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石化的前老总陈同海因贪污受贿被判死缓，其实是很冤枉的。

我猜想这句话立刻会遭到痛击。然而，且慢———陈同海侵贪数额巨大，当然罪有应得，我是在制度层面上说他“冤枉”。

我们社会现在的制度，是建立在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有着与众不同的道德自律水平假设基础之上的，因而对他们的监督制度相当薄弱。我们无需对相关制度进行梳理，只要看一看这些年贪官落网的故事，就知道他们并非制度化地被揭露出来的。

有时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突然成为“公众人物”，被媒体和网络聚焦；有时是因私生活出现问题，被情妇揭发。前者如南京市江宁区原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说了一句惹怒网民的话被媒体“关注”，其受贿行为也随之曝光；后者如陈同海，他的败露也很偶然，是被与另一个贪官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的共同情妇，在杜世成落网后揭发出来的。这种看似对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很宽松的监督制度其实是坑害他们的陷阱。试想，如果陈同海贪了第一个10万元就被发现，他还有机会贪到近两亿元，以致罪至死缓吗？

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计算利害。贪官也不例外。那么问题是，如果这些人将侵贪的钱与受到的惩罚（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相比，一定就不会去贪，但为什么要做出在外人看来非理性的决策来呢？这是因为，人是有弱点的。

人虽然有理性，但这理性是有限的。理性有限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是视野有限。视野不同，成本收益的计算结果就不同。按理说，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计算整个一生甚至子孙的成本和收益，但人们往往把一生划分为多个阶段，并以每个阶段为视野范围计算成本收益，并作出决策。这种较之人生大舞台，更看重小游戏输赢的心理特点是很普遍的，小至开车。有些人在路上开车与其他开车人角逐斗气，会经常忘了自己的目的地，有时甚至不顾交通风险。

与之相关的理性有限的表现是，人们更重视眼前的成本与收益，而低估长远的成本与收益，经常会做出对眼前有好处、而对未来没好处的事。最后，这些走向腐败的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还有一种倾向，即低估事情败露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监督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这种倾向更强。当一个普通个人突然面对公权力所包含的巨大利益时，他们更会被诱惑，作出错误判断。

重要的是，这种人性弱点是人们早已自知的。一个理性的人，只要静下心来纵观一生，就会知道这一弱点是妨碍他成功的真正障碍；就像一个清醒的人知道酒后开车是件坏事一样：醉酒会妨碍人的正常的智力判断。当一个人明知喝酒会误事，就会在开车外出时滴酒不沾；如果他预计到自己在喝酒后会失去理智，就会在事前让某个朋友承当强制性劝阻自己的角色。同理，当一个人即将掌握一定的公权力时，也会明白自己身上的人性弱点会毁掉自己的政治前程，他或者修炼自己的道德自律能力，或者希望有一种外在力量，当自己的人性弱点发作时，及时地制止自己。

修炼或提升自己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中国传统中，儒家提倡的“修身”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那些想提供公共服务的人更要先“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修身就是要将只懂利害的“小人”变成超越功利的“君子”。面对物质利益，君子比小人更能抵住诱惑。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从人群中选择出君子，否则就会“小人当道”，像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把公权力当成自家生意那样。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在基层起步时勤奋又廉洁，但到了公权力的高位就把持不住自己，犯了贪污腐败的大罪。这是因为一般人都有一定的“道德能力”，在面对小的利害时可以约束自己，但随着掌握公权力的增加，直接支配的公共资源也随之增加，一般的道德能力就可能不能抵御巨大物欲的诱惑。所以掌握公权力的人必须是“君子”，即有着更高道德能力的人。

然而，修身一般只能提升道德，而较难造就圣人。所谓圣人，就是没有任何人性弱点的人。所以修身并不能替代外在监督。有些人假定掌握公权力的人就一定道德高尚，无需监督；这种假定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也许这些人确实比一般人的道德能力要强一些，但仍然无法与公权力包含的巨大利益相匹配。

还有一种看法是说，大多数公务员是能够自律的，所以不应该对他们进行过于严密的监督，否则就是对他们的不信任，甚至不尊重。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制度的设计是针对最坏的情况，而不是针对最好的情况。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教授曾经说过，如果有99%的人选择合作（自律），而只有1%的人选择不合作，制度安排也要针对这1%不合作的人，否则整个制度会因不合作的人受到鼓励而瓦解。反过来，这种外在约束对于能够自律的人等于不存在，因为他们可以“从心所欲而不愈矩”，所以也谈不上对他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

大量事实也已证明，现在这种对公权力过于宽松的“监督制度”不是在呵护公务员，而是在害他们。当一个公务员第一次侵吞10万元公款的时候，我们的制度不是没有发现，就是发现了帮助掩盖，就给了这个公务员一个错误信息，让他以为这样做可以被接受，结果就会越做越大。当大到社会和法律都不能容忍的时候，已经不可挽回了。一个对贪污10万不加惩处、2亿元就要枪毙的制度，不是一个真正呵护公务员的好的制度。当那些犯了重罪的公务员走向刑场的时候，他们应该咬掉社会的奶头。

所以古今中外还没有仅靠人们自律的公权力制度。承认凡人都有人性弱点，掌握公权力的人也是凡人，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从人有弱点的假定出发，对公权力的监督就不应只依赖于自律，对掌管公权力的人进行严密的监督就不应被理解为对这些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由于人的理性有限，这些人可能因计算错误而作出毁掉自己一生的错误决定。对公权力的监督制度作为一种克服人性弱点的外在力量因而蕴含着“制度善意”。

如果这种监督制度作为一种长久存在的制度，就会给人以正确信号，即只要有一点贪污腐败，就会被发现并受到惩罚，在保证社会公正的前提下，个人的不幸也会减少。而从理性人的计算出发，最应该欢迎监督制度的，就是进入或即将进入公共领域掌管公权力的人。只要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人性弱点会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将自己引向深渊。

在一个没有对公权力有效监督的社会中，一个人在公共领域中得到晋升未必是件好事，因为只要我们认识到“人不一定能管住自己”，这就等于走向险境。作为这个人的亲人或朋友不应向他道贺，而要替他担忧。在这时，如果这个人足够理性，承认自己是个凡人，并有穿透一生的视野，他最好的选择就是在他担任公职前要求社会提供一套严密监督他自己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他会放心地相信，他不会重蹈郑筱萸或陈同海的覆辙，他一生的幸福都有了保证。

明朝开国功臣刘基所著《郁离子》一书中有一则故事，说是瓠里子从吴国到广东去，宰相派人送他，并对这个人说：“让瓠里子自己选择公家的船过河吧。”送他的人还没有到，此时停泊在水边的船有上千只，瓠里子想要选择一只船，可是却认不出哪只是公家的。送他的人来了，瓠里子问他说：“像这样多的船，我怎么选择呢？”那人回答说：“这很容易选择，你只要看那船篷破旧、船橹折断，而帆也破了的，就是公家的船啊。”瓠里子按着他的话就找到了公家的船。

读罢这则故事，不禁引起我的联想，感慨万千。这则故事显示，早在中国的明代，就有“敝篷折橹而破帆者，即官舟也”的社会现象。可见公有财产历来都不被人们所珍爱和呵护，相反倒是人们掠夺、挥霍、侵吞的对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早在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就给出了答案，他说：“一件东西要引起人们的关心和钟爱，主要有两点，即它是你自己的，并且它是珍贵的。”然而，诸如“官舟”这种公有财产，并不具有“这两种性质”，自然就得不到“人们的关心和钟爱”，也就难免不落个“敝篷折橹而破帆”的结局。

其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人对公有财产的利益相关系数都几乎为零，因为人们从“关心和钟爱”公有财产上获得不到任何好处，也就没有人再来“关心和钟爱”公有财产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华盖集续编·记谈话》）现实种种迹象显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政府官员的上级，乃至上级的上级……因为都不是公有财产的所有者，所以都不会尽力去保护它不受侵害。相反，从对它的掠夺与瓜分上获利极为容易而且极为安全。因此，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新闻监督的背景下，滋生腐败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舟泊于浒者以千数”，非“官舟”者却没有“敝篷折橹而破帆”的现象发生。而在非公有制下的私企，因为其管理者往往就是私企所有者本人，私企的兴衰存亡，与私企所有者的利益得失息息相关，经营管理有动力，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仅不会发生“敝篷折橹而破帆”衰败现象，相反，却呈现勃勃生机，如日中天的兴旺景象。

经常听到有人讲，国企没搞好，是因为管理者没选好，倘若管理者像焦裕禄那样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然会对国企的兴衰真正关心。然而，个人的思想境界觉悟素质有的靠得住，有的则靠不住。有的今天靠得住，明天靠不住。诚如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所说：“从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为社会主义可以用另外的人来建设，可以先培养出一批品质优良、纯洁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然后再用这些人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向嘲笑这种想法，这是玩傀儡戏，这是酸小姐拿社会主义消遣取乐，而不是严肃的政治。”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如今的李培英、陈同海，他们当初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时，其品质哪一个不优良、不纯洁？可是后来不都演变成死刑犯了吗？

由此看来，“舟”（资产）被造出来，还是多姓“私”少姓“官”为好。因为“舟”姓“私”是个人的，个人使用它时，必然倍加关心和爱护，很少会发生“敝篷折橹而破帆”的问题。而作为一个资本家，首先他不会糟蹋贪污自己的钱，他对自己资产的利益相关系数很高，他会两眼紧盯着，不允许任何人贪污、偷盗他的财产，他会花大价钱雇人监督经营财务状况，管理者或工人胆敢贪污或偷盗他的财产，不但会失去工作，有的还会吃“官司”。一个人糟蹋自己的钱，我们最多说他是个败家子，绝不会说贪污腐败，他的下场就是破产、穷困潦倒，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肆意挥霍自己的钱财。

其实，“舟”姓“私”与姓“官”比例大小，与民的福祉多少息息相关。据陈志武先生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陈志武《中国政府有多大？》）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陈先生写道：“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 D 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 D 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结果，“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

难怪当年瓠里子在目睹了“敝篷折橹而破帆”的“官舟”后，仰天叹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为官民欤？则爱之者鲜矣！宜其敝也。”

1954年的秋天，张爱玲在香港给胡适寄了本她的小说。胡适是大好人，据说，凡有人给他寄书，他必定仔细阅读，认真回信。插一句题外话，所有的信都看、都回，精神可嘉，这也是他成为“半部书先生”的一个旁证，天天忙于应酬、社交，他如何将学问进行到底呢？

胡适在1955年1月25日致张爱玲的信中说，她这本书他还“仔细看了两遍”，从他所提意见的具体程度上看，此言不虚。在信的结尾，胡适说：“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也不知道胡适是不是装蒜，在张爱玲写信给他之前，他仿佛不知道有一个作家张爱玲的存在。这一点，我不大相信，好歹，张爱玲这名字当年也是如雷贯耳的。如果胡适真不知道张爱玲，如果仅仅把她看作一个文学青年，而能认认真真写此回信，他还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君子。倘若胡适已经知道了张爱玲的大名，却故意问她还有别的什么书，似有一点薛宝钗一眼猜中了元春的谜底，却假装不懂一样的做派。

张爱玲对胡适是恭敬的，“确是如对神明”。张爱玲的文章《忆胡适之》中谈了她一次拜访胡适的经历。张爱玲在胡适面前像小姑娘一样，或许有些拘谨，比较少言。夏志清说，她“不善辞令，为人木讷，谈话并不投机”（《五十年代的胡适》）。胡适善长揣测人的心思，总能找到谈话对手感兴趣的话题，哪怕这个话题是自己不感兴趣的。面对张爱玲，胡适先是从当年的大陆谈起，他以为这会引起张爱玲的兴趣。张爱玲与胡适的观点相近，她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一九三零年代”。但是，张爱玲“顿了顿没有回答”。估计换了别人，话匣子立刻打开，顺着胡博士的话题，滔滔不绝，乱扯一通了。张爱玲却让胡适不尴不尬，“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毕竟是谈话高手，他很快“换了个话题”。胡适说：“你要看画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张爱玲实在“太不会说话”，“那时候我虽然经常的到市立图书馆借书，还没到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更不必说观光”，因此，“我不由得笑了”。胡适出手，张爱玲接不到球，让胡适多少感到扫兴吧！但胡适毕竟是一个交际能手，“适之先生一看，马上就又说到别处去了”。这一回，他说了什么呢？他讲他父亲认识张爱玲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写到这，我想虽然不能以此作为确证，但我更相信上面说的胡适不知道张爱玲其人其作，有一点匪夷所思。胡适还说，不久前在书摊上看到张爱玲祖父的全集等等（编者按，张爱玲祖父即晚清名臣张佩纶，系李鸿章的女婿）。

张爱玲的这段回忆，给我的感觉是，胡适为人稍感圆滑，投人所好；甚至不无巴结地没话找话，希望能与之谈得投契。我想，胡适这样殷勤，累不累啊？可是，因为张爱玲的性情等原因，有点鸡对鸭讲，有点热脸来贴冷屁股。除了拘谨，显然，这里张爱玲不由自主地有了一点贵族的优越感，她并没有因为将成为胡适的朋友而津津乐道“我的朋友胡适之”，她沉默着，淡淡地微笑着。

从张爱玲的见胡适，我对张爱玲有了一定的好感。她还相当纯粹，没有薛宝钗那样的修炼。否则，接上胡博士的话题是轻而易举的，至少可以来一番“今天天气哈哈哈”，何至于如此尴尬。

读张爱玲回忆胡适的文章，正如夏志清所言，“二人关系，见面后反而疏远了”。这让我想起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在文章的开首就写到：“鲁迅先生的笑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一下子，不仅萧红和鲁迅的距离是那么近，读者和鲁迅的距离也是那么近！为什么会这样呢？萧红在另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万年青”》中说，“我第一次看到鲁迅的时候，好像看到了家乡的山水，又好像看到了儿时的保姆，因为是他一个读者的缘故，反而忘了他是一个作家”。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亲和力的人，虽然他有林黛玉一样的坏脾气，但他让人近；不像胡适，“他不特‘出门如见大宾’，就是闭户静坐，也是衣履整齐，威仪整饰，从没有蓬头跣足的习惯和箕踞偃仰的姿态”（沈刚伯：《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虽有薛宝钗一样热情的仪表，但学者当得太像学者了，对人热情到了不热情也要热情的程度，终还是让人觉得远了，远了……

虽然，“我的朋友胡适之”几成附庸风雅者的口头语，胡适的“朋友”也确实遍天下，胡适晚年还是多次感叹，老鼠和狐狸都是成群结队的，而狮子和老虎则独来独往。其实，又有多少人知道作为“狮子和老虎”的胡适内心深处的落寞呢？谁知道呢？

10月15日，奥巴马来到美国西岸城市旧金山参加一个募款餐会。次日出版《旧金山纪事报》有一篇《奥巴马把左派、右派汇集到联合广场》的报道，近千名不同政治立场的抗议者利用这个机会，在旧金山的联合广场表达自己的意愿。报道的重点是民众抗议，不是总统来访。

奥巴马来访旧金山，出现民众抗议，成为一件特别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因为旧金山是一个很喜欢奥巴马的城市。总统大选时，九成旧金山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奥巴马。相比之下，旧金山又是一个极不喜欢前总统小布什的城市，他在旧金山的获票率从来没有超过15%，在他的八年总统任期期间，一次也没有来过旧金山。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第一次来到对他支持度极高的城市，却有这么多的人聚集在街头“抗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民众抗议在美国是很平常的事，在美国的语境中，“抗议”（protest）指的是就公共事件和问题公开表达意见，目的是向政府或其他公众表达抗议者的看法，并非是与谁展开对抗和冲突。公民有集会、言论的自由，其表现行为就是抗议，每个公民都有和平、公开地说出自己想法的权利。抗议不被看成是破坏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而是民主秩序中正常的公民参与。

其次，选民把选票投给奥巴马，并不等于从此只能对他无条件地表示爱戴。他们选举奥巴马，是为了想通过他的政策，实现他们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一个必须顶礼膜拜的偶像。旧金山这次抗议人群中，支持奥巴马的左派人士远多于反对他的右派人士。左、右两派人士抗议的焦点都是医疗健保改革，但两派立场并不相同。右派人士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介入医疗健保，左派人士则要求美国也能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那样，由政府统筹医疗健保。而奥巴马的计划恰恰是要在这二者之间寻求合理的妥协。

美国公共词汇中的一些经常使用的，与民意表达有关的词汇似乎都没有确切的中文对应词，除了protest之外，还有rally和demon-stration.后面这两个词常常被翻译成为“示威”，很容易引起误会。

和“抗议”一样，“示威”这个说法，先已给了人们“对抗”和“暴力”的印象。其实，rally指的就是“集会”和“聚会”，而demonstration指的则是“表达”和“说明”。如果动辄就把民众集会和公开表达意思看成是对政府有敌意的“对抗”、“骚乱”、“立威”或“暴力”，就很容易对这样的公民表达形成不当的负面看法，误以为那一定是对社会稳定、和谐的破坏活动。

不当的公共词汇会潜在地从负面去影响人们对一些原本是正常、合理的社会现象的看法，也容易错误导致政府去对它们采取过激、不当的应对措施。

我们关注公共词汇，不仅要注意它有哪些说法，还要注意它没有哪些说法。例如，在英语中就没有“群体事件”这一说法。就像protest没有恰当的中文翻译一样，“群体事件”也没有恰当的英语翻译，最接近的翻译大概是riot（骚乱）。

群体性事件并不泛指一切人群的集体行为或活动。政府或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无论人数如何众多，也不算是群体事件。人们聚集在一起宴会娱乐、体育活动、举行婚嫁或节日庆祝，也都不是群体性事件。“群体事件”事实上是“群众动乱”的委婉语，“群体”并不是指所有的“人群”，而是指进行抗议活动的人群。“事件”也不是指一切社会的发生，而是指那些表达严重不满的集体行动。

群体性事件的内核因此是群众的愤怒和不平。这种愤怒和不平是由人们集体感觉到的生存环境恶化而激发的。生存困境所激发的情绪强烈到一定的限度，便会迸发出来，成为集体行动。这种愤怒和冤屈在冲破对其表达限制的过程中，往往会带有暴力和破坏倾向。

旧金山是一个“抗议”多发地区，这些抗议都是正常的公民参与和意见表达，极少有转化为群体事件的，基本的原因大概是民意能有自由表达的渠道和方式，无须激化为暴力的冲突和对抗吧。

假如在一个幼儿园，身强力壮的孩子抢瘦弱的孩子手中玩具，还威胁他说：不许哭，不许告诉老师。成人或许会说，这种霸道表现只是孩童的一种天性，通过教育多数霸道的孩子会改变。可在现实生活中，某些政府部门，凭借手中的公权力，如此威胁老百姓，而且比幼儿园霸道的男孩更无耻，他会加上一句：你去告诉老师也没用，老师早就站在我这边。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其实，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鲜见。即使在号称富裕文明的“天堂”——苏州，也发生这样的故事，如历时数年尚未得到解决的苏州工业园区嘉湖阁事件。嘉湖阁的业主状告园区规划建设局违法行政，在园区法院和苏州中院“不出意外”地败诉，他们遵循合法的渠道，向江苏省高院申诉，竟然没能进入司法渠道，申诉书被当成“上访来信”处理，把皮球踢回苏州，要求业主们和“原审法院”联系。这就相当于受欺负的小孩即使告状到老师那儿，老师不问青红皂白，说你们两孩子回去自己商量如何解决。尤其让人愤怒的是：某位女业主的丈夫是苏州市某局的干部，两天前单位导找他谈话，要求在一份《苏州工业园区湖西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否则他的公职就会受到影响。面对强压，丈夫和妻子商量是否可以假离婚。——如此行“株连”之术，真让人有“今夕何夕”之叹。

当一个人或一群人觉得自己权益受到伤害时，向行政机关反映，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却发现行政部门和欺负自己的人穿一条裤子；于是寻求司法解决，状告那个“恶霸”以及行政机关，又发现法院和行政部门穿一条裤子；再向媒体反映，本地媒体被噤声；如果向更高一级的部门反映，人家一方面公关，一方面采取强力措施阻止苦主“越级上访”；而苦主无路可走只能采取贴标语或散步的方式“啼哭”，希望博得同情，又会被官府以“扰乱社会秩序”之名威胁、抓捕。也就是说，公权力霸道到封杀你一切救济的渠道，还不允许你哭喊。——这就叫霸道无底线，可叹的是，这种公权力霸道无底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竟然成为常态。

我国传统的兵家之学有“围城缺一”之说，即将一座城池团团围住了，要留一道缺口，让城里的人有突围的希望，否则守城者心想反正无路可逃，不如拼个鱼死网破。可今天我们一些官人，已经根本不屑于“留缺”了，而是明目张胆把小老百姓所有的救济渠道都堵死。这真是一种远迈古人的为政之道！

嘉湖阁的业主们算是不折不扣的中产者，绝大多数中产者愿意好好过日子，所以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采取的是文明社会通行的法则，理性地、冷静地维权，尽管一次次失望，但他们还相信最后能获得正义。包括“最后一个讲理”的地方——法院也是那样让人失望，他们依然要把官司打到底，去省高院申诉。——这对司法公信力已丧失殆尽的法院来说，算是一条多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世道，还有人抱着哪怕只有1%的希望祈求法院公正，多么值得审判机关珍惜呀。可惜，又被踢皮球踢回原审法院了。

为抗拒政府征地自焚的曾祥刚、讨一个说法未果而杀六警的杨佳、工伤后迟迟得不到赔偿而杀死台商的刘汉黄、杀掉欺凌自己的男人而博得侠女称号的邓玉娇，为什么让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广大生活优渥的中产者同情和赞许？因为这个社会可以讲理的空间已越来越狭小，在霸道无底线的公权力面前，有豪宅靓车的中产者，与那个鄂西农民曾祥刚没有本质的区别。中产者比下岗工人、进城民工多那么一点社会资源，就如一只大公鸡和一只小鸡，在猛兽的血盆大口面前，那点力量差别不值一提。

之所以霸道的公权力无底线，是因为作为猛兽的公权力，在中国不是被关进笼子里，认真看管起来。而是驱虎入市，再加一群巧言令色见风使舵的狐、伥们将这只猛虎夸成仁义圣明。

从19世纪下半叶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士大夫逐渐演变成近代知识分子。中西文化的对撞，造就了一代新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有儒家群而不党、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同时又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宪政、人权等西方文明理念，因此，近代知识分子是不同于前辈的新生代。1949年后60年的历史变迁，这些前辈都已谢幕，他们的理念也给后人留下思考。

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三次分化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三次分化。

第一次分化是君宪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选择立宪还是共和、改良还是革命，这是一种竞赛，最后革命跑在了前面。

第二次分化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归结来说是“问题”与“主义”的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了从政，这些人分别参加国共两党及中间党派，各持认定的主义；另一部分对主义比较疏离的知识分子，走上了学术道路。中国近代政党有很多会党色彩，所以有一部分从政知识分子又回归学术，例如陈独秀，但没有放弃政治主张。学者中相反的例子是傅斯年，他对政治很有热忱，多次抨击孔宋等豪门资本。总之，问题和主义虽然有分化，但不是很明确，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有时还是两者兼顾的。

第三次分化是比较彻底的分化，内战爆发，国民党弃守大陆，知识分子必须做出选择，选择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选择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是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五四之后问题与主义的分化，最终变成主义的选择了。

国共两党及中间势力

在国共两个主要政党之外，存在着中间势力，即所谓“第三方面”，他们希望在国共两党之外走第三条道路，建立第三个大政党。

第三方面有很多小党，比如说邓演达的第三党，演变成农工民主党，国家主义派后来成了青年党，梁启超的追随者后来演变成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这些政党的共同特点，是要求实现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但没有自己的武装。这些党派在抗战期间有了一个联合，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由三党三派组成，即青年党、民社党、第三党、救国会派、乡村建设派、职业教育社以及个别的国民参政员，这是第三方面的一次大联合。1942年改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员均以团体方式加入；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允许个人加入。“统一建国同志会”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套理念提出来了，但是又从当时抗日大局出发，提出力促蒋介石“领袖地位之法律化”，希望尽快结束训政，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毛泽东表态说，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重庆谈判期间，毛的个人魅力风靡了山城，与蒋介石刻板的军人形象形成对照。从“窑洞对”开始，第三方面在国共两党之间起了重要的调停作用。

1946年1月31日，国共两党、第三方面及无党派的社会贤达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政协通过了五个决议，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等，“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这就是所谓“旧政协”，是相对于后来的“新政协”而言。

社会各阶层对政协的决议是满意的，但国共两党军事摩擦不断，内战最终还是爆发了。

国共内战与知识分子的分化

从1946年7月国共内战爆发，知识分子的分化就开始了。

形势比人强，很多事情不是按照良好的愿望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大形势迅速发展，将一切人、一切党派都裹挟进去了，不得不跟着形势走。这时，民盟内部出现了分裂，青年党和民社党出席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民盟是主张一定要实现政协决议，以此为底线才能开国民大会。青年党一向要求在政府里有官做，民社党的张君劢也面临抉择，他所起草的宪法将要在国民大会上通过，宪法起草者及其党派是否参加国民大会，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有一个政治信用和政治伦理的问题。罗隆基几次去找张君劢谈，劝说民社党不要参加国大，张君劢表示个人坚持操守，但追随者跟我苦了这么多年，他们要吃饭，我不出席大会也不加入政府，但民社党还是要参加的。这两个党就被民盟开除了。

内战打到1947年，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了。中共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对此的回应是宣布民盟非法。民盟在压力之下，于当年10月27日宣布自动解散。

民盟的解散使毛泽东的想法起了变化，他在1947年11月10日致电斯大林：“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过去几年始终试图找到一种既区别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说在香港的李济深和美国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处于对立的地位，甚至同情共产党，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动摇分子，并且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来很容易被美国人利用来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情。因此，我们对他们从不抱太大的期望，更不指望利用他们来帮助中国革命。中国最大的中间党派民主同盟的解散，进一步证明了这些中间派的动摇和不可靠。”毛泽东主张：“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

内外的形势都朝着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一是斯大林认为要搞联合政府，二是中间势力被国民党打压无法生存。这些与中共合作的党派，后来就被称为“民主党派”。民盟中的左派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重新恢复活动。此后，民盟放弃中间路线。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分裂了，何香凝、李济深等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未来的权力架构就要产生了，各方面都有很多利益上的博弈。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提议“发表三党联合声明”召开新政协。

知识分子的分化与抉择

首先是国民党从政精英的分化。刚才提到，国民党里原有的反蒋势力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等成立了民革，还有一部分党国忠贞之士对前途完全失望了，当时戴季陶、陈布雷选择了自杀。后来，一批知识型的管理专家，如原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钱昌照这批人先后投共。吴国桢、雷震等去台后成为反对派，雷震在胡适的支持下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为此被判刑坐牢十年。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有了下一轮的争夺战，不是抢运黄金、文物，而是要抢运一批人。1948年1月，在蒋介石授意下制定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拟定的“抢救人员”名单包括四种人，一是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是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四是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这四类人员约60人，连同眷属共约300人。

这时，学术精英也分化了，追随国民党的只占很少比例，多数人选择了合作或留在原地。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全院单位的14%，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大陆。全院81位院士中，去台湾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大陆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

当时不同的人心态是不一样的，例如书籍资料带不带得走，到新地方后能不能从事研究、研究的条件怎么样。有些自然科学研究需要实验室，学者就要考虑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我曾看到资料，有学者初到台湾之后住在铁皮房子里，热得不得了，条件非常简陋，有的人一听就说不去了。我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吧。还有像傅斯年就有一种“遗民”的心态，不愿为新政权服务，同时也有保存文化薪火的坚守。

邓广铭说：“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陈寅恪曾对邓广铭说：“其实，胡（适）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最后陈先生还是落在广州了，没有去台湾。

有相当多的人对新政权寄予希望，他们被国民党折腾烦了。请一个公仆来管家，管了多少年都管不好，是不是能换一个？觉得换一个可能比较好。当时，在香港有几十位民主人士发了一封公开信，讲了这么一番话：“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点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

我的父亲章乃器当时在《华商报》新年献词里讲了这么一段话：“老百姓豢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新政权方案的磨合

我在北京看了《建国大业》这部电影，个人的观感像是一场堂会，各路明角大腕都去祝寿。新政权建立的过程，并不像影视作品描绘的那样一致拥戴，而是有很多磨合。历史没有细节，读起来会很枯燥，我还是从细节上还原一下。“五一口号”发布之后，民革和民盟都发表了赞成召开新政协的声明。民革的声明认为共产党的主张符合本党孙总理以往的教导。民盟的声明也认为民主协商的方式符合自己一贯的主张。

当时，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在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方面有共识，但并不是说没有利益上的博弈。1948年6月，国民党内的一些民主人士发起和平运动，提出一个“国民党整体复兴运动”方案，要在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领导下复兴国民党，以解决倒蒋、结束内战和成立联合政府后的问题，主张要有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毛泽东最关注的则是革命领导权问题：“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他曾谈道：“李济深说我们不大方，逼我们让权，我们现在不必理会他。傅作义比较规矩些，就是因为被我们打掉了12个师。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这些人也还是不会真心认为我们伟大的。”这段话的意思还是要凭实力说话。

1948年9月，在香港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秘密北上，抵达哈尔滨。当时曾准备在哈尔滨开新政协，甚至曾有定都在哈尔滨的想法，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很快就放弃了。中共在哈尔滨提出了一个新政协的方案，请大家座谈并作了修订，又发给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讨论。这中间肯定是有很多磨合，我想会涉及各党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乃至比例。

方案确定后不久，民主人士分五批先后到达东北。毛泽东这时并不放松，要求明确表态。他在1949年新年献词里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他要求每一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主张“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很快有三件大事在1949年1月21日这天发生，一是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结束；二是蒋介石宣告“引退”；三是已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及民主人士郭沫若等55人，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民盟里的一部分人，如张东荪、张申府、罗隆基等，还是有自己的保留意见。还有像民革的陈铭枢，主张保持他们本身的利益和立场。很多人不赞成“一边倒”，主张在美苏之间搞平衡的等距离外交。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强调专政的必要性，还连续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四篇文章，针对民主党派人士的这些观点提出批评。1949年之后的一些分歧，在那时已经埋下了伏笔。

新政协与《共同纲领》

随着中共的军事胜利，大中城市几乎都发生了干部听任甚或鼓励工人、店员向厂主、店主开展清算斗争的情况。1945-1947年占领张家口、哈尔滨乃至石家庄时，干部到处鼓动穷人去搬东西，开展清算斗争，讨债复仇。占领天津后一个月内发生53起清算斗争，许多资本家逃往香港，几个月后，天津的私营企业开工率仍不足30%.

民建主要是由工商业者组成的政治团体，他们对当时城市中过激的阶级斗争政策有疑虑，对新政协的表态比其他民主党派要晚，希望能够不左不右最好。黄炎培提出过“江南无封建”，不赞成暴力土改路线。民主党派里很多人也持这种观点。

这时要在全国建立政权了，城市政策不能不调整。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双清别墅与民建领导人谈话，鼓励为接收上海出力。还有同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发表“天津讲话”谈道：“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资本家不仅不应作为斗争对象，而且应成为争取对象。特别是他讲伤害资本家就“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这是中共从来没有说过的。

同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由陈云主持成立，是先于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成立的。当时已接管了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中财委请了很多党外专家参与经济工作。米高扬在1948年3月以联共特使的身份访问西柏坡时，毛曾向他解释不急于占领大城市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济干部。与民主党派合作，也有利用知识分子专家管理经验的需求。当时的城市政策，对于所谓“旧人员”，就是原政府里的人员，一律保留，然后再慢慢换血。因为城市的管理跟农村不一样，一旦供应中断的话，整个城市马上会陷入混乱。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式上讲话结束时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在出席新政协的662位代表中，中共代表约占44%，党外人士占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基本上体现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则。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建立新中国的法理依据。

从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起，到1949年国民党仓皇逃离大陆，国民党在大陆度过了55个春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20余人的秘密小团体成为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历史兴衰每每令人慨然兴叹，但感叹之后的深思，恐更有意义。

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

1894年深秋，年仅28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20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当时，这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会认真看待。其实，这却是中国历史舞台一出全新之剧的序曲，当然也是剧中主角国民党的开端。

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制造”，毋宁说是由于统治者统治无方、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酿成社会危机，面对危机又处置不当的结果。兴中会成立的时候，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不久，希望在体制内改革、变法的维新派被清廷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这就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拒不变革，使清王朝丧失了“一线生机”。其后，各种革命小团体大量涌现，终于在1905年汇集一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2年3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新纲领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第二年3月，选举初步结束，国民党赢得了国会议员竞选的胜利。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胜利，无疑是袁世凯独裁的一大障碍。因此，他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从而引发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个月，组织涣散的“二次革命”即告失败，也宣告了中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掌握政权后成为“执政党”这种转变的意义，却不能完全忽视。

国民党建立一党治国模式

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着手重组革命党时便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

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是人格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民党的涣散、软弱，出于公心，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言规定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此时恐无人料及。

但如何将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革命党”付诸实行，孙中山毕竟毫无经验，因此“中华革命党”不仅无法夺取政权，本身亦渐式微。从1916年到1922年，中国政治一片混乱，陷入军阀割据之中。孙中山两度联络部分军阀“护法”，却都因军阀背叛而惨遭失败。在极度困难之中，他在1919年10月将越来越不景气的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虽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作了一些修改，但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仍与中华革命党一样，规定：“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时，以极富组建革命党经验的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和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自上而下较为严密的组织建设和党军建立。

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正在乘胜前进，两党矛盾空前尖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开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开始了血雨腥风的“十年内战”。

在这十年间，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政体。1928年，国民党就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分立”，但各部门组成人员全部为国民党员，并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它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的各种条文、法规规定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它政党都是“非法党”。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国民党“一党治国”的解释是其独裁的基本“理论”：“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

从1929年到1931年，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总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行政、立法、司法、人事、监察等全部权力都归国民党独有。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通过特务体系和保甲制度得到贯彻实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产生、组成，以后发展成为“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特务活动延伸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系统，造成全面恐怖。同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从1928年到1934年，保甲制逐渐严密。“保甲”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基础政权组织，对国民实行“管、教、养、卫”。即清查户口、监视居民，一户犯罪、各户株连，实行“党化教育”，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并以“自卫”的名义进行军事训练。

通过这些措施，国民党一直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

抗战胜利成了国民党的灾难

虽然国民党一直采取种种办法镇压“异党”，但以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异党”一直未被其消灭。而且，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严重，要求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要求、呼声越来越强烈。1936年年末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再次合作，也为中国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提供难得的契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停止了对异党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党派实现了局部合作。国民党释放了一些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因反对蒋介石被捕的其他人士，允许各地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放松了对新闻出版物的查禁，《新华日报》等共产党报刊可在“国统区”公开、合法发行。特别是1938年7月国民党邀请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更表明国民党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影响和冲击。

虽有此种种变化，但国民党并不想放弃“一党独裁”的基本政治模式。因此，它实际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秋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因为这一主张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制的彻底否定。抗战胜利后，在国共的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仍把反对一党独裁专制、争取民主政治作为谈判的重要内容。

以后的历史表明，这可能是历史给国民党提供的“一线生机”。然而，国民党被抗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白白丢失。

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却一落千丈，并就此埋下了几年后失败的祸根。何以至此，的确令人深思。

一切，都源于对“敌产”的接收。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按说，对敌产的接收，应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接管沦陷区敌伪政权全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及一些日伪所拥有的公、私产过程。具体说，要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查封清点。查清财产多少，属谁，来源等，该没收的没收，该还原主的归还原主。应有统一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国民党的接收却是多头齐下，互相争夺乃至冲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如9月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但10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各机构后面是不同利益集团，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一些部分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装相向。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有关规章就不健全，实际完全无人执行。如1945年8月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法令，宣布一切由日伪政权登记、注册的土地契约全都无效，但迟至一个月后才公布清理敌有土地专门条例。这一个月的“空白期”使许多“接收者”鲸吞大量土地，后来者自然也不甘心，所以这个“专门条例”只是一纸空文。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许多接收大员却正是金融投机的“推手”。日伪投降，使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法币，所以一时还不能不继续使用伪币，其“身价”自然大贬。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法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利益集团”居然有意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

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

自救失败大厦崩塌

此种情况，国民党最高层当然完全清楚。所以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国民党要“革新”，宋子文承认自己当时是负责接收的行政院院长因此“不能辞其咎”。六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决议案”则明确提出许多“革新”的“要点”，第一项即“多年以来，官商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无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破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此“决议”列举的几十条“改革措施”其中一条即“清查战时暴利之财富，课以重税。清查不法接收人员之赃产”。《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列举四条纲领，其中第二条即：“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并进一步阐述说：“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提出要“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

这些“决议”、文章，其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气凛然，但历史证明这些其实都是“满纸荒唐言”，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实施。孔、宋家族是公认的最大的官僚资本，谁敢动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团”是此时的国民党无法克服的顽症，因为它在党内坚持领袖独裁，对外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提出的以“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它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所糟蹋。“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此诚国民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吊诡。

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最终难逃大溃败的历史命运。

中国海内外民主人士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月访华，认为奥巴马应该履行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督促中国当局改善人权，释放刘晓波等数十位政治犯。

本周，数十个作家组织和人权团体发出联署声明，要求奥巴马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目前这一声明的联署团体还在增加当中；周五（23日），刘晓波被捕四个月，独立中文笔会及香港和海外多个团体的代表，到香港中联办递交请愿信，同时也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递交给奥巴马的信件；此前，已有人权活动者向奥巴马发出公开信，并发起签名活动，据悉，已有300多海内外人士签名。

近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最近人们还关注民主人士回国权的问题。前些日子，上海人士冯正虎，多次持中国有效护照入境上海，被拒绝；上海作家李剑虹从香港通过罗湖口岸入境深圳，两次被拒；接下来，民运人士贾甲闯关入境被捕，情况不明。

中国国庆庆典过后，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境况依然糟糕，监控越来越严。事实上，奥巴马访华前夕，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尤其在北京地区。人们冀希望奥巴马访华能够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但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当局考虑“交易”，或许在个案上放宽处理，但整体上难以改善。

●各国家和地区笔会及人权团体发出联署声明，要求释放刘晓波等良心犯

各国家和地区笔会及人权团体联署声明：刘晓波被正式逮捕四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月访华　呼吁履行诺贝尔和平奖宗旨　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良心犯

著名北京作家、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被正式逮捕四个月，他于去年12月参与起草及联署要求中国政府改革政治制度及改善人权状况的《零八宪章》，以及撰写一些批评政府官员的文章，被中国当局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已被拘留十个月。多年来，中国内地很多异见作家及维权人士亦是因为这个罪名而身陷囹圄。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10月9日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他将于11月15日至18日访问北京和上海，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美国国会下议院已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六十周年当日，以410票赞成、21票弃权、1票无效，大比数通过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的决议案。因此，我们呼吁奥巴马总统履行诺贝尔和平奖推动民族融和的宗旨与责任，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促请中国政府释放所有以言入罪的作家、维权人士及政治良心犯。

 *我们呼吁：*

 *1) **奥巴马总统履行诺贝尔和平奖的使命，促请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因言入罪的作家及所有政治良心犯；*

 *2) **奥巴马总统必须积极回应美国国会下议院通过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的议案。*

我们亦呼吁各国元首使用他们的影响力，说服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及所有系狱作家与良心犯。

 * **联署团体：*

 独立中文笔会
 美国笔会
 奥地利笔会
 加拿大笔会
 德国笔会
 法国笔会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苏格兰笔会海外德语作家笔会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前任主席Karin Clark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现任主席Marian Botsford Fraser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委员Edwood Kovac
 巴基斯坦笔会
 塞尔维亚笔会
 斯洛文尼笔会
 俄罗斯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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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0月23日

●香港多个团体集会和请愿，要求释放刘晓波等政治犯

▲海外网刊《观察》10月23日报道：香港多个团体集会要求中共释放刘晓波及所有良心犯

今天10月23日，是刘晓波被正式逮捕四个月。

独立中文笔会与澄社、劳改基金会、郑南榕基金会、香港记者协会、北京之春杂志社、香港基督徒学会、齐氏文化基金会、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以及古巴笔会、日本笔会70多个海内外团体的代表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递交给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信件，要求他在下月访华时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和所有因言入罪的作家及所有政治良心犯；要求奥巴马总统必须积极回应美国国会下议院通过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的议案。

信件亦呼吁各国元首使用他们的影响力，说服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及所有系狱作家与良心犯。

同时，独立中文笔会还与劳改基金会、香港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到中联办递交请愿信，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和郭泉、胡佳、黄琦、高智晟、周勇军和陈光诚等在囚的异见及维权人士。（首发《观察》，武宜三撰文并摄影）

 

 

 

  
  
▲自由亚洲电台（RFA）10月23日报道：香港团体到美驻港总领馆请愿 要求奥巴马敦促北京释放良心犯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问中国，多个国际团体联合香港的民间机构星期五中午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请愿。他们表示，奥巴马于10月9号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并将在下个月的15日到18日访问北京和上海，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因此奥巴马应该履行诺贝尔和平奖推动民族融合的宗旨，促请中国政府释放所有以言入罪的作家、维权人士及良心犯。

请愿人士呼喊口号：“奥巴马履行和平奖使命！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异见人士！”

参与该次行动的联署团体包括：独立中文笔会，北京之春杂志社，澄社，劳改基金会，香港基督徒学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及各国笔会共四十三个团体。独立中文笔会成员蔡咏梅向本台表示：“因为是第一次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向他施压力，我们希望特别强调他要做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该做的事，到了中国大陆不能只是讲中美的贸易之类的问题，一定要讲人权问题。这是奥巴马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海外异议人士，海外华人对他的一个要求。”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近日公布1279名中国政治犯名单，当中包括谭作人、刘晓波、郭泉、胡佳等人。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及联署《零八宪章》，于2009年6月23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美国国会众议院于10月1号中共建政60周年当天，以410票赞成，21票弃权，1票无效，大比数通过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的决议案。

六四后一直关注大陆事务的香港支联会于刘晓波被逮捕第四个月再次到中联办抗议。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其实我觉得可能政治犯真的数目比现在公布的更多。因为一直来讲，中国政府都不会把这个资料公开，在外面包括一些民间团体、媒体、人权团体能够收集到的肯定不是完整的，可以看到无论怎么样，1000个还是更多，情况都非常严重。因为所谓的政治犯，其实他们不是真的犯了什么法或对社会破坏（的罪），他们可能只是发表了一些言论，也包括表达他们一些不同的看法。”

▲自由亚洲电台（RFA）10月24日报道：香港有团体要求奥巴马促请中国释放异见人士

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月中访问中国，香港多个团体的代表，周五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递交联署信，要求获得今届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发挥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促请中国政府释放所有以言入罪的异见人士。美国使馆人员接收了请愿信，大陆被囚异见人士的家人，包括胡佳的妻子曾金燕都表示欢迎。

独立中文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香港记者协会等团体，周五向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递交了请愿信，对北京作家刘晓波被正式逮捕四个月表示关切。他们希望在本月初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北京、上海、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期间，能履行诺贝尔和平奖宗旨，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良心犯。

他们打出的标语口号是： “关心被囚中国异见人士、释放刘晓波、释放谢长发、释放郭泉”。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言人黄小姐说，希望奥巴马为中国被囚异见人士发声，希望奥巴马下月访华的时候，15至18日见胡锦涛的时候，讲到希望中国政府正视中国人权、释放良心犯，包括刘晓波、周勇军，他们团体一行约10人，举行的横额包括仍然在囚的刘晓波、高智晟、胡佳、周勇军等多人。

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则感谢港人的关心，他说奥巴马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访华，意义重大。她说：“我希望他能在会谈的时候，能跟中方会谈时，把人权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因为人权是普世价值，如果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中国的领土上，重点强调的话，我想会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鼓励大家更多地去推进人权的进步工作。”

另一在囚人士，八九民运期间，曾在天安门广场下跪的周勇军，他女朋友张月卫则希望拥有美国绿卡的周勇军，可以在奥巴马的营救下早日回家。她说：“我希望能传达，借奥巴马访中国的机会，将周勇军尽快回到美国。”

美国国会众议院早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六十周年当日，就以410票赞成、21票弃权，大比数通过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的决议案。而刘晓波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仅因为去年12月参与起草及联署《零八宪章》，以及撰写一些批评政府官员的文章，至今被中国当局拘留十个月。多年来已有不少异见作家、维权人士，因言入罪判刑。

 
香港团体不满等了半个小时，美驻港总领使馆方面仍没有人出来接受联署请愿信，将请愿书扔在地上，并用脚践踏贴有奥巴马照片的纸板。美领馆方面在大约10分钟后出来拿起了地上的申诉书，并让记者拍照。（何山拍摄）

另外，在递交联署信给美驻港总领使馆时，团体不满等了半个小时，领馆方面都没有人出来接信，将申诉书扔在地上，并用脚践踏有奥巴马头像的纸板。美领馆方面在大约10分钟后出来拿起了地上的申诉书。并给记者拍照。接近领馆的消息表示，不明白为甚么团体在接信前就离开，当时正值午膳时间，馆内人员是赶回来接信。消息人士指出，美国驻港总领使馆接受市民申诉的政策与程序没有改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24日报道：人权团体呼吁奥巴马敦促北京释放政治犯

香港多个人权团体周五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访华时，敦促北京当局释放自由作家刘晓波和所有因言入狱的作家及政治犯，良心犯。这些人权团体的代表到美国驻港领事馆递交了一封给奥巴马的信函。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一位成员表示说，我们要求奥巴马履行他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责任，敦促释放所有在狱中的作家和政治犯。

法新社的报道说，十多人举着目前仍在狱中的中国异见人士头像，并将一封要求释放他们的签名信，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征寻签名。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权组织港支联也在北京驻港联络处门前单独举行示威活动。

法新社说，今年53岁的作家和前大学老师刘晓波在2008年12月被捕，并以“颠覆罪”被关押至今。刘晓波为中国实行民主改革而不懈努力，是89民运领袖人物和08宪章的签名发起人。刘晓波被捕后，美国法国及各人权团体表示谴责，但北京驳斥这些谴责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中国信息中心10月23日的报道说，10 月23日，是刘晓波被正式逮捕四个月。劳改基金会与澄社、独立中文笔会、郑南榕基金会、香港记者协会、北京之春杂志社、香港基督徒学会、齐氏文化基金会、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以及古巴笔会、日本笔会等70多个团体代表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递交一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信件，要求他在下月访华时，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和所有作家及政治良心犯；并要求奥巴马积极回应美国国会通过的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的议案。
同时，劳改基金会还与独立中文笔会、香港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到中联办递交请愿信，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郭泉、胡佳、黄琦、高智晟、周勇军和陈光诚等异见人士及维权人士。

另据消息，中国异议人士贾甲在离开中国取得了新西兰难民庇护身份后，于周四上午7点20分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后被边防检查站扣留，之后便失去下落至今。贾甲原是山西省科技干部。

●人权活动者向奥巴马发出公开信及签名活动，要求关注中国人权

▲美国之音（VOA）10月19日报道：海内外华人发起致奥巴马总统公开信

总部设在美国波士顿的公民力量运动组织最近集合海内外多位华人学者与民主人士，联署一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信中呼吁奥巴马在11月访问中国时能强化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立场。不过，在中国国内的民主人士认为，公开信能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公开信：吁奥巴马敦促中国改善人权*

公民力量运动发起人杨建利表示，这封公开信目前已经有近80人联署，其中包括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以及多名中国民主人士。

公开信呼吁奥巴马总统在11月访问中国时能考虑以下几个步骤，包括要求中国释放政治犯以及涉及人权辩护案的新闻记者；在北京参加家庭教会的崇拜，敦促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家庭教会和类似法轮功的宗教团体；在美国使馆会见人权团体以及敦促中国政府公开六四真相以及鼓励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以及维吾尔族人民间的对话等等。

*吾尔开希：望奥巴马采取诚实立场*

率先签署公开信的吾尔开希表示，希望刚刚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总统能够强化对中国的人权立场，而不是退却。他说：“很希望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能够成为敦促奥巴马总统在中国问题上能够采取更诚实立场的一个力量。”

公开信还指出，包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国会议长佩洛西，不愿意与中国讨论人权问题，给予世人的总体印象就是美国不再承担人权领袖，更增强了海内外支持中国民主人士对美国的疑虑。

*徐晓：国内民主人士已不抱希望*

曾经在北京参与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的政治评论员兼编辑徐晓指出，中国国内的民主人士对国际政治对中国的影响已经不太抱有希望了。徐晓说：“我对于国际上这些政治势力对中国人权的改善，我不太抱希望了。世界格局已经改变了，国外对中国政治不能形成什么压力了。”

徐晓表示，在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问中国时，公安单位还找过她问话，希望她不要接触佩洛西，但最后佩洛西对中国人权问题却只字未提，让中国民主人士非常失望。

对于这封公开信提出的呼吁，徐晓认为，这是一种姿态的表达，至于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徐晓表示非常悲观。徐晓说：“这是一个姿态，当然有也很好，各种各样的呼吁我都认为很好，但它的作用太有限了，我认为。当然这个姿态有总比没有好吧。”

*吾尔开希：世界不应向中国屈服*

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吾尔开希表示，他们也担心公开信作用有限，但是当然希望作用是越大越好，这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忙。

他说：“这个问题还不是只是敦促中国改善人权状况，是反过来的，当中国政府今天要求全世界接受和配合它这种对人权的蔑视、迫害和漠视的时候，世界是否要向中国政府屈服。”

公开信中表示，如果美国停止促进中国人权的努力，不但损坏美国的声誉，也会使千百万每天为争取基本人权和自由而奋斗的中国人感到沮丧和失望。公开信中还附上被关押政治犯的名单、以及希望奥巴马总统接见的人权团体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名单。

▲自由亚洲电台（RFA）10月20日报道：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发表致奥巴马总统公开信并征集签名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夕，中国海内外一些人权活动人士举行致奥巴马总统公开信的征集签名活动，以期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日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于11月份，开始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这次公开信征集签名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公民力量”组织负责人杨建利博士向本台表示，公开信的发布是希望奥巴马总统在访华期间，能够表现出对于人权问题的关注：“因为奥巴马要到中国区访问，这是他就职以后的第一次访问中国。按美国的传统的话，在这样的谈话中肯定要涉及到人权的议题。不是因为说一个国家要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因为人权的价值是普世价值，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呢，有这么一个信给他，就是希望他到中国去能够表现出来一个民主自由世界的领袖和一个诺贝尔你奖获得者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这封致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指出，关注人权是美国国际外交政策长期的基石，而目前世界各国当中，中国对于民主的诉求显得日趋重要。忽视促进中国人权的努力，不但有损中国向民主化和平转变的发展，也对美国未来的长远战略不利，而千百万每天为争取基本人权和自由而奋斗的中国人更会为此感到沮丧和失望。杨建利博士指出，虽然中国政府至今一再拒绝政治民主化的变革，但是争取人权的基本诉求是每一位中国人的责任：“实际上中国政府在人权上面没有进步，政治方面不能够有突破主要是内部原因，但是国际社会对它的纵容是有很大关系的。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来讲普遍的短视造成了中国政府有恃无恐。所以，我们这些人就希望美国政府在人权方面不能让步。是不是它会这样做，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尽我们的努力，这是我们的责任。”

公开信呼吁奥巴马总统在访华期间，能够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以及涉及维护人权的新闻工作者；参加北京的家庭教会活动、敦促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家庭教会和法轮功等宗教团体的行动；在美国使馆主持人权团体聚会；敦促中国政府公开六四事件真相以及开展与达赖喇嘛和维吾尔族之间的对话，并对去年3?14拉萨事件和今年的7?5乌鲁木齐事件进行独立公开的调查等等。美国西东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杨力宇教授认为，目前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而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太可能成为双方的主要议题：“作为一个民运领袖，杨建利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完全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很多华人也都是很关切的，但是根据我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理解，奥巴马并不是不重视民主，不重视人权，但是他的重点是经济问题、能源合作的问题。而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是非常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不会同意把这些东西当做两国领袖主要的讨论议题。而且中国向来强调人权这些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不得关涉。”

这次公开信签名征集活动的协调人之一杨宽兴，长期在中国国内从事公民权利的维护工作。他向本台记者表示，目前来自中国国内的签名者已超过150人，奥巴马总统在访华期间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也将是对国内维权工作者的鼓舞：“我们希望奥巴马在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之后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去做出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的重视。政治性迫害是一个指标，表明中国的整个人权存在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中国的这个公权力在侵权，那么你怎么希望中国政府自行解决呢？如果美国总统对我们提出的予以关注，对国内甚至是一些普通的民众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鼓舞。”

这封致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以世界各地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人士的名义，呼吁奥巴马总统在访华期间，能够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为推动中国人权的进步做出努力。

▲网刊《参与》10月23日报道：中国人权活动者征集签名，要求奥巴马关注中国人权

致奥巴马公开信签名人数破300，组织者已落实递交渠道

中国人权活动者致奥巴马要求督促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公开信签名目前已达300人，其中将近半数居住在中国境内，除此之外，还有居住在美国、欧洲、澳洲、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人权活动者。这封由1989年天安门抗议的参与者和全美学自联成员发起的公开信由韩联潮起草。目前已有多家美国媒体对组织者进行采访。

另据了解，组织者在10月21日已经落实向奥巴马递交信件的渠道，签名结束后，除公开发表信件内容及签名名单之外，还会通过有关渠道将信件递交给奥巴马本人，以促使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在下个月访问中国期间向中国政府提出政治犯和被关押新闻记者、公布“六四”真相、停止宗教迫害、展开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对话等要求。

该公开信采取开放式签名的方式，签名信箱是：[email protected]，签名截止日期是10月29日，组织者希望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继续签名表达意见。（张宪）

附公开信中文译稿：

尊敬的奥巴马总统，

我们是生活在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首先，我们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你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人道事业的决心和努力理应获得表彰。对此，我们坚定地与你站在一起。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对民主的需求有象中国那么重要。在你准备十一月访问中国之际，我们给你写信，要求你强化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立场，而不是退却。

我们尤其感到警觉的是美国高层官员，包括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和国会议长南希*波洛西，甚至不愿意与中国讨论人权问题。此外，你最近决定延期与达赖喇嘛会晤，以及在国内外给予世人的总体印象，即美国不再承担人权领袖的凡此种种，更增强了我们的疑虑。

美中两国及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对于美国政府这些变化发出的信号表示困惑。关注人权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倡导人权，对于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人权状况的逐步改善，至关重要。放弃这块基石，即美国停止努力，不但损坏美国的声望，更重要的，是使千百万每天为争取基本人权和自由而奋斗的中国人感到沮丧和失望。同样，这也会危及中国向民主化的和平转型，结果会造成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战略问题。我们全力支持美国与中国全面”接触”，但这种”接触”必须是有原则的、且牢固根植于普世价值的”接触”.因此，我们请求你在十一月份的中国之行中，不但向中国人民，也要向中国领导人毫不含糊地重申美国的人权政策；并强调中美关系的根本改善，取决于中国的人权进步。具体说来，我们请求你运用你的影响力和在国际外交方面的技巧，考虑以下几个步骤：

1，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和涉及人权辩护案的新闻记者（建议名单附后）；

2，在北京时参加家庭教会的礼拜（我们可以推荐某个教会）；并且敦促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家庭教会和类似于法轮功性质的其他宗教团体；

3，在美国大使馆会见人权团体和人权活动家（名单附后）；

4，敦促中国政府公开”六四”屠杀真相，补偿因之而承受的不公正对待受难、致残者；

5，鼓励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和维乌尔族人民之间的对话；呼吁对于2008年3.14事件和2009年7.5事件相关案例的司法程序，秉持独立、公开和公正。

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我们中的许多人在争取自由的努力中曾效尤美国式的民主。我们相信，以上几个步骤，是最起码你可以做的，我们期待着你可以籍此将人权对话拉回到正确轨道，并重树美国在人权领域的领导地位。

2004年9月19日，中共党魁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和谐”一词最早不是由孔子提出的，但中共当局却将“和谐”作为孔子的思想。也许，大家肯定不会忘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不就是以孔子的“和为贵”来拍中共当局的马屁吗？

2004年3月，中共当局将其设在海外的语言推广机构正式定名为“孔子学院”，随后又于2007年在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设立。截至2009年8月，中共已在全球8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68所“孔子学院”和71个“孔子课堂”。预计到2010年，中共将在全球建立5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不仅如此，甚至中共党魁胡锦涛还于2004年6月，亲自出席了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孔子学院”的协议签字仪式。

2004年9月29日，中共当局首次进行“官祭孔子”，将此前曲阜的民间祭孔改为官方祭孔。随后，中共当局将“官祭孔子”固定下来。在每年9月29日这一天，都要举行盛大祭孔典礼。到目前为止，已经举行了六次，一次比一次规模巨大。

这一系列事件说明，中共当局是从2004年正式开始利用孔子的。本来，孔子与中共曾经是势不两立的。而且，中共政权是反对孔子起家的。早在中共成立之前的1919年，后来担任中共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就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批判孔子，“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陈独秀这篇文章，后来掀起一场“打到孔家店”运动。虽然此时号召“打到孔家店”，但“孔家店”并没有被打倒。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文革的爆发，“孔家店”才被中共红卫兵打倒，封孔府、毁孔林、砸孔碑、刨孔坟。1973年，毛泽东又发起了“批孔运动”，毛泽东甚至还点名批判郭沫若，“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可是，几十年过去后，现在中共却利用孔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奇特的现象，即“盛世尊孔，乱世批孔”。对此，叶曙明在《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重返五四现场》中说：“有人说乱世灭孔，盛世尊孔。其实，往往是治乱交替之际，才最需要用孔子来镇雅俗，励颓风，以道德化天下。什么时候人们耳边充满了尊孔的呼声，那一定是因为社会上开始出现许多令贤者觉得礼坏乐崩、山谷陵夷的乱象。中国一向把秩序价值看的比什么都高，在皇权倒塌后的价值崩溃时期，儒学的涨潮，实在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溺水的人抓根稻草也不放手一样，无足深责。”

“把秩序价值看的比什么都高”，这就是孔子给予今天中共当局的启示。虽然当今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社会并不是盛世，可是却需要孔子来维持其独裁专制统治，所以胡锦涛的智囊就据此向其建议，大力利用孔子。

也正是因为“把秩序价值看的比什么都高”，所以不要是非，不分善恶。不仅如此，孔子对于中国的罪恶还在于，他的思想不断地为中国制造独裁专制者。这样独裁专制者实在太多，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朱元璋、康熙、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为此，著名哲学家黎鸣先生发表了《中国人为什么必须彻底“批判”孔子？》、《孔子是把中国文化引向邪恶的第一魔鬼》、《孔子是禁绝中国人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始祖》、《孔子彻底夭折了中国人的“脊梁骨”》等一系列文章来批判孔子。在黎鸣先生看来，孔子是中国“天命的血缘宗法等级的专制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历史罪恶之“源”，孔子思想和体制使中国产生了“千千万万乃至无穷无尽的秦始皇、汉武帝、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们”。他说：“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在力图通过说理来‘批判’、‘剖析’、‘论证’孔子观念、思维、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错误，以及因其错误而更造成了中国历史之中大量的罪孽。”

所以，同为独裁专制的中共党魁胡锦涛，为了维持独裁专制统治，当然要大力利用孔子，内外出击。在国内，中共当局打出“和谐社会”旗号，开展“官祭孔子”活动，试图以“爱党就是爱国”来麻痹民众，让民众继续做顺民、子民，以实现狼与羊、猫与鼠之间的“和谐”。在国外，中共当局创办“孔子学院”，利用孔子的名义，同时又通过汉语教学的方式，灌输其“爱党就是爱国”思想，对海外华侨和外国公民进行洗脑，让海外华侨和外国公民支持中共政权。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共当局之所以要利用孔子，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其独裁专制政权。然而，对中共这个目的，我们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看得不明白。对中共当局的“官祭孔子”，朱学勤就看得不明白，以至于他在《南方周末》2004年年终特刊中，发表了《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的文章，“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方兴未艾，……我本人乐观其成。”

既然已经知道了中共当局大力利用孔子之目的，我们反对共产党的同时，也必须反对孔子及其儒家。实际上，我们反对孔子及其儒家，并不仅仅是由于今天的中共当局利用，而是由于孔子及其儒家不断地为中国制造独裁专制者。正如黎鸣先生所说：“孔儒不死，专制不止；孔儒不亡，中国不强；孔儒传统，石化古董；孔儒继续，精神废墟。”

在法兰克福第61届的书展开幕式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演讲时强调了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社会作用，不是威胁而是机会。她特意提到自己年青时在东德的经历，说那时候最为盼望的一件事就是在西德的亲戚能够把书寄到她在东德的家。默克尔的言辞非常明晰，然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作为主宾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他的讲话中则压根不提中国人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只是强调生存权、发展权，并对国际社会许诺：“在稳定地解决了13亿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基础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利国利民的大好机会，习近平刻意规避着这个话题，却把专制政权对民众“实其腹，弱其智”的野心政策在这里暴露无遗。面对文明世界人尽其才的辉煌成果，这种表白真可谓丑态百出。而更可笑的是，在书展闭幕的记者会上，新闻出版署的官员答记者问时居然宣称“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审查制度”。欲盖弥彰，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谎言永远代替不了真相。与此同时，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2009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报告，中国排名倒数第八，仅比老挝、古巴、缅甸、伊朗、北韩等国略胜一筹。该组织称，北京当局继续控制新闻、对网络实行新闻检查、任意抓捕记者、博客作者、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等问题使得中国新闻自由的排名遥遥落后。

不过，从桌面上来看，说“中国不存在新闻出版审查”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中国历届人大通过的几部《宪法》确实都写有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文。尤其是一九五四年通过的《宪法》，甚至还在这一条文中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然而实际生活表明，这些规定只是一纸上的画饼，根本就是能看不能用的东西。相反，在历次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中，《宪法》不仅从没有保护过人民说话的权利，而且实际上每次都沦为了“封嘴”和“扼喉”的工具。如文革时，就有邓拓、吴晗、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由于讲真话而惨遭迫害，即便今天，异议入狱者仍数以千计，其中就包括师涛、力虹、刘晓波等一批知名人士。另据香港《争鸣》杂志报道，曾有中宣部官员透露，北大教授贺卫方因为关于中共“没履行社团登记，是非法组织”的一系列法学论述，使中央政法委已经在工作例会上三次讨论逮捕贺卫方的方案。而一贯以敢言著称的《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在中宣部的压力下率先作出内部明确规定：无论哪个记者或哪个部门的负责人，一律不准接收维权材料，要找出“合适的理由”回应社会。所有这些都证明，中国民众所应该享有的新闻出版自由是子虚乌有的，习近平所谓“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承诺也纯粹是一掩耳盗铃的花架子。

据媒体报道，北新办用于对外宣传的经费高达450亿人民币。而用于提高民众精神文化方面从来就是铁公鸡一般一毛不拔，即使连最简单的满足民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公共图书馆建设都乏善可陈。据《文汇读书周报》的报道，全国公共图书馆藏书仅4亿册，人均0.3册，不足0.3元，远远低于国际图联人均2册的标准；与每1.5公里半径内设置一所图书馆，平均2万人左右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的国际标准相比，中国平均45.9万人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农村的情况更不容乐观，2001年有697个县级图书馆没购进过一本新书，占总馆数25.9％。2002年全国县级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为0.1册，而且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旧书。可供民众读书学习的公共设施都如此不堪，自由的写作和出版就更不用提了。真不知道那些官僚大老爷们除了歌功颂德和自吹自擂，还满足过老百姓什么样的基本文化权益？经过数十年如一日地敲骨吸髓，当今的中国政府可称得上富得流油，可他们宁愿耗费着民脂民膏穷兵黩武，以及修筑豪华的堂馆和监狱，而对老百姓则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则置若罔闻。

庞大的官僚阶层整日极尽所能地贪污腐败和道德伦丧，他们不厌其烦地泛滥着肤浅恶心而又狂妄自大的党八股情调，老百姓却发不出半点批评的声音而只能道路以目。就这样一个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等传媒机构全部被官方垄断，连网民的发贴都可能遭到跨省追捕的时代，文字狱遍地开花，其瓜蔓株连之深广，罗织罪状之苛细，比起暴秦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路温书所言：“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众所周知，一个普通人找出版社出书，书号需要花钱购买，书稿内容必须通过《出版管理条例》审查。即便在海外网站写批评文章，笔者本人也因而被以煽动罪判刑入狱，其判决的主要依据就是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提供的文章内容鉴定书，即“严重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和《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再说具体的新闻采访报道，目前稍有良知的记者都成了高危人群。去年，《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外出采访，因无法出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惨遭暴徒打死。近日，又一洛阳媒体记者张金星因拍摄社会新闻被警方带上手铐，限制人身自由长达8个多小时，身上多处受伤。可见，不止新闻出版自由一再遭到践踏，连人的基本尊严和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

晚唐诗人章碣在《焚书坑》一诗中感慨：“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此诗曾为专制的野心家们所津津乐道，但事实也证明，用国家权力查禁书刊和控制出版和阅读并不能保障其政权的稳定和长久，只可能把社会推向野蛮和苦难的深渊。明末戏剧家李渔就曾愤怒地指出：“始信焚坑非两事，世间书尽自无儒。”原先的秦始皇是一边修筑长城，一边焚书坑儒。现在的中共则是一边封堵网络、堵塞民意和关押异议者，一边又不断伪饰自身的正确与虚荣。在此，需要提醒习近平们的是，没有出版自由，就别奢谈什么“基本文化权益”。出版自由是基本人权之一。作为常识，也就是民众有以说真话、写真话来揭露和反对专制权力的权利和自由。之所以称为基本，是因为人权包含着三个原则，分别为“禁止奴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出版自由”。对于任何一个懂得尊重人权的国度来说，它都意味着在社会政策、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定上，这三项基本原则被给予优先地位。作为人权的基本原则之一，出版自由也就是言论自由，即指每一个人都有讲话，发表意见和主张，特别是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自由权利。

1734年，约翰.彼得.曾格因出版《纽约周刊》批评了殖民总督的政策被以煽动性诽谤罪被捕。他的律师安德鲁.汉米尔顿辩护说，“人们遭受了最大的伤害和压迫还不能随便抱怨，或者说如果敢抱怨，他们的身体和财产就会因此被摧毁。如果这种折磨不是奴役，那还有什么国家才能保持奴隶制呢？”他进一步指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失去自由，不如死。”因为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在各个时代，滥用权力都是以最优秀的人的血为代价换取其野性的欲望和无穷的野心。令人感佩的是陪审员们会被汉米尔顿说服了，认为对皇家总督的指责是真实的，宣告曾格无罪，这是在英国殖民地上出版自由的重大胜利。1948年，在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后，欧美各国对出版自由再次有了深刻认识，将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与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的基本原则纳入《世界人权宣言》。上世纪末，东欧的共产极权纷纷解体后，封闭和愚顽的前苏联也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同样，作为苏共党魁的戈尔巴乔夫顺应了世界文明的潮流改弦易辙，宣布了一项公开性的政策，随后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直至完全取消。

显然，要想取得人民对社会健康发展的支持，就必须解除所有的书报禁令，实行真正的新闻出版自由。因为只有民意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和动力。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说，这一天“提醒我们所有人这一核心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在这一天宣扬新闻工作者为揭露滥权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它警告我们，正在有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在向公众作日常新闻报道时，被死亡和铁窗扼杀了声音。”他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的一段话作结束语说：“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先于一切的目标应当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没有新闻、出版的自由，所有民主和言论自由都无从谈起，即使形式上实现了，实际上也毫无意义。民主不只是让人讲话的问题，但人民能否自由地发表意见毕竟是实行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先决条件，因此，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实现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正如罗伯斯比尔在《革命法制和审判》中总结的：“出版自由乃是恶习与欺骗的灾难，美德与真理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