标、开红会、缅怀红彤彤的毛泽东时代……不幸一曲《国际歌》未终,迎来的竟是拳打脚踢外加手铐。

中国的右派呢,有没有呢?

梁京:精英的“文化大国”梦与韩寒的“和谐人生”梦

这一期《南方周末》的主题文章是:“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撰稿人是意中天,用意是给当权精英的“文化大国”梦,泼一点冷水。文章总结说,“成为‘文化大国’,也不应该是少数精英的一厢情愿,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追求。国民活得有尊严,中国才有尊严;国民活得有文化,中国才有文化。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产生出有影响力的人物、思想和作品。因为人民的实践,才是文化的源泉”。

中国有八、九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年不仅有百万计的人遭遇非正常死亡,而且如焦国标所言,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非正常活著”,连胡、江、温“也都活得非常地非正常,非常地辛苦,非常地可怜”。

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当权精英做起了“文化大国”之梦。2009年对孔子学院投资近30亿人民币,5年提高近60倍,还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打造能与美国一争长短的媒体帝国。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梦想背后的动机呢?一种解读是当局“小人乍富”的暴发户心理,另一种解读就是假公济私,以扩张“软实力”为名来中饱私囊。这些固然都不错,但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国精英深藏的文化野心。有几千年的时间,中国人自信文化天下第一,但百余年来,中国不仅饱受屈辱,且文化遭到灭顶之灾。现在,中国的经济“崛起”,重新激发了一些精英的文化雄心。

知名文化学者甘阳作了最明白的表达:“我认为做中国人意味著属于当今世界唯一有可能真正在西方主导下争取文化独立的文化民族、唯一有可能充分获得自我尊严的民族。一个完全被西方所笼罩的非西方民族是没有尊严的。因此,做中国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你有历史的可能性。我认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打破西方五百年来对全球的统治,而只有中国民族具有这种可能性,别的民族——如印度之类——都没有可能性。这就是做中国人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需要朝向这个目标而奋斗。”

虽然挑战西方的文化霸权没什么错,但在中国权贵横行的现实背景下,此种言论实有纵容不分道义是非的文化野心之嫌。至于中国以外的民族无能挑战西方文化霸权之论,更属无知妄言。

中国人在与西方的冲突中饱受屈辱,有重要的文化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当权精英太缺乏对底层苦难的同情心,国人因此不能像日本人那样一致对外。这一旧病现已再度复发,一个不长记性的民族能成就文化大国吗?

今年的“春晚”是多年来最不成功的一次,说明当局奴化人民的文化手段越来越不灵光,反而是青年叛逆文化的代表人物韩寒,利用春晚一首强制新疆人歌颂中共的歌曲,制造了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化事件。他发起了一场“亚克西”填词大赛,借此讥讽中共的种种荒唐政策,大获成功。

80年代出生的韩寒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士之一,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像。他放弃读大学但依然获得事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他从不迎合中共权势,直言批评各种弊政,在网上赢得无数“粉丝”。许多青年人因此看到,人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韩寒现像,成为对当局支持的奴才哲学和趋炎附势的主流文化一个重大冲击。看来当局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来对付这个叛逆的青年文化领袖。

韩寒说过,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分对错只有立场,而他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如果中国有更多青年人都对持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对未来显然是一件大好事,但对中共当权者和奴才哲学的信奉者则具有很大的颠覆性。韩寒当然知道他可能面临的敌意和险恶。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表示,“我最终想要的是一个和谐的人生”。

我由衷希望,未来中国的发展能让韩寒们实现和谐人生的梦想,这远比当权精英们的“文化大国”之梦更为重要。如果当权精英们硬要以牺牲韩寒们的梦想去实现“文化大国”之梦,那将是全世界的噩梦。因为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恐怕是唯一具有实力把贪腐文化输向世界的大国。

吴高兴: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长期以来,我们读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总会得到一个印象:2000多年来,每次发生农民起义,都是因为经济衰败,民不聊生,甚至饿殍遍地,哀鸿遍野。这就使我们陷入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以为革命的发生,历来是因为老百姓没饭吃,某些当政者则以为,只要解决了民生问题,使老百姓过得上温饱生活,就可以避免他们造反或革命,保持社会稳定。

这种观点初看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如果老百姓只有在没饭吃,受冻挨饿的情况下才会造反,那近几年就不会发生瓮安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等等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骚乱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卷入这些暴力事件显然不是因为没有饭吃。再说,老百姓在没饭吃的情况下,倒是未必就会揭竿而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时期,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祸,全国饿死三千六百多万人,也未见老百姓造反,过来人都知道,那时的社会反而比现在稳定得多,起码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三天两头发生群体性事件。当然,谁都不会羡慕那个饿死人的时代。

在中国2000多年的农耕社会中,大大小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或许确实是由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引起的。但自从社会步入市场经济以后,情况就改变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革命或动荡的发生,往往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滞,反而是因为经济长期迅速发展造成的,往往是持续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孕育了革命形势,然后在经济滑坡时突然爆发革命。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大革命爆发前的三四十年间,法国由于人口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从英国引进先进设备和先进生产技术,无论农业、工业、国内外贸易都迅速发展,以致到路易十六时期,进入“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托克维尔语)但是,1788年,一场经济危机不期而至,大量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葡萄歉收,物价狂涨,工人罢工和农民骚乱此起彼伏。不满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商企业家、银行家和律师、作家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与工人、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不满于经济境遇的底层民众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反政府力量。当时,一方面宫廷和贵族挥霍无度,另一方面政府大力举办公共事业,实施公共工程,大量发放救济金和奖励,财政开支每天都在增加,而收入却并未按同一比例增长,这就使得路易十六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之中。在各方强大压力下,这位心地不坏、性格懦弱、有一定改革意愿而又怕得罪特权阶层的“好人”(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语),最后被迫同意于翌年5月召开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从而无可避免地催化了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大革命。

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大量史实告诉我们:革命不是发生在人民极端贫困,专制统治最为严酷的时期,而是在经济经历了长期持续发展以后,爆发于专制统治不断放松的时期,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初年中俄两国的近代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林牧先生生前所作的研究,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前,慈禧被迫实行“新政”后的十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经过斯托雷平改革的十年中间(1907——1917),俄国经济也奇迹般的发展,尤其是当时的农业,有“欧洲粮仓”之称,但1917年还是爆发了推翻沙皇统治、埋葬农奴制的二月革命。总之,革命爆发前的这段时间,无论中国还是俄国,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而且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民生存空间的扩大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统治者在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不得不有所放松,在政治统治上也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在法国大革命过去六十多年以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深刻地问道:“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他发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烈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目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现象,亨廷顿明确指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互相独立的目标。”(《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虽然,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普遍政治稳定,而贫穷落后的国家则免不了暴力和动荡,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往往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频仍。这是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各方利益的冲突、价值观念的改变、权利意识的觉醒、民众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动员能力的提高,以及大众传媒的兴起和信息的流通,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原有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极易导致社会失序,如果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及时跟上去,就非常容易爆发革命和出现政治动荡。须知,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代性是一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状态,而现代化则是达到这个状态的过程。“现代性孕育着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滋生动乱”,这就是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得出的结论。

总之,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到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乃至《第三波》,都贯穿着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不是政治稳定,而是政治动荡的风险!遗憾的是,那些当权的既得利益者总以为只要产值继续增长,就能维持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为此,他们不怕效率的损失,用政府代替企业,恣意挥霍财政资金,大搞重复无效的公共工程,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年年以“保八”来企求稳定,这无异于在暴雨连绵的汛期,用不断加高堤坝的方法来防止山洪决堤!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英国经历了183年,美国经历了89年,欧洲其他国家也经历了大约70多年的时间,而我们中国的现代化所经历的时间,如果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至今不过三十多年。在这短短三十多年中,我们实行的是经济上单腿突进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了,但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跟进,现行政治体制无法解决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新问题,我们的政治文化又极具封建专制传统,最难适应这个“变化社会”,某些喜欢自诩为“太平盛世”的当政者大概不会相信,我国在未来这十年中其实是最容易出现政治动荡甚至内乱的!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以后,我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可以说已经大体完成,接下去,确定无疑的历史任务就是政治现代化,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如何才能真正保持政治稳定,避免和防止政治动荡?根据亨廷顿的思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维护政治稳定与推进政治民主进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质而言之,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只能循序渐进。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问题,并非民主化速度的快慢问题,而是政治民主化的程序根本没有启动,或者说那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启动——是他们绑架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维护政治稳定当然是需要的,但是,维护稳定绝不是封锁信息,压制言论自由,更不是搞政治迫害,而是要在现行宪法框架下通过政治疏导来实现适度的政治控制。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但某些当权的既得利益者却似乎只是经济动物,他们以为只要不断地给各阶层以物质利益上的刺激,不断变着法子给国家公职人员加工资,同时给那些弱势群体也一丁点好处,像狙公对待猴子一样搞朝三暮四,就可以平息人民的不满,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从来不曾想到人除了吃喝拉撒的需要,还有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尊严等等的精神追求。人固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在无自由的秩序下断无稳定可言。而自由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用金钱去替代的。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后,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他们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尊严的渴望已经变得不可遏止,如果对这种精神上的欲望不给予一定程度的满足,经济增长率愈高,社会革命的概率就愈大,我们离大规模暴力和政治动荡就愈近!

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已经过去了,第二个十年已经开始。有人说,一个世纪的真正开始,往往并不是头十年,而是第二个十年。在这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当此政治体制无可避免地面临转型之际,我们要对天发问:未来十年,我们面临的历史宿命,究竟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2010年2月11日凌晨

金  渝:大学回忆录——在茶陵吃忆苦饭

十二月七日早上我们从攸县出发,晚上到达茶陵县宿营。

长征路上,信息都是往来红卫兵长征队友传递。那是传单。路上遇到长征队,互相赠送自己印制的语录卡,还有有最新最高指示、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的讲话、毛的讲话、某市文革动态等等,不一而足。后来我从路上遇到的某地红卫兵那里接到一份毛的新诗作的传单,真假莫辨,后来被证明全部是伪造。可那时我如获至宝,读一首相信一首。于是心血来潮,不写日记了,写“长征诗”,计划到延安后结集,倒也不存发表的奢望。

长征时看到的毛诗词很多,其中有几首:

卜算子,吊艾地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可怜笑容难为久,春天反调残。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七律,读报有感

反苏忆昔闹群蛙,欣看今日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为反全球侵略战,只剩此处一孤家。

七律,咏志

革命岂能作井蛙,雄鹰踪迹满天涯;血飞星岛镇黑浪,汗涌塔丘映碧霞。风暴险关学闯道,冰山绝顶要开花;大旗飞舞冲天笑,走遍全球是我家。

七绝,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题

云崖雾霭出英豪,激荡磅礴腾九霄;千钧霹雳轰河汉,万里风焰照天烧。

那时我对毛崇拜得不得了,自己又好舞文弄墨,所以得了领袖的大作,真是爱不释手,又是朗读,又是死记硬背,又是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觉得句句是经典,天籁之音,不同凡响。后来有人指那都是伪作,回头再看,也就觉得索然无味,太稀松寻常了。

长征的最初的三四几天,我们还能人模狗样地举着红旗、列着纵队、唱歌背语录,雄纠纠气昂昂地前进,蛮像一回事。但没有几天,就坚持不了啦。特别是一进山区爬山路,排起队伍走,太麻烦。有的队友走路矫健如飞,有的则磨磨蹭蹭。再说呢,排队走路念语录是给人看的,在山里转来转去,很少有路人看,于是就懈怠了。还有,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商定第二天的走法。有人主张走这条路线,因为便捷;有人主张走那条路线,虽然弯一点,但是路好走。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争论不休,矛盾丛生。相互的埋怨、无休止的辩论,窝里斗的老毛病发生了。并非只是我们,当时几乎所有的红卫兵长征队被内部争吵所困扰。我由此推想,当年红军长征,何尝不是如此?只是规模和形式远非我们所及罢了。后来我果然看到许多资料,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和后来的三人团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几乎天天为怎样走下去而争论不休。毛泽东正是充分利用了、甚至调动了大家的不满,才夺去了指挥大权。不然,中国历史又将是另一面目,文革也不会发生了,我们也不能享受到全国各处的免费旅游了。

不过总的来说,从韶山到井冈山的十二天行军,我们大体还能集体行动,没有发生分裂或者分崩离析的的迹象。只不过是,头几天队形整齐,军纪严肃,精神抖擞,神气活现。后来渐渐地变成乌合之众,变成三三两两的散兵游勇,一马当先的一马当先,掉队的掉队。再看我们的尊容:有的歪戴帽子,有的敞开衣服,有的拿棒棒挑起行李扛在肩上,一付残兵败将模样。

鉴于长征队已经走得人困马乏,队伍涣散,我们到达茶陵县城后,决定休整。十二月九日,我们召开“生活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人斗私批修,自己检查自己。

我保存了一则简单的整风日记:“通过九天的行军所表露出来的言行,在我的思想里还存在严重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组织观念,主观主义的错误。挖挖根子,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私字当头,许多言行,反映了我对个人与集体的态度,对长征的认识以及阶级友爱。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克服这些坏思想。这次检查,应该是我个人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这是我们集体学习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后我写的心得。要知道我是一个没有头脑而且孤僻固执的人,我不善于与人相处。队友都是原本素不相识而临时啸聚的乌合之众,互相之间必定常起摩擦,我虽不好斗,大概也不会例外。不过队长杨岱是党员,思想成熟,善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人友善,所以常能克服危机。

队友某也作了检查:“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是我一路上对其他同学关心根本不够,只顾自己。长征是来改造思想的,要破私立公,我的这种只顾自己,不关心别人,这就是一个私字。”

我们到茶陵时,县党校正举办“毛主席著作辅导员集训班”,有数十名衣服破旧的五六十岁的老农民参加。我们认为这是受教育的好机会,就要求旁听,县党校同意了。

我们去时,集训班正在忆苦思甜。参加诉苦会的均为茶陵县各生产队的学毛著辅导员。集训班先看电影《刘介梅》。辅导员们看到刘介梅在旧社会受地主欺凌的情景时,放声痛哭。随后讨论。我们完全听不懂他们说的土话,然而每一位发言都引起全场失声痛哭。发言者更是拍胸顿足地嚎啕大哭。他们的确很伤心,很愤怒,这在当时称之为朴素的阶级感情。我们的任务是把朴素的阶级感情转化为执行毛主席的自觉性。于是在每人发言完毕后,我们不失时机地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永远跟党闹革命!坚决跟毛主席走!”

我们参与集训班的讨论,但是那里农民佶屈聱牙的湘赣土语我们实在费解,我们的理论宣传看样子也收效甚微。真是鸡和鸭讲。某队友保存了他的发言提纲:“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结合在一块。今天,我出来长征,正是按照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永远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以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大世面为课堂,以工人、贫下中农为老师,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消灭怕吃苦、闹特殊的思想。坚决请求一路上的贫下中农,不要给我们做好饭菜,而给我们深刻的阶级教育和艰苦的劳动。”

讨论完毕,我们同集训班的人一起吃忆苦思甜饭。那顿饭我终生难忘。那是用红薯藤叶和稻糠掺在一起煮成的,很难下咽。但我拼命吃完了我的一份。再拼命体验旧社会的苦。因为这些从农村生产队选拔出来的毛著辅导员吃忆苦饭时,又是一片哭声。他们一手捉碗,一手抓筷,张着大嘴前仰后合地哭。那粗嗄的嗓门发出的哭声,很像动物的吼叫。我努力地强迫自己也哭,但没有成功。因此我怀疑自己觉悟太低,反动阶级家庭的烙印还在发生作用,我很是自惭自愧。几十年后我回想此事,很怀疑这些毛著辅导员是在做戏,作秀。因为,农村很有一些能说会道、好逸恶劳的社员,他们怕在田地里劳动,喜欢开会耍嘴皮子。宣传毛著,既能逃避劳动,又能轻松挣工分,所以肯定有人要争取参加,逢场作戏,哗众取宠。

队友某在十二月八日的笔记里也记录了在茶陵的这一档子事情:“决定我们在茶陵休整一天(实际停留了三天四夜)。一早我和鲁出发印主席语录。完后,我们瞻仰了烈士陵园。并和中共茶陵县委党校约定我们要和学员(都是贫下中农子女、贫下中农、都是农村中学毛著的辅导员)一起接受阶级教育,这是我们最迫切上的一课。下午我们看了电影《刘介梅》。看完《刘介梅》后,到党校第四营第×连学员一起听学员同志诉苦,说到伤心处,我和讲的人一起流泪。阶级弟兄的泪水和我的泪水流在一起,在一起流。永远牢记阶级苦,永远不忘阶级仇。坚决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红色的江山,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永远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誓做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坚决走毛主席走过的道路,走红军走过的道路,一直走到底,永不回头,一直长征在共产主义!(于茶陵烈士陵园及中共茶陵县委党校址忆苦思甜会。)近五点多,我们和全体学员一起吃忆苦餐,我们一面吃忆苦餐,一面听贫下中农诉苦。今天受的教育太深刻了。忆苦餐由谷糠和地瓜秧做成,我一气喝了三碗,我喝下去的是阶级苦,阶级仇,我把阶级苦阶级仇喝到心里。牢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

看看看,他老兄一口气吃了三碗忆苦饭,乖乖!我的那一碗,实难吞咽,好不容易才吃得干干净净,因为我明白,剩饭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们在茶陵住了三天,除了内部“整风”以外,还一如既往地拜访革命老人。在那个年月,凡受红卫兵访问的老赤卫队员,都十分认真地满足红卫兵的要求。极少有敷衍的人。他们都是革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见证人。他们所讲的话,往往与官方的正式说法有出入;即便在当时,我也认为他们的说法可信度大。官话惯用春秋笔法,不过我们也不以为怪。因为宣传必须考虑效果,所以对事实进行选择甚至是改造,是理所当然不可厚非的,看问题要由表及里,去芜存菁嘛!看主流看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理论么。

其实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中国封建正统的观点。因为,为了所谓引导舆论,可以对事实进行改造,允许理论宣传和事实真相脱节,倡导报喜不报忧,如此做法,导致说空话、假话、官话、套话、大话的时弊越来越严重。其术流毒非浅,危害极深,以至于侵淫妇孺耳目,使所有中国人习惯成自然,习非成是。就这样,历史真相被掩盖,被改窜,最后老百姓成了脑残。

进一步讲,人的见识,总是根据他从所获得的信息做出分析和判断而形成。所谓见多识广,就是接触的信息比较多、比较全面,那么其人的思想眼光就宽广开阔;反之,则狭隘浅薄。如果权力者对信息进行垄断,把三分之一删除,把三分之一篡改,只保留三分之一。然后把篡改过的和保留下的提供给老百姓,那么人们将形成怎样的见解和观点,是可想而知的。完全不让老百姓知道信息,固然会使老百姓愚昧;而既删除又篡改信息,则不仅使老百姓愚昧,而且使老百姓偏执。鲁迅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国民,他的见识就如瞎子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素质可想而知。到了互联网时代,垄断信息已经不可能。因此一部分国民能够分享到更多的信息,而另一部分仍旧处于只能相信权力者提供的信息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讨论问题,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就如鸡和鸭讲,各说各话。国民陷于意见分裂。这真是令人悲哀的现实啊!

茶陵县城那时很热闹。南来北往的尽是红卫兵。红旗、红袖章、红像章和红小书,触目皆红。上海话广东话北京土话此起彼伏。上井冈山和上韶山的都在这里整休。当地的青少年和儿童无不兴奋非凡。记得有一天开完会我们几个人在街上转悠,见有一名高挑身材的女子,大约是小学教员,柳眉杏眼,粉腮樱唇,削肩蜂腰,领着小学生在通衢大道上欢迎红卫兵。小学生伴唱,她独舞:“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话儿牢记在我们的心坎里,喀喇昆仑,冰雪封嗯,哨卡设在云雾中嗯,山当书桌月当灯嗯,盖着蓝天铺着地,哎——,只要我想起您,毛主席,红红的太阳升起在我们的心坎里——”曲调是新疆风格,她举手投足的舞姿,却是印度舞。她刻意地表现自己的四肢和腰肢的柔软。我们几个人评论:她缺乏跳革命造反舞的阳刚之气。软绵绵的动作,是表现地主资产阶级情调的。不过我们只是悄声地批判她,没有上前去造她的反。

在茶陵,我们把行李统统寄回兰州。因为到处都有接待站,行李实在是多余,何况背着铺盖步行,实在是累。这行李早就使我们不堪重负了。

十二月十一日我们离开茶陵。一出县城就爬山,山路更加崎岖。举目所见,都是崇山峻岭。

队友某记载道:“早上从茶陵出发,中经马溪,行程七十里。这个地区是老苏区,我要好好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革命传统。走的路完全是山间小路,有好一段是茂密的松林。”

这一天的路上,我们经过的地方有马溪、上芫,晚上宿在上坪;行军七十里。上坪已经属江西地界了。

离井冈山越来越近了。

许知远:自由与控制,中国社会二重奏

旺报许知远/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中国真的变了,对於一些外来者尤其如此。“1984年的重大事件必然是10亿中国人的政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拥抱了资本主义.”威廉。萨菲尔在当年的《纽约时报》上写道。这种乐观中蕴涵着显而易见的预设──拥抱了资本主义的中国,也将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人们对於符号式的变化着迷不已,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举着可口可乐,大学生开始在威猛乐队的乐趣中学习Disco,人们对一切外来的东西都如此着迷……一个刚刚解冻的社会,对所有冰柜之外的事物,都充满了莫名的渴望和美化。

西风东渐引改革

但一切从未这样简单。在威廉。萨菲尔盛讚中国拥抱了亚当·斯密时,中国政府刚刚结束了一场大规模的“清除精神汙染”的运动。黄色的书刊、音乐、影像,和知识分子对“异化”、“人道社会主义”的讨论,被认定是“精神汙染”的两个源头.它是党的保守派对於迅速变化的社会的反应,他们觉得正失去对社会的控制──知识分子再度活跃,试图摆脱官方意识形态,青年则沉迷在外来的新事物中。保守派们选择了一贯的反应方式,他们在知识分子内部发动了一场批判与自我批判。而对於青年,他们在查收黄色书刊的同时,又一次树立新的模范人物,张海迪(编按──全国残联会主席)、蒋筑英(编按──已故光学专家、全国劳动模范)成为全国性的英雄。

这场运动没有持续太久,它从1983秋天开始,到第2年春天戛然而止。中国政府仍处於虚弱之中,只有“四个现代化”的成就,才能重新给予它合法性,它需要国际投资,也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历史充满了嘲讽,这场运动重要的发起人之一许德珩,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五四一代,曾以他们对个人自由的追逐和对外来世界拥抱着称.

表面的希望与深层的困境,这种紧张感在1979年其实已彰显无疑。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吹起变革之风,中国与美国建交,胡耀邦为右派平反,知识分子公开表达他们对历史的反思,这个国家更开放了,但也是在这一年,西德民主墙被推倒、魏京生被重判。“四项基本原则”指明了自由与开放的边界,但比起“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条原则,“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是核心问题──党对於权力的垄断,是任何变革的前提与最终目标。

改革与反动的争战

开放与封闭、改革与反动、自由与控制的二重奏从未消失过.整个80年代被视作自由与开放的象徵,但人们也经常忘记了,对《苦恋》的批判,大规模的“反精神汙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些运动都是“解冻”的逆反,权力中心的人们对种种变化惊恐不已,他们的绝对权力是建立对每个人的紧密控制之上的,从他们的出生、学校、工作、死亡,到他们怎样写一封情书。

而伴随着文革灾难性的结束,这种政权对於社会、对於个人的控制,失去了合法性,人们开始觉醒,开始寻找自己声音,他们本能性地要寻找外界的帮助与鼓舞。而这个政权也要寻找外界的帮助,以延续自己的控制力,因为这个政权从来不是以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与生活在其中的国民,作为成功与失败的衡量标准,而是以政权的稳定性与控制力作为标准。於是从一开始,改革就像是一场赛跑──是政权更快获得力量,还是个人与社会的觉醒的速度更快。

每一次冲突,都是这两种赛跑的结果──社会解放与国家控制的速度,哪一个更快。有时,社会成功了──它往往是政权内部的争吵所致,更多时候则遭至失败,失败最高潮的一幕在1980年代行将结束时到来,当时,苏联及东欧政权相继解体.

(作者为专栏作家、出版人)

范泓:浦薛凤——政学两界,长袖而舞

浦薛凤一生政学两界,从政十九年,四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人尊“逖公”,为政亦清正廉洁。至于说是不是“一代完人”,这要看从哪个角度或以怎样的标准加以评判。至少在我看来,一个完全服从于党派意识形态的学者,总是有所缺失的。

 

《浦薛凤回忆录》(上中下)浦薛凤著黄山书社2009年7月第一版525页,65.00元

很多年前,读过一篇浦薛凤(逖生)追忆清华级友闻一多的文章,留有深刻印象。因为他对这位教授老友1946年在昆明死于非命,尽管“叹息不已”,但又说“何以致此,迄今不明”,让人徒生疑惑。实际上,以浦薛凤专业的政治学素养以及个人从政的经历,怎会不知道闻一多之死的真实原因?原来他只不过是想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已,即闻一多这个人“富于情感,容易冲动,天真爽快,直言无隐,有时不免任性使气,喜欢反抗”。尤其在抗战初期,“即曾高谈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政,有时指摘现实,诋毁当局,其措词之愤激粗暴,殊越出一般教授学人之风度”。

最近在大陆首次出版的《浦薛凤回忆录》中并没有专门提及此事,但三册回忆录却已显见浦氏一生的政治态度或立场。在浦薛凤眼中,清华老友闻一多即为左翼教授,因而对他持以上看法也就无怪其然。同样,他对清华辛酉级友罗隆基(努生)的看法亦不甚客气,认为罗隆基“至多是一位自觉得意的政客,而非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这其中当然包括他本人对民主同盟的看法。回忆录中册有这样的记述,浦氏曾与罗隆基辨论,当时罗对他说:“逖生,你毕竟还是个书生,只求理论。我是在搞实际政治。我们清华同学搞实际政治的委实太少。”浦则不以为然,说:“努生,你们民主同盟也是在借理论而搞实际政治,但是请你牢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台湾学者张朋园在《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及西方学者将知识分子分为两个类型:知识型和革命型。套用这一分法,张朋园认为黄遵宪、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人,皆属于知识型的知识分子,其表征为:“他们一生以启蒙主义为己任,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之道,苦口婆心,有如传教士一般。知识型的知识分子性格温和,或者不如革命型者轰轰烈烈,但他们所思所见启迪大众,引领社会,期望欣欣向荣,长治久安。”若从这一点来看,浦薛凤亦即知识型者,他的政治理念以及道德理想,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民富国强”,也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浦薛凤强调的是“自由与法治相辅相成,是为民主政治的金科玉律,国民人人守法,尽其应尽之义务,个人才能获得真正之自由。教育首要在重视伦理道德,陶冶国民健全人格,国家才能康乐富强”(郝亦尘:《一代学人浦薛凤教授》,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3期,页39)。

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社会抱以进取的态度,固然反映求变求新的心理,但以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训政阶段的不作为,经济上虽有一定成就,在政治上却不幸演变成“一党专政”而让人无不忧心忡忡,不少知识分子屡次提出“提前结束训政”、“如期结束训政”的政治诉求。因此,同在美国攻读政治学归来的罗隆基认为浦薛凤是一位“只求理论”的书生,并非毫无道理。浦薛凤从政之前执教于清华大学,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关于“民主与独裁”较为集中反映知识分子对待国家问题时的思考及价值观的争论中,浦薛凤却采取了旁观态度。尽管他亦认为引发这场争论的清华同事蒋廷黻有关民主与独裁的见解“不仅反映时代局势,抑且具有历史眼光”,然其本人却“抱定不为报章杂志撰写政论之宗旨”,“故虽屡承《独立评论》方面朋友嘱写文稿,始终未曾应命”(浦自语)。相反,从政之后,却写过《治乱和战与民主独裁》、《大战与政体相互之影响》这样的政论文章。作为历史学家的蒋廷黻读到后专门电话倍加赞许,“谓为根据历史之客观分析与允当结论。”由此亦可见浦氏与蒋廷黻对于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持相近看法,即首先无条件地拥护国民政府,其次重视经济问题而轻视民主宪政问题,这与争论的另一方胡适等人的民主政治观有相当的距离。

抗战之后,熊天翼(式辉)将往东北主政,邀浦氏前往襄助,并“愿以高位相待”,浦薛凤以其“甘还初服”(拟重返大学执教)而婉言谢绝。而蒋廷黻出任行政院善后经济救济总署署长一职,邀其协助办理,浦薛凤“当即答应”,被任命为副署长之一。当年在清华一位是历史系主任,一位是政治系主任,因其理念相近,或公私两谊之故,可谓一拍即合。

浦薛凤是江苏常熟人。浦家世代书香,为当地之望族。浦氏生于满清末世,国政不纲,又适逢义和团之乱,幼年遭此动荡,乃发愤读书,“以期为国效力”。1914年十四岁,即考入北京西直门外的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入校复考因其成绩优异,被校方插班跳到中等科二年级,与吴国桢、闻一多、罗隆基、萨本栋等同班。至1921年留学美国。七载清华,来往知交甚多,如潘光旦、杨廷宝、吴文藻、姚崧龄等。浦薛凤在美国先后求学于明尼苏达州翰墨林学院和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1926年5月,学成之后自纽约赴英国乘船返国,“经大西、印度及太平三洋”,沿途考察各国政治,历时两月。浦氏在回忆录上册中对此“只身自美绕欧回国”,殊感“自夸自豪”,其游历之细节无一遗漏,笔触生动,力透纸背,甫读有如身临其境一般。

归国后,浦薛凤初在东陆大学(云南)、复在浙江大学任教。滇浙两校,虽然时间均不长,但在执教中,对于研究政治之方法,则大胆尝试之前无意中之领悟,即所谓“政治五因素论”:一切政治,包括现象(亦即事实)、人物、制度、观念(即是思想)与势力,此五项因素有其相互变化与彼此影响,前后响应之密切关系。可以说,浦氏终其一生都在坚持运用这一自创的学说理论,无论早年国内大学执教二十余年,晚年美国执教十余年,都未曾放弃这一观点。他本人始终深信政治具有定律或原理,即“历代之治乱兴亡,君主之得失成败,政制之有名无实,均非偶然肯有定律”。虽然他亦曾感到“定律不易寻求”,但“朝代政治之定律而能发现,自亦可为研究民主政治之参考”。

1928年,浦薛凤应聘于清华大学,并兼课于北大,主讲政治学概论及西方政治思潮。其间赴德国柏林大学访学一年,专门研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的政治哲学,其后撰写出其一生的经典之作《西洋近代政治思潮》,此书被入“国立清华大学丛书”,后经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于世。浦氏晚年在台湾另写《现代西洋政治思潮》一书,以弥补前书未能涉及“英国功利主义之后,政治思想界又掀起一极其阔大的波澜,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运动”这一美中不足。此书由正中书局刊行,并被列入大学用书,“故前后两册,实际上构成一部西洋政治思想史。最重要者,两书均系根据予之‘政治五因素观点’”(浦自语)。如果说当年,浦氏或如罗隆基所说只是一介“只求理论”的书生,但后来从政十九年的经历却让他对中国的现实多有参悟。他在《国民参政会中民主统一运动之研讨》一文中指陈:“国民政府在军事与政治方面,具有其错误、欠缺与失策,无可讳言。但除此以外,更有许多别的事项,有意无意,造成国民政府在大陆上之崩溃。”浦氏在此文中特别强调他本人的一个基本信念,“即任何既成事实,并不能因为只系既成事实,便可辩白一切,而目的不择手段之说,亦决不能作为护符,颠倒是非曲直”,这大概就是他“治学必本实情”的一个转变。

浦薛凤自访学归后,任《清华学报》季刊总编辑三年,其编委会成员计二十人,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蒋廷黻、钱端升、陈岱孙、陈达、吴景超、王文显诸人。从浦氏回忆录中可以知道,那时的研究风气坚守传统的严谨,“绝少收到不能采用之文章”,且无任何报酬。清华学报不似国内其他大学“大抵半数文稿自外而来”,所刊稿件乃清一色本校教授之作。浦氏除担任政治系主任与主编《清华学报》外,还为清华大学评议会之评议员、聘任委员会之委员以及教授学会之秘书。浦氏执教清华前后十载,事业有成,一帆风顺。浦氏之妻陆佩玉晚年撰文回忆当年新婚之后“相夫教子”的往事,尤以清华生活最为安定,“未曾受迭次内战之影响”,“此期一住十年,生男育女,专心抚养,可谓为黄金时代”。她本人不仅与朱自清夫人、俞平伯夫人等延请一位旗人学习昆曲,清华二十五周年校庆盛会时,“经人怂恿,居然与蔡可选夫人在大礼堂中彩排梅龙镇,予饰正德皇帝”(浦陆佩玉:《相夫教子鸿爪雪泥》,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27卷第6期,页68)。这一段桃李春风的从教生涯,难怪浦薛凤在回忆录中要称之为“清华弦歌”呢。

浦薛凤从政,从大的方面来讲,与抗战军兴有关,即被政府征召;就其个人而言,“锦绣江山总一撑”则是他数年来的一个志愿(浦自语)。浦氏从政初始,即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这一机构为战时最高决策机关,“职权似绝大,一时颇受重视”。参事室最初成员几全系教授出身,以清华教授为多。由此而观,当时的知识群体在国势阽危、救亡图存的特殊背景下,不惜与权力发生联系,实际上也是对国民政府决死抗战在理性上的一种认同。

浦氏的从政经历,以其参与联合国制宪及四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而为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前者作为学者官员奉命前往,基本上未脱其专业及治学范围,只是此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后者即省府四任,在权力的更迭中长袖而舞,深获四位省主席所倚畀,或可反映出浦薛凤在行政管理方面的特殊才干。但亦不尽然,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未必适于任何人,尤其政府秘书长系一级权力中核心人物,往往一人之下,众官之上,而像浦氏这样一连四任,在当时恐无有出其右者。魏道明之后的台湾省主席乃陈诚,他的一句话透露出浦氏为官的秘诀,“逖生兄,我知道你守口如瓶……”浦氏自九岁即开始写日记,九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浦氏享年九十有八),陈诚当时对时局变化及当局之措施有诸多不满,时而私下发泄,“伊每次所吐露,予在日记中,也未曾提及一字”(浦自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台湾处于风雨飘摇之际,若不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协防,刚刚退守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其处境可称危殆。战争的突然爆发,在事实上缓解了这个政权所面临的危机。然而,在其内部,随着“改造运动”的波澜,分歧与矛盾却越发尖锐。接替陈诚为省主席的吴国桢因与陈诚等人政见不合,在其任上三年五个月之后获准辞职,以“行政院”政务委员之身份赴美“养病”。吴国桢的辞职及日后在美对蒋氏政权的猛烈抨击对浦薛凤来说,应当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因为他不仅与吴清华同班,而且从政也与其有关,数十年两人交谊笃厚,关系非同寻常。不久,吴国桢即遭撤免“政务委员”之职,省主席任内的“违法渎职”亦要“撤查究办”。浦薛凤对“吴国桢事件”三缄其口,此中背景实情,亦从未向任何一位政要“提询一句”,甚至在吴赴美之后“将及三十载,彼此未通音讯”。这无论如何都有悖人情之常,或者说这就是官场,浦薛凤居然能做到“隐忍不发”,因而避过社会上的某些“谣诼”。无独有偶,吴国桢出事两年之后,即1956年,浦薛凤的另一清华老友孙立人将军因其所谓的“匪谍案”遭至政治构陷,被明令免职,禁居台中市寓所。浦在台大医院走廊中先后两次得遇,“彼此举手招呼,未曾交谈一语”。

清华两校友政治上先后出事,对浦来说“绝非意料所及”,尽管并未影响其仕途,甚至亦认为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对国家社会均有贡献”,然在回忆录中又不得不说:“此固宦海风波,当属咎由自取。”实际上,自吴国桢与蒋氏政权分手之后,浦氏所能做的只是与妻子不时去看望吴的老父与老母,对他来说,或许只能这样了。对待出事老友采取谨慎态度,固然反映浦氏的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但却亦可见其受制于体制的某种自觉。在之后的“雷震案”这个问题上,浦氏对当局也是多有谅解,认为政府“乃属不得已”,对雷震则是“求仁得仁”,话虽然讲得含蓄委婉,却与他一贯倡言的“自由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雷震的“坐言起行”实则是于自由民主与宪政的一种具体落实,但在威权时代,却被国民党当局判处十年牢狱,作为有影响的政治学者浦薛凤(其时已重返校园执教),恐怕不会不知道当局的违宪吧?

浦薛凤一生政学两界,执教三十余年,从政十九年,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位“硕德饱学”之士,人尊“逖公”,为政亦清正廉洁,待人谦和,至于说是不是“一代完人”(郝亦尘语),这要看从哪个角度或以怎样的标准来加以评判了。至少在我看来,一个完全服从于党派意识形态的学者,总是有所缺失的。浦氏在回忆录中推究自己“先后执教从政原因”,除却“童年训育”这一深远影响,与“时代环境”也有密切关系。而且,无论执教或从政,“两者且均系受人聘邀,非由自己营谋”。他本人更喜教书而不愿仕途,乃因“从事教书,研读著述,培植交情,实有浓厚久长之愉快”。

《浦薛凤回忆录》从童年时代写至晚年赴美定居之后,即至1973年止。其余回忆文章均散见于台湾的报章杂志,另一本回忆类著述《音容宛在》(台北复兴书局刊行),“分别忆念素所敬仰之尊长与导师及长期熟识之友好或晚辈”,共计五十二位,其中包括吴稚晖、蔡元培、郭秉文、蒋廷黻、梅贻琦、王云五、张公权、陈布雷、王宠惠、周诒春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实为三册回忆录的延伸或补充。

浦氏家庭生活美满且又有不幸,其妻陆佩玉温润大方,娴雅多才,结缡四十九年,历经战乱,甘苦共尝,始终相依为命。晚年定居美国,“更是出入必偕,形影不离”,却于1977年肝疾早他而去。浦氏夫妇育有一女三男,均先后留学美国,卓有成就。长子大昌早年因车祸而亡,次子大邦生前系美国加州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能源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国会科技委员会顾问,1984年12月赴台湾出席“行政院”同步辐射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会议时,心脏病猝发不治,年仅四十九岁。浦薛凤隔海痛悉噩耗,不禁号啕欲绝,哭到泪干。老友吴文藻、谢冰心驰函唁慰,称其不朽。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崔卫平:作恶还是反抗?——邪恶体制下的个人选择

2005年的柏林电影节,德国电影《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又名《希望与反抗》),荣膺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影片取材于1943年地下抵抗组织白玫瑰成员索菲·朔尔和汉斯·朔尔兄妹,因在大学教学楼散发反战传单被捕,四天之后被处以极刑,同时遭到处置的还有他们的同伴克里斯多夫。

“白玫瑰”甚至算不上“抵抗组织”,他们最多也就是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在街头墙壁上书写标语或在已有的标语上面打X,主要成员为大学生及少数大学教授。前后共有百余人被捕,两批处死了6人,其中还有1位教授。在那个极端的情境当中,这些人们属于另类生存。

此前已经有过一部影片以此为题材。这便是拍摄于1982年的《白玫瑰》,1984年由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中国电影院里公映过。两部影片都是以妹妹索菲·朔尔为主角。我们不喜欢一个献身的人物,因为她/他身上的光亮过于强烈。但是,令人睁不开眼睛的强光,并不是她/他本人所为,不是这些人做了什么极端的事情,而是最终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力量,剥夺他们生命的力量,是残暴和骇人听闻的。将对施暴者的印象,延展到了被施暴的人们身上,是不公平的。

2004年完成的这部《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值得关注。拍摄这部影片的导演马克·罗斯曼,1968年生人,相当于我们这里的第六代。在柏林电影节的发布会上,导演道出了重拍这个故事的想法:“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

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表述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希特勒政权结束之后,在德国、西欧以及远在美国知识界的人们,对纳粹暴政进行反思的思想风暴,积淀着许多杰出头脑思考的成果。换句话说,这位年轻人承受了不同的教育和思想背景,而这很可能是为我们所不熟悉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位年轻的姑娘,与她站在一道的她的哥哥及其他同伴,又是受着怎样的鼓舞,从什么地方吸取力量,在完全是密不透风的情况之下,觉得自己必须选择相反的方向?而另一方面,是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运转,什么人在其中,合力将一个刚刚绽放的年轻生命送上断头台?

于是形成了影片思想辩论的风格。与此前那部《白玫瑰》主要是描写英雄成长的经历不同,稍晚的这部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妹妹索菲·朔尔最后五天的日子上,这期间主要是接受审讯。影片中审讯的过程即辩论的过程,审讯者与被审讯者并不处于先天的道德制高点上,而是一点点拉开他们之间“平等”的思想战争,没有严刑拷打,没有神经战或者心理战。德国女演员朱丽娅·耶特斯(1978年生人),将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的女英雄,演绎得淋漓尽致,精准深刻。

英雄的“锐气”不是表现为怒目金刚,而是从容淡定的智性和自信。

根扎在生活之中

当导演在国家档案馆里找到为数不多的几页材料(盖世太保毁了它们的大部分),惊讶地发现,在被捕的最初几个小时,索菲·朔尔表现得“像一个专业的撒谎者。她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她装作十分无辜,装作从楼上掉下来的那些传单与自己毫无关系,她只是出于恶作剧才将它们推了下去。”同样,她的哥哥也在东拉西扯,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件有关生死存亡的事情。

正像导演本人也谈到的,材料中那些胡编乱造的借口,不仅不令人反感,反而成为最感人的文字,超乎他的想象。这个看法先让人一怔。但人们如果也想到那是一个短暂的、被抹掉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仅存的痕迹,是一个即将被黑暗吞噬的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体温,那么观看这样的对话,便不会觉得琐屑,而会有一种惊奇之感。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提一个空箱子来到大学,这个箱子的体积正好与后来搜缴的传单本身大小相称。试图撇清箱子与传单的联系,这是“虚假”的努力;然而围绕着这个生活用品,却勾勒出这位姑娘的生活世界。

她要回到乌尔姆的父母家,因为妈妈上次来,将她的衣服带回去洗了。“在这个时刻回家,难道不上课吗?”“还要看一个朋友,她刚刚生了孩子。另外,妈妈也病了。”“乌尔姆那么远,不是太仓促了吗?”“朋友提前了她要去汉堡的计划,我也将周末旅行提前了。我已经订好了12:48分去乌尔姆的车票,我还与姐姐的男朋友约好了在火车站见面,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她一口气扯出来的生活网络表明,她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和抽象的。她与周围人们有着密切的互动。“既然要去乌尔姆,那为什么还要提着空箱子来学校?”她又开始另一个方向上的胡编:跟一个叫做吉泽拉·舍特林的女孩有约,现在不得不前来取消。这听上去同样轻松可信,符合一个女孩子的生活内容——约会、取消约会、再约会,不厌其烦,漫无尽头。

“那为什么要带哥哥来大学?”回答这个问题,又扯出一堆乱麻般的细节——“神经科”、“心理系”、“哲学教授胡伯在一楼上课,要找的女朋友舍特林在他的班上”、“我们提前到了,于是来到二楼”。审判官需要非常清晰的头脑,才能从一个女孩子纠缠一团的生活中,整理出某些头绪。观众也一样。

为了防止她自杀,牢房里派了一位稍年长的女囚犯与她同住。在谈到是否会连累家庭时,姑娘马上显得不安和沮丧。而问及未婚夫的情况时,她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他“长得高大,深色头发,是一个自由的精灵。总是能把我逗乐。爱情,这完全是无条件的爱情,多么美妙。”即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一有可能,她便会将目光投向窗外的蓝天。她的眼睛装满了期盼。

这是一个舒展、饱满的生命,她与周围人们的接触,和他(她)们的关系,这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她在他(她)们之中,被他(她)们所环绕也环绕着他(她)们,接受呵护也付出自己的关爱。对这样一个生命来说,她不知道冷漠是怎么回事,没有体验过这种失败情感。

她差一点就蒙混过关了。但搜藏哥哥的房间暴露了真相。后来在为朋友们开脱、替朋友撇清时,她的又换上另一批真切琐碎的细节,令人感到她的生活世界充实温暖,诗意浓郁,散发着无尽魅力。这个世界既是她自己的,也是数代前人而建造由她所继承的。于其中,那些古老的法则——信任、友爱、忠诚、休戚相关,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研究这个时期人们精神状况的汉娜·阿伦特指出,“孤独”、“原子化的个人”,是造成人们丧失常识及价值判断的根源。在“孤独”中久而久之,人们会变得迟钝麻木,进而不辨善恶,不分是非,什么都无所谓。

根扎在系统当中

为拍摄这部影片,导演和编剧做了很多功课。他们甚至找到了审讯索菲·朔尔的那位审讯官摩尔的儿子,听他介绍自己父亲的性格。摩尔给他家族带来的,肯定不是光荣而是蒙羞。影片中,摩尔提到了这位儿子,正在东部战场上卖命,甚至比索菲·朔尔还要小一岁。无论如何,这位摩尔当年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做下的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不仅永远跟随他,而且跟随自己的世世代代。

影片中的摩尔先生长相普通,身材松弛,略微秃顶,除非偶尔咆哮的时候,其余时刻平平淡淡,就像住在你家对门的邻居,每天夹着一个皮包上班,并不知道他干什么,放在火车站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他。但正是这样的人,也许正在做一些许多年之后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当然,他并非天生的恶魔。在某些时刻,他甚至不加掩饰地表露出对于索菲·朔尔的同情。起先,当找不出索菲·朔尔的任何证据,他大大松了一口气,当说到“你今晚或许就能回乌尔姆”时,甚至朝索菲微笑了一下,索菲也报之以欣喜的微笑。事情败露之后,当索菲问:我们会被怎么样,亲戚是否也会被牵连,摩尔表现得爱莫能助、有气无力。最后当他要签署对于索菲的调查结果为“严重的反党罪行”时,他小心翼翼但是十分清晰地提醒索菲,“是不是你只是相信哥哥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让自己参与其中?”他的意思很明显,是想替索菲脱罪,但被索菲拒绝了:“不,摩尔先生,这不是事实。我并不后悔,会独自承担结果。”

但说到底,这个人偶尔流露的好心,只够管他自己消受一小会。他这个人的重心并不在同情方面,他在这个世界上主要面对的不是索菲这样的人,索菲只是他工作中的插曲和过客,他要面对的,是身处其中的现有秩序、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他被编制进去的系统。

假如这个体制同时也具有同情和人道之心多好。那么,就不会让人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是系统的要求和指令,在它们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和无能为力的,虽然也不甚同意,但是非执行不可,因为最终的结果一定要出现,有上面的人需要看到。而另一方面,是个人残存的一点意识道德感、羞耻心,或者少许称之为良知的东西,它们不是很强烈,但是能够感觉得到,隐隐约约能够听见它们的声音,但是在系统面前,它们最好深藏不露,自觉像个罪犯似的。

一般这两者也许不是那么势不两立。但是的确有这样的历史情境,来自系统和来自人内心的良知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这便是人们需要选择的时刻。最好人们一辈子也不要遇上这样晦涩的时刻,但有时候这样的时刻就摆在人们前面,无可回避,非常残酷也令人非常为难,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和考验。选择良知的人们自然会吃苦头,不会得到任何现实的好处,但是选择系统的人就一定功德圆满吗?他们自身人性的损失呢?他们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长远的灾难性后果呢?

系统是抽象的,冷漠的,于是人也获得和分享了系统这个本性,成为冷漠的和抽象的。

摩尔承认朔尔兄妹“所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索菲反问:“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这是法律”,摩尔答道。他一手拿着法律,一手拿着索菲的小本子,将前者盖在后者上面,做对齐状,然后说:“我作为一名刑警,有义务检查法律的规定与民众的行为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要查出问题在哪里。”

导演和他的工作团队甚至找到了当年刽子手的资料,他的家族从事这个行当已经八代之久。绞死朔尔兄妹,是这个人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他从来不管绞死的是谁。对他来说,被谁雇佣都一样,但是他记得自己一生中将3000人执行了绞刑。他像是完全没有遇到过像朔尔兄妹和他们的伙伴那样的人一样,在死亡面前表现得那样自信从容、富有勇气。

根扎在良知与真相之中

什么能够使得这个无人性的系统,产生一些断裂?在它密不透风的铁桶内部,产生一些缝隙?

良知与真相。

针对摩尔用“法律”作为尺子来衡量人们的说法,索菲反驳道,他手中玩弄的“法律”,“用重刑、监狱和死亡,惩罚自由发表言论的人们”,并没有带来良好的秩序。摩尔背书似地说:“如果不遵守法律,那么又该遵守什么呢?要遵守法律,不管谁颁布的。”

索菲回答:“那就要看您的良心了”。审讯官倒吸了一口凉气,困惑地看着她,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法律可以改变,良心却不会”。索菲清晰地说道:“为了我的良心。”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讨论了。声称自己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和“规定”行事,是大多数参与到纳粹暴行的德国人事后的解释。但是这种法律,却公然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送进集中营的毒气室,这在军事上也不成立。而这样一种野蛮的秩序何以能够运行?靠的是剥夺人们的思想表达自由,任何人不能发出异议,哪怕这违反了人们心中基本的常识,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底线——“勿要杀人”。

比起“勿要杀人”,表达自由当然是第二位的。但是当杀人的秩序建立,能够对这种秩序进行批评,表达自由就成了第一位的,必不可少的,否则这个秩序无法获得纠错能力。

索菲姑娘早些时候也参加过德国少女联盟,天真地认为希特勒会给人们带来面包和幸福。从前线归来的哥哥,带回了300万波兰犹太人被关被杀的真相:“我们的报道从来不会有,所有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犹太人都关在集中营里”。而在故乡乌尔姆,有一位犹太教师,被抓到冲锋队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过并吐上口水,当晚他就消失了,就像在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是上千人一样。索菲母亲的朋友还对她讲过纳粹将残障儿童送上卡车集体屠杀的事情。其他的孩子问,“车子开往什么地方?”护士回答说,“车子开往天堂。”然后余下的孩子们唱着歌也上了汽车。对于摩尔认为“这些人是毫无意义的人生”的说辞,索菲一字一句地说道:“没有人知道,精神病人的灵魂是如何的。没有人知道,那种内在的、精神上的成熟,是可以脱离肉体的。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对于纳粹这样一个高度极权、高度镇压的政权来说,除非有外力的作用,比如战争,否则很难有力量使得它改变,指望它本身自我纠错是不可能的。而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除非有一场“内部革命”,即人们开始听从自己内部的声音,开始寻找自己的良知、道德心,同时克服在那种极端情景下造成的恐惧、虚无和冷漠,自己动手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才是解放的第一步。

哥哥汉斯在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泯灭的良知。”

根扎在利益和欺骗当中

不要以为摩尔这样的人,真的是在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兢兢业业做一枚螺丝钉,如同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在索菲面前,摩尔携带的“系统的面具”不断滑落,露出了他的个人面貌。在他听起来是无懈可击的劝说中,人们明显听得见另一种异样的声音,那就是他这种人自己的个人利益。

摩尔声称自己来自德国西部的普法尔茨省,本来在农村当一名警察,“如果没有(希特勒)发动的这场运动,我还在农村当警察。”阿伦特曾经指出,希特勒的运动门槛不高,一旦它需要忠诚,便需要将一些毫无信念的人们拉进来。他们往往是一些心怀怨恨的人们。

索菲的父亲在地方上担任市长,因为说过希特勒“是上帝对于德国民族的惩罚”而被关押六个月,撤销公职。这本来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因而在摩尔看来,这个家庭和索菲应该感谢希特勒,感谢现有的一切,而不是反对他。

摩尔的怨恨将他的世界变得倾斜,同时又反过来促使他接受一个倾斜的世界。“你享有特权,你和你的亲戚无耻地利用了这个。你在战争期间用我们的钱去上大学……而我只学会了屠杀”。这听上去与任何信念或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了。虽然摩尔从来也不准备作为个人站到系统前面来,但是他克制不住地泄露了他自己的生存,他生活的根基和秘密,他曾经遭受的鄙视,让他学会了鄙视他人。“你们与我们这些你们鄙视的人,一样领粮票,你们无论如何都要过得比我们好。你完全没有必要说这些,可是你还要说。”

从个人过日子安逸舒适的角度来看,索菲的确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索菲的举动、构成索菲的动力和精神世界的那些元素,统统在这个叫做摩尔的人理解范围之外,他从来不曾听说过它们,也没有看到过一个人那样行事和做人:“我不理解,以你的才能,却不去考虑也感觉不到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会冒险有这样的想法?”“你必须适应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所有这些说法,已经抛却了抽象体系及其价值,而是拿“个人”作为钓饵,更像是两个“个人”之间的谈话。至此,不仅索菲与摩尔的语言处于分裂状态,摩尔本身的语言也在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他所说的“法律”,是那个庞大的“无人身的系统”,不允许携带任何个人色彩;但是另一方面,支撑着这部机器的,却是各种各样个人原因、个人动机、个人的利害得失及个人恐惧,是他们这些人在这个系统当中得到的个人好处,没有好处他们是不干的。

问题还在于,所有这些个人因素,都被那个庞大的机器藏在里面,从外面看起来仿佛这里没有个人,是机器本身在运转,谁都得听命于系统的指令,但是实际上,这个系统恰恰是许多人的个人利益堆起来的,是这些人在系统中寻找他们自己的宝藏,他们运用系统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将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利益。

在隐蔽的个人利益的驱使下,摩尔审讯官宁愿选择性失明。他称索菲所说的“不是现实”,那些失踪的犹太人,“是他们自己选择离开的”,这是他从自己的位置希望看到的。他将所有那些不能支持自己行为的信息,自动排除和过滤了。只有这样认为,他才能心安理得。那位在最后的审判中咆哮的法官,哥哥汉斯指出,他从来没有到过前线。言下之意是构成他判断的基础仅仅是后方的宣传,因而是不成立的。

在索菲与摩尔之间,到底是谁在替他们的民族着想,更是一目了然。摩尔从他自己的现状出发,决定赌上一把,他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战争的胜利上面:“如果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你就可以过自由的生活。到时候你怎么说?”

索菲反问道:“你相信战争的胜利?难道我们想成为全世界憎恨并永远排斥的民族吗?”索菲和她的哥哥、他们的同伴以其勇气、洞察力、良心和超乎常规的行为而进入了历史,为后人所传诵;而审讯官摩尔和他的同事,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与英雄们一道进入“历史”,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些审讯官、法官们是否曾经有那么一些时刻,面临着这种选择:如果不得不与审判对象一道进入历史,那么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更加能够接受的方式?尤其是自己的后o we??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