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最”了?

从网络论坛上读到2009年2月2日《人民日报》在理论版刊登的三篇文章,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制度有根本区别》、《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好形式》和《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据悉,发表这三篇文章,是为这样一个“专题”服务的,即《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而这个专题的主旨就是要证明:中国不搞“三权分立”。

我不知道人民日报是否允许(我不想用喜欢这个词,因为应该说根本谈不上会喜欢)别的中国人就他们的专题发表不同意见,也不知道那三位作者(两位教授一位委员)是否愿意听一听别的中国人的不同看法。当然,不是臆断,单从发表的文章(不排除发表时人民日报可能会作“适当处理”)来看,至少那三位作者应该是不喜欢别人有不同看法的,不然,有些话也就不可能那样说,而且还是在标题上。比如说像现在这样一种“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形式就是“最好形式”,比如说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就“最符合我国国情”。既然都“最”了,怎么还能容许别人来发表不同意见呢?当然,我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最”了,中央也就不必还搞“政治体制改革”了。所以说,不是我这人要扣帽子,这三位作者,还有人民日报,其实是在与中央一再强调的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唱反调。我分明知道,温家宝总理2月1日在伦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时还说:“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力。”你看,温总理这里就没有说一个“最”字,也没有说“要坚持”,而总是说要“改革”。既然连一国之总理都一再强调要改革,你又怎么能在那说“最好”、“最符合”呢?堂堂两位教授一位委员,还有人民日报,且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指导出来的,居然连一点“辩证法”都不懂,真让人莫名其妙。

所以,我觉得那两位教授和一位委员那样说,不好;人民日报坚持做这种专题,更不好。

正因为觉得“不好”,我,一个生活在大陆且从未出过国门一寸的人,希望不论是人民日报还是那三位作者,都要养成喜欢听不同意见的雅量,或说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而且这个雅量还要让中国人能普遍感觉到。如果绝对不让人说话,或说让人感觉不到你有这种让别人说话的雅量,那么,你在那儿说“要坚持”也好,说“最好形式”或是“最符合”也罢,也就没有人来跟你争论了。其实,即使在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这一点上,在西方那些没有“最好形式”也不是“最符合”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早已用理论阐释得很明确了。被举为19世纪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密尔,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论自由》中是这样说的:“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第19~2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我想,如果真的是“最好形式”,也“最符合”,那么也就绝不需要在《人民日报》这样一张举世闻名的报纸上如此隆重地发表这样三篇文章,做这样的“专题”。既然如此大张旗鼓地来做这种“专题”,也正说明要论证的那些至少不是“最好形式”,也不是“最符合”,而且中国已有为数不少的人或公开或私下在议论甚至质疑。而两千三百多年前,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众口相传的事,就决不会是胡说。”(第222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至于这个专题的具体内容,也就是那几篇文章的瓤子,荒谬的说法实在太多,且不值一驳,因此也就不想浪费我的精力了。

长平:白毛女嫁黄世仁的禁忌

白毛女是否应该嫁给黄世仁?这个话题最近成为新闻热点。在年轻人那里,这可能纯粹是一个婚恋八卦,就像翁帆该不该嫁给杨振宁一样。但是在中年人及老年人听来,它首先是一个打破禁忌的感觉。在若干年前,也许有思维特别活跃的人士,在私下里谈论这些话题,但是在课堂及报纸上公开讨论,是难以设想的事情。

中国不仅是一个世俗国家,而且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强调无神论,在很长时期内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对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学术上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在中国人大反封建迷信的年代,它反对有神论的含义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在很多方面,中国又具有宗教性质,而且是欧洲宗教改革之前的宗教性质,比如“文革” 期间的个人崇拜,又比如“神圣”这个词的广泛使用——也许很多人会辩解说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但是众所周知那些被神圣化的东西,其不可侵犯性并不亚于真正的宗教禁忌。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毛泽东去世了,他享年八十三岁。三年级有一个学生,说了一句“我今年八十三岁”,就遭到老师一顿暴打。一个正当壮年的男教师,对着这个调皮的小学生拳脚并用,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地乱滚,但是没有任何人同情他,我们都觉得他死有余辜,因为他竟然说自己是毛主席!此前,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婴儿大便之后,没有擦屁股的纸,就将已经破损的毛主席画像揉皱了替用,遭人举报,她被抓去枪毙了。我的一个朋友讲过,当时他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毛主席逝世的追悼会上,不仅没有和大家一起哭泣,还忍不住笑了,他的妈妈回家后痛哭多日。后来他知道,妈妈哭不仅是害怕别人举报,更是认为她的儿子脑子有毛病,因为毛主席逝世这样的大悲痛,竟然不能让他伤心;不伤心也就罢了,他怎么可以笑呢?

歌舞剧《白毛女》成为舞台明星,然后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变得家喻户晓,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它和其他“样板戏”一样,是缔造这些世俗神圣性的工具。神圣性这种东西,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工具们往往也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当时谁要敢说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后果恐怕仅次于拿毛主席画像给小孩擦屁股。

历史证明,宗教的偶像崇拜未必不可,但世俗的个人崇拜非常危险。同理,宗教的神圣性可以承认,而世俗的神圣化则为虎作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六十年的成败,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这些世俗的禁忌被逐渐打破的过程。尽管执政党由于政策方针及权力结构改变的需要,主动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否定,但是仍然有很多话题成为政治禁区。

最早的突破是小心翼翼的正面尝试。比如有人说,嫁人要嫁周总理那样的人,因为他长得那么英俊。今天看来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当时在报刊上读到,很多人都有一种偷尝禁果的兴奋,因为你居然把普通人的择偶标准和伟人联系在一起。随后,有人开始用疑问的形式,挑战一些神圣主题。我记得从维熙先生有一篇小说,正面描写了犯有叛国罪的人物,我读了之后觉得非常刺激。那个所谓叛国罪,其实是公民没有迁徙自由并且受到迫害之后的潜逃。有人想要投靠帝国主义,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啊!乒坛名将何智利嫁给日本人之后,成为日本选手小山智利,真的让人难以接受。慢慢地,部份人开始知道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是公民的权利,郎平执教美国队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

事实上,关于白毛女嫁黄世仁这种话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是这种打破禁忌的尝试中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今天重新提起,为什么还有偷吃禁果的感觉呢?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有很多禁忌没有打破,还有很多“神圣”的事情,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条件的、不容置疑的、只看立场的东西。人们对此怀着宗教徒般的虔诚,如果有人用讨论的口气提到这些事情,立马就会伤害他们的感情,就会被要求闭嘴,甚至呼吁公权力去制止与惩罚。

禁忌是一堵墙,看似阻隔了别人,其实围住了自己。很多人因为禁忌而成为井底之蛙,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举例说,当去年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时,有不少中国人打电话给美国媒体驻北京记者,说一句“加州要独立”,然后放下电话,猜想美国人如何痛不欲生。事实上,如果加州真的有这个想法,很多美国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不会认为这是神圣不可讨论的事情。假如你看到我这个例子,心平气和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那么你是一个讨论者;假如你忍不住非常生气,那么你可能生活在禁忌之中。

从学术上说,任何禁忌,包括西方人所说的“政治正确”,都是对思想的钳制。人们应该具备是非观念,但是没有什么话题可不可讨论的。我期待更多的政治禁忌,就像白毛女嫁黄世仁一样,成为生活八卦。

赵达功:回忆钱学森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

看到钱学森先生逝世的消息,不意外,但悲痛。人老了,离死神越来越近,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98岁,算是很长寿了。据中国媒体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钱学森先生一直关心呵护,老百姓都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家,对中国的核弹研究做出过贡献。中共和国家给予很高的荣誉,中国人认可。总体上说,钱学森先生应该瞑目了。尽管我记得50年代末,钱学森先生曾经为“亩产万斤”论证……,不过还是感谢他曾经亲笔回信给我,当时对我个人的激励是难以忘怀的。

1985年3月5日,我从河北省邯郸市人民银行调入深圳市农业银行,当时在办公室工作。6月间,偶然从某刊物上看到一篇报道,说钱学森先生提出“金融经济学”概念,于是引发联想,写了一篇关于金融经济学的论文,寄给了钱学森先生。没有任何冀望钱学森先生回信,但他的回信我的确感到意外。这封信收录在《钱学森书信选》(http://wenjin.nlc.gov.cn/2008/book.jsp?bookid=2000126_93&filename=T00176_00.pdf&flagtime=2008-09-18%2016:48:52&booktitle=%E9%92%B1%E5%AD%A6%E6%A3%AE%E4%B9%A6%E4%BF%A1%E9%84%31%A4%37%89%EF%BC%88%E4%B8%8A%EF%BC%89)。以下是钱学森先生复信全文:

赵世英同志:

6月20日来信及大作稿《要研究一门新学问–金融经济学》都收到。您说的是新学问,是吗?至少在上个世纪末以来,金融活动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重要经济工作,所以在国外早有专著、专家,不知您读过他们的东西没有?我没有读过,没研究过这门学问,只是说金融经济学是门重要的基础科学而已。

您的文章讲了许多金融学的概念和问题,但对金融经济学似未击中要害,所以显得无力,不能动员人们来研究这门学问。什么是金融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我认为是用金融手段来发展生产。如某甲(个人或集体以致一个国家)有劳动力,但缺生产工具,缺原材料,也没有钱去买,所以干不成。但同时又有某乙(个人或集体以致一个国家)有多余的生产工具,或造生产工具的能力,但无人买生产工具,能力也发挥不了。又有某丙(个人或集体以致一个国家)有原材料而无人买,货存着。这时不是金融手段大有可为的机会吗?当然,要搞好,才能三方得利,金融手段发展生产成功,皆大欢喜;搞偏了,三方不平衡,金融手段发展生产就不成功。成功与不成功的学问就是金融经济学。

现在我国的国策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金融经济学非常重要。中国农业银行是实践这门学问的吧?

以上您以为如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年6月28日

杨恒均:外交杨皮书之四:以夷制夷:用美国人的价值观来制约美国!

在第一节里,我就谈到,中国的外交很成功,那么我下面谈谈中国对美外交成功在哪里。前面说了美国对华外交“唯利是图”,以及它陷入中国的“稳定压倒一切”的陷阱而无法自拔,那么,很多人一定会说,我们对美国的外交也一定是“唯利是图”吧,总体上没错,利用永远是第一的。但如果没有任何理念的话,利用有时是无法调和的冲突。如果我告诉你,在中美关系中,中方反而是比美方更加意识到美国的价值理念并常常加以利用的,你一定以为我脑袋进水了吧?^_^…^_^

我也不讳言,我的前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共和国找到对付美国的方法,让美国的霸权不至于过度膨胀到危害他国的利益。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

冷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铁幕落下,欧洲的柏林墙倒了,所以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今后世界将会和谐得让人感到很无聊。其实这只能说,这些西方人太目中无人了,充其量,历史在欧洲结束了,在亚洲,历史的大幕才刚刚拉开。从中美必有一战到和平崛起,世界都在等待中美——最强大的国家和崛起最快的国家如何相处?冲突什么时候到来?而我,就是在中美差点要为台湾打起来时候来到美国的。

冷战结束后,俄国人自顾不暇,美国人一极独大。这种情况,不但中国人害怕,甚至连欧洲人也有些担心。就拿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大家设想一下,不要说美国人走向法西斯,即便他稍微行差踏错一步半步,世界局势又将如何?

或者,我不如这样描述一下。假如美国正如我们中国大陆那些“说不”和“不高兴”的人描述的那样,真正做到唯利是图,把美国的建国理念和价值观完全抛到一边,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么,他只要简单的把黄金运输线切断,把中东的石油运回美国,首先违反他自己崇尚的“自由”理念(包括自由贸易,并保护自由贸易),请问当今这个地球上,谁还真能对他说“不”?你“不高兴”又能如何?

这不是说美国不能批评,要对他唯唯诺诺,而是说,我们要想限制和制约美国人的霸权,必须找到他的“致命弱点”,不能无的放矢,必须找到可以制约它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必须是我们看清楚了的,而又能够真正制约美国霸权,不至于让他真正变成希特勒,或者变成中国那些愤青们描述的丑陋的美国。

这个切入点就是美国的建国理念,就是美国人拥抱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我深入美国后发现的美国的“致命弱点”——也是它最大的优点——只要它紧紧拥抱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就不用担心美国会变成法西斯,只要他继续完善这一理念,而不是渐渐背弃它,我们就不用担心美国会完全变成不顾他国的霸权主义。

可是,我们中国那些想要遏制美国的愤青们却恰恰拿这些能够制约美国的价值观来攻击,说什么美国的自由、民主、法治、包容全是虚伪的,是假的,那么如果这些是假的,是什么在约束他们没有切断运输线?没有把被美军占领的伊拉克的石油全部运回美国,以致现在在伊拉克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中石油进军伊拉克并不比几个美国的石油公司困难?如果美国的价值观是假的,那么你想它现在的价值观变成前苏联那样的?还是变成当今北朝鲜那样的?又或者,你希望美国和我们中国持相同的价值理念,甚至一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去年在美国游行的中国学生还能在美国继续学习吗?和我们有相同制度的国家包括北朝鲜是如何对待在他们国土上游行的外国人的?

中国这些年的外交之所以成功,也就在于北京有一帮人真正理解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拥抱的价值理念,并学会了如何应对他们。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也正是得益于所有这些拥抱了西方那套价值理念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小平当时决定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最想的是吸引外资(包括港澳台与海外华人华侨的资金),最担心的也是外资不来。

说到这里,大家也都猜到了,不错,在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进来投资的个体都来自拥抱了自由理念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中国和那些国家和地区处于敌对状态时,那里的商人也因为拥有了个人“自由”而得以到中国来投资。如果当时地球上都是和我们有类似制度的连公民出国都需要政审的国家,有华人华侨敢回到红色中国投资吗?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每一年都搞什么世界各国的人权和宗教白皮书之类的,每一次都会得罪北京当局。然后我们的外交部就严词驳斥,甚至马上发一个相对应的报告,指责美国的人权状况。但大家注意到没有,每一次当我们搞这些报告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人权标准竟然和美国的一模一样。我们只是指责美国的人权也没有达到他们自己制定的标准,我们并没有试图发明一套我们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他们,批评他们。

还举一个例子,美国士兵在伊拉克误杀平民了,我们要指责他,但用什么标准呢?肯定不能用北朝鲜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按照那里的标准,征服、屠杀可能是为了维护稳定,为了你好),我们依然使用的是美国的标准。我们说,美国人在国内和国外做得不一样,两套标准等等。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我们在和美国展开唇枪舌剑的外交战中,依然在用美国人制定的标准(或者游戏规则)。我们知道,只有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夷制夷,才能够有效果。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人对华关系基本上是基于“唯利是图”的这个外交支柱,但也常常因此遭受一些挫折,于是他们就有人在反思价值观念,他们一反思,我们就紧张了,开始用“反华”的词儿先堵住他们的嘴巴。

而我们自己虽然号召大家不干涉内政,并常常在国内攻击一下美国的价值观,可当美国人真要在国际上不顾价值理念而“唯利是图”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最紧张的,于是又要开动宣传机器指责他们在国内和国外两面三刀,背弃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倒俨然成了帮助美国人维护他们的价值观的卫道士。

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者都心知肚明,如果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是拥抱现在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如果美国拥抱的是其他国家包括集权国家拥抱的那些很有特色的价值观念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谁能玩得过美国?

好,今天就到这里,我给大家留下一个问题:如果20年前结束的冷战不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赢了,而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打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这个世界又会如何发展?没有美国撑腰的中国会不会被迫接受了苏联派来的“党代表”?正在载歌载舞地庆祝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不是中国的60周年国庆?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和“羊皮”们深入探讨以下一些问题:世界大多国家为什么对中国的崛起心怀恐惧?中国外交决策中的内政因素,以及中国外交中的“国权”与“人权”之关系,还有我的拿手好戏——台湾问题……

杨恒均2009-10-28海口

顾训中:恶质执法理念的曝光

10月26日,上海市政府以一篇题为《市政府常务会强调:坚决依法整治非法营运 坚决禁止不正当取证行为》的新闻稿,向世人宣布了对发生于两周前浦东新区“黑车倒钩”事件的调查结果: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采用不正当手段取证;浦东新区城市行政执法局10月20日公布的初步调查结论事实不清、结论错误、公布草率;将对相关责任人依法进行问责。随后,浦东新区政府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各路媒体通报了上述调查报告,并向公众表示道歉。至此,这一十多天来牵动众人心弦的恶性执法事件终于真相大白;被冤枉了的“黑车”司机孙中界终于讨回了清白。

然而,在关注此事全过程的人们心目中,对于上海近年来连续发生同类事件的追究似乎远未到最后结论的时候。更值得思考的是,透过此类恶性执法事件,某种恶质执法理念更引人注目。

众多“黑车倒钩”事件激起众怒

被民众和媒体高度关注的此次“黑车倒钩”事件发生于10月14日晚8时许,地点在刚刚并入浦东新区的原南汇区闸航路188号附近。到上海打工才两天的河南籍司机孙中界路遇一个自称等不到末班车、又衣着单薄的人请求搭车,并自行拉门上车。在不到一公里的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预伏地点,孙中界被以“非法营运”为由而扣车罚款。在众多“制服人员”的围攻之下,孙被迫签字认可,却又难嚥冤屈,愤而以自残手指方式以示抗议、并表明自己的清白。这一刚烈举动引起了众多民众和媒体的关注,强烈要求相关方面给出正确答案。

浦东新区城市行政执法局反应迅速,于10月20日交出“调查结论”,称“经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该执法大队负责人更是频频面对媒体,信誓旦旦地宣称“在整个过程中,执法人员肯定按章办事,没有违规”;“依据以往案例,百分之百可以认定孙先生驾驶的就是黑车”;“我们和乘客没有默契,不认识”,并非“倒钩”;并强硬表示,“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走司法程序,申请复议”,“如果错了,这些费用全部是由我们承担”。

这些议论一出,不但没有平息众怒,反如添上干柴汽油,让不平之火更为燃烧。果然不出众人所料,仅仅数天之后,经浦东新区政府聘请、由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共12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提供的调查报告证明,上述政府部门和官员所称统统是谎言。新的调查报告称:原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当中使用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当天,该大队一中队一名队员通过一社会人员将执法的时间、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这一关键事实证明,该大队使用了“钩子”、采用“钓鱼”方式非法执法;孙中界并非“黑车”,确系冤枉。

其实,浦东新区的这一“黑车倒钩”事件并非偶然,而只是近年来在上海发生的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桩。

就在一个月多前的9月8日,闵行区一位公司白领张晖在去公司途中因同情心而让一个自称胃痛、要求搭“顺风车”的人上了车,而被该区交通执法大队“逮个正着”,以“非法营运”扣车罚款。张晖因为深感冤屈而通过依法办事,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由于张晖关于这一事件的叙述被公众人物韩寒贴上了他的博客,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年初的3月7日,上海郊区奉贤区头桥镇曾发生了一起“黑车”司机刺死女“倒钩者”的恶性事件,21岁的“黑车”司机雷庆文用水果刀将假扮乘客的“钩子”陈素军刺死。因为是命案,曾引来众多媒体的报道。

再往前的2008年年初,同样发生在闵行区,那里的康城小区出行不便,热心居民徐国志以“双跳灯”形式搭载有需求的邻居上班,结果被“钩子”出卖而变成“非法营运”并遭扣车罚款。这一事件被上海颇有声望的《新闻晨报》跟踪报道,最终却不了了之。……

上海近年来发生的这一系列“黑车倒钩”事件激起了众怒。人们纷纷质问:

评判“黑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否只要有人举报就行?

政府执法部门究竟有没有使用“钩子”?为何众多受害者一致认为有、而执法部门却咬定没有?

只要扣车就有万元罚款入账,只要举报就有数百元奖励费,这种利益驱动难道不会引发恶性执法?……

面对民众和媒体的汹汹逼问,相关部门我行我素,哪怕出了奉贤那样的人命案子,都不改初衷,依然“照章办事”,以致“黑车倒钩”事件依旧连续上演。此次浦东事件之所以被迅速处置,其实有着特殊因素;其一,当事人孙中界采取了自残的刚烈行动以示抗议,因而引起了较之以往任何一次事件更为激烈的反响;其二,中央级媒体如央视经济频道、新华社上海分社高调介入,在上海媒体为配合调查而奉命“噤声”的时段里仍然连续不断地报道消息和发表评论,新华社甚至在上海市政府公布新的调查报告前一天,已经在报道中明确指出执法部门使用了“钩子”,甚至公开了“钩子”的名字。因此,如果说,上海市政府此次举动是对“倒钩”行为“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是“动真格的”,“决心之大,完全可以让人民放心”,倒不如说是在民众和媒体双重压力之下做出的反应。当然,无论如何,有反应、特别是迅速而正确的反应,依然是人们所期待的。

恶质执法理念的大曝光

上海相关执法部门之所以能够在相当一段时日里为所欲为,甚至能够坚持谎言而面不改色,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恃无恐,即有着某种执法理念在支撑。透过那些执法官员们冠冕堂皇的话语,人们不难窥其面目。就其荦荦大者,或有如下数条:

“你让他上来就是想做非法营运”。

这是闵行区执法大队官员对张晖说的话。张晖一再说明,是那个“乘客”表示“胃很痛”并做出了弯腰动作,才动了恻隐之心,让他上的车。张还一再说明,为了迎世博,政府也在倡导助人为乐。那个官员摔出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话语:“他胃疼关你什么事?”并称:“你别扯这些,不认识你让他上车干吗?”类似的话在南汇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朱伟忠回答记者时也振振有词地表述过。他的“经典”语言是:“没有利益触动,我(车主)为什么会帮你呢?”

透过这些十分相似的话语,人们不难看到,在那些执法人员的心目中,这世上没有一个是好心人。但凡有所谓“助人”行为发生,其背后必然有着利益驱动。因此,在他们的执法行动中,只要看到钱,谈到钱,哪怕其实是“钩子”们故意设计,故意拿出,便可证明是“黑车”,便可扣车罚款。这种“以民为敌”、“逼良为娼”的执法理念竟然堂而皇之存在、并为那些执法部门和官员普遍认同,真可谓可怕之极!据受害者向记者诉说,那些“钩子”们什么花样都使得出,什么夫妻吵架的、假装生病的、冒充医院打着盐水出来的、甚至有说家里死了人身上戴着孝要去报丧的……千方百计启动人们内心的善良,然后狠狠加以蹂躏!这种恶质执法理念的推行,远远不只“损坏党和政府形象”那么简单,更是在倡导一种恶质生态,而将我们这个社会中原本已经十分稀薄的善心、良知予以无情摧毁。曾因同意了两男子搀扶一“病妇”要求搭乘而被上海宝山区交通执法人员以“非法营运”罚款1万元的湖北小伙胡汉兵就气愤地说:“从此再也不做好事了!”这种话语让所有尚具正义感的人们听来寒心!难道那些执法官员们真想把国人再度变成相互仇雠不成?!  

“我们在法庭上,去年的6个案子都是胜诉”。

这是南汇区执法大队大队长朱伟忠对记者说的话。他们在回答记者提出“如果当事人对处罚有异议”的问题时,虽然对设置“钩子”的安排早已心知肚明,却依然底气十足地强硬申明:“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走司法程序,申请复议”,“如果错了,这些费用全部是由我们承担”。这是因为,他们对法院受理后的结果有着“都是胜诉”的十分把握。既然申请复议的结果必定“都是胜诉”,怎么执法过程还不任由我来?!央视采访到的一个上诉案例或许能说明这种“必定胜诉”的现状。上海某绿化建材公司职员陈瑞勤于去年5月12日被闵行区执法大队“钓鱼成功”。他两次将其告上法庭,并要求对方证人出庭,都遭法官拒绝,理由是“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毫无意外,两审都判闵行区执法大队“胜诉”。

这种“官官相护”的官场潜规则正是支撑这些执法官员们知法犯法而有恃无恐的更为重要的恶质理念。只要这种理念不清除,那么,官员枉法之事就不可能杜绝。由此联想到,上海市政府纠正了此次浦东新区“黑车倒钩”的执法错误,是否应该依此案例,去追溯一下去年那6个“都是胜诉”的案子中是否也有冤情?并以此去清查类似的“官官相护”冤案?

“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懂我意思么?”

这是闵行区执法大队官员“启发”张晖的话。白领张晖还算“拎得清”(上海话,意即听得懂),问道:“您的意思是交了罚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个大队官员立即说:“是啊是啊,就这样大家都好!”可惜的是,张晖最终还是不接“翎子”(上海话,意即不接腔),反诘道:“那我还是要交1万背负开黑车的罪名?”那位官员只得无奈表示:“你要这样我就没什么好跟你讲的了。”

至少就目前状况而言,罚款仍是上海整治“黑车”的主要手段。据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从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获得的一组数据,2009年前9个月,上海市、区两级交通执法部门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达到1万7000多辆,对于这些车辆的处罚标准每辆最少2000元,最多达5万元。央视记者还在上海一些“黑车”聚集地暗访到,“钩子”每“钓”到一个“非法营运”司机,可获300至600元的奖励。而“钓钩”头目会拿到200至500元不等的奖励。一个“成熟”的“钩子”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一年可达十几万元。正是如此丰厚收益,促使执法官员与“钩子”们勾结起来,共同设计陷害那些司机们。也正是因为背后有着巨额利益驱动。使得他们不可能理解那些受害者们的助人行动和侠义心肠。恰恰证明他们自己是在信奉“没有利益触动,为什么要做”的信条。这一“罚款执法”的“恶法”被那些官员们视为当然的执法理念。当记者质疑时,他们振振有词地与“媒体奖励提供线索者”相提并论,毫无羞耻之感。十分荒唐的是,那些真正的“黑车”司机们为了求得一方天地,往往也向那些“钩头”们送上“份钱”。于是乎,人们看到的奇特一幕是,上海相关执法部门年年“严厉整治黑车”,“黑车”们却仍然活跃在上海那些该活跃的地方,丝毫没有收敛。人们看到的另外悲哀一幕是,这种“罚款执法”的结果激励了某些人内心的邪恶,造成了一批利欲熏心的官员和小人,却坑害了那些守法、善良、又有公德心的公民!

“你不配合只有强制执行”。

这是闵行执法大队官员回答张晖对其采用暴力执法抗议时的回答。其实,所谓“不配合”只是借口,几乎所有的整治“黑车”执法都伴随着暴力,这是为众多舆论忽视、却极为恶劣的执法行为。请看不同受害者的相似叙述:

孙中界:从车上跳下几个穿执法衣服的,没有亮任何证件就把我从车上拉下来,我就掏手机报警,我准备报警手机就被他们抢了,手就被他们控制住了,把我硬塞到一辆面包车上开到一个胡同里面。

张晖:七八个人来就扭我双手卡住脖子,叫出示拘捕证也没有,将我推搡到面包车上,叫出示证件也把名字挡住老远晃一下。

徐国志: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几只大手就将我按在方向盘上,胳膊被捏得生疼。

陈瑞勤:后来又来了大概七八个人,把我这样一勾,勾到另外一个车上去,我看这个不对呀,怎么这种情况?我摸到手机马上就打110,他们看到我打110就打我,把我打的身上满身都是血。……

张晖在网上披露的与闵行执法大队官员的对话中,有一段关于暴力执法的诘问和反诘问:

张晖:如果只是嫌疑的话就不能定性为违法,为什么他们七八个人要扣我双手卡我脖子?
    大队官员:我说了你不配合。
    张:要是执法人员,应该先出示证件,我会配合,而且我一个人又怎么能对付七八个人,这七八个人一下就上来压住我卡脖子,而后又将我推到面包车里,这是限制我人身自由。
    大队官员:这是为了保护你
    张晖:保护我什么,太荒唐了,暴力胁迫反扣手卡脖子这算保护我?
    大队官员:那当然是保护你!
    张晖:有这种保护么?这是侵犯我,限制我人身自由!
    大队官员:那执法过程中,你看对犯法犯人打的还很多呢!
    张晖:打犯人也是不对的,何况我不是犯人!
    大队官员:你不配合啊,没说你是犯人!
    张晖:你既然承认我不是犯人,也说只是嫌疑。为什么还认为这种暴力手段是正确的?
    大队官员:有些人被抓到会找砖头自己拍脑袋,撞墙,所以这样是保护你!
    张晖:我没有撞墙,也没有也不会拿砖头往自己脑袋上砸,现在是这群人在暴力胁迫绑架我,我不需要这种“保护”!

无论是指责张晖“不配合”也好,还是强词夺理地声称“保护”也好,或者举例“打犯人”也好,总而言之,在那些执法官员看来,在执法时使用暴力当属理所当然,毫无疑义,尽管“文明执法”明白地书写在每个执法部门的规章制度里和工作总结中。其实,“黑车”问题充其量只属民事纠纷。然而,在执法部门处理这类民事纠纷中也充斥着“暴力执法”理念,似乎非暴力无以执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些执法部门和执法官员高高在上、视民众为草芥的暴戾之气与高傲自负,却丝毫也没有一点人民公仆应有的气息!

出路仍在基于市场规律的改革

任何一个善法最终必将引向社会公平、公正与正义,否则,人们有理由怀疑其“善”性。

上海政府以违法违规、偷税漏税、并容易造成安全隐患为由打击“黑车”,并从市到区设立了权限极大的交通执法队伍,以至与民众发生种种冲突,看似冠冕堂皇。直到此刻处理浦东“黑车倒钩”事件时,市政府方面仍在强调“必须坚持‘两个坚决’”,且首先必须“坚决依法整治非法经营行为,维护交通营运市场的正常秩序”。其实,连当地媒体也不得不承认;“黑车”之所以屡禁不止,首要原因在于政府提供的公共交通严重不足,造成市民的出行困难。只要这种状况一天不得到改观,某些市民就不得不依赖“黑车”,“黑车”现象就无法遏制。而造成公共交通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在于上海政府部门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出发,坚持不愿开放出租车运营市场。或许他们自有堂皇的理由,诸如假如放开市场,城市道路将更是不堪重负,行业搏杀将更为残酷,将不会再有严格管理而无法提供优质服务……其实,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中国改革之路,便不难发现,这种种理由在开放任何一种市场时都曾遇到。年龄五十朝上的上海人都应该记得,当初弄堂边开几家米店、几家剃头店、几家食品店……都是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经营,唯恐一旦开放,便会造成恶意竞争和严重后果。而市场开放的结果恰恰与这种担心相反,出现了在新的格局中的平衡。

众所周知,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体系的补充,是解决市民出行、特别是那些居民区到公交枢纽“最后两公里”的重要交通工具,不可或缺。然而,如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上海至今仍实行出租车总量控制,将出租车运营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发放“牌照”,将运营权转让给出租车公司进行特许经营,形成了这一行业特有的某种垄断格局。即便许多个人有能力购买和驾驶车辆,也无法进入这一市场。这使得出租车运营权成为一种不许他人染指的垄断行业,也就使得政府主管部门和获得出租车运营牌照的公司因此而垄断了这一市场和利润——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出让和验证,每年都能获得相应的费用;公司则确保从获得经营牌照的司机那里获得稳定的“份钱”。为了“把水不流他人田”,这些能够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有国资背景。目前拥有上海出租车行业总量70%的五大公司——强生、大众、巴士、锦江、海博——均是国资企业,便是明证。为了长久维护这一利益,上海政府宁愿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设置那种交通执法队伍(还有那些城管队伍),并承担与民众冲突的种种代价,也不愿花费小得多的精力去推动符合现代化市场规律的行业协会的建设。

早在若干年前,有识之士已经向上海政府公开呼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开放出租车市场,让所有有志于出租运输的人们自由从事这一行业,既能成为他们解决自身就业问题,亦能为市民出行提供便捷。同时,废除出租车公司,而代之以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业协会进行管理。如此一来,“黑车”都可经过一定的规范进入运营队伍,自然不需要再进行“整治非法经营行动”,当然也就没有了那些如狼似虎的执法官员的地位和“黑车倒钩”事件的发生。然而,这一呼吁在那些手握决策大权的政府官员那里如同泥牛入海、悄无声息。

上海“黑车倒钩”这一区域性事件的发生与处置再度说明,中国改革往前的任何一个步骤,都会触碰到相关利益集团的抵抗。为了让那些恶质执法理念及劣行彻底绝迹,只有靠所有有良知和善心的公民来肩负起应有的责任。让我们共同为之努力!

2009年10月30日改定

刘逸明: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首恶之区”

轰轰烈烈的中共建政60周年大典之后,最受关注的中国城市无疑当推上海了,在国内媒体上,上海警方明火执仗的“钓鱼执法”成为了持续升温的热门话题,而在海外媒体上,上海警方通告边检部门拒绝女作家小乔回国也成为了各大自由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论是“钓鱼执法”还是拒绝作家回国,都是上海警方自己将自己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如今的舆论环境下,上海警方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完全在意料之中。

上海有着较早的城市历史,在现在,它依然被公认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并且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不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上,上海的地位都是绝大多数城市所无法比拟的。然而,虽然上海的政经地位如此举足轻重,但人权状况却比其它地方显得更为恶劣,这里的警察显得更加的保守和野蛮。可以这样讲,如果不是因为上海在国民党时期的基础优势以及江泽民时代政策对上海的倾斜,上海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会远不如现在这么高。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虽然各地的公安机关都打着“人民公安”的招牌,各地警察也被美其名曰“人民警察”,但是,警察这个群体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却早已是一塌糊涂。很多受到过警察不公正待遇的民众会毫不掩饰地将警察称之为“有执照的流氓”,虽然在警察队伍中还是存在一些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但要总观这个群体,没有几个人会对这样的称谓提出异议。

中国的警察多如牛毛,大多数地区的警察虽然都不太受民众拥护,但还不至于臭名昭著,而上海警察则在这些年的表现比任何一个大城市的警察都恶劣,非法羁押访民甚至是将访民殴打致死的事件在上海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而异议作家在上海的生存空间也异常狭小,偌大一个上海,能不断发出声音的异议作家寥寥无几,很多都被迫流亡,而维权律师也只剩下郑恩宠一枝独秀。

上海的经济在这些年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在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无穷无尽的民众血泪。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让不少原本安居乐业的市民无家可归,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走上依法维权的道路。上海有着庞大的访民群体,其数量和其它大城市相比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每一年的敏感时期,我们总能从海外媒体上看到接二连三的上海访民被抓被打的消息。今年的中共建政60周年庆典前后,此类消息更是数不胜数,即使到了10月下旬,仍有访民遭到警察虐待。10月23日是上海维权人士段春芳案庭审的日期,上海警方更是如临大敌,提前限制了一些准备前去声援的访民人身自由。

在张德江主政广东期间,太石村事件和东洲血案曾让广东成为了中国的“首恶之区”,在开明派官员汪洋接任以后,广东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有所改善,但上海则不然,不论是以前的陈良宇主政还是现在的俞正声主政,上海的官员和警察依然在以保守的形象示人,官员因循守旧和贪污腐败一如既往,而警察的执法犯法则劲头不减当年。我没有机会去上海亲身感受上海警察的暴虐,但在媒体上所感受到的却足以让我愤怒。如果要评选中国的“首恶之区”,我会毫不犹豫地投上海一票。

在我的印象中,上海的女性维权人士比男性更多,表现得也更为勇敢,如毛恒凤、马亚莲、段春芳等,让我这样的大男人觉得自惭形秽。异议作家小乔因为坚持自由写作和帮助弱势的权利受侵害群体而受到上海警方的持续打压,她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曾试图到外地求职,以摆脱警方的干扰,但她始料未及的是,她走到哪里,上海警方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哪里,到深圳也好,到青岛也好,最后都被强行押回。小乔以她的言行表现出了中国女性少有的良知和勇气,而上海警方对她肆无忌惮的骚扰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无法无天和无人性的面孔。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因为赴日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会议,结果在会议开完后的回国途中被边检部门拒绝入境。作家小乔自2008年4月赴瑞典访问以后,于今年10月15日回国,没想到她也遭到了和冯正虎相同的命运,虽然几度尝试入境,但均宣告失败,最后不得不再次前往瑞典。边检部门之所以拒绝他们入境,很显然是因为上海警方在其中作怪,不让本国公民回归故土让我们再一次领教了上海警方的丧尽天良。

北京市民杨佳因为受到上海警察的虐待,在索要赔偿无果的情况下,反而遭到警察的威胁,他一怒之下冲进警察的办公场所杀死了6名警察。此事在2008年曾引起海内外媒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虽然谁都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残忍情形,但是,支持和同情杨佳者仍然占了绝大多数,这充分说明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警察群体公信力的岌岌可危,也说明了广大维权民众的无奈。杨佳杀警事件以后,上海警察的暴虐并不见收敛,而是继续我行我素,使得人权悲剧不断上演。如今,上海警方有组织的“钓鱼执法”黑幕也被媒体揭开,进一步让让人感受到了上海社会的黑暗。

2010年将在上海举行举世瞩目的世博会,可以预料的是,到那个时候,上海警方又会神经过敏,担忧老百姓破坏会议和威胁社会稳定。而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又无法在此之前得到合理的解决,这就必然出现很多维权人士在那时“顶风”维权的景象,如果上海警方无法改变之前的那种与民为敌思维,估计到时候还会有不计其数的访民失去自由和遭到虐待。人权状况的极度恶劣已经让上海这座大城市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但愿上海官员和警察能切实尊重民众的权益,早日甩掉“首恶之区”的帽子。

2009年10月28日

古原:反腐的矛刺不穿腐败的盾

由于官员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屡杀不绝,中国政府十多年来逐渐加大了反腐力度,这些反腐措施大致有:1995年启动“双规”;1996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2005年和2006年重新颁布修改过的“上访条例”;2007年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2008年6月,中纪委开通举报热线,2009年10月28日启动举报网站(www.12388.gov.cn)。

不可否认,反腐措施的增加是个进步。但它到底有多大能量,是否起到煞住腐败风气的作用?这就值得怀疑,甚至被否定。

反腐渠道自欺欺人

中共的反腐渠道似乎很多,有上访,有电话和网络举报,有双规等等,但实际操作却达到了佛学里“有即无,无即有”境界。

如果真心反腐,检察官大人到北京或各省市的上访办坐坐,沏壶茶,读份报,翘起二郎腿,就能听到各路黑官的恶行。但目前的上访办和各地官员是如何对待访民的?各地设置黑监狱,非法囚禁访民。多次上访的,二话不说就送精神病院。马路上的标语干脆写明“越级上访,牢底坐穿”等等威胁性词句。北京的上访办,更成了截访办,访民千辛万苦走到上访办的门口,竟被各地驻京办的警察暴力拘留和非法遣送。

再看看网络举报。中国网络网警林立,实名上网。中宣部主导舆论大方向,对不“和谐”的网页统统屏蔽。网页都有网警和举报警告,这到底是谁监督谁?因此,这个网络举报,不过是网络上访办。

网络成为反腐功臣,其实多属偶然。比如,周久耕的天价烟案,纯属当事人大意失荆州。现在的领导开会,都精得抽“裸烟”。没有烟盒,任是神仙也猜不出这是什么烟。如果是普通的香烟,还怕亮出烟盒来?这些鬼鬼祟祟的领导没被抓着,并不说明他们是清官。

腐败也起着稳定独党政权的作用

胡氏政府一边大声疾呼“腐败亡党亡国”,一边继续腐败。政府之所以反腐,正如薄熙来近来打黑所讲的雷人大实话:重庆打黑是政府被黑势力逼得没办法,不得已而为之。这句话用在反腐举措上,可以说也是被贪官逼得没办法而为之。其实贪官和黑势力没有区别。中国的贪官一贪就是千万亿万计,这样的明目张胆,实在有碍观瞻,同时也威胁到最高权力本身。

但中共并非凡腐必反,因为被允许的腐败,是当权者们和谐的稳定剂。在最高权力决策层里,就不乏腐败分子,或腐败家属,但他们非常有默契地互相保护。胡锦涛儿子的公司涉及非洲的腐败案、温家宝夫人和儿子备受质疑的发财通道、传闻带“病”死在职位上的黄菊等等,一律不准在国内媒体上曝光;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也如天方夜谭。如果财产积累是合法的,何惧曝光?其他的如太子党任将军、任总裁、任省长、任国家副主席等等,也是腐败体制内的平衡术在作祟。这不是用血统论来否定他们出任这些职位的资格,而是否定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因为这些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职位,不是通过竞选,或通过公开的资格考查等较为公平的程序而获得的。

反腐沦为权力角斗的工具

选择性的反腐,保护着某个共同体的利益,因而,中共的反腐往往就沦为权力角斗的工具。

这次重庆打黑,10个厅官落马;前不久的司法系统反腐,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到其广东派系的司法部门的大员,几乎如数受到整肃;十年前的赖昌星厦门远华案,涉案官员过千人, 其中20人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多人被判二十年重刑……这么多的案件,都是整体腐败,而且,这些黑势力本身就来自中共内部,这说明整个政府就是个大黑帮。如果说,那些被打掉的黑势力因为私藏枪械,贪赃枉法等等,所以必须受到法律制裁,那么,政府自己任意拘留维权者,人间蒸发如高志晟等异议者、随意劳教上访者、官商勾结强拆民房、屏蔽网络……的行为,难道不也是黑势力的所为吗?因此,所谓的打黑,不过是黑势力内部的大佬们争夺地盘的火拼。

只反个官不反制度的反腐不会成功

中国的腐败问题,不是个官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问题。中国一党独尊,到了各级官员的层面,又是一官独大,权力不受限制,因而无法无天。即使一个自我约束力很强的人,到了公财可以任意挥霍、美色当前、官系复杂的位置,也会丧失免疫力。毛泽东时代的好公仆焦裕禄等人,没腐败不是他们的意志坚定,而是在那种均穷的环境下,没有腐败的机会。但毛泽东及高级官员还是有比下层官员多一些的特权,毛泽东本人就是最腐败的官员。因此,腐败横行皆因体制提供了腐败的环境,这个体制更应被反。只谴责官员“目无法纪”,对这些贪官多少有点“偏颇”,他们本身的权力不受约束,何来法纪?中国的法纪大体上只是上级对下级,下级对无权者而存在的。

中共高官不少人在反腐风暴中纷纷落马,这是事实。但更多贪官在成长,是不能回避的事实。这是整体的腐败,它有别于民主社会的个官腐败。所以,光是整治贪官,而不改弦更张,实行民主制度,即使将反腐进行到底,也不过是左手监督右手而已。就像卖矛又卖盾的江湖客,既吹嘘自己的矛,又神夸自己的盾,两件兵器放在一起,等于废物一堆。

姜维平:重庆打黑为什么越打越黑?

纵观当今中国政坛和社会百态,毫无疑问,重庆唱红打黑运动已成为最耐人寻味的看点,薄熙来已是最漂亮而又最具争议的演员,由于一党执政与新闻封锁,使很多内幕不能披露,我们不得不雾里看花,众说纷纭,我的一家之言是,这种靠党内权斗为动力的反腐打黑,制裁了文强等许多贪官,虽然客观上释放了老百姓对政府的怨恨,缓和了社会矛盾,博得了掌声和欢呼声,但不会持久,不会公平,因为没有程序正义,只会人人自危,越打越黑,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薄熙来离任身后,难免留下10年也处理不完的冤假错案,为日后的新一轮上访潮埋下了可怕的伏笔。

他自己黑不黑?

我以近距离观察了薄熙来10几年,可以负责任地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傍大款,与黑社会分子狼狈为奸的官员,从1984年自北京空降大连到2004年他升任国家商务部长,从未间断与大连黑社会的明来暗往,他不仅扶植了万达,新型,实德,金州一建等许多企业大亨,而且与邹显卫,李勇健,冬海波等黑道人物,不仅是私人关系密切的问题,而是早已融为一体,彼此不分,官黑勾结,共同发财,他充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使其杀人越货,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无恶不作,在大连引发了“天天鱼港血案”等多起恶性案件,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只是由于他京城有人撑腰,每次都是胜利者。但薄熙来有一个最大的突出特点:黑社会老大,首先必须服从他的领导,他才能给面子,只要能帮助他创造政绩,恐吓群众,再黑的坏人,他也要保护。所以黑社会朋友很多,故事成串。这里只举一例。

90年代中期,大连黑社会大佬李永健横行霸道,曾在大连天天鱼港饭店寻衅滋事,行凶伤人,本应重判,只因他的太太于某,是大连金石滩服装模特学校校长,著名服装模特,与薄熙来关系媛昧,就大事化小,重罪轻判,由于饭店老板张家兄弟不依不挠,多次上告李鹏与朱熔基,薄熙来一方面不得不叫法院将李判刑12年,另一方面则捏造罪名和所谓证据,将为人守信,遵纪守法的张家五兄弟中的四人,外加老二张永祥之妻王丽荣,共五人均人以偷漏税罪拘捕下狱,为他的情妇和黑社会老大报仇。大连新闻界的消息人士说,他如果真的打黑为什么不在大连打呢?!为什么还要保护大连的黑社会分子呢?

类似的事件多如牛毛,比如他还动用黑社会分子,甚至大连监狱的劳改犯,帮助政府搞动迁,还利用打手彭勇毅当大连站前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多次打死打伤无辜百姓,以至1999年在大连西岗区天主教堂里,当着上帝的面,把一个湖南民工活活打死,薄熙来下令赔了死者家属100万元,三名杀人犯重罪轻判敷衍了事……

如今,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中共官员,竟在重庆摇身一变,成了反腐打黑的清官与英雄,他下令组织7000余人,245多个专案组,展开了“文革联动式”反贪打黑风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改斜归正,重新做人了吗?

权斗失败后的奋力一搏?

1999年,江泽民利用马向东案,把矛头指向辽宁省长张国光和省委书记闻世震,企图用薄熙来先取代闻书记的封疆大吏,进而取代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但薄熙来未能如愿,后在商务部任职时又因为独断专行玩弄权术与吴仪和温家宝发生冲突,最终梦断全国人大会议,不仅未能当上副总理,还被发配到山城重庆遭变相软禁,这时对他最为不利的是,老爹薄一波死了,中南海已无人作主,胡锦涛又用商务部官员周京毅贪腐案,原薄一波秘书王益案避他就范,而且他已是60岁,年近退休,毫无疑问,他只有在虎视眈眈的共青团派面前,做最后一次拼搏。

于是先是提倡唱红歌,发红信,读红书,一边让人们留恋毛时代的所谓“贫穷廉洁”,一边唤起百姓对他根红苗正的身份认同,接着先下手为强,开始了重庆史无前例的反贪打黑风暴。

其实,中共以往任职重庆的官员无一不把“反贪打黑”挂在嘴上,只不过个个是雷声大雨点小罢了。

据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下属的华龙网10月22日报道说: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坚持严厉打击带黑社会性质的刑事犯罪和黑恶势力。在9年的时间里,在全市上下先后掀起2001年、2006年、2009年三次声势较大的打黑除恶风暴。除了2001年永川涉黑团伙落网外,2002年底,该市法院又宣判了10起黑社会性质案件,179名罪犯被判刑。在2006到2007两年时间里,该市就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28起,打掉恶势力团伙251个。通过侦办黑恶案件共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790人。2009年,截至9月,该市警方已成功抓捕2000余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4个涉黑涉恶团伙受到致命打击。

这说明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红社会”和“黑社会”已是难分彼此,同流合污,只是党内派系不同,为了内斗需要,才因人而异,略有不同规模和特点而已。

大举反贪打黑指向哪个政敌?

这次,由薄熙来主导的反贪打黑不仅声势浩大,而且规模超过以往,这是因为他想在党的17届4中全会上,以江泽民为靠山,以民意和党内民主为基础,爬上高位,并用文强等人坦白的更高层次官员的问题,摆平贺国强,胡锦涛对他太太谷开来,通过北京昂道律师所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的调查,阻断汪洋等团派的上升趋势,所以志在必得,势如破竹,又准又狠,直指同僚旧部,不知内情的百姓一片欢呼,胸有成竹的胡温则静观其变,以兵制动。

非常明显,上述当地的报道,尽管试图说明重庆市历届领导都在打黑除恶,重庆市黑社会却不但没有减少,反倒一次比一次更多。而且,《重庆日报》10月27日的一篇文章也“自我否定”了“历届领导都很重视打黑”的说法。这篇文章说:“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破获了一大批积案,命案,社会治安得到有效整治。今年1-9月,已破获积案27198起,同比上升52.9%,破获积案命案超过过去五年总和。”这“一大批积案”,不正说明薄熙来之前的领导人打黑不力吗?这也正是重庆市民易大德花10万元登广告,又有人树立五个巨幅灯箱照亮“薄书记辛苦了”标语的原因。

因此,汪洋和贺国强以至胡锦涛都处境尴尬而微妙,但无奈军权在共青团派手中牢牢掌握,所以从中共中央第三巡视组到达重庆那天开始,薄熙来的反贪打黑风暴已告以段落,当地黑社会的保护伞文强倒了,但文强的保护伞安然无恙,下一步薄熙来,王立军就会变成新的黑社会的保护伞,正如1984年至2004年,薄熙来在辽宁工作期间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还要忍受文强上面保护伞的监视笼罩。

据新华网北京10月29日报道,29日上午,重庆市政府举行打黑除恶新闻通气会,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发布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情况。他介绍说,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突出,成效明显:截至10月28日,共抓获涉嫌黑恶及其他犯罪人员共2954人,缴获各类枪支79支,子弹1482发,手雷4枚,管制刀具221把,冰毒62.01公斤;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17.43亿余元。长期盘踞该市的重大涉黑团伙受到毁灭性打击,陈明亮、龚钢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无一漏网,160多名骨干成员全部被缉捕归案。

这当然没有错,但司法程序严重错位。薄熙来反贪打黑先是大造舆论,后走法律程序,令人生疑。这不仅和他口口声声讲的依法治国相矛盾,而且舆论审判留下了难以补救的后遗症,这种作法与其身份不符,角色冲突,大有主观假定,矫情做秀之嫌。今年6月开始宣传,近日才迟迟地进入审判,而在此之前,文强的弟媳谢才萍包养18个“二爷”的新闻已传遍世界,令人惊愕,但最后庭审证实,她并非如此风流,只是与她的司机罗璇有染,这细节的冰山一角显示了薄熙来枪班夺权的焦虑与舆论对政敌妖魔化的疯狂,以及公权力独揽之下司法的倾斜,尴尬与不公。薄熙来有意放出的这些政敌的丑闻,吸引了看客的眼球,但严重侵害了被告人的名誉权,亵渎了国家的相关法律,使反贪打黑蒙上一层疑惑的阴影。

审判慢了仅仅是一步?

现在,重庆才真的走上了正轨,既通过法律程序制裁黑社会,审判黑社会,但由于薄熙来动机不纯,作风霸道,手段卑劣,前一段抓捕的人,时间太短,人数众多,有没有错抓的问题?有没有刑讯逼供的问题?有没有扩大化的问题?有没有先入为主,恂私枉法的问题?已引起不愿人云亦云的人们的批评。

据报道,目前,重庆检察机关已批准逮捕814人,起诉涉黑恶案件36件327人,其中杨天庆、谢才萍、黎强、李义、张波、刘钟永为首的6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已被提起公诉。杨天庆、刘钟永2个涉黑案件已进行一审宣判。谢才萍案、李义案、张波案的庭审工作已经结束,将于近期宣判。黎强案已经于10月26日开庭审理;岳宁、陈坤志、陈明亮、王兴强、邓宇平等5个重大涉黑案件已经移送检查机关,正在抓紧办理,将在近期提起公诉。

我认为,这些人是不是黑社会分子?是不是黑社会老大?要慎之又慎,他们很可能仅仅是一般性质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并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条件,因为非常简单,在一个一党执政,司法不公的环境里做生意,企业老板不得不豢养一些打手,或讨债,或自卫,或抢夺市场,这是不是够上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识的条件?薄熙来在大连扶植的老板,新型企业集团董事长孙某某等人无一不是这样,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应当抓捕?他当时为什么不抓还保?孙老板向赤峰市长许广元行贿已被定罪,向薄熙来行没行贿?

又比如,黎强参与了重庆出租汽车罢市运动,当时薄熙来亲临现场与众多人士对话,肯定了维权者的正义行动,那么,为什么不早抓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老大呢?薄熙来先好言欺骗,又秋后算帐,有没有是非标准?是不是打击报复?是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总之,抓捕前就应当慎重调查,起诉前就应当推敲证据,能不抓的尽量不抓,能不判的尽量不判,一旦入狱,就毁了一个人的一生,最好用教育和感化的办法,治理国家,造福人民。所以,不是审批慢了一步,而是这种运动式反贪打黑风暴误了一个时代!

为什么破不了盗枪命案?

重庆组织了245个专案组,投入警力7000多人,使整个公检法系统形同傀儡,全部听命于薄熙来一人,虽然,抓的2915个人中,有200多个警察,10多个官员,包括厅级干部8人,但恰恰没有破获震惊中外的3,19抢枪命案,没有处理殴打张凯和李富春的警察,没有为72岁的上访民众张孝玲解决冤情,没有宣判维权人士陈杨无罪,没有为重庆渝运集团下属的铜梁县1000多个下岗工人做主,反倒把维权工人领袖胡卫民,唐爱民,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捕下狱,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薄熙来反贪打黑的阴险目地所在。

然而,重庆的官员宣称,以打黑除恶为龙头的破案攻坚综合整治战役,预先排除了一些问题,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今年1-9月,全市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0577起,打击处理28274人,同比分别上升27.3%和5.4%,已破获积案27198起,同比上升52.9%,破获积案命案超过去五年总和,现行命案破案率达91.35%.主城区110接警量下降40%,群众安全感明显上升。显然,这些重复计算的虚假数字,欺骗了国内外舆论,并非实情。

由于反贪打黑运动化和扩大化,使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出现了“告秘室”,干部互相检举揭发,人人过关,生怕站错了队,惶惶不可终日,所以严重影响了正常工作和人们的社会关系,以至恶性案件层出不穷。仅10月27日一天,重庆就出现两起大案,一是公安局公交分局民警陈志,驾驶一辆银色福克斯轿车,忽然死在新桥河区安乐营的主干道上,至今原因不明;二是井口镇双碑村的一个青年求爱不成杀人后又挟持女友,在沙坪坝西被五个武警击毙,这些都佐证了反贪打黑并未带来“平安重庆”。《华龙网》上刊出的那张临死前杀人犯持刀嘲笑与挑战武警的照片,和法庭上两个黑社会老大被判死后的笑容,最能说明我阐述的上述观点。

然而,薄熙来自辩说,他们为重庆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打掉了一大批盘踞在经济领域垄断经营的黑恶势力,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建设。1-9月,全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GDP增长达13.4%,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一大批中外企业落户重庆,但生活在山城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扬银波,在一篇题为《一个市民眼中的重庆打黑》的文章中证实:“如今打黑间接地把无数人打成了失业的人,这个民生问题的烂摊子,薄熙来必须去收拾。”

另据博讯网10月29日报道,重庆市近日在市区朝天门,杨家平,郊县铜梁,荣昌等地发生了多起恐怖分子用”毒针”刺死群众事件,已搞得人心波动,但重庆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仍未就此事向重庆市民公布一个”官方说法”,而重庆的地方媒体也从未对此事件进行详细报道。只有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天天630》栏目在28日对朝天门毒针事件进行过简短的披露,而市民发表在重庆地区网站论坛上的讨论文章则被当局全部删除。

显然,薄熙来操控的重庆当局的行为,已经严重剥夺了重庆市民以至全国人民的知情权,他们反贪打黑的锐气哪里去了?由此可见,薄熙来的吹嘘鼓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惯用伎俩而已。

贪官文强为何不服?

近年来由于官民对立,民怨沸腾,所以,薄熙来利用这一点,抓住了汪洋等团派部下的把柄,应合了民意,但并不能掩盖残酷内斗,法理不公的实质。据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余敏介绍说,根据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47件52人,其中有21人直接收受了涉黑人员的贿赂,到目前已起诉5人。在这些职务犯罪案件中,涉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44件49人,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件3人,涉及县处级以上要案20人,厅级干部10人,涉及政法干警29人,行政执法人员4名。目前大家关注的陈坤志、陈明亮、岳宁、岳村涉黑团伙案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将于11月上旬陆续提起公诉;文强、彭长健,侦查部门正在全力以赴查清案情,预计于11月移送审查起诉。

而第一个落马的就是文强,他时任司法局长。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披露,由于他和汪洋走得太近,与京城的太子党没有瓜葛,2009年,薄熙来上任伊始,他又不捧场,早被其派王立军等人监控了手机电话,并暗中偷录了他玩弄情妇的现场丑闻,只等适当时机抓捕他。所以文强不服气,他知道身边的贪官一抓一大把,上面的大贪官更是富可敌国,腐败透顶,只因他站错了队,才如此倒霉,故此声称,如判死刑,就要拉几个陪绑的,其中折射和透露的官场黑暗信息发人深省!

正因为如此,重庆的所谓反贪打黑庭审,出现了荒唐的怪事。参与庭审的被告律师周立太说:“这次办案出现了一些令人不解的情况:第一,办理本案的律师,不得会见被告。他认为,被告人不管犯了什么罪,不管严重到什么程度,他都有委托律师的权利,律师有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有会见权,而在本案中警方规定犯罪嫌疑人一律不得会见律师。第二,在审判阶段,所有律师都看不到卷宗。第三,所有的案子都是快起诉,快审理,走过场。”他愤愤不平的说,律师看不到案卷,会见不到被告人,如何发挥辩护权?他还坦言:现在是21世纪了,不是1983年的严打,更不是完全没有法制的50和60年代。我们不但要求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也是必要的。

另一个关注此案的评论家说:“如果被告始终在警方的控制下,直到被处死,都无法和辩护律师自由交流一次……他的很多可能立功的机会,就是交代”保护伞“的情节,就最可能被”贪污“掉。而这被贪污掉的情节,就与公众利益大为相关了。”

我觉得他们点到了问题的实质,让我告诉他们,这是薄熙来的惯用手法,早在2001年审判我的时候,薄熙来就指使安全局的特务,用涂改液遮挡了他不喜欢的文字,{谈及香港《前哨》杂志刊登了我批评薄熙来的文章}美其名曰:涉及国家机密。

这次假如他们斗倒了团派,文强的供词就会公开,现在太子党已败退,薄熙来也只好紧急煞车,因为这不是涉外案件,他不方便再用涂改液遮挡,当然,只好耍出阻止律师阅卷,阻止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无赖手段,以防真实的故事流传。

所以,文强可能会很快被判死,因为不论薄熙来,还是团派都盼他早点闭嘴,薄熙来怕暴露内斗钓鱼的实情,汪洋等人怕揭开贪腐受贿的内幕,不论他服不服,面对没有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的现实,他讲话的机会可能已不存在。

好在,虽然文强和那些已经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黑社会老大一样,倒了大霉,但按照有关法律,案犯还可以上诉,最后还要由最高法院复核,犯人并不可能真的马上被处死。不过同样在胡锦涛的领导下,复核时能让律师为文强讲话吗?

大概这时曾经残酷镇压过民运人士的文局长,才知道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公正以及新闻自由多么重要!但他悔之晚矣!

我相信,很快薄熙来也会是这样,因为他不可能在周而复始,越打越黑的内斗中,永远是胜利者。

2009年10月30日于多伦多

刘逸明:周海婴,你维护的不是鲁迅的名誉

安徽芜湖的王先生因注册了“鲁迅.cn”、“鲁迅.中国”以及对应的繁体汉字域名,结果被鲁迅之子周海婴诉至法院。10月26日下午,此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王先生称自己的举动完全是为了纪念鲁迅,即使输了官司也会觉得自豪。(10月28日《新安晚报》)

几个月前,因为人教版的中学语文教材删减不少鲁迅文章,曾引发媒体和网民的激烈讨论,鲁迅在他离世这么多年后还能这么红,这也许是他自己做梦都不曾想到的。笔者向来不太喜欢鲁迅的文章,因为其文字非古非今,读起来让人觉得很不自然。在精神境界上,鲁迅的文章也乏善可陈,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将矛头对准当时的老百姓,对统治阶级火力欠猛。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出现了很多问题,统治阶级无论如何都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

一代文豪鲁迅作古已有73 年之久,因为他曾被毛泽东大加赞赏,所以在今天被很多人视为了一个神圣般的人物。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反右期间,一些早前比较敢言的文人几乎均被划为右派,最后,很多人都不幸锒铛入狱甚至是被整得家破人亡。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如果能活到反右和文革时期,他的下场必定好不到哪里去。

有人说鲁迅是非常有勇气的文人,我却不敢苟同这个观点。首先,鲁迅所处的时代看似非常黑暗,其实,言论空间却非常大,当时不仅仅有数不胜数的敢言知识分子出现,而且就连中共地下党员都能上街发宣传革命的传单,这是很多看过“红色”电视剧的人都不会不知道的情景。所以说,对鲁迅以及很多异议知识分子而言,国民党统治时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开明的时期,远非后来的时代所能望其项背。

另外,我们可以从各种史料中得知,即使鲁迅在当时能自由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但仍然换了100多个笔名,如此频繁地换笔名,不能说明当时的言论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正说明鲁迅不够坦荡,不敢用真名和常用笔名发表作品大致只有两种原因,要么是害怕当局报复,要么就是觉得文章写出来后问心有愧。在当时,除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遭到迫害之外,你几乎很难找到遭迫害的文人。所以,我更宁愿相信鲁迅是一个世故文人,虽然不能说他贪生怕死,但怎么也无法说他无所畏惧、大义凛然。

批百姓和反传统几乎贯穿着鲁迅所有的文学作品,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鲁迅为什么对普通老百姓一肚子气?为什么对传统文化恨之入骨?答案只能从鲁迅的经历中找。鲁迅的性格比较孤僻内向,因此不太容易和人相处,他所呆过的地方很多,但他并没有受到很好的礼遇,这使得他有一种失落感,所以看那些老百姓会觉得很不顺眼,于是作文加以挞伐。另外,鲁迅因为和许广平非法同居,名不正言不顺,且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周海婴,所以更是遭到了周围老百姓的诟病,这使得鲁迅对老百姓和传统文化更加的反感。

鲁迅虽然英年早逝,但终究没有断子绝孙,这是他比很多人都幸运的地方。周海婴作为鲁迅的私生子,虽然也不是太光彩,但因为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崇高”地位,所以,也没有人会对此进行太多的指责。再则,周海婴虽然是私生子,但他毕竟是无辜的,要怪也只能怪鲁迅和许广平不小心。

中国人有句熟语叫:“子不念父过”,这一观念在如今的名人之后身上似乎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说毛新宇,虽然毛泽东在历史上犯下了不少错误,但他却从来不会对毛泽东有半句批评,而老舍之子舒乙和鲁迅之子周海婴也一样,都在帮忙将自己的先人神化。虽然笔者并不推崇鲁迅,但并不否认他的批判精神,即使只是批判老百姓在现在看来也还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周海婴身为鲁迅之子,不仅仅写不出什么有影响的著作,而且从来不敢对这个社会有半句批评,更遑论批评统治阶级了,这难道是鲁迅希望看到的,依我看,如果鲁迅泉下有知,定会大骂周海婴这个不肖子孙。

如今,有鲁迅迷抢注有关鲁迅的域名,这应该是值得周海婴肯定的事情,不料,他却将此视为恶意,愤怒地将其告诉法庭。由此可见,周海婴的心胸比针眼还狭小。鲁迅如果活到今天,可能会被周海婴气死。此案尚未宣判,从法律上讲,抢注域名的王先生没有任何违法的环节,即使他的初衷不是出于对鲁迅的崇拜,是出于商业目的,那么周海婴和其他人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对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没必要动用法律资源来“讨公道”。假如周海婴最终赢了,那将是中国法制的耻辱。

2009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