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莫之许：警民不信任的根源在哪里？

摘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从重从严从快”也是公开的执法口号，其内涵也依旧是运用强制威慑力，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倚重强制威慑力，带来了执法手段上的某些问题，并加剧了警民之间的某种对立情绪，助长了警民之间的不信任。

近日，贵州民警张磊使用枪支致2村民死亡一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联想到09年同样引起很大反响的巴东邓玉娇案、石首抢尸事件，以及更远一点的杨佳案和翁安事件，案情各不一样，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却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民众对公安部门的案情说明的不信任。毋庸讳言的是，这种不信任的情绪仍在蔓延之中，围绕张磊的用枪致死案的争论也在发酵中，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助长这种不信任呢？

不少论者已经谈及了许多观点，如体系内部人士出于兔死狐悲之心而相互庇护；又有人指出，放大而论，还是在于官民分途、从而内外有别的长期存在，导致了日益升高的“官民对立”情绪。这些观点无疑是有见地的，揭示出了部分真相，不过，如果将视野回溯，就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反差：与近30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公安机关的执法方式相对而言变化不大，在我看来，这也是民众与警方日益增加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而且未必不重要。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治理手段中，最重要的不外两条，一是人民民主专政（当时叫无产阶级专政）所提供的强制威慑力，一是深入到社会末梢的群众路线。不能不说，在降低犯罪率上，这两大“法宝”有其作用，但其负作用则是和经济上的计划体制相配套，压抑了社会的活力，带来了普遍的贫穷和匮乏。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治理手段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人民公社的取消、单位的解体，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士流动择业，群众路线在社会治理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则是法制建设的展开，以及法制意识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普及和认同,法制体系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然而，强制威慑力依旧作为主要的社会治理手段发挥着作用，尤其在改革之初，由于法制建设一时尚不能上轨道，原有的群众路线又快速失去效用，强制威慑力甚至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最主要的手段，如1983年展开的严打，即是在新形势下运用强制威慑力的主动之举。不惟如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从重从严从快”也是公开的执法口号，其内涵也依旧是运用强制威慑力，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保障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近年来，随着法制进程的深入，类似的举措不再那么频繁，但客观而言，运用强制威慑力，依旧被执法机关看作是不可或缺的治理手段。毋庸讳言的是, “从重从严从快”之类手段, 与法治精神所要求的稳定性之间，形成了某种矛盾，本文暂不讨论这一问题。此外，倚重强制威慑力，也带来了执法手段上的某些问题，并加剧了警民之间的某种对立情绪，助长了警民之间的不信任。

首先, 强制威慑力与常规手段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处理普通的民事和治安案件时，常规手段的效果更好，作用也更大，然而，采用常规手段离不开充分的人员和资源的支持。民众对执法机关的意见当中，执法粗暴历来是一大重点，可是，要想不粗暴，就离不开优势警力的配置，而在此案中，笔者注意到，张磊担任副所长的坡贡派出所，居然只有三个人，这就表明，执法机关的人员和资源配备并不充分，这就大大增加了发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试想，如果当时是四对二甚至更多，还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吗？

其次，强制威慑力与民众的认知之间也可能存在落差。在一个法制社会里，民众总是依据现有的规则调整自己的行为，在此案中，死者所喊出的：“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就是这一事实的生动说明。但是，执法机关出于某种意图而展开的威慑行动，却容易与这种认知发生冲突。在此案中，张磊获得枪支还不到一个月，而获取枪支的理由是为了配合冬季严打，可是，两名死者作为普通村民，又怎么会知道严打将至，又怎么知道张磊已然胸怀利器了呢？悲剧的产生，与所谓的冬季严打不是没有关系的。

最后，强制威慑力与技术手段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法制社会讲究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旧，而证据的获得，更多的应以现代科技为后盾的刑事鉴定技术，而不是依赖于口供。反之，强制威慑力的获取并不以证据为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执法中的技术水准的提高。以此案为例，以现代科技为后盾，并不难勘验还原出当时的场景，5发子弹的击发顺序和发射角度也不难得出真相，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真相依旧悬空，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存在着技术水准落后的问题。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的知识水准和信息获取能力却有了长足的进步，于是在落后的技术水平和民众日益丰富的知识水平之间就形成了不小的落差，成为了警民之间不信任的土壤。

在笔者的理解，随着法制社会建设的深入，执法机关的执法手段也应沿着常规化、法制化和技术化的方向而提高，此举不仅能够提高执法效力，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执法机关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如果能够在常规手段上资源配置更充分，各种警民间意外事件的发生率就能够得到降低；如果执法符合法制的要求，则警民之间的对立情绪也可以得到一定缓解，而如果技术水准能有长足提高，那么，警民之间的不信任也可以有所减少。

Posted on

刘  水：异议人士“剥权”追罚现象

出狱三个多月的张林先生，二○○九年十二月三日再被安徽蚌埠警方处行政拘留十日。警方称“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张林，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於二○○九年八月十三日以来，先后四次在其家中通过电话接受境外媒体採访。”（注：引号内标点为笔者所加）。二○○五年，张林因言治罪被判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简称剥权）四年。此前曾有杜导斌和高智晟在获释剥权期间被藉口收押。张林先生是中国大陆因政治异议而被拘押五次以上的少数精英之一。

安徽警方对张林报复性执法

对异议人士的这种惩处，第一，显示官方强大的控制力和欲望；第二，给当事人和社会制造“罪感”；第三，误导不知情的社会公众。这种超越法律和人道双重底线的管制力，一方面出於实施者极度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将以笔作武器的温和政府批评者当成“敌人”。这同样从频繁发生的网民因言治罪个案，得到佐证，使得社会氛围始终处於官民紧张对立常态，这也因此构成“跛脚强国”的特色。

按照官方逻辑，张林接受“境外媒体”採访，违反“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监管，所以构成被拘的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指剥夺下列四项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对於绝大多数中国人，上述公民权利本就被虚置或被剥夺。而对於“剥权期”的公民，这本身构成罗织新罪名的藉口，甚至扩大化剥夺部分异议人士的出境出国权利。

单就作为附加刑的“剥夺政治权利”而言，世界上很多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有此种规定，比如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台湾等等，但是剥权范围没有这等宽泛。而普通法系国家几乎没有此等法规，他们更注重保护人权和尊重人格尊严。

与张林有关的是（二）中的“言论权利”。张林在接受採访时说了什么，不是安徽警方所关注的，仅仅是因为接受“境外媒体”电话採访，这等於完全剥夺了张林说话的权利。言论的核心在於，说话权利是天赋的，任何政府、法律和个人都无权剥夺，但是，说话者要为自己的言说负责，亦即言责自负。安徽警方这次拘留张林，恰恰是警方违法在先，所持拘留理由不成立，同时用扩大化惩处掩盖报复性执法。

张林的拘留书上泛指“境外媒体”，实际上是特指“境外反华媒体”，这是大陆官方的特定用词。但是，大陆官方故意无视一个事实：这些所谓“反华媒体”都是经所在国和地区合法註册的法人机构，并且官方并无向公民公示“反华媒体”名单。其实，随着官方的喜恶，这些媒体在官方口中可随时转变身份。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官方严控下的媒体，被禁止採访报道异议人士，这是中国的政治潜规则之一。如果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主动採访张林，并且能做到不删改採访内容，张林没有拒绝的理由。荒唐的逻辑在於：普通网民的诽谤和造谣个案，能在媒体报道，而异议人士被禁止在本国媒体露面，接受境外媒体採访就构成治罪的理由。前者大多出於偶发性和盲目性，后者有明确的公民权利诉求。防止异议人士的权利诉求公开化和社会示范性在民间引致反弹，是异议人士事迹在大陆媒体被雪藏的主因。

普遍制造和散佈罪感文化

不管是境内外媒体，报道新闻事件、关注新闻人物，是媒体的本职所在。但是，需要提示的是，中国媒体本就是官方机构。意识形态宣传和灌输是其首要职责，尤其是有关政治负面新闻向来是被严厉限制的，这本身与媒体属性背道而驰。官方对剥权异议人士严厉追罚，还有个险恶企图：数目可观的陷狱异议人士，大多多次因言入狱，官方存在重复治罪，杨天水、刘晓波均属此例，有效吓阻潜在的在境外媒体发表正当言论的公民。最为荒谬的是，政府首脑接受境外媒体採访被视为理所应当，而公民接受採访却被视为犯罪。

“言论权利”对公民而言是天赋权利，内容宽泛，对中国官方却意味着是没有边界的自我命名、予取予夺的无限权力。上述法律并无细则规定，“剥权期”公民不能接受媒体採访，但是，假借这种藉口的政治迫害屡屡发生。这样造成的恶劣结果就是：说你犯罪就犯罪。官方说了算，而不是法律说了算，但不是说中国剥权期的四项规定就是合理的。

对异议人士惯常採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罪名入狱，同时不乏罗织间谍罪、嫖娼罪和贩毒罪等莫须有罪名，构陷异议人士入狱。近年异议人士入狱主流是因言治罪，这些罪名有效消解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让当事人有口难辩，有话说不出。对异议人士的苛酷处罚，最为可怕的是在社会上普遍制造和散佈罪感文化，从而强化了全能政府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罪感文化让人们普遍产生愧疚和恐惧心理，从而放弃正当权利，被政治绑架，唯有顺从并依附制度体系。外部制衡缺席和内部竞争不足，官员职业化和终身制，以及追究机制稀缺，都使得体制之恶无所顾忌地尽然释放而出。

不能否认，全能政府也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清洗的内在机能，这不是出於纠错的动机，而是出於权力的稳定和操控。安徽蚌埠警方对张林的报复性执法，也正是为了迎合这种自上而下的内部控制机制。由此可见，中国式的“剥夺政治权利”，更多体现预后惩罚功能，而不仅是公民权利禁止扩大化。

Posted on

张辉：没有民间组织就没有公民社会

2008年5月12日，中国发生了一场举世罕见的大地震，财毁人亡，损失惨烈。大地震发生后，当局全力以赴，民间也积极介入，一切都为生命让路，当局成为救灾主力，而民间力量也自发地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很多民间组织与志愿者也在第一时间动员起来，短期内就集中了上千个民间组织的成员以及上万名志愿者。各路大军涌向灾区，或进入灾区探寻生还者，或协助指挥交通，或照顾伤残灾民。但纷沓而至的民间组织与志愿者使当局猝不及防，在协调各方救灾力量方面当局立显局促之态。于是，救灾史上极其荒唐的一幕出现了，一方面是千百万难民几个星期没人救助，另一方面是大批民间组织和志愿者被当局劝阻，四川省当局曾要求不要前往灾区。当然，冠冕堂皇的理由总是有的：比如，道路狭窄，志愿者的车辆大量涌入，使救灾交通更加混乱，志愿者的饮食供应给灾区平添了许多负担，等等。当然，有一些民间组织在救灾过程中不按照当局的统一安排而自行活动，遭到了一定的打压，也有一些志愿者私自披露灾区里不该被披露的情况，而遭到拘捕。这是另外的话。

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长期被压抑的民间力量突然爆发，参与救灾民间力量表面上是积极参与救灾，但这种表象之下还隐含着他们的另一种要求，就是参与社会治理，对当局进行公民监督。但是，当局固有的意识形态本性未泯，又受到体制内顽固势力阻挠和传统规则的束缚，对纯粹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始终保持“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当局没有勇气也没有技巧去驾御这些突然涌现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因为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是“潘多拉魔盒里”暗藏的“公民权利妖魔”。所以，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灾区的遭遇就是要么屈从，要么接受招安，要么被打压，这和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现状是相一致的。

邓式改革30年来，面对外部世界的人权和公民权诘问，总是习惯于用“中国特色”来搪塞。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哪里都有地大物博现象，哪里都有人口众多的现象，哪里都有历史积淀沉重的事实，这些东西本身并不能算是中国特色，真正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党天下”特色。因为是“党天下”，所以，脱离中共的政党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同样，脱离中共的任何社团组织也都是不允许存在的。根据中共的《结社法》，要成立一个公民组织，就要经过民政机关的批准，而不是按照世界通例进行备案，这是其一；要想成立一个公民组织，必须要有一个先在的合法机构的领导，这个先在的机构当然是党政部门，而党政部门必然要接受中共的一元化领导，这是其二。这里面比较可笑的是，根据法律可以领导民间组织的“合法机构”（包括共产党），都是未经登记的机构，也就是说，现行法律规定合法组织必须接受非法组织的领导。

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截止2007 年6 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5.7 万个， 其中社会团体19.4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2 万个； 基金会1193 个。据清华大学民间组织研究所的估计则在200 万至270 万之间。官方的统计和研究机构的统计差别如此之大，原因主要就是社团登记批准的门槛过高，一些民间兴趣性社团因为主动回避参与政治诉求，而不被当局打压，于是就选择了不参加登记批准。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之外，中国目前至少存在着以下10 类“法外”民间组织：(1)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2)城市社区基层组织；(3)单位挂靠社团；(4)农村社区发展组织；(5)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6)农村社区的其他公益或互助组织；(7)海外在华资助组织(8)海外在华项目组织；(9)海外在华商会、行业协会； (10)宗教社团。

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相对于外部世界，我们太落后了。日本平均400人、美国平均不到200人、英国平均100人就拥有一个民间组织，而中国平均4000人才有一个民间组织，即使将未获得法律合法性的草根组织也纳入，也平均约2000人一个才拥有一个民间组织。2005年美国慈善捐赠总额达2,600亿美元，占GDP的2.1％，人均捐款833美元；而中国同期慈善团体接受社会捐赠资金28.9亿元人民币，仅占GDP的0.015％，人均捐款仅2元人民币。横向比较来看，我们能看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民间组织处在快速生长但仍相当不足的阶段，另一方面，这些民间组织几乎都不是自由自主的，而是遭受权力挟持的。

表面上看，邓式改革30年来的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各种协会、学会、笔会，等等，遍地开花，但其实无不尽入中共“囊中”。即便以上10类“法外”民间组织，表面上看是没有去登记批准，但几乎都不是“自行”成立的，都在中共的领导之下，是在一种政治潜规则下进行“合法”生存。专制体制下，“合法”与“法外”的根本区别是对统治者的态度，屈从了，就什么都“合法”。如果有人幼稚地看见一些“法外”组织的存在，就去自行成立和公民权利有关组织，那就等着当局给你好脸色看吧！邓式改革是当局主导型改革，其目标之一是以国家的繁荣来提升当局的合法性。因此，民间组织并非是完全独立于当局之外并与当局平等博弈的公民社会性质的民间组织，而是在当局的掌控之内。对当局而言，既需要民间组织作为一种辅助力量来提供公共物品，又要努力削弱民间组织的对抗性以维护政局的稳定。

中国的民间组织是典型的当局主导型民间组织，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而其中，官性是主要的，民性是次要的。它们都还不能准确地被称为民间组织，但是，为了和党政机关进行名称上的区分，也只能这样称呼了。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当局创建，并受当局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虽然中共党政部门力图增大民间组织的自主性，屡屡发布文件，规定党政权力部门现职领导人不得担任各种民间组织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领导职务，但是当局对民间组织的主导始终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点。

正在形成之中的中国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些过渡性特征。与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相比，中国的民间组织还很不成熟，民间组织的一些典型特征如自主性、志愿性、非政府性等还不十分明显。中国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是在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 无论其结构还是功能都还没有定型。民间组织的这种过渡性，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这种宏观背景相一致的，是社会转轨过程在民间组织中的具体体现。如果说民间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与社会的强势力量形成平衡，以保护普通公民的权利，那么弱势群体的自主组织显然应该是更加活跃的，但目前民间组织在弱势代言上表现力较弱，不足以赋权公民。

从中国民间组织自身来看，良莠难分、管理失范、方向不明，“合法”与“非法”并存、与当局合作的与抵制的并存、体制内的与体制外的并存、营利的与非营利的并存、有形的与无形的并存。这些问题都与当局对民间组织的控制和选择性培育有关，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国民间组
织的畸形发育。确实有一些党政官员对民间组织至今仍缺乏正确认识，他们或者还没有看到相对独立的民间组织正在中国迅速崛起，或者认为民间组织是西方的“舶来品”，或者把民间组织看成是抵制或对抗当局的异己力量，或者看到民间组织在苏东剧变和东欧“颜色革命”中的反政府作用而感到十分害怕，或者把民间组织简单地当作是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同时，也有一些公民因为没有接受良好的公民教育，认识不到民间组织对维护自身权益的必要性，出于传统恐惧而拒绝参与任何民间组织和非政府活动。公民的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是体现公民参与更为核心的方面。公民社会指数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如果问一个人是不是参加过给报社写信、在请愿书签名、参加抗议示威游行等活动，大部分会回答：“没有参加过”，同时很多人会非常紧张地解释，自己是一个良民，怎么会干那种事情？

尽管民间组织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甚至经常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表现出一种负面的影响，然而，必须承认，它们对于中国也是一支积极的力量，起码对公民权利的唤醒有暗示作用，并为今后公民社会的继续发展积累有益的经验。大多数民间组织都有着与党政部门合作的强烈愿望，同时它们也有维护公民利益的天然倾向。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对于当局而言恰如一把双刃剑，当局的政策和行为得当，就容易赢得民间组织更多合作；反之，民间组织与当局的合作就很困难，甚至会走到当局的对立面。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对中国人民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中国目前的民间组织的“官性”十足，所以，当公民个人不善于利用民间组织的时候，中国民间组织就容易“进化”为被当局伤害公民的帮凶；而当公民个人善于运用民间组织的时候，民间组织则容易“退化”为公民的有益助手。

关于民间组织的相关法律、政策较长时间以来一直广受争议，却迟迟并未改变。究其根源，法律、政策的规定其实只是一种表现形式问题，问题的本质是现有的“党天下”制度是否足以容纳公民的自由权利。如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愈渐遇到的制度困境一样，民间组织的发展说到底也面对着政治架构的开放度问题。可以看到，宪法规定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种公民权利，都是目前政府审批和法律严格限制的领域。那么，当局为什么担心公民自由，比如结社权利呢？因为担心引起社会不稳定，一方面担心社会冲突引发群体暴动，另一方面担心出现政治组织引发颜色革命。对于前者，社会秩序其实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公民自由比较充分、民间组织发达的国家，协调秩序与自由的方法就是法治。例如，游行是公民权利，但是践踏草坪可能是违法的，打砸抢肯定是违法的；公民结社是自由的，但是行骗、贪污公共资源，任何人都是不行的，社团也同样不行。

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有没有？有。比如北京就有公盟宪政研究中心，爱知行研究所，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德先生研究所，等等。在中国成立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只能拐弯抹角叫什么“研究所”，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研究所”们就可以随便注册，想搞一个“研究所”名堂的民间组织就必须注册一个经营性的公司，公司的名称用来对付安全、公安和工商税务等部门，并不对外公开，对外公开的只能是个不算完全合法的名称——“研究所”。比如公盟宪政研究中心，它真正被政府承认的名字叫做“北京市公盟咨询有限公司”。再比如笔者负责的德先生研究所，我们刚开始去工商局注册的时候，本意是要注册一个“北京德先生资讯有限公司”，但是，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说“德先生”这个名称不许用。再经反复注册后，发现和民主公益有关的名称都不许我们用，最后只好胡乱注册了个“北京市公联基业资讯有限公司”，这公司名称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反正被当局搞到糊里糊涂了。中国社会现有的的少量具有真正意义的民间组织就是这样，连个名字都要投机取巧，一套对外，一套对内，想着办法哄共产党网开一面。

搞个名称都这样艰难，想做点什么类似组织的事情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德先生研究所开了几次座谈会，只有很少几次是在当局松懈的情况下开成功了，其他的座谈会因为话题敏感全部被提前劝阻。当然，德先生研究所能有这样的困境和笔者的个人能力有关，和笔者全民间身份有关，和笔者长期以来的自由立场有关。相比之下，公盟宪政研究中心的许志永先生就做得要好很多，我自己反思过，许志永先生能做到这样好，确是由于他的能力和个人魅力都超出我许多，他的性格和妥协精神也强我许多，再一个他还在大学教书，又是海淀区人大代表，算是个体制内的人。当我心中庆幸北京有一个公盟宪政研究中心的时候，当局对公盟宪政研究中心的一举一动也是时刻在关注。后来，众所周知，好景不长，当局对公盟宪政研究中心下手了：经济上罚款，罚到亏空；政治上取缔，干净利落；人嘛，干脆逮捕。

最近几年来，中共当局的政治合法性和经济诱惑力逐渐崩塌，社会抗议不断增多，政府暴力压制迅速升级，社会在高压之下总算维持了表层的相对平静。但是稍有社会经验和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社会在高压下的一片平静总是预示着恐怖的未来景象。为避免社会的恐怖未来，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呼号，冒着被政府打击报复的危险，努力开拓民意释放的渠道，争取社会和解的环境。中国真正的民间组织就是做这个的，但是，当局对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下手是一点都不留情面。看来当局者真是越来越没自信了，已经顾不上自身的长久统治了。

有些人，你可以说它愚蠢，脑子被驴踢了，但我倒更愿认为，它实际上是黔驴技穷。黔驴技穷了，就不说它了，还说民间组织吧。概括中国民间组织的特征，可以用四句话来形容：数量在增加，总量尚不够；总量在增加，质量尚不够；收费在增加，服务尚不够；“官性”在增加，“民性”尚不够。一党独大，众小相随，一大并众小，这就是中国民间组织的现状。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尚没有真正的生存空间。

权利行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自治的过程，公民如果不能自治就谈不上公民权利。而组织起来的权利是公民形成社会的权利，有了这样一个权利，才会出现以公民自治为基础的公民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才能形成公民社会。公民只有组织起来，才具有社会的意义。“公民”这个概念就是一个社会概念，如果不能自由地组织起来，那公民就必然成了草民。没有公民，公民社会就无从谈起。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

Posted on

牟传珩：告别着的留守——那一天，家有多远

2001年8月13日，这是青岛的“秋老虎”季节，闷人的暑气幽灵似地在岛城徘徊。初中刚毕业不久的儿子，就要去胶州市试验中学参加入高中前的军训了。我见他正在书房里复习英语，等待下午家庭辅导老师做最后成绩测试，心里有了几分慰藉，便蹑手蹑脚地走过书房，来到自家小院里那颗悬挂鸟笼的老丁香树下。这树有两人高，有几十年的树龄，是我1998年搬进这处天山小区新居时，与朋友们一起移植来的。因我的少年时代是嗅着窗下丁香花长大的，所以时常在自家小院，望着移植来的这篇天成的得意之作，重温少年的丁香梦。此时我站在这树下，一切的烦恼和倦意都已荡然无存，于是便操起园艺剪刀，修整起盆景来。

我平生酷爱园艺，尤喜盆栽、奇石、字画。读书之余，赏鱼、观花；写作之时，伴着野鸟婉转鸣啼，尽情享受人与自然的天籁之合，暂时忘却人世间的不平与痛苦。其实我原本是向往那种恬淡无争的田园生活的，为此，我在自家小院做诗云：

独得藤梅一方绿，
四时勤圃伴鸟语，
又是一年露滴竹，
挥毫泼墨好读书。

然而，在这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里，更向往自由的我，注定过不了田园生活。

这天午后，儿子已伏在书房写字台上复习功课了。我看了看表，2点多了，估计再等会儿辅导老师就要登门，为儿子去郊州高中前上最后一堂课。正在这时，我突然听到门外有女人嘀咕：是101户。

我愣了下神儿，心想：是不是老师提前来了？不对呀，老师又不是第一次来，会直接按门铃的。我正猜疑着，门铃突然响了，我未问是谁，便开了门，门口站着两个陌生的妇女。

我们是居委会的。其中一个妇女神色有些拘谨地说。

我心里暗自纳闷，居委会上门干什么？我把她们让进门后，武断地问：是公安局让你们来的吧。

等会儿再说。她们避开我的目光敷衍道。

说话间，门外齐呼啦拥进5-6个警察，为首的正是平时常与我们打交道的市公安局一处郑科长与老田。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警察，向我出示了搜查令，但未写案由。那一刻我清醒地意识到，灾难终于降临了。

这时郑科长语气平和地说：我们执行上级命令，没办法。郑科长话未落音，女政治警察老田就急不可待地要动手。此时，儿子惊的从书房冲将出来，怒瞪着警察。

我看了儿子一眼，心里不是滋味，急忙对郑科长说：慢，孩子的家教老师要到了，别惊了人家，等会吧。

郑科长示意警方暂停搜查。我望着孩子惊恐、悲愤却又无奈的脸，五内俱焚。他虽高高的个子，但仍是个16岁未成年的孩子，怎能承受如此突如其来的刺激。这是他人生旅途即将踏入高中拼搏的时刻，爸爸将被带走，家就要破碎了。苍天如此不公正地对待一个幼嫩的孩子，我的心随即淌出血来。为减轻对儿子的情感伤害，我反复劝说他赶快出走，但他就是不走。我急中生智，让他到门外去截回要来辅导的老师。于是，他去了。

孩子刚刚走出家门，政治警察老田便急不可待地上窜下跳，在我书房里翻弄折腾；另两个警察跑到孩子房间，打开电脑拍摄照片；其余几个满屋游晃；唯郑科长与街道的两个妇女在门庭的沙发里坐着不动。

老田最积极，她扭动着半老徐娘的身子，爬书橱，翻写字台，不管有用没用的，搜出一大堆，成为她的“战利品”，摆满了沙发，让警察拍照。其中有我多年前的文学创作手稿、谈判法律理论手稿及书样，哲学、历史读书笔记与手稿，当然更多的是我写的政治类文章。最让人心痛的是，我的家史材料，多是先父遗下的珍贵手迹。我当即向警方提出抗议，说他们滥扣与本案无关的资料。老田说要检查后才能得出与本案是否有关。

属你最积极。我冲老田说：真是“最毒莫过妇人心”。

后来听预审人员说，老田对这话耿耿于怀。的确，她该记上一辈子。本来他们办违心案子，应付一下，完全可以理解，很少有像她这样不遗余力的。我不知她是在向谁献殷勤。

正在我冲老田嚷嚷时，儿子在院外截回老师，又返了回来。他望着满屋的警察在抄家，眉头紧锁，十分难受，眼睛里满含着不肯滴下的泪片，握紧双拳，东一头，西一头，手足无措，也不知能做什么，样子那么痛苦，那么无奈。突然，他用近似绝望的语调喊：这是我的家，

你们要干什么呀？那声音满屋回荡，猛的撕碎了我正在淌血的心。

一个平头警察大步冲向儿子。

我大吼一声：住手！急跑向前搂住儿子，但儿子却挣脱我，在屋里来回冲。我对那些从未解读过人性的政治“大盖帽”们，如此不屑一顾地粗暴摧残、刺激一个尚未涉世的未成年孩子，永远都是那么记忆犹新，刻骨铭心，令我不由的联想起，孩提时代突然闯进我家抄家的红卫兵。

由于我曾深深经验过“无产阶级专政”摧残童心的那种痛苦，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孩子快快出走。但此刻孩子并不理解对父亲的最大帮助，就是解除我的后顾之忧。他就是不走，我一面要应付那些抄家的警察，一面又要保护发疯似嚎叫不已的儿子，心力不济，只好让孩子打电话叫妻回来。一则为了孩子有个母亲的怀抱守护；二来我深知此去凶多吉少，也想与她最后道个别。

打过电话，我心生一计，抱过儿子的头耳语说：冬雨，帮爸爸个忙，快把抄家的事告诉我的一位朋友。这话果然凑效，儿子仿佛接受了一项义不容辞的使命，尤如离弦的箭似地冲出门外。他那里知道，我是不忍心让他目睹着爸爸被押上囚车的景象，折磨他的童心。我望着他走去的背影默默地祈祷，走出家门就别再回头。

儿子走后不久，妻子便从单位赶回。她一进门，见屋里满是警察，家被抄的一片狼籍，一屁股瘫在沙发里，脸色苍白，毫无表情。我一见妻那失魂落魄的样子，心再次揪了起来。多少年来，妻无怨无愧地陪伴在我一个一直遭中共监控的异见者身旁，整日担惊受怕。那种仅仅因丈夫表达了不同政见，而每日每时都面临国家权力的威胁与恐惧，只有在中国特色现实社会里的妻子，才有深刻的体验。她一直陪伴着我，共同经历着一种家庭随时都可能被“莫须有”的理由撕裂、摧毁，连眼泪里都带着血丝的生活！

妻回家不久，警方便催促我上路。我本想等他们抄完家，将带走的大批书籍、文稿、笔记等列出详尽明细来再走。但一想到当时正寄居我家读研究生的外甥就要下班，和儿子可能随时返回，便急着问警方，是否要带被子？他们说不用。于是我换了身衣服，深深地望了妻一眼，就随他们向外走。我深知这一走，对妻意味着什么。我能体验她瘫坐在沙发里的感觉是天昏地暗的。我多想向她深鞠一躬，又有多少歉疚梗塞在喉，但此刻任何语言都苍白地如同扔进纸笼里的废稿。我只能轻描淡写地对她说了句：他们是传讯我。然后头也不回地就那么一仰脖，在警察的簇拥下匆匆迈出家门。（捕前在书房）

傍晚的阳光，恰好从楼侧偏西的方向斜撒过来，镀在两辆乳白色的警车上，闪亮、耀眼。我咬着牙没回头，便钻进了囚车，然后两辆警车一前一后地启动起来……刹那间
，我忍不住又回过了头，想再看一眼妻子或者儿子是否回来，但视线里模糊一片。那情景，比文学作品里夸张性的虚构情节更生动、更刺激，也更具“春风无力百花残”的淡红色凄凉，更透出点“壮士一去不复回”的古铜色悲壮。

仅仅因为8篇不同政见文章，我被以言治罪。那一天，我不知家离我有多远。为此，难狱之夜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告别着的留守
–写在被拘捕的时候

囚车已停在家门口
就要告别的时候
哄着孩子快快出走
出走了你就别回头

就要踏出家门的时候
我再也不敢回首
回首妻就在身后
身后是斩不断的心愁

告别啦
告别是洪水冲开的分手
家浮上游
我飘下游
旋转着的感觉
剔割了骨头与肉

告别啦
告别是闪电划裂天喉
一阵风暴
一场雨骤
鼓破的雨伞
再也撑不起家的温柔

告别啦
告别是断了梁的桥头
这头在守望
那头在留守
望不尽的云烟
填不平距离的渊沟

告别啦
告别是心灵深处的伤口
胸窝在阵痛
鲜血在浸流
硬挺着的躯体
再也担不起感情的富有

当我踏上囚车的时候
禁不住回过了头
回头是闭着眼睛的祈祷
祈祷是展不开的眉皱

告别啦
告别是在黄昏的时候
渗透脑髓的记忆
从日落滑向月走

告别是告别着的回首
回首是回首着的告别
告别呵 告别哪能不回头
回头就是无法告别的留守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

Posted on

王昊轩：高房价：国际惯例败给中国国情

以前我一直犯一个错误，就是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是否存在泡沫。事实上，因为中国一些特殊的国情，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这些国际上衡量房价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的标准到了中国都严重水土不服。

按照国际惯例，房价收入比超过6就说明房地产存在泡沫了，可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20以上，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也在10以上，远远高于国际标准。按照国际惯例，租售比低于1∶300的话房地产的投资价值已经是完全没有了。房价处在崩溃的边缘。可中国一线城市的租售比低于1：500了房价还照涨不误。按照国际惯例商品房空置率在5%-10%之间是合理区,空置率在10%-20%之间为危险区,空置率在20%以上就是严重积压区。时下北京、上海、深圳的许多楼盘空置率接近了50%。在北京，绝大数的新楼盘在交房前就已经全部售完，但即使是到了交房的第二年，真正入住的只有30%-40%，能达到50%的入住率都是比较好的了。对此SOHO中国CEO张欣说：“在纽约曼哈顿,空置率达到10%到15%的时候,人们就感觉到天要塌下来了,但是在上海浦东空置率高达50%,他们还在建造新的摩天大楼。”

到底是哪些中国国情导致衡量房价的国际惯例在中国失灵呢？

先说房价收入比，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跟当地人的平均收入根本没多大关系。因为在一线城市买房的绝大多数都不是本地人，而是外地的富人。2009年上海的新房价格涨了一倍，其中只有10%是上海本地人买的。其余都被江浙一代的人（温州炒房团）和不差钱的山西煤老板给买走了。上海本地人有多少能买得起外环以内的商品房呢？同样，深圳09年房价涨幅达到90%，买房的主力不是深圳本地人而是香港人，大家都知道深圳的房价是香港人炒起来的。中国国情是基尼系数接近0.5，贫富差距悬殊，富人买房不差钱，一买就是好几套，而穷人倾尽三代人积蓄也买不起房子。中国的富人特别中意一线城市的房子，可一线城市就北上广深杭几个，他们都拥到那里买房，一线城市的房价能不高吗？要我说，一线城市的穷人干三辈子都买不起当地的房子。

中国富人喜欢在一线城市买房很大程度是因为国家政策长期向一线城市倾斜的中国国情。一线城市占有了大量社会资源，如果在一线城市拥有一套房产的话，可以享受教育医疗上的诸多好处。比如你在上海北京买了房子，那你小孩的户口就可以落在那里，以后考大学比在其他省份要容易许多。这就鼓励其他地方的富人都到一线城市买房，推高了那里的房价。

再说租售比和空置率，这两个标准在中国失灵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富人买房不是为了出租，也不是为了自住，而是为了投资和保值。很多富人买房一买就是好几套，甚至有一栋楼一栋楼买的（主要是山西煤老板和温州炒房团）。现在实体经济低迷，投资实体经济利润少，甚至要亏钱，银行利率低，把钱放银行实际上是贬值的，中国的股市又实在太黑，没有什么投资价值。所以面对09年政府投下的10万亿天量信贷所引发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富人只有选择把手头的钱投入楼市保值。既然他们买房是为了投资保值，一出手就是几百几千万，并不把每月几千元的房租放在眼里，自然不会把买来的房子租出去。这样就导致中国的房子租售比低而空置率高。

换个角度看，不是房价在涨，而是人民币对房价的购买力在下降。2001年黄金价格270美元一盎司，现在1100多美元一盎司，涨了四倍多，2001年上海的房价3000元一平方，现在16000一平方，涨了五倍多。01年上海公交车票五毛，现在两块，涨了四倍。纸币的购买力一直在下降。按照人均货币收入或者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源看，30年前的1万元人民币，大体和现在的27~28万元相当；从人均储蓄看，30年前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55万元。中国国情是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更赶不上房价增长的速度。加上投资渠道缺乏，有闲钱的老百姓为了让手头的钞票不贬值，就只有选择买房。

按照中国国情，结婚时男方必须提供房子。所以许多到了结婚年龄的男青年千方百计要买一套房，就算凭自己的经济能力买不起房也要向父母借钱买房,否则就找不到结婚对象。这点也推高了房价。

最近政府说要对第二套房征物业税了。对此我表示反对。国外对第二套房征物业税是因为国外买房有永久产权，想住多久住多久，可以当祖产传给后代。国外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不用怕政府和开发商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强拆你的房子。可中国国情是买来的房子只有七十年使用权，在中国买房说到底只是一次性把七十年的租金缴清而已。还要指望不碰到强制拆迁，买的房子质量能撑七十年。实际上中国绝大多数房子的建筑质量只能撑三十年，而且往往越是新造的房子质量越是差，开发商普遍偷工减料，楼歪歪，楼脆脆屡见不鲜。对只有使用权的房子征物业税是件很荒唐的事。政府想在物业税上与国际接轨，在强制拆迁上玩中国国情，两头好处都想拿，哪有那么好的事？

导致高房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了。中国的国情是土地国有，再加上一党专政政府权力缺乏制约这一特殊的中国国情造成的党国不分。土地国有就是党有，党有就是官有，官有就是民没有。处置土地的权力在地方政府官员手里，这就带来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土地房地产税收收入可以占地方财政收入少则30%，多则50%还多。

地方政府从高房价上获得了巨大的好处，2009年全国光卖地就进账达1.5万亿，约占全年的GDP4.4%。这些钱都到了地方政府腰包里。中国的房价高，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结果。中国政府的财政像个无底洞一样永远喂不饱，不管拿了多少好处都要哭穷。政府有钱办奥运会世博会，给公务员加薪，养网评员引导舆论，就是拿不出钱来解决国民的医疗住房教育等民生问题。现在房价中流向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收要超过50%，加上银行得到的好处，政府绝对是高房价最大的受益者。只要地方政府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不变，房价就不会降到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围内。

说到底，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政府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商品房的，75%的人住的是保障性住房。在土地资源比中国更紧缺的新加坡，只有不到15%的高收入家庭住的是市场上购买的高档商品房。超过85%的新加坡人住的是政府提供的廉租公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覆盖率却很小，逼的绝大多数人只有买商品房才能改善住房条件。中国政府应该拿出从商品房高房价中得到的巨大好处来为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保障国民住房权是一个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那这个政府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就大可存疑了。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

Posted on

李咏胜：系在春天眉梢上的黄丝带(外一首)

系在春天眉梢上的黄丝带(外一首)

李咏胜

在漫长的冬夜里
没有人知道黑夜会坍塌
没有人知道春天会发芽
没有人知道春天就在身边

这是2009年的冬天
西方人狂欢的圣诞节里
在北京那个审判良心犯的地方
发生的神奇故事

故事的主人
不相信红墙下的坚冰
能够把春天的笑脸覆盖
不相信揉碎鲜花
能够阻挡春天的到来

于是，他们从四面八方走来
在春天的眉梢上
系上一根根黄丝带
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
春天正在到来

疯子才不说谎话

在那个太阳会转拐
月亮有产假
星星不上班的地方
所有的人都姓假
假是他们生活下去的营养

这是一滩绝望的死水
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这里不需要光亮
不需要空气
也不需要思想

这里的人很善良
他们连说梦话都害怕
而说谎话却和做爱一样
只要三天不挂在口边
心里就憋得慌
星星不上班的地方
所有的人都姓假
假是他们生活下去的营养

这是一滩绝望的死水
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这里不需要光亮
不需要空气
也不需要思想

这里的人很善良
他们连说梦话都害怕
而说谎话却和做爱一样
只要三天不挂在口边
心里就憋得慌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hinaeweekly.com）

Posted on

力比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在海地这个国家因为贫穷，而陷入了一种骚乱状态，人们开始争抢食物，幸存下来的人们因为救援的不到位，受伤的无法得到治疗，还有几十万的人被埋在地下。这个国家现在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人们因为知识的缺乏，那些灾民无法开展有效的自我拯救，世界各国对其的救援也不见什么成效，现在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呢？联合国是否需要接管这个国家，而开展有效的救援呢？在这个关键时刻，灾难已经使这个国家的一切瘫痪，想想如果全球化的大灾难在全球大规模爆发的话，人类是否会陷入如此相同的境遇呢？想必如果人类集体因为知识的缺乏，因为爱的缺失，这样的灾难势必会重演。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目前首要的还是对这个国家开展卓有成效的救援，各国务必是联合起来，组织力量对这个国家尽心救援，联合国这样的机构，应当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国家的人类开展全力救援。我们知道，即使那些尸体被挖掘出来，没得到处理，瘟疫就会席卷这个国家。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灾难如果席卷全球，人类因为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知识的缺乏，而使人类相互屠杀的事情重演，甚至连人吃人的现象都重演的话，人类浩劫必定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在那个时刻，缺少爱的人类，必定会展开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暴力行动的首要目的是获得生存，其次是让他们畸形的思想得到传播，而对其他人类进行屠杀，或者说是统治。因此，要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但靠所谓政府力量是不成的，人类个体的智慧之人类本性必须得到卓越的发挥，人类知识首要的是爱之知识的传播，因为这个可以解决人类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人类个体的力量才应该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核心。

在我的《什么是灭绝性的打击》一文中，已经彰显出人类文明的渺小与脆弱，而现在我们再次看到了大自然力量的不可抗拒性。一方面，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是需要融入自然的，因为我们是自然之子，我们的智慧也来源于自然能量的传递和繁衍；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起来先进的科学因为对物质的过度追求而造成了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遭到了无情的破坏。我们是否知道，大自然从来都是一个公平的系统，它总是要恢复这个系统的呢，即使这个系统遭到灭绝性打击，在我们无法了解的宇宙力量的主导下，它也会得到恢复呢？因此，人类的力量就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得到消弱。而当灾难来临时刻，人类科学总是在说，这样的灾难是必然的，那么既然是必然的，我们又如何卓有成效的最大限度地减弱这些灾难带来的生命涂炭呢，既然知道海地这个国家必然发生地震，各国为何不对其提前告知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解释，但都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人类们沉迷于权力游戏带来的虚拟快感之中，期间之管理方式，皆因物质拥有量多少再进行等级安排。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假设一下，下个受难国家是否是那个相当贫穷而缺少科学知识，或者说是沉迷于快乐的物质生活之中的国家呢？因为在这样的人类之中，物质享乐或者说是对物质的急需而造成了人们的心灵麻木，人类之间的爱也不过是建立在物质等级之上，这样的爱也叫爱吗。因此，我在这里，提倡一种大爱大慧的精神和意志，这就要求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要有所降低，而对前沿科学及其心灵科学的开发要加大力度，科学知识得到普及，人类统治力量也就需要必要的消弱，政府必须是作为一个为全体人类服务的团体机构而存在，在这里人类个体力量必须得到彰显，需要得到巨大的发挥。只有这样，在灾难到来之前，灾难到来之时，我们才有能力进行自我拯救，因为我们的命运首先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我们得自救！

2010年1月19日

Posted on

义不容辞的友声——读余英时序文集

余英时教授乐意在他的不为所动中，全他的个性，活他的人格。有所不为，也有所作为。多年来为知名和不知名的着作者写了许多篇诚挚的序言。最近汇成《会友集》在香港出版。

余英时是一个儒其热肠而道其心性的学者。他待人是儒，自处是道。在赶会场作演讲等学术交际活动上，他往往表现得颇为疏懒，自打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回家，他更加固守那座林木深处的住所，平淡地过着勤於着述的生活。

他提出过不少曾一度在学界颇有影响的说法，但从未摆出要建立某某学派的架势。他教出了很多学生，却无意把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培养成自己的得意门徒。他几十年来的着书立说早已写出了大学者的名声，但在那盛名之下，他默然选择了“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孤独。这些年来，随着大陆与海外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欧美的汉学界中，无论洋人还是华人，不管名家还是庸流，几乎都应邀出访，竞相赶场到大陆的学院“小世界”切磋加观摩。就笔者有限的瞭解来看，大概只剩下余英时顽石般无动於衷。他一次次谢绝了各种级别的邀请，至今仍处於八风吹不动的状态.

在统战攻势下坚守道义防线

余英时的反应何以如此淡漠？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这种狷介的态度绝非自负清高，实系於他一贯坚守的道义防线。就他的政治立场而言，只要中共当局还在倒行逆施，他就不会有兴趣凑时下的热闹和领情来自那边的荣誉，总而言之，绝不要落入被统战的圈套。剩下的时日已不多了，余英时更乐意在他的不为所动中全他的个性，活他的人格，好在有所不为的前提下兢兢业业地有所作为。

这就是他一直在书斋中尽力去做的事情：通过写文章或接受访谈，向外界发出他一个独立的知识人批评的声音。在我熟知的美国学院人士中，还很少有人像余英时这样放言无忌，勇於脱下僵硬的学术甲胄，跳出学科设限的壁垒，对他密切关注的海峡两岸之现状做出评论性反应，为华人公众贡献出不少富有导向的中肯分析。在这些内容丰富的文字中，他与个别知识人互相交流的一个突出方式则是应出版社或作者本人的要求，为很多新出版的书籍撰写颇有见地的序言。这些散见於各书的序言经彭国翔搜集，最近已汇为一编，题曰《会友集》，由明报出版社推出。

按照余英时的解释，“会友”之名盖取古人“以文会友”之义.与长期以来所谓“文人相轻”的取向相反，余英时更强调古已有之的“文人相重”的一面。书写本是一项召唤行动，一个人将自己的情志思虑用文字表达出来，并非只满足於自鸣得意的独白，而是如“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那句诗所说，欲以自己的鸣放激发他人的回应，让众声响应的奏鸣构成一派交响乐的律动。无论是求人作序还是为人写序，均出於知识人追求“知音”的心愿，在这一文字鑑赏和思考互动的书写活动中，一个写出了真知灼见的作者所希求的绝非应酬性的吹捧，而是应邀写序者严格的评判和真诚的理解。相应地来说，为人写序者便需具备“知音”的素质，他不只要敏於洞察和发挥作者的见解，更需坦率地提出商榷的意见和补充的论辩，最终取得互相启发和互相发明的效果。

按照余英时在该书自序中的描述，此类为他人诗文集或专着写序的文字佳作甚多，至清季到民国，已汇为洋洋大观.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文化暴政期间，此一知识人之间在心灵上自由交流的传统却遭到了野蛮的中断。那年月，大批判文风盛行一时，很多玩笔桿子的上行下效，他们读解起别人的文字，动不动就存心歪曲，在文坛上造成了荒谬丑恶的互相挞伐。召唤与回应的韵事於是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前辈知识人对待他人文字所怀抱的那一片素心几成为往古的绝响。

作序乃是忠信敬事，儒其热肠

读余英时为他人着作所写的序言，不难看出他在恢复和发扬那一被破坏的优良传统上明显的自觉和可贵的努力。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为人写序时所秉持的敬意。曾子每天反省的首先是“为人谋而不忠乎”的问题，这个“忠”乃儒者交人、事人之道，通俗地说，就是为他人办事要全心全意和真心实意。“忠”的事务之完成，必始於敬事而终於取信。自古以来，这种忠信敬事的态度可谓每一个“儒其热肠”者做人的根本。

但忠信的回应并不意味着有求必应，更不是应声虫式地全面讨好。余英时慨然应允的那些序言，应该说，都是他有所选择的结果，就他这个人一向都勇於说“不”的性格来看，想必他也回绝过不少不值得应允的要求。为什么我要在此做这样的推测？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文字书写人群中，名人为作者写序的风气也有其俗滥的一面。正是世俗中存在着对这种人情广告的大量需求，才养育得某些好事的名人晕晕乎乎，常忙於文字应酬。一个人写到了有人求序的份儿上，自应慎重地使用已有的文名资本，如果一味好好先生地应酬下去，便难免炮制出连篇累牍的空泛敷衍之作。当然，我们没必要在此谈论余英时拒绝了什么和没写出什么，需要强调的则是他一旦应允为人写序后提笔行文时所秉持的态度。他说：“在我的记忆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义不容辞’的情况下完成的。”

这个“义不容辞”的“义”，既是情义的也是道义的，其中凝聚着余英时学术和文化上的责任感以及他特殊的政治、社会关怀。如前所述，余英时是一个有明确的政治立场的学者，学术操作乃其严守的专业传习，政治、社会的关怀则始终调控着他操作其专业传习的焦距。与他的业师杨联陞奉行的“政治的归於政治，学术的归於学术”有所不同，余英时的文章巧於融合这两个常被隔离的方面，在避免政治沖淡学术的前提下，他往往会在学术讨论中勾勒出言之成理的政治论述。

从《会友集》的编排也可以看出编者彭国翔对这两方面的侧重加以区分的用意：“内篇”所收序言多为学术着作所写，故以谈学为主：“外篇”所收序言则涉及诸多非学术专着的书籍，表现出余英时对当代中国政治异议言论的热心传播和主动的介入。比如有关“党天下”的论述，就是本书所收的众多序言中所贯串的一条论述主线。中共从苏俄革命路线中引来的邪火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酿成了祸及今日的灾难.在本书的第一篇（为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所写）序言中，余英时即明确指出很多发达国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一党专政国家中所谓的社会主义之间根本的不同之处。苏共与中共“以暴力革命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的结果是所有生产资料都控制在一个最具独佔性而且全面专政的‘党组织’手上。这个‘党组织’不但是唯一的封建领主，并且是唯一的大资本家，由这个‘党组织’垄断了所有的财富和权力，於是形成了一种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局面。在西方而言，这是消灭了‘公民社会’，在中国而言，也是消灭了‘民间社会’。”

融政治论述於学术讨论之中

这个在苏联首先建立的模式一旦引入中国，便为中共的党天下之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余英时进而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集团比为毁坏了天柱的共工，他在为郑义《自由鸟》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我们对列宁进行革命和建立极权统治的事实知道的越多，便越明白中国‘共工’及其追随者的一切作为……二十世纪是中国人表演破坏力而不是创造力的时代……所以我说，这场大火是由火凤凰从西方搬运来的。‘火凤凰’加上‘共工’，这几乎便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中共的革命目标以及组织和活动的方式均来自苏共，而非从中国社会的内部自然发展出来，余英时进而分析，那外来的邪火之所以能在神州引起火炎崐冈的浩劫，盖因在传统社会解体过程中各类边缘游离分子进入了权力中心，他们利用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将盲众的破坏力鼓动到最大的程度。

在《陈独秀与中国共产运动》一书的序言中，他特别谈到毛泽东的“虎气”与“猴气”，以及毛如何以凶悍机诈的本领率领流寇集团，吸收了列宁主义的建制，最终夺得天下。这个党天下是“一个彻底反文化、反知识的‘光棍王朝’。”他们“本能地反对知识人和敌视知识人。”从反右到文革，党天下体制对知识文化和知识人的摧残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序文集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很多，以上仅擧数端，可见余英时为人写序时融政治论述於学术讨论的功力。

余英时为前辈学者和学院同仁的着作所写的序言就不再赘述了，我特别要在此一提的是他为学界中人通常多不愿接触的民运人士——如吴弘达等人——和出版社未必重视的无名作者——如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王友琴等人——的着作所写的序言。为此类人的着作写序，可能影响到写序者在大陆开会或发表文章的机会；出版此类人的书籍，出版社也赚不到大钱.但对余英时来说，为此类作者仗义执言乃是正当的决定，其义不容辞之紧迫性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互为知音”。

助人为乐珍惜受害者的原始资料

互联网与文本数码化的发展极大地挤压了书籍市场，出书，特别是出版非畅销的论着，如今已变得日益艰难.再加上读者群的更新换代，书籍的卖点已今非昔比，从港台到北美，反共书刊的销路也大不如十多年以前那么好了。就拿我写书的情况来说吧，六年前我那本《我的反动自述》即将脱稿的时候，由一位友人介绍到香港的明报出版社。出版社老闆虽未拒绝，但他向推荐人提出了一个可以理解的要求，说是如果有余英时写序，他们便接受出版。友人当下将此事电话告知余英时，在我本人并未亲自出面请求的情况下，余英时当即义不容辞地一口答应，接着在读完我寄去的手稿后写出长篇序言，出版社不久便与我签约.

我好坏在美国尚有一教中文的教职，很多年迈的劫后倖存者，无论生活上或着作出版上都更为艰难.党天下对知识人的摧残是核辐射般毁灭性的，余英时接触过大量的老一代知识人，他发觉，他们在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后，“原有的精神自我”都被彻底摧毁，其“精神世界已到了方向莫辨的地步。”但使余英时甚为感动的是，巫宁坤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却表现出老当益壮，不失其故我的气概。余在读该书英文原着时便甚为激赏，后来与巫相识，为襄助巫在台湾允晨重印该书的中文版，他竟自己掏腰包买尽原出版社的库存，替巫讨回版权，终使其书扩大了流传。

余英时这样的疏财仗义之擧是为了什么？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写道，值此党天下解体之际，大量“受害者回忆的文字不断涌现，我们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这些最可宝贵的原始资料，必将成为未来史学家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史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在助人出书的事务上，余英时不只担起了为人师表的责任，而且发挥了当今中国政治异议言论论坛盟主的作用。通过那一篇篇序言的撰写，他以个人的学术信誉向出版社和读者群保举了许多像我这类无名之辈的作者！

诗云：“投我一木瓜，报之以琼瑶。”古代人际交往中的“报”乃是一种“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做人原则.一个追求“互为知音”的序言撰写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把友人求自己写序视为受到信任和被寄予期望的一种嘉许，因此在阐发他人的着作时，他总是要力求写出新意，藉回应别人之机，好下功夫开发自己的思路。读余英时序文集中的文字，你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在琢磨别人的论题时如何努力做深入的探求，如何尽量地加入他所擅长的历史透视。因为对他来说，精心撰写那些序言，既是回应作者的言说，也是以自己的言说报答作者的知音，乃至报效广大的读者，特别是他那些热心求知，执着求真的读者。

二○○九年圣诞前夜

（康正果﹕陕西师大文学硕士，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教师）

Posted on

康正果：五毛党可以休矣——有关张磊捐款引起的争议

元月十日晚在家中看CCTV四频道的新闻节目，有关耶鲁大学毕业生张磊向母校捐赠8,888,888美元的报道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央视新闻节目以往的情况看，就这么一件捐款小事，似乎并不具备官方认定的新闻价值，但在当晚的节目中，播音员却以中性的语调，未加评论地提到国内网民对此事的负面反应：如指责张磊“赚中国的钱却捐给别的国家”，说他“不是中国人”，责问他为什么不捐钱给中国的希望工程或贫困地区的学校，谩骂他“卖国贼、败类、垃圾、牲口”等等，还说有网民已对张展开“人肉搜索”。

身为耶鲁的中文教师，如此强烈的反应自然让我感到分外吃惊。后来我上网浏览了相关的言论，才发现所谓的负面反应大都是些三言两语的跟贴，除了诋毁，根本没有什么言之成理的论述。有一篇较长的文章更勾兑出玄乎的迷雾，把张磊事业上的成功和这次捐款行动与欧美财团的运作拉扯到一起，说他只是个受跨国公司操纵的木偶，被差遣出来炒作云云。但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短文则针锋相对，均以令人信服的事实批驳了那些“愤青爱国”言论，并一致认为，张磊的行动不只可以理解，且值得赞赏。有人藉议论此事之机向读者阐述美国高校校友的捐款传统，有人更以亲身经历讲述自己在美国留学受到的优厚待遇。比如，有一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便明确指出：“在这儿，你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关心，真正的最新知识和许多真正的技术。而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新大楼密布，收费高，但青年人没能在那里获得应该得到的尊重、关心、知识和技术。”包括张磊本人在内，在谈到他捐赠耶鲁的动机时，本来就坦诚地宣布：“说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一点也不夸张。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金融或企业家精神。我了解到自由和给予的精神。对我来说，这种精神充分反映了美国精神。”但中国媒体对张磊这段话的引用并不完整。

这正是中国媒体一贯的做法，敏感的检查机构对来自民间和国外的任何言论都甚为过敏，连“自由和给予”这样的美国精神，他们的鸡肠子似乎都容纳不下。从网上的反应可以明显看出，原来央视所说的网民根本不属于网民的主体，原来大量的无耻谰言多出于一小撮五毛党之口。“五毛党”一词我先前一直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打电话问了国内的朋友，才得知是网民对“网上评论员”的蔑称。网上评论员是政府花钱安插在网上写跟贴发短评的闲杂人员，他们职业性地监督民意，跟踪舆论，一发现当局不喜欢的报道和必须打压的言论，便立即看门狗一样围上去狂吠乱咬一阵。五毛党的行文以谩骂诬蔑为主，由于铺天盖地的网络言论删不胜删，多到了来不及遮蔽的地步，政府只好唆使个别靠骂人挣钱的文痞去硬撑爱党爱国的门面，让他们去把水搅浑，得空便做些手脚，好达到扰乱网际视听的目的。他们每写一条跟贴或短评，得赏金五毛，故网民以五毛党称之。

由此可见，一个人若没有经济上的保障和独立，根本就谈不上真正的个人自由。无业和贫困于是为中共专制机器无耻的收买和支使提供了众多低贱的填料。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同样面临着此类严峻的财政问题。在美国，远多于公立学校的私立院校之所以能独当一面，无论是名校大校还是小小的文理学院，均能以各自的传统和特色吸引着不同层次的学生，并维持住正常的财政运转，其中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校友的捐款。校友向母校捐款的传统乃是众多高校在求生存图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建校制度。私立院校在不依靠政府拨款的情况下还能支付庞大的预算，其中相当大的部分都来自校友的捐款。

通常，校友的捐赠款并非捐进来就随手花掉，而是用于投资，每年仅把投资的赢利作为收入来支付各项开支。其中有相当大的数目都用于特聘讲座教授以及给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特聘讲座教授的费用来自专项的捐赠基金，它不但省下了学校正常预算中的花费，使所省的钱用于其它支出，而且以这笔专用捐赠建立起永久性的荣誉教授职位，既可用以奖励校内有成就的教授，也可从外校争取到顶级教授。这样看来，在提高学校的竞争力方面，丰富的捐款的确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学校越富有，越有能力建立优秀的师资阵容，就越能提高知名度，进而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

奖学金和助学金更进一步起到与其它大学竞争优秀学生的作用。通常，报考本科或研究生的学生总会申请好几个学校，当他们同时被不同的学校录取时，奖学金或助学金的多少自然就成为申请者择优选取的一个因素。校友的捐赠传统于是形成一种学生与学校互惠的机制，学校越富有越有名，给学生的奖助越多，便吸引的优秀学生越多，而培养出来的出类拔萃之才越多，此后得到回报的机会也就越多。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个钱来钱去和钱多或钱少的问题，实际上已在运转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众多学校之间的等级差别。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及其在自由民主制度保障下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价值序列，让不同资质的人通过个人的努力，遵循一定的规则，最终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一辈子各安其分，各乐其业。当然，这一过程中难免会有失意者和落伍者，少不了因各人起步的不同和众多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差别，以至于显示出竞争中冰冷无情的一面。但总体上来看，其择优淘劣的大方向毕竟有利于激发人们自强勤奋的动力，就开发大多数人的潜能和为不同层次的人获取应有的机会而言，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远大于它的不足之处。

我没在美国上过一天学，作为一名中文教师，由于经常给我的学生写推荐信，读他们的申请书，帮他们拿到各种各样的资助，在分享他们成功喜悦的同时，也对耶鲁学生从捐款基金中得到的优惠有一定的了解。各个学生得到的正常的奖学金或助学金就不必多说了，我所教的学生中，每年夏天都有很多人从各种捐赠基金会得到不同份额的资助去大陆或台湾学习中文。除此之外，学生所属的各个寄宿学院还有各自的捐赠基金，有些人写个申请，报上所选的项目，只需我如实地提供他们的中文水平和个人表现，申请者大都能得到上千块到几千块的资助。有人拿上这些钱去考察北京的胡同文化，有人则奔赴偏远乡村，去那里给小学生教英语，还有人到云南去观览少数民族的风情……他们旅游中长见识，服务中获经验，学校有钱给这些好玩也好学的学生支付轻松有趣的实习费用，让他们有机会把课堂上学到的汉语带到它所在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复习运用一番。每一年夏天从中国返回的学生都大有长进，获得新的发现。个别人还可能情有独锺，在毕业后径直去中国工作，或确定下与中国有关的专业，在毕业后考研深造。我们中文部有一位前辈教师叫黄伯飞，他教出了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位毕业后事业成功，为感谢师恩，捐赠了以黄伯飞命名的一笔基金，专供学中文的学生去中国作长达一年的学习研究。我有个白人学生对道教颇感兴趣，我帮他写一封推荐信，他获得上万美元，可到中国游学一年。他拿上这笔钱云游各地道山，有一天我收到他写来的电子邮件，说是游过了武当，将要在陕西的楼观台住一段时间。

反观中国的大学，与美国捐赠制度下学生自由选择，校方慷慨资助的取向正好相反，在片面推行教育产业化、商品化的经营路线导向下，学生成了学校榨取金钱的对象。从没听说哪个学校有多余的钱资助学生暑期到英美新澳学习英语的事情，反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大办各种补习班，把额外赚钱作为目的。如今在中国供孩子学习英语，已成为父母很大的一笔开支。

我也没听说过有哪个学校给农村的贫困学生免学费或发放助学金。我妻子出身农村贫苦家庭，她弟弟至今一家人种几亩山坡地仅维持温饱生活，但要用零花钱，弟弟还得出外去打零工。他们的两个儿子还算争气，先后都考上了西安的大学。一个人每年六七千块的学杂费若无我妻子寄美元支付，那两个孩子便会像很多贫困农家的学生一样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社会”的只是国营单位职工和城市居民，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则始终被排除到自生自灭的状态。

中国至今没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的私立院校，很多名为私立的学校，其实都挂靠在公立院校的名下，成为那些靠山学校赚取外快的分校。党依然全面控制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生始终处于被支配受管制的地位，而不是应予争取和受到服务的对象。在有关张磊捐款的一篇网上短文中，一个在耶鲁拿到博士现已在另一所大学当教授的作者历数了北大当年待他们夫妇如何刻薄，耶鲁待他们如何优厚的往事，最后在结语中说，他要是赚了大钱，自然会捐给耶鲁，但苛刻的北大绝对没门儿。我不了解张磊在中国的经历，但根据那位博士生和跟我学中文的学生所受优惠的事实，我们不难体会到张磊在耶鲁学习的感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建立了价值序列的美国社会中，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位置的人自然会按照那个等级的规则办事，除了报恩，荣誉感、公德心、奉献情等自我提升的努力加在一起，就整合出了张磊所强调的“美国精神”。

耶鲁同仁一直视耶鲁为一community，即一个利益分享，旨趣相投，有着共同信念和需求，同风雨共患难的群体。与中国党天下所统辖的大小单位中群众与领导对立，人与人之间离心离德的状况根本不同，某些校友与母校甚至建立了世代相传的联系，形成了祖祖辈辈都要考入耶鲁读书的传统，以至使耶鲁成为整个家族所供奉的对象。至少在我教过的学生中，就有好几个兄妹姐弟同时或先后在该校读书。由此也可以看出校友捐赠的一种长期投资性意图。母校对于校友不只是一次性毕了业就扬长而去的地方，他们的子弟还有可能追踪父兄，也以踏进耶鲁的大门为荣。因此，你现在回馈母校，也是为儿孙积攒受教育的资源。所谓“社会办学”，其博大深厚的积累性就体现于此。五毛党哪怕指责它资本主义的世袭制也好，作为一个名贵的学府，它那持续守恒，绝不屈从政府权势的价值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它已如参天大树拔地而起，每一个走到它荫庇下的教师或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相信，在台湾和港澳，也有类似的学校，但在中国大陆，绝对没有。因为自一九四九中共占领以来，不只摧毁了民国时打下的微薄基础，戕害了不计其数的优良师资，还繁殖了大批推行党化教育的教育官僚和平庸教授。有关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的报道，这些年来充斥报刊网站，国人已见怪不怪，无需我在此再加重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执行党化教育路线的中国大学则完全与此一古训背道而驰。中国的大学是中共体制有机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此一体制不啻为一座向地下修建的塔，该塔每一级通向顶端的推进都指向负值，都是对价值序列的颠倒，对人才的败坏，对子弟的贻误，对华夏文明的劣化。显而易见，这就是张磊把巨资捐赠给耶鲁，却没有信心托付给中国任何一个大学的原因。

尽管如此，张磊的捐款依然明显指定了关爱中国的专项用途。根据耶鲁大学的宣布，“张磊的部分捐款将帮助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新的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国际关系项目向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这笔捐款还将用来支持耶鲁大学与中国有关的活动，包括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培训中国大学校长的项目。”从某种程度上说，张磊是通过耶鲁的受惠来间接地分惠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优秀学子的，耶鲁在此则充当了推动中国变化，传播美国捐赠传统的桥梁。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央视及其五毛党是多么偏执和不知好歹了。不可否认，央视的技术是高超的，制作是精致的，节目是亮丽的。只可惜它装配在那一座向地下修建的塔上，其视角被设计为反向，视野被限制为管窥，功能被定位为造假和遮蔽真相。结果，连五毛党那些卑劣的“愤情爱国”言论都不嫌寒碜，拾进篮子，给晚间节目中连篇的空话添加了敌意的填料。

Posted on

哈维尔、图图等诺奖得主推刘晓波为2010诺奖人选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图图等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及国际知名人士19日在权威网站project-syndicate 网站，联名撰文推荐刘晓波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人选。

全文如下：

一位和平自由的中国先锋

布拉格 ——

去年的圣诞节，刘晓波，作为中国最为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作家和大学教授，被宣判入狱 11 年。刘先生是 08 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 08 宪章是受到 77 宪章的启发鼓舞而发起的，目的是呼吁中国政府兑现对宪法和法律的承诺，要求政府官员的公开选举，宗教自由和废除“颠覆国家罪”等。

凭着对中国未来大胆和明确的思考，刘晓波应该由此获得 2010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可以获得如此尊贵的奖项。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他捍卫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传统，也就是对人权不懈的追求。先前的得主，例如马丁 · 路德 · 金，列赫 – 瓦文萨，昂山素姬的获奖就是这样很好的例子。

我们认为刘晓波和他的同事在 2008 年 12 月写下的理念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这些理念 —— 对人权和人类尊严的尊重，公民要求自己政府保证自身的权利 —— 代表着人类最高的精神。

如果诺贝尔委员会承认了刘晓波在推广这些理念上的勇气和牺牲，这不仅可以引起国际社会对刘晓波 11 年刑期的关注，同时也会在中国国内扩大普世价值和人权思想的影响力，这也是刘晓波一直奋斗的方向。

第二，这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发起人阿尔弗雷德 · 诺贝尔设立此奖项的初衷。为了推广中国的人权，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刘先生对宣扬自由博爱价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 100 年前的诺贝尔一直推动的思想。

当然，当今世界，民主化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它加速了公众在外交和国内事务等关键问题上全面而激烈的讨论。这些积极和广泛的讨论 —— 也是民主政体的标志 —— 可以为政府在国内外事务的决策提供最好的建议。

刘先生一直致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受益者当然是中国人民。不过，他的勇气和榜样同样可以对世界人民有好处，因为中国的民主化可以加速中国在人权社会团体，独立媒体和公民通过投票来表达自身观点的监督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这就是我们认为的两个理由。如果刘晓波可以获得这个最高的荣誉，一方面来说，评委会再一次表述了人权和民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确定了世界和平和国际团结的重要性。

刘先生这么重的刑期说明了中共当局的意图：杀鸡儆猴，目的是威慑其他可能跟随他的人们。我们相信，刘先生的榜样作用也需要我们榜样性的回应。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他就是对他勇气最好的奖励。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0
www.project-syndicate.org 


Reprinting material from this website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from Project Syndicate i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To secure permission, please contact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