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网民大国与封网大国

2009年10月8日，恰逢我的”入网八周年纪念日”，当日有一事件：凌沧洲等十五名中国作家、学者和律师，在网易、新浪、搜狐等博客，联署发表《网络人权宣言》，呼唤言论自由，反对网络封锁。在中国，呼唤自由的结果之一，往往就包括遭到封锁，如今若要找到该宣言的中文版，唯有到境外网站去看了。

回顾类似宣言的历史，若从1996年2月8日John Perry Barlow发表《网络独立宣言》算起，迄今已逾十三年。这十三年来，诸位可以从”无国界记者”及”开放网络促进会”对当今世界各国描绘的”互联网审查地图”上看到具体状况，这种状况就是，自有互联网之日到如今的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被”无国界记者”列为”互联网敌人”之一，被”开放网络促进会”列为Pervasive级别（互联网审查普遍存在）之一，且年年”名列前茅”。

作为中国人，我们遭遇的尴尬是：一方面，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达3.38亿人，预计到2012年将达5.9亿人；另一方面，从中国产生第一次互联网高潮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就实行了严酷的网络封锁，经过十余年封锁操练，如今的封锁技术已入尖端。网上有四篇奇文，可供一阅，分别是：《揭开中国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政府如何监控我们的电子网络通讯》、《中国网络监控与反监控年度报告（2007）》、《言论自由与中国互联网》。中国大陆网络封锁的范围之广泛，手法之细致，令人惊叹。

网络封锁在中国大陆

中国网络封锁的具体例证，可从如下两处看出–

第一、针对网络封锁的立法异常积极。早在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就曾出台《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以安全为由，控制互联网。从这一天起，我至少知道22个专门的法律、法规、政策将网络封锁合法化，离现在最近的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和《关于互联网中文域名管理的通告》。而第一次激起广泛抗议的，是2002年7月出台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

第二、针对这一规定，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抗议书有两份。一份是由基于陈永苗的《保卫个人网站》和杜导斌的《抗议书》形成的《对严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信息产业部的控诉书》；另一份是2002年7月27日茅于轼、任不寐、余杰等十六名学者作家联署发表的《网络公民权利宣言》。两份抗议书都广泛征集了网民签名，这种公开征集签名以抗击国家恶法的方式，在当时尚属先锋。就互联网言论自由层面的呐喊，以”宣言”为主题的，《网络公民权利宣言》也属中国的第一次。

第二，审查手段及惩罚措施层出不穷。中国有专门的网络监控队伍，他们通过域名劫持、关键字过滤、网络嗅探、网关IP封锁、电子数据取证等方式，删除、查禁、封堵和阻断他们认定的”有害信息”，这有害信息更多针对的是中国政治敏感议题，而非色情、赌博。正如中国打击异见人士的狠度远超打击卖淫小姐和赌徒一样，打击异议网站远超打击色情、赌博网站，这又可看出当局所树之敌的大小、先后、重轻之分。对于网站，不管你是经营性还是非经营性，一律要求实名制备案。对于网吧，要求上网者实名登记，必须安装”网吧安全管理软件”，还要进行场内巡视。这为合法网吧带来极大不便，却为地下无证网吧的泛滥提供了良机。

明里，国家有专门的网络举报网站，具体举报信息极少公开；暗里，主要是打击敢言网站与敢言人士。2000年3月31日，黄琦主办的《天网寻人》被关闭，黄琦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网络文字狱”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在他之前，是1998年因”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入狱两年的林海。从公开的资料获悉，自1998年被捕的林海起，到2000年被捕的黄琦、蒋世华、綦彦臣，2002年被捕的刘荻、吴一然、李毅斌、欧阳懿，一直到2009年针对《零八宪章》起草人和联署者的打压，都可证明”网络文字狱”在中国的存在。

面对封锁的抗议与变通

网络封锁，一边凭借立恶法，一边凭借行恶政，与之对应的就是民间抗议。当异见作家被打压或普通公民因发帖而被捕（如网民”风逝”、”红钻帝国”、”SS山地师”等），当《思想的境界》、《一塌糊涂》、《燕南网》、《世纪中国》、《学而思》、《宪政论衡》、《民主与自由》、《公民维权网》、《观点》、《牛博网》等网站论坛被关闭，一次次的签名运动在网上铺开。

签名运动之外，是直接上诉。先有未胜诉的《公民维权网》站长李健，以及法院拒绝受理的被关闭搜狐个人博客的刘晓原、因报道高莺莺案被关闭律师事务所网站的张元欣，后有胜诉的《胡星斗学术网》站长胡星斗。他们不是低头认倒霉，而是直接诉诸法律，誓要拿回属于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大环境影响，国内再敢言也注意分寸，但这分寸仍然时时超出当局言禁底线，故而被封杀、被罚款、被逮捕。由此不难推测，境外诸多就民运、法轮功及重大突发事件进行集中报道、评论的网站论坛，其被监控之严、屏蔽之狠，以至于连自由门、动网通、无界浏览乃至TOR翻墙软件也失效，当然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一般的民间抗议，在中国多不成效。于是，抗议之外，有了变通。这变通，有最无技术含量的拆字法、竖排法、修改关键字法，有类似”草勒马戈壁”式的恶搞唱曲，也有颇具技术性的在线代理。无论当局是用绿坝、蓝坝还是红坝拦截，无论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筹建负责的金盾工程所打造的屏蔽高墙有多高，无数网络高手仍能看出破绽、破其招数，为渴望”兼听则明”的中国网民提供翻墙、绕道的大量捷径。

境外网站不一定非得由动态网链接而去。只要你在百度或Google输入”在线代理”四字，数以千计的在线代理网页就摆在你的面前，而且许多网页还以”速度快广告少”为原则，为你依序排出最佳的翻墙服务器。抗议，无非是宣扬自由，表明态度，即使这抗议无效，要想突破封锁，实在也并非难事。当你在百度或Google搜索时发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或者你在打开某搜索网页的”网页快照”时发现”本网页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无法通过缓存访问”，无须惊慌，要想看到内容，在线代理即可。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网络封锁，国家耗费巨款来蒙眼掩耳，民间抗议声声之外又聪明机智。

拥护封锁者与无辜遭殃者

眼见突破封锁的技术日新月异，当局唯有在舆论导向上做足文章。由此，传说中的”五毛党”诞生，安插于各知名网站论坛，如何引出议题、主导议题、混淆议题、达到目的，成为一个新兴的技术活。当然，”五毛党”毕竟过于基层，若要控制大局，还必须对各站长下手。民间有基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互联网自由宣言》、《网络人权宣言》等，那么政府就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搞《建设诚信互联网宣言》。

该宣言的第一条，就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并将之贯彻于办网方方面面”，而最终宗旨就是”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份宣言也是联署公布，在2008年12月5日第八届网络媒体论坛上，百余家网站代表积极签署之。这种”上行下效”，将网络封锁变得更为彻底。网站为求生存，将更低底线的敏感信息纷纷删除，或者对网民设置”先予审查”的门槛，许多文章尚未发布就已胎死腹中，无缘公众了。有的站长对此不是表达无奈，而是强烈肯定与支持，斥异见者为”卖国贼”、”民族败类”、”无耻走狗”等，以示自己与当局同心同德。

众人皆以为被封锁的，一定就是反共的内容，其实未必。那些打着”忠党爱国”旗号的激进左派，也仍然在当局防范、警惕与封杀之列。2006年两会前夕，《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共产党人网》，就曾被北京市新闻办公室网路宣传管理处关闭。至于那些高呼抵制日货、抵制家乐福、削平台湾、反击美国的愤怒之声，也往往只是”尿你才用，不尿你就把你扔到床底下”的尿壶，你若是过于激进了，也是要警告、屏蔽的。无论你左得有多可以，或者右得有多彻底，一腔热血，常被冷水所泼。

台湾的诸多网站、博客被屏蔽，就更难理解了。台湾这个地方，大多数网站不过是谈谈时尚、娱乐，尤其是青年网民，对政治避得很远，对大陆政治更是知之甚少，别说他们有无兴趣，即使有兴趣也未见得有能力谈，但这样与政治无甚关联的网站也多在大陆屏蔽之列。当诸多大陆粉丝纷纷追问杨丞琳、潘玮柏等台湾明星的博客地址时，却不知他们的博客早已成为大陆铡刀之魂。有没有网开一面的时候呢？有，在奥运会期间，BBC中文网、德国之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就曾被解除屏蔽，但奥运会结束不久，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扭转乾坤：”对于网站，还是要依法做必要的管理。”诸多境外网站，就这样经历了”鬼–人–鬼”的生死过程。

互联网乃中国之大幸

十三年前，John Perry Barlow说：”我们必须声明，我们虚拟的自我并不受你们（政府）主权的干涉，虽然我们仍然允许你们统治我们的肉体。我们将跨越星球而传播，故无人能够禁锢我们的思想。”他因这”网络人对地球政府”的独立宣言，被视为互联网时代的杰弗逊。这种理想主义，在互联网日渐发达后，渐变为现实主义，也就是从公民个体来发声。

公民意义上的网络自由，包含这样的内容：政府法律必须首先妥协于言论自由原则，而不是言论尺度妥协于法律；屏蔽信息、过滤信息的决定权，不在于政府，而在于公民自己；政府没有权力强行责令网站向政府注册、备案，网站是否违法只能由法官裁决，而不是由政府或者网络服务商来判定；即使法官裁决违法，这责任也只由上传者承担，下载者是无责任的；一切网络作者、记者都享有言论自由的保障和相关权利的保证。以这些内容来对比中国的多次立法，不难看出其”防民胜于防川”的专制本质。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方式，不应是喊打喊杀，而应是辩论、交流、协商等。在言论的范畴，就更应如此。正如John Perry Barlow所言：”网络封锁在短期内或许可以防止传染，但对一个很快就被传送媒体所覆盖的世界而言，这将不再有效。”中国既然已经接受了互联网，而且成为全球第一网络大国，就不能再与缅甸、伊朗、朝鲜、越南等”天下雄鸡全杀尽”的专制小国为伍，不能继续以血的代价和自由的丧失来实现网络言论自由。

我的网龄不算长，迄今八年而已。八年来，我看见中国的网络敢言之风愈加强劲，公民自由言说的冲动与日俱增，这不仅仅是因为言论媒介发生了革命，更是因为公民个体的意识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革。过去被暴力与谎言包围的中国，通过互联网，被一一揭穿，公示天下，此种变化乃是中国之大幸，而非灾难。患有权力恐惧症的人们，害怕中国人从卑躬屈膝变作昂首挺胸，但人终究是人，普遍追求勇敢而真实的表达，就是还原人性和形成公民社会的第一步。

朝鲜：比网络封锁更狠

前几日，读叶永烈的《真实的朝鲜》，感受了一把朝鲜式的网络封锁。叶说，朝鲜根本没有”万维网”式的互联网，那里的人民只能看政府办的《光明网》，上网的目的就是学习”主体思想”，领会官方发布的新闻精神。在现实的社会里，朝鲜人歌功颂德，连妇女对领袖的感情也快升华到了以身相许；在虚拟的网络里，朝鲜人也仍然歌功颂德。朝鲜人说：朝鲜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昨天。他们甚至不理解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天天都觉得自己活得特幸福。

免费上学，免费医疗，免费住房，还免费上网，朝鲜人看似真的平等了，政府就这样养了一群乖顺愚忠、感恩待德的猪。有个寓言说，一只猪原来在山上找吃的，被猎户发现后就被养在猪圈里，天天吃主人给的东西，觉得很幸福，但它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却是任人宰割！朝鲜人一切整齐划一，白天一起上班，晚上一起看电视学习”主体思想”，周末又一起继续学习”主体思想”，没有时尚，没有异议，没有自己，整个国家的命运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

所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无非是对内专制，对外排斥，在世界文明的汹涌大潮前，领袖绑架着全国人民一起埋在臭水沟里，虽死的死、关的关，但仍顽固抗衡，劫持国家。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朝鲜就是阶级决定一切，什么人允许穿什么颜色和样式的衣服，什么人允许坐什么车，什么人允许居住在平壤，什么人允许在平壤的医院生孩子，这些都有规定，违反了就让你坐牢，或者罚你的款。这种”活化石”式的专制国家，竟然还在搞血统论、出身论！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愚昧到甘愿为专制送葬的人民。举国拥戴领袖，举国抗击美国，举国佩带领袖像章，刷领袖标语，拉领袖横幅，活脱脱一个毛泽东黑暗时代的翻版。

在朝鲜，封锁的何止是网络？那简直就是封杀所有人的大脑！在越南，我们至少还知道被封杀的是互联网异议人士，他们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暴力或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投入监狱；在缅甸，我们至少还知道仅仅是上网本身，在那里就是异议行为，上网者必须得到官方许可，否则最高处罚可能是入狱十五年；但是在朝鲜这个国家，我们这些”外国人”，甚至都不知道《光明网》的信息是否被过滤，除了朝鲜人，没人打得开这个网。中国虽然大批量地封杀境内网站、屏蔽境外网站，但港澳台、美国、澳洲至少还打得开《人民网》啊。

宣言：做有种的中国人

中国特色的网络封锁，顶多也就跟朝鲜这样的下三滥比一比了。至少，在朝鲜不会有找死的《网络人权宣言》发表出来，虽然《网络人权宣言》目前在中国网络境内能查到的，也已经只剩下英文版的《Internet Human Rights Declaration》。这份宣言的起草人凌沧洲，仅从2008年1月联署《新春节文化宣言》算起，在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已联署、发表了十二份呼吁书。而且他本人还曾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社会版主编、《大学生》杂志社副总编辑、《北京娱乐信报》社副总编辑，这样的体制内角色，以这样的活跃程度介入网络呼吁，在朝鲜一个都找不到。这种朝鲜之悲，姑且也算是中国之幸。

但是，凌沧洲以及凌沧洲们的呼吁，有几分被中国当局采纳并实现？每年的10月10日能否成为他们呼吁设立的”网络人权日”？在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人们具体要干些什么？这些我都不清楚。我清楚的是，在今年10月1日，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文化衫运动”，呼唤民主自由的人们穿着标有自由宣言的文化衫，却仍然有人被便衣按住毒打。网上危机四伏，网下险象环生，究竟还准不准人民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种带着控诉味道的呐喊，在民主墙时代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里喊过，如今在互联网时代凌沧洲的《网络人权宣言》里又喊了一遍，只要言论自由一日不实现，这呐喊的宣言就一日不停息，而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国家有种的人没有死绝，这里是中国，不是朝鲜。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六年）

10月18日在香港

在接受传媒访问

为了再一次表达回国愿望、争取回国的权利，小乔今天（19日）上午11点许，在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和多名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中共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中联办），她举着“我要回家”、“释放刘晓波和一切思想犯”的牌子，要求与中联办负责人见面，以便再给中国政府一次改正错误做法的机会。

但是，颟顸无能的中联办负责人仍然视民众如虎，躲在警卫森严的高楼大厦里，不敢出来见人。

今天，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检查了所有人士的证件，并把小乔带去了警署。因为小乔的居留香港是18日到期，所以她将面临被直接送上去瑞典的飞机的可能。

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法律界人士和多个媒体，正密切注视事件的进展，并准备尽可能为小乔提供支援。

与小乔同属独立中文笔会的自由写作人武宜三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一个拥有几百万军队、几千万警察和特务的强大政权，为什么会这样害怕一个弱女子呢？真是莫名其妙。

武宜三说，一方面，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廖亦武，多次申请出国而不可得；一方面，出国访学的小乔又不让回家。这个毫无章法的政府，是不是真的要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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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虹，笔名小乔，原籍安徽蚌埠，1994年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研究所硕士，曾任高校教师、财经记者、证券分析师等。2002年与朋友创办独立中文网站“启蒙论坛”，后因主要管理人员和版主分别于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前后受到关押审查或传讯谈话而停办。此后一直遭到上海有关当局的迫害，长期受警方监视，多次被软禁。

应瑞典斯德哥尔摩文化部邀请在瑞典从事一年半写作后，于11日抵达香港，15日、17日两次持有效的《香港护照》从香港进入大陆时，都遭到中国海关人员的长时间盘查和刁难，最后被拒绝入境。

这是我第三次到法兰克福，第一次是2004年，采访中国到欧洲首游团，在法兰克福-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卢森堡之间转了一个小圈子；第二次是2006年世界杯，作为足球记者，游历了德国至少12个城市；但前两次都没见到这么多同胞——机场里中国人排了最长的队，火车站下面SB等车时，两个中国人隔着铁轨大声讨论着什么，我仿佛置身北京地铁某站；酒店里吃早餐的人里，也有一半来自中国，闲聊起来，都是奔着书展来的。

中国融入世界，已是大势所趋，即使毛泽东从他的水晶棺材里爬出来，也无能为力，最多叹一口气，再躺回去。中国人的脚步慢慢丈量着世界的土地，中国政府也在海外到处争取露脸的机会，法兰克福书展当然是这种“争取”计划的一部分。我见过一些报道，说至少一部分德国媒体和德国人，对书展的举办方纵容中国政府很不感冒，我当然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书展举办方，应该不屈从任何压力，无论是商业的还是政治的，这毫无疑问。但仅从书展的举办说，这样的展览越多，实际上对中国的发展越有利，对中国有利（当然不是指对中国政府有利）的事做得越多，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无法想像一个拥有至少13亿人口的国家过分封闭，一旦“爆炸”，会给世界带来多大损失，而这种可能性，谁也不敢保证已经消除。

之前，在法兰克福有过一次研讨会，参加者有戴晴、贝岭、秦晖、徐星等人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我不知道德国人是否理解戴晴和贝岭发言时，中国政府代表团集体退场的举动——中国政府有一句口号：稳定压倒一切。稳定的意思就是不出事，是安全。去年奥运会之前，火炬在国内100多个城市传递，为了确保绝对安全，有些城市甚至不让市民参与——假使火炬被抢了吧，相关负责人一定会下课（被撤职）。说回当天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他们在戴晴和贝岭发言时集体退出，看上去很没风度很没必要很没意思，但却是他们处境下的最佳选择了，至少他们回去不会被撤职，他们心里怎么想的不重要，但一定要让党看到，他们的屁股是和党坐在一起的。在中国现在，依然会有这样的事情——A借朋友B的手机打电话，说上几句，B大惊失色：原来你说这么敏感的话题，别用我的手机了，借别人的吧。——我们依然生活在恐惧中。

戴晴和贝岭，一向是作为中国政府的反对派出现的，秦晖呢，虽然写过很多很好的文章——好文章，意味着不讨政府喜欢——但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算体制内人士，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人里会有人和他打打招呼，说上句话，最惨的是我的朋友徐星，20多年没正式工作，跟体制毫无瓜葛，到了法兰克福，中国政府代表团硬是没一个人跟他说任何一句话，连个招呼都不打，他只能一个人呆呆地发愣，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到正式书展的时候，德方根本不邀请他了，听说意大利人倒是跟他商量过，要请他来。这多可笑：一个中国作家来参加一个以中国为主宾国的书展，要由第三国出面邀请。

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呢？——大家一起装傻呗。

这些西方革命者会有怎么样的东方记忆？他们会怎么看那段过往的忘情岁月？怎么评断自己的选择？又怎么看待今日中国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反差？甚至自己的既往在中国的革命经验，也成为挖掘全新市场价值、淘金的本钱？

走在上海福州路书城附近，经过一间小店。四个人站在店门口聊天，两个洋人，一个亚裔，一个印族人，我走过的时候，其中两个却讲着日语。这时，印族人在后面对我喊：李敦白！嗨，李敦白！

他的声音有些急促，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更何况在上海的街头听印族人的华语，语码也还没有这么快就能转换。他走上几步，指着我手里拿着的书，说他认识作者，惊喜地问我为什么会买这本《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因为据他所知，很少人会对它感兴趣。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喊住我。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美国人，1943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中文，当时想到中国走一圈，战后再回到美国，1945年到了中国后的所见所闻，却让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作为当时唯一得到入党许可的美国公民，他是经李先念、王震介绍，当时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批准才得以加入。李敦白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延安窑洞里打过扑克，先后在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外籍英语专家。他在中国生活了35年，其中16年是在中共内部的囚禁中度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成为狂热的造反派，一个洋人戴着鸭舌帽、在天安门广场激励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画面极具视觉效果。1980年，他和中国妻子以及一家人回到了美国，开始服务“资本主义”，找到了新的市场，为赴华投资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顾问。

这样一个罕见而蕴藏丰富故事的人物自传，当然有吸引力。这位印族朋友用流利的中文说，可惜现在没有多少人对他感兴趣。我问他华语为什么说得这么标准？他说在中国很多年了。华语？印族？长居中国？我下意识地问他的名字。沙尔玛。不会是拉维沙尔玛（Ravi Sarma）吧？哦，那是我的哥哥。

真是太巧了，在上海街头居然遇到新加坡的话题人物。拉维不久前在早报撰写一篇文章，赞扬中国60年的成就，文中也提到他的十岁侄子，也就是街头偶遇的这位老兄的儿子，作为新加坡公民在北京参加了学生方阵的游行。拉维的父亲早年是新加坡教师工会的创办人，后遭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受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到中国担任外语专家，1991年全家回到新加坡。

沙尔玛打开李敦白的回忆录，说其中有一句提到他的父亲。那是在1959年中国国庆十周年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晚会上，他和“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印度裔教授到大厅里放松筋骨”，随后就看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是怒气冲冲地走出来，不久之后，中苏开始决裂。

李敦白1940年代被美国政府派到中国，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贪婪非常失望，因为李一直是左翼立场，在中国的实际经历让他最终选择参与中共的革命。当然，他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因为被冤枉，也“在绚丽的权力角逐中迷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虽然李敦白是共产党员，但他毕竟还是美国人，文化和政治观念还是和中共不一样。他在回忆录中记叙在延安和一位女党员的一夜情，以及延安被轰炸，每次他都跑得最快，毫不掩饰自己的恐惧，“不像一个共产党员”。

李敦白其实是证明中国革命影响力的一个典型例子。当年像他那样被中国革命所吸引的外国人非常多，当然也包括很多华人。有的在当地国家参与政治活动，有的狂热地跟随中国的意识形态，有的则直接到中国参与历史进程。像美国的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英国的克鲁克夫妇，印度的柯棣华等等。来自新马的更不在少数。

在这批人当中，李敦白的经历可能最为起伏跌宕，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共的一大批高级领导人交往频繁，目睹中国发生的巨变与震动，而他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这一代深受中国革命感召的人，这些西方革命者会有怎么样的东方记忆？他们会怎么看那段过往的忘情岁月？怎么评断自己的选择？又怎么看待今日中国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反差？甚至自己的既往在中国的革命经验，也成为挖掘全新市场价值、淘金的本钱？

李敦白说，他从监狱出来后，一度不能适应外部的变化。“老领导、老朋友”都劝他不必事事向党看齐；解放军曾是纪律的楷模，现在却粗鲁地插队；提起“为人民服务”，别人不是耸耸肩膀，就是干笑几声。但是，李敦白在深刻检讨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之后，他对在中国的日子并无悔恨，他说一直被一种无法熄灭的欲望驱使着，要去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以及自由带来的馈赠与责任。

对李敦白的选择以及他的看法，站在大街上，我没有时间与沙尔玛详细地交流。不过，当然很想知道，他们一家人，是不是也是这么想？

前一段，电视剧《潜伏》热播，有记者采访，要我谈谈对该剧的看法。我一向不看电视剧，无从谈起。记者坚持要我谈谈，说是可以告诉我情节。令她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一个间谍类题材的片子，人们会把它解读成办公室的阴谋？

“十一”长假，有机会将这部电视剧看了一下。毛病其实不少：故事编得很糙，不仅跟历史本来面目差得太远，还有好多不合情理的败笔。但是，浓重阴谋色彩的情节安排，加上演员出彩的演出，一白遮百丑。只要是华人的圈子，没法不红。

的确，这部剧很有办公室阴谋的味道。我相信，缺了这一点，即使主演的表演再出彩，男女的悲欢离合再感人，《潜伏》也不会这样热播。同样道理，这些年来，不管是什么题材的电视剧，只要导演将之拍成明争暗斗的阴谋剧，加上演员找的合适，大抵都能热播。《雍正王朝》和《康熙帝国》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影视里浓重的阴谋，是因为现实中的人们喜欢阴谋。不可讳言，我们这个民族，的确有阴谋文化的传统。中国古代有四大实学，兵学居其首。而兵学的精髓，就是阴谋诡计，故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或者，兵以诈立。只是，古人的阴谋诡计，使用起来还有局限。除了兵家和法家，没人公开提倡。昌盛的儒学，就算是表面文章，对诡道还是有抑制作用。很多古人的阴谋，其实都是后人自家肚子里鬼道道的投射。就像《三国志》上的诸葛亮，还是一个正常的智士，到了《三国演义》里，就变成了浑身都是诡计的妖道。这样的本事，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们，个个都比罗贯中更擅长。

文人喜欢写阴谋，是因为读者和观众喜欢阴谋。眼下，阴谋论已经成为人们，尤其是办公室里的人们解释世界现象的一个最好的工具。不仅大陆，连台湾和海外华人世界，大抵也是如此。有点什么事，一上来就是阴谋论。好像事情里的每个人都满腹韬略，一张嘴就暗藏玄机，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人家布置好的陷阱。以阴谋论解释世界的人们，只消把故事编得圆一点，情节再荒唐，内容再不合情理，也会有人信。

说来好笑，阴谋文化盛行，原本是因为人们担心上当受骗，才加强戒备，看谁都像骗子，听谁说话都暗藏阴谋、使着坏，结果反而被骗得更惨。当下骗局花样翻新，闭门家中坐，每天都会接到若干诈骗短信。受骗得人，一年只比一年多。这跟民众如此推崇阴谋文化其实不无关系。

无可讳言，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学习能力很强，智商很高。但是，我们喜欢的阴谋，却使我们在跟别的民族交往中总是吃亏。我们时常嘲笑别人傻，别人单纯，但我们的聪明，我们的鬼心眼，却往往只能让我们占一点点小便宜，或者暂时的便宜，而吃特别大的亏。最终核算，大的便宜都让人家看起来傻的占去了。

在世界的战争史上，真正的胜利，大的胜利，很少是诈来的。在和平时期，人们之间的交往和交易，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真正需要的，不是阴谋诡计，而是诚信。一个以诡计著称的人和民族，在跟人交往的过程中，命里注定是会吃大亏的，因为，人们会因此而质疑他们的诚信。没有诚信，就没有大笔的交易。除非是像某些人鼓吹的那样，持剑经商，明里是经商，实际是抢夺。可惜，即便世界允许中国人去抢，世界上也没有抢来的大富翁。抢多了，就抢不到了，而且早晚得遭人抢。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出台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一个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的德籍罗马尼亚裔女作家，让国人很感意外。但是国人不意外的，是没有人认为中国的作家会得奖。尤其是那些热播的电视剧的编剧，肯定得不了奖。创作者和观众，全都陷在阴谋的泥潭里。人们制作和欣赏的，都是人类最阴暗的东西，最终把我们自己生活的世界，导向一个充满欺诈充满阴谋的天地。家长们，从小就得教会孩子们怎样提防各种陷阱和骗术，结果还是防不胜防。我们的所有交易，都必须人为地设置重重障碍，以防无所不在的欺诈，结果让我们不胜其烦，却还是不断被骗。我们的交易成本奇高，我们的交往成本也奇高。我们聪明，我们会玩诡计，因此，我们必须付出代价。

当然，越是这样，人们就对阴谋越感兴趣。吃了亏，总是感慨自己的道行不高，于是觉得得进一步修炼，阴谋文化因此而更加浓烈，被阴谋和骗术牺牲的人也就越多。真不知道，我们这个聪明的民族，终将将伊于胡底？我们的光影世界，什么时候能真有点光呢？

西蒙·维森塔尔的《向日葵》讲述的是一个受害者与杀戮者的故事，试图讨论的是宽恕与否的问题。这是一个受尽苦难的犹太人，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家族中有八十九名成员被害，他死里逃生，战后全力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的工作中，并将逾千名凶手送上了法庭。基于此，他是有权利谈论宽恕的。照他故事的讲述，他还在集中营时就被这个问题所缠绕，而我更愿意相信，宽恕与否作为问题，应该发生在他获得自由很久以后，他写作本书的时间，距离第三帝国灭亡已经二十五年了。他在中文版自序中说：“当时很多报纸正在就追诉时效问题进行讨论，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人最终应当宽恕，应该忘记过去的苦难。”我猜想，正是这个时候，宽恕与否的问题才会正面阻截他，而在此之前，他需要面对的是凌辱、杀戮、焚尸炉巨大的烟囱，丧失亲人的剧痛，重建被毁灭的生活，揭露真相，追究凶手。宽恕？也许吧，即便应当那也只能是“最终”的事，从血泊中爬起来走到那个“最终”，路还很远。

维森塔尔的故事发生在极权统治的恐怖年代，其时屠杀的暴行正每日每时大量发生。一个随时会被送进毒气室的囚徒，极其偶然地甚至是戏剧性地被送到一个重伤的党卫军那里，那个参与过大屠杀的党卫军濒临死亡了，他急需找一个犹太人聆听他良心的忏悔，予以他临终的宽恕，也许他以为一个犹太人能够代表所有的犹太受害者吧。犹太人维森塔尔听完他的话，一言未发地走开了，接下来，犹太人良心的折磨开始了。直到许多年以后，他一直得不到安宁。于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到处询问。本书的后半部分就是包括神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作家在内的多人关于宽恕与否的讨论。自然他们可以从容讨论，在他们那里极权统治已经被铲除了，公理得到彰显，罪行被大量揭露，凶手也陆续被追究，他们已经拥有自由讨论的空间。因为自由，果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意见。

固然这种自由为我向往，而我更关心的是，在获得这种自由之前，当暴君横行于世，暴行被严密掩盖，真相禁止言说，公理和上帝都闭上眼睛，即如维森塔尔说的“去度假了”，杀人机器正在运转，而乐队也正在为其奏响雄壮或欢乐的乐曲———那时候，所谓宽恕是不是可能的？

在集中营里，维森塔尔试图讨论这一问题，但难友们大都没有兴趣，一位难友叫他不要再谈论这件事了，说：“如果我们能在集中营里活下来———当然我不认为我们能活下来———如果世界重回理性，彼此能把人当人看了，那时候有大把的时间来讨论宽恕的问题……我们在此时此地、此种境遇下争论这个问题是不恰当的，我们根本享用不起这种奢侈的权利。”

是的，权利！人必须获得基本的人的权利，这是所有一切的前提。

所谓宽恕既是宗教的、道德伦理的问题，在此之前，还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亦即一个人权问题。从宗教上说，宽恕是上帝的事情，一个人不能代替上帝去宽恕。从道德伦理上说，一个人只能宽恕施加在他自己身上的罪行，即使同为受害者，也无权代表别的受害者去宽恕。而政治问题关涉每一个人，无论信仰，无论境遇。在这里，人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他拿什么去宽恕呢？

人身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彼此能把人当人看”，是一切讨论的前提，我们首先必须争得这个前提。而当受害者继续在受害，加害者继续在加害，真相和公理阙如，而且根本没有讨论空间的时候，有关宽恕的话题只不过是梦呓。

如果故事从那个年轻的党卫军的角度去叙述，肯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到底还顾忌到良心，他是被极权国家裹挟着成为共犯的。但有什么办法呢，他的祈求是那个权利被剥夺殆尽的受害者无能为力的。

维森塔尔问他的译者佛教对宽恕持怎样的看法，译者说：“我对佛教并无深入研究，也很难向他解释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要比佛教文化大得多。”佛教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很远，我当然不懂，佛那么超然，大概是不会为这种问题困扰的吧。而儒和道是一对互补的宝贝，其奥妙是总能为人提供一个逃路，并不会把人的灵魂拿来拷问，将其逼入墙角。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难题，但我们非常容易开解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让伊凡表达过有关宽恕的意见，我不在意这是否也是作家本人的意见———“最后，我也不希望母亲和唆使一群猎狗撕碎她儿子的凶手互相拥抱！她不应该宽恕他！要是她愿意，她可以宽恕自己，让她宽恕凶手给她这个当母亲的带来的无边苦难，但是她那惨死的孩子的苦难，她没有权利宽恕，她不应该宽恕凶手，哪怕孩子自己宽恕了也不行！既然如此，既然他们无权宽恕，那么和谐又在哪里呢？全世界有没有一个能够而且有权宽恕的人？我不要和谐，出于对人类的爱我不希望和谐。我情愿保留未经报复的痛苦。最好还是保留我那未经报复的痛苦和我那未经平抑的愤怒，哪怕我错了也心甘情愿。再说大家对和谐的价值估计得太高了，我们完全支付不起这张昂贵的入场券。”

身为一个母亲，我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