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历史上，因言获罪者众，因书画获罪者相对少些。到了近现代，乃至更后，书画获罪，多与所谓伤风化有关“风化”是罪罚制度与绘画等艺术之间最为基本的冲突点，苛严的伦理与规范，可能来自人们对性及肉身的羞耻心，但传统西洋画对人体美由来已久的崇拜与迷恋，又使描摹人体成为艺术技能训练的最基本要求，受西洋影响至深的当代中国绘画等艺术，很难摆脱人体表现这一强大根系。人们常常归纳诸样冲突中的革命激情、政治兴奋，我倒愿意说，艺术所引发的所谓政治风云，往往是由情色或色情而起———当艺术触动了人类的羞耻心，那就很容易“政治”了。

绘画等造型艺术与语言文字一样，都有颠覆力，但为什么各自的获罪几率有别？事实上，书画即便获罪，最终也会透过言这个东西来凿实。由此，我想到，也许形象艺术比文字更具隐喻功能，文字相当于证词乃至证据，像“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隐词遁语，就极容易惹来杀身之祸，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了清代，就不至于被当成反清复明之逆反妖孽。一个斩头灭族，一个如珠如宝，命运迥异。绘画等艺术，弃用、简约或疏离文字，而今所谓观念艺术，也不是透过文字，而是透过影画、装置、行为等方式表现出来，艺术与文字仍然有“隔”。这个“隔”，使人们在理解艺术的过程中，遇多一重障碍，而艺术本身，却多了一重保护。今天，文字皆畏缩不前、自我封锁，艺术反而大放异彩，与这重天然的保护关系十足，换言之，艺术比文字更自由，所以，当文字稳重时，大概不会有太多人意识到要去思考艺术的张狂。

绘画等艺术既有“不字”或“不可字”的独特趣味，也有张狂的外在优势。

《这一月，我们行为十周年：记第十届O PE N国际艺术节》（徐乔斯等图文，《画廊》2009年第10期），介绍了芬兰威廉·威赫姆斯的《全球尘土》、美国塔拉·希尔的《大雨倾盆而下》、美国杰弗瑞·伯德的《等待》、中国崔涛的《他就站在那儿》、西班牙帕蔻·纳格勒斯的《愤怒的机器》等行为艺术。这些“不字”或“少字”的艺术，所表达的，多为种种汹涌而至的情绪，行为者最终的指向，可能是荒诞无聊、暴怒狂乱。它们带有一定的控诉性，略带杀戮气息。显然，它们从来与美无关，但世界本身并不单只为美而生，丑陋与扭曲也是存在一种。它们之所以张狂，也许就是因为文字构建的世界太强势太不可抗拒。

如果说行为艺术既抽象又具象，那么，摄影艺术就相对具象。摄影技术因为离不开投射原理，所以，它不得不具象。2009年第10期《艺术当代》视点收入温迪·瓦曲丝等人的文图，主要探讨摄影艺术的变动。《拒绝旁观：50个汶川人和他们镜头中震后生活》（周世东）之文图，有难以解决的悖论，譬如，拒绝旁观反而不得不以“观”的方式表现出来，情景内部，有不能承受之重《摄影中的观看之道与自我认同》（赵静蓉，同期《艺术当代》）一文提到，镜头能够表现政治立场、道德方向、审美趣味及私密的情感。可以说，文字与图像从来没有停止过表现的步伐，但每一步，都有意犹未尽处，可见，人与世界多少浩大，实在无法穷尽。

《时间的可塑性》（夏可君，《国家美术》2009年第10期）一文，论及王煜宏的静物画。王煜宏的作品，以布面油画及装置艺术为主。以我看，她是当代少有的，能以历史布景来表达当下复杂情感的画家，她选用的色彩华美动人，如《民生三宝》、《概念与欲望》等。中西物事，在其画中能浑然一体，物事虽旧，却总有新鲜又醇香的气息。其画作之面容清秀夺目，意境却混沌广大，真正可达“无字”之地。

艺术之趣味独特及自我把持，与其天赋及自我选择有关。

2009年第10期《艺术世界》，以“混在90年代”为主题，既谈《艺术世界》杂志的十年历程，亦谈90年代中国艺术的成就及变迁。文字这一块，它有一个仕途在召唤，而艺术创作基本上没有仕途，尤其是现代，艺术创作选择了资本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一直在选择艺术创作。90年代出现的展览规范及策展人，改变了中国艺术的生产及经营方式，甚至，改变了中国艺术的价值，作品展示进入了正式的展厅、进入了私人画廊，艺术成为事业一种。90年代，访华、海外、造星计划、草根、女性等名词纷至沓来，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在激发价值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了多元创作的激情。

也许当代艺术不比文字更先锋，但我相信，比之文字，他们有更天赋的直觉及表达，至少在当下，艺术更多元更大胆，它们没有仕途负担（但为钱途忧郁）。只不过，当代艺术有点历史决定论，他们不断强调自己与前人的决裂及不兼容，其自由是以反叛的姿态所获取，所以，这一新陈代谢的过程，代价不菲。艺术为当代与未来而焦虑，收藏却为历史而深谋远虑，这就是现实之悖，总有某种力量在拯救艺术的生命。

文学期刊

纸上的泪痕

《北京文学》，2009年第10期

散文《我所知道的打工生活》（塞壬），写及保安、电工、清洁工、仓管的“生活”———也许日常遭遇比生活一词更适合，前者匍伏于生计，后者为尊严留下相对多的空间。年轻女子身体的性感部位，在饥渴而放肆的目光注视下，反显得生命强壮。被文字遗忘或曲解的人群，于失望中，反复嫁接希望。渗于纸上的泪痕，不是出于盲目的同情。无力的观望，最痛楚。

爱需要安慰

《小说月报》，2009年第10期

中篇小说《水色时光》（罗伟章，原载《江南》2009年第4期），语言顺畅，叙事娴熟：“父亲”不幸成为植物人，“母亲”守了他三年，时光摧毁了爱，“母亲”终于还是靠向了另外的男子，女儿邱家琪由无法接受到有限度地接受，个中矛盾，都出于爱。怨恨，必得经过理解这一关口，才能放下。爱到极致，需要安慰，也许爱本身，就不是从一而终。

回望往事

《小说选刊》，2009年第10期

那些过去的小说，就是我们的往事，因为它们已经属于某个时代，本期“新中国六十年纪念专辑”所收入的，《百合花》（茹志鹃）、《羊舍一夕》（汪曾祺）、《李顺大造屋》（高晓声）、《棋王》（阿城）、《安德烈的晚上》（铁凝）、《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有的虽激情高昂但举止优雅，有的修辞密密、内心紧张。时代对个人的压抑与暗示，小说里有印记。

虚拟与神话

《十月》，2009年第5期，双月刊

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为时势变化写下注脚：西南某省的盘江村是贫困村，在村民的努力下，最终脱贫致富，创造了现代神话。比较主旋律，语言贴近生活，行文有节奏感，花功夫不浅。陈玉慧的长篇小说《CH IN A》有点时空穿越的味道，涉及早期传教士的经历：乾隆年间，萨克森人魏瀚阴差阳错来到中国，展开对中国瓷器的探寻之旅。

文化期刊

民无信不立

《书屋》，2009年第10期

于丹将“民无信不立”释为“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论语〉“民无信不立”补释》（景凯旋）有辨疑。作者引述孔安国、郑康成、钱穆、徐复观等人，辨析“信”的落脚点。在国与在民之争，放到现代，亦可看成是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前者强调信仰与绝对服从，后者强调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制衡与互相认可，“信任有条件，信仰则无条件”。

音乐不可说

《万象》，2009年第10期

透过《我的音乐生活》、《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音乐唤醒时间》，可知钢琴和指挥大师巴伦博依姆的生活轨迹及音乐想法。巴氏的情事，令人唏嘘不已，每个人大概都有不想告人的伤痛，巴氏也不例外。布索尼说过，音乐是“响亮的空气”。“我坚信音乐不可说，能说的只是人们听音乐的反应”，巴氏的说法更像是对布氏的回应。

总统的档案

《书城》，2009年10月

据《“总统档案是人民的记录”》（利求同）一文，美国国家档案局迟至1934年方成立，美国总统档案的收藏管理，迟至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之后，才有正式规划。此前，总统档案属于“私有”，总统卸任之后带走，不利收藏，不利公众了解历史。总统档案渐渐由个人私有转为政府所有，公众的知情权与总统私隐、国家安全与档案解密之间也随之发生冲突。

东方与西方

《天涯》，2009年第5期，双月刊

《天涯》“睁开眼睛重新看世界小辑”，在描述上，大多数基本上还是采用“东方”与“西方”对立的思维，不太“世界”。骆晓戈的《金融危机下的香港社会企业》值得留意，作者没有纠缠于谁姓东谁姓西的问题，而是以个人所观所看，谈社会企业怎么改变社会，“社会企业依靠社会资本，透明的管理和权钱分离，正是为了人际关系中的网络支持与相互支持”。

假如没有龙应台，肯定没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那本书。如果没有那本书，对于那个年份的纪念就只剩下张扬和喧嚣，没有哀伤和悲悯。

没有那本书，我们实际上只有一半的汉语历史，缺少另一半，就像缺少了女人，男人就剩下一半一样。所有的24史，所有的党史国史在一边，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另一边。一边是胜利者的历史，另一边是失败者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正义和慈悲却不一定。

假如没有龙应台和她的那本书，我们国家可能只让人看到一副面孔，父性的面孔，看不到母性的面孔。父性面孔是城头的旗帜，只要有征服和胜利，它的荣耀就猎猎飘扬；母性的面孔是天上的月亮，只要有伤害和毁灭，它的哀伤就汩汩流淌。

有太多的冤屈没有得到昭雪，有太多的冤魂没有得到抚慰，有太多战士的遗骸还在别人的土地上和不为人知的角落里腐烂，有太多离别的眼泪像大江大海一样永远流淌，有太多破碎的家庭在风中飘散，有太多的儿女因爱国而牺牲而受难，有太多的忠贞刚烈被践踏被遗忘，阴险狡诈被加冕被颂扬，有太多的寻人启事没有应答，太多的……

用龙应台的话说：“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衡量一个民族的伟大，不只是建筑物的高度，更是自省的深度；不只是G D P的数字，更是对为自己民族作出牺牲的儿女的记忆。日本民族长于记忆，而短于自省，我们中华民族呢？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士们都找到自己的姓名了吗，得到纪念了吗，遗骸都回到家乡并妥善安葬了吗，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都得到抚慰和道歉了吗？

假如没有龙应台，我可能不会明白，对于一个伟大而多难的国家纪念日来说，可以狂吼“万岁”，但也要低语“对不起”。

龙应台的书写了400多天，15万字，其实她只写了6个字：感恩，谦卑，悲悯。

不久前公映的《建国大业》、《解放》等影视作品，出现了江青上世纪40年代后期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镜头，引起舆论关注。把当时的江青当作共产党革命阵营的一员来处理，无疑是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要说有什么遗憾，就是《建国大业》在表现1948年国民党空袭阜平城南庄毛泽东驻地一段时，以相当多的笔墨表现炊事员（喜剧演员范伟饰）为了给毛泽东抢出一罐红烧肉被不幸炸死，毛泽东鞠躬哀悼。这个情节虽然生动，却于史无证。如果让范伟饰演陈伯达，表现陈伯达在这次空袭事件中曾经救过毛泽东的史实，无疑会给影片增加一抹亮色。

近20多年来，人物传记的出版日趋繁荣。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对许多过去在政治上被判定为负面人物的传记作品开始告别脸谱化，努力展示他们人生的复杂性、丰富性。从古代的帝王将相，到民国时代党、政、军、商、教、科、文诸领域的人物，都出现了一些有新意的传记。唯有涉及到晚近的政治另类人物，比如江青“反革命集团”里的人物，还没有走出脸谱化的格局。一些传记作品，谈到这些人，就说他们做了哪些坏事；或者有什么罪恶，根子就追到他们头上。

比如“文革”前，邓拓曾经从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白坚夫老先生手中购买了一幅被专家判定为伪作的苏东坡《潇湘竹石图》真迹，被人以倒卖字画的罪名诬告到中央。刘少奇批示要严肃查处，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康生却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王力负责调查此事。王力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刘少奇，刘少奇立刻表示同意，让邓拓过了一关。不论康生一生干过多少坏事，此举总是一件好事。但有人的回忆文章却把此事写成康生诬陷邓拓，这就莫名其妙了。把所有的坏事都算到康生、江青等人头上，当然比较省事，但未必有助于读者深入地理解历史。这样处理历史，还不如某些影视编导高明。我认为，即使面对晚近的政治另类人物，也应当走出脸谱化的格局，把他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写。

最近，我读到戴嘉枋所著的《走向毁灭———样板戏主将于会泳人生沉浮录》一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公司2008年出版），感到这是一部走出了脸谱化格局的政治另类人物传记。

于会泳原来是一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是《智取威虎》、《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现代京剧的音乐主创者。四届人大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次年8月自杀，当时的结论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死党，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作者戴家枋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长，现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他并不认识于会泳，只是因为在音乐史专业研究中，接触到于会泳的音乐理论和创作成果，感到这些成果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影响无法抹杀，才产生了撰写这部传记的冲动。在写书的过程中，作者采访了传主的几十位同事和亲属，查阅了传主留下的大量文本资料，包括于会泳在隔离审查期间所写的17万字的交代材料。本书虽然定位为文学传记，但力求真实地讲述于会泳的内心世界和矛盾人生，真实地还原于会泳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史实均有出处。

于会泳天生并不是一个政治野心家，而是一个出身山东农村的音乐痴情者。直到1967年初，上海音乐学院还把他当作批判对象。当时江青把他救了出来，参加样板戏创作，从此平步青云。作者认为，江青要当文化革命的旗手，就要有破有立，帮她“破”的人，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帮她“立”的人，却不好找。又要艺术上的行家里手，能够心领神会，创造性地实现她的意图，又要政治上对她忠诚不二，这是江青对于会泳青睐有加的原因。这本传记既不回避于会泳政治上的错误，也不贬低他音乐上的才华。造成于会泳悲剧的原因既有个人的道德缺陷，也有那个疯狂的时代身不由己的无奈。

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作者力求把传主当成“人”来画，这是一种难度更大的选择，也是一种更加高明的选择。其实，此书1994年就曾经在国内公开出版过。但后来却被当成“替四人帮死党于会泳翻案的坏书”，禁止重印。这次香港出的只是补充了新的材料的增订本。我认为，要想让政治另类人物传记走出脸谱化的格局，除了作者提高史学境界，更重要的是给传记的写作和出版营造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如果只许作者画“鬼”，不许作者画“人”，另类人物的传记必然干瘪无味。长此下去，读者的口味也被败坏。

中国传统社会里，说一个官员贪婪，那么他一定鱼肉百姓。但若理性地分析历史，中国几千年来，设官牧民，就是为了“鱼肉百姓”，而不是如现代社会政府受纳税人雇用为其服务的。百姓以土地为食，官员以百姓为食，食物链就是这样的。官员的总头目是皇帝，那么皇帝的食物范围最广，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鱼肉百姓只要不太过分，被“鱼肉”的人也会觉得正常，若稍稍减轻“鱼肉”的程度，那么就会有人跪下来谢主隆恩了。

秦以前，天子封土地，建诸侯，采取的是“承包制”，天子、诸侯、大夫各有自己的“鱼肉”范围，自家的东西当然格外珍惜，所以“鱼肉”起来当然讲究艺术，多数人不会干竭泽而渔的蠢事，所以孟尝君能接受冯驩的建议，免除采邑薛地一些已无偿还能力的欠债者的债务。冯如此劝说孟尝君：那些坏账反正收不回来，你要逼得太急，人家干脆潜逃，封地百姓逃亡更划不来，不如送个顺水人情。

到了秦以后，理论上说，各级官员只是皇家委派的管理人员，老板只有一人，就是皇帝，官员贪墨，鱼肉百姓，就是占皇帝的便宜，在皇家的鱼塘里钓鱼。但中国的历代王朝，特别到明清两朝，官员俸禄不高，让各级官员揩一点老板的油，是一种激励机制，所以没有哪朝皇帝会真正反贪。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人家三更灯火五更鸡，寒窗苦读得来顶乌纱，替皇帝看管那些两脚的牛羊们，替皇家从两脚的牛羊身上割肉剪毛，除那点门面上的薪水外，总得让人有更多的好处才行。但牧场太大，牛羊太多，皇帝不可能管住所有放牧人。对每个放牧人———即官员而言，皇家的鱼塘就相当于公共牧地，多数官员都想自己多钓鱼。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而皇帝定下的制度又不管用时，那么官员个人钓鱼自肥的积极性就会空前高涨，因为你不钓别人就钓了。

于是在朝廷的正税外，杂七杂八的费多如牛毛，这些“杂费”多数是进了各级官员的荷包，只要不太过分，皇帝只能无可奈何默认这种分肥机制。但多数官员不会讲大局，不会替皇家社稷作长远考虑，那么鱼肉百姓会越来越花样翻新，越来越不顾后果，也就是说渔网网眼会越来越密，每个官员都成了他管辖地盘上的“元规则”制定者。发展到最后，许多地方官会变成根本不需要讲理由地赤裸裸掠夺，要么是明抢。如晋代的石崇那样，简直就是官家豢养的武装劫匪。要么就是构陷，设个局请君入瓮，然后把人家的财物夺走。如《水浒传》中地方官和卢府仆人勾结起来陷害卢俊义，夺了他家万贯家私；如《红楼梦》中贾雨村捏造“拖欠官银”的罪名没收了石呆子的古扇；这些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一再重演。

如此下去，鱼肉百姓无极限。原来只钓大鱼，小鱼苗还得留在水中养大，到后来看管鱼塘的人一多———即出现“冗官”现象，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到了口中便是肉。如此，就威胁鱼塘主人———皇帝的根本利益了。鱼塘的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小鱼苗都被吃钓走了，哪还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而塘中的鱼鳖们不堪其苦，很可能会造反，掀起波浪冲垮堤坝。到这个时候，皇帝就会心痛自家的鱼塘，进行反贪，惩罚看守鱼塘的，要么就解雇原来看管雇用一批新人。但只要鱼塘里的鱼鳖们处在任人宰割的地位，它们不能制约看守鱼塘的人，那么新的看守会很快变坏。

几乎每个王朝都是这样的，这就是“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率”。新王朝刚刚建立，看守鱼塘的人还不多，前几任主人比较敬业，能够威慑住各位看守有节制、讲分寸地钓鱼。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讲分寸的平衡一定会被打破，竭泽而渔那是一定的。于是，堤坝被冲垮，鱼塘换了新主人；再建筑新堤坝，然后再被冲垮……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下去。

作为主宾国，在刚刚落幕的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举办的612场文化交流活动赢得了不少德国观众的好评。同时，2417项版权输出合同的签署，也令中国出版界自觉满意。

然而，中国文学没能完成任务。“中国作家百人团”中的大部分成员在搭机回国的时候，恐怕很难对法兰克福留下美好的印象。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学，几乎被包围着书展的政治纷争所淹没。在10月14日至18日的五天会期内，通向世界文学舞台的大门似乎前所未有地洞开了，但即使最乐观的预言家，也无法知道中国文学能在这个中心舞台上停留多久。显而易见的是，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百人团未能唤起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真正兴趣。随着以中国为主宾国的世界最大年度书展的结束，中国文学也将再次回到世界文学版图的边缘地带，在风平浪静的半封闭状态中，像此前的二十年一样。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来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对中国文学不利。

不合时宜的年份

书展和组织者似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在欧洲，尤其是德国，2009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早在书展开始前，相关的纪念活动已经在德国陆续展开并渐入高潮阶段。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主宾国（Guest of Honor）的地位注定无法荣耀中国，在一些人眼里，今年的法兰克福过于喧嚣与嘈杂，完全成了是非之地。

这或许是战后法兰克福书展恢复举办以来———至少是冷战结束后最为政治化的一届。从会前一个月开始，围绕着主宾国，纠纷和争吵便一直不断。请谁，不请谁，中方请，还是德方请，能不能发言，接受不接受采访，都成了反复较量的问题。乃至德方组织者在重重压力下的出尔反尔，中国代表愤怒之下的集体退场，德方事后大受本国媒体抨击的道歉，这些场外的东西大量占据了当地媒体的版面。

偏见一定是存在的，但造成偏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论如何，在法兰克福，心平气和地谈论文学已不可能。政治左右了一切，并且似乎可以定义与解读一切，包括文学以及以文学为生的作家。他们已经被预先贴上了“官方作家”、“流亡作家”或“异议作家”的政治标签。这正是文学面对政治时的最险恶之处。作家往往是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政治气氛过浓，只会让他感到强烈的厌恶和不安全感。他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敞开心扉，对陌生人，对骨子里怀疑自己的人，对自认在道德上高出一等的人谈文学，谈人的命运，谈心底的愤怒与忧伤呢？

政治像枷锁，又如高墙，束缚人，也使他们相互隔绝。在法兰克福，我们要问，20年前的那堵大墙真的倒下去了吗？

中国文学的持续衰落

长城不是五天建成的。中国文学未能走向世界，也有其自身的、长期的原因。

二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持续衰落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980年代的先锋精神和青春锐气消退了，理想主义和道德感流失了，继而受到消费主义和功利思想的巨大侵蚀，一部分人走向犬儒，一部分人走向虚无，更多人选择了放弃。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坚守，但一国之文学精神总要有几个这样的坚守者做航标，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几乎一个也看不到。如今，中国文学首先在国内被边缘化了，放到世界上来看，自然更无地位可言。

此次前往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作家队伍中，当以莫言和余华站在头排，两人皆为1980年代的产物。而最近这二十年，由刘震云做代表似乎再合适不过。他此行带去了《我叫刘跃进》的德文版，然而以这样的作品，世界显然没有理由高看中国文学。

余华和莫言并非德国媒体最关注的中国作家。今年秋天，德国多家大报广泛报道了阎连科，适逢他描写河南农村的小说刚刚以《我爷爷的梦》（Der Traum meines Grossvaters）为名出版了德文版，但他未能前往德国。出现在法兰克福的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受到主人青睐的还有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10月12日，《南德意志报》在第11版上以专文重点介绍了这位作家，并全文翻译发表了他去年所写的著名诗作，令他成了在德国最有名的中国当代诗人。

展馆内的平静

我们看到，在本届书展上，中德两国作家之间明显缺乏交流与互动，暴露出双方不仅都有比较强烈的陌生感，甚至缺少进一步了解对方的兴趣和意愿。就中国作家而言，他们对德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显然是不够的。在公开发言中，中国作家大都赞扬了歌德，几乎没有人提到曼、伯尔、伦茨和格拉斯。对几天前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同样很少听到中方哪怕出自礼节性的祝贺。反过来讲，德国作家对中国同行也不够捧场，鲜有大腕、中腕和小腕级人物出席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有报道说，赫塔·米勒甚至公开拒绝接受任何中国内地媒体的采访。中德两国文学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鸿沟，这一情景足以令人感到悲哀。事实上，两国文学本该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战后德国文学的一大主题，便是对疯狂时代的反思。但不管场外如何喧闹，在展馆内，看不到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锋和技艺的切磋，中国文学总算渡过了平静与平安的五天会期。

中国记者抓拍到了两个德国盲人姑娘俯身抚摸汉字展板的照片，称之为本届书展上最令人感动的画面。我却为此觉得难过。我丝毫没有对残障人士不敬之意，只是感到，这正是世界与中国、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巨大隔膜的象征。

在任何书展上，文学都理当居于最引人注目的主角地位。以去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土耳其为例，便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这样的明星作家现场为本国文学站台。然而在开幕式的发言上，他一再为本国作家一个世纪来的悲剧命运鸣冤叫屈。“这是禁书与焚书的一百年，将作家下狱、杀害、定为叛国者、流放，以及不断在媒体上污损他们的一百年。”帕慕克说，这种种作法，已使土耳其文学日益贫弱，“国家惩罚作家及其著作的习惯依然非常活跃。”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就坐在听众中间。帕慕克走下讲台后，两人依旧促膝比肩，笑容满面，言谈甚欢。能够如此坦率而公开地谈及作家处境的问题，显然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土耳其社会正在出现更多的宽容与进步。书展开幕前夕，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长埃尔图鲁尔·居纳伊曾对本国媒体表示：“我们的多种特色与多元文化完全不该遭到破坏。让我们（到法兰克福）去展示民主如何在土耳其得到了制度化的保证，思想自由的氛围又是如何在这里落地生根。”

至少在2008年的法兰克福，土耳其做到了。土耳其文学今天的繁荣局面，帕慕克的诺贝尔奖，就是最好的证明。

昨天晚上，看《为书籍的一生》，睡迟了。今天一早，孩子又在和她妈妈磨蹭。烦乱起床，七点半坐56路车到单位，打开电脑，看到唐德刚先生26日去世的消息，不禁一阵错愕。唐德刚先生是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他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

唐德刚先生生于安徽合肥。但他跟我说，他祖籍是南通如皋，曾经参军并做过中学教员。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唐先生的文章多用口语，说到激动情切时，会难以遏止自己的情绪，忍不住要痛骂几声。上个世纪末的最后一年，他的《晚清七十年》在大陆甫一出版，不胫而走。大家看久了通行的关于近现代史的讲述，乍一看唐先生的另一番解说，相互参照，新奇而让人震惊，算是打开了另一扇窗。有人说，唐先生也是散文家，我更认为他是不循规蹈矩的大众化史学家，唐也写小说、散文，但唐与龙应台这样的散文大家截然不同。两者虽同为大学教授，但唐侧重学问，龙应台更重才情，而犀利的锋芒，深刻的思辨，对史实引用的严苛，都是大陆所很难看到的。

大概十年前，东流先生（原名刘向东，原新华日报社社长、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江苏记协主席）在省政协文史委担任副主任，有一个民国史研讨会在长江路上的总统府召开，已经名满天下的金冲及先生在大会上发言。唐德刚先生也应邀与会。东流先生知道我喜欢唐德刚先生的文章，让我赶到总统府，去见唐先生。他问我，哪里人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求学于四牌楼六朝松下的东南大学，来自中原。他说，郭廷以也是东大毕业的，与你同乡。我问他关于张学良的访谈为何突然中止了？他说，有一个女人捣鬼，搞不下去了。唐先生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中华五千年晚清七十年”，作为留念。他的《晚清七十年》，当时正在热卖之中。他悄悄地说，台湾出版的没有删减的版本更好看，是他一生治学的心血凝成，言语间看不出是遗憾还是自得。据陈凯歌自己说，他拍《梅兰芳》依据的是唐德刚先生的本子。关于梅兰芳，唐先生的《梅兰芳传稿》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看过方知，唐先生对梅的理解，实在是精辟深刻，眼光独到。大陆多种关于“梅”的书，不过拾人牙慧而已！

唐先生的《晚清七十年》，我最初看的是岳麓书社的版本，后来朋友送给我一本台湾出版的，看后，无语。不管怎样，唐先生的“历史三峡”说，关于诸多近代历史人物的大胆独到的评价，在华文世界还是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今年四五月份，有机会在美国盘桓数日。在纽约期间，曾经到心仪已久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流连闲逛。在旧金山，也去了唐人街，想起黄远生在这里遇刺身亡。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德刚先生就住在旧金山啊。实际上，在旧金山时间宽裕，只是被无赖的导游瞎折腾掉了。假如知道唐先生在这里，托人联系一下，也许还能见先生一面。好在，有先生的书在身边，温书追思，也算是一种缅怀吧。

唐德刚先生，安息！●雷雨（作家，南京）

●唐德刚作品

《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24.00元。

《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24.00元。

《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19.00元。

一般来说，我是不会打狗的。现实当中的狗除了疯狗之外是人类的朋友，而网络上被尊称为“五毛”的狗不值得一打，打之有伤天和，尤其是某些人属于自费爱党，连那五毛钱都是没处去领的，除了哀其弱智之外，别无其他感情在其中。但有些狗是要给上一砖头的，这种以新华网的评论编辑窦含章先生为代表。

窦含章先生，原本我不知道何许人也，今天随便在网上闲逛的时候猛然发现该人为余秋雨大师喊冤叫屈，是由为余秋雨大师最近因为长期持有的股票可以上市而具有了亿万富翁后备军的资格，也由此而被质疑其原始股来源不正。应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作为公众人物的财务与生活状况总是可以被质疑的，这也是正常社会的标志之一。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窦含章先生借题发挥，发挥到了围殴余秋雨大师的事情上。并且点了在下的名字，说是什么“批余专业户”，与易中天先生相提并论之。

易中天先生我是很尊敬的，能与之相提并论甚至都有荣耀的感觉。但“倒余专业户”这个说法还是敬谢不敏了，原因无他，余秋雨大师在本人眼中其实狗屁不是，偶然看见其胡说八道以及满地打滚的新闻时，出于好玩的心态上去给上一脚，过后也就时过境迁、忘之脑后了。比如说他发财这件事我就啥也没说，主要是正在享受每年都要去阳澄湖吃大闸蟹的假期，谁有功夫理会一个下作文人发财的新闻？他要是不能发财倒是怪事了。

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过是认为这位窦含章先生是个一般性质的傻逼，甚至只是一种不知内情的误会，但该文看到后来才发现，此人其中夹枪带棒中，并非真的是为余秋雨大师叫床，而是文章主旨在此：“因为一篇博文就遭到围殴，余秋雨看来是因言获罪，有些人也是要拿他杀鸡儆猴。这两年，一些在媒体上混的人整天满嘴民主自由，可他们又哪曾给过别人民主自由？稍不合他们的意，就要扒皮揭老底，直到把人搞臭为止。可笑的是，这些人动不动就拿”文革“说事，可他们自己的做法和嘴脸实在比”文革“小将们不遑多让！”、“这样的帮派就算把自由主义的法螺吹得震天响，也掩盖不住他们党同伐异的暴戾。”

其实看到这里也不算奇怪，由于以往我们这里的教育其实是丑化自由主义的同时，还在无限拔高自由主义的目标。在某些宣传当中，自由主义一边被丑化成没有规则的自由，一边要求自由主义要有无限的宽容，甚至要求自由主义不能娶批评任何人，否则就对不起这个宽容的名声。

很遗憾的是，自由主义并非如此。自由主义捍卫价值的多元，但并不是不批判其他的思想。比如余秋雨说过，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大善”。对于这种言论，当然应该批判之。

要说谁是不许别人说话，绝对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这种大师级人物。说白了吧，自由主义尊重价值的多元化，但从来都保留了与对方在言论方面战斗的权利。那种所谓的宽容只是宽容对方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宽容对方错误。

本来事情也就是到此为止，一时好奇，想参观一下傻逼是如何炼成的。搜索之下，这位窦含章先生的原形毕露，原来是一个拿着工资的新华网编辑。其实我应该是为喉舌们欣喜的，他们中间终于出了一个能把中国字码顺溜的人物，即使颠倒黑白与胡言乱语并飞，也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嘛。

再往下一看，这厮的混账文章还不止这么一篇。试举数例如下：《“百无一是”谈民主》、《高管高薪与百姓国家利益不矛盾》等。再次好奇了一下，通过微博求助于知情人士，才发现这厮2006年是个寓公，奥运的时候拍马有功而在新华网上岗，在其《从白丁到奥运专栏作者》的自供状里，感激涕零溢于言表。这也无怪写这等文章了，奉命之作与顺奸的表情加在一起，那还不高潮迭起？更何况有朋友爆料云：某网曾收到某管办指令，立即为窦含章开博，并将其《土耳其总理要为自己的谎言负责》置于网站首页头屏区一天。

好了，对于这种人说道理，实在是糟蹋了道理，他需要的就是被剥光了放在阳光下，省得他总是在密室的SM游戏中传出来一阵一阵的浪叫，让外面的人听来，还以为是正常的高潮呢。

我心目中的文史好汉唐德刚，日前独骑瘦马，踏月而去了，享年八十九岁。那也是一个适合古希腊文化英雄的年龄，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就活到这把年纪。

虽然失去了一座高山，好在，构成历史学家内在生命的，是作品，因此，山依旧矗立着。“泰山其颓”之类俗世套语，用在才思夭矫的唐德刚身上，我以为毫无必要，正如我也不会用什么“驾鹤”来表达哀怀，那与唐德刚融阳刚壮美和顽猴脾性于一身的学术气象，并不般配。我估摸，他一定急着找他的老师兼忘年交胡适博士没大没小地去聊天了。

评价唐德刚先生的文史成就，远非我所能。不过，说到对唐先生的喜爱，我无意甘居人后。值此怀人长夜，细检喜爱之由，我觉得，有三种突出的禀赋，共生共济，相激相荡，联袂促成了唐德刚的非凡成就，我可以把它概括成通人、达人和才人。

试问，身为史家，唐德刚可有什么足以标明自家名号的主义或方法，类似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或“数目字管理”？我的答案是没有。提到“吾人治史”，唐德刚说得最多的，是那个中国文化人耳熟能详的六字真言：“笔则笔，削则削。”我听他如此自报家法，已不少于五六回。乍闻此言，真叫卑之无甚高论，因为那原是孔子“春秋笔法”的核心原则，中国读书人对之咂吧了两千余年，早已把它嚼得题无剩义，如何还能倚为独家秘技？——然唐德刚的无双利器，正在此处。

倘拘泥字面，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不过是该添则添，该删则删，别无新意。殊不知对这句话的理解，本身就得结合“微言大义”。说来至简与做来极难，原非矛盾，史学家以还原历史真相为首务，还原真相则以充分占有史料为基础。然而，正如遍布裸裎男女的海滩不见得比帷幕重重的宫廷深院可以展示更多人性，未经深思细择的毛坯史料，也断然不会自发地生成史学。我们所谓历史的客观与公正，只能是经由史家锐眼烛照之后的再客观、再公正，故一删一削，最能扑闪出治史者的功夫见识。唐德刚频以此六字自勉，初衷恐不是向孔子致敬，效仿夫子的大义观和褒贬术，而是径直回归史家本分，强调自己“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的气概。老掉牙的手段，仍然不失辣手本色。

欲成为第一流史家，窃以为须兼备两个条件，首先，他得身负不世之才；其次，他得老实，老实，再老实。汪洋才气辅以愚直态度，好似天马不辞缓步，如此，再幽僻的历史暗角，也会向他漏出一罅天光。擅长“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在资料收集和占有上，可说做够了笨鸟功夫，给李宗仁、胡适诸公立影造像，时间跨度可达六七年，甚至终生以之。

史家的最后荣誉，必赖深刻可靠之见识而后立，故所谓史家之才，亦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八字上逗留徘徊。若非如此，则人事幽秘难得其真，历史纵深无由溯及。每一位唐德刚的读者，想必都会折服于他的见识，较之他缕述的历史种种，人们更加心仪于他风生水起、切理餍心的分析议论。他仗着史家本能和顽童心性就胡适给“偏怜独女”命名为“素斐”所做的汲探（“‘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莎菲者，胡适女友陈衡哲也），以及得出的“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莎菲！莎菲！黄河远上白云间，你就是天上的白云！人间的黄蝴蝶啊！”之新奇结论，让人喷饭继之以钦佩。他在《袁氏当国》末尾当仁不让地写的一句话——“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我非但不嫌其狂，反觉清风徐来。史家而能练达如此，文字遂得江山之助。

一位史学大家，有必要同时成为文章大家吗？当我们把文章漂亮作为衡量史家的标准，也许对寻常史学工作者有欠公正，虽然，真正的史学大师，又大多兼备一副文章妙手。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不知激荡了多少欧洲人的心灵，除了笔下的英雄事迹，文笔拔萃也是原因之一；《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文笔素为人称道；至于中国的绝代史家司马迁，单凭文章也足以傲视千秋。对此，唐德刚亦尝再三道及，他还赞叹过太史公把安徽土话“伙颐”（即今之“伙计”）写入古文的酷笔。

我得说，史家兼备文采风流，初非在于吸引读者；出众的笔墨才华，本身有助于更加精准地再现历史的繁复、挖掘心灵的款曲。因为，凭一把大铁锹是无法修理瑞士钟表的，我们手上非有精细工具不可。语言之道亦可作如是观。何况，如他“雄伟深刻而俏皮”的老友周策纵先生所说：“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实际上，我对唐德刚才人本色的赞叹，也是以确认他有“极大的真实度”为前提的，舍此则不足论矣。

“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这一点，我倒佩服胡适做学问特立独行的风格。”这话，也是唐德刚的夫子自道。斯人殁而山人亡，说他一个人带走一个时代，恐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