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2009年12月25日，圣诞节。刘晓波因为6篇时政文章和《零八宪章》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至此，关于刘晓波司法命运的种种猜测终于尘埃落定。当然，这个判决打破了当局近年来对思想犯四至五年处置的惯例，大部分异议人士也认为过于严重，纷纷指责当局不按照牌理出牌。可是，共产党如果按照牌理出牌它还是共产党吗？违背政治伦理进行政治运做，早已成为共产党的一种常态。这也再一次告诫追求民主的人们：专制制度下没有精确的民间政治。对共产党的政治在微观层面进行种种猜测一再被证明是愚蠢的和意淫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零八宪章》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标志着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这些普世的概念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标志着中国的反对派在精神上的成熟。同时，零八宪章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官民矛盾和维权运动催化出来的政治图景，它反映了中国民间社会整体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零八宪章虽然缺少一个有效的组织载体，但它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组织资源，这个组织资源积累在零八宪章这个大发酵池中，随时可能会落地而组织化。我想，中共当局也正是出于对民间力量组织化的恐惧而重惩刘晓波，意在杀猴儆鸡，目的是吓阻围绕零八宪章所展开的公民运动进一步开展。

刘晓波进了监狱，但是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所启动的公民运动已现风起云涌之势，用当局者的话就是蠢蠢欲动。刘晓波进了监狱，但是其他三百零二个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者暂时是安全的，一万多公开签名者也暂时是安全的。刘晓波进了监狱，但刘晓波的一万多个同案犯却与刘晓波处在高墙的两边。刘晓波是一个启蒙思想家，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遭遇激发了更多人成为追求民主的理想主义者。刘晓波用一个人被囚禁的代价换来了许多，这说明民间社会和当局在一场较量中获得的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零八宪章发布了，刘晓波被关起来了，但是，天似乎还是黑的，空气似乎还是污浊的，专制者还是那样跋扈的。就中国社会整体而言，刘晓波与零八宪章并没有带来根本的变化，中国还是这个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还没有发生更多的变化，官民矛盾依然在正常的积累中，统治者的合法性依然在正常的衰减中，民间力量的成长依然在正常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刘晓波进了监狱以后的零八宪章和公民运动该怎么办？

最主要的是，我们应该确定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是理性的、非暴力的、反对的和建设性的。虽然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当局对意识形态的淡漠，使当局恼羞成怒，进行了不恰当的打压和报复，但是，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依然是理性的、非暴力的、反对的和建设性的。既然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那么围绕零八宪章所开展的公民运动也应该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保持自己的基本面，就是要一如既往地做下去，要做到理性的、非暴力的、反对的和建设性的这样一种态度。

理性不是阴谋家的工具，不是革命家的口号，理性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国内不乏满嘴“理性”的阴谋家，海外也不乏用“理性”背书的革命家，但理性不是拿来利用的，事实也证明一切不理性的思维和行动都是可笑的。理性的意思和感性相对，指处理问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考虑的态度，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冲动，不凭感觉做事情。在当今社会，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必须把理性上升为一种信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社会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无谓的牺牲，也只有这样才能负责地推动这个专制的社会走向民主。

当然，理性不是畏缩，不是躲在运动的后面准备投机取巧，理性是为了更有效地反对专制。历史也证明，没有一个专制者和独裁者会在掌握政权时主动放弃政权，变成一个民主领袖。催生民主的最终方式就是反对专制者和独裁者，持续地反对它。只有我们反对它的时候，只有我们反对的力量壮大的时候，它才会与我们对话，才会还给我们权利。围绕零八宪章所展开的公民运动如果要成功，既不取决于共产党政法委的心慈手软，也不取决于国际文明力量的外来干涉，而是取决于会有多少宪章志士在刘晓波之后继续反对者的事业，并在反对中成长起来。

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公民社会，这是世界大趋势，也是中国大趋势。我们该采取什么手段推进中国沿着这样的趋势行进？只有非暴力抗争这一条路。血流成河的暴力所造就的社会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这已经被彻底证明。共产革命中也不乏救国救民之志士，但最终都是侠客变魔王。以暴力革命的思维看零八宪章或许有些软弱，但暴力革命必须被抛弃。中国数十年来的民主历程也证明，鼓吹暴力的人只是用嘴在鼓吹，从来不去实践。企图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荣耀，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当然，非暴力并不排除一些激烈的方式，甚至连甘地认定非暴力包含一定的激烈的方式。

我们反对专制的目的不是要坐庄，更不是坐庄不下，我们的目的只是要建设一个更人性的社会。以反对的精神走建设的道路，这应该成为中国反对者的共识。专制制度把这个社会的反对者驱赶到一个狭小的空间，不断打压和折磨，但是，做为专制制度的反对者，我们也需要主动克服自我封闭和自我膨胀的缺陷，更好地认识自己和社会。应该认识到几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在一定意义上的进步，我们反对是为了这个社会进步更快。应该承认在体制内寄存着巨大的行政能量，只是专制制度使这些能量变成了破坏性的，那么我们也应该尽量与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寻找对话的机会，携起手来，共同改变中国社会的专制局面。

刘晓波进了监狱，但是零八宪章中所蕴含的理性的、非暴力的、反对的和建设性的本意不能改变，也就是说，零八宪章的政治道路不能被异化。对刘晓波及其他因零八宪章而受难的同胞最好的声援就是坚守零八宪章运动本意。我们所有的零八宪章签署者既然签署了，就与零八宪章形成了一个契约，那么我们就更有一份维护零八宪章责任，就更要表现出理性的、非暴力的、反对的和建设性的精神和态度。

积极扩大零八宪章的影响能力，以零八宪章指导公民运动，促使中国的维权运动上升到人民对制度诉求中来，这是所有签署者的责任。用零八宪章的精神进一步对体制内进行冲击，最终如果能形成交流、博弈和对话的关系，这也是所有签署者的责任。虽然我们会付出很多，牺牲很多，只要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能够肩负这两项责任，那么中国人民的美好未来还是可以期盼的。

2010.1.1

近日网上读报，看到一条新闻，令我颇多感慨。这篇文章首先引用了叶挺的一句名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到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然后说，昨天，从深圳飞抵重庆参加“11·27”60周年纪念活动的叶挺将军四子叶华明，首次披露《囚歌》是叶挺在渣滓洞监狱时送给郭沫若的寿礼。做为叶家在大连的一个好朋友，我感慨之余，也很吃惊，并为李淑卿大姐及他先生叶华明捏一把汗，薄熙来这个以前根本看不起叶家后代的人，为何现在摇身一变，良心发现，大发思古之幽情，念先烈之功绩，把他们请到重庆去了呢？

据我所知，叶挺有9名子女，7男2女。叶华明现年75岁，是改革开放中风靡全国的科技领军人物，任职过深圳先科集团董事长，算是先科的创始人。现已退休，他的太太李淑卿原籍大连。多年来他们一直住在深圳。

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做过一段时间的体育报道工作，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大连老球星李长平，因为他在50年代曾带领大连造船厂足球队与前苏联队赛过球，获得了好成绩，并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他们一起合影的照片当时家喻户晓，所以李长平成了大连的名人，但我认识他时已事过境迁，虽然他住在大连秀月街一个很简陋的日本房里，十分寂寞，但我出于工作需要，多次采访过他，还在《中国体育报》发表了有关他的人物专访，使他非常高兴，此后我与他成了好朋友，他给我写了条子，介绍我认识他的女儿。后来我调进香港文汇报工作，经常有机会去深圳，便拜访了他的爱女，也是叶挺之子叶华明的太太李淑卿。

由于那几年，或去深圳开会，或赴香港述职，而我认识的在深港之间工作的大连人不多，我又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所以很快和李大姐走得熟悉了，大姐在先科激光电子有限公司下属一家企业当经理，为人泼辣能干，快言快语，心肠特别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把我当成了表弟，以至无话不谈。但我却不敢把我在香港用笔名发表文章捅马蜂窝的事告诉她，因为她也是太子党利益集团一分子。现在，我们长达九年不见，很多往事已经淡忘，但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家和薄熙来交往不睦，大姐直爽地说，人家是市长啊，多么有钱有势啊！比人家，我们算什么？！……后来大约是在1997年，李姐告诉我她和华明要到大连开一个招商会，介绍一下先科的产品，她担心薄熙来会不理他，还曾请我与其秘书联系，并在文汇报上宣传，还真不错，那天薄市长亲自参加了会议，并和叶华明一同剪彩，我也第一次见到了叶华明，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和薄熙来一样，都有那种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优越感和傲气，但从会场上看，显然薄熙来对叶华明不太看重，甚至莫名其妙地问我他是叶家老几，难道他与叶家从不走动吗？也就是说，别看叶挺比薄一波有名声，对共产党的贡献也特别大，但今非昔比，叶华明才是一个国企老板，而薄熙来则是大名鼎鼎的大连市长，这是天壌之别啊！……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的判断。大约是在2000年上半年，李淑卿给我打电话说他父亲出了车祸受了伤，刚出医院，但和交警的纠纷未完，需要找人帮忙协调，问我能否托到关系，我问她为什么不和薄市长联系一下，我强调说，出了那么大的事情，和交警发生争执，就等于和公安局撕破了脸皮，而大连公安在局长孙广田的领导下，孙是薄在金州当七品芝麻官时的铁哥们，最稳妥的办法是求他发话，我还提醒他说，你不是在上次的会上见过他了吗？她很失望地说，他连我们的电话都不接呀，怎能求动他呢？我想象他们都是革命红后代，理应互相帮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她当时那种帮不了父亲，无奈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荡，而随后李长平跑到我办公室苦诉交警执法不公的表情，虽事过多年，我还记忆犹新。

现在，既然他们中断了联系很多年，根本就没什么交情，为何忽然开始有了来往？叶华明和李大姐均已退休，连深圳先科的老板都不是了，怎么会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想起来了？他们双双获得盛情邀请赴山城做什么呢？我搜肠刮肚，颇废思量。

重庆当地媒体报道说，据介绍，叶挺与郭沫若结识很早，北伐时期，郭沫若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行营秘书长等职；叶挺则是一战成名的“铁军”独立团团长。战争的紧张和残酷，使郭沫若与叶挺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我想，郭沫若和叶挺关系如何，见证人已不多，现在古稀之年的叶华明怎么讲都行，只是别看薄熙来的脸色编故事就行了。

上述报道表示，像叶挺一样高高个子的叶华明说，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父亲被国民党囚禁于上饶等地，后监禁在湖北恩施。父亲被关押在重庆的渣滓洞时写下了《囚歌》，并在郭沫若生日时当寿礼送给他。当时母亲也到了重庆，通过周恩来找到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准许母亲探监。母亲在探望父亲后，父亲便把《囚歌》交给母亲要她转交给郭沫若。母亲把《囚歌》秘密藏在衣服中带出后，交给了郭沫若。叶华明的夫人称，皖南事变后，被关押的叶挺写《囚歌》送给郭沫若当寿礼，是要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

我想，这段话有利地说明了，共产党不如当年关押他父亲叶挺的国民党，他在狱中还可以写诗，写了还可以已通过探监人秘密地带出来，相比一下，现在被薄熙来关押在狱中的人，不论是因言获罪的政治犯，还是站错了队的所谓贪官，或是其它被指控为黑社会的犯人，有哪个能被当人善待？有哪个人能够狱中吟诗作赋，并带出来发表？据报道，重庆被抓的人，大都被编了号码，严加看管，连真名实姓都没了，还有的法轮功学员不明不白地惨死在狱中，连为他辩护的北京律师张凯和李富春都被警察公开殴打，不知叶华明和李淑卿是否知情，做何感想？说句不好听的话，共产党不仅堵死了囚徒的自由之路，连象狗一样爬出来的洞，也不给弱者！比如成都以死抗议政府强拆的烈女唐福珍，既便浇油自焚，也不能唤醒官员的良知，其家人还要被加以暴力抗法的罪名投入监狱。薄熙来更是胆大妄为，他砸烂公检法，成立200多个专案组，共动员7000余人，抓捕所谓黑社会和贪官，搞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当年主持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头子戴笠，已经远远地不如薄熙来厉害！

这篇报道还引述叶华明的回忆，他介绍说，叶挺被国民党秘密押往渣滓洞监狱，这时叶挺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已有较长时间，怎么让党组织知道他已到达重庆？叶挺上厕所时都在思考怎么能把信送出去，他想到了留信。爱抽烟的叶挺拿出了烟盒纸，用随身所带铅笔写下了：“请转恩来同志，我已到重庆。希夷”然后把烟盒纸压在一个砖头下，当时等在厕所外面的特务也没有发现。经过一周的时间，才被不知名的人转交到周恩来手中。这说明国民党再坏，还能让叶挺身上有铅笔，他还能有机会把信藏在砖头下，甚至还能找人把信传到周恩来手中。现在，在薄熙来和王立军的严密监控下，类似奇迹能出现吗？叶华明应当明白，如果他父亲现在坐了薄熙来的牢，别说吟诗转信，连命都保不住！他恐怕只能成了可怜的乌小青！也可能就没有了叶华明家人后来的故事。

文章又描述了国民党特务对他们的监控，它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父亲的命运带来转机。叶华明说，父亲从湖北恩施坐专车到宜昌后，再坐船去了重庆。他说那时乘船非常慢，到达重庆后也不能及时到歌乐山监狱，住在朝天门码头一个小旅馆里，父亲和他们兄妹三人住楼上，特务们住楼下。那年，已经11岁的叶华明、妹妹叶扬眉和哥哥叶正明，懂得如何理解父亲，并按照父亲的话去办事。父亲考虑到让三个小孩跟在面前，受特务监管，很苦还不能上学，便思量着如何让孩子去找周恩来。父亲躲开特务的监视，写了一张字条，上书：“我已到重庆，三个孩子交给您照顾，拜托了！”三个孩子趁特务只留下一人监视之际，溜出了小旅馆。没走多远，一个特务回旅馆，与孩子们碰了个正着，问他们去哪？叶华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回答道：“父亲想吸烟，叫我们去买一包回来。”孩子们躲过了特务的盘问，雇了两辆人力车，并嘱托车夫说：“我们多给你钱，你快点把我们送到曾家岩50号。”在那里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其他人带上三个孩子赶到旅馆，非常遗憾的是，旅馆经理说人已走了十多分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述特务对付叶家后人的卑劣手法，如今共产党都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他们把高智晟不知道关到哪里去了，连他的太太耿和和孩子也不得不逃往国外，只能通过美国国会呼吁寻找这位敢言律师。这颇象叶华明他们的经历，但也不如国民党，因为国民党还没有逼得他们背井离乡，跑到西方国家寻求政治避难。我很想不通，既然坐牢很苦，特务迫害他的家人很不人道，薄熙来和叶华明也吃过苦头，为何不深刻反思，好了伤疤忘了疼？他们为何不利用手中的权利，推进民主，改变目前这种一党执政践踏人权的社会制度呢？他们在重庆交流什么荒唐可笑的强盗逻辑呢！面对渣滓洞，他们是否已经意识到，现在整个重庆已变成了一个比渣滓洞还要残暴百倍的大监狱？叶华明该明白，他父亲誓言烧毁的现代版活棺材正是他们搞的！

我记得以前和李大姐闲聊时，也听她讲过有关他们叶家子弟改名的故事。上述文章也不厌其烦地讲了周恩来为叶家孩子改名的过程，重复这段陈芝麻烂谷子，使我恍然大悟。至此，我们终于读明白了，薄熙来请他们到重庆，是为了利用两个老人做宣传，给他们正名，以便证明血统论的天经地义，同时也是为了化解以前和叶家以至其它太子党子女的矛盾，进而请他们联合起来，团结在以薄熙来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向胡温为代表的共青团派施压，在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夺权。不论薄熙来，还是叶华明，他们从父辈那里得到的思维定势是，胜者王，败者寇，前者胜把别人关进渣滓洞，后者胜亦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更好的路可走。其实面对21世纪的地球村，他们应当知道，只有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宪政民主，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包括他们及家人在内，不可能在历次内斗中稳操胜劵，一旦失势，他们都会面临不公正不人道的待遇，不论薄家父子，还是叶华明和李淑卿夫妇，都曾有过感到无奈和无助的时候，为何他们始终没有记性与悟性呢？

2009年12月7日于多伦多

第一章治权

（二）权力的由来

人类社会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娘肚子里来的吗？是的。人从娘肚子里钻出来的时候，就带着生的权力。有人怀疑奥巴马不是出生在美国，可没有人怀疑奥巴马有生的权力。他不仅有生的权力，还发展到有竞选美国总统的权力。这个黑人之所以幸运，是他的权力没有被代表。

选择就是权力。

你不能选择吗？是的。你可能是那个被抛弃的女婴。你生的权力被男婴取代了。而那个男婴长大后，则没有爱的权力。因为他的爱的权力被规定好了。“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他不再是爱的动物。或许说，他已经是爱的标本。

权力有公权私权之分。中国古代的昏君公私权不分，都把国家权利视为私有，剩余价值无限使用。商纣王即位后，宠爱妲己，不理朝政。纣王说：“我的帝位不是上天给的吗？谁能把我怎么样？”比干也是纣王的亲戚，说：“君主有错，人臣不能以死直谏，百姓就要受苦了，百姓没有罪过啊。”多次进谏纣王，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不知道是不是？”杀了比干，挖出了他的心。不久，周武王讨伐纣王打到了商朝都城，纣王自杀，商朝就灭亡了。

连农民起义的陈胜也不能免恶。据《史记》记载：秦末人陈胜年轻时给人耕田，一次和同伴在田边休息时，感叹万端，对同伴说：“如果我将来富贵了，一定不会忘记你。”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等九百人被征发去防守渔阳，后率众起义，自称楚王，国号“张楚”。陈胜称王后，那位同伴来找陈胜，陈胜带同伴一起回宫。同伴在宫中随便出入，常常跟人讲起陈胜的一些旧事，有人对陈胜说：“您的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胡说，有损您的威严。”陈胜就把同伴处死了。从此之后，陈胜的故旧都纷纷离去，六个月后陈胜就身死国灭。这都是不懂权力的应用价值。

何为私权？一个人从娘胎里钻出来，就有了哭的权力，笑的权力，吃奶的权力，被抚养的权力等等，所以说，“天赋人权。”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到了伦敦，马克思坐在伦敦的图书馆里研究了大量书籍，据说当时经济困难而又痔疮发作难忍。马克思就把资本主义形容为一个“化脓的烂疮”，欲摘除而后快。《资本论》写得枯燥无味，到也是一把心血。可是。资本主义并不象痔疮那样容易摘除，反而“腐而不朽”。其最基本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尊重个人权力。一个个人权力被充分尊重的社会，是有生命力的社会。

个人的私权，也是一种生活能力。可以说，人活着就要追求各种各样的权力。包括表达的权力，幸福的权力等等。没有权力，就没有人生。猪为什么长肥了就要被宰，因为它没有继续生存的权力。猴子为什么总长不胖，因为它无法获得改变自己基因的权力。

个人的权力被社会的权力制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制约为了保障他人的权力。你想诽谤他人，法律不允许；另一种制约是为了集权，把权力都集中起来供个别人使用。

没有个人权力的社会必然导致专制。

如果你想获得理想境界的社会，就必须恢复你的权力。

你的权力在哪里？就在你的手中。

是的，也许你无法运用。因为你不是慈禧太后或太上皇。悲剧就在这里。

个人权力的无法实现，等于社会权力的无限运用。五十年代，人们问道：“你被合营了吗？”多少私营企业被“公私合营”的方式兼并。六十年代，人们问道：“你被批斗了吗？”多少人被阶级斗争为纲折磨至死。七十年代，人们问道：“你被录取了吗？”多少知青为一招工指标献身。八十年代，人们问道：“你被下岗了吗？”好不容易获得的职位复而失去。九十年代，人们问道：“你被代表了吗？”轮得到你说话吗？00年代，人们问道：“你被屏蔽了吗？”言论自由遭遇到大众性的窒息。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怀才不遇，登临遇景而感之作。幽州台也叫蓟北楼，在今北京市。登上这古老的幽州台，因而想起了古代的事。当年燕昭王求士，筑金台，招揽天下贤人，燕国得以兴盛。但这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事。作者由此而感到自己的不遇，心中诞生了无限抑郁悲凉之感。浩浩苍空，茫茫旷野，而胸中之不平，又何从吐诉！想到这里，百感交集，“独怆然而泪下”了。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个青年人改吟道：“前不见民主，后不见自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权力归天道，天道即王道。几千年来均是如此。即便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也是把自己打扮成“上天的代表”。

争王道不争人道。是几千年的积弊。

有人说，欧洲也有过中世纪。中世纪时妇女的铁铸的贞操带不亚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裹脚布。

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却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人的位置。

缺乏真正的人文思想家和缺乏真正的文学艺术，使中国落伍了。不是人口的落伍，是人的落伍。即便在今天，经济的表象繁荣，也使苏醒的龙无法站立起来。只要到各政府机构门前，看看我们有多少访民及知道他们的遭遇，就可以找到答案。这其实只是一个窗口，但你从里面能够看到为什么华夏经济崛起而文明却在衰落。

人没有权力。

人只是权力者的奴仆。而一个没有个人权力的民族是侏孺族。

         —-未完待续—

六六年八月，兰州城里，天天是游行示威，凡是省属市属的单位学校，都组织浩浩荡荡的队伍上街拥护省委，要求镇压铁路系统的反党罪行。而受到北京红卫兵支持的铁路系统也毫不示弱地要批判省委的修正主义罪行。整个市面乱糟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满天飞。我们师大校园，也是忙于游行，不是去省委门前扭秧歌表示拥护，就是喊着口号闯进铁道学院去声讨它。混乱之中，班上谁也没有注意余存勇老兄的行踪，他失踪了。

余存勇在我们班上算得上一位特别的学生。他学习很用功，博闻强识，满腹经纶。他既对外国文学有浓厚兴趣，又酷爱唐诗宋词，而且俄语学得特棒。我们大家预计他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学者。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粉碎了他的美梦。但是他喜怒不形于色，谨言慎行。他少年老成，很有一套待人处世的艺术，能够在激流险滩中游刃有余。他知道在什么人面前可以说真话，在什么人面前只能嘻嘻哈哈，装疯卖傻。他不刻意讨好领导核心成员和积极分子，但也不疏远他们。因此他的人缘很好。

我们上大二以后，阶级斗争越绷越紧（他那时曾对我说过阶级斗争空气令他压抑），聪明的余存勇事事保持低调。团支部组织委员亲自动员他写申请入团，但是他谦虚地表示条件还不够，先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吧。他心里很清楚，一旦写申请，就会对他的出身展开调查，那他隐瞒“旧职员”自报“工人成份”就会东窗事发，那就死定了。到文革真正爆发时，他索性成了隐形人。当然他存在，开会便开会，讨论便讨论，游行便游行。奇妙的是他能做到不受人注意。他不揭发别人，但是当组织要求他投入战斗时，他也会提供一些无伤大雅的材料敷衍塞责；当然他会把那些鸡毛蒜皮分析成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而不落敷衍的痕迹。他不是滑头，但是他会保护自己，而且绝不会以伤害第三者为代价保护自己。我相信，在整学生开始后，当运动领导小组核心成员一遍一遍地在学生名单上搜寻捕猎的对象时，都会对余存勇的名字一瞥而过。除非一批一批地整下去，整到最后几个人时，可能他就插翅难飞了。他有过牢骚，有异端思想，至少由于他用功学习，一顶“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他是跑不脱的。

正当我们热血沸腾、热情洋溢地保卫省委的时候，余存勇失踪了。当时校内和社会上乱局如麻，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很久以后，他才偷偷地、但是却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的奇遇。

原来，北京来兰州串联点革命造反之火的红卫兵之中，有一位清华学生，是余存勇的中学同学，他俩是铁路子弟。那同学到兰州以后，和他见面了。余老兄就打听文革的情况。那同学就给他讲了一通，什么文革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党内路线斗争，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等等。余存勇听了，也是云里雾里。那同学还告诉他北京的许多小道消息，许多大人物都成了反革命。北京破四旧，很多文化人挨斗自杀。

余君对政治运动向来不感兴趣，听了这位同学的一番介绍，暗暗心想文革来势非同小可，自己一定要在运动中保持最低的姿态，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忽然有一天，那北京清华红卫兵同学来找余君，说是兰州的革命之火已经点燃，他们要去新疆煽风点火，邀请余君同去。余君先是坚决不肯去，说自己并非红卫兵，更不是北京来的，哪里能冒名顶替？那同学笑嘻嘻的说没关系，就去买了一尺红布，很快做了一只红卫兵袖套，让余君套在臂上。余君大惊，心想社会上传得神乎其神的红卫兵，原来只要带个袖套就成？他还是不答应，怕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可是呆在学校里那没完没了的游行实在叫他腻歪，犹豫再四，经不起老同学的盛情，于是转念一想不告诉学校里的任何人，偷偷跟上北京红卫兵到新疆游玩一趟，神不知鬼不觉的，大约不会有麻烦。随冒充红卫兵，跟着两个真北京红卫兵，西出阳关。

这两真一假的北京清华红卫兵，于八月下旬某日抵达乌鲁木齐。按在列车上商定的计划，下车后他们戴起红袖套直奔新疆大学。他们闯进学生宿舍区，看见一间宿舍里有两三名学生在闲谈，就径自进去，自报家门说是北京清华大学来的红卫兵，来新疆串联。无需什么介绍信，那红艳艳的红卫兵袖套已经令对方吃惊得瞪大眼睛，其中两个还手持红宝书《毛语录》哩！新疆学生立刻肃然起敬，表示无限信任。一阵惊喜过后，主人（此时房间里已经增加到五六个人）便迫不及待地向他们打听首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这一切均不出北京红卫兵所料，于是有问必答。

北京红卫兵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新疆是边陲之地，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风云突变，毛写了大字报声称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中央领导核心发生剧烈震荡，令新疆民众大惊失色，惶恐不安。人们急需信息。此时北京红卫兵从天而降，岂不是如大旱盼云霓？很快，这间宿舍便挤满了人。两名清华红卫兵侃侃而谈，大谈造反有理，满口最新鲜的词儿。余老兄便偷眼观看。一会儿，门口挤得不透风，走廊里还响着疾促的脚步声。霎时间走廊里人满为患，水泄不通。楼外路上，更多的新疆学生汹涌而来，他们满脸是无限神往首都红卫兵的丰采，先睹为快使他们使劲往楼里挤。

那时受到毛支持的红卫兵的种种传说正在边疆不胫而走，毛接见红卫兵而且当了红卫兵的红司令，如雷霆震撼大地。一时之间，红卫兵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角。新疆人对红卫兵更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神秘感，因此当地大学生对三个红卫兵顶礼膜拜，无限仰慕的眼神盯着他们口若悬河的脸。一会儿，有一位学生干部模样的人拼命挤了进来，说他代表全校学生邀请北京红卫兵到学校礼堂给大家做报告，众人轰然相应。那正中下怀，清华红卫兵欣然同意，余老兄却不免紧张起来。果然，他们从那宿舍出来，余老兄吓了一大跳，只见从宿舍到礼堂的几百米路上，无须人指挥，闻风而来的大学生自发地让出一条路，夹道欢迎北京红卫兵。兴奋激动的男女学生使劲鼓掌，“向首都红卫兵致敬、学习”的口号此起彼伏。这样的场面两个真红卫兵已经享受过几次，所以昂首阔步，击掌前行，还不断地挥动红宝书向欢迎者致意，时不时地高呼毛万岁！文革万岁！。余兄却是自出娘胎以来头一回经历如此隆重的欢迎，何况他做贼心虚呢！他吓得不知所措！想做缩头乌龟逃之夭夭，已经晚矣！只好硬起头皮，尾随在那大模大样的二人之后。他又羞又怕，猫着腰，头埋在胸前，双手高举，拍着巴掌，鼠窜而行。这样就不必正视欢迎的人山人海了。至于双腿，止不住地哆嗦，差点支持不到大礼堂了。好在场面太热烈，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走在前面的人，竟没有人注意到余君的狼狈相。

终于走到大礼堂了。他们三人被邀请在台上落座，余老兄煞白的脸总算暂时正常了，但心里还是突突突的跳。毛的红卫兵来新疆了！校园里这一特大喜讯到处传扬，人人都要一睹北京红卫兵的风采。很快，礼堂里不但座无虚席，走道、门厅也挤满了人，舞台上也有很多学生席地而坐，青年学生们无限仰慕地仰视心中的偶像——北京红卫兵。礼堂外还源源不断地继续来人，进不去，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外面。人人踮足伸颈竖耳又看又听。新疆大学有史以来如此盛况，实为空前。

两真一假红卫兵到新疆大学，引起轰动。附近院校的师生也纷纷闻讯赶来，礼堂里里外外挤满人，不知何时产生的纠察队竭力维持秩序。随后纠察队的头头宣布开会，首先代表全校革命群众热烈欢迎首都红卫兵。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春雷般的、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和欢呼声。等到一名红卫兵走到讲台边，全场立刻鸦雀无声。那首位讲演人开口之前，猛地来了一个立正姿势，右手执毛语录本放在胸口位置，以四十五度角向右上方挥动三次，同时嘴里热情洋溢地喊“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又学习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套程式余君在兰州已经见识过，它很快风靡兰州城。但此时在乌鲁木齐，却是见所未见之新奇事。人们瞪大眼睛，既觉得怪怪的，又看得津津有味。主讲人行礼如仪毕，便正式讲演。那是一个京油子，有三寸不烂之舌。什么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什么江青的吹风，什么二月兵变，以及三家村四家店的根根梢梢、枝枝叶叶，都是边疆学生闻所未闻的、极富刺激性话。大厅里时而鸦雀无声，时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余君偷眼一看，只见下面是黑压压的人，而且礼堂所有的窗台上都趴满了人。所有这些人的眼睛，都全神贯注地、屏息凝神地、如痴如醉地望着北京红卫兵。余老兄慌忙埋下头，恍如身在梦中。

第二位红卫兵接着讲演。这是他们在来乌鲁木齐的火车上商定好的，他主讲北京红卫兵诞生的背景，红卫兵如何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毛如何支持红卫兵并对红卫兵发表极其重要的指示等等。他巧舌如簧，信口开河，讲得有声有色，时而激情澎湃，时而义正词严。听众亦是听得极其过瘾，时而呆如木鸡，时而怒不可遏，时而惊恐万状。种种在昨日听上去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话，此时却成了毛的伟大战斗号令，如何不令人紧张而又兴奋？

第二报告人的讲演也在山呼海啸般的热烈掌声中结束。两个老兄讲了约莫三个小时。主讲人告诉身旁的新疆学生，散会吧。岂知变生不测，礼堂里掌声四起，越来越热烈。原来听众还不过瘾，一致强烈要求第三位首都红卫兵讲话。刚刚恢复了神智的余君，顿时面如土色，差点尿了裤子。他坐在主席台侧旁，本来就如坐针毡，哪里还敢上前讲话？他的清华同学替他解围，向听众报告说该讲的都讲了，时间也不早了，报告就到此为止吧。然而台下学生热情高涨，一次又一次地拍手邀请，有节奏的掌声如汹涌的浪涛，实在是盛情难却。余君方寸大乱，他后悔得要哭了。他下意识地四下张望，看能不能夺路而逃，但是身前身后都是人，哪里能够脱身？这时另一位红卫兵又上台前解释，我们的战友在路途上受风寒感冒了，身体不适，无法讲话，请大家谅解。然而不管怎么解释，听众都不肯答应。

掌声越来越热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喊叫声一浪高过一浪。新疆同学对北京红卫兵太崇拜了，他们翘首渴望不远万里而来的毛身边的红卫兵，能多给他们讲几句话。余君用哀求救命的眼神望着两个同伙。那两人此时也没了主意，他们面面相觑，又交头接耳紧急磋商。然后用无奈的眼色看余君。余君不知所措，他甚至心想肯定是狐狸尾巴暴露了，人们特地要看他出洋相。僵持了好一会儿，余君的同学对余君附耳悄声央求：“上去随便讲两句吧，不行就直接喊几个口号！我们再给你打圆场。”眼看再继续推辞下去，就要露馅了。在绝望之下，余君忽然想起斯大林的一句话：“死两回，没听说，死一回，躲不过”。没办法了，他只得硬起头皮，走到麦克风前。于是台下“向北京红卫兵致敬、学习”的口号又把会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时余君被逼得有了视死如归的决心，林彪的一句悲壮之言又在他耳边响起：“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面对着无数双无限仰慕着他的眼睛，他头脑一热，心血来潮，大声喊叫：“首先，让我们共同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他一口气喊了“伟光正”“战无不胜”“四个伟大”等等一连串的“万岁”。果然是一呼百应。正是群情激昂的时候，人们沉浸在狂喊口号的快感之中。刹那间，头脑一向灵光、思维清晰的余君心里有了主意。

他开口之前咳嗽了一声，会场立刻安静下来。在掉一枚绣花针亦能听到响声的寂静之中，余君说，关于北京的情况，以上两位战友已经讲了不少，我就不再重复。这次来新疆途中，在兰州停留了数日。在兰州，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非常复杂、非常尖锐，我不妨把兰州的文革形势向大家做一介绍。看到自己的开场白完全吸引住了听众，丝毫没有露出马脚，余老兄忽然对自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心，于是不知不觉的进入了状态。他心想，权当是在宿舍里吹大牛，妈的，怕什么！他看一眼自己左臂上的假袖套，遂决定要装得更像。他开始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地叙述北京红卫兵与兰大文革筹委会之间唇枪舌剑的辩论，炮打省委和捍卫省委两派之间斗争的焦点，以及革命造反之火已经在兰州熊熊燃烧，裴马（两位省委书记）黑帮被揪出来，革命群众旗开得胜等等。他把兰州的情况，附和方才两位老兄所说的北京的形势发展，吹了个天花乱坠，还动辄插两句毛诗词，博得听众一次又一次的热烈鼓掌。他无意中瞥了一眼两位战友，那两位一个劲儿向他竖大拇指。

本来余君在兰州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但毕竟身在其境，每时每刻灌进耳朵的消息挡也挡不住，此时他便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加之一路上和两个真红卫兵朝夕相处（火车两天两夜），耳濡目染，故他能照猫画虎，讲得头头是道；至少蒙那些不知底细的学生，绰绰有余。他居然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台下听众，自始至终心不旁骛，洗耳恭听。讲演完毕，他也赢得了长时间的、热情奔放的掌声和欢呼声。

公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临时决定下，k305次厦门开往北京的列车在江西鹰潭载上了我，12.59分徐徐开动后，我如释重负般喘了口粗气（以为有盯梢）。按时刻表是23号晨7点到北京西站，谁知晚点2小时，上午9点到达。

出站后，迅疾打的，9.30分赶到石景山路160号北京中级法院。正门被临时支立的铁栅栏封堵着，背后还横向牵挂着不着边际的蓝、黄两种色调的警戒条，条外人行道下，站着五大三粗、接踵而立的着装和未着装的警察，看他们对过往行人虎视眈眈的神情，迫使过往行人要么绕道，要么硬着头皮前往，前往者被这些党警讯斥几声后，大多都按着他们粗鲁挥手的方向避行，使得宽大奢华的庭面门可罗雀。

背着双肩旅行包的我试着走正门，被党警拦住说已开庭，不允许进出。我只好无视警察的拦阻，顺着法院警戒线向西行。左转时看到法院西侧中部有人群聚集，走近一看，大部分是肩扛摄像机，手提照相机的老外记者。乘党警们劝阻他人的空隙，一弯腰穿过了警戒线，汇入了专为金发碧眼的记者们开设的媒体区。

进得区内才发现，来此声援刘晓波先生的网友及访民远远多于30几位西媒记者。其中有位来自北京平谷区大和园小区412号的宋民先生最为积极活跃，颇为引人注目。不仅仅由于其长得高大魁梧，穿着访民服，更因为他面对国际传媒，将“言论无罪”、“自由万岁”、“刘晓波万岁”等口号喊的山响。

我没有积极地面对媒体呼喊口号，而是低调地接受了美联社、《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20分钟采访结束后，我拿出了复印装订好的20份《零八宪章》，分别发给不明刘晓波何故被审判的访民及旁观的市民。

一位姓车的老先生看了《零八宪章》后激动地自我介绍说，他今年68岁，是位退休的大学教授。他说是听“德国之声”获悉刘晓波今天庭审，便赶到中院来声援。之前，他听说过《零八宪章》，但在网上怎么也搜索不到，没想到在这个为《零八宪章》定罪的现场看到了。这是我赴京声援的第一个收获。

10.30分左右，声援人群中突然有人叫喊：艾未未来啦！

一时间，所有记者们的“长枪短炮”都向着这位敢言的艺术家追进。着一袭中国服，蓄有中国须，脚踩中国千层布鞋的艾先生，精力充沛、一脸肃然地面对各国传媒用中国话说：今天，我不接受采访。我想，艾先生这种貌似沉默的行为艺术，是对中共嗜权掠利集团自毁自法，以言制罪的极大蔑视！——11.30左右，北京中级法院一位穿制服的发言人从“一正宾馆”溜出来，背后跟了个便服随从。隔着坚固的铁栅栏向着媒体区说：庭审已经结束，审判结果需等待合议庭合议后再择日宣判。

看发言人不敢抬头正视传媒的猥琐样，刚采访过我的《纽约时报》老外记者用拗口的汉语对我说，发一份“宪章”给他。我即刻从包中抽了一份《零八宪章》穿过铁栅栏递给他。面对如此多的国际传媒，他还是礼貌地接过了《零八宪章》。这个过程简单归纳有如下意义：老外记者在视探性挑衅我有没有恐惧心理，而我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如许多的便衣国保敢递《零八宪章》给发言人，其蔑视中共法庭权威的意义更不在话下。我以为这是我赴京的第二个收获。

发言人短暂的十五分钟的例行发言结束后，又缩回他们那温暖的宾馆内。

在寒风冷意中等侯了一上午的外记们正准备卸机拆三角架时，突然冒出一群青年男女。他们有的剪裁着黄丝带，有的边分发给声援者边说，“黄丝带”表达着盼望受难者能平安回家的心愿。今天，晓波受难，我们共同祈盼他自由回家。

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冲上去要了两条。一条给我自己马上别在胸前，一条我准备带回江西给我的女友，让她感受这“大爱”种子的顽强生命。稍许，我不顾“尽量低调”的戒律，掏出《零八宪章》并将她展示在各国记者传媒前做了个摆拍架势。专从上海赶来声援刘晓波先生的《零八宪章》第一批签署人童国菁先生在我身旁象“导驾员”般向记者大喊：快拍《零八宪章》！第一天庭审，以黄丝带的高调出场结束，我以为这是我第三个收获。

曲终散尽时，各国记者们都向南撤走。我则与年轻队伍中刚结识的陆勇、曾为民等人同行。我们快到八宝山地铁站时，后面跟踪了不少党警。我感觉情况不妙，示意他们分散走。我率先进入地铁站，我刚投二块钢币，就上来一便衣拽住我肘袖，说要我配合接受警方调查。此刻是12.20分。

我们都被限制了行动自由，之后被“请”上了一辆大巴士。十分钟后我们被押运到了景山区八角派出所。按他们的老套路所有“嫌疑”都须逐一做讯问笔录。我在尚未“出庭”前拨通了笔会同仁鲁扬先生的电话，将我的遭遇告诉他，并强调在24小时外如果没有我的新音讯，请他向博讯网发条关注我们的消息。

问讯我的是位80后片警，旁边坐着位老气些的玩着电脑游戏的片警。看他俩一脸应对差事的轻松样，我也松弛了大半。当问到我来京何干时，我说专程来声援刘晓波的。随后我调侃的说：北京这两年出了文武二位纯爷们。武的是杨佳，文的是刘晓波。我这人自视甚高，芸芸众生中没几个瞧得上，杨佳去了成为历史；刘先生活着面临牢狱之灾，我光心里佩服没有行动支持，我岂不成了太监（对粗人说粗话我还有点江湖本色吧）？碰到我这个以自由作家自居“南蛮”，笔录人一脸无奈，便匆匆收场。

签字画押后回到“同车共案”们的集结屋，我的手机短信声频响。诗人鲁扬情感用事地提前发布了我的遭际，且留下了我的手机号，并将我所属省份江西错当成广西，同时将我错化为民主人士（准确地说我是一位“拥有社会进步文化良知的自由浪人）。不过，看到全国各地近二十几位同一志向的网友发来的短信，其中有位来自黔省的大四90后学生的短信颇为鼓励我心，他向我索要《零八宪章》完整版邮件。回想到与我同案并肩在一起的有70后的朱菊如、童国菁，80后的曾为民、陆勇、张瑞、石婧，90后夏军又开始扬帆启程，这说明《零八宪章》的生命在延伸拓展，她薪火传承后继有人。这第四大收获快哉！

党警们大概是看我们都是自觉自愿单一纯粹来声援刘晓波先生的，且捞不到他们所谓的组织访民声冤的幕后大鱼，晚上五点左右将我们又重投到大巴车内，中转到“马家楼”救济中心。7.50分，没人来认领我们，我们便被“看守”逐一释放。我们都被非法限制自由7个小时，二顿饭未进。没有任何凭据和说法，这就是中共党魁胡锦涛所倡导的和谐局面的真实面目。我抗议，强烈抗议！

24日平安夜，乡友文朋接风洗尘，名曰压惊，我说恐惧早已扔在了家乡的信江河里，他说是压己惊。

席散出门，狂风大作沙尘打面透心刺骨。骤然降温，天变，思归。

到旅馆将尘埃抖落后，致电老鼠，问看守她的党警是否撤离，她说仍在。我说明天想回江西，鼠说遗憾没办法见面，不过，明天上午刘先生案一审宣判。我说一定去现场看结果。

仍是中院西侧媒体区。一眼望去，较前天庭审明显增加了警力（见图片）。我试图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进去，党警们说要采访证。被他们死盯着，硬闯是无效的。我只好顺着警戒线向南游走。一位采访过我的美联社女记者站在党警稀疏的警戒线南端打电话，等她通话结束，我走向前问她知道审判结果吗？她用外式普通话告诉我说：十一年刑期，还有二年被剥夺什么什么来着（她耸耸肩双手捶摊一脸无奈地笑笑）的附加刑。我知道这二年是政治权利，立马向她补充解释说：被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她刷的一下脸红着朝我羞涩地点头致笑。

这个远离祖国，本应该是面对家人及圣诞老人发出灿烂幸福笑声的金发姑娘，由于没能透析这个专制国家奇怪的法律述语，却向我发出了青涩的笑。这关注中国人权的远渡重洋的笑，已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这算是我第五大收获。

刘晓波先生仅因《零八宪章》的参与起草和发布及其六篇文章共3百多字，便被初审判决十一年刑期，太重说得过去，惊奇则有些矫情。因为所谓邓小平新时期仍承接着毛泽东皇老子的淫威，以“文字狱”的模式判决过以魏京生为首的“民主墙一代”，枪杀和牢狱政治异见者，是中共暴力建政以来的“家常便饭”。说太重是以近年来对吕耿松、杜导斌二先生的判决作比较。至于“政治权利”在这个党天下的国度，你不加入中共党，你入伍从军就别享有升任军官的权利，该权利即被剥夺。我仅就举此一例不触其它，就足已说明中共瑭璜高举的所谓“政治权利”，是其悬挂的羊头，中国不下八亿的守法公民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选举与被选举的政治权利。

结果已出，我掏出手机拨打推友主持曾为民的电话，欲让他在第一时间给推友们发布，却无人接听。此时我拿手机的手已冻得不听使唤。这时，68岁的车教授赶到我后面，说已复印了20份《零八宪章》，接着从怀中掏出递给我（25号早晨7点，我给车教授打电话说宪章发完了，求他复印20份到现场给我。他说复印可以，可到现场他不敢确定，因为天气太冷，他住在房山区，又有高血压心脏病。我说这样您老保重就别印也别来，他竟然赶来了）。我说今天警力成倍增加，硬闯进去分发风险太大，请他放在我背后双肩包里。他有些紧张急促，拉了几次拉链才拉开，一如中共当年地下党的情形，感动得我真想拥抱这位良知未泯的病弱教授。

目送车教授颤巍巍离去，稍后，有四个便衣在尾随我，此时，长发飘逸的陆勇很快赶到他们前方，和他们纠缠着说起了话，陆勇曾对我说过要保护我，我说没任何风险，他们所做的就如同流氓，干着阻止和骚扰我们在自由意志下的集结之勾当。今天陆勇践行着他的诺言，挡住了党警们对我的骚扰，他自己又陷入“从派出所到马家楼”的拘禁。

这一老一青的行为表达，已然说明《零八宪章》及其构想者刘晓波先生们是生生不息的民间火种，是中华民族能否步入世界优秀民族之列的希望所在，也是我赴京的最大的第六大收获。

刘晓波曾对他的辩护人尚宝军律师说，不上诉是对他们（中共法庭）极大的蔑视。可他最后还是在宽容的“以善度善”的心境下提出了上诉，他以为二审法官会有意外亮色，甘地精神求善至纯矣？！

我和你，我们，严重关注刘晓波先生案二审！

独立中文笔会消息：6日上午十一点，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另外两位著名的《七七宪章》签署人作家帕维.兰多夫斯基、布拉格主教瓦茨拉夫.马力一同到中国驻捷克使馆递交联名抗议对刘晓波判决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信中说：“刘先生的审判是一个你最终担负政治责任的政治命令的结果。”33年前的1977年1月6日正是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演员帕维.兰多夫斯基，作家卢德.维克理克，因起草《七七宪章》并征集签名被前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警察逮捕，然后被以同样的“罪行”被审判，哈维尔先生三人选择这一天递信，明确对胡锦涛说：“主席先生，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刘晓波先生和其他《零八宪章》签署者。我们将与很多来自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签署者，采取继续和持续的努力，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他们的处境。”中国大使馆竟然对这样三名贵客大门紧锁，请他们吃“闭门羹”。从捷通社发表的照片看到哈维尔先生是把公开信投进中国驻捷使馆的邮政信箱内。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从网上看到这封信之后，她给瓦茨拉夫.哈维尔、帕维.兰多夫斯基、瓦茨拉夫.马力主教写了回信，她说：“你们的身影和你们的信，对我而言就是雪中送炭。感谢你们，我爱你们！”刘霞的信今天已经传往布拉格。

刘霞女士致哈维尔先生等人的信

亲爱的哈维尔先生、兰多夫斯基先生和马力主教：

我从网上看到了你们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我知道你们一直以来都在关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签署者的命运，支持《零八宪章》。刘晓波的朋友们，也都在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但你们也知道，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这有多难，我对中国政府给刘晓波“公平而真正公开的审判”是彻底不抱希望的。如果打开中国出版的任何一张报纸、一本书，公民刘晓波是不存在的，他在这里已经被封杀了二十年。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监听、监视、跟踪、骚扰又是无处不在的，晓波和我在家里经常会对我们的荒诞生活说“完全卡夫卡”。

北京和布拉格都下雪了，你们的身影和你们的信，对我而言就是雪中送炭。感谢你们，我爱你们！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2009年1月7日于北京

陈子明论述了中国是在缺乏宪政民主的条件下推进现代化的观点。陈子明预测，宪政民主制只有在中国对公共和私人领域重新做出界定，以及限制政府权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一）

在中国过去的60年中，有两个提纲挈领的口号：前30年是「革命化」，后30年是「现代化」。革命化的纲领分为两个方面：对内是把中国建设成「毛泽 东思想的大学校」、1「世界革命的根据地」2；对外是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3「要准备打仗」，「 早打、大打、打核战争」，4「中国就算死一半人」，5也要「把红旗插遍全球」。「四五」运动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广大民众包括中共党内的大多数干部，以 「四个现代化」为旗帜来对抗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毛晚年甚至要向包括工资制在内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开战）。到民主墙运动时期，又提出了「第五个现代 化」即政治现代化。6一言以蔽之，「革命化」是要颠覆世界主流文明，「现代化」是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国只有首先完成「追赶现代化」，与世界发达国家并 驾齐驱，才可能在「继续现代化」中发力抢跑，争取拔得头筹。

什么是现代化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里只引用一个简单扼要的说法。沃尔夫冈·查普夫7指出：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 的富裕社会是现代化社会的基础体制。经过1980年代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反覆较量，到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朝野的共识。进入新世纪以 后，「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共识。金融机构向居民发放贷款，减免农业税，粮食直补到农户，财政补贴家电、汽车下乡和以旧 换新，扩大城乡社会保障面……都是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举措。然而，在确立「竞争性民主」目标上，朝野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在执政者方面，甚至从十一届三中全 会和十三大报告的立场上倒退了。8

没有竞争性民主的保障，市场经济中的民间企业无法抗衡权贵集团的垄断趋向，急剧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阻碍了大众消费和福利社会的实现。竞争性民 主、市场经济、福利社会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20世纪发达国家的历史和中国近20年的历史，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竞争性民主，产生的只能是「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资本—官家主义」。这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想要的理想目标，也不是能够保障中国经济从「中国经营」走向「全球经 营」的基本体制。王小东9曾说：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藉口凝聚国际社会反对我们，折腾我们，我们也有必要坚决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否 则，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中国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

（二）

我曾说过：在西方，由於人权和自治是基督教传统中所固有的理念和实践，因此，他们更强调民主在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当代中国，为了强调人权的优 先性，强调私域与公域的划分，强调社团、社区和地方自治的作用，而不是片面地突出「多数决」，我们需要用「宪政民主」来取代「民主」，作为政治现代化的标 志。

多年前，我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一篇文章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政就是限政，尤其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1宪政的施行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仅与 个人有关的事，由个人自己作出选择，这就是自由的原则。仅与一个社团、社区、地方（统称为人群）有关的事，由该人群自行决定，这就是自治的原则。与一个国 家所有人有关的事，由全体选民及其选出的代表决定，这就是民主的原则。上述三个领域的边界是不清晰的，因此需要有一个处於权威地位的宪法解释和审查机构， 就事论事地不断审核与界定上述三原则的各自有效範围。

（三）

「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天赋人权」的理念，在西方社会早已深入人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流行的却是「君权神授」、「父母官」这样的理念。把 「君民」关系与「父子」关系作类比，意味着君民之间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君王与官府有权干预和处置民间的一切事务。臣民的一切 权利，都来自主上的恩赐，即使位极人臣，只要一道圣旨，就可以被诛灭九族，抄没全部家产。全能主义的极权体制则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政治传统。

因此，未来中国宪政的第一要务，是严格划分公域与私域，限制政府的治理範围和方式。要让「风能入，雨能入，国王不能入」1成为公民常识，要把中国政府已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所确认的各项基本人权写入未来的宪法文本，成为国家的最高法、根本法。

我们需要类似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於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 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那样简洁明快地限制政府作为的宪法和法律。立法机构不得制定剥夺和限制基本人权的法律，行政机关不得发布剥夺和限制基本人 权的行政条例和命令，司法机关不得拒绝受理涉及剥夺和限制基本人权的诉讼。

（四）

我们所说的人权，不仅包括公民个人权利，也包括公民自愿组合的法人权利。罗马法中含有市民法，首创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按照《布莱克法律辞典》： 「私法是公法的对立词，它是指调整市民与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律，或者是在权利附着的主体与义务联系的主体均为私的个人的情况下，有关定义、立法及权利实现的 法律」。所谓「私的个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如果说西方传统法律体系主要是一种民法化（私法化）或者私人化的法律体系，那么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则 主要是一种刑法化（公法化）或者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由於缺乏法人观念和民法体系，中国古代虽然早已有合夥制企业，却发展不出公司制企业。

在日本，私法人被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又称法人型人合组织，指以人的组合为成立基础的法人，即「人的组织体」。财团法人，又称「目的 财产」，以一定的目的财产为成立基础的法人，即「一定目的的财产的集合体」。现在，中国《公司法》12等法律体系已经确认了财团法人，但仍然对社团法人百 般限制和打压。

根据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3，成立社团需要双重管理部门批准。「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範 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14「社会团体应当於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於5月31日前 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工作报告的内容包括：本社会团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依照本条例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 况、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15根据这一套办法，根本看不出社团法人与业务主管单位的下属机构有什么区别，完全抹杀了社团的自治性 质。

（五）

中国现有三级（海南）至五级（新疆）地方政府，虽然有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置，有的还有民族自治地区的名号，但实质上都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不具有地方自治的功能。

地方政府层级过多，事权上又没有真正的分工，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机构成为文件收发室和复印机，成为自我服务和自我增生的腐败官僚机器。我们注意到，警 察和教师是财政供养人员的两个大头，美国却没有公安部的设置，也在很长时间中没有教育部，因为治安与教育属於地方政府的职能；而中国在这两个领域中实行高 度的中央集权，专门在国务院设置了主管这两个领域的国务委员，同时又把提供基础教育经费的职责下放到乡村两级，又让乡镇供养无公务员身份的「协警」，形成 了「有权者无责，有责者无权」的最坏格局。

我在《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与地方自治》16等文章中主张，将直辖市、省会市、地级市和地区改名为都、府、州，在这一级建立地方自治体；将乡、镇、街道 办事处改组为（县下）市、镇、乡、坊，在这一级建立社区共同体。我反对大动干戈地「缩省」、「撤地」、「县改市」，只要把非自治体的地方政府（省、县、区 等）改组为精简的派出机构即可。民族自治区域的改制应当徵得相关民族的同意，持非常慎重的态度。

我在《中国地方自治论》1 7中指出：美国的「竞争型联邦制」，德国的「合作型联邦制」，英国的「完全的地方自治」，法国和日本的「不完全的地方自治」，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经成为在 实质上同类的地方政府制度，用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的说法，可称之为「复合共和制」的地方政府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徵：一是分权，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划 分明确的事务範围，并且在各自事务範围内，享有充分自主权；二是制衡，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宪政保障或政治实力，可以反制中央的随意干预，使之不能单方面削 减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三是合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某些事项上联合作业或混合财政。时至今日，联邦制与单一制下的地方自治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了。原来 即是统一的便不应该再分开，原来尚未统一的便要想办法联合起来。基於这个理由，联邦制可以是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实现统一的选项之一。

（六）

近来，学界有些人反对宪政民主，鼓吹不加「修饰词」的民主，即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他们甚至把竞争性选举称为「选主」。那么，所谓「人民当 家作主的民主」就只有两种形式——决策上的「全民公决」与执行上的「抽签轮替」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18时期，列宁在十月革命19前夕，就曾经这样鼓吹 过，当然，列宁、斯大林掌握政权后，做的就是另外一套了。梁启超20、孙中山21也曾经受这种理论的迷惑，而抛弃了「议会民主」。

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上述两种直接民主形式，只能在社区共同体内有限度地实施，根本不可能在国家层面尤其是在大国範围内普遍实施。波普22早已论 证过，由於人的认识的有限性，民主的真谛并不在於人民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亲历亲为，而在於掌握最后的否决权。当政府犯错误的时候，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选举 程序变更政府的体制，就是民主体制。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不可能实行官员轮替制。在当代民主政制中，政府是由多数文官和少数政务官组成的。我在《民主政治价值观是出路所在——兼与潘维商 榷》中指出：「文官考试制度是由中华文明首创的，后来由传教士介绍到欧洲，被普鲁士和英国等国采纳，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标准政治制度。……这说明，只要 是好的东西，就可以成为普世政治价值。同样，选举制度由希腊文明首创，后来被西欧近代文明继承，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政治制度。文官（公务员）由考试制度 产生，政务官由选举制度产生，这是当代宪政民主体制并行不悖的两大组成部分。」

（七）

即使是民主的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因为要「有所作为」，天生就有「权力扩张」和「跨越公域私域界限」的冲动，所以，有必要在未来的「三权分立」体制中，对它们施加一定的约束，这就是独立司法机关的「违宪审查」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

未来中国如果实行统一的法律制度（不包括台、港、澳），法院就应当实行垂直领导，由中央政府统一任命法官，由中央财政统一提供经费。可以设立跨行政区划的巡回法院，以避免地方政府对法院的干扰。应当遵循国际惯例，实行法官终身制和弹劾制，并严格在法律专家中遴选法官。

对於未来中国各项具体的宪政制度，应当从现在起就开始细致研究，精心设计。

这是一篇纲要，根据我在几场纪念加尔文诞生50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也是我在2009年经历秋雨之福教会取缔案，及目睹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面临极大困境与争战，也面对更大的契机与祝福之际，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及对当前城市新兴教会担当的推动家庭教会公开化、合法化的异象，所作的一些领受与反思。

一、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不从国教者
到底什么是“家庭教会”及其传统？在2003-2006年，同时在新兴城市教会和海外华人教会中，出现了一种质疑和淡化“家庭教会”的倾向。新兴的城市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基督徒及传道人，有一种论调，就是“家庭教会”与“三自”之隔离，是上一代圣徒的争战，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争战。但这种论调背后，更多的出于一种对于时代格局的虚假判断，及对政府宗教政策可能对城市新兴教会网开一面的美丽的误会。一些教会特意淡化“政教关系”这一在当代中共政权及其语境下的核心命题，而将城市新兴教会列为“家庭教会”和“三自”之外的所谓第三种教会。

如果说，中国家庭教会最大的不足与虚弱，就出在一度割裂了其在大公教会、历代圣徒传承中的领受——这一割裂的高峰固然发生在1949年后，受无神论的极权主义政府逼迫所致，但更深层、更早先的原因，出在民族主义的压迫上。自“义和团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之后，与西方教会的关联，及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危机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教会一种最严重的灵性的焦虑症。本色化运动和分离主义倾向，就是这种焦虑症的两个直接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王明道先生的持守、倪柝生弟兄的成圣观，贾玉铭牧师的神学，都不可避免地处在这一时代性的焦虑症中。当“三自反帝爱国运动”兴起时，他们固然是靠着恩典，在厄困中持守了信仰；但在这恩典中，也有上帝容许并使用了他们的某种民族主义立场的部分。王先生、倪弟兄和耶稣家庭的敬弟兄领导的一批本土教会，早在政府向教会动手之前，就已在奉献、财务、治理和神学上，与一切西方教会根除了连接。恰恰是事实上最“三自”的一批教会，成了当时抗拒“三自爱国运动”最坚定的基要派。他们在事实上，是1949年后的“不从国教者”。但他们不从“国教”的理由，基本上与“国”无关，只与“教”有关。王先生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针对的是教内的“不信派”，而不指向无神论政权。换言之，他避免触及政教关系的议题，这里面既有应对的智慧，也有其神学立场的自洽。因此基要派在1949年后的坚持，是在救恩论的底线上的坚持，不触及国度观，更不触及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之冲突。这和天主教会的中国神父们大相径庭。像龚品梅等神父，以非常清晰的圣经价值观，早在“三自运动”之前，就以极大的属灵勇气，直接指称中共的总路线是建造地上天国的、敌基督的乌托邦，“我们绝不同意”。反观基督教内，没有任何一位传道人，能以属神的智慧，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作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深刻洞察和准确理解。这正是因为天主教的“大公教会”特征（尽管我们不同意罗马天主教会等同于大公教会），使中共政权下的天主教领袖，几乎脱离了民族主义立场的捆绑。而在基督教，从不信派到基要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民族主义者。

因此王明道先生只强调不与吴耀宗之流同负一轭。但北京宗教局后来主动退步，要求他们在“三自会”以外，独立组织学习班。这时政教关系的议题就隐藏不住了。当时11个未参加“三自”的北京教会领袖，商议后答复说，他们只能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参加，不能以教会领袖的身份参加，因为教会与政治无关。上帝的恩典，许可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最终以一种彻底的分离主义的立场，来拒绝政府对教会的辖制。

这一基要派的家庭教会传统的形成，是上帝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定意成就的极大恩典，也是当代中国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他个人信主的经历是否与家庭教会的传承直接相关）的属灵先辈和伟大的属灵遗产。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传统中的缺陷，第一，始终包含着潜伏的民族主义立场；第二，容易导向一种割裂大公传统的倾向；第三，容易坚持一种圣俗两分的政教观。这三点始终是当代家庭教会在向着大公教会之神学与教会正统归正的过程中，需要清理和对付的。

因此，2006年前后，也就是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起草与颁布的长期间内，城市新兴教会中，再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意图割裂传统、否定家庭教会之教会史意义与使徒性传承的危机，甚至于各种如“未登记教会”、“独立教会”、“自立教会”等层出不穷的、淡化60年家庭教会传承的概念。从文化的意义说，名称的形成是历史性的；从信仰的意义说，名称的形成是恩典性和国度性的。否定和淡化“家庭教会”的概念，其实就等于否定上帝在中国教会60年的恩典。在历史性的恩典中，没有“家庭教会”这一出现在共产政权下的清教徒运动，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当我们轻易地越过救恩历史中的中国历史，直接说我们是从神领受时，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人。我在台湾遇见一位同工，提到赵天恩牧师的腰病时，她说，许多去过大陆家庭教会宣教的老传道人，腰都不好，因为他们曾年复一年地，带着满箱子的圣经、资料和书籍，进入中国。“家庭教会”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传统，是由无数细节中的恩典组成的。但这么短的传统，竟然已经老得又想抛弃了。老实说，这也是中国社会一百年来的革命文化的恶性影响所致。同时，如果我们看见了家庭教会传统本身的缺陷，我们就会说，那些否定和淡化家庭教会立场的基督徒，恰恰是“最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近年来城市教会仍受着间断的逼迫。随着“登记”的暂不可行，及政府新一轮宗教政策调整的结束（2004-2007年），尤其是新一轮调整后，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因着奥运、六四20周年、西藏和新疆问题及60周年国庆等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尝试对城市新兴教会进行适度限制与打压。换言之，政府并未将城市新兴教会视为“家庭教会”之外的新型教会。对政府来说，仍然只有一个准绳，就是“非三自教会”等于非法教会。政教关系的议题，并未如一些城市传道人想像的那样，会日趋淡化，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凸显了。因此，最近两年，随着城市教会面临有限的逼迫，城市教会之主流反而比三四年前更加认同自身的“家庭教会”的名分。到底什么是家庭教会及其属灵传统，也在这一自我定位的前提下，成为城市新兴教会需要、希望并开始努力去思想、澄清和领受的重要议题。

因为家庭教会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未来的中国教会就是什么。理解家庭教会的概念、传统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属灵意义，直接关系着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理解教会和政府、教会与社会，以及基督的国度与地上国度的关系。

我以四个方面，来简要归纳中国家庭教会60年（1949-2009）的传统：

信仰层面：在极权制度下持守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在现代文化中持守圣经启示的无误与全备。

政教关系：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坚守政教分离的原则；在逼迫中持守对掌权者的顺服。

属灵传承：十字架的舍己道路——恒切祈祷的传统，依靠圣灵的大能末世中的积极宣教。

公共领域：在民族主义国家持守天父世界的普遍立场；在最私人的空间（家庭）活出信仰的公共生活。

以上四个层面，从基要真道之界定、信仰实践之操练及信仰与社会政治之关系看，借用刘同苏牧师的表述，“家庭教会”的实质，就是在最私人性的场所，活出了最公开性的信仰。即使今天的聚会场所，开始走向一个从家庭向非住宅转移的公开化运动，但“家庭教会”这一称谓，形象地表明了，信仰既是大公的，也是私人的；既是社会的，也是家庭的。即使教会退到了一个退无可退的地步，退到最隐私的私人住宅内，教会一样是教会。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和乡村教会一样，都是从那里出发、从那里蒙恩的。这一从家庭到社会、从最私人到最公共的跨越，正是真信仰的标志。也是我们理解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一个前提。

二、理解60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百年史上的四个30年
凯波尔说，传道人要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C?S?路易斯说，基督徒要有双重的倾听，一是倾听圣经的启示，一是倾听我们的时代。不理解圣经之完备启示，就不能真正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但不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也不能真正理解圣经启示之于我们在肉身中的应用与挑战。

在2008年广州一个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论坛上，我与政治学学者刘军宁，在演说中共同提出了四个30年的关键词，借以理解中国社会一百年的变迁（如果将1978改为1979，也是恰当的）：

第一、1919年-1949年，关键词是文化：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这30年，形成和破灭了各路启蒙精英，是意图以新思想、新文化（德先生、赛先生）拯救国家的第一个乌托邦。

第二、1949年-1979年，关键词是政治：从暴力革命的成功开始，这30年，是妄图以革命解决文化问题，以文化解决灵魂问题的第二个乌托邦。

第三、1979年-2009年，关键词是经济：从改革开放开始，这30年是非意图地以经济的个人主义化解集体主义暴政，以市场和制度转型反抗意识形态的第三个乌托邦。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和2009年的天安门阅兵，标志着这一乌托邦的破灭。

接下来眺望下一个30年，即2009年-2039年，关键词是信仰：但从基督教会的眼光看，百年史还有着另一条脉络，就是救恩历史的脉络：

1、1919年出现了和合本圣经；

2、1949年教会蒙难；

3、1979年乡村教会复兴；

4、2009年城市教会迈向公开化。

三、理解60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1949年后的四场“文革”

尽管中国社会寻求自由与复兴的百年史，是按着文化-政治-经济-信仰的时代核心议题的顺序，但1949年后中共政权以文化革命的方式，摧毁民间社会的顺序，却出人意外地，是按着一个完全相反的顺序，即宗教-经济-文化-政治：

1、第一场“文革”：从1951年开始，镇压一贯道等会道门及驱赶外国传教士，到1953年的“三自爱国反帝运动”，镇压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群体，建立政教合一体制。

2、第二场“文革”：以1956年为中心，镇压资本家群体，瓦解多元的民间经济。

3、第三场“文革”：从1957年拉开序幕，到1966年进入高潮。镇压多元的知识分子群体。

4、第四场“文革”：从1966年开始，镇压政权内部的各种多元政治势力。

毛泽东的这一镇压顺序，比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也比当时乃至今日的家庭教会传道人，都更准确地理解了世俗社会的要害。1949年后，中共处理的第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这正是中国不能不出现家庭教会的原因，家庭教会的历史因此与共和国的历史同行，也显明着基督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在中国并存。在毛泽东看来，他们的政权与教会这一圣约共同体的异质性，远远大于它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资本家、知识分子、旧官僚、民众等）的异质性。这一看法是异常准确的，反而教会长期以来都看不到这一点，因此也看不到逼迫与苦难的历史意义。

理解这一核心议题的顺序，是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也是重新理解宗教信仰自由之于中国转型之核心价值的关键，更是教会理解自身在当代中国的公开化异象和宣教使命的关键。

四、理解60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60年来的四个社会共同体
基督教的来华，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的肌理而言，形成了一种异质性最强的文化：独一神论——救赎论的教义，教会生活的形态。

尤其是教会生活的团契形态，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影响和挑战，具有教会自身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意义。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制度、观念和器物上的转变与积累，但唯独缺少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生活的内在价值与外在样式。只有当教会真实、光明、具体地活在中国社会中时，就像耶和华从埃及挪了一棵葡萄树，栽在迦南一样；只有当教会在恩典、生命和敬虔之道中的群体生活样式，被栽种在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和中国文化的最深处时，中国社会的转型才能获得最内在的生命价值与团体样式的支撑。也只有当教会一面获得自身的世俗合法性，一面为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任何人群都不能提供的普遍祝福之后，福音的广传及福音翻转整个中国社会的远景，才能被真实地看见。

如加尔文阐释《使徒行传》第2章和第4章时，提到受洗乃是进入和形成一个圣民社会的起点。彼此交接、掰饼、赞美，凡物公用，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些记载显明“圣徒相通”乃是指向一个从灵性到身体、从信仰到经济的共同体。加尔文说，“在哪里信徒同心合意地合一，就在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社会”（《基督教要义》4卷1章3节）。

从欧洲的教会历史和社会历史看，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亦可归纳为三个命题：教会在社会中；教会就是社会。

没有教会，就没有社会。事实上，当家庭教会不能在一个共和国的民政部独立登记之前，不是教会不合法，而是这个民政部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政部。当教会不能在公共社会中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神圣价值、外在治理次序和源源不断的道德动力的有形社会之前，整个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

教会生活的样式所具有的意义，无论在基督的国度中，还是在世俗国度中的见证，都超出中国家庭教会迄今为止的理解。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扎根与扩散，长期被当政者诠释为一种“渗透”。如果对这个词不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渗透”其实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文明的各要素，均是以冲击、颠覆、对抗、争战的方式影响中国。只有基督教是以“渗透”的方式，在社会文化的肌理中一路沉淀下来。一个默默无闻的传教士，可能在极其偏僻的村庄里，以他数十年的传道与服务，改变了当地民众的话语方式、思维习惯、交往方式、灵魂信念，乃至寒暄问安的用语或写春联的造句，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的范式。这种新的范式对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国社会及其专制制度而言，几乎是全新、异质而充满想象力的。以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秩序的理论来描述，家庭教会的意义，就是在一个旧社会中，以自发演进的方式，活出了一个新社会，一个亚社会。

普世的人类自由在近现代中国的移植与落实，150年来，只有过一个半的自发演进秩序。一个是家庭教会，从西方传教士来华，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共同体生活，是最典型的自发演进秩序的例子。半个是市场经济，政府主导与自发演进，彼此均具有对方无法掌控的独立力量，所以是半个。

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来看，很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中国主流社会对西方文明的饥渴慕义，无论是甲午海战后的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还是今天的民运派、自由派、维权派或党内民主派，第一位关注都是民主与政体，第二位是经济，第三位是文化，宗教甚至排不上第四位。但这60年来，非特定公众之间的群体生活样式：

1、第一个成形的，是信仰共同体。在1979年，中国社会除了官方组织之外，几乎已不存在任何真实的社会共同体。但只有家庭教会，是唯一的既具有内在信仰与价值认同、又具有外在生活样式、次序与动力的共同体；事实上，家庭教会成为了当代中国民间社会的雏形。

2、第二个成形的，是经济共同体。3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是经济结社，成为了中国社会中最广泛、突出和普遍的共同体。

3、第三个尚未成形的，是文化共同体。在缺乏结社、言论、思想和学术自由的语境下，多元、凌乱、混杂和断裂中的当代文化，尚不能形成真实的共同体生活；但互联网的出现，正在加快文化共同体的形成速度。

4、第四个尚未成形的，是未来的政治共同体。

五、理解60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90年代后的三个转折
第一，在政治、社会和信仰的三重危机之下，政府于1992年开始推行市场体制和经济自由化政策，弥补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缺失所产生的心灵空虚和社会失序。但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事实上促成了社会秩序的开放性和民间社会的重新培育。这一世俗社会的变化，使得家庭教会遭遇的打压尽管仍在持续，但其生存与宣教空间的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

第二，1989年-1992年，出现了1949年后的第一波向城市和知识分子宣教的福音运动。这是从乡村和海外同时向着中心城市两厢包围的福音运动，成为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城市新兴教会涌现的基础，也曾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基督教文化热。当民主运动在中心城市败北之后，福音运动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也从一个几乎只与乡村有关的词语，重新变成一个在主流社会眼里显得有“文化含量”的概念。这既是对中国教会而言、也是对中国社会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转折。

第三，出于对上述两种趋势的回应，及市场带来的技术层面的法治化压力，政府的宗教管理体系从1991年开始，出现了整体性转变，即1979年以来的官方宗教政策，从彻底的非法治化状态开始向着技术层面上的宗教立法转型。尽管其内容仍只是对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的政策以法律形式予以“合理化”，但其实质的不正义，也在这一形式法治的框架下被放大和标注出来，以至诸般法律冲突在这一框架下，逐步走向不可逆的积累。

（未完待续）

八九民运，英雄辈出。刘刚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之一，也是我最敬重的之一。

2009年6月4日，香港的英华出版社出版了刘刚的纪念六四文选，书名是《天安门，路在何方？》。全书分两部份。一部份是小说，题为《天安门潘多拉》；另一部份是四组回忆录。这四组回忆录的题目分别是：《民主之路》，《牢狱之路》，《炼狱之路》和《自由之路》。全书共468页，约25万字。刘刚的老朋友王军涛博士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

人无血性难言品

刘刚早有”秦城铁血汉”的美称。提起刘刚，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法庭上在监狱中的英勇表现。

1989年6月19日，名列通缉令第三号的学生领袖刘刚不幸在保定落网，立即被送到保定市公安局审讯。面对几十名警察，刘刚毫无惧色，侃侃而谈，给警察们大上民主课。这时，公安局长踢开门闯了进来，大骂其他的警察：”这还叫审讯吗？是你们审他，还是他审你们？”由于刘刚身上搜出几张火车票，警方料定刘刚还有同伙。局长吼叫：”说，是谁跟你在一起？”刘刚讥讽道：”看来保定府还真产狗腿子。”局长大怒，从沙发上蹦起来，嗖地一下拔出手枪，哗啦哗啦把子弹顶上膛，将枪口狠狠顶在刘刚脑门上：说：”马上说出你的同伙。不说，我立即毙了你。”刘刚顿时全身冷汗，毛发倒立。周围的警察都吓傻了。刘刚说：”好，我说。”周围的警察更傻了，以为刘刚也怕了。这时，刘刚把头一甩，挺直了头，对局长说：”如果你真有种，你就开枪。我给你七秒钟时间。我现在开始数数，我数到七，如果我给你吓瘫了，我当众跪下来给你们叫爹。如果你不开枪，你就当众跪下来跟我叫爹。”然后，刘刚转过头，狠狠盯着局长，开始数数：”一、二、三……”还没数到七，那个局长支不住了，手发抖，像泄了气的皮球。这时刘刚大吼：”说，你是要开枪，还是要跪下来跟我叫爹？”那局长竟不知所措，转头看了一圈他的部下，大家还在那里楞着。这时，才有几个警察赶快过来，把他们的局长连抱带抬地弄出了会议厅。此后，这位局长就再也没敢和刘刚打照面。

在预审阶段，刘刚多次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有时要刘刚签字，刘刚就写下这样的话：”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写完后把笔一扔。真是痛快无比！

后来，刘刚被判处6年监禁，是学生领袖中刑期最重的，但是比一般人原先的估计要轻。起初，一般人都把学生领袖可能遭受的刑罚估计得很重：共产党都用坦克车杀人了，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考虑到这一点，你才能体会到刘刚当初的英勇是多么的了不起。

在狱中，刘刚始终坚持四不：不认罪，不交待，不签字，不合作。他发动政治犯集体绝食罢工，不断地向外界揭露共产党监狱中的酷刑。刘刚本人多次被狱卒用一万二千伏的电警棍电疗，戴镣铐关小号长达一年多。对于那些特别凶狠的狱卒，刘刚几次出手痛击。他明知打警察打狱卒只会给自己招来更残酷的报复，也在所不计，以至于那些曾对他下手的警察后来见到他都不敢再靠近。

事到危疑始见才

刘刚是勇士，但又不只是勇士。刘刚还是真正的领袖。他的组织能力、行动能力和运筹能力都相当出色。早在北大物理系读研究生时，刘刚就和同学们一道发起了九一八抗议活动。1987年元旦胡耀邦下台的消息传出，刘刚在北大校园里张贴大字报批评，并带头和同学们到天安门广场示威。1987年春天，刘刚策划和组织了方励之的夫人、北大物理系教师李淑娴竞选人民代表活动并获得成功。1988年4月七届人大期间，他在天安门广场发起和组织”擦皮鞋”请愿示威活动。1988年5月，刘刚在北大发起民主沙龙，先后邀请方励之、吴祖光、许良英、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和夫人包伯漪等人到北大讲演。1989年4月，学运刚刚兴起，是刘刚，串联了北大、北师大、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学生领袖，在23日于圆明园开会，成立起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5月中旬，首都社会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成立，刘刚也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不只如此，刘刚还具有卓越的政治判断力。5月10日，广场上的学生准备绝食，刘刚当时就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绝食很可能导致运动失控。首都社会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成立后，刘刚多次在会上提出让学生尽快撤出天安门广场，回到校园整合。由于刘刚和其他一些人士的共同努力，联席会议一度作出撤出广场的决议，可惜到头来由于激进派学生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功亏一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广场上的学生能采纳刘刚的主张，八九民运的结局就会很不一样。每念及此，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最后，我还要谈谈刘刚的多才多艺。刘刚本科读于科大，研究生读于北大，主修物理。来美后进入哥大改学计算机，在校期间就有几项发明，毕业后被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录取。其后他辞职下海，前往中西部组建新公司，网络经济崩溃后，刘刚又考进纽约大学金融工程专业。现在从事金融分析。早先，刘刚还写过一本经济学专着。至于他的文学才能。我最初读到他的几篇回忆文章时就留下深刻印象。如今又读到他的20万言的小说，更让我惊叹不已。这里，我热烈地向读者推荐刘刚的文选；同时也借此机会向刘刚表达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