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从民间抗争的意义看，六四后的2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1989至1998年间的9年间，虽然八九抗争的余波从未中断，有过1992年的胡石根案、1995年的《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签名等悲壮的努力，但六四镇压造成的极度震撼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沮丧感，使民间很难对强权形成新的冲击，这种局面直到1998年才结束。

中国民间抗争的新阶段

1998年的民主党组党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性行动，其参与主体是八九民运的受迫害者，他们用再一次的勇敢行动，用再一次的个人牺牲尝试维护宪法确立的自由结社权利。98组党留给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总体而言，民主党的组党理论和实践并不激进，是一次理性的意见表达，至今仍有极大的思想价值，但由于参与组党者大都有七九民主墻、八九民运等政治经历，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人物，组党行为很快导致中共斗争神经绷紧，对于组党打压力度超出人们的想像。组党运动被迅速镇压，未能持续发展下去，这是很遗憾的。

目前我们所谈的维权运动大致可以从2001年、2002年算起，其参与者主要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权利受损的普通民众。我们知道，八九民运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其目的是所谓的社会稳定，但加强权力控制的同时，法治的权威遭到损害，导致大量侵权事件发生，来自受害者的自发抗争迅速增加；第二部分是网络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良心人士。网络信息传播加快了思想启蒙的步伐，也使民间人士的联络成本大大降低，分散的良心力量开始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官方的民间话语场。借助于网络等现代信息传播方式，知识分子、良心人士与普通民众逐渐走近，形成了声势越来越大的维权运动。维权运动的参与者大都没有遭受历次政治事件的直接波及，生存状态比较正常，而且较少存在恐惧心理，因而更容易形成对专制权力的持久冲击力。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目前的政治和司法体制下，从个案维权来讲，存在着成本高、收效小的问题。由于司法及信访体系受制于党权，受害人的维权活动很容易成为漫长的上访马拉松，耗费受害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致使其身心疲惫，甚至造成对于受害人的二次伤害。由于专制政权侵权问题的系统性和侵权现象的广泛性，维权运动消耗了民间的大量资源，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维稳”，消耗更多的公共资源对维权者围追堵截，这成为一场零和游戏。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有整体性解决思路，消除权力系统性侵权的根源，而不能单纯依靠个案维权。

维权运动与《零八宪章》有机结合

民间抗争事件的迅速增加和矛盾解决的困难，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零八宪章》的现实意义。《零八宪章》基于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提出共19项主张，这是解决目前中国现实矛盾的系统表述，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之计。《零八宪章》签署人包括长期呼吁中国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体制内人士、一般职员、工人、农民、学生等，但维权人士所占的比例可能是最大的。这并不奇怪。在邓小平的92年南巡讲话后，邓小平主义全面形成，它的主要内容是，1，政治高压；2，全力发展经济，3，社会自由度增加。经济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的增加释放了民间的抗争动能，使专制权力获得了喘息空间，也使自由、民主、宪政的呼吁在现实中部分受阻。但在维权者这个群体中，《零八宪章》的呼吁是非常容易获得共鸣的，一位遭受暴力强拆的受害人曾亲口对我说：“在遭遇政府蛮横的拆迁之前，虽然也知道社会上有些不公，但总体上觉得社会和政府还是正常的，在拆迁维权中，才发现当民众遭遇政府侵害时，全无有效的申诉渠道，社会完全不是自己以前所想的那样，于是我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是缺少民主，没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我们就随时可能被侵犯。”在受害者当中，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过程。我的个人经验是：在维权上访群体中宣讲民主、人权理念乎没有任何阻力，几乎就象对沙漠中的行人推销矿泉水一样容易。《零八宪章》并非独立于维权运动的抽象宣言，也是对民间维权的理论总结和归纳，因此，对参与维权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活跃人士来说，有意识地持续宣传《零八宪章》，是至关重要的。系统化的理念表达指明了社会整体努力的方向，将各阶层变革力量凝聚在一起，增强个体维权者对于未来的信心，当人们意识到维权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整体运动，而不只关乎个人成败的时候，他更有可能承受自身维权的暂时受挫，同时，《零八宪章》的理念也可以使体制内有识之士形成解决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新思路，通过对话与协商，而不是任意打压来对待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我们应当看到《零八宪章》的旗帜性意义，维权运动自身不能无法成为政治符号，而《零八宪章》具有这种功能。

《零八宪章》用简练的文字表达了关注中国民主未来人士的一种思想和行动愿景，体现了解决目前中国社会诸多复杂矛盾和诸多零和游戏的政治智慧，是思想启蒙与现实努力的结合，但它并无行动方案，也无具体民主日程表，《零八宪章》的作用在于它的基本理念能否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形成包括体制内开明人士的共识，它对中国政府并不构成即时挑战，因此，中国政府对于刘晓波的抓捕是愚蠢而难以接受的，在这里，除了向其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先生表达敬意，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不断地向中国政府表达释放刘晓波的呼吁。

和维权与所谓“维稳”的零和游戏不同，《零八宪章》追求民间与政府的共赢，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完成社会转型，实现社会正义。但历史早已证明，中国政府不会倾听来自社会良心的微弱声音，民主理念只有转化为社会运动，才可能形成对于政府的压制力量，迫使其启动政治改革。因此，将维权运动与《零八宪章》形成有机结合，是维权者及追求民主、人权的各界人士的共同历史使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而尊重人权的国家，每一个公民的切身权利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与中共建政6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建政60周年之际，中共应当向国人做出的第二个道歉，就是他们滥用国家暴力造成的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1949年新政权建立伊始，就着手全面清洗旧的社会结构。在农村，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在中共统治区域进行的土改运动扩张到了全国，中国封建时代作为农村基层的社会控制基础的地主阶级被强制剥夺财产权甚至生命权；在城市，名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政治暴力席卷全国，大规模的集体枪毙随处可见；对外方面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几十万中国军队被调往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展开另一场残酷的战争。

各种政治运动自从1949年之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土改到镇反，从思想改造到三反五反，从肃反到反右，每次政治运动，带来的都是残酷的镇压以及社会恐惧心理的滋长。历史可以看到，恐惧的阴云逐渐积累，一直发展到了狂风暴雨的顶峰——文化大革命。之后，又延续到1989年中共对学生和市民的血腥镇压。可以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国家暴力与社会恐惧相互交织的历史。这样的国家暴力，据有关专家的不完全统计，造成的死亡数字，达到8000万之多，远远超过日本侵略造成的人员伤亡。

中共统治中国60年，从来没有放弃使用国家暴力作为基本工具，这样的施政造成的不仅是国人的巨大伤亡，而且是民族心理的趋向暴戾，造成的是国人的恐惧导致的道德沦丧。这样的施政，难道中共不应当向人民道歉吗？

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傍大款”，所谓“傍”字与“款”字，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目前中国官场的一种生存状态：贪官与有钱人联成一体，沉瀣一气，巧取豪夺，为了经济利益而奔向前{钱}程。他们如同战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手傍着手，心连着心，盯住的是国家的财产与老百姓的利益，在贪婪与纵欲这一点上，他们结成了坚定的联盟，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然而，一旦前者倒台或失势，或后者破产或贫困，双方合作的基础既分崩离析了。如果从这个结果看，“傍”字就只具有嘲弄与讽刺的意义了。

就贪官来说，他们每到一地任职，首先要结交当地的大款，反过来说，有钱的老板也会主动登门拜访，与贪官称兄道弟，所以他们很快就会走到一起。据我在东北所认识的一些贪官看，他们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搞到钱，以便向上级行贿，因为自已的官职不是靠民选，而是花钱买来的，没有钱怎么能保住官位？一般情况下，现在各地不同级别的官职都是明码实价的，好象有点约定俗成，比如说乡长10万，县长50万，市长100万，省长1000万，等等，这都是毫不含糊的，象买东西一样等价交换，但不能讨价还价。官员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大都按照这个行规办事。比如，1997年我在黑龙江省海伦市见过一个贪官，他当时是一个正局级干部，由于以前我报道过他主持的一个绿色农业开发项目，所以我们很熟，他告诉我，最近心情不顺，因为人大选举时，他原先希望的职务叫别人占据了。他说：没办法呀，咱们钱不够啊！他例举了许多类似事件，令我很震惊。他还报怨自己分管文教，下面的企业太少，如果分管工贸最好，那样就能多管一些经济实体，多认识一些老板，也一定能够干上去。此后黑龙江省曝光的田凤山案，马德案与韩桂芝案，已充分体现了官场的这种腐败。而绥化地委书记马德恰恰就是当年的海伦市一把手，我对他的丑闻早已耳熟能详。可见官场的买官卖官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由于官职是干部花钱买的，那么就有一个回报率的问题，当官的上任后，就要把自己掌控的官职继续批发转卖，以便收回成本，攒取利润。这又迫使下面的“小贪官”给自己行贿，而“小贪官”就和自己一样，再去“傍”大款。就是这样，从上而下，一级一级地，整个社会风气慢慢地变坏了。看来，不论是大官还是小官，没有不“傍”大款的，个个乐此不疲。

此外，再是如何花钱？贪官大都是无神论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知半解，对人世间的物质享受却极力追求，对穷奢极欲没有愧疚感，对来生诸神没有信奉与敬畏，他们不仅要穿名牌，戴名表，坐高挡房车，还要天天吃喝玩乐，美女如云。每天的饭局都是按排的满满的，先喝酒吃饭，再唱歌跳舞，然后是洗桑那，“三温暖”，而后按摩泡小姐，最后再搓麻将或打滚子，以至夜不归宿。这种自以为神仙一样快乐的生活，得有大笔金钱供着，而买单的正是大款老板。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所以，久而久之，贪官就不知不觉地被大款绑架了。

1998年，我到辽宁省一个县级市采访，当地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县长和我聚餐，酒桌上的人不少，他们不知道我是海量，结果县长喝醉了，讲话走了板，他说当地有三个老板，都是开酒店的，也是黑社会的，个个财大气粗，把市委市政府都控制了，有时训斥他们就象对待孙子一样。后来在另一场合，我又见到了其中的两个“黑老大”，他们对我还满客气的，酒喝多了，为了向我眩耀实力，一个电话，就把市委书记叫来了，那个当官的跑得气喘吁吁，进门还连声喊道歉，在那一刻，我相信了县长的话，也明白了：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当然，也有一部份正直官员是不搞买官卖官这一套的，或者“傍”大款的程度没那么深，但由于目前的党风与社会风气，恰恰因为他们是异类，反倒举步维艰。2007年，我在广东省结交了一大批企业老板和官员，那时我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出现的，所以他们讲话并不避讳我，有许多人大骂朱镕基，原来朱总理到广东视察从不吃请，也不收礼，当然也不给他们办事，这使他们很狼狈，他们说，他自己廉洁奉公，叫我们大家怎么做事？我听了，一脸愕然。

其次，从大款来说，“傍”上了当官的，就象草木找到了土壤，不仅攒钱有了基础，而且守财有了保护神。第一，大款最怕以前得到的财富流走，碍于中国的一党执政的体制，他们对当官的，特别是对市委一把手，十分看重。因为他们知道，与其花费时间和精力与那些多如牛毛的职能部门打交道，养活工商税务公安等众多“白眼狼”，还不如花大钱搞定党政一把手，让他围着自己转，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有一个老板与我是多年的朋友，他对我说，现在社会上的人们仇富心理特重，治安状况也不好，如果不交个大官朋友，出了麻烦怎么办？再说，各个部门都能管到企业，毃榨勒索的“大盖帽”不时出现，所以必须有个靠山才行啊。这番话一语道破了真谛。第二，大款有了钱，并不满足，他们还想继续发展，必须靠钱换权，再用权换更多的钱，一般情况下，他们盯住了房地产开发市场，而批地皮盖大楼则一本万利，但要成功，离不开政府支持暗箱操作，所以，掌握土地资金招商项目的一把手，就和大款连为一体了，他们有的索性入股，有的曲线受贿，但共同的经济利益是无比诱人的。这正是他们勾结起来，搞动迁，扒小房，大肆侵占群众利益，不惜死伤人员，不断激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不过，几乎所有的大款对贪官都留有后手，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往往在行贿时都留下证据，或录音，或录相，或目击者，一旦贪官出事，立即合盘托出，争取立功受奖。这一点正是贪官难逃，大款易释的原因之一。比如，内蒙古赤峰市市长徐国元贪腐被判重刑，而向他行贿的大连新型集团老板孙某科虽一度拘留，却有惊无险。所以近年来，官场上流行桑那浴行贿成交的惯例：大款与贪官在更衣箱里“验钱”，因为那时人们都是赤条条的，不必担心偷录或私拍，送的真诚，收的坦然。就是这样，中国的贪官和大款互相利用，尔虞我榨，绞尽脑汁，机关算尽，谁也离不开谁。

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可能成为党内派别斗争的牺牲品，整“小贪官”的“大贪官”，用灯泡一样的明亮眼睛，紧紧地盯住那些与对立面的官员走得过近的大款；算计大款的小老板呢，则因为妒嫉与攀比，把斗争的灵敏触角，伸向与大款过从甚密的贪官，他们都希望找到行贿受贿的蛛丝马迹，置其于死地而后快，而共产党多年来鼓励举报告秘的光荣传统，又使贪官的仕途如履薄冰，亦使大款的商海雪上加霜。于是，人们常常从判决书上可以看到众多贪官与大款的名字，它们最后一次紧密地联在了一起，不论判多少年，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假如有一方倒台或破产了，另一方绝对不会施以援手，雪中送炭。这是因为他们是赤裸裸的互相利用的金钱关系，就象他们在桑那浴肮脏交易一样。2005年，在大连南关岭监狱，有一个过去是局级干部的囚徒对我说，我们当官的最倒霉，一旦坐了牢，一个来看的朋友也没有，连老婆也跑了，因为我以前养了三个情妇，巴结我们的大款和情妇一个样，他们当年看好的都不过是我们手中的权与钱而已。

2009 10 7于多伦多

一

当今的世道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吗？民谚：“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眼下这光怪陆离的城市，常有些光怪陆离的希奇事。也说不清是黑社会，还是社会黑。倒霉的事如果碰到你身上，红也好黑也好白也好，都是那么回事了。这得从许家老二许小妹说起。17岁的许小妹可不是城乡结合部的街虱子，顺便保安梳理的。许小妹长得十分清秀，七分腼腆中又裹杂着三分骄矜。她一笑，一对酒窝还由浅到深，煞是迷人。她最绝的一条，就是随身捎带处女证明。一来碰上轻易追求者，可以好言规劝，不要打我的主意：本小姐洁身自爱，不是可以顺便破处的。二来据说满城打黑扫黄，若与男人说话，被误会为嫖娼卖淫的，还有证据表白，这是一些吃过亏的女人教她的。许小妹这天傍晚，路过水城的火车站不远处，突然听到有人问：“小姐，请问：附近旅馆都住满了，哪里还有旅馆？”许小妹眼睛一瞪：“谁是小姐？不要乱叫！”那男人瘦瘦的，脸上阴阳不明，名叫陈磊，他忙陪不是：“对不起，是同志！小姐旧社会是褒义词，新社会是贬义词。”许小妹见天色已晚，而这男人带着行李，确象找不到旅馆的。就给他指了指方向。谁知那男人笨得象头猪，半天听不明白。许小妹因正好要路过那旅馆，就说：“跟我走吧！”

几分种后，来到旅馆门前。那男人见旅馆装修豪华，是二星级的，就说：“贵不贵？”

许小妹：“嫌贵你可以回去。”

陈磊：“大概要收多少钱？”

许小妹：“你怎么那么罗嗦？该付多少就付多少。”

陈磊：“可以呆到明天中午12点吗？”

许小妹：“当然可以喽！”

陈磊正在打开钱包，想给许小妹10块小费，以示谢意。而许小妹无意收小费，正准备离开。突然，几个块头大汉扑了过来，带头的：“你们走不了了！”接着，许小妹和陈磊被带上手铐。警车呼叫着，把他们送到派出所。陈磊被电棒打得晕头转向时，才知道自己犯了嫖娼罪。这陈磊以前也混过几年的黑道，有了点钱，开始成为做点小生意的商人，知道警察无非是想弄点罚款，就问：“我跟她一点都不认识。如果你们需要钱，我可以给你们一点。”警察李利：“罚款是少不了的。不过，你得认罪。你们一共搞过几次？”陈磊乏着眼：“一次也没有。”警察马严一句话没说，朝着陈磊就是一顿暴打。陈磊实在受不了，鼻涕夹着血滴：“搞过，真的搞过。”马严：“几次？”陈磊眼睛红肿：“一、两次。”马严举着电棍：“胡说！不止！”陈磊：“有、有一百多次！”李利：“你耍我们？不想活了？”陈磊：“我有火车票，你们算算时间嘛，真的最多也就只来得及搞一两次，而且只能在马路边上。”马严：“每次收费多少？”陈磊：“可能是一两百吧！”马严：“严肃一点：一百就是一百，两百就是两百。”陈磊面部腿部都在流血，他完全按照警察的要求复述并签了字。李利答应罚款后将尽快释放他。接着他们提审许小妹。令警察惊讶不已的是：这个漂亮的女孩子的身上竟然带着处女证。真是刁心人碰到古怪事。两警察顿时傻眼了！

二

许小妹朝着经办人就是一阵臭骂：“你们伤天害理，把处女打成妓女。看我出去不告倒你们！”李利呆望着处女证发呆：“省妇幼保健医院一个月前开的，可这只能证明你一个月前是处女，并不能证明你今天还是处女呀！我们在旅馆门前，亲耳听到你们讨价还价的。”许小妹脸上发红：“那好，你们马上请法医来鉴定。”马严手挥着陈磊的交代，得意地：“男方都承认了。你还是老实坦白为妙！”许小妹哼了一声：“你们打得他受不了了吧？！”两警察暂停审讯，研究对策。李利：“是不是把他们放了算了！”马严：“恐怕不行。一来创收任务完不成，领导上说了，桌上抓一个亿，车上抓一个亿，床上抓一个亿；二来他们一定会去告我们搞行刑逼供。又会说我们比黑社会还厉害。领导上如果政治上需要也难说把我们抛出去。”李利：“妈的！那怎么办？缺少女方的证据。”两人抽着烟，吐着黑黑的圆圈。马严发出低沉的声音：“之前办过的大把大把的女人，谁有处女证？老老实实交罚款走人。”李利扬起头：“要么这样：一不做，二不休。要男方配合我们搞证据。只要她不再是处女，她就得软下来。”马严眼睛一转：“你的意思是：让那个男的搞破她！”李利不在乎地点点头：“大头老百姓，搞了又怎么样？反正不是我们搞的。”马严为难地：“意思我严重同意。可把男女关在一起不好办。再说，如果那男的强奸她，她会大喊大叫，影响不好。”两警察一天之内竟然抽完了一条大中华。骑虎难下。直到黄昏时分，李利突然神秘地笑了起来：“有了！”马严：“不会是让我代劳吧！”李利：“代劳的机会有的是，不过，这次可不行。我想到一个绝妙的方案：重建现场！”马严：“如何‘重建现场’？”李利：“我们把他们两人弄到旅馆里去，让那个男的重演嫖娼过程。”马严：“万一他们不愿意呢？”李利灭了半支烟：“黑吃黑。关键要做通男的工作，我来试试。”李利以前就办过“被贩毒案”，好端端得一个商人，经不住他的百般诱惑，同意送一程“白粉”，结果罪名成立，财产也被没收了。“被……”是他最擅长。

李利单独提审陈磊，也不做记录：“哥么，想早点出去吗？”

陈磊受宠若惊：“最好一分钟也不要耽误。”

李利递上烟：“小弟有点难处。哥么要愿意帮忙。马上就可以出去。”

陈磊献媚地：“只要一不是杀人人放火，二不是抢银行。大哥舍命陪君子。”

李利恨恨然：“那小娘么不乖，不承认与你干过。搞得我们下不了台。接不了案，你应该懂的，想放你也没有办法。”

陈磊呸了一口：“女人家，死心眼。”

李利拉近距离：“我们研究过：只有你能帮我们。”

陈磊茫然地：“我……？”

李利每个词都咬得很清楚：“我们把你们放回旅馆去，你必须把嫖娼过程实际操作一遍，以方便我们取证。”

陈磊一惊：“取那些证？”

李利自然地：“很简单。旅馆里有你们的指纹和脚印。她的体内有你的精液，口袋里有你给她的钱。完啦！”

陈磊咬咬牙：“那么，你们要我干我可以干，反正口供已经提前做好了。还按了手印。说得直接一点，我的罚款也不能白交！”

李利微微一笑：“但口供上的日子要改在今天。因为她可能还是处女。你必须见红。”

陈磊听后差点没晕倒过去。

三

这旅馆是属于他们派出所管辖范围的。旅馆对带大盖帽的人是绝对服从的。听说是司法系统的警察要重建“嫖娼案”的现场，旅馆里的老板，不仅支持也很感兴趣！可惜被禁止观看。只允许听声音。警察说了，若有女孩子故意大喊大叫，是演员重建“嫖娼案”现场的正常现象，不用去搭救。

许小妹起初不愿去旅馆里。为什么要去？李利口气温和地：“我们叫你去，是准备考查一下那个男的，看他单独与你相处，他会不会提出嫖娼问题，以及你可能的反应。”再说手铐一拷，不去也得去。

许小妹泪汪汪：“考察完毕，就放我走吗？”

李利肯定地：“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还关着你干嘛？”

许小妹来到了旅馆。门一关。她居然不知道正准备被嫖娼。

陈磊按要求说道：“你说吧，你要多少钱？”警察已经把嫖资为他准备好了。

许小妹怒道：“闭上你的脏嘴！”

陈磊开始脱衣服：“你今天是想干也得干，不想干也得干！其实也由不得我们，懂吗？”

许小妹这才发现门打不开了：“救命啊！”

她冲向窗户想跳楼，陈磊却象老虎觅食一样扑了过去。陈磊一边蹂躏一边骂：“你知道吗？之前，老子什么也没干，还被罚款数千元。”许小妹不断地挣扎着，拼命地发出尖叫！还有摔东西的响声。

旅馆里的老板听见了，服务员也听见了，他们在交头接耳：“这嫖娼案表演得就跟真的一样！太精彩了！”一个女服务员对李利说：“下次，挑我来当演员。我肯定比她演得还精彩！我以前就学过业余表演的。”

旅馆里的老板：“男的也不用到外面去找，我身强力壮最合适表演这个角色。”

马严一脸严肃认真：“以后也许再会有机会让你们来表演的。”

被嫖娼完毕。数日后，马严和李利又重审许小妹：“我们通过重建现场发现，你们俩瞌睡碰到枕头了，完全有机会有可能在旅馆里实施卖淫嫖娼的。我们的手中已经有铁证了！你要老实交代，争取象男方一样获得宽大处理。”

许小妹仍处在半昏迷状态中，她本来想喊：“我身上有处女证！”可她突然惊醒地意识到处女证真的已经过时了，成为一张废纸了。就想秋天的树叶该飘到垃圾堆里去了。而蓝天下的一切都还是那么平静，那么和弦，那么自然，仿佛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但也没人再会相信她的清纯了。她终于知道如果还想出去，她现在唯一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筹够罚款的钱。若跟他们去打官司，一个弱女子是没有可能打赢的。

2009年9月11日，中共建政60周年前夕。若干位警察先生在这一天深夜闯进我在北京的私人住所，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形下将我强行带回了湖南的原籍地，交给原先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看管起来。在法律学上，有一个听起来很滑稽的法律名词来解释这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现象，叫做“监视居住”。

在这片隐藏于地下的区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隐形的战争，秘密警察、法律条文的触角可以无限延伸到每一位公民的日常生活，它们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闯入您的生活，肆意践踏您的灵魂，对任何一位与官方立场持不同意见，或者有着独立见解的公民而言，必须时刻承受这种打击的心理准备。

通常，任何一位反抗制度的公民都能够清楚的感受到这种威胁的存在，制度也时刻警惕和注意这些麻烦制造者们的一举一动。相对那些专门作为制度燃料性质而存在、服务于这个制度的人们而言，这些反抗的公民在倍受压制的同时，从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这个制度某种不可名状的尊重，从而获得了做人的一点尊严，“监视居住”，并不意味着一段不光彩的人生经历。

在北京，在中国的其他地域，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相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人数有限，在周围的人们看来，他们经常性的和警察、监狱打交道，从事一项极为危险的工作。警察正在全力以赴的对付这些人，清除每一寸隐藏于地下的、有可能产生反抗迹象的土壤，这一切工作最终都指向一个遥远的目标。

与此同时，整个国家到处洋溢着节日庆典的喜庆气氛，人们喜笑颜开，载歌载舞，在各种公开的场合流露出幸福的表情，似乎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享受生活，完全没有人为驱使的痕迹令他们如此行动，旨在表达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一切在人们当下生活的某一天突然之间浮出地面，共同指向那个遥远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反抗痕迹的存在仅仅是那些对社会不满的极端份子所为，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脱离生活的现实，试图将他们的想法强加于整个社会，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一）

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脱离生活的现实，令我与这些被社会所隔离的极少数人站在一起，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没有任何人愿意成天在心里装着警察、监狱这些不详的字眼，这意味着他的正常生活将从此与随时可能付出丧失自由的代价相伴。

我反对假“人民共和”的名义建立的专制国，因为我热爱我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其中包括我本人。这个国家剥夺了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视人类为某个伟大政治理论的实验品和工具，操纵他们，而不是保障他们的自由与权利，服务于全体公民，到今天，变成一块由官僚统治的、赤裸裸地维护他们掌中权柄的难看的遮羞布。当然，我们反对它的具体原因还有很多，例如：我们要求言论自由，它有严格的新闻和出版审查机制；我们要求生活的真相和诚实，它只有依靠谎言和欺骗才能维持其有效统治；我们主张公民政治上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它是一个等级制的政治官僚制度；我们主张国家公职人员实行竞选的方式产生，它仅仅是权力精英们的一个俱乐部；我们主张宗教自由和信仰的多元化，它将唯物主义作为唯一的宗教；我们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它绝不可能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是它全部权力来源的基础；它尽可能地破坏公民彼此之间团结、信任的纽带，铲除每一寸可能生长出自由的土壤。等等。我反对它，因为它并非真正的共和国，它不断地制造人为的隔离与恐怖，在这片土地上，没有真正的安宁与和平，人们无法享受尊严体面的生活，无法拥有一份完整的安全感。

权力精英们认为，我们的素质低下，不懂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污蔑这种规则仅仅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是纯粹的金钱政治，精英和小丑相互攻讦的活闹剧；我们不配拥有自由，因为群众联合起来集会反对政府某项政策的行为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坍塌。我们没有经过民主的实践，呼吸过自由的空气，这是对的。我甚至以为，我并不能够精确地描绘出自由民主到来之后的时代，人们的思想、精神面貌、生活状况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它将是一幅怎样的社会景象？但是我却能够准确的得知，生活在一个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一个极权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因为，眼下，我们正处在这个社会的漩涡中心。我将试图描述这些节日庆典的喜庆气氛背后的东西，通过自己的语言。

通常，这个国家也装成“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各式各样的国际会议上、在与各国政要们的会晤当中、在各种公开或者私下场合兜售这个国家良好的人权状况，当然，他们的国际信誉度是非常值得令人怀疑的，因为，它与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对人权的理解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解读，在它眼里，人权仿佛不是普适的，或者说那样的人权只是那些好事的西方国家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这种思路延伸到最终的结果是：这个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仅仅止步于这个限度，即人权必须保证服务于它，至少不能给它造成麻烦，在这个限度之内，人权才会被得到尊重和保障。任何独立于它之外的事物，或者逾越它许可范围的人类行径，都将视作对制度的敌意和攻击。换句话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仅仅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这些空洞修辞的简单拷贝、翻版而已，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那些持不同政见者、那些想要自由表达的人们、那些因着各种原因对政府颇有微辞的人们在这个节日庆典面前令人惊讶的整体失踪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即便他们仅仅是来自这个社会的一小撮人，这样看来，我被这个国家“监视居住”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在某些方面极有可能触犯了它的人权标准。

在我看来，只要还有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这个社会就有待加以改进（即便那些自由民主国家。）；只要还有一个真实的声音无法得到充分表达，这个社会呈现出来的图景就不是真实的。事实上，这个美好的愿望只能隐藏在一个人的脑海之中，甚至连公开的表达这个愿望都要冒坐上一两年监狱的风险。60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宣称进步；60年以来，人们习惯了高举写着各种标语的牌子、喊着统一的“爱国”口号，像一个人似的整齐划一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这个国家的首脑们检阅，成为一种例行公事、不变的定律；60年以来，人们习惯了各种花样层出的政治运动，任凭独裁统治者们的随意摆布，玩弄于股掌；60年以来，人们习惯了随时随地的在“活着”还是“死去”两者之间抉择，除此以外，他们别无出路；60年以来，人们习惯了只允许拥有同一种习惯，习惯了将这些习惯当成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实际上，我并没有否定这些人们的意思，认为他们的举动就是不真实的，就是虚伪的，恰恰相反，我甚至可以断定，那些喜笑颜开、那些载歌载舞、那些幸福的表情极为可能都是真实的，他们为能够拥有这样一个表演的机会而感到庆幸。今天，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参与早已成为历史，原因很简单，那样的群众参与激发出来的政治热忱或迟或早的会转向反对体制，对于极权主义而言，这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拥有这种表演机会的人们，仅仅是来自这个社会的极少数（正如那些在同一时刻被失踪的那些人一样。），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获得了这个制度一定程度的信任和期许，作为回报，他们极有可能在下一次的职务升迁中获得比其他人更多成功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因此失去什么，甚至不需要通过揭发其周围的邻居、同事的途径来取悦上司（这样做或多或少会令他感到一种道德上的羞辱。），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好事？况且，高喊几句“爱国主义”又有什么不对？显然，这是足够真实的。足够真实的是，他们之所以参与其中，并非为了某个崇高的理想和目标，仅仅是考虑到他们当下具体的现实生活，考虑到自身的一点私利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隐藏在周年庆典背后的，是功利、自私、各式各样的花招、隐晦的人类心理动机，绝非自然的情感流露，当然，这些一旦被公开，将会令它极为难堪，因而，极权主义为这些五花八门的阴暗心理披上了一件高尚的外衣——爱国主义，同时为它掩盖这种窘迫提供一个绝佳的庇难场所。

今天，“爱国主义”，大概在社会上扮演着这样的一种角色：第一，为那些虚伪狡诈、坑蒙拐骗之徒提供一个类似周年庆典表演的机会；第二，通过这些表演，证明这个制度仍然在各个方面发挥着效力，很大程度上，它已蜕变成为极权主义下意识的习惯，一种机械的简单模仿，其中掺杂着官方内部的些许权力角逐。一方面，它为那些十足的野心家们提供一把打开权力大门的钥匙；另一方面，又和放弃人类独立思考的能力、自主性、责任感的语义相通。从本质上讲，它的功能在于激发人类个性之中最恶劣的那一部分品质，同时助长愚昧。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游离于官方的掌控之外，不带任何私利的、毫无偏见的坚持他的爱国主义，制度对他的忠诚持怀疑、猜忌态度，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那些伪善者们、投机份子们、卫道士们的数量在稳步上升，而社会则日趋萎顿的原因，极权主义为这种工作生活的氛围提供了充分滋长的土壤。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极权主义需要的是通过这样的周年庆典营造一种生活氛围，与千千万万个其它的制度场景一道，整体出售给所有的人，成为极权主义社会生活的普遍景像，这是它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乎人类可能因此失去一些美好的品质（这似乎正是它的人权内容之一。）。就真正的人类生活而言，如此盛大的周年庆典，没有特别的意义，它与一条张贴在最偏远山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标语隐含的语意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与在一个经济极为落后的基层党组织辖区内特意树立起来“先进劳模”的形像也是等价的，正是这些千千万万的制度场景，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氛围，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然而，就其整体看来，是不真实的，其背后，除了荒诞、无聊和廉价的供给，什么也不是。今天，人们早已不对这些陈腐的说教、刻意的造作感到兴趣，以为这些东西还能给当下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和改变，但是，人们必须时刻注意懂得如何与这些东西和平相处，忍受它们在整个社会肌体之中无休止的渗透和蔓延，至少，对这种不合理存在的社会现象保持最大限度的沉默，或者，与积极投身于其中的其他人和平的生活在一起，除此以外，人们别无选择。

显然，这似乎并不足以证明人类由此受到了多么深刻的伤害和影响，我将在后面继续论述它：在一个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一个极权社会，人类除了被剥夺尊严、无力感和监视居住，还能够真正拥有什么？

四、上访起因

要研究中国上访群体，当然要追索导致上访的根源，虽然前面在分析上访群体构成类型上也从一方面反映出上访的直接原因，但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些表面现象的后面还隐藏着更深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心理的原因，是需要深刻挖掘，才能为我们全面准确认识上访群体，进而找到解决之路提供科学依据。

1、外在的直接原因

从笼统的方面而言，一切上访皆起因于“心里不平”，而导致心里不平则是自认权利受到侵害。这种侵害可能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也可能是既成的侵害事实，或可能是未成的侵害预计。这种对权利受到侵害的“自我认识”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权利被侵害人没有这种自我认识，就不会形成心里不平，也就不会导致上访。如中国农民，事实上在制度设置上就存在普遍的权利不平等，是权利受到严重侵害的一族，但农民并没有因此上访。而相反也有的权利并没有受到真正侵害，但他却主观认为受到了侵害，因此心里不平而上访。

权利受到直接侵害就是指那种明显的、一眼就能看出且直接能感受到的侵害。如征地补偿太低，甚至没有；拆迁补偿不足，甚至强拆；企业转制中工人权利没有得到任何保障，直接被赶出工厂；环境污染严重，已经给公民身体健康与生产生活带来直接影响；60年来历次政治运动受到的迫害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权利侵害，一般人都能感觉到，并且都是既成的事实。

间接权利受到侵害是指一些上访者反映的问题并不是自己权利受到了直接的侵害，而是间接的。如一些举报贪腐情况，似乎与自己并没有直接的权利侵害关系，但从社会或者单位的角度，事实上也存在间接侵害自己的权利，因而引起自己不平而上访。这种不管直接或间接的权利侵害而引起的诉求，都可以称为权利侵害诉求。

再有一些对可能受到侵害的预防性上访，如近年中国几个地方关于PX石化项目的抗议，事实上那项目尚未建立，但当地居民预计到项目将给环境带来污染，对自己生活带来危害，于是起来上访，要求取消该项目。这种对可能受到侵害的预防性上访，可以称为预防性权利诉求。

除了上面这些利益相关而引起的上访外，近年来中国上访群体中还有一批是社会发展引起心里不平的上访。如离退休干部职工待遇问题，企业买断工龄问题，复转军人待遇问题，辞退民办教师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在职干部职工待遇的日益提高，而离退休人员、买断工龄者、复转军人、辞退民办教师不能分享到社会待遇提高的成果，或分享得不理想、不充分，进而引起他们心中不平而上访。这种社会发展成果分享不充分而引起的上访，并不是直接权利受到了什么侵害，只能说权利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相应提高，这是典型的社会发展引起的权利增长诉求。具体而言，那些离退休人员一则因为自然规律必须退休，一则当时肯定也有相应政策，离退休本身不存在什么问题，而问题是后来社会发展时对他们的权利保护不够，使他们与在职的或后退休的比较之下而产生心里不平；那些买断工龄者，当时买断时多半也是自愿的，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发现买断不如不买断了，于是心里不平而上访；还有复转军人安置也有相应政策，在当时安置时应该考虑到他们具体情况做出安置，但随着社会发展复转军人们权利没有跟上社会形势，因此心里不平而要求提高待遇；至于辞退民办教师也是在当时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政策下，同时当然也有些因为违反政策（如超生等）而被辞退，当时可能补偿有限，但在80年代农民与民办教师待遇差别不大情况下，这些辞退的教师当时异议并不太大，只是后来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民办教师深感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致使留下来转公办的教师与他们生活境况已经出现天壤之别，进而引起他们心里不平而上访。这种社会发展引起的心里不平而上访，应该说源于社会利益分配不公，发展成果照顾不均，社会两极分化引起心里失衡。

应该说自认的权利受到侵害导致心里不平，而心里不平则要寻求解决方式，在社会没有提供起独立的权利救济方式下，只开启一条信访之门，所以那些不平者只能拥挤于信访大门中。客观地说，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出现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或社会发展成果没有惠及到所有人群，而引起的心里不平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在其他许多国家就没有因此而出现困扰人的上访大潮呢？当然首先可能是那些国家没有设立信访制度，也自然就不会出现上访问题。但一个国家有侵权情况，就会产生公民心里不平，有不平就必须有理顺与化解之路，那么在其它没有信访的国家有什么化解之路呢？

纵观那些西方没有信访制度的社会，他们所依靠的是法治，是法院对一切权利侵害的裁决来提供起化解民怨的平台。那么中国也有法院，为什么就不能承担这种使命，却还要一种信访制度呢？这就要从中国公民被侵权情况与法院的身份来理解。中国绝大多数上访者权利受到侵害都有公权力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如征地、拆迁、转制、污染等等。并且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所有上访到北京的问题，都会最终指向公权力。在中国，法院既是听命于公权力，同时它本身就是公权力的一部分，它不是独立于国家行政权力之外介于民间与政府的第三方，它本身属于政府一方，所以它无法公正充当纠纷的裁决人。与此同时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也无法对法院裁决建立信心。因此中国目前的法院承担不起政府与公民仲裁的角色。诚如前面对信访制度的阐述，信访就是在这种无路之路下的一种救济，它本身说明着人治制度下以官治官，求大官治小官，求中央治地方的权利救济模式。

这种求官治官的上访模式当然不是有效化解社会问题的途径，所以就出现一种怪象：一方面公权力不断直接或间接地侵害公民权利，持续制造着不平的上访群体，而另一方面化解不平仍然只能指望侵害权利的公权力。这真是有种与虎谋皮的味道，其化解的效率与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也因此中国上访群体只能是越积越多，上访问题越来越严重，进而形成蜂集云聚之势，使整个社会为之困扰。

2、社会的深层原因

导致中国今日严重上访问题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讲公民权利被侵害导致心里不平，社会没有提供独立第三方的公道裁决，公民被迫只能走上求官治官的信访之路外，应该还有社会的深层原因。

其一、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普遍而持续地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正如前面所言，公民权利被侵害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是导致上访的根由，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或没有得到应有维护的情况，但西方国家有让人信服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中国却缺乏，同时像中国如此普遍而持久地造成对公民权利侵害的情况是不多见的。所以一则是制造访民的源头不断，一则是救济访民的路径不畅，这怎能不造成上访大潮的泛滥？

其二、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积累起了社会普遍的不满情绪，尤其权贵集团的以权分利、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现象，更是激发出民间对不公、不义的痛恨，同时也唤起民众对权利维护的意识。在这种不公不义的社会背景下，弱势群体伸张权利，向权力讨要公道，就成为了维护正义的勇敢的化身。如此，社会道义已经站到了上访群体一边。这种社会普遍对弱势群体上访伸张权利行为的道义支持，是支撑访民的社会民情基础与精神力量源泉。

其三、社会中立公信裁决机制缺席。上访问题根本性是个公民权利与公权力的矛盾纠纷问题，在纠纷的双方之间应该有中立公信的第三方来裁决，那样才能根本性地化解纠纷，否则无论一方对另一方多迁就照顾，但另一方都可能找出理由来指责对方。也就在没有中立公信机制裁决下，就算政府方努力照顾了访民的利益，但也未必能赢得访民的认同，更何况政府还没有做出这种努力呢？当然同时，访民的诉求不管多合理，也都可能被政府官员斥责为无理取闹。

其四、公权公信力缺失，导致民众对政府方针政策甚至法律都缺乏信赖。公权出来调解访民的努力通常被访民有取舍性地采用，对访民有利则高扬，对访民不利则抛弃。这种不信赖使政府许多化解上访问题的努力最终都流于形式。这种民众依靠权力来治理权力讨还公道的努力，却建立在了并不信赖权力的基础上，这种公权出面的化解就只能是临时性短期化利益调节，以致常常是被利用来获利的工具，而不是终极裁决机构。

其五、社会价值观迷失。传统固有的礼仪廉耻在多年来金钱与权位至上的社会风气下荡然无存，而现代法制意识与依法行止的习惯又没有养成，社会成了“乱搞乱发财”的乐园，谁破坏法制与传统规则最彻底，谁就得官得财，成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能人”。社会在这种规则丧失下的发展，颠覆了人类有史以来积聚起的价值准则，这样也诱发出上访群体中极小数人无原则的要求。应该承认在上访群体中确有无理要求的极少数人，问题是这极少数向政府无端索要的人，他们并不会得到社会的谴责，相反得到社会的默认甚至赞许，因为他是敢向政府索要的。这事实上是整个社会价值标准丧失的恶果，虽然始作俑者是权力集团，但社会已经被深深毒化，上访群体中极个别无休止的索要而得不到社会的道义孤立，以致他在访民中的示范效应，也使上访问题增加解决的困难。

其六、人治制度下权力的短视也是导致许多上访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原因。许多官员在某地某部门都是那么几年，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大家多半是采取不出问题就是功，对一些上访涉及深层次政策制度与官员腐败问题，采取拖延推后方针，只求不在自己任内暴发，而无意去费心解决那些难的问题。这样上访形成不断累进之势，使矛盾越来越多。

五、解决上访问题之路

如何化解困扰整个中国社会的上访问题？如何封堵社会冤案之源，架设舒解冤情之桥，使国家真正实现民情顺畅、社会和谐？这是我们时代绕越不开的课题。求解此课题，我认为应从远期的治本之策与近期的因应之道同时入手。

（一）远期的治本之策：

上访本身是人治社会的产物，要想结束上访，就必须改变人治社会而建立法治社会。现代法治社会的核心理念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权力来源于民授，权力运行有限度，权力运行受监督，依法行政，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离，在国家公权力与民间存在独立、公正的司法裁决机制，三权之外还有新闻舆论的自由监督，使天下的理能天下人来评判。结合现代法治社会，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访问题，就必须着力做好如下几方面：

1、约束公权力，阻断侵权之源。

正如前面所言上访起因于权利受到侵害，扼阻权力对权利的侵害，是消解上访之源，是釜底抽薪之策。人类历史一再证明，无限的权力必然导致无限的腐败。而任何的腐败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侵害着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力得到约束，使权力运行于法定的范围内，这是公民权利得到最大保障的前提。

目前人类探索到的约束权力之道：其一、是授权明确。权力边界在法律上有明文设限；其二、用权公开。权力的决策、实施、结果必须公开透明；其三、接受监督。权力必须接受公民及其团体与社会媒体的监督；其四、权力行使者必须由公民选举、罢免。只有建立这些机制，公权力才能得到有效约制，其扩张、越权的天然本性才能被扼阻，公民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2、建立中立评判机制

在国家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纷争中，要建立起中立评判机制，诚如两人相争，必须有中立公信的第三方来作为调解与裁判，否则就要么相持不下，要么你死我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之所以确立立法、司法与行政分立的原则，就是人类寻求公权力之外的独立裁决机制。当然司法独立是社会公信机制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现代科学健康的社会，中立评判机制还远不止司法独立，如社会独立的审计机构、律师机构、甚至教会等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中立评判机制角色。因此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裁定机制，有得到充分发育、成长的社会非政府组织与机构。这样，社会一旦出现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冲突时，有外在于纷争双方的第三方可以出来协调评判，以化解纷争，使矛盾不致走向极端而导致社会整体性灾难。

中国目前上访问题的复杂化与各种矛盾的胶着状态，也是因为缺乏中立公信的评判机制，形成政府与访民各执一辞，各说各话，各说各理，双方都喊冤叫屈的局面。甚至出现政府已经加倍赔偿解决某一问题，而当事访民依然不予认同，或者访民诉求完全合法合理，却受到政府亦然不理不采或者打压的极端怪象。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是在访民与政府间没有中立评判机制，没有人出来说公道话。这样当然无法最终化解矛盾。

所以中国社会努力推进司法独立，支持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发育，是为长远化解社会问题、寻求长治久安之计，也是政府脱出无休止社会纷争、摆脱与民间两极对立的自救之道。

3、重建社会价值标准

中国社会因为体制的痼疾与人性的罪恶互推，使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价值出现了混乱，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忠孝礼仪廉耻都被摧毁殆尽，而新的现代法制观念与公民意识又没有培养起来，社会完全处于人欲横流、恶性泛滥、道德崩溃、价值失范状态。在这种混乱中，官府无原则搜刮，势必诱发一些平民无原则索取。掠夺的无道与索要的无德交汇成社会无法化解的困局。当社会普遍没有原则时，比的就只有恶与恨，谁更恶更恨，谁就最终获胜。这种形势如果不能得到扭转，社会全局性、长时间的灾难必会接踵而至。

中国上访群体多被公权力制造出来，而化解的极度困难与现体制提供的路径不畅显然直接相关，但不可否认社会整体失却评判事物的价值标准，使化解矛盾寻找不到让人信服的价值尺度，出现在无原则下被侵害时诱导出无原则的索取，从而使矛盾复杂化、艰难化、胶着化。而要想使这些矛盾得到最终化解，重建社会价值准则，使社会行止欲求有规可循、有矩可蹈，已是刻不容缓。

现代文明社会的主要标示之一是法治，法规成为人们行止的尺度，而社会价值准则应该就是依法行止，公民所行标准就是权利与义务，而权利自然也不是凭空想象与随心所欲，是有度的，是有范围的，同时权利之外公民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价值原则下，公民有权维护自己权利，但也要避免极少数无限度将欲望要求变成权利。

4、言论自由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尤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传播与事物评议平台的时效大大提高，一个社会所发生的事件，可以及时得到世界各地的关注与评议，事情的是非曲直、对错得失，天下人都可见仁见智。在这种大势下，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求得社会来化解。

中国上访问题中的许多复杂事件，其实是可以通过舆论的自由讨论来寻得解决之路的。所以新闻自由可以使社会问题社会化，矛盾分散化，达到天下的理天下人来评定。使公权力受到监督的同时也会消解权力与权利的两极对抗，使上访中的一些无端要求在社会评议下得到平息，求得公信合理化解尺度。

（二） 近期的因应之道

要从根本上消解中国上访问题，当然得从制度建设与价值重建上着力，同时近期一些应急之策也不可缺失。我认为近期针对上访问题可采取的因应之策有如下几方面：

1、着力解决合理诉求

正如前国家信访局局长所言的80%上访反映的问题有道理应该解决，这样中央政府应该加大敦促地方各级政权机构切实解决访民中哪些合理的诉求。由于访民诉求多牵涉到地方权力及其当权者个人的用权不当、枉法腐败等问题，只依靠地方权力，即那些制造上访的机构与个人来解决问题，显然是不行的。所以化解地方陈年上访的老问题，必须有上级部门或非直接利益相关人介入，这样才便于客观、公正、及时化问题。虽然近年来中央政府也曾多次出台政策督促地方政府化解上访问题，但由于一些具体操作上不能落实到人，不能避开利益相关部门与人员来化解问题，而使政策多流于形式。所以如何有效促成地方政府将80%应该解决的问题及时化解，这的确是个大大缓解目前上访压力的课题。对此值得借鉴几方面经验，即上级承办反映下面问题的专案、对上访纷争采取异地审理、成立专门处理上访问题的工作组等等。原则就是要避开利益相机构与人员重复处理某上访问题。同时要明确中央与地方责任，有些事关全国性的上访诉求，如复转军人、离退休干部、大型国企转制与买断工龄等等，这些只有中央才能解决的问题不要推到地方上去。总之，将那些明显合理，又有现政策法律依据的上访问题及时化解，这会将上访主力消解下去。

2、确立公信仲裁机制

针对目前访民与政府互难信赖，互相指责的情况，即访民指责政府完全漠视诉求、推诿搪塞、甚至打压阻截上访，而一些地方政府又指责访民无端要求、无理取闹的现象，应该尽快建立起中立公信仲裁机制，让这些机构真正从客观角度来评判政府处理与访民诉求的合理情况，从而化解访民与政府两极化的对抗。这种中立公信机制，如法律上的律师事务所，经济上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等，这些机构应该让它们发挥中立调节社会冲突的作用，而政府不应该只想到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工具。当然政府如果有真正为访民解决问题、为社会化解矛盾的决心，也可以让一批法律、经济、人权方面的专家学者成立一个非政府机构，由他们来评议访民所反映的问题。这种中立公信的仲裁机制，对目前各执一端的政府与访民的冲突具有化解作用，会使无理的要求失去道义支持，也使渎职的地方政府不敢推诿塞责。

3、建立社会舆论评议机制

拓出专门的访民公开陈情园地，只要是陈述事实而非攻击谩骂的言辞，都可以尽情让他们表达，让天下人来分析评点事件的对错曲直，对那些确实合理的诉求，及时筛选疏理出来，责成有关部门解决。使信访公开化、网络化，这样一批访民尤其是那些经年上访者的诉求合理与否，就可以在民众的评点中得到答案，也会通过社会舆论来将那些无理诉求扬弃，而将那些真正有理的诉求呈于解决的台面。这样将信访中的“上访”变成“上网”，大大缓解对北京及其地方政府部门的冲击，也会加大解决上访问题的社会监督力度。

4、建全社会保障机制，系统化解社会矛盾

其实一些上访问题是属于社会发展中的保障问题，需要社会不断发展与保障机制不断建立来解决。上访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化解社会一切问题的途径，如前面所讲一个老人带着孙子上访，提出过高诉求，而政府迫于形势而不得不考虑答应，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政府不应该通过答应上访要求来化解，而应该交给社会保障机制来处理。类似问题应该在上访中存在不少，这种情况当然与政府一贯包办一切有关。现代文明政府本身不应该是全职全能政府，所以政府要学会将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由社会保障机制来长久化解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不是政府逞能（事实是不负责任）式的施恩，因为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的无原则，事实是慷纳税人之慨，会为社会遗留后患。

针对上访问题无论从远期根本解决之道还是从近期因应之策着手，只要是真诚地本着化解社会矛盾、寻求长治久安的目的，相信路就在脚下！（全文完）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整肃知识精英，使用的卑劣手段就是言而无信，设置陷阱，以“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提意见”为幌子，诱人上当罗织成狱——这当然是百分之百的无耻阴谋。不过一贯恬不知耻，以强词夺理擅长的毛泽东，却“天才”地“发明”了一个中文的新词汇，曰“阳谋”，以此试图证明其狡诈有理，骗人无罪，还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

然而正如在大千世界中，某些事物会出现畸形变异一样，在各地遵旨施展“阳谋”的过程中，一般“正常”而普遍的作法都是或甜言蜜语进行“动员”，骗君入“瓮”，或软中带硬，咄咄逼人驱尔就范。例如诡称：“意见提得不正确，只是个方法问题，不帮助党整风，那就是立场问题了”云云。但在下面发生的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里，“阳谋”却畸变成了一种少见的形态，令人不得不佩服其伎俩堪称“独具匠心”!

事情发生在四川省兴文县。此县地处四川南部的一个偏僻山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反右”运动时期，该县城还建在一座山顶上，老远便可看见，但全县仅有一条街，真是小得可怜，堪称“袖珍小县城”。于是当地有一民谣讽之云：“好个兴文县，老远便看见，大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意思是说，当年县大老爷坐在大堂上问案，如果叫差役打囚犯的屁股，那打人的板子响声，全城东、西、南、北都听得见，极言其城之小也。

所谓解放后，共产党来了，“打板子”的事虽然没有了，但比“打板子”更厉害的政治运动，却一个接一个地“折腾”着这袖珍小县里的人们。1957年的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当然也毫不例外如期而至。在该县的县级机关单位中有座“衙门”叫粮食局，其权势虽不如公、检、法那么炙手可热，但民以食为天，这事关吃饭之事，自也是一重要部门。该局大小官员干部，连同当时各区、乡镇的粮站、仓库，人数也有百人左右。大家知道，这抓“右派份子”是按你那部门总人数来计算、有“指标任务”的。最少也得完成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否则就是领导“右倾”。当然抓得越多，成绩就越大。

当时这兴文县粮食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名叫谭东民，外号人称“谭猫毛”（“猫毛”是四川方言，即脾气暴躁之意）。此人是北方人，“一”字认作“棒棒”的“文化水平”（文盲），但却是“三八式”的老干部（意即1938年前后便参加了共军、共党的）。后“进军”西南来到这个川南偏僻小县。本来属中共内劳苦功高一族，但实在太无能，连他那“谭东民”三个字也不会写，所以只好让他“屈尊”当个县粮食局长。当了官总要批示签字什么的，他怎么行？于是给他想个办法，秘书念给他听了，同意就请他画个圆圈，然个盖个他的大名的私章。盖章一学就会，但这画圆圈据说学了三天，画出来堪与阿Q先生在堂上招供时画的相媲美。还是秘书聪明，给他买个圆规来，调好半径的规矩，谭局长一天就学会了，乐得直打哈哈！

就这么个局座书记大人，对在他局内要抓百分之五的“右派”能有什么高招呢？于是把局内专门负责抓“右派”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喊来说“妈P，老子不管那么多，你们不把这百分之五的右派份子给我抓出来，你们几个就去当右派”。大家听了面面相觑，知道这位“老革命”局长是说得出口就干得出来的。据兴文县内一位当年曾是谭东民同乡的老战友私下对人闲聊时透露，这谭东民有两句“口头禅”心里一急，就要脱口而出。一是“妈P”一是“日妈”。非彼即此。有一年他在家乡大忙季节时，农活忙不过来，他要想雇工来帮忙，觉得花销大，不合算，不请人、自己干，又忙不过来。越想越烦，便当着许多人脱口而出道“请人日妈不合算，自己日妈又忙不过来，咋办好呢”？众人一听，先是一怔莫明其妙，继而一想恍然大悟，一齐笑弯了腰。据说此后，谭局长的“口头禅”就只剩下“妈P”了。所以今天五人领导小组的人一听谭局长带着“口头禅”的训示，知道他心里真的急了，这百分之五的右派份子若不抓出来，那么大家这个官就别想当了。

不过这时北京已经“抓”出来了什么章罗联盟，什么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西洋镜”已经开始穿帮露底了，这无疑让大家“帮助党整风”的热情降低了许多，要诱人“开口”就更不好办了。于是这几个人经过一番暝思苦想，反复切磋，终于订出了妙计一条，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于是再度召开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传达文件精神，好话说了一大箩筐。末了，更郑重其事地宣布：为了表明我们领导真心征求意见，接受意见以改进工作的诚意，我们还特意为每位提意见的同志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纪念品，留给同志们作永久的纪念，也体现我们革命友谊的真诚！会后，便把这些“纪念品”放在会议厅内一张大办公桌上。一份一份地摆在那里，敬请大家参观。

这“纪念品”其实也很简单几乎一目了然，一张崭新的床单，一个精装的笔记本压着一个没有封口的牛皮纸信封。床单和笔记本一看就明白，只是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什么东西呢？不免让人感到有几分神秘的色彩。由于领导态度十分和霭可亲，一再对大家说“随便翻着看嘛，不要紧的”！于是终于有胆大的便伸于去把没封口的信封里的东西抽了出一看，原来是一张面额十元的人民币。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那十元钱你送朋友的小孩买糖果，可能还觉得寒酸不大好意思出手。可1957年那时是市面上最大面额的人民币。其使用价值也远不是今天由“毛主席独领风骚”的百元大钞所能比。这么说吧！那时一个三口之家，这十元钱可节省着维持一月的生活。今天一个三口之家，没有七、八百元恐怕就很难维持最低生活。所以人们一看都有点目瞪口呆，看来领导是真的急于想请我们帮助党整风啊！

于是有的人终于被领导的至诚所感动，当然也有的人可能对那张十元大钞情有独钟。那时的中国人除极少数人外，都是低工资，普遍穷。于是心里想，不就是提点意见吗？又不是去偷、去抢，说几句话能犯个什么错？何况人家领导一再说了，意见提错了也不要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领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人家领导大人大面，还能说话不算话的吗？怎么想这事也应是十分安全，万无一失的。那张十元大钞真是不拿白不拿，拿了白拿了。于是心一横就当真去帮助党整风，给领导提意见了。当时领导态度非常虚心，“纪念品”也肯定给了，十元大钞也得到了。真是皆大欢喜啊。

后面的事不用我说，大家都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十元的“重赏”肯定到手了，但却决不是“拿了白拿了”，而是将让你付出百倍、千倍、万倍的代价，等待着这几位的将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在“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后召开的全局总给大会上，人家的结论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和一切的阶级敌人一样，总是要跳出来表现他们自己，要向党和人民猖狂地进攻，不让他们表演是不可能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总结得多么好啊，执笔者太有才了，这就叫：实事求是啊！

2009年10月10日 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