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三十年的不变与变

●中国已在渐变中,处於变与不变之间,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突变的一天也会降临中国,每个人首先要问自己准备好了吗?

●三十年过去,中国仍是异议人士的大监狱.香港支联会09年平安夜向中国狱中政治犯寄圣诞咭。(本刊记者)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二十九岁的魏京生因言获罪,被判刑十五年。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五十四岁的刘晓波因言获罪,被判刑十一年。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有人甚至怀疑时光是否倒错,这是发生在三十年前的事情?三十年的时间鸿沟,一夜之间几乎就被这两个受到世界瞩目的言论治罪案填平了。

几代人的呼喊彷彿石沉大海

三十年,有多漫长,想想少年邹容只活了二十岁,陈天华三十岁,宋教仁三十二岁,谭嗣同三十三岁,蔡锷不足三十五岁,就是老大哥黄兴也不过四十二岁,在一个世纪前的那一轮重大社会转型中,这些如同流星般转眼即逝的生命,已经在时代的风浪中为本民族开创出一个新局。三十年,又是多么短暂,从魏京生到刘晓波,三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不过是从法庭到法庭,从监狱到监狱.这仿佛是中国式的宿命,不断回圈,不断轮回,原地踏步,周而复始,人们只看见权力的专横,权力齿轮施虐时的热血四溅,只听见权力的轧轧声,权力齿轮将任何人间理想搅得粉碎的声音。

伟大的林昭,如今她血写的部分文字已经在遥远异国成为历史文献,她深知,在这块中世纪的遗址上,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在她身后四十多年,几代人的盼望,几代人的挣扎,几代人的呼喊,仿佛一切都是石沉大海,每一次的努力都已归零,除了仰望无限权力,屈膝在权力脚下,这个古老而受尽磨难的民族几乎看不到出路。

我从小喜欢读苏东坡的〈赤壁赋〉,每读到“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时,总会闭上眼睛,想像变与不变的奥秘。从其不变者观之,三十年,我们站立的土地仍然是魏京生当年站立的土地,雪依然下,夜依然来,似乎连日出日落,都是由权力集团独家主宰的,中国人脖子上权力枷锁不仅没有脱落的迹象,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枷锁还会被打造得越来越精緻、越来越坚固。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一位朋友不无失望地说:

“中国挟经济崛起的巨大能量,在全世界大耍流氓,而全世界无可奈何……中国从来就不想达成一个协议,因为减排的协议只会对中国以煤炭能源为主要来源的经济造成严重的束缚,而这个政权却如此的依靠GDP,放慢GDP增长,无异於自杀……说得过分一点,世界经济确实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仰赖中国的复苏,再加上市场大,对欧美企业未必不是诱惑,从而在另一方面强化了这个政权的自我陶醉。而从反面讲,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万一动荡,也会对世界的局势造成不安的隐患,因而英美国家的政治家不能不投鼠忌器。”

现在权力舞台已没有遮羞布

确实,以GDP证明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所谓“中国模式”,已不仅仅是权力集团的自拉自唱,在全球各处也有不少人为之欢呼,以为这世上真的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表面上是经济市场化加政治集权化,骨子里就是强权完全控制一切,不仅控制政治,控制文化,同样要控制经济,经济毕竟是命根子,这一点只要看看这几年高度垄断的央企像巨无霸一样张牙舞爪,吞噬一切的架势就不难明白。经过三十年,利益分割已经基本完成,放眼往前看,民营企业的空间似乎越来越窄了。

古老中国从来是个权力通吃、权利为零的社会,今天仍然是一个绝对权力主宰的社会。高居全体公民之上的权力机器如同一个巨大的怪兽纹丝不动,每当公民不愿任由权力宰割、起来捍卫自己最简单的权利,就会看到那些所谓的法律如同纸糊一般脆弱不堪,每个权力部门都会嘲笑年复一年出台的那些法律,最多变些花样玩弄这些法律,骨子里则抱着轻蔑。那些掌握了大小权力的人眼里只有权力,除了权力还是权力,权力是它们的爹娘,权力是它们的儿孙,权力是它们的财富,权力也是它们的坟墓。它们不相信世界上除了权力还有别的什么可以依赖,值得它们尊重。权力成为它们的全部,也许这是毛泽东时代都不能想像的,毕竟那个时代还有畸形的骗人骗己的高调理想主义,权力只是为这个主义服务的工具。而今天的中国,只剩下赤裸裸的低调机会主义,有奶便是娘,权力舞台上清一色脱得光溜溜的,没有遮羞布,甚至连“皇帝的新装”也不需要了。要说“变”,这就是三十年来最大的变化。

从这个变的一面来看,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多数时光,虽然中国土地上弥漫着暴力的血腥气,但是在日常社会生活层面,统治者主要还是通过隐蔽暴力和意识形态配套进行统治,街道居委会的红袖套就可以为党国分忧,担当思想警察、政治警察的角色,一个公民一旦被体制驱逐,几无容身之处,只有乖乖就范,社会乃至家人都缺乏同情之心,不仅出於恐惧,有许多人是真心诚意地相信统治者宣传的那套东西,乌托邦蓝图如同一个美丽的画饼,使许多原本具有思考能力的人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毛泽东在很多时候无需借助警察来对付质疑、批判这个体制的人,只要把他交给居委会、交给群众就解决了。在全能体制之下,没有任何生活资料的来源,一个人要活下去,除了低头之外,别无出路。不肯低头的林昭、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们只有直面死亡。

而今天的中国,依靠意识形态说服的时光已一去不返,街道老太太的红袖套不可能代替思想警察、政治警察,穿警服或不穿警服的警察只有亲自登场,这也意味着这个时代只能依赖公开暴力进行控制了。当不同的思想观点、政治价值都要警察出面拦截时,这个统治已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也是空前的脆弱。对於公开的暴力,人们总是警惕并心存排斥,警察的直接出场虽然短期有效,尤其还处於控制“点”的阶段时,一旦需要进一步控制“面”,即使警察队伍扩大几倍,也註定不够用。到那个时候,统治也就完全失效了。

从变与不变两面观察今日中国

观察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权力结构没有变,专制心态没有变,但是统治技术却在不断的变化,并在继续变化当中,这些变化长远来看,并不是都有利於权力集团,简单地说,统治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人们常说,这三十年,中国大陆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当然是在经济和物质生活方面,但是也不能忽略了统治技术层面的变化。

变与不变,也许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光看“变”的一面,或“不变”的一面,只有清楚地看到变与不变的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自己今日的生存处境做出更准确的估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简单地把变仅仅理解为剧变、突变,同样要重视渐变、悄无声息的演变,即使是突变、剧变也是由渐变日积月累而成的。我不相信有天上掉下来的突变、剧变,这样的突变就算今天晚上来临,只要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同样的不可靠。站在变与不变之间,我们可以逐渐清晰地看到三十年来渐变的轨迹,也看到渐变过程中的种种曲折和艰难,从而对变与不变可以做出现实的判断,既不幻想一夜突变的奇迹,也不放弃每天、每年脚踏实地的努力。

中国今天千疮百孔的现实问题既是上百年特别是六十年来历史积累、扭曲变形的产物,也是几千年来权力至上的皇权文化基因在起作用。现存的权力集团固然要为文明进程的延误承担不可逃避的责任,接受历史的审判,同样,每个普通的中国人也无法回避属於自己的那份责任。试问,难道对现实保持批判、希望中国早日走上政治文明道路的中国人,我们自身都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如果我们的责任尽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我们在尽责任,也陆续加入这个行列,来尽自己的责任,我相信,渐变的过程就会加速度,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帝国大厦的倒塌,见证自由中国的诞生。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平时只接触防火墙以外的海外中文网,拒绝接受一切国内可以接触的新闻,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只能通过官方允许的媒体接受资讯。这两类人看到的现实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看到的几乎全是中国社会阴暗、无望的一面,后者看到的则是繁花似锦、无比和谐的盛世,一切不利於现政权的资讯都被过滤掉了,一切不同的声音都被遮蔽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中国,乃至是截然对立的中国,但都不是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决不是官方宣传的美好盛世、追赶美国的世界强国,但也不像某些海外网站刻意渲染的那个样子。中国正在渐变当中,处於变与不变之间,一旦中国人的努力达到某种程度,突变、剧变的一天同样会降临,每个人首先要追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

蔡咏梅:香港新一代打破反共禁忌

●这次热血的年轻人冲击中联办,视港府只是傀儡,北京在垂帘听政。他们烧中共党旗,并举着中共等同於德国纳粹的标语.

 

●反高铁青年在立法会外集会。(本刊记者)

一月十五日晚上下班后,我赶到中环立法会外参加反高铁的抗议集会。这时大概有一万多人,绝大部份是年轻人,很多是成群结队来的大学生。与我席地坐在一起的是城市大学社工系的学生。

看着这些激情年轻的面孔,我想所有曾为理想主义燃烧过的上了年龄的人都不免动容。在孜孜以求利的商业化社会,香港尚有一大批愿为社会公义而呐喊的年轻一代,实在是香港的福气,说明我们的社会尚有良知、朝气和未来。

热血青年受到冷酷打击

深夜十点半,在泛民议员拉布(指用冗长发言拖延有争议议案进入表决的战术)质询下,高铁拨款未能表决,会议暂时结束,留待次日再议.斗志昂扬的数千青年於是喊着“反高铁,停拨款”的口号,浩浩荡荡地经花园道前往特首曾荫权的官邸礼宾府(前港督府),要求与曾荫权对话。

事出突然,警方来不及部署阻挠,竟被年轻人突围成功。礼宾府被反高铁青年包围。我站在动植物公园向下望,礼宾府外的上亚厘毕道连接花园道的整整一条街已全部被年轻人淹没,形成一片人海,鼓声、歌声“曾荫权,对话”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直到凌晨时分,几个小时期间完全没有平息过.精力旺盛、情绪高昂的年轻人不时还玩起了人浪。这不像示威抗议,而更像是一场露天的大型嘉年华会。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天安门学生运动。

虽然群情汹涌,争议极大,第二日晚上,为体现中国主权意志,港府不得不奉旨执行,长仅二十六公里,行车时间不过十四分钟,但造价却为天文数字的六百六十九亿港元(等於每位港人要支付近一万元)的京广深高速铁路的香港段拨款案,在由功能组别议员加土共民建议员把持的立法会,竟然强行通过了。

理想正义和强权政治冷酷现实间的巨大落差,对於这些满腔热血却涉世未深的青年,犹如一记残酷的当头棒喝。我在推特网上读到这些年轻人的即时反应充满震惊和悲愤,抗议最后演变成冲击立法会的不愉快场面,也就是可以预知的了。

反共是基本的常识和良知

在这些悲愤的言论中,我注意到几乎都把最终的矛头指向了北京的中共政权。

“这个政府还是香港政府吗?这些保皇党人还是香港人的政党吗?全都跟中共接了轨,利益输送中。”

“民建联只是中共的一条狗,它背后的大老闆中共才是真正的狠角。”

“请香港人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一国两制全是个骗局。与建制死过(粤语拼命之意),争取香港普选立法会,行会!”

“邓小平说不能让香港成为反共基地,今天的局面纯粹是中共逼香港反共。反共是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问题.”

九七回归后香港有句话,“民主能说不能做,反共能做不能说”(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言)。宗主国英国变成极权专制的中国,反共成为不能公开讲的禁忌,老一辈的民主派在争取香港的民主进程中,面对中共的打压设限,很少敢去挑战中共极权政权的合法性,只把矛头对准香港政府。但对於被称为“八十后”的互联网新生代,他们视野开阔,超越地域国界,不论中国建多少摩天大厦,经济有多发达,他们不会有“中国特色”式思维,而是按普世价值来看世界,也以此来量度香港和中国的文明程度。如一位积极投身於这场反高铁运动的青年在Facebook上如此询问道:“当民主自由在其他国家已成为金科玉律,贵为国际大都会的香港,人民沦落到还在讨论是否应该实行民主。正如锺祖康所说,我们只是在讨论”食饭好还是食粪好“?不是国际大笑话,还会是甚么呢?”

正因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说出皇帝没有穿新衣这个公开的秘密。刘晓波被宣佈判刑十一年的圣诞夜,约二十个网上集合起来的青少年到中联办示威,他们冲击中联办大门,焚烧中共党旗,一位仅约二十岁的女孩对着镜头怒吼,“二十一世纪了,竟然有人为发表文章判刑十一年!这是一个杀人的政权!”

香港本土民主运动的转折点

由於互联网普及,从去年二十周年以来,香港青少年关心时事参与政治的热情逐渐高涨,但当他们投身香港社会政治运动时,立刻感受到香港政治体制的畸形及落伍,尤其是香港立法会,由於功能组别议席的存在,代表百分之六十民意的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只能拥有少数议席,加上一切唯北京是从的亲中政党议席,立法会成为港府及太上皇北京政府的应声虫和表决机器。高铁拨款案即为典型一例。

最近港府抛出的政改方案(极大可能是北京方案,由港府出面而已),完全违背现代政治公平权利平等原则的功能组别席位在下届不但不减,反而增加五席。自九七以来,香港人争民主可说是寸步难行,障碍处处。终极根源自然是拥有香港主权,但本身却无法无天的中共专制政权。日前在有关五区公投的城市论坛上,社民联的年轻成员陶君行反驳港区人大代表谭惠珠称主权在中央,香港没有主权不能公投的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未经人民授权,本身政权合法性成疑。他说“主权在民,主权不在共产党,不在中央政府。”

二○○九年是香港本土民主化运动继○三年反二十三条五十万人大游行后的又一个高潮,而且也是一个转折点.在○三年虽然都知二十三条立法是北京的决定,但五十万人游行只把矛头对准董建华,要董建华下台。但今年元旦,港人要求双普选大游行,不是按例走向特区政府总部(以往连每年六四游行都是以政府总部为终点.)而是首次越过港府直接前往中联办示威,明白无误地表示,港府只是傀儡,北京在垂帘听政。这次激进的年轻人再次冲击中联办,烧中共党旗,并举着中共等同於德国纳粹的标语.

中国不民主,香港无希望,这是个残酷的事实,香港人不可能再回避,反高铁运动使香港热血青年对此更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此次经验肯定会为香港今后民主运动带来新的因素,并可肯定这一批青年(至少数千人)会积极投身於即将展开的五区总辞公投的竞选运动中。反共,在香港不再是禁忌。北京政权将直接面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冲击。

韩寒:你是小明吗?

最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网络上各大论坛和新闻评论里,五毛党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不赞同把凡是和你持不同意见的人叫五毛党,但是五毛党还是很好认的,因为出卖灵魂的人,尤其是廉价出卖灵魂的人,他们的言语是没有根基的,他们的高潮是没有前戏的。起初发现这个现象,我很疑惑,以为是相关部门加大了投入,但是,看到了一条新闻,原来是经济危机波及到了五毛党。中国衡阳党建网网评员管理办法第五章第十七条最新指出,网评员的标准为0.1元一条。可以想见,全国五毛党可能普遍下调了待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感觉突然间多了五倍的五毛党,其实人还是那些,但是他们都在超负荷工作。以前往往发现一个五毛党,大家就可以围观圈养起来,但是现在随着上删下刷,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被五毛党围观的景象。

按照机密文件《五毛构成》里所言,50个写作高手,100个写作好手,500个外围写手构成一个五毛旅。这次涌现的五毛党们,经过我的判断,还是以“外围写手”为主,但是时不时会出现几个“写作好手”出来试水,至于“写作高手”,应该是在系统内有相应职务的,他们至今出手的还不多。当然,主要原因是过年忙着应酬收礼。

近期五毛党的泛滥也是我开通新浪微博的一个原因,一来是因为五毛党对于新兴事物的反应比较迟缓,相信注册和登录QQ对于很多”写作好手”来说已经是极限操作了,另外一方面,微薄没有匿名发言,他们普遍害怕注册。最重要的是,万一他们在微博阵地中表现突出,上头指示要巩固阵地,必须手机绑定时刻引导舆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灭顶之灾,本来就只有一毛一条了,这下好,发个短信引导一下正好一毛钱,算上手机充电的电费,里外里还要亏损几厘钱。大家不要嘲笑他们,他们一毛钱就能卖身,一千块就能卖肾了,对于他们,几厘钱也是钱。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在最底层,但是和统治阶级有着最高度统一思想的物种。

对于五毛党,我有着不同的见解。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允许五毛党的存在,每个人都有权利雇佣别人为自己说话,每个被雇佣者都有权利在任何地方说话。你如果能够把小明打一顿,然后用从小明身上搜刮来的钱雇个人再把小明骂一顿,这也算是你的本事。任何一个政府,都有为他宣传的机构,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五毛党完全是政府的败笔,我以前以为五毛党的出现是为了引导舆论,现在想来我错了,因为你不会因为看见一堆人围着在吃屎而挤进去吃一口。五毛党本是中高层麻痹讨好最高层的产物,但随着五毛党的横行,很多光辉正确的人士只要一开口,明明是免费的,结果全都变成了五毛党,这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本来进酒店开个房间一夜情,完事了出门全世界都说你是鸡,这种打击不言而喻。你一旦设立了五毛党,除了国内外舆论影响不好以外,所有你原本的拥护者都有了五毛党的嫌疑。我为什么很少赞美政府,一来是因为我怕别人说我是五毛党,二来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三来我已经纳了税,人民纳的税被用于五毛党活动经费,也等于是我间接赞美了政府。

最后我将去挑选一些言论,分辨一下哪个是外围写手写的,哪个是写作好手写的,哪个是爱国青年写的,哪个是无知少女写的,哪个是不高兴写的,哪个是没头脑写的。但是如果我冤枉了你,你是义务的,那么真的没有办法。谁让你的主子认为,和你一样的见解能值一毛钱呢。

姜维平:盲人坐牢,令人发指

听到坐牢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和刘晓波高智晟一同,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心情很是高兴,又收看了自由亚洲电台2月5日的新闻节目,得知他的爱妻袁伟静已获准探监,见到了狱中这位坚持抗争的世界知名律师,想起他为山东当地弱势群体维权所做的贡献和付出的牺牲,不由得肃然起敬,悲从中来,律师维权,何罪之有?盲人坐牢,令人发指!遥望九州大地,芸芸众生,黑白颠倒,万马齐喑,真是无语问苍天,人类的公理与良知何在?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日前,陈光诚获准与妻子在狱中相会。不过,会面时间仅仅才十几分钟。我想,从2007年陈律师被判刑至今,他们聚少离多,已又有一年多时间未能会面,而狱方苛刻地限定其交谈时间,是何道理呢?在国家颁布的《监狱法》里,对犯人家属探监次数和时间均有明确的规定,为什么不认真执行呢?司法部属下的监狱领导执法犯法,那么如何监管和改造在押犯人呢!想必这次探监与外界的呼吁及释放的信号有关。最近,失明的山东维权人士陈光诚,是本周获得美国七位议员提名,角逐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三位中国候选人之一。否则,连这种做样子的异乎寻常的举动都不会发生。可见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恐惧和戒备,已达到怎样一种心虚胆怯草木皆兵的程度。

据悉,袁伟静上周四获当局准许,到山东临沂监狱,探望一年多未见面的丈夫。袁伟静周五告诉该台,会面时间很短,狱方全程监听谈话内容。“他的身体状况还是拉肚子(腹泻),其他方面没有什么,但是,从外表看,皮肤不太好,再有也确实显老了,头发也白了一些”。

作为一个盲人,既使是在自由的状态下,他的行动也多不方便,何况是关押在高墙电网严密监控的狱中呢!每天他不用说参加劳动,单是正常的饮食起居,寒来暑往,也是要克服它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啊!我联想到我见过的一个狱中盲人,心里很是酸楚。2003年底,我在大连南关岭监狱也遇到类似陈光诚的一个盲人,他虽然才二十几岁,但已是老态龙钟,面容憔悴,深陷的眼窝如同枯井,令我不忍对视。听说,他入狱前身体并无残疾,他是在一次劳改事故中受伤的,但狱方未能及时给他办理法定的保外就医手续,只是为他配备了一个老年犯人照顾他,但每当看到他和其它犯人一起参加简单劳动时,我就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提问:国家法律对待残疾人,尤其是盲人犯法后的量刑,或服刑后受伤至残的犯人,都有明确的规定,既可判为缓刑,或得以保外就医,为何不信守呢?狱方的管教会说,光你懂法?管好你自已吧!。。。。。。这使我很生气!可见这种践踏法律的卑劣行为,不仅山东有,辽宁有,全国上下的监狱普遍存在,而对陈光诚尤甚!中国的法律已变成一纸空文!

原本按照法律条文,既使他真的犯了国家的法律,也应判处缓刑或免除刑罚,何况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触犯法律法规的行为,相反,他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四年前,陈光诚因斗胆披露山东省临沂市政府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时,野蛮地强迫妇女堕胎等黑幕,震动了全世界,他不仅为无处投诉的村民四处申冤,而且,为他们指引了一条以和平理性,民主非暴力方式对抗强迫堕胎的道路。这显然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有助于促进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但却被地方当局所不容。他2007年被警方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实际上,陈光诚日常生活受生理缺欠所限,行动多有不便,怎么能故意毁坏财物聚众挠乱交通秩序呢!山东当局怕他揭短,并把家丑外扬,已顾不得最起码的常识和脸面了,他们非把他关进大牢不可。而国家的法律则变成了儿戏,堂堂的法庭则只能上演一场闹剧,盲人陈光诚不过是这出闹剧里典型的悲剧人物之一。

问题是,无法无天的中共,既便是对这样一个关进了牢房的盲人,也不放心,也不善甘罢休。袁伟静介绍说,2008年7月底以来,丈夫腹泻至今,家人多次要求监狱能够给予检查和治疗,但因丈夫是盲人,不能像其他服刑人员一样,通过劳动给监狱创造价值,因而监狱不愿为她的丈夫贴钱治病。我可以证实监狱确有这种规定,既判刑之后,看守所把犯人,通通当成商品卖给了监狱,一般情况下,每人五百元至八百元不等,价格按犯人体力状况商定,象陈光诚这样的残疾人,当然卖不出好价钱,谁能花钱给他治病呢!山东警方恨不得他早死,以免他将来出狱后继续维权,给官方找麻烦!所以,狱方不给他看医生,也阻拦家人帮他送药,就不奇怪了。这种情况我坐牢期间也曾多次遇到过。袁伟静说,农历新年来临之际,监狱拒收她送去的物品。“药品更不允许了,吃的东西我也给他带去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允许捎进去,他身体状况很不好,拉肚子什么的,我说想给他捎一点点吃的,特别是春节了,也没有办法”。而且袁伟静多次为陈光诚申请“保外就医”,但没有任何答复。据称,袁伟静上一次探望丈夫是在2008年12月。她说,每次向当局提出探监时,“他们说要向上一级汇报,他们说了不算等等”。

据我的亲身体验,狱方习惯于说谎敷衍,但对陈光诚这样的名人,他们下面的人说了不算,倒是真的,那么上面的发号施令者,是属于哪个层次和级别的人呢?是司法部,安全部,还是政法委,以至中共政治局的领导?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种对政治良心犯的打压和迫害,由上而下,由来已久,则是愈演愈烈,目前还看不到任何改变的迹象!

报道说,当年担任陈光诚辩护人的北京律师滕彪认为:“这显然是违法的,他家属有权利探视在监狱里面服刑的人,一般地方监狱可以每个月探视一次,但是袁伟静这么久拒绝她探视,显然是违法的”。但问题是:他们违法了,由谁追究督察?他们不仅践踏了陈光诚的人权,而且当局除了限制袁伟静探监,也还限制她本身的自由,从2005年9月至今,他一直受到严密监视。连去看他的人也有被殴打的,却不受惩罚。她说:“我家这个地方,还是24小时被监控,人数相对少了一些,只有三个人,但是很奇怪,我走到哪里,他们都知道”。可见她真的已被国安的现代化设备所监控。这也就是说,未经审判,袁伟静也被私判坐牢,只不过范围比陈光诚大一点罢了。或者说是盲人律师所受苦难的无限延伸而已。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继捷克和斯洛伐克之后,本周一,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民主两党七名议员,联名致函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提名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袁伟静在周四获悉这一消息,她感到高兴,她说:“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非常希望下次见光诚的时候,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但我想,监视她的警方可能据此消息将再次剥夺他们见面的机会。

因此,他很有可能再次陷入痛苦悲愤的黑暗之中,而深思熟虑: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不是来自生理的缺欠,而是来自中共一党执政的灾难,而且它还显得惯性十足,无边无际。唯其如此,才是社会变革黎明升起的前兆。

自由亚洲电台的文章引述滕彪的话说,“这三个人都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做得相当不错,应该是中国民间最优秀的代表,我觉得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或几个,能够获奖的话,是个非常好的事”。然而,在我看来,就诺贝尔奖设立的出发点和宗旨看,盲人律师陈光诚更能打动社会的良知与人类和平的希冀,正如已故的我的诗友顾城的诗表述的那样: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新产生的久久不能释怀的问题是:光明在哪里?何时才能到来?!而陈光诚则用狱中燃烧的心,照亮了中国未来的道路!

2010年2月5日赴加拿大一周年于多伦多北约克

陈破空:网路革命宣言

十九世纪末,日本有“明治维新”,满清有“戊戌变法”,前者竞功,后者流产。于是,在日本,至今,最古老的君主制与最现代的民主制共存,那是统治者向民间让步、让权的结果。君主立宪制,这个名词,本身象征着,王权与民权的妥协,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溶为一炉。

满清王朝拒绝对民间让步,自我扼杀政改(“戊戌变法”—-君主立宪制改革),结果,清廷葬身于革命洪流(辛亥革命)。今天,统治中国的共产党集团,无数次地,拒绝对民间让步,拒绝政改,摆出横蛮嘴脸,硬是要将一党专政进行到底。

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以理性、温和、谦卑姿态,劝进中共:与民众和解,共建民主中国,融入文明主流。中共非但不领情,反而将刘下狱,悍然判处刘重刑11年,公然展示权力傲慢。

关于中国的发展,我们说过:不需要中共做什么,只需要中共不做什么。仅仅是“松绑”,中国经济便迅速成长;如果停止封锁互联网,不再限制新闻自由,不再干预司法独立,一个民主的中国,将自然而然地诞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中南海拒绝在政治上“松绑”,基于两怕:害怕被清算—-历史上,中共杀人如麻、血债如山;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现实中,中共以权谋私,腐败成性。据此可见,将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发展,寄望于中共,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笔者有言:重判刘晓波,扑灭《零八宪章》,等于堵死和解之路。这是对改良的蔑视,这是对革命的召唤。言革命,未必就是暴力革命。当代历史证明,颜色革命,以其和平、理性、非暴力、乃至浪漫主义色彩,更蔚然成风,广为流行。

鉴于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最残暴、最狡诈的厚黑政权,中国的颜色革命,就不大可能是“玫瑰革命”(格鲁吉亚式)、“橙色革命”(乌克兰式)、“郁金香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式)、“天鹅绒革命”(捷克式)等,而注定是网路革命(互联网革命,Internet Revolution)。

至2009年,中国网民人数达3.84亿;预料2010年,中国网民人数将突破4亿。以中国之人口,中国网民人数,必将遥居世界首位。中国网民,无论其见解如何,至少有一个共同立场,那便是:要说话,要畅所欲言,要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砸碎网路枷锁,畅游资讯海洋,中国网民,目标一同,起点一致。

网路,是信息时代的产物,代表人类文明的新台阶:信息公开,信息速递,信息无国界。网路所及,提高了商业效率,增加了施政透明,激发了社会活力,普天下受惠。惟中共腐败集团,竟视之如洪水猛兽,倾党国之力,予以过滤、拦截、堵塞、封锁,先后构建“金盾”、“绿坝”等网路“柏林墙”,培植、安插无数网警、线民、五毛党。绞尽脑汁,耗尽巨资,穷尽人力。

对抗网路,中共自我定位为文明之敌。反文明,就是反人类。当然,固守专制的中共,本身就是人类公敌。北京独裁政权,早已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只待从内部予以瓦解。

在网路上,中共既守且攻。封锁和监控互联网,将中国民众隔绝于信息“柏林墙”下,是为守;对他国发动日趋猛烈的骇客攻击,破坏他国政府与国防网络系统,大量窃取他国机密,是为攻。中共发动网路侵略战争,是招致美国反击的直接原因。支持谷歌退出中国,力倡推广网路自由,誓言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中国网民“翻墙”—-美国政府的最新姿态,昭示,无可避免的中美世纪大战,已经在网路上开打。

中南海拼死封锁网路,恰恰暴露,网路,成为中共腐败集团的真正软肋。只要击中这条软肋,貌似铜墙铁壁的中共独裁统治,根基就将摇晃,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于是,国人可以群起攻之,各显身手。探寻秘道,翻越封锁墙;分享技术,制造信息井喷;电子邮件,传播真情实况;博客,论坛,聊天室……处处都是战场。无需短兵相接,更无需流血牺牲。以斗室为堡垒,以电脑为阵地,以滑鼠为武器,就可以,随时投入战斗,随时撤出战斗,随时休整再战。可以是游击战,也可以是阵地战,还可以是集团作战。位置不拘,时间不限,手法千变。这便是网路革命,这便是“中国特色”的颜色革命。4亿网民,都是中国网路革命的生力军。

这样的革命,不仅限于中国人民,港澳居民可为之,台湾民众可为之,海外华人可为之,国际友人可为之。网路无国界,网路革命无国界。“暴秦无道,天下共击之!”推倒中国“柏林墙”, 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壁垒,此其时也!

綦彦臣:公信力的全面危机(上)——“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新解

小引:统治的正当性问题

不短时间以来,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直使用“合法性”概念来涵盖统治的“正当性”。因此,体制内政治思维传统化(尤以中共统治为唯一性与血价性为主)的力量,则认为他们的统治不存在合法性问题。不然,就没法解释他们立法权力的由来与运行之可能问题。通俗地说,“正当性”是一个高于“合法性”的政治概念,它特指合法性被公众认可的程度。换言之,它是统治是否具有公信力的唯一指标。

中国当下现实,不仅正当性之理论探讨极为缺失,而且政治运行中公信力一损再损则是不争的事实。依我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观察来论,中国已经陷入了全面公信力危机。

一、党权实际超乎法律之上

作为经济学家我远没有政治学家们对“合法性”与“正当性”之关系的研究感悟要深。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论,我认为俞可平近期为罗豪才与宋功德合著的《软法亦法》一书所作的序,有比较专业的论述①,有深入研究兴趣的人士似可参考之。

中共的统治反映在法律方面,就是党通过控制立法机构,把其意志经过一定的程序立法化。在实践层面,它证明党权是超乎法律之上的。比如上引的俞可平文章有道:“掌握实际政治权力的政党——共产党关于民间组织的政策、方针、规定、措施等,如中共中央的文件,就其效力讲,比许多法律还管用。”实际上,不仅是中央那级党组织乃至组织里的个人,有超乎法律之上的权力,而且,更小的组织或级别更低的党权掌管者个人仍有超乎法律之上的权力。

不妨从以下两个案例中,分别看组织和个人的作用。

二、两个重要案例:组织行为与个人行为

(一)北京地铁禁报事件

北京市地铁禁售报纸而只留《北京娱乐信报》的决定,据悉出自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这个说法由命令的执行者——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的对媒体公开,政府权威报纸《参考消息》也予以证实②。

对于禁报令,公众当中的一种反映是:“有人对是就卖一种报纸,还是完全禁售更安全进行过研究吗?”很显然,禁报令的滥权行为引起了公众的质疑,并且它与中共预备接班的一代人所提的“建立学习型政党”之旨趣也不相符。难道坐地铁的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吗?难道坐地铁看报纸不是一种学习吗?

在我对这个事件进行实地考察时(1月25日至26日),已经发现没有任何一种报纸在地铁出售了,也就是说《娱乐信报》的资格也消失了。通过随机谈话,大体上有三种民间看法:1,进地铁卖报的人有不少人是访民(——指不是以固定摊点营业而是进入车箱的那部分),“有人”试图限制他们的收入;2,一些开放刑报纸太畅销,如《新京报》与《南方周末》抢了官办报纸的市场,主管新闻出版的宣传部不高兴,就下令“停它们”;3,地铁太挤,乘客没法看报纸,卖不卖报纸都与出行没什么关系。

对于这三种说法,没有任何实证支持,但是它又凸显出另一个难题:公信力的危机与公众知情权是何种关系,至今没有理论与实证的支持与否定。那好,让我们搁置这个问题,继续第二个案例分析。

(二)广东中级官员叶树养贪腐案

叶树养在二十年的有权行政过程中,聚敛了3400万人民币的巨款,报载其“宏伟目标”是6000万。在陈良宇之后,官场又出了一个“二十年”,也即二十年期间他的权力行使行为没有任何监督。媒体分析原因是:1,他是党的一个有巨大权能委员会的头目,那个委员会叫“政法委”,作为政法委书记他又兼着公安局长,至少是副厅级官员;2,政法委书记自然是所在地方党委的常务委员,他以腐败分子的本质身份与常委的职权出任“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这是一层强力保护。

网民对这个事件的愤怒程度远超过了地铁禁报令,而新加坡报纸《联合早报》则有文章叹道:“也因为既存制度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加上官员特权文化根深蒂固,因此尽管中共中央一再呼吁重视反腐败制度建设,仍难真正唤起外界对中共从根本肃贪反腐的信心。”③

信心,是一个在现有制度条件下无法测知的指标,除非实行一次“模拟的全民公投”,来对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进行量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量化,公信力仍然是不被中共中低层权力分子所重视的因素,也是高层权力分子所不可能解决的悖论!

三、回观一九七九年的“64号文件”

公信力不会成为执政党体系的真问题,原因在于确立公信力即重建统治正当性,必然要实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而这样的改革无法保证中共继续掌握国家权力。与此同时,宪法体系又没有提供政党轮换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又一个悖论逻辑就呈现在理论家们的眼前——“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④。客观地讲,在这个悖论逻辑的两次使用的“反腐败”前还要加上“彻底”二字。因为,在中国现有制度条件下,反腐败更多地是为收到短期效果,为了一届或届中的一两个领导人树立威信。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败从来未曾展开。对反腐败的抵抗不仅来自在党内占大多数(如上引注④帖的70%假定)的腐败力量,而且还会遭遇强大的文化抵抗。

鉴之历史,人们大多会按教科书来理解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高级顽固派的抵抗与出卖,实质上很大一部分抵抗是来自底层官吏的,因为反腐败首先会使他们失去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他们的抵抗远远大于高层腐败分子,而且他们的抵抗造成效率降低后,会成为高层腐败分子抵抗的“民意基础”。当然,这可能是个宿命论的总结,也许有为“70%腐败”开脱的嫌疑,但至少我们有面临一个训政主义的伪劣政治供给:在根本就不关心公信力问题的本质性抉择之下,居于道德说教地位的宣传机器必然以向公众输送精神鸦片的方式,来淡化公信力危机的事实。但是,事实正如局外观察者看到的那样:“腐败在管理体系中如此普遍,导致中国政治上的宣传造势运动不可能收到良好效果。”⑤

训政主义的操作回避了它在相对开明时期的自律诉求,即对“党大还是法大”的思辨。一个称为“一九七九年‘64号文件’”的文本清楚地记载了这一点,并且它至今也是体制内高级研究人士所信奉的文本,但是它是否具有俞可平所说的比法律更好的效果则无从证起。中国公安大学法律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敏不久前发表的文章⑥,盛赞“64号文件”是中共“决心使中国迈向法治社会的宣言书”。这个文件得如此高的评价的原因之一是,“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三十年过去了,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复活程度体制内人士心知肚明,但是,随着经济体积的膨胀,党权的欲望也膨胀了——它可以一个非行政又非司法机构的身份干涉到报纸的准卖与否,同时,特殊党权机构的权力人物也可以有计划地利用法律为自己博取巨额的非法收入。

这是一个灰色的讽刺,也是残酷的幽默。

作为“复古者”的崔敏在文章中也表达了深切的遗憾:“近来又出现了一些与64号文件背道而驰的提法和做法。例如,突出强调‘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乃至把司法独立批判为‘实际上是否定党的领导’……”

小结:精英层面的社会分裂

彻底反腐败与否,党与法孰大能厘清与否,本质上讲是精英层面的东西,较为粗略的划分,它们大体呈现如此状态:

(一)加上“彻底”二字的“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之论,是体制内精英的讨论话题。因此,这句名言在国内公共引擎如百度上也能搜索得到,而不算“煽动颠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舆论进步的一个反应。它应当归功于体制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们的道德性努力。

然而,这个问题远没解决的希望,而且越反越腐的趋势毫无改变。比如说,奥运作为举国形象工程的政治后果逐渐显露,项目中的腐败行为⑦虽只是暴露了冰山一角,但是它说明高压的维稳体制背后不可避免地有腐败产生。

(二)“党大还是法大”虽然仍是党内开明力量或曰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那些人不懈探讨的问题,但本质上讲,它恰是当下统治正当性的症结所在。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开放监督,即建立全民监政系统,比如全国人大代表的直选。客观地说,它可能产生的制度颠覆后果。

这个可预见的后果无须回避,而之于统治正当性的选择仍然是:要么从宪法伦理出发,废除颠覆法条,要么坚持技术化地镇压而不顾公信力的进一步丧失。这个问题的本身仍是“党大还是法大”的衍生。因此,这是体制外精英与执政党高级权贵阶层的冲突点之所在。

将以两上的大悖论问题合并在一起,最后的景观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分裂,公信力的维护力严重不足,社会向非古典性崩溃的方向的演进,最后,几乎每个个体都回归“原子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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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俞可平的文章名为“从政治学角度看软法”,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月1日第7版〈三味书屋〉;罗宋合著的出版者是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

注②:《参考消息》2010年1月14日题为“北京地铁‘禁报令’引发争议”(第8版〈中国大地〉)一文,是对香港《南华早报》1月12日“北京禁止地铁站内卖报”报道的转述。

注③:大陆网民到目前为止,尚可浏览《联合早报》网络版的文章,所引文章亦出现在《参考消息》(2010年1月16日第8版〈中国大地〉),改编后的题目为“廉洁执政既靠制度也靠人”。

注④:参见中华网(www.china.com)2008年10月9日发帖“‘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辩”,作者(网名):黑色眼镜。

注⑤:澳大利亚《悉尼晨报》网站2010年1月9日报道,题为“经济决定北京腐败盛行的速度”,《参考消息》2010年1月11日第8版〈中国大地〉转述题目为“腐败滋生是否与经济发展‘同速’?”

注⑥;崔敏的文章题目为“64号文件:官大还是法大?”,载于《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2期。

注⑦;最典型的奥运腐败案例是交通部民航局副局长宇仁录,在分管部分奥运基建及民航采购时涉嫌贪腐,于2009年11月被双规。详细报导此案的媒体是香港《凤凰周刊》,见其2009年第35期文章“民航局副局长宇仁录‘双规’内幕”。约一个月后,大陆媒体才报导宇仁录被“双开”(开除中共党籍与国家公职)的消息。

雷颐:改革与革命之门

就在紧锣密鼓地筹划、运作“东南互保”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张之洞紧张万分,一时竟不知应如何处理是好。

原来,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一直积极从事力促慈禧归政光绪的“保皇”活动,此时孙中山正在海外推行革命,双方在反对慈禧集团方面有一定共识。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之时,清王朝政治顿时一片混乱。康、梁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武装勤王”,即用武力救护光绪皇帝,使其重新执掌大权。年轻的维新志士唐才常,主动承担了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1867年出生的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是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之洞器重。而张在甲午之后痛责李鸿章卖国,则使唐对张钦佩异常。由于思想观点一致,性情相投,又是湖南浏阳同乡,因此唐与谭嗣同更是刎颈之交。维新运动高潮时,谭曾从北京致电已回湖南的唐才常,要他迅速来京,共襄维新之事。就在唐才常满怀希望进京途中经过汉口时,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传来。唐才常失声痛哭,准备赴京为谭收葬,后知谭的尸骸已经南运,于是折回家乡,不久辗转到日本。在日本,他不仅积极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各种“保皇”活动,还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及一大批中国留学生。

1899年深秋,他与一批留学生回国,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临行前,梁启超、孙中山都来为他饯行。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组织了“正气会”;1900年春,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时,他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并组织自立军。他的活动重点,从鼓动士林的“正气”、依靠读书人,转为侧重运动会党、开始联络和组织秘密会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武装暴动。

当八国联军开始入侵、慈禧向各国宣战时,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保种救国为名在上海召开“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同时,他加紧购置军火,组织力量,自立军迅速发展到2万人,分为7军;另联络了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的会党领袖,共10万余人,准备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和湖南常德同时起义;康、梁则在海外负责筹款。其宗旨,还是武装“勤王”,使光绪皇帝归位。

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定在8月9日,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然而,由于康、梁海外筹款未到,武器严重不足,故决定推迟起义。但此时安徽大通方面消息已经走漏,引起清军警觉,而且安徽方面未得到起义推迟的决定,所以按计划于9日起义。几天后,安徽自立军孤军奋战,被镇压下去。安徽自立军起义消息传出后,武汉方面经过一番准备,认为虽然海外武器、军费仍未到达,但整个自立军已完全暴露,再加上北京已在8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陷,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形势已是在弦之箭不得不发,决定8月23日在武汉发难,然后进军西安,救出光绪皇帝。

唐才常将起义活动和指挥中心设在汉口有多种因素:首先,武汉是九省通衢,交通发达,进退方便,“扼大江之喉吭,控南北之枢纽,用武之地也,而商务日盛,当道者狃于形胜,防御不密,可袭而取也”;第二,他联络的会党也以两湖地区为多;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唐与一些回国的留日学生对张之洞抱有希望,企望能够拥张宣布两湖独立。据说,自立会成员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8人曾组成回国请愿团,先后在南京和武昌秘密见到“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劝他们干脆将“自保”改为独立。结果遭到刘坤一严斥,但张之洞却未置可否。本来他们就对以“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抱有好感,这使他们对张印象更佳。直到最后时刻,唐才常都未放弃对张的希望,还通过一位在武昌的日本人劝说张之洞趁北方局面大乱而宣布独立,张仍未表示反对,给唐造成张“似非全无好意者”的印象。附提一句,“保皇派”在策动“拥张独立”的时候,“革命派”孙中山正在紧张地策动“拥李独立”,活动两广总督李鸿章宣布独立。

几个月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而且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义的指挥中心。可能说,这些活动都在镇守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底下进行的,由他指挥的湖北“新军”中还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秘密参加了自立军。对此,张之洞早有所闻,但他一直没有采取镇压行动,只是多招了2000兵丁,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加强对自立军的防范。其实,正因为张之洞的容忍甚至可说是某种程度放纵,自立军才可能短短时间迅猛发展。

在此局势大乱之际,老谋深算的张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轻举妄动,对自立军,他也采取了静观局势发展,相机行事。在局势未明朗以前,他采取了“明”、“暗”两种手法。在明面上,他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他又容忍了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何况,自立军标榜的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也就是协助列强攻打义和团、从慈禧手中救出光绪;不以洋人为敌不会破坏张最重视的“东南互保”,另外如果八国联军乘胜追击,光绪很可能重新掌权,自立军的“救上”很可能成功。因此,他只能静观时变,不敢贸然行动。

局势很快明朗:8月15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惶出逃,但联军并未派兵追缉太后,途中慈禧还不断发布命令。张之洞明白,清王朝的大权将仍在慈禧手中。从8月18日起,大批会党成员潜入武汉,准备23日起义。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终于做出最后的抉择,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义领袖等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之所以要如此迅速斩杀唐才常等人,只因要杀人灭口,不能让朝廷知道自立军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以及他对自立军曾经采取的静观甚至纵容的态度。事后,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对唐才常不能不具名上报外,对其余人张之洞却故意含糊其辞、隐匿不报,因为这些被杀者中许多是他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若朝廷细究,肯定于己不利。官员为自保不择手段的残酷程度,恐远非唐才常等书生们所能想象。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镇压自立军、杀害对己深抱好感与希望的学生,是张之洞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的冷酷决断。他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惟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的自立军时,表明了清王朝的自我改革之门正在迅速关闭。改革之门越窄,革命之门越宽,而改革之门紧闭之时,就是革命之门洞开之日。

异议作家廖亦武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公开信

中国着名异议作家廖亦武日前受德国科隆文学节的邀请,准备动身前往德国从事文学交流活动。廖亦武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国当局的监控,不准许他出境。这回公安部门又再次不准他出国。为此,廖亦武给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写了一封公开信,请求她的帮助。中国人权发表这封信和刘晓波先生10年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并将其翻译成英文。


廖亦武给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的信

亲爱的默克尔夫人

遥远地问候。

我叫廖亦武,中国底层作家,前不久,我的第一本德文作品《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由Fischer Verlag推出,由於深受读者和评论界推崇,卖得相当不错,Fischer Verlag正打算推出我的第二本德文作品,写监狱生活的《我的证词》。

之所以要给您写信,不仅因为您是德国总理,在国际事务中有相当的号召力,而且因为您曾经在独裁的东德生活过,也许被践踏过,羞辱过,限制过自由,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有某种感应。柏林墙倒塌时您35岁,我31岁,那年也发生了“六四”屠杀,我在当晚创作并朗诵了长诗《屠杀》,因此被捕,坐牢4年。1997年,我们创办地下文学杂志《知识分子》,首期封二和封三,刊登了两幅激动人心的图片,一是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德意志民族,在波兰华沙的二战无辜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认罪、忏悔;一是1989年11月9日,狂喜的人头突破了柏林墙。

作为个体,或许我们曾经在一段共同的历史中?或许您经历过的,也是我早晚、注定要经历的?上帝真的很眷顾德国人啊。

由於坚持独立的见证性写作,我多年被严禁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表一个字,更有甚者,我多年被严禁出国。我先后申请了10次护照,於2008年底,乘四川大地震的混乱之机,意外获得,却依旧出不了国门。

我有过在海关被扣押遣返的经历。

最近一次,是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作为主宾的中国,派出了100多名官方作家,1000多名各类人员的代表团,以“文化奥运”的强势亮相,却只有我一人缺席。虽然我也接到正式邀请,是总部设在柏林的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贵宾,被安排了朗读作品、发表演讲、演奏音乐的系列活动。

我的缺席──中国警方的阻止──被《南德意志报》曝光后,在德国社会激起轩然大波。感谢正直的德国读者,我叙述中国底层历史的书,被一再重印。可我高兴不起来,这么多年,难道只有通过这样“短兵相接”的方式,我,以及我的地下文学的同道们,才能突破屏蔽,被西方所知?正如我的老友、文学评论家刘晓波,难道只有通过11年的牢狱之灾,才能惊醒西方政坛、商界、知识界、汉学界与独裁大国勾勾搭搭的利益美梦?

我们有文字的美感,历史的耻感,艺术的神圣感,我们一点儿不比受中国官方推崇、又在西方大行其道的作家们差。因此在“法兰克福书展缺席事件”刚刚收场,我又接到科隆文学节的正式邀请之后,就开始与警方一次次谈判和沟通。我答应低调,答应尽可能避开当下的政治,只谈文学、记忆和历史。我在肮脏而曲折的下水道里憋了50馀年,太需要透透气,尝尝自由的滋味——到底是甜的?酸的?还是无色无味的?我充满臭气的中国肺,该不会不适应?或者挺失落?我下载了若干科隆的城市图片,包括文字介绍:

科隆文学节每年接待客人6万多人次,如今是德国最大的文学节。当被问及科隆文学节何以连续8年打破所有其他文学节的访问纪录,甚至科隆体育场内的一次读书会以1.5万名的听众人数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时,主办人克勒先生回答:“因为这个城市和地区的市民都酷爱文学。”

我还得知,我将被安排在文学节上朗诵作品、演奏音乐、与许多西方重要的作家交流和对话。特别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塔·米勒,也有在专制政权下忍辱偷生的经历,阅读她的作品,如同阅读中国的现代精神史。我得向她请教“转述的方式”,“初次越界和逃离”的心理感受,是否在窃听或秘密监视之中,就无法写作了?自由写作和窃听下的写作,哪种更能激发变异的激情?

我还会提到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片中忧伤弥漫的《好人奏鸣曲》,真能感动地下室内的老牌特务?正如10多年前,一个叫曹建的失落的警察头目,在夜半悄悄登门,聆听我吹箫?

但是,政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颜色。於是在前天,2010年2月3日中午,警察电话通知我,不准出国。我问为什么,警察说上级的禁令还没解除。我问上级是谁,警察说“不能告诉你”。我问上级在四川还是在北京,警察犹豫了一下,说在北京。

我闭上了嘴巴。我知道,我的祖国希望我永远闭上嘴巴,像我书中描述过的底层人,被剥夺了践踏了强暴了,还不能出声——或者出声了,人们也不会听;即使听了,也会纷纷劝你认命,劝你遵循“大家都无耻,你为什么不无耻”的潜规则。是的是的,我的祖国希望我像绝大多数官方作家,思想和肢体被剥夺了践踏了强暴了,还要努力遗忘,还要麻木地说谢谢,说这是审美的需求。因为妓女被嫖客强暴之后,只要给足了钱,再抚慰几句“以后市场更大,卖得更好”,她也会说谢谢,也会说这是审美的需求。

为了一点点强暴下残存的尊严及梦想,我给您——默克尔夫人写信。恳求您关注我被阻止前往您的祖国,恳求您领导下的德国政府,运用你们的外交途径和影响力,令我不至於继缺席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之后,再次缺席於科隆文学节。

不能再让文学因强权而蒙羞。

购买过《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的成千上万的德文读者,还期待着我应邀准时在科隆露面;准备继续推出我的第二本德文《证词》的Fischer Verlag,还期待着与我分享不自由写作和自由出版的感受。而我还期待着学习民主,学习健康地哭和笑,不再鬼头鬼脑。

所以不管警察部门禁止与否,我将去德国大使馆办理签证,然后购买机票,按时过关,为奔赴科隆作最后的努力。即使如他们事先警告过的,在海关被拦截,我也对得起我的德国读者,以及一如既往支持我的德国媒体。

如果我如愿,除了讲真话,我也不会做任何损害祖国的事。也不会利用“被禁止文学”的影响,要求政治避难。我要千方百计地返回。因为我的写作土壤和音乐耳朵在这里,在亿万中国蚁民当中。不可想像,一个作家离开母语环境还能干什么。虽然老友刘晓波在10年前就给我写信道:与这个聪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欧洲那样,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陆地就是家园。

谢谢您读完这封信。

盼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猜测,科隆文学节主办人、Fischer Verlag,还有亲爱的德国读者和媒体,与我的想法差不多。

作家、诗人和艺人:廖亦武
2010年2月5日於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家中

 

刘晓波给廖亦武的旧信

(2000年1月13日)

亲爱的胡子或秃头:

夜以继日地读你的《证词》,刘霞读得快,我读得慢。一目十行与逐字领会之间,你应该知道哪头更热吧。以后你再猪脑子,也该知道对谁应该坦荡,对谁应该暧昧了吧。

与你四年的牢狱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称不上真正的灾难,第一次在秦城是单人牢房,除了一个人有时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8个月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没有自由,其它什么都有。第三次在大连教养院,也是独处一地。我这个监狱中的贵族无法面对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声称自己三进三出地坐过牢。其实,在我们这个非人的地方,想有尊严只剩反抗一途,所以坐牢只是人的尊严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怕的不是坐牢,而是坐过牢之后,自以为可以向社会讨还血债,号令天下。

我一直知道“六四”后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这样的风云人物重,狱中的条件之恶劣,非常人所能想像。但在没有看到你的《证词》之前,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证词》才使我能够真实地触摸到“六四”悲剧的真正受难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无法形诸於文字的,所以,在我的后半生,只能为亡灵,为那些无名的受难者活着。什么都可以过去,但无辜者的血泪是我心中永远的石头。沉重,冰凉,有尖利的棱角。

《安魂》是一首真正的诗,比《屠杀》还好。

在《证词》中对周围的人,你有许多批判的审视,但有时这些东西与抱怨难以区分,可能是因为距离不够,你个人的隐痛还在左右你的笔,这些地方需要再好好想想。还原生活只是一种奢望,但我们的文字必须有无限地接近这种还原的内在力量。

与其它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於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範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某某某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人的善良和坚韧是可以想像的,但人的邪恶与懦弱是无法想像的,每当大悲剧发生之时,我都被人的邪恶与懦弱所震惊。反而对善良与坚韧的缺乏平静待之。文字之所以有美,就是为了在一片黑暗中让真实闪光,美是真实的凝聚点。而喧嚣、华丽只会遮蔽真实。与这个聪明的世界相比,你和我就算愚人了,只配像古老的欧洲那样,坐上“愚人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最先碰到的陆地就是家园了。我们是靠生命中仅存的心痛的感觉才活着,心痛是一种最盲目也是最清醒的状态。它盲目,就是在所有人都麻木时,它仍然不识时务地喊痛;它清醒,就是在所有人都失忆时,它记住那把泣血的刀。我曾有一首写给刘霞的诗:“一只蚂蚁的哭泣留住了你的脚步。”

我没见过你的姐姐飞飞,她该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你的笔使我爱上了她。与亡灵或失败者共舞,才是生命之舞。如果可能,你去扫墓时,代我献上一束花。

晓波於公元二千年一月十三日

野  渡:谷歌退出中国,中国退出世界

●编者按:本文生动地报导中国网民对谷歌事件的反应,可见拥有三亿网民的中国网络大军,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有希望的一个群体.

 北京网民在谷歌中国总部“非法献花”

二○一○年一月十三日谷歌(Google)公开表示宁愿退出中国市场也不再继续执行官方指令过滤敏感内容,立即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反响,迅速成为中国数千万网民的热门话题.

献花行动和非法献花

中国不少网民把谷歌之举视为宁可玉碎,不作瓦全,捍卫言论自由、资讯自由的象徵,其不作恶(Don’t be evil)的公司信条被广为传扬.在消息传出的当天上午,北京开始有网民自发来到清华园的谷歌中国总部献上鲜花和祝福以示支持,这一“献花行动”迅速蔓延到广州、上海等城市,有的网友除了献花、蜡烛和酒,还带有英文原本的乔治奥威尔名着《一九八四》,以示对令人窒息的现实的抗议.在北京谷歌总部的网友遭到保安的驱逐,并声称,向谷歌献花,必须申请,获得审批后方可进行,否则属於“非法献花”。

“非法献花”一说上午出炉,下午就已传遍整个网络,成为猫扑、天涯、宽频山等众多社区热帖,百度百科、互动百科均已出现相关百科词条.网友说,清华园保安口中的“非法献花”,让中国互联网从此又创造了一个继往开来的新词,将“非法”和“献花”两词组合在一起,可见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观被怎样扭曲的时代。这个评论亦迅速走红被广为传播,甚至被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引用。“非法献花”的照片被刊登在《纽约时报》等国外媒体上,连其英译也出现了:Illegal Flower Tribute.

对此官方大为紧张,开始採取限制措施。十四日下午,中宣部下令各平面媒体不得对谷歌退出中国事件进行深度报导,而主管互联网新闻的国新办则发出通知,要求各新闻网站删除网友向谷歌办公室献花的图片和贴文。新浪微博已经遮罩并删除有关微博,百度百科、互动百科也删除了“非法献花”的词条.而百度贴吧中,非法献花吧也被关闭……

“谷歌退出中国”的消息几乎在各地主流媒体上绝迹,偶有报导也没有涉及网民对谷歌的声援和对官方的抗议资讯。《人民日报》称谷歌威胁撤出中国市场是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一个策略。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报头版透露了官方立场:“谷歌扬言要退出中国市场”,“藉口遭网络攻击发出威胁”,并称可能是“为其在华业绩不佳找台阶”。

保卫推特保卫谷歌保卫全搜索

平面媒体的报导虽然受到限制,但是在向来最活跃的自由媒体重地广州,包括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在内的媒体仍然用个人评论的方式大打擦边球以支持谷歌。在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南都周刊》以〈网络整风〉作为封面报导,里面的六篇专稿深入分析了谷歌退出背后的中国互联网自由日益逼仄的现实,上百万中小网站及个人网站的生存空间被打压,网民自我调侃的“网路新生活二十二条军规”等,认为所有中国行业在这场互联网大扫荡中,恐怕都是输家。在某媒体召开的如何报导谷歌事件的会议上,一名女记者发言说:“Google不得不用如此悲壮的举措来坚守自已的信念和价值,追求人类文明社会最起码的言论自由,这无疑是值得每一个还有那怕一点点良知和正义感的人的同情和支持。同时,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哀。如果我们今天不支援Google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以后我们将永远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Google这种勇气正amyo我们中国企业所欠缺和没有的,它用自已的行动在诠释”不自由,毋宁死“信条.”

平面媒体大都不能发声,於是对谷歌这西方首家知名企业以公开方式抗议中国罔顾人权自由行动反应最热烈的还是在网络上,网民用各种方式来支援谷歌的义举和对中国网络自由受到打压的不满.

在知名微博客推特(Twitter)上,网民意见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谷歌一边,谴责中国限制网络自由政策,呼唤言论自由。推特上的中国网民建立起了“献花”网站(flower.heroku.com),让支持者除了到谷歌在中国各地的办公室献花外,还可以选择到网络上献词.一些网上“献花者”说:“向谷歌献花,支持Google努力维持Don’t be evil的原则.”“这场仗需要的不全是来自外界的力量。请保持你们的企业价值。”“从Google离开的那一刻起,一座丰碑已经在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默默凝结起来,直到他回归的日子。”连外国网民也来此献花支持。

有网民改编《保卫黄河》的歌词为:

风在吼,狗在叫,谷歌在咆哮,谷歌在咆哮!马勒戈壁万丈高,卧槽泥马TG疯了(TG,大陆网民流行词,“土共”的谐音),绿霸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互联网里,草泥马们逞英豪!端起了手机电脑,挥动着键盘滑鼠,保卫推特!保卫谷歌!保卫博客!保卫全搜索!

有网民制作对联:上联:Google,Baidu,新华网;下联:不作恶,帮作恶,专作恶。横批:天堂地狱.

在国内的大型社交网站上,有网民发起了谷歌别走││挽留谷歌万人大签名活动,称“真诚的期望谷歌能坚持下来,留在中国,中国人并不都是无知疯狂之辈,给有理智的中国人一些希望!”

在各大网站BBS上,许多网友发出“不向权势低头,好样的!终於有搜索引擎勇於站出来为资讯自由和个人隐私说话”、“向伟大的Google精神致敬”、“Google,你一定会再回来,在一个不需要卑躬屈膝、低眉顺眼的时代!”、“孩子,咱国家曾经有一个网站叫做谷歌”等动人呼声。在网易的一万四千多人网上调查中,约七成八的人不愿谷歌退出中国市场。草根网的结果是超过九成的人希望Google留下,凤凰网的投票结果是超过百分之八十三的人支持Google,其总投票数超过十五万.

谷歌挑战中共监管网络的背景

在新浪微博上,“不作恶的结果就是被作恶,不服从显规则,又不服从潜规则,结果只能退出。世界互联网界的悲剧,中国社会和网络界的悲剧,一扇看世界的窗户被关闭了,改革的悲哀,开放的悲哀,利益集团的胜利”、“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极力赞成Google的决定,让中国各方面都能感觉到我们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车”、“从商业上这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从信仰上它的确坚持了自己的原则││其”不作恶“的口号的确不是装B”、“如果因为言论自由的原因而退出中国,只能证明是专政体系下民主的倒退”、“谷歌别走……通往朝鲜之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沉默所铺就”等网友言论不断被热推。

知名博客写手、《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在博客上分析了网民对Google认同的原因:股沟(网民对Google的亲切称呼)在贵国落地不过几年,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大部分网民的认可,贵国的任何一家公司都做不到。如果有一天李彦宏说明天把百度关掉,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击掌相庆,这就叫差别.崇拜是源於对价值观的认可,跟任何东西都无关.

一家外国公司宣佈在中国的退出引起网民如此大的反应不是偶然的。在刚过去的二○○九年,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作为中国民众唯一能真正发出声音的互联网,在素来以掌握公众舆论工具和控制言论为目标的政府看来自然是加强治理的重灾区,同时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的逐渐做大,各种利益部门以官权作为后盾也开始介入以抢分蛋糕,在“政治正确”去佔领互联网舆论战场的政策带领下,整个中国互联网在二○○九年的自由空间已经逼仄,“国进民退”成为主旋律。“草泥马”的整治互联网低俗化、绿坝事件、关闭饭否、屏蔽推特、中国互联网讯息中心(CNNIC)停止了大陆个人功能变数名称註册、网站白名单制度、关闭清理BT下载类网站等等一系列整治措施出台,网络一片风声鹤唳。

值得指出的是,有别於以往的是,官权的贪婪和肆无忌惮,使得目前的网络整治已经从网络服务商、网站开始向个人网络用户转移,从公众领域转向侵入私人空间.今天中国的网络环境已经不能用“贫瘠”来形容了,可以说是“盐碱地”。对打压网络自由的不满已经开始从以往只有一小部分觉醒者到向现在的普通网民中蔓延,捍卫自己已经习惯的网络生活方式成为主流的网络民意。无论是草泥马的流行,对绿坝的抗议,还是到中国网民佔领网路柏林墙上愤怒谴责GFW(中国国家网络防火墙),都体现了官权与民权的紧张关系.在此背景下谷歌作出这样一种挑战中国政府的网络舆论监管的姿态,自然得到了民间的高度认同。

现在网络上被网民流传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是谷歌退出了中国,而是中国退出了世界”。一个限制人民自由获取资讯、限制人民自由地表达思想的国家,一个连作为人的底线的普世价值也可以批判的国家,不是正在退出这个开放的世界、这个变革的时代吗?

然而问题在於,大门已经打开,人们已经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还能再待在黑暗中吗?门还能轻易关上吗?

 

2010年1月20日于广州,首发香港开放杂志二月号

余  杰:她陪整个民族受难

●香港採访过六四现场的女记者蔡淑芳,去年出版了她的六四回忆录,生动记录她的内心苦难,读来感人而令人沉思。

●香港记者蔡淑芳有很深六四情结.她参加今年元旦游行,举着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的标语牌。

有一首最让我感动,关於“六四”的歌曲《历史的伤口》: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如果热泪可以洗净尘埃,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让世界都看到历史的伤口。”

是的,那场血腥的屠杀,不仅是历史的伤口,也是现实的伤口。二十年之后,这道伤口仍然裸露,没有包紮,没有医治,没有癒合。这道伤口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包括一位名叫她的香港女记者。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蔡淑芳出版了《广场活碑:一个香港女记者眼中的六四血光》一书,作为对逝者的悼念,对生者的警示,以及对自己二十年心路历程回顾。

六四採访回来患上严重忧郁症

一九八九年四月,蔡淑芳被她任职的媒体派到北京採访五四运动。当时她去找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寻求帮助,张婉拒说:“没什么好採访吧!两地制度不同,互不理解,最好还是不要去。”她并不负责大陆新闻,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报社人手不够,便拉壮丁式地派了这名二十五岁的年轻女记者北上。

谁知,刚到北京,八九民运便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蔡淑芳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的直击者和见证者。在北京的一个多月里,她像战地记者一样四处出击,完成了数十篇新闻报导,有实录,也有人物的访谈。她六月四日凌晨最后和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了屠杀的过程。

回到香港之后,她发现原来的那个世界破碎了,她写道:“劫后回来,畏光怕人,圈套在广场大牢的禁绝枷锁,围绕在纪念碑上的沉重脚镣,我成为受惊幽闭的精神囚徒。”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每天要吃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还经常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六四”之后一年多,蔡淑芳撰写了〈黄泉路上独来独往〉一文,其中充满悲痛伤情,充满自责自虐:“六四那夜,我没坚持到底。我尝试过要留守到最后一夜,不跟随人群逃散。可是当官兵打人时,本能的反应是奔跑,意志无法战胜自然,命定我要接受那种命不该绝的苦困,那种想死又死不去的折磨。”

从死亡的幽谷中走出来

蔡淑芳不是那种因“六四”而出名、而拥有种种可供炫耀的资本的人;相反,她的生命几乎被“六四”所摧毁,她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但是,让人敬重的是,几经挣扎,她终於从忧伤痛悔中站起来,从死阴的幽谷中走出来,成为一名活跃的人权活动人士和义工。她过着清贫的生活,却一直默默无闻地、力所能及地帮助六四伤残者和六四“暴徒”。她一直在回忆,在写作,在记录。经过二十年的风雨路,她出版了这本《广场活碑》。在自序中说:“我能做该做的就是拿当年採访时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公之於世,把血光映照出来的点点滴滴的血与泪,附带着个人软弱无力的梦呓呻吟,结集成活下来作见证的碑文。”这不是一本引人注目的畅销书。但是,我更看重像《广场活碑》这样的由普通人撰写的“六四史”。

与八岁的儿子谈六四

六四像一块碎玻璃一样扎入蔡淑芳的头颅里,永远也取不出来。在《广场活碑》中,最让我震撼的是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写到的与儿子之间的一段对话。那是纪念“六四”十周年的维园烛光晚会,她带着八岁的孩子一起参加。在目睹了血淋淋的“六四”屠杀之后,蔡淑芳曾经一度不想要孩子,她看到这个世界最暴虐最残酷的一面,不敢让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丑陋的世界上,后来,孩子还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与她一起走这段不容易走的人生路。

那天,孩子看到画册上有妈妈的照片,便好奇地问:“妈妈,你是出了名的人?”蔡淑芳这才第一次跟八岁的孩子细说当年那夜在广场上,怎样面对军队开枪,怎样躲避头上的流弹,看到有人倒在血泊里,最后看见坦克驶入广场。孩子还没有听完妈妈的述,就抢白说:“妈,我去拿刀剑机枪来帮你打退他们。”她对孩子说:“他们用的是真枪实弹,还有坦克。”孩子想了想说:“好,我用原子弹去炸死他们。”当下,蔡淑芳心里更加恐惧不安,对儿子说:“学生手无寸铁,坚持和平非暴力,绝对不能以暴易暴。”儿子当然不能理解,没听进去,继续不断地想用更超级、更先进的武器来对付他们,一心想帮妈妈报仇雪恨。

这样的痛苦真该不该让下一代人继续背负呢?蔡淑芳写道:“到儿子长大以后,我再没有向他提起我的六四伤口,不想让血腥暴力继续在他的心灵滋长,而他也不太愿意再跟我们一起去参加烛光集会。”是啊,爱与公义,真相与和解,如何才能变成我们的现实?何时才能临到中国的大地?我们自己已经背起了那道黑暗的闸门,但我们的下一代不应当继续这样的命运,他们应当生活在光明之中。

在中国大陆,六四依然是一个言论禁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华人,对“六四”的态度也发生了悄悄的转变。从对政府血腥镇压的无比震悲愤,转变为目前逐渐的淡忘与麻木。尤其因成功举办奥运,大众对六四的态度越来越暧昧,甚至冒出不少六四镇压有理的论调.我们一批海内外基督徒起草的关於“六四”二十周年的声明,希望以广告的形式自己出钱在《世界日报》刊登,居然被拒绝,因为他们害怕得罪比我们财大气粗得多的广告主。我想,这些人应当读一读蔡淑芳的《广场活碑》,读一读蔡淑芳像耶利米那样彻夜不停的哀歌。

将六四内化到自己生命中

蔡淑芳是天安门广场的倖存者,她活了下来,从此便为死者而活。二十年之后,在那个曾经血流成河的广场上,党国魁首们趾高气扬地举行阅兵典礼;二十年之后,愤青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奋力争民主争自由,而是像法西斯分子那样叫嚣“大国崛起”。我们这个怯懦而卑贱的民族,大多数人屈服於权势与暴力而享受这暂时坐稳了奴隶的境遇。这个世界确实变化太快,但比这个世界的变化更快的是人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然而,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变,他们像堂吉柯德一样与风车作战,像西西弗斯一样推着石头上山,像摩西一样执着地从黑暗的埃及走向美好的迦南地,比如刘晓波,比如杨逢时,比如朱耀明。蔡淑芳也是其中的一员,她不是墙倒众人推当中的那一个,而是疾风来临时的那一根劲草。蔡淑芳将六四内化到自己生命中。为此,她经受了多少心灵的煎熬与现实生活的催逼啊,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就已经半白了。她的二十年,丝毫不比那些挈妇将雏、漂泊海外的流亡者们好过,正如苏晓康在序言中所说:“我们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却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与天伦之乐。她囚禁自己,不比狱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为每年六四维园烛海里的一点烛泪.她陪整个民族受难.”是的,香港维园一年一度的烛光晚会,坚持了二十年而始终没有散去,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蔡淑芳这样的香港人的存在。有这样一群人,香港不会沉沦;有这样一群人,中国不会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