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正当薄熙来在重庆，不断虚夸打黑除恶成果，连律师李庄也要诬陷判刑的时候，新任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则奉北京高层之命，悄然重拳出击，不仅撤换了大连公安局长，由省厅副厅长接替，而且改任了大连检察院的检察长，造成历史上首次官场大地震，摆开了大连以至辽宁省反贪打黑大决战的架势，薄熙来经营二十年的后院已起火燃烧，其众多死党将面临灭顶之灾。

王珉请教老同志，已知症结所在

据辽宁省当地媒体报导，去年12月2日，新任辽宁省委书记王珉看望了闻世震、李荒、孙奇、王怀远、肖作福、胡亦民等正省级老同志，走访了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军区机关。据我所知，这些人无一对薄熙来有好印象。其中闻世震和胡亦民对其恨之入骨。虽然，报纸上说，在正省级老同志家，王珉关切地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健康情况，祝老同志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他要求老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王珉还来到医院看望患病的老同志，嘱咐医护人员要尽力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王珉说，老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辽宁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是包括老同志在内的辽宁广大干部群众长期不懈奋斗的结果，我们要认真学习老同志们在长期工作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同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把辽宁的各项工作不断推向前进。老同志们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欢迎王珉同志来辽宁工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省委的工作，继续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这当然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套话，真正的切中要害的问题是，闻世震等人，不可能不把辽宁的顽症所在告诉他，那就是：薄熙来依仗老子薄一波的支持，以大连为中心，以黑社会和众多死党为基础，横行霸道了二十年，不仅造成辽宁省贪腐大案如山，社会治安状况令人堪忧，而且在重庆还把自己巧妆打扮成了反贪打黑英雄，仿佛他是廉政楷模，据沈阳市新闻界消息人士披露，辽宁省的老干部对王珉说，薄熙来的老婆谷开来，原秘书吴文康及其兄长等人无一不以权谋私，经商发财，为何不查？大连的黑社会老板和薄熙来重用培养的贪官多如牛毛，为什么不抓？薄熙来制造的冤假错案，世界闻名，为什么不查？薄熙来编织的贪污受贿，枉法徇私的关系网密不透风，为什么不打破？王珉受到很大的震动。

随后，他又和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机关的领导班子成员和机关干部亲切握手交谈，虽然当地报纸同样充满了套话，但据透露，王珉坦言，我是外来户，不戴有色眼镜，不管你是什么派，有什么背景，我只看证据，我谁也不认识，只认党纪国法，然后其果断下令，从问题最严重的大连开刀，先换人，再调查，不论牵扯到哪一级，哪一个人，都绝不放过。我注意到，陪同王珉走访的要员是省委副书记，原大连市委书记张成寅，据我所知，他任职大连期间，对薄熙来的贪腐枉法恶行了如指掌，只是苦于原省委书记张文岳的软弱，不能惩处，或许上面高层内斗的形势还不明晰，他们怕站错了队，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多次错过良机。但他现在已经没必要为薄熙来隐瞒真相，因为省委书记已是态度明确：不论什么派，只看证据。逢贪必抓，逢黑必打！原为中央机关工副委书记，与胡锦涛有旧的张成寅一定言听计从。

无亲无故一身轻，只求政绩

和前几任省委书记类似，王珉是一个地道的外来户，他的个人简历显示，1950年3月出生，安徽淮南人。1968年9月参加工作，但网上公布的消息太笼统，据知情者说，所谓参加工作是指上山下乡，他曾是第一批下乡插队的知青，和李克强一样，在安徽的农村吃过苦，比较体察民情，对农民很有感情，但我不能证实他那时与李已有交往。1985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就是这样，带着下乡插队，当过工人、大学老师的经历，他担任了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系主任、院秘书长、副院长。1994年7月，他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岗位转到地方工作，先是担任江苏省省长助理，后在1996年12月任江苏省副省长，2002年5月任苏州市委书记，同年8月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由于很有政绩，2004年10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同年10月30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任命王珉为吉林省副省长、代省长。次年1月29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王珉为吉林省省长。2006年12月，任吉林省委书记。同年12月8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王珉辞去吉林省省长职务的请求。2007年5月18日，在中共吉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省委书记。2008年1月13日，在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据知情者说，与在江苏不同，王珉虽然整体工作还不错，但因“通钢事件”而倍受指责，或许是中共高层有人做靠山，他和省长韩长赋都安然无恙，并双双高就。去年11月，王珉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显然，走马上任的他，急于打开局面，做出政绩，而眼下最好的成绩是反贪打黑，如果他能揭开大连以至辽宁省多年弊案的盖子，他将改变薄熙来靠谎言为自已编织的廉洁形象，从而使中国政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他和薄瓜瓜事件有关？

不过，也有传言王珉与李克强个人私交不错，大连新闻界的朋友透露，去年，江苏媒体首先有人将薄熙来儿子薄瓜瓜的艳门照公开曝光，此事曾使薄熙来十分恼火，虽然他知道大连有牛某，王某等多家公司老板给他儿子钱财，让他吃喝玩乐和赞助他高昂学费，但他不希望国内读者知道，因为那样会影响他的仕途，蹊跷的是，去年先是有人在海外网站公布了薄瓜瓜在校院大门前撒尿和左拥右抱美女以及在浴室和女人谈笑的合影，而后不久此照竟公开刊登在扬州晚报上，并声称转载自当地工商网，立既引起轩然大波，薄熙来暴跳如雷，马上派秘密特工查证，怀疑此事和江苏省某媒体的从业人员有关，大连这位记者说，这几个被怀疑的人均和李克强，王珉有来往，但心狠手辣的薄熙来碍于李克强的权威，只好忍气吞声，不过另一位当地媒体消息人士说，这完全是薄熙来的神经过敏，李克强和王珉没有私交，他们因为同是安徽知青，所以关系不错，“扬州艳照事件”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王珉在大连以至辽宁省打黑除恶，是公安部的统一布署，和党内派别斗争无关。

然而，不论上述消息来源多么扑朔迷离，但王珉摆开了反贪打黑的进攻架式，则是明睁眼露的事实。

果断出手，先换两员大将

据去年12月24日《大连日报》消息，因工作变动，原大连公安局局长张继先辞去副市长和局长职务，娄玉华辞去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而接替前者的是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王立科，接替后者的是原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赵建伟，只有原副检察长王宝刚拟和赵对调，而张继先未明去向，假如他和文强一样落马，那么重庆就有了参照物，或者在他之前的局长孙广田也东窗事发，薄熙来自我吹捧的神话都将灰飞烟灭。不论怎样，如此兴师动众，精心部局，是为了下一步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反贪打黑战斗，已非常明显。

2009年12月23日，必将载入大连史册，因为大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了不同寻常的第十四次会议。当地媒体报道说，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怀忠民主持，副主任王承敏、鞠文华、田树军、钱忠杰、陈利民，秘书长刘文健及委员出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肖盛峰，副市长张军，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娄玉华、大连海事法院副院长杜林奎，区市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以及李汉伟等6名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这些名子，我都十分熟悉，大都有过接触。经过孙春兰和张成寅两任书记，薄熙来安插在市委市政府的死党已经势微，以上名单中，已没有铁杆死党，而唯一的金州籍副市长孙广田没有出席会议。

会议除了听取肖盛峰、王承敏、娄玉华关于人事任免情况的说明外，还听取市政府秘书长徐国臣作的关于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议案审议结果报告的办理情况的报告和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我想起当年工作上和他的多次交往，显然，薄熙来因为他和高资走得过近而杯葛他，当高资被“双规”审查之后，他也仕途不顺，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变，但大连被薄熙来整肃的人，还没有到扬眉吐气的时候。这个会议仅仅是一个序幕。所以此事立即在大连官场引起了巨大震动，人民群众也议论纷纷。由于新上任的公安局长和检察长都是外地陌生人，故外界猜测很多。

王宝刚高就省城，赵建伟来者不善

赵建伟这个人我不认识，但王宝刚则与我有过接触，记得2000年初在旅顺，他和区委书记慕国生还请我喝酒聚餐，他原是大连金州区法院院长，是一个爱讲笑话，说话十分幽默的人，但薄熙来不喜欢他，把他排挤到旅顺，他和慕书记一样，都是跟随于学祥的地方官，因而郁郁不得志，对薄多有怨言。正因为如此，他和赵建伟对调恰逢其时。第一，他不是薄熙来线上的死党，自然不会给他遮羞。第二，他生长在金州，对薄熙来的罪行特别了解，假如真查薄熙来及其死党得心应手，但也有局限性，他太喜欢喝酒，在大连酒友太多，他的朋友中不乏薄熙来的死党。我记得1997年，他在一个由金州酒厂厂长吴志宏做东的饭局上与我相识，他的酒量惊人，谈话也滔滔不绝，他的酒肉朋友太复杂，难免酒后失言，如果他当上了省政法委副书记，会不会因酒误事，我持担忧态度。

至于本次交流到大连的赵建伟，我没有了解他的第一手材料，但大连新闻界的朋友们说，他曾到旅顺口区检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时间是2009年8月20日，刊发消息的当地新闻表示，8月11号，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省综治办主任赵建伟，会同大连市综治办负责人对旅顺口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行检查。区领导熊博力、夏翠萍等随同检查。赵建伟听取了区委书记熊博力关于区经济发展和平安创建工作情况汇报，这就是说，他在来大连之前已注意了解大连和旅顺的情况。同一个新闻来源说，省委早就急于调查大连多年来群众举报的问题，很可能赵建伟是明察暗访的人之一，只是认为当时人事安排的时机尚不成熟而已。

王立科何许人也？

现在，人们都知道王立军，但不知道还有一个王立科，他不仅当过锦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也曾立功受奖，还被媒体赞为“独自承受生死考验的公安局长”。

国内媒体说，王立科47岁，1982年参加公安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三级警监警衔。曾历任北宁市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副所长、交警大队车管股长、教导员、北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大队长、北宁市公安局政委、局长，曾任锦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后提升为省公安厅副厅长。

大连日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告诉我，王立科调到了大连才引起关注，而且由于对王立军报道太多太滥，结果把两个人混了，有人把许多王立科的成绩张冠李戴安到了王立军的头上，这不公平！辽宁省一位熟悉他的记者说，王立科参加公安工作20年来，在历次同各类违法犯罪分子进行的斗争中，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1994年7月，锦州地区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房屋被淹，粮田被毁，道路冲跨，桥梁断裂，时任北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大队长的王立科率领交警大队民警冲在抗洪抢险的最前沿。当得知102线国道孟营子桥墩被洪水冲倒，大桥随时要断裂时，他及时带人赶到现场，冒着倾盆大雨，24小时在泥水里疏导车辆，保证了大桥通车安全。1996年，轰轰烈烈的严打斗争在全国展开，王立科负责抓捕逃犯，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两下广东，三上黑龙江，亲自部署抓获了省、市在册的全部逃犯，无一漏网，还收缴各种私藏枪支、管制刀具等2000多支，名列锦州全市之首。2000年1月17日，在他担任公安局长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哈尔滨市两名手持军用手抢，杀害5名群众，抢劫三辆高档汽车的犯罪分子流窜到北宁。他亲自部署，果断指挥，将犯罪分子当场击毙，受到省厅、公安部的表扬。因此他连续多次被县以上单位评为文明干警、优秀政法干警，先后被团省委评为“新长征突击手”、“辽宁青年杰出岗勤能手”、“辽宁省十大杰出青年”、“辽宁杰出青年卫士”，198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199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卫士”，1999年还被公安部授予二级英模，建国50周年时，作为辽宁省公安战线惟一代参加了北京国庆观礼，总之他还荣立个人三等功5次，二等功2次，一等功2次，1996、1997、1998年北宁市公安局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局。

象这样一个人忽然安排到大连公安局长的位置上，其中的原因非常明显，王珉希望他和重庆打黑除恶的王立军对着干，这位记者说，你薄熙来在山城反贪打黑，却把贪官和黑社会留在大连，把自已扮成红色接班人，我王珉在滨城与你遥相呼应，挖你后院，叫人看看你才是黑社会最大的保护伞！他说：二王各事其主，南北打雷台，等着瞧吧，下一步有好戏看啦！

仇杰拦住温家宝的车喊冤，震惊辽宁

大连公安的恶行由来已久，名声不佳，这和薄熙来多年来专权于地方有关，他调离大连升为辽宁省长，但大连的公安局长先是孙广田，后是张继先，前者是薄熙来的死党，他的小姨子代他索贿，早已暴富，后者与薄熙来若即若离，也非清流，他任职后使大连民警以权谋私，贪腐成风，据消息人士披露，他的下属不作为，整天沉迷于饭局酒色之中，以至发生大连访民在京拦住温家宝坐驾喊冤的事件。

据海外新闻网2008年5月4日报道，大连冤民仇杰逼迫无奈，于2008年5月4日7时53分，冒着生命危险，带着自己和杨振彪的材料，在北京东交民巷拦住了温家宝的车，但随后被当地警察抓住，关押在东交民巷派出所里。

报道说，此前他成了职业上访户，2007年4月26日，仇杰在北京上访，被大连市公安局人员骗回家，于27日早上9时被大连市公安局张继先局长、政法委张仲书记下令，派15名干警私闯他的民宅，在未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行把他绑架到大连安康医院进行残酷折磨，并用医院手术刀将他的动脉血管割断，伪造自杀的迹象，一心想置他于死地！文中所讲到的“安康医院”，据我所知，是公安局设立的神经病医院。

那么，他为何长年上访呢？报道说，仇杰声称，2004年3月23日晚，他因乘车刷卡与人发生争执，被司机和汽车修理工与4名110城管、巡警暴打，造成了重伤害、五级伤残丧失劳动力70%.此案在张仲书记，张继先局长、董副局长等人以权代法的袒护下，为了帮助四名故意伤害凶手逃脱法律制裁，唆使公安局办案人员翟山泉、刘志军、刘某某在侦查中故意隐瞒实情，伪造假口供，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以掩盖犯罪事实，致使故意伤害凶手的王某等四名干警至今逍遥法外。他说，“为此，我依法申诉期间还遭到张仲书记等人唆使公安局唐素华处长、吴军处长、闫开科长等人，在北京将我绑架回大连非法拘禁于大连安康医院32天，期间遭到非人的折磨，脚链手铐四肢锁在床上。

但大连新闻界的消息人士说，仇杰确有精神问题，他在申诉材料中也说，3月23日晚上，有人动手打我，引起我精神病发作，司机拨打了110，四大队4名巡警到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和司机、修理工对我进行一顿暴打，并强行把我拖下车扔在路边，当我醒时说：“警察打人”，其中一名警察采取法西斯手段对又狠狠地踢我背部一脚，使我当场休克过去。他们遂即架驶110警车扬长而去。经大连第三医院诊断：右7、8、9；左8、9、10肋骨骨折，第八椎体压扁骨折，根据人体重伤鉴定准则已构成重伤害。

如是这样，我认为，对一个病人，更不应当这样无理对待。仇杰说，案发后，我家人用担架把我抬到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四大队报案，要求依法惩治伤害凶手，并赔偿损失及支付医疗费用，但该队不但不接受我的报案，反而采取法西斯手段暴力将我赶出门外，并扬言：你要告我们的话，就有你好看，为此，我家人将其滥用职权，造成人身伤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反映到市巡警大队和交通大队，该巡警大队翟山泉等人，徇私舞弊，伪造假口供、隐瞒事实真相，并作虚假鉴定，对我椎体压扁性骨折不予鉴定，枉法将重伤篡改为轻伤，偏袒伤害凶手四名干警，并扬言：“即使证据确凿，我局不会立案侦查，你就是告到联合国也无用，县官不如县管”。万般无奈，我依《宪法》第41条申诉至大连市公安局，没想到市局董副局长等人同样袒护下属，对这种明显的侵犯人权致人伤害的犯罪行为百般抵赖，并说：“像这样类似的案件太多，打人是公安的权利，符合我国国情，我们管不了，你爱哪告哪告去吧，你有能耐就去联合国告吧！”为此，我多次向公安部等反映，曾得到上面批示督办，大连市公安局以我损害他们的形象为由，于2006年9月21日，指示该局控告处唐素华处长、吴军副处长、闫开科长等人到北京秘密绑架我，我上访刚从南站下车就被他们绑架到北京侨园饭店306号房间，期间遭到他们多次毒打至休克后，绑回大连致使我心脏病暴发，不但不送我到医院看病，反而不顾我人身权和健康权，非法将我拘禁于大连市公安局康复医院，不通知我家人，不给我治疗心脏病，还把我四肢用铁链锁在床边，不让我动弹，每天打我直到休克，还吃药数十颗，要致我于死地。后在我家人强烈抗议下，该局才不得不将我送到大连中心医院，但不交医疗费用，反而驾车逃走。我家人四处筹借医疗费用4千多元，治疗我心脏病，方才保住性命，但给我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至今未愈。我出院后，还遭到该局非法监控，每天派警察和居民委人员跟踪监视，给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这就是市公安局民警侵犯人权的表现，天理何在？

据称，此案当事人因为在京拦截了温家宝的车，而声名大噪，使大连公安等部门受到批评，所以王珉也知道，由此看到了大连存在的问题。

王珉对大连公安没有好印象

据大连消息人士称，王珉对大连公安的多年积累的问题早有耳闻，特别是去年被网上公布的一封信震惊，这封致张继先的信指责大连公安说，他们数次报案不受理是渎职犯罪。他们写道：我们是大连市民权街41-1-10号居民周学成全家。2009年8月3日上午9点左右起，开发商——勋业（大连）置业有限公司（远洋地产）组织暴徒百余人对家人肆意殴打、家中财产被肆意洗劫、合法私产房屋被非法强拆，西岗分局黄河路派出所数十名警察全程在场袖手旁观，并抓捕被迫自卫的家人周金霞、周颖智，促成残暴开发商顺利得手，致使我们家人全部受伤、家中财产被抢光、愈发肆无忌惮的暴徒对我们家人公然搜身抢夺、合法私有房产被强拆，我们全家人伤痕累累、身无分文、无家可归，除了含冤入狱、住院救治的，孱弱的老太太和小女儿流落街头四天三夜后入医院救治。周颖智至今含冤狱中，开发商及其爪牙、帮凶却逍遥法外。案发至今，我们数次到市局、西岗分局报案，均不予受理，包括2009年9月6日给张继先局长写信报案均杳无音信，特此再次报案！值此打黑除恶之际，请公安机关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将公然行凶的黑恶开发商及其主谋、参与者、帮凶绳之以法，还法律以尊严！还我们公道！

当周学成全家唯一仅有的私产门头房被强迁之时，薄熙来巧妆打扮，正在重庆反贪打黑，而据我所知，二十年来，大连的城市建设就是伴随着政府官员和地产商勾结而发展起来的，上述侵害群众利益的暴行比比皆是，謦竹难书，薄熙来调走了，但他留下的野蛮作风和众多死党还在利用公权力坑害老百姓，假如王珉真是共青团派的人马，出于内斗的需要，可能找到了新陈代谢的动力，那么他很块就会抓住薄熙来的把柄，也会解决大连公安局领导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问题。毫无疑问，这对象周学成这样的老百姓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出击前已掌握大连的问题

去年10月29日，全省加大打击刑事犯罪暨打黑除恶工作力度现场会在大连下属的普兰店市召开，新任的市委书记张跃良，曾当年被薄熙来整过，故对重庆打黑的实质了如指掌，他欢迎省局在他的地盘上挖薄的老巢，据报道，现场动员会在普兰店市发国酒店举行，出现了空前大张旗鼓的阵式，省“打黑办”主任、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李文喜、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廖进荣、省厅副厅长闫庆文、白月先、省“打黑办”副主任、厅党委委员、沈阳市公安局局长许文有、大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张继先、省厅副厅长王立科，刘乐国、政治部主任白晓明、以及全省14个地级市公安局长、146个区（市）县公安（分）局长共187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闫庆文副厅长主持。上午大会发言，下午李文喜厅长做重要讲话，会期开了整整一天。

大连新闻界的朋友说，如此阵容过去从未有过，那天，首先大连市委副书记里景瑞代表大连市委、市政府致词。他虽然对普兰店公安局打黑除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要继续严打深挖，但此后雷声大雨点小，并无大动作，而省公安副厅长王立科还不知道日后的重要使命，他在通报了全省打击刑事犯罪和打黑除恶工作情况时，张继先还在回味自已精心策划的打黑除恶专题片《利剑出鞘斩黑恶》。不料几个月后，他被忽然免职，有人说他已被双规，有的说他被调离，一时众说纷纭，但1月16日在大连市第14届人代会上，他又被免去副市长职务，却出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而营口人，曾在中央党校青干班进修的李万才升任大连市长，这位当够省纪委副书记的新市长一上任，就在1月18日召开了《全市布署反腐倡廉会议》，大连新闻界的记者说，虽说张继先有了新任命，他和副市长孙广田，原副市长刘长德，原市纪委书记王惠全等人，正在接受专案组的审查，但王珉和薄熙来不同，他的扫黑除恶活动按部就班，没有空造舆论，而是依照法定程序，低调行事，目前还没有某个文强式的人物被捕的报道。有道是“山雨欲来风满搂”。

王珉破局的关健所在

我想，只要是反贪打黑，不论王珉出于什么目的，都会博得百姓一片欢呼，但王珉欲打破薄熙来近20年来苦心经营的关系网，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他虽然换了公安局长，但大连市委书记还是夏德仁，此人1999年被薄熙来提拔为副省长，其原因是他不经考试给了薄及其许多死党MBA文凭，虽然他秉性厚道，但对薄熙来还免不了效忠，故已不适合下一步大连的打黑除恶工作，应当果断换人，而原省纪委书记高资曾被薄熙来迫害，对大连问题熟悉，应是替代人选，一旦重用此人，他和新任市长李万才联手，才能把薄熙来贪腐护黑的深层次问题挖出，大连新闻界观察人士说，同时还有两个人必先处理，一是薄熙来原秘书车克民，应立即从国安局党委书记的岗位调离，其不仅在大连开发区湾里乡大搞房地产赚钱，而且多年来利用国安的监听设备参与内斗，干扰中纪委对薄的秘密调查，还利用国安的招牌恐吓证人和拉拢知情者，不可不除。同时薄熙来的情妇，大连金石滩服装模特学校的校长于某也能量无限，据称过去许多中纪委下派大连的办案人员被她及手下的公关人员打倒，其交际能力和狡猾心机令人难以想象，所以大连人戏称“治薄必先治于，治于必得大鱼！”此外还有薄的前秘书吴文康及兄长以及司机王胜利都有经济问题，也是王珉随手可得的线索和证人。

总之，笔者积二十年观察薄熙来的言行，深知其人本质，他两面三刀，口蜜腹剑，一旦爬上高位，必将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但其在重庆所搞反贪打黑运动，先声夺人，已忽悠了国人，对胡温造成了喧宾夺主的威胁，故如王珉能通过大连打黑除恶，挖其老巢，拔出萝卜带出泥，其利用太太谷开来变相受贿的真面目将暴露无遗，则可撕掉他的廉洁奉公的假面具，打乱太子党的阵脚，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日后王珉的举动将意义重大！或许他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2010年1月9日于多伦多

我的诗歌《也说一下孔子》被新浪删了，我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统治者们提倡的孔子，当然不是好的孔子，孔子不过是一个人，当把人当成神看的时候，这个人或者那个时代毕竟不会是什么好时代。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要老提孔子这样的呢，几千年来统治者们提倡的孔子给人们带来好处没有，到是让不懂文化的人们觉得，我可以把皇帝老子推翻继续做皇帝，而提倡孔子呢，可以让我们继续坐稳皇帝。

但是呢，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提倡孔子好象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输出文化为什么老是要以所谓孔子为主呢？一些比较古怪的人会问，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没有孔子这样级别的人物？其实我们非常高兴，幸好今天我们没有孔子，至少是被统治者所提倡的孔子在今天是找不到的，而我们也再不需要这样被神话的孔子。在今天也有些杰出年轻小伙子作家，美女诗人，等等。这些都给我们的生活添加了丰富多彩的元素。

所以，当代文化艺术的成长才是重要的，统治者提倡的东西没有几个好东西，那具有普世价值的艺术作品，那些具有独立个性的艺术作品像生命一样热爱生命，热爱人类，热爱这个星球，呈现灾难和人类本性的时候，当她能够启迪我们个性，完善我们自我的时候，这样的艺术品自然是伟大的，在这里我之所以说她是伟大，就如同在赞美我们自己一样，因为这些都来自我们独立的个性生命的一个成长所需。

2010年2月2日

 

附：

也说一下孔子

 

孔子一直在为统治者服务

这是个问题

难道孔子就是一个神仙级别的人物吗

我提出这个问题

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我不相信统治者

更就不相信统治者提倡的所谓孔子

这些东西

都是想束缚我们这些年轻

而热爱自由的人们

也就是说统治者强权人们按照他的方向前进

给有权有势的人磕头

见了皇帝要喊万岁

为何几千年来

人们都不知道

这都是违背人类本性的东西

还是有其他说明？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孔子

就活了几千年

难道孔子的鸡巴与众不同

没长在下体

而长在他的肛门上？

还有个问题

比如说，尼采的东西

为何被纳粹们利用起来杀人

是他们断章取义

然后有偏执狂地把责任

推给这位哲人

？

 

2010年1月25日

我们小红军长征队在武汉一停留就是十天，远远超出了原定的计划，这是因为上不了火车。越来越多的北方红卫兵南下串联，南方红卫兵北上串联，全国客车运载能力已达于极限。武昌火车站站台上红卫兵人潮汹涌，希望转车的小将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我们焦急地每天往火车站跑，却无计可施，只好到处闲逛。雨天提醒我们这不是西北，可以不要雨具。于是每人赶紧买了一把黄油布雨伞，就是名噪一时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上面的那种。有队友还买了笛子，说是用来宣传毛思想。

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又一次来到火车站，无论如何得想办法上车。过往列车一律不开车门，火车正点不复存在。尽管我们正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已经没办法挤上火车了。挤来挤去，没有空子可钻。车门紧闭，所有的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透过玻璃，但见车厢里面黑压压的，全是人脸、人身，甚至是悬垂的腿脚。看来我们要困死在武汉了。队友某某，东张西望，忽然心生一计。他拿出一枚毛像章和车厢里的一名女中学生搭讪，请求她打开窗户，放他进去，像章送给她。那是一枚新出现的细瓷毛像章。女生久久凝视像章，终于表示同意了，她再三讲好只许他一人上车。这位老兄连连点头，赌咒发誓。于是她把车窗打开了。我们几个人赶紧把那老兄塞进窗子里去。他一进车厢，立刻反身拽我们的人上车。那女学生见状，气急败坏，使劲力气要关窗子。但哪里关得住？我们六七个人拽的拽，推的推，一个接一个全上去了。里面实在是无处落脚，我们有两三个便手扶行李架，脚踩在座椅背脊上，屁股就在坐着的人的头顶上。另外几个便硬生生地挤在窗口边，一只脚踏在另一只脚上面，双手使劲撑住随便什么地方，前胸后背承受着强烈挤压，眼冒金星，呼吸窒息。那得了毛像章的女生懊悔得直要哭，她的伙伴则破口大骂她，对我们怒目而视。列车终于开动，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离开武汉，挣扎到长沙。抵达长沙是这天的深夜，等寻到红卫兵接待站，已经是二十一日凌晨了。是建设厅招待所，我们累得没有了人样，一进房间就倒在铺上蒙头大睡，一直睡到午后，才算恢复了元气。

到街上转了一转。长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狭窄的街道，街旁楼房以两三层高的居多，高高矗立的电线杆最引人注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虽然季节已到了冬天，但长沙街头依然绿草如茵，绿树成行；机关单位大院的花坛里，茶花在开放。当然，街上也是大标语大字报的海洋，红色或金色的毛语录写满墙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三五成群招摇过市。

元气很快恢复，我们不忘使命。二十二日全体队员参观清水塘湖南省委故址纪念馆；二十三日参观长沙第一师范；这都是当年毛的胜迹。不管参观哪里，队友郭老弟总是详细记录他所看见的圣物。关于长沙第一师范陈列室里毛当年的作文，他一字不漏地抄录；清水塘是古色古香的庭院式民居，他老弟还画了示意图。我则兴趣盎然地到处盖纪念章。那时，凡是供红卫兵参观的胜迹，均有邮戳式纪念印章，以满足参观者“到此一游”的心理。每个红卫兵大致都备有一个笔记本，专门拓印这类印章，图案大多是胜迹的标志性建筑的简单轮廓。我们视为珍贵纪念。

在接待站所在单位我们打听到有长征干部，就去请教，取经。这位长征干部是湖南省交通厅厅长，名叫方坤。方厅长对红卫兵非常热情，很是客气。我们把他看做传奇英雄，也不管他是不是正在被揪斗的走资派；同时我也猜想，厅长恐怕也把我们奉为神明。红卫兵，那可是响当当的天兵天将，他惹不起。其实我们不是正宗货。我们请方厅长指导一番如何长征。他相当认真地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的建议。他的话我们认真地记了下来。

他说：路线你们一走就出来了。当年我们走的是交叉路线，闽、赣、湘、粤，哪边敌人薄弱就打哪边。这几省你们走到明年二月，走四川走到明年三月。四月到甘孜、阿坝、卓克基，到包座就好了。过雪山五六月份最好。爬雪山得一天半。上山时可以喘气，但绝不可以坐下。这是关键。过了雪山就是草地，草地现在可能好走些，那儿没人烟。当地少数民族野蛮得很，动不动就杀你，所以你们要加强宣传。那里有土匪，你们要调查，要了解清楚前面路上的情况。到西康要特别注意。甘、川交界处也要特别小心，哈达铺那里的老百姓也很厉害。那里回民多。走少数民族地区，要特别注意民族风俗，说话一定要和蔼，民族关系特别重要。到西康草地一带，一定要吃红茶，否则根本不消化。衣服要多穿。当年我们穿的衣服，是前面一块羊皮，后面一块羊皮，中间用绳子一扎。到西康前气候没有问题。雪山气候最不好。你们在江西走半个月，腿就可以练出来。宣传很重要，走不动时，唱歌讲笑话就走得动了。你们八个人，应有两个打前站，晚上要值夜。要有行军壶，我们当年是竹筒子。有的地方没水，或者水苦，所以要准备。要预防打摆子（疟疾）。政治思想必须做好，要同甘共苦，搞好团结，互相关心，才能克服困难。真正能通过这条道路，你们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他认真地告诉我们过雪山草地要备有大蒜。他很关心我们的安全，说那里现在仍有土匪出没，不可大意。对此我半信半疑，因为我觉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朗朗乾坤，哪里会有土匪呢？

在全国步行串联浪潮中，我们还算是行动比较早的，全国的交通、接待站还没有到完全承受不了的时候。干部老百姓，对这局面除了错愕，好奇，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位方厅长，他的确是很关照我们，没有一点敷衍的意思；尽管他的话里有不符合毛思想和辱没党的民族政策的话，可我们没有展开革命大批判，而是仔细聆听，因为这对我们的长征至关重要。我相信这位厅长以后还会接待数不胜数的红卫兵长征队的，直到他不胜厌烦，避之惟恐不及时为止。

不过我一面听他的话，一面心里也有怀疑：我们究竟能不能走到明年六月份呢？我心中暗想，伟大领袖大概不会同意红卫兵走那么长的时间吧？步行串联，浪费国家多少财力啊！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对长征做了认真的准备。尤其是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借用建设厅打字室，还跑印刷社，印刷了大量的花花绿绿的毛语录传单，准备沿途分发。此时由于全国各地的印刷厂开足马力印刷毛语录本，在长沙毛语录本已经很容易买到。我一次买了二十几本，寄给漳县我到过的那个生产队，我希望那位多情的俊俏媳妇也能分到一册。

二十四日我偷偷溜出去，专门寻访橘子洲，打算吟哦一首与伟大领袖唱和的“独立寒秋”。按时令，此时正是寒秋呢！不料我一连问了几位路人，发现长沙人对如此有知名度的地名竟茫然不知。他们的诘屈聱牙的语言我也实在费解。我问了一路，不得要领。有人胡乱给我指了一个方向，走去一看，不像是洲的模样，湘江水是蛮清澈的，但也不见“鱼翔浅底”。我满腹狐疑，作诗的兴致烟消云散。我信步而行，见有摆渡的船，便掏出船资五分钱过湘江。那是一只帆船，江上风大，风帆涨得正满，船几乎要倾翻了。那船老大不慌不忙地掌舵，于是我也不怕。这是我头一回坐帆船，很觉得新鲜，所以故意坐在倾斜的一方。一边伸手戏水，一边浮想联翩。船到对岸，那里一只只渔船并列，原来是水上人家。有渔家女从舱中走出，拿一盆米和几株青菜，在船舷边洗淘。有几只船舱飘着袅袅炊烟，我甚至嗅到了米饭的清香。外面的世界乱烘烘，水上人家却很平静，看上去悠闲而无忧无虑，完全看不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二十年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再去长沙，但见街上人潮滚滚，即使红卫兵串联期间，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此时江边已然没有了当时的情景。湘江被严重污染，再也不见当年的清冽。帆船也不见了，机轮船上人很拥挤，大多是吵吵嚷嚷的小贩，都自称是经理和老板。水上人家也不见了，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喧嚣噪杂的市声，还有那源源不断的车水马龙和一栋栋新建的器宇轩昂的高层楼宇。

在长沙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几乎天天学毛主席著作开讨论会。郭老弟的笔记里有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写的学习讨论心得：

学习为人民服务后，我觉得我的“私”字还很大，“私”字确实是一座山，我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去敲掉它，我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挖掉它！与私字的斗争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私字确实像贫下中农说的，私字是一座活山，如果你不迅速挖，他会越来越高。我们改造思想的任务比老愚公移山的任务大得多。老愚公挖的是死山，而我们挖的是一座活山。但我有毛主席的书，我有革命的决心，有斗争的心，我一定能够挖掉私山。

第二天晚上他又写道：

我要坚决学习蔡永祥同志的三个第一五个最爱：

热爱毛主席第一

听毛主席的话第一

“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第一

最爱看毛主席，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爱宣传毛泽东思想，最爱学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物。

誓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六六，十一，二十六，长沙。

鉴于坐车已经相当困难，我们决定从长沙就开始步行，我们要徒步去韶山，步行就显出我们对毛的虔诚和敬仰。

就在我们出发之际，有一次在接待站吃饭，看见四个女学生不住地看我们的红旗和袖章，她们互相交头接耳，最后鼓起勇气走过来问我们，是甘肃来的吗？我们点头，反问她们是哪里来的？她们说也是甘肃的，前两天才从兰州坐上火车直接到长沙，准备去韶山。原来她们是我们师大附中的四位女生，交谈之下，她们提出要求，和我们一路长征。不知哪位老兄说，可以么。但是稳重成熟的队长杨岱没有吱声。于是我问她们，你们能吃苦么？我们可是要走二万五千里路呢！她们说，肯定行。杨岱开口说，我们得商量一下再告诉你们。

于是我们八个人紧急磋商，结果意见很难统一。有的说，不能要她们，扰乱军心，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有的说，是我们附中的学生，不应拒绝。又有人说，我们一路上要宣传毛思想，这几个女生肯定会跳舞，把她们要上吧，有利于排练文艺宣传节目。光我们男生跳舞效果不好。嚷嚷了一会儿，多数人主张吸收她们。杨岱打发人去问她们会不会演宣传毛思想的文艺节目。得到的回答是，“马上叫他见阎王”、“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舞她们都跳过，还有对口词、天津快板、数来宝、表演唱，她们全会。

我们八人之中，有几人很会跳舞，这几位女生更是跳颂扬领袖舞蹈的好手，跳革命造反舞更不在话下。于是我们同意她们参加小红军长征队。她们一个姓萨，一个姓魏，父亲是我们师大的教授。另一位姓范。这三位是师大附中高三的学生，还有一位姓陈，是安宁区中学初三学生。我猜想这四位女生可能家庭出身不好，学校的学生出去串联跑光了，她们才敢跑出来串联。

小红军长征队此时成了十二个人，决定十一月二十七日从长沙出发，步行到韶山去。

一部影片，既引起维希政权的不满，又招致地下抵抗成员的抨击；既在占领者的德国被禁止，又在解放之后的法国遭到禁播，导演因此被取消拍片资格两年，这就不能不激发我的强烈兴趣。它便是亨利-乔治·克鲁佐在1943年拍摄的这部《乌鸦》。当时的法国，属于“沦陷区”。

我们看过许多所谓二次大战时期的影片，都是后来拍摄的。对于同时期拍下的这类影片，实际上十分陌生。那些不得不妥协的人们，不得不忍受屈辱的人们，他们到底是怎样的心态？如何自处？尤其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这些都是十分有意思的话题。

导演克鲁佐本人也是该片的编剧，1907年生。此人最早的志向是做一名外交官，后来重新选择当了文化人，最初写电影评论，后来成为电影编剧，主要是写些轻喜剧之类。在这之前导演过一部影片《凶手住在21号》，一举成名。同样，这部《乌鸦》首先是一部精彩的悬疑惊悚片。

法国新浪潮大师特吕弗酷爱这部影片。他称自己在“解放前”（1945年前）就看过五六遍，尽管片中对话大概有“100个词汇”，作为孩子的他不明白。解禁之后，他“每年也会经常去看上几次”，能够背诵影片的全部台词。

现实版

故事发生在法国一个小城镇。来自外地的杰曼大夫收到了一封署名“乌鸦”的来信，信中称“你这个色鬼，不要再和沃尔热的妻子混在一起，我一切都会看在眼里。”沃尔热是当地一名精神病大夫，妻子叫劳拉，长得清纯俏丽。接着，沃尔热与劳拉夫妇都分别收到了来自乌鸦的信件。信是用印刷体写成，看不出手迹。

很快，这个小城不同的人们都收到了这类信件，从政治人物到医院的同行、病人等。每封信里都揭示了这个人的某项丑行，也没有忘记顺便捎上杰曼大夫。信中指责的内容有鼻子有眼睛。看来乌鸦真是像它自己所声称的，一个无所不知者。

匿名信件像热病在小城蔓延，整个城市都被传染，温度越来越高。劳拉的姐姐玛丽·柯宾独身，长得瘦骨，说话凶巴巴的，在医院当护士。她对妹妹来医院过勤表示不满，揭穿其是为了能够见到杰曼大夫。她成了人们的主要怀疑对象，不久被拘捕。

至此，影片的框架与实际生活中的蓝本正好重合。自1917年至1921年，法国科雷兹省杜勒市一个老处女安琪·拉瓦勒，先后往省政府写了一千封信，专门披露他人隐私，弄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自称“火眼金睛，无所畏惧”。被抓获法庭受审时，穿了一身黑色丧服，“乌鸦”因此得名。克鲁佐称自己的这部影片，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

心理版

然而影片并没有停留于此。玛丽·柯宾被捕之后，“乌鸦”照样出没在人们当中。在教堂做礼拜时，它会从人们头顶无声飘落，明摆着要亵渎神灵。又一轮调查开始了。更多的怀疑对象进入人们视野。比如与杰曼有过一夜情的妖艳女子丹尼斯，还有一个十四岁戴眼镜的小女孩罗兰德。

说到此不能不赞叹该导演的天才。整个影片无时无刻不弥漫着诡异气氛，许多细节都可以做多重的和歧义的理解，随时都有可能将影片带向别的方向，使得已有的结构摇摇欲坠，敏感得一碰就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重新组合起来，那么该结构便显得是经得起攻击的，从而是无懈可击的。其中每一个人物个性鲜明，都有自己要去的方向，他（她）们有时候与整个影片的主旨并无紧密联系，然而将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们加在一起，正好增加了整体气氛的诡异和扑朔迷离。

继而发现，乌鸦的起始，竟然是谣言的受害者劳拉本人。她对杰曼医生产生好感，写信引起对方注意却没有任何反应，恼羞成怒之下，她写了第一封匿名信攻击杰曼。而如果是这个框架，那么该片就是一个标准的黑色电影（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罪犯隐藏在我们当中，甚至长着一副天使般的面容，令所有的人们大吃一惊。

影片还在往前走。第一封信的确是劳拉写的，但自第二封信开始，写信人却多了一个，那便是劳拉的丈夫精神病大夫沃尔热。他才是整个故事的真正推手，叙事动力所在。那个年代正是精神分析学盛行的年代，因而在悬疑惊悚片的框架之内，这部影片拥有一个心理学的底板。在这一点上克鲁佐可以与希区柯克相媲美。影片被解禁之后，人们就是这么评论的。除了被禁止的原因，这位克鲁佐导演体弱多病，没有希区柯克那样高产，也不像希区柯克那样流行。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有过心理创伤，从而留下心理痼疾，某种阴影会伴随他一辈子。因此，人们的内心，远非一个光明朗照的场所，甚至是一个藏垢纳污之地，其中窝藏着各种违法乱纪的念头。他们的行为，也由此劈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愿意给人们看见的，体面光鲜的；另一方面，则是需要隐藏的，晦涩的，不想被人知道。

不同人们接到的信件就成了这样：

——“你这个老酒鬼，酒精已经蒙蔽了你的眼睛，你看不到杰曼在怎么样败坏你医院的名声，也看不到会计怎样炮制账本。伯尔尼，你这个人渣问问他是怎样帮助他的朋友格里奥赢得1月15日的投标的。”（给主治医生、医院院长）

——“你这个老骗子你与堕胎医生杰曼关系很好继续保持，你可能会需要他的帮助，如果你的女儿继续在主治医生的办公室混的话。”（给格里奥医生）

——“懒惰的家伙。你管理这座被杰曼污染的城市，这就是我的三点控诉：第一，杰曼行为放荡；第二，杰曼在从事吗啡交易；第三点，你戴了绿帽子。”（给市长）

市长是当着其他人拿出乌鸦的这封信。其中第三条未等他本人念出，周围的听众已经报出。因为“这些谎言中也包含有一定的事实”。

这些信件由丈夫口授，由因为爱情而陷入疯狂的妻子书写。一个医生和一个病人，真是天衣无缝的合作。大夫本人解释这个悲剧在于“年老的丈夫娶了年轻的妻子，年长日久，他们成了朋友。”

作为心理片，克鲁佐比希区柯克走得远。他不是简单地描写一个心理病人（劳拉），不限于这个人的心理逻辑和行为，而是同时将解剖刀伸向了其他许多人们。从理论上来讲，每一个人都不能豁免。

哲学版

正如弗洛伊德本人也是一位“业余的”哲学家一样，在发明他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同时，发展出一套低版本的人性观；这部影片中精神病大夫沃尔热，也可以说是一位无师自通的“哲学家”。他行为所依据的逻辑是精神病学的——每个人都存在问题，但是通过乌鸦的嘴大声说出这一点，这个动作本身，却有着完全是哲学冲动。

一般人们倾向于什么？当然是回避自己，尤其是不愿意看到自身的阴影。影片中便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13号病床的病人突然自杀，因为他也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告诉他自己得的是绝症肝癌，于是他万念俱灰，选择离开人世。此人是无数不愿意面对自身的人们当中的一个。

还有一个倾向，就是选择一个替罪羔羊，将自身生活不如意的原因，全都倾泻到这个人身上，认为是他（她）弄糟了一切。这个替罪羊便是玛丽·柯宾。影片中有一场戏属于超现实主义的：可怜的玛丽·柯宾被人们自认为“祸首”，她穿着黑披风在小镇狭窄的街道上奔跑，从每家每户的房子里，都传出可怕的呼叫——“就是她，就是她”。那是一种威胁的呐喊，狂风一般，令她无处躲藏。等她回到家，发现自家已经被来人捣毁，窗户玻璃已经被砸碎。

当人们将目光投向这个世界，精神病大夫沃尔热——这位洞悉人们内心秘密的人，带点强迫性地，试图将人们扭转过来，让人们将视线转向他自身，让他面对自身，给出他自身，“认识他自己”。当然，运用匿名信的方式未必得当。我们也可以将此看作是情节剧的手段，或者干脆看作一个隐喻。

阿伦特曾经运用“电鳗”来形容因思考所需要的“断裂”。电鳗带来一小会儿麻痹，令人中断他手上的工作（或罪恶），有可能来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而日常生活那样一种封闭性和连贯性，则做不到令人低下头来见到自己。

精神病大夫沃尔热与主要受害者杰曼大夫还有一段对话。对于杰曼来说，这一切都是空穴来风，是不实之词，因而他用了“邪恶”这个词：“当你看到邪恶的东西……”，没有等他讲完，那位着眼于人的精神的大夫马上接口，他否认邪恶只是在别处存在而与自己无关：

“我每天早晨从镜子里都能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一个天使在旁边，这太令人惊异了（指杰曼大夫）。你认为人们要么全是好的，要么全是坏的。善是光明，恶是黑暗。但是它们各自从哪里开始，邪恶又会从哪里结束呢？”他指指杰曼医生的胸口，补了一句，“找找你的良心，结果会令你惊讶。”

这位沃尔热大夫每天在镜子里能够看到自己的邪恶。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的乌鸦都在从事哲学活动。影片中后来加入写匿名信的，还有丹尼斯与罗兰德，她们的动机与劳拉一样，都是希望看到某个自己期待的现实。但是不应该排除，在乌鸦当中，有一些属于“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业余粉丝。

没有人能够为哲学家准备审判席。沃尔热最后死于13号自杀病人的母亲之手。她分享了儿子的生活态度：不愿和不能承受自身真相。哲学家应该死掉，他站在“认识你自己”这个“原罪”的立场上。

政治版（一）

我敢说，这位导演绝无任何政治上的野心，这从他后来拍摄的影片《犯罪河岸》、《恐惧的代价》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它们同样是心理悬疑惊悚片，他在这方面有着乐此不疲的兴趣和探索。他只是凭着一个导演的本能在做事情。正是因为这个本能如此单纯，如此纯粹，甚至到了对周围世界不闻不问的地步，因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从而释放出不同寻常的能量。

首先，凭着导演的本能，他没有迎合纳粹意识形态及美学的需要。纳粹在美学上远非以杀人见长，而是有着几乎一整套美学词汇。比如追求崇高、健康、力量和欢乐，在画面上则追求光洁光鲜、朗朗乾坤，河清海晏，气势如虹、高屋建瓴，而排斥阴郁、黯淡或任何粗糙不齐的东西，尤其是人性中那些除不尽的余数，认为它们是晦涩的，不能通往任何目标和结论。

在这部《乌鸦》杀青之前，法国恰恰出现了这么一部影片，美轮美奂，光滑如水，戈倍尔对此大加赞叹，特地下令标举其为法国电影的榜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月后，已经是剧本部主任的克鲁佐，弄出这么一部直捣人性阴暗面的影片来。歪打正着还在于，盖世太保事业的一部分，依赖于人们的告密，这部影片恰恰拥有一个关于告密的外表。

其次，地下抵抗运动对这部影片表示拒斥，也可以理解。这部影片就像当年上海孤岛时期的影片，属于敌伪区的文化，因而天生带上了通敌嫌疑。影片中没有一点高昂的抗敌意志和行动，反而是一堆“丑陋的法国人”，生活在一个令人压抑的小镇环境当中。在需要爱国主义的年代，在同仇敌忾的年代，这部影片实在不出力、不帮忙。

除非地下抵抗成员在那种暧昧的环境下生活过，他们才可能了解这部影片的意义。

政治版（二）

维希政府和他的人民不高兴，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评论家们在报纸上大加攻击，将它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票房却是十分火爆，他导演的天分是多方面的。

尽管不是有意的，但它的确不亚于一次入侵，其“百万大军”便是其中的哲学立场，或者只能称之为“哲学气味”。哲学有时候与人为敌，真的。

那是一个被强权蹂躏的时期，这种蹂躏必然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法国民族”。强权的秩序，是强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道德和精神上面；强权的运行和落实，必然是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可、配合、合作，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人们不能没有生活来源，每个人有权利活下去，但，这就是那个残酷的事实——

强权之下，人们在生活的源头上遭受了污染，在构成生活的根基的一切方面——从物质资料来源，到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道德、精神生活，都无不打上那个羞耻的烙印。

因而人们便生活在双重秩序当中：一个是大秩序，由强权者所安排和主导，另一个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小秩序，它吸附、寄生在大秩序之内。这两者互相依赖，互相交换，胶合在一起。没有这一个个的小秩序，大秩序不可能存在。虽然不能说，所有小秩序加起来才形成了那个大秩序，但是无数个小秩序本身，的确形成了大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毛细血管。

而某个人若是从某天开始不想忍受了，他想要转身面对大秩序，但是他首先遇到的障碍，却是他自己的小秩序，是他在大秩序下给自己安排的生活。他若是完全不考虑变动自己的小秩序，不考虑变动自身小小的精神秩序和道德秩序，那么他不想动大秩序一根毫毛，反而会亲近它、想方设法为之辩护，说到底是为自己辩护。

为自己的合作而开脱。这是每个人都守藏着的自身秘密。他只有靠了这个秘密及守藏才能够活下去，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此，这个蹂躏的、残酷的时代，还是一个密不通风的严防严守的年代。不该问的不问，也不说，人人心知肚明。

这一整套防范的链条，开端一节在每个人自己手里。只要他不去查看自己，不去询问自己，不去面对自己，不去低下头来清理自己生命的墙角，不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总之，不去寻找作为个人的起点，个人的尊严，那么，他就有可能在这个秩序中混下去，整个链条便通过他而连贯起来。

他不习惯“问”和“被问”，对任何方向上来的“问问而已”，都抱有一种厌恶心理，认为那仅仅是一只讨厌的乌鸦，打断了他愿意耽溺于其中的美梦。不管问什么，实际上问出来的、勾勒出来的永远是他自己，而这恰恰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他很难发现——看似乌鸦体内的黑暗，原来来自他本人；看似乌鸦身上的“污点”，其实是这个人不愿意正视的自身内部。

而哲学这只“乌鸦”教人转过身面对自己，熟悉自己，不要忘掉自己，尤其是寻找自身的出发点，承担自己所承担的。而对人们自身生存的小秩序提出挑战，也就顺便触动了那个大秩序，由此而披上了一些政治色彩，具有一些政治含义。不管它实际上多么微薄，需要放大镜才能够找到，但是人们凭自己生存的本能，都能够嗅得到，感觉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极端年代，哲学可能蕴含着一些特殊的力量，思考和反省可能蕴含着一些特殊的力量。

呼吁让这部影片解禁，哲学家萨特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还有让·考克多——这位诗人、小说家、导演、画家、演员、音乐评论家，很少人像他那样拥有那么多的才艺。

1，刘晓波的书日文版出版

刘晓波的日文版论著《从天安门事件到08宪章》在他被非法逮捕和《08宪章》颁布一周年之前的2009年12月7日在日本各大书店上市，由日本著名的学术书店藤原书店出版。这是继1992年刘晓波的《现代中国知识人批评》（野泽俊敬译德间书店出版）出版之后在日本出版的第二本论著。

《从天安门事件到08宪章》收集了晓波每年纪念六四的部分诗文和近年主要政论，以及《08宪章》全文翻译、部分签署者的声明《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以及余杰的《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

本书由日本著名的思想史研究学者、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子安宣邦先生全力推动出版。子安先生为本书写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天安门事件与08宪章――同为一体的存在》、《我为何要支持08宪章？》。

全书由在日华人作家刘燕子编辑、翻译、并写了上万字的《解说》。在《解说》中刘燕子详尽地介绍了将天安门受难者灵魂的呐喊和幸存者的声音肩负于一身的诗人刘晓波，为有尊严的死和有尊严的活下去的理性抗争，并特设一章《给日本的知识人的一封信》，指出在日本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关心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容易被简单地贴上右翼的标签，左翼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内心对中国抱有负疚感情，因此不愿意”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对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抱有幻想；而经济人无疑以利益优先而免谈他国政治问题；日本媒体和出版社既有商业主义问题，还有看不见的”自主规范”；一般民众以”沉默是金”为美德，就他们个人而言，帮助中国治理沙漠、帮助贫困儿童就学等友人不少，但是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或视而不见，或作出无能为力的姿态，说一句”没办法”而已。刘燕子指出刘晓波和《08宪章》绝非对岸之火，可以袖手旁观，希望日本友人将”友好”拓展到关心中国民主化领域。她还指出，日本人权外交的捉衿见肘、左支右拙，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实际上质问日本国内的民主、人权意识，因为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同时意味着质问日本民主主义的立脚点，她呼吁日本知识人超越左、右两翼的立场，挣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以独立、客观的视点正视中国的现实，迈开实际行动的步伐，比如设立言论自由奖、对受难者家属的人道主义援助等等。

“沉默是金”并非意味着不说话，而是在最紧要的关头敢于发出声音。

该书由日本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者及川淳子、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的翻译者横泽泰夫以及在日华人学者蒋海波共同参与翻译。

2，1月23日的思考会

2010年1月23日，在子安宣邦的倡议下，在早稻田大学举办了《从天安门事件与08宪章思考会》。当天有早稻田大学学生、东京各出版社、《朝日》、《读卖》等报刊、一般市民、在日华人学者和留学生八十多人参加。

“思考会”由早稻田大学教授高桥顺一主持，他从竹内好的鲁迅观分析文学的自立性以及近代化的问题开始，进而论述作为国家主人公的自立的公民问题，指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都未成长出真正的自立独立的公民社会，中国尤其如此。

刘燕子介绍了2000年刘晓波给作家廖亦武的一封书信，介绍了晓波1989年以后艰难的心路历程。在这封信中，刘晓波说：”我一直知道’六四’后有太多的被捕者判得比我这个风云人物重，狱中的条件之恶劣，非常人可以想像，但没有看到你的《证词》之前，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证词》才使我真实地触摸到’六四’悲剧的真正受难者的心跳。我的羞愧是无法形诸于文字的，所以，我的后半生，只能为亡灵，为那些无名的受难者活着。什么都可以过去，但无辜者的血泪是我心中永远的石头，沉重，冰凉，有尖利的棱角”.刘燕子还介绍了独立作家冉云飞的博客和推特、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王怡等基督徒在12月27日主日崇拜时为刘晓波的祷告：”愿刘晓波的夫人刘霞的愿望实现，她的丈夫，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中国人。愿全中国的警察，不在平安夜里倾巢而出。愿有这么一天，中国的平安夜，人们都呆在家里”.介绍了作家余杰对日本的批评―――在刘晓波被判决时，15个国家的外交官向中共表示抗议的时候，唯独日本又一次缺席。

及川淳子近年研究中共党内改革派老干部李锐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即将获得综合社会文化博士学位。她的专栏持续译介中国知识人的最新著作和动态。在刘晓波的日文版著作中，及川撰文对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们对《08宪章》的冷淡和自戒提出批评。本次”思考会”上，及川用幻灯片的形式，加上她细致的观察和最新信息的掌握，严密的理论分析，介绍了《08宪章》与《77宪章》的关系、哈维尔等欧洲知识人对刘晓波不当判决的抗议和中共老干部们的《09上书》以及胡绩伟等老党员为刘晓波鸣不平和崔卫平的”行为艺术”中国知识人对判决的看法。

子安宣邦的演讲以《对我们而言，中国民主化意味着什么？君，为何沉默？》为题。主要内容如下：

1，去年刘晓波被不当判决以来，日本只有两个民间组织发出声音：一是日本笔会站在言论自由立场的要求释放的声明，二是大赦国际日本分部站在维护基本人权立场发出的声明。前者对关于刘晓波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的日本言论人来说尤其重要。但，这份抗议声明是来自于国际笔会的请求呢，还是日本笔会的自主行动呢，我不清楚。倘若为后者的话，应该不只是就这一篇声明就完事了，作为日本言论人的主体行动，当还有更多的行动吧。但，却没有。

对刘晓波问题从”表现的自由”这一普遍性维权立场来抗议，当然毫无反对的理由。但，我们仅仅从这一立场来发言就足够了么？在此，我提出的”我们”是在质疑――作为普世的人权、表现的自由这些权利的所有者的”我们”，仅仅有此层面的认识就足够了么？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对刘晓波事件，仅只一篇抗议声明是不够的，这是极为重要的大事！我将中国的问题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关系到我们未来的问题来思考。

君，你为何沉默？刘晓波问题确实是我们的邻国中国的问题。因此有人会说”你为何介入邻国的问题？”对此类责难，我要反问他”那么，君，你为何沉默？”，今年我将此问写在贺年卡上，就是对我朋友的一种挑战。君，你是绕过此问呢，还是有其他沉默的理由呢？”不知道”是其中的一个口实。不过，这不能作为简单绕过去的口实。事实上，我们对刘晓波的问题不知道，不被知道，再就是－不想知道。还有一个口实，就是嘟嘟喃喃地，”因是邻国的问题”.但，因是邻国问题而沉默的话，中国当局对来自外部的批评作为”内政干涉”便理所当然了，因此，沉默就是对这一事态的默认。

2，我在拙著《”近代的超克”意味着？》中重新阅读了竹内好。我认为竹内的”作为方法亚洲”给21世纪的我们以重要的启示。竹内的亚洲不是作为一个实体，而是作为一个方法。我理解为”作为方法的亚洲”告诉了我们应该划出亚洲的抵抗线。何处是我们抵抗线呢？西方早已不是20世纪的政治地理的西洋。西方出发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及其文明也覆盖了东方，美国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更加深化了东西方已为唇齿的关系。极端的说，中国的经济成长与世界、与日本唇齿相关。那么，正因为如此，中国当局强制而默不作声地判决刘晓波，日本政府就有理由对此沉默吗？刘晓波事件告诉了我们在何处划出我们的抵抗线。

3，我们应代替被迫沉默的刘晓波说话。我们的发言是对抗强制沉默的中国政府，是对抗沉默的日本政府。强制沉默和自我沉默，二者都是作为自立的民众原理的民主主义的摧残。我们不希望出现强制沉默与自我沉默的唇齿相关的东亚共同体出现。为我们尚存希望的共同体―我们应就在此时此刻划出我们的抵抗线。即，应围绕刘晓波问题发言。由此创造出民主主义、自由为我们自身切实问题的亚洲。

沉默的政府与沉默的国民相关。有沉默的国民，就有沉默的政府。作为民众自立的民主主义思考时，政府与国民的相互沉默关系的国家民主主义更加危险。反过来说，我们应看出我们内部的民主主义的败坏。

如果沉默的政府与沉默的国民相关的话，不知道与不被知道也相互关联。其实不知道就是不想知道。不想知道就不被知道――理由很简单，艺人们丑闻那么多，就是电视和报纸告诉我们的。但，刘晓波的问题几乎不被人所知。这是媒体的过错吗？我最初也认为这是媒体的自我制约。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信息没有规范制约的日本，尚且自我制约，那么，归结原因只有――根本就是自己不想知道。国民不想知道就不被知道――人不想看见，就看不见，不知道就是自己堵塞了自己的耳目。我们这个自闭的国民对什么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呢―――对邻居的痛苦。

由于我们主动掩耳闭目，就会使民主主义这一自立性之根茎自我腐朽。对中国的刘晓波问题，我们掩耳闭目，默不作声，也就是――置我们的民主主义于死地。因而，我以为刘晓波的问题，是东亚共同抗争的课题。

旅美的评论家陈破空临时参加声援，指出重判刘晓波是权利者的傲慢。

“思考会”从下午1点开始到6点结束，历时5个小时，几乎无人退场。在共同讨论的时间里，与会者纷纷提问和发言。会场还特设六四时日本各大媒体当时的新闻报道一角，22日《每日新闻》提前预告了”思考会”的消息，28日的《朝日新闻》以《朝着民主化，打破沉默之时》为题较为详细地报道了”思考会”消息，还刊登了刘燕子的专访报道《日本民主主义的立脚点？》。

1/29/2010

照片说明：

 

1，2009年12月《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关于刘晓波及其日文版的报道。

 

2，2010年1月28日《朝日新闻》早稻田大学举办”关于刘晓波和《08宪章》思考会”的报道

书与阅读，有时候会像一朵云推动着另一朵云、一颗子弹顶替另一颗子弹，互相牵连。约翰·伯格的《讲故事的人》（翁海贞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9月）这个书名马上使我想到“讲故事的人来了”，然后接着就联想到很多年以前读过的一首诗：《送斧子的人来了》（作者：王寅，载《今天》总第16期）。讲故事的人和送斧子的人看起来完全没有联系，但是我却无法摆脱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如我无法忘记那首诗的结尾：“送斧子的人来了/我们的头来了。”斧子与头颅相对应，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相对应，前者似乎很残酷，后者似乎很温馨。然而，另一位诗人说了：“真理是说出来的/像受伤时流出的鲜血/嘴被打肿了/真理是说出来的。”（作者：孟浪，见同上）可见，讲故事的人和送斧子的人也可以有很内在的联系。伯格所引发出来的话题与思绪有着尖锐的对立：生与死、爱抚与酷刑、民主与独裁……这些对立都是源自作者的经验，他说：“无论政治的抑或是个人的动机促使我写点什么，一旦笔尖触及纸面，写作变成了赋予经验以意义的奋斗。”（第31页）——赋予经验以意义，而且是一种奋斗！关于写作，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劳埃德·斯宾塞的“序言”说，贯穿这本随笔集的主题是爱情和激情、死亡、力量、劳作、时间的经验、当下历史的本性，并认为这些都是当代的紧迫议题。其实，谈论这些议题的人不少，但是伯格的谈论方式却很独特，他强调的是观看。斯宾塞指出，对于伯格来说，看（seeing）确实是最重要的；在他的文章里，观看（seeing）、感知（perceiving）、想象（imagining）保持着它们作为理解世界的方式的首要地位。读过他的《观看之道》的读者，对此会更有体会。当然，真正的观看是具有穿透力的，正如伯格从农民的餐桌上看到了他们与现代政治的距离。

在我看来，《诗歌的时刻》是这本文集中的“斧子”，劈开的是世界中的两面：严峻考验的时刻与诗歌的时刻，而实际上这两种时刻是不可分割的。在文章中所谈的严峻考验主要是酷刑、囚禁、政府成为绑架者，而诗歌打破沉默、揭穿谎言、述说痛苦、抚慰心灵。作者说在皮诺切特的智利，酷刑是为了摧垮，为了制造最大的威胁。对此，诗歌反复地述说不要相信他们，述说着失去儿女的父母们的痛苦。作者认为，“在现代极权主义政权的残酷机构面前——如今它经常被比作地域——诗歌会大量涌现”（第322-323页）。再读一遍中国年青诗人的那句诗吧：“送斧子的人来了/我们的头来了”——这是一种沉默的对应。

文集中的《屏幕与〈封锁〉》很严肃地探讨一本美国畅销书的真正意义，而这本曾在国内正式出版的书却似乎早就被遗忘了，以至文集的译者似乎只知道它有名为《独家阴谋》的台湾中译本。这本THE SPIKE于1980年由纽约的Crown Publishers出版，1981年北京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就推出中译本《被枪毙的内幕新闻》（尤勰等译），这个书名显然比台湾本好，印数竟达十七万六千册。小说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为背景，讲述美国政府、情报单位与新闻界的意识形态斗争，伯格认为它为读者揭露全球性的、隐匿的制度权力，揭露苏联克格勃旨在提供虚假信息的全球计划。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这本书带来的感受和经验极为丰富。仅仅是在全书的第1页，称美军直升飞机为“大绿豆蝇”、女大学生向国民警卫队士兵分发注射了迷幻药的桔子、在1967年的伯克利校园里有一块可以演奏音乐和种植大麻的“人民公园”、大学为了得到中央情报局的补贴而被国防机构操纵、在讲演中的学生领袖向军方直升飞机挥舞拳头——所有这些对于1981年的中国大学生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嘿，约翰逊！”台阶上的学生领袖对着麦克风喊，全体学生跟着齐声喊道：“你今天杀了多少小孩？”这种喊口号的方式和那个句子中包含的谴责与嘲弄对我们的影响也可想而知；教授对学生说，有政府补贴你们才能上大学，学生回答说受洗脑不是受教育，关于教育的如此短暂的对话所产生的深远思考也可想而知。多少年没有重读的这本书，今天被伯格翻了出来，比较着伯格对它的评论，才发现有很多问题在当年并没有读出来。怀着激进主义理想的大学生霍克尼揭露中情局的非法行为和战争的真相，成了著名记者，但是他逐渐发现他的消息来源是苏联克格勃的全球虚假信息计划，最后发现连美国副总统也是在无意中为克格勃工作。虚假无处不在，掩盖无处不在，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的存在离不开这两者的恶性循环。

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伯格对丹尼洛·铎奇《西西里的人生》的评论充满了对贫穷和斗争的思辨，他对铎奇的评价应该使我们也受到鼓舞：“他相信诗歌和行动，一生致力于反抗不公正和贫穷的不屈斗争，却仍然是宽容的人。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不相信救世主，他只相信催化剂。”（第339页）

翁贝托·埃科（我们还是以熟知的“艾柯”来称呼他吧）的《密涅瓦火柴盒》（李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0月）也是专栏随笔性质的文集，他在前言里说，尽管有调侃的笔调，但表达的总是社会一种愤怒之情，“我不谈让自己高兴的东西，却总是对那些令我不开心的事情写下自己的想法”。这些不开心的事既包括现实弊病，也有些是对个人经历的反思。与伯格的“观看”相比，艾柯更多是直接的操刀解剖。《我的墨索里尼颂》揭发自己在童年时代曾写过歌颂墨索里尼的作文，艾柯认为这既是对环境所灌输的思想的接受，同时也是为了得到社会的赞赏；因而认为对那些以歌颂领袖的思想来毒害儿童的人是不能原谅的。而与此很有相关的是，艾柯在《读懂历史年表》中认为，1931年许多大学教授向法西斯政权宣誓效忠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许多人所生活、尤其是所成长的年代的具体历史情境是使他们只能拥护唯一的政权、接受唯一的文化，他们能够如何反抗那个政权呢？这两篇文章既显示出艾柯对于极权政治加之于人生的精神痛苦是何等的痛心疾首，同时也说明他在今天对这些重新被人们翻出来的话题表现出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是，艾柯对于政治的本性却有着极其准确的判断：“政治本身就是一种靠说谎生存职业，说谎是政客的义务；相反，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所想所为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所有人，那他们早就被开除出局了。”（第189页）因此，对这只小小的“密涅瓦火柴盒”，“政客们真应该好好反思一番啊”（第172页）。

第二次来到厦门，然后这里的空气很好，难怪大家都喜欢散步啊。

刚才我听邓老师说了一些关于爱国主义的一些问题，我想到了两句话，我是之前看到的，是别人这么说的：第一句话是—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第二句话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不受到政府任何的迫害。

然后今天我为了一些说的内容带了一个稿纸，这是为了约束我自己。主要是让大家不要受到什么迫害，“我怕我满嘴跑火车”，开始了啊：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知道中国为什么成为不了文化大国吗？因为在我们大部分讲话的时候，各位领导都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大部分领导都是没有文化的。“他们还是惧怕文化的，是审查文化，但是呢，他们又能够控制文化，所以说这个国家怎么够成为，文化大国呢？各位领导你们说呢？”

其实中国是有成为一个文化大国的潜力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主编一本杂志，现在都没有出版。但宪法上有规定啊，每个公民都拥有出版的自由，但是呢我们的王法又有规定，就是领导有不让你出版的自由。这个杂志呢很多地方在审查上遇到了很多问题，封面有一副漫画，漫画是一张图，主人公是个男的，他没有穿衣服。当然这就是不可以了，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不能露出那个阴部来公开的出版。但这是我认可了，所以把那个杂志特别大的一个LOGO啊就挡在它那个不合法的部位，然后后来这些出版社的审查人员就告诉我说，诶，这个不可以，你把这个人的中间这个地方啊挡住了，你这是在暗喻“档中央”。

我的反应和大家一样啊，我被雷到了。我当时脑子里就在想，把你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力啊用在文艺创作上，而不是用在文艺审查上那该有多好。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大家都是有想象力的啊，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只能想，我们不能……不能去做，不能写，甚至有的场合不能说。

我们的限制太多了，这是一个限制级的国家。在限制级的国家里怎么可能产生非常丰富的文化。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作品的时候呢，有个警报就在响，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焚烧不能写，低俗不能写，啊，高雅我也写不出。抱歉啊，我真的写不出高雅，我又不是余秋雨。

我在网路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啊，尺度已经算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写剧本的朋友，比如张爱玲这些写剧本的朋友，包括宁财神啊写一些话剧，还有电影编剧，他们非常的痛苦啊。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下，我就开始想，如果你成为一个文化大国，除非全世界都是在谈中国、朝鲜和阿富汗。

朝鲜是文化禁地，大家都知道。然后阿富汗是因为国内的局势正在搞不清楚他还顾不上，但纵然这样，他们都有作家写出了《追风筝的人》。当然遗憾的是这不是在阿富汗说的，我想，一旦阿富汗搞清楚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去超过朝鲜。

我们所谓的在国际交流上不断赞扬一些四大名著和孔孟之道，这样就像相亲的时候女方问你有没有钱，你说你祖宗十八辈上有钱。这是没用的。这个杯具的造成，和大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但通往朝鲜的道路，是由每一个沉默的人铺就的。某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比朝鲜强很多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朝鲜是什么样子的。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其实很多人，大家不一定沉默啊，大家只是被和谐了。

在中国的这个扫黄史上，可能很多同学，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毕竟是大学生，大家都知道虽然现在的一些教材上并没有具体内容，就是邓丽君和刘文正都是黄色的，下流淫秽，但是呢因为听的人多了他们就变成了黄色和下流，他们就不淫秽了，但是呢到最后全国人民都在听，所以他们既不黄色也不下流了。

如果我们都能够来反对文化的审查，让我们的屏蔽词里除了那些反人类的词汇不再有其他词汇，那我们才有可能去创造出一个文化大国，哪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我的名字都会进入这个屏蔽词库，但我相信一个屏蔽词库是有它的最大载重量的，每一个新增加的词汇都是在加速它的灭亡。

我希望我们的新闻媒体的从业者，我们的学生老师，每一个文化的从业者爱好者，包括我们的管理者，可以努力让我们的屏蔽和审查越来越少。我们的领导们，因为这个领导是和大家分开的啊，所以我们的领导我们的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自信让文化更加的开放。我知道我们的领导很喜欢向国外输出我们的文化，觉得这是一个强国的象征，但是以现有的文化我觉得实在是输不出去的。我们在创造文化作品的时候，每一个作者每一个从业人员，他们在时刻进行着自我的审查，在这样一个创作环境下，我觉得怎么能产生像样的文化作品呢，在全世界范围内。你把文艺作品阉割得像新闻联播一样给外国人看，然后企图输出中国的文化，你当外国人是外星人啊。

中国是不是在经济上真正的崛起了，这个呢要等我们的房地产业崩盘了以后再看，现在一切都不好说，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真正的崛起了，那它真的是一个强国，而且我想应该永远不会有崩盘的危险。

最后说回到我们的屏蔽词库，一个屏蔽词库里的词越势多，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会越势弱。当然我们的政府会给大家很多的解释，他们会告诉你，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青少年，是为了社会的稳定，文化是自由的。所以他们有权屏蔽任何危害青少年，破坏社会稳定的资讯和文化。但是如果你认同了，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在控诉你的遭遇的时候，他们会将你屏蔽，罪名是破坏社会稳定。到了最后，凡是不利于统治阶层的，不利于他们获得利益的言论，都是破坏社会的稳定，都是危害青少年。如果我们当时容忍了绿霸花季护航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绿霸花甲护航，到那个时候就不光光是文化的东西了。

所以同学们，我们不能让这一天的到来。否则在若干年以后，在子孙们通过卫星接收到的电子课本的历史书上，我们都会是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