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人：宝岛海月）

2010年1月4日，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为人民服务-焦点访谈》专题中，栏目主持杨宪宏先生采访了现居北京的独立政治评论人士王光泽先生，双方就刘晓波案件展开互动，王光泽对刘晓波案与“零八宪章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分析。

被访者：王光泽（以下简称王）

采访人：杨宪宏（以下简称杨）

杨：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你收听《为人民服务》。

今天的《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中国《和解智库》的成员、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王光泽先生。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北京异议人士、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先生在2009年耶诞节当天，遭到中国司法当局的重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入狱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这个判决引起支持者与国际社会强烈反弹，抨击是一场政治审判。判决书说“刘晓波从2005年开始在《观察》等几个境外网站发表6篇文章，这些文章造谣诽谤指中共独裁，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煽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判决书说刘晓波去年伙同其他人来起草《零八宪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并且在境外网站发布。法院因此认定刘晓波的行为明显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犯罪，因此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美国与欧盟等15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审判当天再次到场要求进入旁听可是都被法院拒绝，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梅儒瑞（Gregory C. May）在法庭外宣读声明谴责中国以言论论罪，迫害和平表达政见的人士，违反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要求中国立即释放刘晓波。美国国务院也抨击这是明显的一场政治审判，刘晓波只是签署宪章要求中国政府开放民主，根本就不能构成罪行。中国审判不同政见人士有失大国风范。另外针对刘晓波被判刑，马英九总统也呼吁对岸对于和平表达意见的人士给予最大的宽容。刘晓波曾经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师，过去20年一直推动中国民主运动，1989年“六四”民运期间是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六四”之后他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关押了两年，出狱以后刘晓波出国，继续从事写作及推动民主运动。1995年再度被囚禁半年，1996年被判刑劳动教养三年。获得释放后刘晓波仍然坚持发表文章批评时政。2008年12月10号《零八宪章》预定发表日前夕，他被警方带走，一直到2009年6月23号才发布正式逮捕令。这已经是刘晓波第4次入狱了。怎么看刘晓波的被判刑以及这个审判的后续影响，今天我们要请王光泽先生就刘晓波案跟大家来作深入讨论。

杨：刘晓波在12月25号早上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这个罪最高会判15年，他被判了11年。这个判决被许多人认为是政治审判，请问王光泽先生，您自己怎么看这个审判？许多刘晓波的亲友认为当局对刘晓波判决过重，让他们非常意外。那么当局的重判目的是什么？您的观察又如何？

王：首先来讲，中国大陆存在法律上的矛盾，现行《刑法》当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宪法》所规定中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是相抵触的，也就是说不应该存在这样一个《刑法》条款，《刑法》当中这个条款是违宪的。即便是按照现行《刑法》条款，对刘晓波判决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刘晓波涉及起草《零八宪章》，只是公民有关政治上的一个建议，也不构成煽动颠覆，煽动颠覆的前提是什么呢？颠覆是指暴力手段，用非《宪法》所用规定的方式，用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这些方式之外的恐怖主义的方式来改变国家政权，才可能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杨：是）无论从违宪的条款还是从刑法的条款，对刘晓波审判都是非常不公正的。

杨：那重判刘晓波有哪些意义呢，您怎样看？

王：刘晓波先生还有以《零八宪章》为主体的知识界群体，他们代表着中国最温和的一支政治力量。我觉得重判刘晓波中共已经触及了政治异见人士的底线。持不同政见者自中共执政以来自古有之，但是以《零八宪章》群体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最温和的政治异见人士，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判决伤害了太多的人。

杨：因为我看判决书里头，由于刘晓波指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把自己写进宪法里面，把他判决了不就证明刘晓波是对的吗？这是独裁者才会做的事情。

王：对。如果中共认为刘晓波先生所写的文章以及《零八宪章》有什么不妥的话，中国大陆有那么多平面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可以刊载出来，两方可以讨论嘛。这样大家如果觉得他的政治见解有很多问题的话，大可以批评，这个没有关系。（杨：是。）这个才是一种公民社会的正常人文理性，大家可以不赞同刘晓波的观点，但他有讲出来的权利。正是用各种不同思想经常进行激荡，你才可以不断发现新的真理。中共执政许多年，是非常典型的“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说的比谁都好听，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都是糟糕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就是由于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导致错误不能及时得到纠正，决策不能得到科学执行。比如说1959年到1961年期间，全中国饿死了三、四千万人口。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权灾难，从共产主义理想来看，毛泽东有很好的“心肠”，他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希望社会达到“各取所需”的美好状态，他说想让老百姓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是你想要什么没有什么。毛泽东时代的特征就是“许你一个天堂，还你一个地狱”。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就是毛泽东时代大搞“一言堂”，而且是他一个人的“一言堂”，是一个人的天下，毛家天下。（杨：当皇帝。）所以说我认为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广开言路，广纳善言，社会要有非常充分的言论自由的平台。

杨：王光泽先生，我请问你，我们从判决书中索引的句子来说，判决书说从2005年开始，刘晓波在《观察》等几个境外网站发表6篇文章，他特指6篇文章。法院说这些文章中刘晓波指称“中共是独裁，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然后说煽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再有一段他引述说，“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又要在“民主宪政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些都被法院特别指明，就是这些，法院要判你（刘晓波）11年。王光泽先生请教你，这几点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吗？

王：我觉得，刘晓波先生在这里他提到的这些都是政治上的见解，这种政治上的见解没有任何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成分。所以说他只是在建议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比如说胡锦涛先生提出的“和谐社会”，他也是想通过“和谐社会”的建立来取代过去的政治斗争，就是“不折腾”。一个社会的“不折腾”导致一个政权的“不折腾”，他也有这样的用意，胡锦涛先生也是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那刘晓波何错之有呢。我觉得中共当局对刘晓波的重判恰恰体现了“折腾”，把公民正常的政治表达的权利拦腰砍断，这种情况就回复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满清的中国，因言治罪。明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中国人为了民主自由和民族的独立而奋斗了一百年，但我们现在我们仍然停留在因言治罪这样一个环境里，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我觉得是一个民族非常难堪的事情。

杨：在台湾是这样解读，中共拿这个判刑就是他怕这些事情。中共是独裁政权，怕人家说是独裁政权，做贼的怕人家说他是贼，他明明是贼，但你说他是贼，他生气了。台湾是这样看。所以刘晓波的针贬一针见血，（中共）就翻脸了。所以甚至说他一党垄断执政特权，不可以，要取消他的特权，不可以。说民主宪政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零八宪章》把它提出来，您的见解如何，把它付诸行动，提出“中华联邦共和国”，怎么去理解？

王：中国实行联邦制，很多人的确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应该理性地考虑到现在的现实，这个现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上的现实，国际上这种联邦制国家很多，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第二个现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在台湾，以及港澳，实际上我觉得目前的这种现状已经类似于联邦。（杨：有联邦之实）刘晓波先生大胆提出这样一个设想，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更宏大的设想，他希望用联邦的框架或者邦联的框架能够把台湾问题很好地解决，这个也不违背当前的宪法原则。甚至也不违背邓小平以来反复申明一以贯之的台湾政策。（杨：所以他的想法里也有处理西藏和新疆这些地方动荡的问题。）无论是“江八点”还是“胡六条”，都提出来只要坚持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这样的话在只要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联邦和邦联是不是都在我们的选项范围内呢？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讨论范围内呢？那为什么刘晓波先生提出来就成了分裂国家的言论呢？我觉得刘晓波先生提出来的这样非常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一种见解，当作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我觉得会极大伤害台湾2300万人民的感情，这让台湾人民看不到将来统一的前景在哪里，怎么来统一？对不对？

杨：是。对于台湾的见解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不过我很同意你的观点。不过刘晓波的《零八宪章》，特别提出中华邦联这个事情，他们还用这一条定罪去判他，刚好戳穿了胡锦涛、温家宝的谎言，他们对台湾其实也是说假话。这一点台湾当然非常认识，他们的任何谈话在台湾看起来我们都会充满怀疑，都必须经过检验，不过每一次检验很遗憾，都证明台湾人民是对的。原来的怀疑都成真，从来中共果然是用谎言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其实在台湾这个已经不是秘密了，在台湾也是一个成型的见解，不是只有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见解也是如此。这次刘晓波案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可以说前所未见。不只是刘晓波被羁押期间，欧美国家和人权组织多次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尊重人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而且在开庭审判和宣布判决当天，好几个国家的驻北京外交官都亲自到法院外边要求旁听，都被拒绝了。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梅儒瑞（Gregory C. May）被拒绝后在法庭外宣读声明，谴责中国言论论罪，迫害和平表达政见人士，违反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而且还说要求中国立即释放刘晓波。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国际行动？这种国际行动这到种程度相对过去也比较不常见。

王：杨你有没有注意到不久前陈云林先生访问台湾，在台中市落地后发表与市民的见面感言，他表示充分尊重台湾人民，（杨：他知道我们不欢迎他）他会了解不同的民意，他也会触及到不同的意见，通过陈先生的表述，我觉得他的态度是非常理性、非常好的，中国大陆其他官员包括最高层，也应该尊重各种不同的民意嘛。我觉得尊重不同的民意，保障言论自由，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基本的人权常识，我觉得这是普世性的，是超越国界的，梅儒瑞先生在法庭外发表的见解，宣读的声明，不涉及到对中国大陆的内政干涉，这是对普世价值的诠释。就国际交往来看，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意味着全球要遵循共同的价值观，中国现在实际上在因应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已经放弃了绝对主权。比如说很多刑事犯罪有普遍的国际管辖权，比如贩毒罪、海盗罪、劫机罪，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拘捕，这说明司法主权不是绝对的。当司法主权和国际人权领域冲突的时候，我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有这个权利进行干预。

杨：是。刘晓波先生被判刑，一般都认为是当局要喝阻《零八宪章》继续传播，那么王光泽先生您觉得呢？这次判决前后一万多人联署，表示更多人正在关心零八宪章，这个宪政运动会嘎然而止吗？大家就会“寒蝉效应”，不再讲了呢？还是说没有什么实质影响？

王：我觉得《零八宪章》的政治理念，实际上就是大陆越来越多的人民的一种政治信仰，这个政治信仰要求的是什么呢？要求的就就是言论自由，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得到保障。这种政治信仰，你要打击会伤害大多数人，而且一打击往往会使得问题更加突出，会使得国际和国内社会双重反弹。就象当年（1999年）打压法轮功一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法轮功在全球普及了，中共对《零八宪章》的打击也会是这种效果。信仰上的东西你越逼迫得厉害，它成长得越快，它爆发力越强。这个从1977年捷克的七七宪章来看，捷克《七七宪章》从发出到捷克发生政治变革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到变革前的签署人也不过一千多人。而中国大陆从发布零八宪章不足一年时间联署人就超过一万人，而且全是实名签署。所以我觉得中共这种打压，重判刘晓波，我觉得大家不会淡忘，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好奇心，更大的热忱，不仅会形成巨大共识，而且正在形成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

杨：照台湾人的说法，说起来是一种冷笑话，黑色幽默，没有中共重判刘晓波这件事情，可能大多数人还不晓得什么叫《零八宪章》，现在一重判后大家争先恐后地去阅读，到底是怎么回事，反而扩大了（《零八宪章》）影响。因为过去国民党在台湾也独裁过，那时言论入罪很厉害，在“戒严”时代，还用“戒严”为理由抓人，一家人抓光光。这种作为后，大家去问到底为什么去抓他？所以我们去看地下刊物，列为禁书的，大家赶快拿来看，一看说得对，说得好，国民党抓人没道理。累积到今天国民党还背着一个原罪，老是跟台湾人民唱反调。国民党的执政，常常是被怀疑的。到今天为止这个罪名没有洗涮掉，马英九要处理很多事情，一天到晚要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个原罪。国民党以前干过这个事情，又是白色恐怖，又是什么“美丽岛”事件，什么军警特一把抓，人被送进监狱里，中间又发生过“二二八”事件，实际又杀了人，这就变成有一个历史罪责要负。现在我们看到刘晓波被抓，当然看到他被抓我们很愤怒，他被抓是不是完全没有贡献呢？我想刘晓波先生精算过，你抓我我不怕，抓我后《零八宪章》的内容及精神，更会被广泛传播，台湾的政治人物最近都在赶着看《零八宪章》到底写了什么，里头谈中华联邦等等，大家都印了来看，因为在台湾网络上很容易找到《零八宪章》，大家看了后觉得没有什么啊，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啊，就是很正常的普世价值，就是全世界都接受的价值，只不过在这里讲讲常识，为什么讲讲常识就不行呢？就变成如此严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呢？我想刘晓波案件还会有一些转折，我们会陆续关注。

王：我希望二审中共能够改变这个错误判决，了解真实的民情民意，如果枉顾民情民意，一意孤行的话，我们真是看不到共产党顺利地象国民党那样转变成一个现代政党的希望，看不到中国渐进民主化的未来。

杨：谢谢王光泽先生，谢谢大家收听。

王：不客气。

杨：再见。

关于“公民素质与社会民主”的问题在中国已经争论很久了，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属于中国的特有问题。人类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中，似乎都出现过专制者与民主推动者就公民素质问题的争论，或者更准确地说都出现过专制者借公民素质问题以阻止实行民主的说辞。

耐人寻味的是，在二战之后，一些国家被一分为二，如德国分成了东德与西德，韩国分成了北韩与南韩，中国分成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作为分隔之前的同宗同族同文化的民族，在分隔后分别建制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而号称领先人类历史的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其统治集团却无不祭起了“国民素质低而不适宜推行民主”的幌子。这种幌子事实招摇着一个荒谬的悖论：一则是号称建设着领先于时代、处于历史前沿的社会高级形态——社会主义，一则又以国民素质低而声称不能实行人类先进文明的民主。如果说国民素质低不能实行民主，那么素质低就能搞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肯定是社会主义统治集团非常不好回答的问题。

其实人类近半个多世纪来的经验已经证明，同时分化的同宗同族同文化的民族，因为推行民主与实行专制的制度不同，而在几十年后出现了巨大差距，且不是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的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而是被称为落后腐朽的资本主义远远超越了社会主义。可见同样素质的民族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在短短几十年会出现发展的巨大差别，结果是那些同样的一个民族分隔后，推行民主的远远超越了不民主的。由此可见民族素质说是个伪命题。

对于这个“民族素质与民主”的伪命题，历史的实践经验不仅早将其击打粉碎，学界理论也早将它驳斥得体无完肤。尽管如此，一些极权国家的统治集团仍然顽固坚持这种说教，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极权社会中常常还有许多人因为信息的封锁与长期浸淫的欺瞒，而居然相信这种陈词滥调。

对于稍有历史常识与稍能思考的人都不难发现，素质说是一种民族自贱的说教，是严重的有辱民族尊严，有损国格人格的论调，因而对于任何稍有民族自信意识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此我不想就公民素质与实行民主的问题再作什么学理上的陈述，而是就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谈点感受。

民主当然有着很丰富的内涵，但选举无容置疑是民主中的内核，而任何抽离选举的民主肯定是伪民主。选举其实根源于人对好坏事物的本能判断，事实上只要是正常人就应该具有这种基本的判断能力，也就是说只要是正常人就天然具有选举的能力。同样可以说任何正常人在一生中应该都经历过这样那样的选举。就我所亲历的选举来说，我最不能忘怀的有几个片段。

一、分田到户

1980年秋天，记忆中大概是中国农历的十月，有一天晚上，我所在的生产队召开大会，所有能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的人（即15周岁以上的人）都被要求出席该会。会上队干部宣布了要分田到户的决定，并且说这是公社（当时的乡叫公社）要求必须执行的。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有着深刻记忆的村民，在听到此消息后保持了长久的沉默，最后还是在队干部要求逐一表态下，村民才在陈述对大集体生产的留念下，纷纷表态服从分田到户的决定。也就在当晚村民考虑分田事大，就议定要在原来队干部的基础上增选一个专门负责分田地与分生产队资产的工作组，并且当时就采取提名与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将工作组成员选了出来。平日队中有点文化，办事较公允，较得村民信赖的几个人被选到了工作组中。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会开到了很晚，整个会场充满了肃穆，大家议事时虽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但非常有条理，一件一件事地讨论，然后再一件事一件事地表决通过。一百多人的会场没有吵闹，甚至都没有争执。只是偶尔在某事上出现分歧时，村民互相交换着意见，然后由主持会议者将不同意见记下来再交给村民表决。那些表决通过后的条款被抄到一张大的红纸上，就变成了接下去分田地应该遵守的规则。

随后的几天，队中的田地就由每户出一个劳力组成的丈量队前去统一丈量核算，再一一根据田地的远近、肥瘦、灌溉情况分成了几十份。每户根据人口确定可以得到几份。田地的最后确认方式是通过最原始的抓阄。这样就使得分田地时，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最后会得到哪一份。于是在评议每份田地时，大家都充分考虑到各方因素，搭配上尽量力求均衡。

如此，全队事关每个人生计的土地与财产就在短短半个月分清，期间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纷争。全队选出来的工作组也只是义务地为大家处理了分田地中的一些事，他们没有从中谋到任何额外的好处。我们那个自然村当时有四个队，其他各队情况基本相似，而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我们周边方圆几百里分田情况也基本如我队一样顺当地操作。让我多少年后回头想起这件对农村极其重大的历史性分田改革时，我感触特别深的有几点：其一、那些没有多少文化，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太会写的人，在面临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分田大事时，他们没有各自从自己的要求与愿望出发，来争抢那些曾经的集体财产，而是首先认识到要选出一个大家信赖的工作组，由他们主持分田大事。可见村民有选举代表的意识；其二、村民选举出的工作组成员都是些平日办事公允、有公信力的，那些往日在生产队私心重，不太守规则的人，不会被选入工作组中。可见公民有选举代表的能力；其三、公民对选出的代表所委以的职责也非常明确，那就是执行分田，在分田中对一些争执问题进行调解与裁决，组织召集各种分田的相关活动。可见村民有明确授权代表的意识及其授权的边界意识；其四、村民事实上对事关分田根本性的重大事项仍然保守着参与、监督及最终决定权。如在丈量田地、评议份额、抓阄定夺等等方面，村民最终要表决通过，而不是由分田组说了算。可见村民有监督意识，并且也有监督的技术。

由这些普通村民参与分田的相关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被认为中国文化素质最低的群体，他们有着很成熟有效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以达成他们期待的公平与公正目标的意识与方式。事实证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场普遍分田到户，全国基本都是农民自己妥善处理了，而这种处理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恰恰就是农民的民主意识，是民主使那场声势浩大的农村变革得到稳妥的实现。

二、选班干

如果说上面那场波及全国的农村土地分田到户的改革，还让一些人对民主与素质问题心存疑虑，那么我们任何上过学的人，无不经历过选班干的活动（除了近年来有些地方学校也采取老师委任班长外，应该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中小学仍然还是学生选举班长）。我们应该深刻记忆着我们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学习成长过程中，每学期一次的那种热闹而激动人心的全班选举。

我记忆中从小学开始每个学期开学后全班第一件大事就是选班干。选班干通常在老师的主持下，通过学生自己提名，然后以无记名投票，或者采取举手表决形式，最后以得票（或举手数）多少来就决定谁将成为班干。我印象中从小学到中学，学生选举上都是将班上品学兼优的学生选为班干，而从来没有出现品学兼劣的学生被推举为班干的。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年班上有几个较跳皮捣蛋的学生不愿意让老师与班干来管，于是在选举班干时他们曾跳出来要自己担任班干，并且说自己如何能管理好全班。这个事当时的确让老师也有点为难，担心这些人真担任班干后，是否能管理好同学。而那几个同学当时也还鼓动了一些学生赞同他们。这一度都曾让老师对那学期是否还选举班干产生过犹豫。但最后还是通过学生投票选举来决定。记得选举当天，那几个人还临时发表了演讲，希望大家投他们的票。但由于他们的一贯表现，最后投票时大多数同学还是没有将票投给他们。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这些同学平日的表现让同学们对他们没有信心。

从小学我们六、七岁到中学我们十几岁这个人生成长过程的班干选举中，我发现没有出现过什么选举错失的问题，每一次同学的选举都会自然地将班上那些学习好、品德优，能带领全班团结向上的学生选为班干。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其一、善恶判别是人性中固有的天性。在孩子的成长中对这些美丑、善恶就有着朴实但直接且准确的判断，并且孩子们懂得择善去恶。由此可以说选择能力是人的天赋能力；其二、大多数人是有大局与群体意识的，在事关群体整体与长远利益上，他们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其三、民主选举与人的素质在孩子们的选举中证明，任何人都具有民主选举的能力。

三、律协直选

2008年秋天，北京一批律师根据有关律师协会的章程依法提出了对律协负责人的直选要求。应该说人类至今还没有哪个团体能比律师协会中的会员更掌握法律，更懂得如何运用法律，也就是说这个团体的素质应该是人类中最高的一部分。如果说民主选举与公民素质那么紧密相连，那么在这个群体中采取民主选举肯定是最合适的，也是最不会出现问题的。而相反如果这个群体都不能实行民主选举，即这个群体的素质都不足以承担民主选举的话，那人类就没有什么团体可以信任民主选举了。

然而这样一个高素质的团体中的成员，依法提出对本协会负责人通过直选产生，居然最后不被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允许。不仅如此，一批热衷推动直选的律师还被吊销了执业资格。这就出现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一方面当局一再强调民主选举与国民素质相关，因为中国国民素质低，所以民主要缓行；另一方面作为国民素质中最高的团体——律师协会，律师依法要求直选时，却也被阻止，并且遭到吊销执照的报复。

由律协直选的夭折，我们可以看到国民素质与民主选举的荒谬与欺诈，它直接揭开了以国民素质低来拒斥推行民主选举的专制实质。

中国今日国民素质是否适合民主选举，从我切身的见证可以得知：中国国民完全能够信任选举！而以国民素质而拒斥民主选举，这不仅是剥夺公民的选举权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污辱国民人格与国格的问题。因此力推民主选举，是力证中华民族不低于世界其他文明民族，是捍卫中华民族尊严，是最大的爱国！

陈寅恪先生有言：“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那么，当人们公认某个字最能概括这个“社会”时，又能从这一字之微测量人们对社会的“认识程度”。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2009年的中国与世界”的“汉语盘点2009”年度字词网络征集活动中，“被”字高票当选为年度国内字，表明广大网民对过去一年的真切感受与认知。

其实，中国百姓千百年来大都是“被”代表，“皇上”俨然“黎民百姓”的代表。直到近代，现代新学自域外输入，少数启蒙先驱人物才认识到百姓是“被”代表。维新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论说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体制以后，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权日尊，而个人无权，举国无权，结果是国威日损。而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在其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更明确就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新见解，君、臣都是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则是店铺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的真正主人其实是人民。因此，人民不能“被”代表。谭嗣同也写道：“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赋税都是取之于民，作为“为办民事之资”，“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统治者不能代表民，而且是民的公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观点更加明确系统。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由于“人民”也经常被“国家”代表，所以当国家违背人民意愿时，人民亦有权要求国家必须按人民的利益行事。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使个人的个性、创造力充分发展，“充其本然之能”，各人“谋充各得其所”的手段。鲁迅曾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吃人”的历史或过于偏激，如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人民“被”的历史，反对者可能少得多。

但是，无论是维新时的梁启超、谭嗣同还是五四时的陈独秀、鲁迅等，只是少数“精英”，接受他们观点的“民众”其实微乎其微，真正的社会反响并不强烈，广大民众并未认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是“被”代表。因此，陈、鲁等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这次广大网民将“被”字选为“年度字”意义殊深。人们从“被就业”、“被幸福”、“被加薪”甚至“被自杀”中感知、认识到了自己“被××”。只有觉醒到人民和政府间的“契约”关系，才会有“被”的感觉，标志着社会的觉醒。正如举办者的评点所说，“被”字当选“表达了公众对于公民权责名实相符的吁求”。100多年来少数启蒙者的观念，终于开始成为社会共识。认识到“被”，就是“不被”的开始。

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即中国私人订户最多的报纸，新华社的《参考消息》隔几天就会有整版广告刊出，向国人介绍天价礼品。这些天价礼品从四万元一支的镶钻钢笔到二百万元的金钻手錶，再到八千万元一只的工艺瓷瓶，不一而足。八千万元一只的瓷瓶被命名为“国瓷七五○一”，原因是这种生产工艺是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份为毛泽东使用瓷器而专门研发的。

如果一个贪官拥有一只八千万的国瓷大瓶，那么他不仅可以将贪贿所得转变成顶尖级珍宝，而且还能满足对毛的模仿欲.这样的一举两得也大大地缓释了贪官们的罪恶感，也使他们的贪贿有了更加透明的标价.

买宝人的公关活动

在国家炫富意识下催生的顶尖级奢侈品，究竟归哪些人拥有？就目前的情况看，一般是由巨富商人购买，而后用於公关活动送给与他们商业活动有关的权力人士。如浙江的一家丝绸印染厂所购买的四支三点九九万元的镶钻金笔“是送给环保局负责项目环保指标鉴定人的”，他们用这样昂贵的专用笔在文件上签完字后，钢笔就归他们“留做纪念”了。

一款价值二百万的黄金机芯、镶钻錶盘手錶的购买人，则是为承揽一项国家重点项目的辅助工程而做此开销.他要将此錶送给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以便使自己的申请得初步的考察。精明的商人说：“我并不是全靠他一个人，而且后面的论证过程还很複杂.就算他不点名考察我的公司，我也买个报到资格，来日方长嘛！他退下来后，或许能帮我更大的忙。”

涉及到八千万元一只的国瓷大瓶，受访者拒绝透露其公关用途，而公司的高级事务主管则猜测说：“应当是送给九常委中的某个人，但要经过中间人送去。”这种说法或许是出於炫耀，但在另一方面则说明权力场运作代价之高昂。据知情人透露：该民企决意进入替代能源行业与国企一较高低，项目得到西部一位副省长的支持。该副省长不是省委常委，在副省长排名里也比较靠后，他希望凭年龄与政绩两项指标当上正省长.但是，政治局常委里没人出面说话，难以完成这个升迁.於是，民企老总决定拿八千万元一只国瓷大瓶去替他问路。

炫富行为的政治密码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财富体积不断膨胀，钜额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日甚一日，因此富裕阶层的炫富意识成了一种难以控制的表现欲.二○○九年最有轰动性的事件是：一位超级富豪的女儿组织了三十辆奔驰名车去机场接她价值四百万元人民币的藏獒爱犬，她的爱犬日均消费一百元，是中等城市普通清洁工人日均收入的三倍。

中国近邻新加坡曾有舆论提醒中共当局：“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不安定。穷人们会认为富人们不仅有钱，而且法律也会偏向他们。”事实上，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就是制造两极分化的体制──要么是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如毛时代大量的政治贱民的屈辱生活；要么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如江时代开始的权贵私有化造就了大量的经济贱民，今天中国五十岁以上年龄的人当中约百分之七十、数量高达两亿六千万处於“一旦得了重病只有等死”的状态.

以一九九七年出现个人财富超过十亿美元的现象为标志，十多年来，这些人的构成大体如下：（一）他们约有一百四十人，其中五十人是中共党员；（二）他们当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与中共政治局委员及以上的高级官员，有私人交情乃至於亲戚关系；（三）这些人经常通过数额不大的捐助为非法所得涂上道德色彩，而借助慈善行为逃税、洗钱已经成了他们的“小圈子规则”。

个人财富在十亿人民币以上，又比上述顶尖级富人财富少的亚富群体，是中国奢侈品市场的支撑群体.由於这些人强劲的消费能力与盲目的购买行为，使得二○○九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全球一枝独秀，销售额比上一年上涨百分之三十。美国该方面的年度市场消费则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两相比较，奢侈品消费的状况正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一个写照。不过，这样的写照几乎完全不具备道德意义！

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腐

同一社会的所有成员原则上都有与他人竞争经济收入的资格，同时也要遵守社会整体认定的道德规则.但是，由於公权力一向缺乏监督，它所衍生的经济利益为少数人佔有，社会就会出现道德失范惯性。比如说，全国几乎年年“扫黄打非”，但是色情行业是愈挫愈勇。许多从业者认为：贪官们靠权力换取经济收入，远没有她们靠身体换取经济收入更具道德性。真实的社会心态则是：同情色情从业者，因为她们尚能维持公平交易的原则；痛恨卖权从业者，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把公平交易原则放在眼里.於是，“笑贫不笑娼”便自然而然地为社会意识所接受。

“笑贫不笑娼”衍生出了“笑廉不笑腐”的官场生态.官员们利用权力捞钱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极少数自认清廉的官员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无能之辈。逢年过节，许多无权的基层小吏自己掏钱买些上档次的礼品炫耀性地带回家，向邻居们暗示“有人给我送礼”。这种表面可悲又可笑的行径实际上是一种广告行为，即为将来收受礼品打基础.

利用人情加权力博取额外经济收入已经是官场上一个无可更易的事实，媒体屡有权力官员借喜庆宴会收礼的“负面新闻”即是明证.如深圳市公安局的一位分局副局长为女儿结婚摆宴席一百一十桌，消费高达六十万元，收受的礼金则超过了一百万元。

喜庆赚钱容易，丧事也是一项重大经济活动，而且支出成本偏小，纯收入偏高。根据全国中等发达地区的情况看，一位厅级干部的父（或母）丧事纯收入可达一百二十万元，依此类推：县处级的收入约为九十万元，科局级的亦可达到六十万元。当然，这三个级别的官员一般是地方一把手（如县委书记或县长），或是重要部门的一把手（如财政局局长或税务局局长）。

中产阶层过着体面的奴隶生活

一般情况下，研究者们确定的低收入阶层主要指农民和就业无保障的城市工人。其实，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基数正在急剧缩小，主要标志是他们的资产不仅因危机而缩水，而且生活成本因通胀而增高。公司白领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但是自去年以来，这个阶层中的大多数就处於坐公交、吃盒饭、挤房贷的“现在进行时”当中。

休闲程度的大幅下降也是重要标志，一位公司白领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与《实话实说》专题节目关闭为借喻，描述自己的生活为：没有时间看书，也没有实话可说.一些中产人士更是坦言他们“过着体面的奴隶生活”，不满情绪难以平抑。

保安剪丝带，公安越境抓人

○九年酷寒的圣诞节，北京重判刘晓波十一年徒刑。我含泪到中联办抗议，中共保安剪去铁闸黄丝带时伤了人，又粗言恐吓闸外群众，并恶意推撞拉扯进入闸内的示威人士。我遇袭被推跌倒，心颤人抖，肉体疼痛加上心灵受创，一时悲愤难平。

十二月二十七日，毅然加入网络号召的“释放刘晓波”闯关投案行动。十八岁的余一心领队，协助扣上黑色胶索手镣，双手铐锁串连接成一行人炼，背后插着问罪斩牌，合演一幕香港公民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的“行为艺术”。没想到对面一众便衣粗汉越境冲前，在罗湖桥强行拉走两名记者和多名旁观途人，拆散“自首囚犯”队伍并抢走前排四人。“闯关投案”变成“掳走人质”，大夥本能后退，惊恐莫名，呼喊着要先寻回失踪者，却不见身边警方伸出援手。由於担心中港两地合作，私刑执法逼供施暴，网友不敢冲关冒险被神秘消音，集体决定息事宁人撤回香港，数小时后“人质”相继获释。事后，被掳走的曾浚瑛讲述经过，表示四人没有受伤，只是被搜身抄查身份证、充公书籍和删去在禁区边境拍摄到的影片。

翌日，香港警方否认深圳公安越境执法，更表示会考虑检控闯关者和记者违反公安条例在禁区停留示威和採访.显然两地边防互相包庇掩护，容许内地公安掳走闯关者、推撞抢夺插在背后的示威牌。我们深感“一国两制”精神已荡然无存。

“八十后”开放成熟

二○一○年元旦游行，再与这群“八十后”年青人街头相遇。他们压阵龙尾突然冲前想拉开铁马路障，要求走近中联办绑上黄丝带。这些行为被视为“激进”。其实现场千多名警察包围中联办，陈巧文、周诺恆遇袭在人群推撞时不适差点晕倒，群众手拉手尽力避免出现混乱，没有发生踩压或流血冲突。肢体角力的起因是警察过份恃强，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郑耀棠小事化大，以北京“震惊”论恐吓市民，警告香港人不要造反。可怜娇小的陈巧文，被重案组以涉嫌袭警罪逮捕，引发千千万万个陈巧文站出来，不值警方所为。

我近距离接触“八十后”，只见他们面容清秀可爱，思想自由开放，懂得尊重他人，表现成熟理智。他们都是自发公民，没有领袖，也不盲从权威；没有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没有镁光灯下抢镜头，自我吹捧。“八十后”纯真善良，行动富创意，而且敢作敢为，反抗谎言暴力，拒绝荒谬虚饰。早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他们便开始日以继夜围绕立法会苦行，以唤醒社会关注政府拨款六百六十九亿兴建高铁的不公不义，声援沿线受收地工程影响的菜园村及大角嘴居民，提出“反高铁，停拨款，不迁不拆，撤回方案”的口号，认真严谨地研究政府文件，提出问题质疑造价昂贵，反对强行通过拨款，争取议会程序正义.

网民不满政府恃强凌弱，纷纷群组集结起来，“八十后”从勇敢闯关投案到倡导步步苦行转念，不畏强权专制阻吓，择善固执。他们的行为信念，助我克服恐惧，给我思想启蒙，放下包袱，快乐抗争，不为一己私利，顾念众生福祉。

一月五日，展开五区苦行，“转念始於足下寸土，灌溉一滴不漏的未来……我们专注、默想、耐久，我们俯伏跪行，以缓慢的节奏、沉稳的步伐、静谧的身体，走出我们心目中理想的路。”

立法会外万人烛光集会

一月八日，万人包围立法会，我走进苦行队伍中，二十六步接着一个俯身下跪，追随孩子们缓慢节奏的鼓声，轻轻亲触霓虹中环冷照下的石屎土地。

一月十二日夜晚，立法会外举行“释放刘晓波”烛光集会，六名苦行者发起一百二十小时“断食明志，呼唤良知”的行动：“当权不仁、政府不义、议会不礼……”。断食明志比绝食自残正面，有清理身体毒素和疗癒心灵的净化作用。

一月十五日，市民再包围立法会，我整日捧着纸皮箱到处筹款呼籲市民支持。愈来愈多学生加入了苦行队伍，舞台屏幕和四周喇叭现场直播立法会内“拉布”辩论。晚上十时休会，人群意犹未尽，三千多市民即兴游行上礼宾府要求与特首曾荫权对话。途中遇断食已三天的梁颖礼，我上前扶他，嘘寒问暖，并肩冲破警方铁马防线，直达特首府第大闸前面，守候马路静坐集会两小时，人潮安份守纪自行和平散去，剩下年青夥子继续唱歌跳舞，尽兴后陆续步回立法会露天？营不夜天。

断食明志，苦行抗高铁

一月十六日，建制派继续上演荒谬绝伦的议会闹剧。市民明知高铁拨款事在必行，奇蹟不会发生在不仁不义的地方。断食明志者领着一群前来声援的老人孩子，踏着苦行的每一步每一跪，合力创造香港传奇。走到下午，声援者愈来愈多，有更多群众参加苦行，以四人一排组成近百列的长龙方阵，缓缓地由广场出发，高举大旗，敲锣打鼓，步进闹市马路庄严行进，屈膝下跪贴近冰冷髒臭的土地，绕行斜路到达重门深锁的政府总部铁闸外，休息片刻之后，离开政府山后再回到遮打花园继续围绕立法会。苦行者沉稳坚定没有散去，一次一次下跪后顽强站起，迎向虚空无望地叩问苍茫大地。傍晚时份，立法会通过高铁拨款，反高铁大联盟呼籲市民加入苦行队伍，包围立法会，要求郑汝桦出来直接对话，回应人民呼声。

警方筑起铁马路障，阻截苦行者集结和前进，几个路口的人龙被冲散分隔，少数热血青年开始推拉铁马嚷着开路，人行路不让进入只好绕行走出马路，警察拉开铁马堵截人流阻塞交通。手持盾牌装备齐全的防暴警察用胡椒喷雾直射没有罩护的孩子眼脸，这不是我们想看见的暴力。究其原因是政府堵塞民意，特首不肯与市民平等对话。所谓群情汹涌，只不过是手无寸铁的和平苦行者，没有恶意骂战，不作人身攻击。是谁怕谁，逃避躲闪，不敢面对呢？为官的不可肆意剥夺公众仅余的寸土空间；保皇的不应胡乱挥霍市民纳税积累的血汗公帑。

横眉对威权，持续公民抗命

数千群众等不到郑汝桦出来，却遇到暴力，唯有实地演习如何面对警察清场，要留一瓶清水沖洗胡椒喷雾，手挽手安静地坐卧马路上，放软身体任由警方抬走。六个多小时街头守夜，我瑟缩电车轨上的帐篷内，此时此刻，泪眼迷濛，看见中环围城，香港人万众一心所映现的光辉与美丽。“八十后”一个多月来的日夜苦战，怎可扭曲定格在几分钟的胡椒喷雾拉抢铁马的冲突场面，怎可无耻地营造警察护送高官议员逃离时的掷空樽镜头.

当权者对苦行者呼唤良知不闻不问，对荒谬社会深层矛盾依附权势视而不见。香港人经此二十天，见证到光明与黑暗，美丽与丑陋，神圣与罪恶，祥和与恐怖。哪怕污衊诋譭，特首变脸欺凌，中央颠倒是非，亲历者无愧无悔，抚心立誓作证，持续公民抗命，彰显人民力量。

欧巴马对华绥靖政策失效

从二○○九年年末到二○一○年年初这两个月之间，中美关系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悄悄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无疾而终，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领袖刘晓波被判处重刑，谷歌考虑退出中国，这三件大事可谓一环扣一环，显示出中共独裁政治的变本加厉。中共以“中国模式”之威风，不仅继续奴役本国的十三亿民众，而且还挺身挑战普世价值，试图祸害全球民主化进程。美国欧巴马政府一年多以来的对华绥靖政策，终於宣告失效，在下一阶段将不得不改旗易帜。

气候峰会暴露中共本性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峰会上，温家宝不再假扮出“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气质，也不再吟诵诗句，而是暴露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本性。欧巴马坚持说，如果中国想要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环保方面的资金援助，中国所承诺的碳减排就必须接受国际监督。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欧巴马的这一要求是天经地义的。温家宝却坚决拒绝，既要伸手拿钱，又不接受国际监督，以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和腐败程度，再多的国际援助也会被特权阶层贪污，温家宝难道不清楚自己的政府早已声名狼藉、失去了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对此，欧巴马忍无可忍，公开宣称，如无国际监督，“任何协议将只是纸上空谈”。温家宝“愤而”离开会议中心，返回其下榻的旅馆，并对美国还以颜色，派遣低级代表取代他出席会谈。当欧巴马发现谈判对手是谁时，几乎难以相信，认为温家宝的故意缺席是很大的外交侮辱，并当场发火说：“我只跟能够作出政治决定的人谈话。”欧巴马终於认识到，他不是在与一群文明人打交道。

“我是流氓我怕谁”

中共精心选择圣诞节这天将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领袖刘晓波重判十一年。此前，希拉莉和欧巴马访华的时候，先后向胡锦涛转交了希望获得释放的政治犯的名单，刘晓波在这张名单上排在首位。但中共根本不在乎国际压力和国内舆论。中共选择圣诞节对刘晓波判以出人意料的重刑，是故意羞辱圣诞节，以及圣诞节背后蕴含的和平与自由的普世价值。江泽民时代，多多少少还以怀柔政策应对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提前释放了许多着名的政治犯，不管怎样，江泽民还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而胡锦涛掌权之后，则以一种毛泽东式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不惜撕破脸皮，将言论控制和政治迫害一步步地升级。此次中共当局重判刘晓波，不仅是恐吓所有批判中共的独裁政治、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的中国人，也是故意挑衅西方世界──“我是流氓我怕谁”！你们已经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不要再对我们说三道四了！

美国高调回应谷歌事件

然后就是谷歌事件。一月十二日，谷歌高级副总裁和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在谷歌官方博客上发文表示，谷歌集团考虑关闭“谷歌中国”网站以及中国办事处。大卫多姆德在博客中写道，公司网站曾遭遇有针对性的攻击，导致其机密技术被窃，以及有关部门对谷歌搜索结果“审查整顿”的做法让其无法接受。中国政府的网络政策违背了谷歌“不作恶”的核心价值。许多中国网民去北京、上海、广州的谷歌大楼前献花，保安却认为这是“非法献花”。连献花都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可见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扭曲的、让人窒息的社会。一年以来一直对中国隐忍的欧巴马政府，终於高调回应此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支持谷歌的决定；以议长佩洛希为代表的一些国会议员，对谷歌考虑终止在中国的营运表示支持。此前将工作重心放在经贸方面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也对媒体表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那就是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美国国务院罕见地就一个公司的事务向中国发出外交照会，并发佈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关於支持二十一世纪全球网络自由的国家政策。

应及早放弃对华绥靖的幻想

吃一堑，长一智，欧巴马连吃了中共三堑，是否就能长三智呢？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一月十二号发表了最新年度世界自由度调查结果，在有关亚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结论中，中国和北韩、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阿富汗一道被列入不自由国家行列。该调查报告显示，二○○九年中国的自由程度大幅倒退。对於此种真相，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们难道可以熟视无睹吗？缺乏与独裁政权打交道的欧巴马，应当及早放弃对华绥靖的幻想，联合民主世界的各国，对中国採取统一的、强硬的政策，支持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帮助中国民众实现言论自由与获得信仰的自由。这样做，既有利於美国，也有利於中国，因为一个民主的中国必然是美国在全球最重要的盟友，一个民主的中国也将带动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

二○一○年一月十七日

四川成都

六六年十二月一日，一大早我们离开接待站上路。出发前，还整队在毛旧居陈列馆内毛的巨幅照片前宣了誓，然后就离开韶山冲。走出很远了，我回头向晨曦中的韶峰投去最后的一瞥。我知道，此生再也不会有机会重游韶山了。

——我当然不会料想到二三十年、乃至四十年后，韶山成了国内外有名的红色旅游热点。就我而言，重游韶山也并非特别困难；但是，如今我对韶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从电视上看到那些在韶山的热情高涨的旅游者，我情不自禁地微微冷笑。

我们到韶山时，还算不上朝圣的最高潮。听说在我们离开韶山不久，韶山简直是人口爆炸，以至于不得不在通往韶山的各个路口设防，劝阻红卫兵不去那里。同时命令在韶山的红卫兵只准过一夜。大串联已经使韶山人对红卫兵由好奇和翘首期盼变为不胜其烦。我们真是庆幸去得及时。

我们长征的下一个目标是井冈山。去那里的人不会很多吧？

队友笔记：“从韶山冲出发，向东南方向沿公路前进三十里，到韶东镇子，向前走经韶山灌溉渡槽走四里，向右拐小路前进，向十五里路的楠竹山前进，中午一点多到江南机器厂文革接待站（即楠竹山）。在江南文革接待站确定路线：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江南机器厂响应领袖号召，支持红卫兵串联，热情接待我们。在他们的参谋下，我们确定了一条线路：韶山——30里——艮田寺——15里——云湖桥——15里——石潭镇——20里——刘家桥——15里——古塘桥——10里——吟江——20里——继树桥——30里——中路铺——15里——三望冲——5里——菜衣塘——15里——朱亭——20里——黄龙桥——35里——双石门——15里——高塘铺——35里——鸦塘铺——20里——攸县——60里——茶陵——30里——面都——45里——宁冈——30里——井冈山。

掰着指头一算，从韶山到井冈山有四百八十华里呢！

然而头一天我们就改变了行军宿营计划。我们没有到达预定的刘家桥，而是宿在唐家湾。原因是那里的贫下中农挽留我们。

据队友当日的记载：“下午五点多我们经云湖桥到联盟大队卫星队歇脚，队里多姓唐。到联盟前，我和鲁打前站，走过社员修渠的工地时，像线拉住了我们的心，我们不想走过去。见劳动场面，有说不出的一种亲切感。我们俩站下来等大队，准备在这里学习劳动宣传。但随即社员收工。我们不到石潭去，却到联盟，背包一放，我们就到场上去。社员收拾稻谷，我们立即动起手来。但话确实少了一些。这个队23户人家，110多口人，贫下中农13户，富农1户，这里的早白菜正在收，晚白菜正在栽。明年二月可以收了。这里的棕树遍地都有，在我们那里，长得很小而且很稀罕的。最粗的有碗口粗。我们歇脚的院里，恰巧有几棵，这种棕树每年割一次棕。”

——几十年过去了，究竟唐家湾（刚改名为卫星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是如何热爱毛主席的，当时虽然难忘，现在却记不起具体的细节了。所能记起的是，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天半，因为唐家湾人要求我们留下来在墙上写语录。我们同意了，我们几个人被安排在一对昨天才结了婚的青年的新房里住宿。主人盛情款待我们，在池塘里逮了活鱼做菜给我们吃。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吃到活鱼的鲜味。这鲜味倒是数十年不忘。使我们难为情的是，老乡盛饭都是小碗，我们吃了三四碗还是意犹未足，就不断地说“再添一点”，大概吃了七八碗，把主人看得目瞪口呆。

据某队友记载：“昨晚卫星生产队贫下中农要求我们留下来写主席语录，我们迫不及待地答应下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天职，没二话，今天一早我们动起手来。手冻得厉害，拿不住笔，但我们一想到我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我是毛主席的一个红小兵，这点冻能挡住我写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么？决不能。毛泽东思想的烈火热灼了我的心，心热了，手也不冷了。（忘记冷了）我口里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同学们一起干起来了。就这样干了一天，村里村外是红色的语录闪闪发光，让贫下中农随时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话吧！晚上和社员座谈，一个姓唐的女社员（贫农的女儿）说“我们舍不得你们走”，而我们哪里舍得离开这里的贫下中农呢？有人说南方人好客，我说南方的贫下中农最爱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

然而我们写毛语录却写砸了。我们用一天功夫在生产队的文化室、仓库、社员住房的墙上写毛语录，由于红油漆调得太稀了，当第二天清早我们出发时，看见所写的语录，油漆多半往下流淌，墙壁像是血淋淋的，简直面目全非。大家傻眼了。怎么办？我们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有人一挤眼，众人心领神会，一齐掉头不顾，逃之夭夭。

唐家湾的农民在看到我们写的油漆狼藉的毛语录时，是怎样气得跳脚，破口大骂我们是“骗子红卫兵”，却是我所不知道的了。

但是某队友在他的日记里没有提到此事。而且我记得我们是大清早发现坏事了，乘社员们还没有出家门，溜之大吉。但是队友却白纸黑字写道：“今天上午赶写完了语录，吃完早饭，我们就赶路了。最亲爱的贫下中农社员一直送我们出村，他们还不回去。我们顺石潭河经刘家桥，约20里。未到古塘桥去，而向南拐，径直到吟江去。我们弯了路，走到吟江坝旁，又沿公路而上，未能赶到吟江，而在吟江坝渡槽工程处歇脚。今天连同弯的路，净走五十里。其实向前照直走，只四十多里路。今天许多同学掉队，有的同学脚坏了。”其中出发的时间和我的记忆也完全不同。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有求于第三名队友来印证谁是谁非了。但是四十年后，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别的队友呢？

本来我雄心勃勃地要逐日记下长征的所见所闻。但是决心大，惰性也大。毕竟是凡夫俗子，不是有心人，不是性情中人。每天走路很累，心想明天再写。因此上没有留下多少当时的文字记录。只是十二月四日写下了几句话：“几天的行军很想写点什么，但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不好的习惯，怎么也不愿意提笔，以至许多有意义没记下来。我想，行军遇到的最大感受，便是这里农民的精神面貌实在好得很，他们读毛主席的书，热爱毛主席的动人情景，是西北地区所见不到的。我们二日宿在唐家湾（卫星生产队），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韶山直到吟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真叫人兴奋，只有在今天，我们才有这奇迹。”

我还保留着一篇题为《行军在毛主席故乡》的笔记，记录了几句当时的套话：“韶山，我们向往着韶山，这块革命的圣土，这里升起了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我们的心很早就飞到了这里。

“这里的一山一水，我们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一草一木，在我们的心中是那样的神圣。这里的人民，比我们的亲人还亲。每当我们行军最累最苦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地想起了毛主席，于是脚上就像插上了翅膀。

“一路上，无论男女老少，都向我们要毛主席语录，接到手，就大声读起来，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强烈地感染着我们。”

十二月三日我们离开唐家湾，经石潭，夜宿吟江水槽工程，即韶灌工区，行军四十里路。

吟水是一条小江。唐家湾、王十万都在近旁。彭德怀的故乡石潭也在附近。因为他竟敢恶毒污蔑三面红旗，竟敢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所以我们便昂然而过石潭，以表示对毛的热爱，对毛的敌人的轻蔑。

——只是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慢慢了解了彭德怀事件的真相。这位愿为人民鼓与呼的元帅，含冤而死，令人惨然。并不能不思考许多问题。

——文革中被迫害而死的众多革命元勋，死的最惨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早已被罢黜的元帅彭德怀。他们完全是被虐杀的。这说明要置他们于死地的人对他们怀着极其强烈的深仇大恨和怨毒。然而表面上看，他们却是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整死的。但是如果顺着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背后若隐若现的蛛丝马迹细心发掘，最后的线索显示的真凶，无不一齐指向毛泽东。毛泽东要刘少奇死得很难看，原因不言自明。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失势的元帅也要他死得毫无尊严而且备受折磨，原因恐怕只有一个：毛要彭德怀为毛岸英之死负责，毛在为儿子复仇。特别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把“党天下”变为“毛家天下”，而以皇后代替太子做继承人，对他而言，是如何美中不足、情不得已！

十二月四日，上午由韶灌工区（白沙）出发，经吟江、高桥、中路铺，夜宿立新公社（王十万）。这是一个激动的夜晚。

队友某是打前站的。他是这样记录当天的情形的：

“今早约七时许，从白沙出发，经吟江小学，从小学傍高桥，经楼屋小学，到中路铺。上午行军月35华里。中路铺由于安排脚坏的刘同学，时间太多，因而只步30华里到王十万（立新），时天已大黑，我做路标不顶用，我用麦秆作箭头示路。一直做上来，忽然听见远处有‘下定决心……’的歌声，走近却是一队小朋友列队去迎接后面的红卫兵了。我的麦秆路标失灵，但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只喊：”小朋友好！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小朋友们把我们带到接待站里，立即站好队唱歌进行宣传了。他们唱了一支又一支，最后我们也积极地参加了进去。我们共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感觉到，我们每向前走一步，就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

“从长沙开始，不知经过多少地方了，每当我们行走一步，就有一些小同志围上来要语录。‘红卫兵叔叔，你有毛主席语录么？’又奔到另一个人面前，‘红卫兵叔叔，给我一张毛主席语录。’我从路上要的一些早就送光了。他们不信，抱住我的腿，拉住我的手，‘红卫兵叔叔，你一定有，给我一张，我马上念会。’几次我的热泪滚到腮上。我对主席著作的感情还很不够啊！不但是小同志，一些老公公老婆婆老大娘，见我们除了自动给领路，指路外，还伸出终年劳作的大手，‘红卫兵同志，给我一张毛主席语录。’或者是‘同志，念两段。’我们走过吟江小学门口时，一个老大娘冲出来，在我们的面前喊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祝你们胜利！‘她深深地知道，走在我们这条路上的人，是多么地需要毛主席的话啊！

“每到一个村庄，起码有20、30个孩子扯住衣裤要主席语录，这是南方农村，特别是毛主席的故乡，给我的最深刻的、永远磨灭不了的影响，当我看到小手伸出时，我流出热泪，一个是高兴，一个是惭愧。高兴的是，在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著作方面，我们是有共同点的，产生巨大的共鸣。惭愧的是，我毛著学得很不够，而主席故乡的老人，青年，甚至孩子，都鞭策着我。我们一定要多印些毛主席语录，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行。

“一路走过来，到处是绿葱葱的，比我们北方的夏天还要绿。而这时，我们家乡的雪，不知多厚哩！这一带多种大豆，他们主要用来绿肥。”

我是跟大队行走，后来我也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有一天行军，计划在立新公社（王十万）宿营。没想到离宿营地还有七八里路，天完全黑了，怎么办呢？高低不平、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迫使我们越走越慢。天越来越黑，四周静悄悄的，‘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队伍中一个激昂的声音打破了夜空。‘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另一个声音马上接着念起来。大家都抢着背诵起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声音，鼓舞着我们加快了步伐。

“忽然，远处传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歌声，歌声越来越近，一阵暖流顿时传遍队伍，大家不由自主地唱起来。‘红卫兵叔叔好，红卫兵叔叔辛苦了！’原来是一群儿童，他们都迎上来，一面问好，一面争着拿我们的行李。同志们感动极了，毛主席的故乡，比我们的家还温暖。我们同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走进立新公社。”

立新公社即王十万。当天走了六十五里。立新公社给我的印象很深。它是我们长征第五天到达的一个镇。这个镇子是一个古镇，狭窄的街巷，石板路，以黑漆和深红漆为主色调的老式民居、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它原名王十万，即一位姓王的人家有十万两银子或大洋的人所居之地。这名字属于四旧，文革一开始便改名为立新。到达王十万的那天晚上，我们的打前站的人先到，公社得信，派了九十几个儿童跑到村外迎接我们，进镇后便受到周到的接待。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开拔了。

十二月份，在兰州已到滴水成冰的季节，但在三湘大地，依然是青山绿水，满眼苍翠。只是多阴霾天气。遇细雨天或雾天，不免感到寒意。但此种天气竟使我有了写诗的兴趣。最早写的歪诗之一就是在去王十万的路上过吟江时，题为《吟江行军》。

行军渴望井冈山，

吟水江畔风雨寒；

头上青松唤红旗，

回视来处雾茫然。

这样的诗，现在怎么看也看不出有多少革命激情，倒是小资情调蛮浓的。

“充和宁愿将时间花在学习戏曲上。清华大学就在北大旁边，有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在那里开设非正式的昆曲课，师生都可以去听。充和与在清华读书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课”，金安平在《合肥四姐妹》中如是写道。艺术莫非与人真有缘分？不论是烽火家国的流离，还是海外漂泊的苦楚，张充合此生此世都注定要与雅到极致的昆曲和美到极致的书法相联相系。

前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充和题字选集》，亟亟订购。我迷张先生的字迷了好久，犹记当初看到《沈从文别集》上文气清丽的小楷题字，沈先生的传世文章配上张先生的脱俗书法，那是不可再有的妙品了。这回新推出的《曲人鸿爪》倒是让我们见到张先生与昆曲的难解情缘，也读到她那一代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襟抱与格局。

“大概是1937年的春天吧，那时抗日战争还没爆发。苏州的昆曲文化一直很盛，到处都有曲社。喜欢昆曲的人可以经常聚在一起，在各人的私邸定期演唱昆曲。当时苏州最有名的曲社，名叫幔亭曲社（那时曲学大师吴梅先生所题的社名）。……曲会经常在我们家开。每次开曲会，别的曲社的人也会来参加，大家同聚一堂，又唱曲，又吹笛，好不热闹。……到后来，我认识的曲人渐渐多了，发现有些曲人不但精通昆曲，还擅长书画。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书画，所以就很自然地请那些曲人在我的册子里留下他们的书法或画……”，当年一个不起眼的念头如今成就了世间最宝贵的珍藏——厚厚三大集《曲人鸿爪》。

是绝世的风雅，也是旷世的情谊，张先生不论身处何地，总随身带着它，穿越抗战与内战的烽火，只要有机会，她总要让她的曲人知遇在册子里留下亲笔题赠的书迹画痕。打开集子，扑面而来的不仅是各位曲人秀雅的墨迹、高华的诗词，更是一份绵延六十年而顽韧不歇的历史消息。但凡知道中国现代文化史的朋友，多会在集中翻检到熟悉的名姓：吴梅、杜岑、陆朝銮、龚圣俞、陶光、罗常培、杨荫浏、唐兰；李方桂、胡适、吕振原、王季迁、项馨吾及身在台湾的蒋复璁、郑骞、焦承允、汪经昌、夏焕新、毓子山；姚莘农、林焘、赵荣琛、余英时、吴晓铃、徐朔方、胡忌、洪惟助、王令闻。他们有的是腹有诗书的学问大家，有的是技艺精湛的昆曲名角，也有的是雅好昆曲的艺文人士，虽来路迥异或气性不同，但对昆曲的深深挚爱让他们抛却所有的纷扰阻隔，庭院雅集，鼓笙吹笛，演绎一出出几成绝响的人间清音。

如果说书中的墨迹书画让人“悦目”的话，那经张先生本人口述、孙康宜笔录的曲人本事则再现了当年雅集的动人情景，读之神旺而神往，称得上是“赏心”了。譬如书中关于当年曾有江南才子美称的吴梅先生高足卢前的故事就颇有趣。我前些年读过中华书局出的卢前的集子，洵是才子笔墨，妙人肚肠。张先生这里说的是，1941年，她开始在音乐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恰巧与卢前是同事。两人初见面是因策划一个劳军节目，准备公演《刺虎》。虽说张先生自己担纲剧中的费宫人，但仍缺四个跑龙套的人。此时，卢前立刻自告奋勇，说愿意饰演其中一个龙套，其他三个龙套则分配给郑颖孙（时任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陈逸民（时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王泊生（时任山东戏剧学院院长）诸位。《刺虎》的本事其实颇悲壮，但这回却闹了个笑话。

原来，锣鼓音乐刚响，四个“龙套”立马上场，但没想到，底下观众一见这四人原来都是他们认识的高官朋友，顿时鼓掌大笑起来。这四个“高官龙套”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得不停向台下观众点头鞠躬。可众所周知，昆曲史上，哪有跑龙套的给观众点头鞠躬的这一出啊？这一来，掌声笑声更是热烈。且说，那晚演出结束，卢前就即兴在《曲人鸿爪》的册子里写了一首诗：鲍老参军发浩歌，绿腰长袖舞婆娑。场头第一吾侪事，龙套生涯本色多。张先生十分喜欢这首小诗，尤其是看似随兴的笔墨中透着一股子的无奈自嘲之味——都是文人，也在政府中做事，其实不过也是在“跑龙套”罢了。

这样洒脱的文人不见了，这样平易的高官也不见了，我们所有的无非是些浅薄扭捏的文人与蛮横跋扈的高官。

像这样的故事，书中还有很多。每一篇的文字都不长，但其中透露的历史的表情与心情却足以令人掩卷沉思。是的，时代变新变冷了，书中的前辈大半辈子都沉浮在国事家事的漩涡里，运气好的，尚能唱几句昆曲，吹几声笛子，若不幸与政治纠缠，那结局怎么说都脱不了一份凄惨与落泊。幸好，他们还有昆曲的清音与书画的翠色，撑住他们走过这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的中国。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谁家庭院。在曲人的吟唱中，在笔墨的鸿爪中，我们觑得清现代中国传统文人的微茫心事，也体会得到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磕磕绊绊的踉跄历程，更照得见今日中国的种种退步与失落。也许果真时移世易，但只要还有张先生这样的世间清音，这个世界就还有点可以依凭的坚实与可以歇脚的阴凉。

（参与2010年2月10日讯）沧海报道：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二审将于2月11日上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三号法庭公开宣判，与该案一审宣判前的严加防范一样，从今天晚上起，居住在北京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高瑜女士的家门口又出现了国保的身影。

高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晚上九点半她接到国保的电话，说是他们大半夜的就不敲门了，让她明天不要去高法，明天如果要出门必须坐警车。记者问为什么当局敢判刘晓波十一年，却不敢让大家去旁听。高瑜回答说因为一审判决太荒唐，一位88岁的老干部曾对刘晓波案评价说，六篇文章就能颠覆一个国家政权？这个政权也太脆弱了吧。先后有几十名老共产党人联名为刘晓波呼吁，有的直接发表公开信，有的用上书方式，当局没有理睬这些老共产党人对刘晓波案一审判决违反宪法的指责，我们都在等待明天二审裁决怎样回答这些老共产党人提出的问题。为了掩盖六四真相，当局这二十年来不遗余力地封锁媒体、封锁舆论、封锁出版，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年轻的记者都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如果明天在高法门前人山人海地都是去声援刘晓波的，舆论上就会出现一个突破口，当局这么多年企图让人们遗忘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高瑜认为，中共正在扮演一个推手的角色，把刘晓波这么一个说真话、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人权作家推举成中国的民权领袖，刘晓波一直都具有自我批判意识，为六四的死难者进行自我忏悔，如果改判不可能，十一年后的他一定更为成熟，与今天的作家刘晓波会判若两人。中共对刘晓波的判决换来的是全世界对中国自由民主的支持，以及对中国一党专制下的“中国模式”的清醒认识。自由民主的潮流和趋势不是任何专制力量能够阻挡得了的，任何残暴的政治打压只会让普世价值获得更多人的认同。当局以为依靠经济发展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推销专制的政治模式，实际上却让他们自己陷入泥潭而无法自拔。

对于明天二审的结果，高瑜坦言她对改判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对刘晓波的判决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正义。最后她引用了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彤老先生的一句话，“我从来不喜欢预言，但是对刘晓波一案从宣判之日起，他们将没有一天安生的日子，诺贝尔和平奖每年一月提名一直到十二月，一直要十一年。”高瑜说从去年圣诞节到明天不过半个来月，已经充分印证了鲍先生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