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贪官得了不治之症:“钱病”

不论是在世界上哪个国家,也不论是醉心于专治体制的陈良宇,还是受益于民主制度的陈水扁,反正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无一例外地患上了一种疾病:“钱病”。由于中国的一党执政,缺失监督与制衡,结果造成了此病大面积蔓延以至难以治愈的严重程度。近年来“钱病”在中国的广泛流行,不独贪官患有,亦使整个民风受困,假如不在党国的脊背上猛击一掌,大喝一声,恐怕已是不治之症,病入膏肓了。

“钱病”,是我对官场绝症的一种形象概括。现在人们在中国政府机关行走,不论你到哪个部门求谁,不论你办什么事情,都会有人向你喊价拍胸脯:我能办啊,你能出多少钱?当官的已由过去的羞羞答答地私下索贿,变成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绝对来不得半点含糊,行贿受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所以,中国的官员已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贪婪,最伪善的享乐主义群体,他们口口声声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疯狂地掠夺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的剩余价值,则自打耳光。僵化与伪善的思想,使他们失去了免疫力,在暴富起来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患上了一种大病:“钱病”。

大家知道,生活中没有钱是不行的,人们凭劳动赚钱养家糊口,那是天经地义的,无可指责的,问题是,贪官的钱却是不劳而获的,又是挥霍无度的,而且多的令人匪夷所思。他们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诡异的地步:受贿的钱财已经多的花不出去,完全当成金钱拜物教的神灵供着,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而已。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比如黑龙江省绥化地委书记马德住院时,把别人行贿的钱放在床下,从不打捆也不数,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辽宁省赤峰市长徐国元把钱币塞进佛像的空心里存放,以求佛主保佑,终生富贵。重庆市公安局长文强把装满3000万元巨款的大塑料袋子藏在一个深水鱼塘里,以备日后之需,最终竟成了罪证。中石化公司董事长陈同海一天受贿多达1,2亿元人民币,一分钱也没动,全部存放在一个银行户头上。诸如此类的种种表现都说明了一点:他们的精神与心理有问题,这是“钱病”,病得好重,好可笑。

实际上,在我看来,一个人活在世上,所赚的金钱假如超过了日常温饱与发展所需,已没有意义,当然捐给公益事业另当别论。贪官有公款滋养,平时没有花钱的地方,要钱有何用呢?我们不妨看看一个局级干部的日常生活:每天早晨7点半有司机送去上班,午时有免费的或者象征性付款的工作餐,有时可以接受宴请,午饭后可以小睡一会儿,午后精神特别饱满,处理完公务之后,晚上必有应酬,豪华宴请,歌房桑那,麻将扑克,一应俱全。夜半回到家之前,连司机的小费都由宴请一方付清了,不用说礼品盒也是一式两份的,局长是大份,司机是小份,前者通常里面还有红包,最少也是8000元钱……这个典型的流水帐足以说明,贪官真的没有花钱的消费项目,所以民间顺口流称其为“三不干部”:“自己的老婆不用,自已的工资不动,自己的房子不供{没有贷款}”。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贪钱呢?原来,他们索贿受贿有四种考虑:一是预防离职后有不时之需,这显示他既不相信人间有真情,也不相信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永恒魅力。二是为了保住官职或高升,积聚钱财,以便向上级行贿。同时也在职权范围内,大肆批发权力与岗位,这是因为他们把做官当成了生意上的一种投资,需要赢利与发展。三是显示病态的成就感与自豪感,他们喜欢享受别人求其办事,点头哈腰,花钱行贿的过程,美其名曰:“事业有成”。四是满足亲友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永保他的家人或情人的富贵荣华。

但不论怎样,究其贪官的病根,主要在于执政者多年来以榜样力量对整个社会的误导,邓小平提出的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治国理念,其实就是“一切向钱看”的愚见,他的两面性是,一方面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彻底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官员们认为,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够赚钱,怎么样都行。上级考核官员的政绩看经济指标,老百姓衡量它人成功与否,也一概看贫富差别。久而久之,人民群众因为赚不到大钱而怨恨社会,“小贪官”因为占不到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仇恨“大贪官”,两级分化日趋尖锐,社会矛盾不断显现,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连亲戚朋友也不例外。就是这样,先是贪官慢慢地患上了“钱病”,并且一病不起,使政府千疮百孔,腐败透顶,完全失去了合法性。尔后老百姓也互相交叉感染,无法根治,使社会风气江河日下。

因此,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医治这种风行的“钱病”,问题是贪官们无一不讳疾忌医,有人告知他们救命的药方,他们不但不接受,反而还抓他们去坐牢,签署《零八宪章》的刘晓波等人,不就是这样吗?

贪官病重之症,已达到这样的程度:相信党魁万岁,不相信生命的有限性。这是天大的悲哀!我认为,共产党荒谬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邓小平理论,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企图掩盖一个最基本的简单事实: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般情况下,贪官大都在五十岁上下,既年过半百。古人云:不惑之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就是世界发展的规律性,当然也包括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在内,通俗地讲,到了不惑之年,人们即将离世而去。因而必须盘点人生,总结经验,较正航向,展望未来。对于当官的人来说,应当告诫自己,怎样用余下的时间和金钱,为他人和社会办点有意义的事情,过度追逐财富已无用处。他们应当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利,积极推进改革,造富子孙后代。遗憾的是,这种善意的告戒,对于没有悟性的贪官来说,等于对牛弹琴。2003年我在大连瓦房店监狱见过一个被判11年有期徒刑的处级贪官,我与他开玩笑说,你贪了230万,自己也没地方花,不等于收藏了一堆费纸吗?替共产党精心保存着,又何必呢?再说,买了3套房字,自己只能住一套,那2套是不是为别人买的?不如画2个房证存着,法院还不能算罪证!他说,现在这个道理真的懂了,但也晚了,当官的时候,共产党把俺正确的价值观扭曲了,竟相信生命与金钱是永恒的啊!我想,他的这番话,讲的多么贴切而深刻啊!他透露了一个信息:全党都得了“钱病”,不仅人人同病相怜,而且个个病入膏肓。他们都在一边数钱听响,一边腐烂等死。可惜,只有一个药方能治,他们却宣称坚决不接受,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所以,许多人说:别再白费力气,劝他们吃药了,与其诱导他们吃药,不如等着看热闹。但做为一个中国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啊!

2009 10 8于多伦多

柏林的中国作家朗诵会迎来了廖亦武的笛声

 廖亦武作品的德语版封面

周六晚上,柏林亚太周举办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系列活动以一个中国作家朗诵会,在柏林世界文化之家拉开帷幕。参加这个朗诵会的有来自中国的著名作家余华,中国海外诗人杨炼等。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虽然被中国方面阻止而未能应邀前来,但他的笛声却让在场观众屏住了呼吸。

波恩最大的书店最近专门开辟了一块地方,这里陈放着相当多德语版中国文学作品,有姜戎的《狼图腾》,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兄弟》,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一些中国著名当代诗人的诗集,在德华人的小说,还有中国异议作家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一下子推出这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与出版速度如此之快(如阎连科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几乎还称得上是新书),这在德国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显然是配合中国担任本届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今年以来,已经有中国和海外许多华语作家,如莫言,高行健,张悦然等,来到德国参加各种活动,法兰克福书展上将达到高潮。然而,有些作家却不能应邀前来,廖亦武就是其中之一。

周六晚上柏林举办的是朗诵会,会上却响起了笛声。德新社记者写道:”当世界文化之家里响起中国作家廖亦武哀怨的笛声时,听众几乎屏住了呼吸。”德新社介绍道,1958年出生的廖亦武是在监狱里学会吹笛子的。他受到了邀请,却不能前来。世界文化之家馆长在会上对此表示了抗议。

这位在柏林被称为”底层之声”的作家给朗诵会寄来了他的笛声。此外,这里不仅朗诵了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片断,还朗读了他2007年底写的一个发言稿。当时,他带着这个发言稿去接受中国独立笔会颁发的自由写作奖,却被警察拦截住,讯问后让他立即返回家乡。在这个讲话稿里,他描述了他不幸的童年和人生。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写下了诗歌《大屠杀》。此后,他被逮捕,受了酷刑。他两次试图自杀。他在梦里呼喊:”我不要当中国人!”可是他写道:”我必须睡在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床上。”他反复对自己说:”没用的,放弃吧。”但是他自己答复道:”我不能放弃。情况是无望的。但这就是我的生活。”

生活在伦敦的中国异议诗人杨炼也参加了这个朗诵会。德新社报道写道,杨炼出生于1955年,是中国笔会的创建者,”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被译成了20多种语言。

德新社这样介绍与会的中国著名作家余华:”从北京来了1960年出生的中国畅销书作家余华。他的书《活着》1994年被导演张艺谋拍成电影,这部电影立即被禁止,但却在戛纳电影节上得奖。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兄弟》今年夏天由菲舍尔出版社出了德语版。”

 余华《兄弟》德文版封面

余华在会上说:”在中国3000年的封建统治下,个人天地只体现在小家庭里。现在,社会的大坝被冲破了,传统价值观念一泄千里。”

中国80后作家徐璐也参加了这个会议。1982年出生的徐璐在80后作家群中虽然远不如郭敬明、韩寒、张悦然那样出名,但却也有一批铁杆粉丝。在中国”豆瓣网”上,一些徐璐爱好者写道:”她是我唯一喜欢的80后作家”;”不是唯一,却是之最···自己真实的生活,想象中的生活都被她用文字言说过,不可思议。”徐璐自己写过:”小说尽管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却揉入我真实的感情,展现了我心灵的色调。这些碎片一样散在我们生命里的感觉和情绪即是我们灵魂的底片。”

徐璐在柏林朗诵会上说:”中国人品质中始终有一种善良。虽然有些方面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但肯定已经达到了一些目标。我们不能放弃希望。请你们信任我们!”

穆勒在文学与政治间的微妙平衡

北京日报10月12日报道 10月8日晚,有消息从瑞典传来: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由于“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真,描写了那些被剥夺者的境遇”,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赫塔·穆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才移居德国。无论对她的人生,还是对她的写作,罗马尼亚都已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

《乡村纪事》:以乡村图景隐喻社会状况

专业和工作的缘故,我对赫塔·穆勒还略有所知。《世界文学》1992年第一期曾以“德国作家赫·米勒作品小辑”的形式介绍过她。那是《世界文学》同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共同举办翻译竞赛的成果。小辑包含女作家的两个短篇小说,以及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老师撰写的长篇前言和赫尔塔·米勒(当时的译名)小传。应该说,张佩芬老师是我国第一个介绍赫塔·穆勒的学者。

就这样,我第一次读到了赫塔·穆勒的作品:《乡村纪事》(俞宙明译)和《地下的梦》(李贻琼译)。两个短篇,分别选自穆勒的两个短篇小说集《低洼之地》(1982)和《光脚的二月》(1987)。那是两个反差很大的小说,但都以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地区的乡村为背景。那是女作家的出生地,是她的故乡。女作家同她的乡亲都属于日耳曼民族,讲德语。他们作为少数民族,在罗马尼亚这块土地上生活着。

《乡村纪事》就在描绘他们的生活情形,有明显的自传色彩,能让我们了解到女作家的生长环境,当然,也能让我们领略到女作家的叙述才华。女作家用近乎白描的手法一件一件地描述村里的各个组成部分:小学,幼儿园,集市,村委会,理发店,广场,消费合作社,文化馆,邮局,民警所,三条小巷,村民的房屋,农业生产合作社,墓地,等等,算得上一幅乡村全景图了。表面上看,叙述者的语调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甚至还有点笨拙,但不知不觉中,我们就会被字里行间浓郁的乡土气息所吸引,被作者有意无意提到的一些场景所震撼。这是怎样的一个灰暗、狭小、落后、衰老、贫困,却也不乏有趣甚至怪异的世界。在那里,七十岁以下的人,居然都算是年轻人;在那里,“打从国有化——村里人称之为‘没收’——以来,再也没有过一次像样的收成”;在那里,数十年来,狗和猫杂交,猫和兔子杂交,以至于一位老汉再也容忍不了自己的公猫胡来乱搞,一气之下,将它吊死了……只要细细阅读,我们能感觉到作品深处隐藏的深意和寓意。落后,腐败,压抑,麻木,等等,都在不经意中被触及到了。一幅小小的乡村图景,反映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状况。像《乡村纪事》这样的小说,很容易让人想到“乡土文学”。难怪有德国评论家称赫塔·穆勒为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家。

《地下的梦》与地上的悲哀

而我尤其喜欢《地下的梦》。如果说《乡村纪事》是写实的话,那么,《地下的梦》则是梦幻的。这是“已故外婆的梦”,因此是地下的梦。地下的梦,让我们看到了地上的悲哀、忧伤和孤独。而所有这些都在诗意中流淌,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我捧着一束百合搁在胸前,看淡绿的蚜虫踌躇着爬过花朵。我的下巴熏染上了百合的香气,就像在深夜,当太阳不再俯瞰大地,所有的面孔只剩下发光的眼睛,只有那些眼睛知道,这浓郁的香气会透进棺材进入死者的身躯。”就因为生的是女孩,无论外婆还是那女孩便都逃脱不了悲惨、孤独的命运:“我凝视着那孩子,在她脸上枝枝杈杈写着所有那些依存于矮小屋檐下的生命的孤独,从孩子蓝蓝的血管一直流到脸上,她头顶跳动着一个女佣自杀时的孤独,太阳穴两边抽搐着我那半瘫的婶婶烤面包时的孤独,两颊掠过我耳聋的祖母缝缀纽扣时的孤独,唇边则闪烁着我怯弱的母亲不停地削土豆的孤独。”孤独,是所有女人的命运。《地下的梦》以两条线索交叉,层次丰富,梦幻的气氛、诗意的语言,让全篇文字读起来更像一篇散文诗,让人无限感动。我从这篇小说判断,赫塔·穆勒肯定有诗歌写作经历。果然,她既是小说家,也是诗人。

像《地下的梦》这样的作品,很对我的胃口。1990年代,我曾主持过《外国文学动态》封三上的“WW星座”栏目,每期推荐一位外国作家,配上作家照片,并用简练的语言勾勒作家剪影。昆德拉、尤内斯库、马尔克斯、松本清张,都曾进入我的视野。出于喜爱,我也选中了赫塔·穆勒。当时,我曾为她写下这样的文字:

尽管生长于“低洼之地”,却始终渴望如燕一般“飞向更遥远的天空,飞进不属于村庄的那些看不到的云层里”。于是,你拿起笔,以淡淡的惆怅,以淡淡的孤寂,以淡淡的诗意编织着一副属于自己的翅膀。

你飞起来了,在“光脚的二月”,从乡野的小径,一会儿飞进天的蔚蓝中,一会儿飞入地的碧绿里。那翱翔的翅在烂漫的光中折射出的农家小院很美,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梦很美,故乡草地上孤零零站着的树很美……待到飞累时,就“脸朝下融进一个夏日,把自身的重量交给土地”。

题材的策略

时隔十余年,《世界文学》又在2003年第5期“德语当代短篇小说小辑”中发表了赫塔·穆勒(当时仍译作赫尔塔·米勒)的另一个短篇《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贺骥译)。这个标题让我过目不忘,这本身就是一句很棒的诗。写作这一小说时,作者已在德国生活了十三年。这些年里,她曾获得过众多的奖项:德国阿斯贝克特文学奖,不来梅文学奖鼓励奖,劳里塞尔文学奖,等等。从一开始,德国文学界就十分关注和认可赫塔·穆勒的写作。移居德国没有多久,她就跻身于“最优秀的德语作家的行列”。

尽管生活在德国,并享有不小的声名,但赫塔·穆勒坚持书写罗马尼亚题材,更确切地说,是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生活。这是她的策略,也是她的聪明之处。如此写作,她在西方文坛会更容易出人头地,也更容易引人注目。实际上,米兰·昆德拉、诺尔曼·马尼亚、哈金等作家走的都是相同的路径。

《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就描绘了专制下人们的生活,隐含的矛头直指专制的残暴,但这一主题却是通过一个情感故事表现的。一切都是隐隐约约的,一切都是暗示性的,一切都在小说内部进行、开展。没有明确的反抗,也没有公开的声讨,但作家想要表达的,读者心知肚明。这是作家和小说的默契,也是作家和读者的默契。与此同时,这也是文学和政治的微妙平衡。比起先前,女作家这时更注重语言的精练和细节的力度。句子简短,冷峻,更富有强度和力度。而小说中那些精致的细节充满了冲击力、感染力和无限的意味。比如稻草人细节。比如女工和男劳改犯传递土豆的细节。“一块热土豆就是一张温暖的床。”这样的句子是会催人泪下的。

谁忽视穆勒:出版界还是翻译界?

对赫塔·穆勒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我只能谈谈对我所读过的她的几篇小说的感受。说实在的,读这些小说时,我并没有想到她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今,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中,搀杂着越来越多的其他色彩和成分,有些极为微妙,甚至和文学无关。它可能是政治,可能是商业,可能是运气,也有可能是赌博。谁知道呢?喜欢一个作家,其实不必在乎他/她得不得什么奖。我心目中就有太多的作家应该得,却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当我听说某些出版社只为诺贝尔文学奖下赌注时,当我听说某些出版社甚至在抱怨翻译界为何没有早点介绍赫塔·穆勒的作品时,我只能感到可笑和悲哀。利益会让人盲目,也会让人疯狂,即使在文学出版界。这已是文学的悲哀。

闵良臣:“天下”是怎么“得”的?

曾有一部张扬歌颂“皇上”的电视剧在片尾配了一支曲子,唱得回肠荡气;其中还有句唱词,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更是唱得天地感动,人人叫好,正义感冲天。但你叫不得真。一叫真,便知这不是无知就是骗人。据我所知的一点历史常识,得天下的人未必就一定是得人心者。至少得天下的人是绝不肯相信这话的。不然又何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说呢?天下,乃政权也。无政权也就免谈天下。

我不知道“打天下”最早是什么人说的,只觉得真是太形象了。一过了原始社会,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打天下”的历史:张三领着一帮人打下天下,这天下就是张三的;过了若干时日,李四再领另一帮人推翻了张三,然后坐上“龙椅”,这天下也就又是李四的了(这样的情形,在有些不讲法制的小国家现在还不断地出现)。即便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说实在的,也并非是他得了什么“民心”,只能说是他的野心,好听点,是他的志气。而像他那样有野心有志气的人多的是。当时的项羽见秦始皇出巡,就说是“彼可取尔代之”,野心勃勃。刘邦说的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虽没露出野心只是羡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也是有项羽那样的野心或叫志气的。可这些人何曾想过“得民心”呢?他们想的只是“皇帝轮流做,来年到俺家”,“民心”实在与他们无干。请问:秦始皇扫平六国,是得了这六国的“民心”吗?灭了蜀灭了吴的魏晋,能说就是得了这蜀、吴的“民心”吗?满清替代了“我大明”的天下,是得了“我大明”的“民心”吗?不然,又为何会有扬州屠城十日!我想无论什么人,也不管你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学问,这样说,恐怕都是难以服人,也是不合史实的。

秦始皇之后,凡改朝换代,皆是一个“打”字。而凡打下江山,便成了家天下,所有的人只有“山呼”的份儿。就是那有人在“回肠荡气”歌颂的雍正,他的天下又何是因“得民心”而得来呢?不过是世袭罢了。现在考据出他一生“勤政”,批了多少多少奏章,于是便把他对一代知识分子的残暴一笔带过,把他一生的罪过掩饰殆尽,总之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得民心”者。这真是臆想天开,胡说八道。

凡想成王者,没有几个人去想得民心;而得民心者,也没有几个人能得天下。此说并非空口无凭,这有历史作证。三国时的刘备,在当时有一分为三的天下,小说中处处把他写得“得民心”,且还有盖世无双的军师诸葛亮扶佐,然而至死也没能灭魏灭吴,没能得着整个天下。后来把一点天下传给了儿子阿斗,尽管他把江山做到了尽头,也还是用交出江山来“上能自守宗庙,下可以保安黎民”,不使“满城流血”,所谓“得民心”,结果怎样?还不是被人彻底灭了。我不知道如此“得民心”的父子君主为何竟失了天下?也不知写那歌词的作者读三国演义时作何感想。

我知道,这词作者可能是有着美好的愿望,或是幻想,或是规劝,或是警醒,或是告诫,但他哪里知道,想得天下者又怎么会理会这些善良的心思呢?因此,谁如果总是这样幻想,受麻痹被欺骗的就只能是他自己,实在怨不得别人。

当然我不怀疑有人为了“得天下”而需要“得民心”,因此千方百计“取信于民”,卑鄙的更是还会骗信于民,但这与“得民心”者就能“得天下”毕竟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可说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曹长青:奥巴马获诺奖,棒极了!

近年美国的两个左疯——前总统卡特和前副总统戈尔——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美国左派一片欢呼,右翼媒体则一片痛骂。但这次奥巴马得奖可不同了,星期五早晨的广播节目(主要是右翼)简直可以说是“乐懵了。”本来星期五最无聊,没什么好讨论的。奥巴马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可解放了所有节目主持人。

广播里听到最多的是:“哇!棒极了!真精彩!”(Wow! Wonderful! Fantastic!)。还有观众给节目主持人打电话说,“祝贺你得了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主持人说:“我还没有拍过故事片呵,当然我是打算拍的。” “现在是有良好意愿就给奖鼓励。” “哇!这真太棒了!”连奥巴马的新闻发言人都感叹:“哇!”

把电台调来调去,发现很多右派节目都一反抨击奥巴马的严肃常态,而是嘻嘻呵呵地逗乐,玩上了:“他促进了什么和平呢?”“跟希拉里和平共处呵。”我们下一步就要有“塔利班代表进入白宫了。”“这有什么奇怪的,阿拉法特不也赢了这个奖吗?我们的总统难道不如阿拉法特吗?”“下次这个奖就是伊朗总统的了”……

每年的诺贝尔奖,最受大众瞩目的是“文学奖”和“和平奖”。因为科学、医学等奖,大家都不懂,给谁都崇拜五分钟。只有对“文学”和“和平”,每个人都可以判断一下,所以最受大众关注。虽然这两个奖越来越政治化,左倾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不屑一顾,但还不至于闹到像今年这么“好玩”:文学奖又给了一个谁都没听说过的作家,更别说读过;于是文坛一片静悄悄,没人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评呵。和平奖呢,则给了被称为这个地球上最著名的人物——奥巴马,奖励他有推动人类和平的“良好愿望。”

全世界有良好愿望的人起码六十亿,但很遗憾,大家都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幸运,因为他们都无缘当上美国总统。

世界各国领导人,大概心里都酸溜溜的。所以在不得不“政治正确”地祝贺时,都实在忍不住提醒人们:奥巴马得的是“良好愿望奖”,而不是“实际成就奖”:

欧盟主席赞美奥巴马提出了“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承诺和远见”。

阿富汗总统赞美奥巴马对全球的“新设想”和“良好愿望”。

法国总统萨科齐赞美奥巴马 “在和平方面,有和诺贝尔本人一样的坚定决心”。

日本首相鸠山说,奥巴马在布拉格“号召”无核世界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举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奥巴马“承诺”与联合国共同努力,带给世界人民新希望及新前景。

这个地球上最著名人物的“良好愿望和承诺”可谓人所共知,可就是没人知道他干了些什么。有趣的是,连奥巴马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所以他一大早出来表态:“这个奖不是给我个人的成就…我不配…。”奥巴马站在演讲台上,从来都是自信满满,俨然一副列宁复活的劲头。这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么谦恭、可怜,颇有些令人同情。

难怪有广播听众说,“天哪,诺奖委员会也不至于用这种办法羞辱我们美国总统吧?”最著名的右派广播节目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更忿忿不平地说:“这简直比芝加哥第一个被奥运涮掉还更羞辱奥巴马。我们的总统成了全世界的笑料了。每个人都在嘲笑他。”更妙的是:“我们美国人这次居然和塔利班有共识了:奥巴马不配得这个奖。”

一路给奥巴马竞选总统做啦啦队、对奥巴马上台欢天喜地的全世界左派媒体,这回都受不了了,首次一反常态地修理奥巴马:

欧洲比美国早知道消息,BBC、路透社都一连发好几篇,有报道,有评论,借采访美国人转达不满:82岁老人:“如果我能想出来他为什么得奖,那就太好了。”33岁的年轻人:“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68岁老人:“即使用最宽容的心态来看,他也还什么都没做呢。”

美联社采访:“那么多人做那么多事还没得奖呢。”“大概是奖给那些他在幕后做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吧。”奥巴马承诺“变化就要来,但你不能因为将来要做的事而得诺贝尔奖吧?”

纽约时报:诺奖委员会花了七个月,从205个候选人中,选出了这个地球上最著名的人物:奥巴马。它提醒我们在承诺和兑现之间的距离。

《华盛顿邮报》:他除了能左右媒体,什么都还没做呢。引用共和党智囊哈里斯(Todd Harris)的话说:“诺奖委员会好像以为,奥巴马的漂亮言辞就完全代表他实际上已经做到了那些。如果只靠漂亮词句就能领导世界,我们为什么不把总统的位置和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海明威的小说?”

《洛杉矶时报》:报道巴基斯坦目前的严重不稳定,说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屠杀扔在继续,表明奥巴马不配得奖。

比丹拉瑟时代还左的CBS晚间新闻女主播,也请了该台评论员,指奥巴马不配得奖,此奖有损奥巴马。

CNN:这是发给“抱负奖,意愿奖”,而不是“成就奖”。评论员说:从卡特,到戈尔,到今天奥巴马,全是民主党的人得奖,这就是个“反布什奖”。

最左的网络报《哈芬登邮报》(Huffington Post)发了一大堆博客文章:奥巴马得奖,简直是超现实,是“反布什奖”。“那家伙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就得奖了?下次我们如果不选他连任,我们看起来就是傻瓜了。因为全世界都给他加冕了。”“这是给奥巴马的安慰奖,因为他上个月亲自去哥本哈根为芝加哥争取奥运而游说,结果芝加哥是第一个被涮掉的。”

疯狂反战的左派们说,“起码得等奥巴马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了,再给这个奖吧。”“他还没把关塔那摩监狱关上呢。”由于奥巴马得奖后几个小时就开会讨论往阿富汗增兵的问题,于是左派反战人士嘲讽:上午和平,下午战争。

连那个最左疯的纪录片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都用给奥巴马的一封信表示:总统先生,做点事去赢得这个奖吧。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让奥巴马的拥戴者们不满到如此地步,美国右翼当然觉得,这实在是太好玩了。《标准周刊》主编克瑞斯托(Bill Kristol)说:这种荒唐可笑,简直超过任何编辑可以编织出的东西。感谢诺贝尔评委,你们使我的工作容易多了。

另一位保守派评论家的博客逗乐说,“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也有种族分配名额呵。”

《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诺贝尔希望奖。这大概是“世界第一个外交未来奖”。虽然美国前总统布什早已离开公众视野,但欧洲人告诉美国人,他们绝不想再见到一个布什的同类。所以在继卡特和戈尔之后,挪威这是二千年以来第三次给“诺贝尔-没有布什-和平奖”、 “未来和平奖”。

奥巴马刚当总统12天就被提名了。有提名资格的都是前诺奖获得者,或者有资历的学者、教授等。这个提名很代表前诺奖得主们的水平,更表现学者教授们为意识形态而无视常识到何等地步。

但诺贝尔奖委员会为什么不顾常识,甚至不顾这可能会羞辱奥巴马呢?就因为他们实在太欣赏奥巴马的理念、太想给他了。这实在是不能等的。因为再过两年,哪怕到了明年这时候,奥巴马的无能就会很清晰地被看出来,他什么也没干成。那些漂亮的承诺一样也兑现不了。那时候再给,就是“没有兑现承诺奖”“没有成就奖”,就比现在的“有良好愿望奖”更难拿出手了。

过去这些年来,很多人批评越来越左倾的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但由于左翼媒体的哄抬,迷惑了无数大众,所以诺贝尔奖依然令很多人崇拜。这次奥巴马获奖,实在是给很多人上了很好的一课:诺贝尔奖是个什么东西———诺贝尔炸药般威力的左派意识形态宣传工具。

2009年10月10日

莫言: 共产主义违反人性

中国著名作家莫言的章回小说《生死疲劳》最近由法国的瑟耶出版社翻译出版,这部作品的法文名称被译为是《残酷的因果轮回律》,就此,法国的《新观察家杂志》记者羽苏拉·高洁(Ursula Gauthier)对莫言进行了专访。在今天的法国舆论看中国节目中,本台将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此次访谈的内容。

《生死疲劳》讲述的是上個五十年代在土改运动被中共枪毙的地主西门闹五十年来六度投胎转世的故事,他依次投胎为驴、牛、猪、狗和猴最后又再度投胎成人。

《新观察家》杂志首先是这样介绍莫言以及他的作品《生死疲劳》的,莫言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作家。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是军队给了他深造和写作的机会,他的八十多部小说等作品中就包括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搬上银幕的《红高粱》。莫言的新作《生死疲劳》纵横中国建国六十年来的历史,向读者描述了六十年来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体现了作者对劳苦大众的深切的同情。

莫言在访谈中说,他通过《生死疲劳》的主人公西门闹表达了他本人对中国建国初期一大重要的社会运动,也就是土地改革运动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地主富农被崭尽杀绝是绝对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精打细算才富裕起来的,他们不应该被处死。莫言进一步指出,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农民作为整体普遍受到共产党的虐待。在毛泽东时代,国家的价格政策以及不合理的预算分配使中国农村为中国的工业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今天,又是当年这些农民的儿子,构成了浩浩荡荡的一亿两千多万的农民工,他们以廉价的劳动和低等的待遇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插上翅膀。莫言说,主人公西门闹的转世轮回遭遇是1949年以来中国农民遭遇的写照。中国农民在49年之后,完全被当作牛羊一样地对待:他们被剥夺自由,被成群结队地赶进人民公社;他们必须遵守纪律,在哨子声下作息,别人叫他们种什么庄稼就种什么庄稼。虽然中国农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获得一些自由,但是,他们的处境在随后便每况愈下。正如主人公西门闹,尽管他本人无可指责,但他却被无辜地枪毙了,并且即使是在地狱也同样遭到剥削和虐待。如果不是由于他具有出色的智慧和强盛的生命力,他怎么能够忍受当牛作马的待遇?

那么,阴间地狱的主宰阎罗王为什么也会同人间一样,对西门闹如此地不公平呢?莫言的回答是,因为西门闹是一个反抗者。他始终不停地呼叫要回到人间同那些杀害他的刽子手们算帐。阎罗王同北京政权一样,也会严厉惩治那些抗议者。莫言说,地狱其实就象征着中国,唯一的区别是在于,在地狱中,人们不可能再被一枪打死,而是会被迫投胎转世为猪牛羊等动物。

《新观察家杂志》记者注意到莫言在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佛教词汇,询问他本人是否对佛教特别感兴趣。莫言回答说,佛教、道教和孔子思想是中国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祖父母虽然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从没有看过佛经,但也同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能够用佛教的因果报应等教条来对现实做解释。事实上,因果轮回律使老百姓得以克制内心的破坏冲动,而继续忍耐下去。莫言坦言说,他在碰到困难和挫折时,也经常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他还说,如果他执政,他将引导大多数国民信奉佛教,因为这样,国家也就太平得多了。没有小偷、没有谋杀、没有仇恨,可能也将没有爱情。不过,他又补充道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生死疲劳》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蓝脸引发《新观察家》的关注,因为他拒绝融入集体,拒绝将他个人分得的一份自留地交给公社统一管理。莫言在访谈中强调说,对他来说,蓝脸这一人物提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那就是共产主义是否是一个可行的社会制度?莫言认为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是违反人的本性的。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千人一面的社会中才能统一人们的衣着打扮、谈吐举止,而事实上,人是多样性的。那么,难道就不可能存在容忍个性发展的集体精神吗?记者提问道,莫言回到说,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虽然目前中国社会对私有财产的崇拜正在使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显露无遗,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度激发民众的兴趣。或许作为对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回应,中国社会会向一种新的集体化形式演变。这或许也是一个周期性的轮回。不过,莫言希望在新一轮的轮回中,不会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使每个中国人都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

杜和平:"六四"二十周年反思:以公民维权运动推动民主大业

过去的”六四”周年祭日,我对”六四” 之所以没有写点东西,原因如下:

㈠我是”六四”最大的受益者,而”六四”对整个民族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几千个家庭,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中国有十多亿人组成的茫茫人海,我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一滴。六四事件使我感觉中国很小,我到那里,就会被强大的政府机构所注意所骚扰。我感觉自己是堂吉诃德式的,要被迫面对伟大的党,给我的种种压力,甚至是明目张胆的恐黑。

判我三年,主要的罪证是我写的一份传单。它表明我当时的思考与态度,我希望当局与学生对话,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何罪之有?

㈡我感知到很多虚假的故事,总是很遗憾,自己在”六四”关键期,没有大胆的作为。虽然坐牢三年是真实的。不配到省一监。

㈢我对中国形势,会有一种敏感。自知性格不适合玩政治。应该说,不适合玩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对于我,是一种社会认识,是公民应该尽的一点责任与义务。没有必要都要走士途,更没有必要去勾心斗角,尤其是在黑暗与血腥的社会环境里,拿生命与灵魂去玩,去搞肮脏的政治交易,去做不能公开于众的事情,是得不丧失的行为。

㈣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因监狱经历而发生了巨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探索人生与心灵的奥秘,修身益寿,积德修道,修真悟道,这需要专心致志,这是根本性的价值观,是神圣与永恒的追求。而追求政治经济的名利,是过眼云烟的价值观。

我的故事我的梦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创造奇迹的大时代,我们的亲身经历,我们的梦幻,只要如实的写下来,就是一篇篇精彩的故事,在三十年前,什么文学创作,科幻小说,惊险奇事等等,在我们今天看来,要么是胡言乱语,要么是平淡无味。

先整理思路,拟出一个提纲,看那些故事,感兴趣的人多,我就先写出来,如果没有人感兴趣,我就留在大脑内存。因为我回忆的故事,涉及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些事件,每个人的记忆与角色都不一样,肯定会有一些偏差或失误,我很希望当事人和我一起回忆一起来写。

有些故事情节,背后还有故事,还有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我可以肯定,有些人有些事,是不肯站出来,面对着公众,把自己的心灵和经历,坦然自若的公开亮出来,讲出来的.如果你看到涉及你和你的某件事,认为是你的隐私,说出来会有损你的光辉形象,那我尊重你的意愿,我就会作一些技术上的处理。

历史与现实的事情,还在进行之中,因此灵感涌现,有以下想法:
㈠过去的故事太精彩,不写出来,很可惜。
㈡过去受到的欺凌伤害太多了,总结经验,尽可能避免这类故事重演;
㈢收获太宝贵,总结出来,让更多的人得于分享。
还有,更多……

如果拍摄电影电视片,涉及恩恩怨怨的爱情故事,票房价值就会提高;而我的故事,就相对乏味,因为缺乏爱情、金钱与搏斗,这三大元素。情爱、财富与暴力的竞争,有得就有失,其占有与炫耀,成也败之。

而我的故事,主要是在道场上,我的获得,不怕任何人与我竞争。

当今中国,依然在”六四”的阴影之中,中华民族,仍然在战场与市场之间徘徊。我们仍然需要醒狮计划,当然,应该是醒狮计划3。中国崛起与腾飞,仍然是一个历史的使命,是现实的挑战;历史玄机,依然存在。谁能策划与实施”醒狮计划3″呢?试问天下华人,谁是21世纪的战略家?

度尽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

世界棋局,怎样评说?
看全球春秋,谁能与我论道?

杜和平二〇〇九年五月三十日于贵阳。

附 录:

【手月笔记】与【解读启示】

“六四”公案研究启示录
 怎样解读”六四”?

千年易过,”六四”难忘。

一、

从感情上,”六四”使我们心痛、伤心,愤怒,流泪,有着极大的遗憾感。

由于执政党对”六四”事件的淡化与封锁,要作理性分析,就缺乏完整的资料。没有比较完整的资料,我们的研究至今,还处于”瞎子摸象”的阶段。

“六四”事件的关键人物,直接亲历者,如果分成两部分,官方那部分,是封口不言,而另一部分,只能在国外发表各种观点,反思,回忆录等等。

从一些亲历者的描述,”六四””八九”最终演变成是一场内战,一场大奢杀。谁为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负责?这场惊心动魄的内战,是怎样演变的?

我们缺乏全景式的,比较真实的历史描述。

那场历史大剧的重要主角,许多人已经成为了历史人物,已经不可能开口为这一事件说什么。但是,与他们有紧密关系的人还在,他们何时开口?

“六四”镇压开始,恐怖,绝望、凶恶、残忍、悲伤、愤怒的信息笼罩中国。

事后得知,很多”六四”策划者,参与者,有些跑了,有些隐蔽,有些人推卸责任,有些人被抓进了监狱。我被抓进监狱,竟然没有恐怖,绝望的感觉,反而对所有的言行,糊里糊涂,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我心安理得。努力演好这部电视剧,我真有些演电视剧的感觉。那些抓人、审讯、转监、审判的剧情与剧中人,其实,也都是在演戏。

我问心无愧,没有错,更没有罪;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的供认不讳而受到伤害。我”罪”有应得。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风暴,既然要定性为反革命”暴动”或”动乱”或”事件”,总要有人走上祭台,要有人牺牲,有人要成为替罪羊,或真正的罪人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我的参与,实在不足挂齿,不过就是对”八九”这场学生引发的民运,旗帜鲜明表达了支持的态度,散发了传单,参与策划了游行等等。

我还有一些观点与意图,可惜没有机会表达出来,我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该抓的没有抓住,我因此而升级了,最后判刑三年。后来,有些朋友还很说:不过才判三年刑,这可是一笔政治资本。我开玩笑的说:”谁叫你们不提供”罪”证,谁叫你们要跑的”。

这是一场内战,不可能把一事件的责任推给国外的”敌对势力”。或者推给国内的”敌对势力”,也缺乏证据。

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也失去了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背后之手,其实不黑,至少,我们伸出援助的手,都是在阳光之下。我们喊出的援助之声,都是出自于良知与正义。

二、

我们所够搞清楚”六四”的真相吗?
“六四”真相在哪里?
 在广场上吗?(不)

在某处两间房子里,打开”六四”房间的钥匙在哪里?就在那里,就在那里。

“六四”是最大最近的一个历史公案,这是一个禁区。一个敏感的历史课程,谁能破解这史无前例的历史公案。

“六四”公案的何日结?

“六四”公案充满谜团,而”六四”的档案资料有三大关键点:一是在天安门广场为核心上,这方面几乎没有多少可疑的,这方面记录下的资料最多,而又是不可能掩盖得了的,而执政者又欲盖弥彰,睁眼说瞎话,此地无银三百两,常常引起公愤。

神秘的两间房子里,又在哪里?

一间是邓小平。
另一间是赵紫阳。

难道邓小平的那间房里的秘密档案,要到”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才会公开而揭密吗?

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的稳定,有如此之说吗?

赵紫阳的那间房里的秘密档案,是不是都公开了呢?

背后的黑手,究竞是谁?

一个重要的细节,赵紫阳的一次谈话,很关键,邓小平家人披露,赵把邓卖了,赵为这一谈话的辩解。

我们怎样分析?这句话怎样理解?

由此,我得到这么一个主题与视角:专制与人性的分析。

1、人性局限,必须会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意见,视角盲区,过失不可避免。
2、专制权力,使人性的过失扩大化。
3、专制权力容易使人走火入魔。

我们对人性,还缺乏理智的理解。

旁观者也会形成障碍,更重要的因素是研究者本人是否修炼到一定的境界,这才是最难的。

化解历史负担,构建未来民主社会,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历史使命。

三、

“六四”悲剧的分析

“六四”天安门的悲声,人民纪念悲;那些可敬的”暴徒”们,为了阻挡暴力机器,而献出了可贵的生命,那些场景和目击者的记录,使人震撼,使人流泪,其形其象,可以飞越二十年的时空,直到永恒境界。那个白衣女郎,大喊一声,冲向”人民子弟兵”,我想象,她倒下去,是缓缓而倒,猛烈的枪弹,肯定也有一些推动力,使她不能很快的倒下去?那是她在人间的最后一场生命之舞。我相信,她的灵体一定飞升出来了……(手月笔记:)

“六四”悲剧的根源是什么?

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中国专制政治模式的分析、对人性与权力关系的感悟,这三大认识的深处,就是”六四”悲剧的根源。

专制的政治模式与马列的结合,即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六四”悲剧的两大根源。

马克思的学说,形成了三大理论:
一强盗理论。即鼓吹暴力革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人无罪,造反有理。
二魔鬼理论;即唯物论与无神论。
三霸王理论:什么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称真理,自称科学,自称其道路是必然性。
这三大病毒,其危害甚烈。

如何认识与清除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病毒?

“六四”前,我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曾经阅读与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等等理论著作。”六四”后,我才发现,马克思主义有不少错谬的理论,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因此,发现他是一个庸俗的思想家,他只能算是比较优秀的理论工作者。他由于没有觉悟大道,其思想就有明显的不足,比方说,表现在宗教问题上,他的理解就很糟糕,认识没有入门,其思想就达不到大师的境界,可谓是混在凡俗的聪明学者。根本就没有与哲学真理对话的资格。

我的”六四”经历与思考及定位,可以挑战与冲击那三大理论;驱除与化解这三大病毒。

给我的定位是反革命,那么,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强盗理论,是我的责任,是我们这些反革命的责任;构建与弘扬我们的反革命理念,就必须冲击马列的强盗理论。

我的神秘经历,大梦体验,使我感悟与理解了道家精义,因此,驱除马克思主义的魔鬼理论,是我的使命,我就自然要化解魔鬼理论。

我的战略思考,醒狮计划,使我认识与领悟了历史玄机,所以,挑战马克思主义的霸王理论,是我的义务,我就义无反顾的批判霸王理论。

四、我是反革命

我们这些因”六四”事件而走向监狱的反革命,二十年来,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实在太不值得了。付出太多了,活得太苦太累太惨了,普遍的情况是都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经济窘迫。长期受专政机关人员的监控、骚扰与打压。生活与体验恐怖的感觉,成为常识而不是新闻。

为了淡化”六四”,就封锁我们;为了使”六四”事件被遗忘,我们就不能过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他们是危险分子,你不能与他们交往”。这是秘密警察对付我们交往的人所说的话,于是我们就被边缘化了。他们尽到职守了,他们成功的封锁了历史的真相,对”八九民运”与”六四”大屠杀这段历史,装聋作哑,或装昏卖傻等等二十年了。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六四”的含义。

有的反革命因此而没有安家;有的反革命有家,但家人因此而担惊受怕,有的不堪忍受,因此而离婚。但是,我们居然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之中,生活了二十年了。我们之中一些人,还斗志不减,抗争不休,不言后悔,正气浩然。

上苍是公平的,我们在一方面失去与付出的,必然在另一方面会有更美好的收获。
二十年来,我们的收获,是价值观的改变,是培养了我们的正气。更珍贵的是闻道、悟道了。

古人说:”一生不闻道,最是可怜人”。
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

㈠反革命的名义:

对于我们”六四”受难者或被打压的群体,在称呼上有困惑。国安国保也是没有定义。称呼上有”民运分子”,”六四民运”,”异议分子”,”民主斗士”,”维权者”,”人权捍卫者”,”维权义工”。讲民主,存在分歧,说人权,人人都可以接受,没有我们的特色,异议者,太广泛。想来想去,我有一天突然感到顿悟,我们这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与名称,那就是”反革命”。

㈡旧帽新说

我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被判为反革命,想一想,反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是很有意味的,反革命必将成为一个品牌。

毛共的三十年,反革命是一个被搞臭,搞得非常恐怖的一类人员,当上反革命分子,那就要被斗垮斗臭。而且,只要不合我意,就给对方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反革命是黑五类中的老三;也就是说,从经济上来说,你不是地主,富农;从社会舆论上来看,你很善良,很忠厚老实,不是坏分子,不是右派。但是,要整你的话,就说你是反革命分子。

地富反坏右,被称之为黑五类。

有很多反革命分子,曾经还是中共党内的高官,因为他们一起打天下,出身不是地富,不是社会犯罪的坏分子也不是右派。但要整你,最广泛,是合适的牌子就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就意味着反党等等,有老照片,一大批中共老党员,就挂着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牌子,被押在大会上批斗。

邓共时代,坚持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一大批正义良知人士,依然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主要是”六四”事件,产生的反革命分子,最多。

江共时代,因为从法律,道理上来讲,反革命罪实在是法理不通,名理也不通,也就被取消了,所有持不同政见者,不再是反革命,而是以颠覆国家罪而被挨整。

颠覆国家罪这里不讨论,我们要问,过去几十年来,创造出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应该怎么样处理?既然从法律上取消了,那么,那些反革命分子,要么就平反,要么就改为颠覆国家罪的罪犯。

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灾难。
反革命就是反抗暴力与阴谋。

㈢最后的反革命

时代造就了一群反革命

我们是反革命,我们从被迫到主动的戴上了这顶帽子。这是耻辱的绿帽子血薰的红帽子还是桂冠,大概还没有盖棺论定。

望着这一顶顶反革命帽子,确实应该反思百省,值得玩味。

我们的判决书上,是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或”反革命集团组织罪”来定性。接过这判决书,戴上反革命这顶帽子没有商量。送进监狱这所特色大学进行深造,实施魔鬼训练。

有一个罪名,叫”反革命杀人罪”。这从词义构句来说,是很荒唐的,只有革命,才可以杀人,反革命怎么会杀人呢?杀人者,就不配称之为反革命。

后来,刑法改了,没有反革命一词定罪名了。可笑的罪名。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但我们并没有得到摘帽通知。从正式的名义上来说,我们是最后一批反革命分子。

然而,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还必然有反革命,中国社会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反革命分子,需要千千万万的反革命宣传煽动之”罪”,需要千百万的反革命组织。
暴力不息,恐怖统治不灭,反革命尚须努力!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不保左。

革命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革命则贵右。革命不祥之器,非君
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袭为上。

老子说:兵器,属于不吉祥的器物啊!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们。
锋利的语言、系列对策和道义的攻击为上策。不要炫耀武力。如果赞美战争,就是乐于杀人。而乐於杀人的人,是不能够得志于天下的。

五、

有人经常与我讨论,改良与革命的问题

有朋友说,不赞成我的观点,认为应该讲暴力,什么理性和平非暴力,没有用。很多人经常引用毛泽东的名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暴力问题,是一个手段,很简单,很实用,我们想一想,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样的人来说,才有效果?

对于我们来说,鼓吹暴力革命,几乎无作用,也不明智。

归纳为三点意见:

一、我们没有暴力资源,说了也白说。

二、实施暴力的人,也不需要什么理论,人被逼急了自然会反抗,杨佳袭警,瓮安事件等等,就是现实的注解。

三、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在任何博弈之中,应该是发挥自己所长,攻对方之短,以自己的优势,强势,攻击对方的劣势,弱势。

显然,我们长项与优势,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广泛的社会支持,道义的力量。

暴力是被垄断的,是专制的强项,特点。

以己之弱,之无,来竞争,其结局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一点,都看不明白,是谓不智。而不智也因不道。

六、

暴力革命的鼓吹,导致什么效果?

(一)历史的大循环。暴力夺到的,也必然是以暴力来统治。以暴力统治的最终也毁灭于暴力。

(二)暴力与阴谋为伴。仅仅是暴力,是不可能成功。必然要有阴谋的支持。而阴谋就会伤害人格与良知。

(三)民间鼓吹暴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支持执政集团之中的极左派,保守派(鹰派狗派)。他们以此为借口,夺到更多的权利。反之,会使改革派开明人士的处境危艰。而且,同一个人或左或右,或善或恶,等等两面性,都是具有的。而外界发出暴力革命的信息,只会使一个人倾向”扩军备战”,转向凶恶。

当然,法律不公,投诉无路,状告无门,被逼抗暴,所谓官逼民反等等,那另当别论。

七、

揭秘”权力综合症”
维权须知
我们的世界,有三大非物质毒品,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

这三大毒品:一是食色,二是金钱,三是权势。

鸦片,海洛英等等之类的毒品,其危害是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说。食色性也,人之本性,但这方面的纵欲失控,缺乏伦理束缚,其伤害,也不是这里所要论述的。金钱的危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研究的专著。这方面的认识也是汗牛充栋。相比之下,权贵对人的伤害,似乎没有达到普遍的认识深度。

对于非物质毒品,认识较差的是权贵。
老子说:”权贵就像病毒,得到权贵,就如同患上了大病”(贵大患若身)。

庄子的观点,是认为,权贵就像腐烂的死老鼠-。他说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惠子在梁国做宰相,庄子前往看望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梁国,是想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子恐慌起来,在都城内搜寻庄子,整整三天三夜。

庄子前往看望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它不会停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会进食,不是甘美的泉水它不会饮用。正在这时一只鹞鹰寻觅到一只腐烂了的老鼠,凤凰刚巧从空中飞过,鹞鹰抬头看着凤凰,发出一声怒气:’嚇’!如今你也想用你的梁国来怒叱我吗?”。

电脑有病毒的危害,我们应该重视这个现象,沉思默想这个现象,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

现在,我们已经明确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最简单的病毒,可以谓之是”信息病毒”。其发展演化就成为”知识病毒”;其高级阶段,就是”理论病毒”。这些病毒可以对人的大脑与身体,产生危害。这个主题,充满奥妙,有待研究与揭示奥秘,这可以写出一系列专著。其中必有皇皇巨著的诞生。

这里,我们提示几点,以供感兴趣的学者们参考。

㈠金钱与权力是高级”信息病毒”的滋生源。
㈡钱权信息病毒同样可以使人上瘾,逐渐中其毒者,往往不能自拔。
㈢钱权信息病毒可以进入大脑与人体,可以导致病患。这类病患,是生理医学家们无法理解的,因此,就往往被归为不明原因的疑难怪症。那些癌症、帕金森综合症、腐败等等,就是这类病毒所导致。

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病毒,我们因此得出结论:”权力使人丧失人性,绝对的权力,绝对丧失人性”。没有制约的权力,就象病毒一样,会不知不觉的使人丧失理智,最终是丧失理智而疯狂害人,丧失人性而害己。

理性抗争:
每个人都是弱者,这是人性的本质,很多英雄,其实是虚假的,真正的英雄,不过是特定环境的非正常行为。无知者无畏。就是说,不知身处危险,而从容不迫的态度、行为等等反应,往往被认为是英雄,而当被人捧晕了头最终也会自欺欺的认为自己是英雄。

“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对”无知者无畏”的注解之一。一时的激愤,也会有英雄的行为,不过那叫匹夫之勇。如果从动机与效果来说,就有见义勇为与疯狂犯罪的区别。

人类是智慧的动物,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安危命运有认识与判断,不同的认识,就会有不同的行为。

人是社会性动物,只要有社会关系的存在,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在生存战争,政治斗争,经济博弈的社会环境之中,就有不同的角色与认识。从常识来说,如果没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功率,那就没有必有”亮剑”。

错误的估计形势,在百分之百的失败率的局势,也要”亮剑”,就会成为悲壮的英雄。

九、

历史必须重写,有人论:历史是由胜利者来写的。
什么样的胜利者?怎么样写?
胜利者可以写历史吗?
写自己的光荣,正确与伟大吗?为了这样写,就可以不管事实,任意改变历史吗?
失败者就一无是处吗?

胜利者永远都是胜利者吗?
胜利者一旦成为失败者,历史就重新写,彼此矛盾的历史,能够使我们从这样的历史得到明智启发吗?
革命一词,来自于所谓的”汤武革命”。
殷鉴是什么?

我们是”六四”志愿者

我们应该是”六四”时期的政治志愿者

王丹说:”政府有罪,学生有错”。

而我们作为千千万万声援学生的志愿者,罪在哪里,过在哪里?

“六四”使我获得政治、历史与心灵方面的三大认识收益。

政治收益,身临伟大事件之中,对政治的观察与思考,有着警醒的状态,对政治有着长期的分析关注与独特的视角,对政治如何演变有着另类的认识。

政治权势的较量与转移,有三大力量;一是枪杆子,军事政治、流血的政治、暴力政治。二是钱,经济政治,资本的政治。三是道义,知识与智慧,思想的力量,意识形态的竞争。

“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政治”堕落”了。

政治演变的大程序,是从战场到市场,最后是道场。中国的政治思想,几千年来,几乎都是徘徊在战场与市场之内。军事型政治家与经济型政治家是社会主角;而所谓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附属、配角、跑龙套的角色。

“八九民运”期间,老教授们打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的横幅走上街头,这很有象征性。”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写照,对这句话,可以有不同的感受;1、令人心酸,可怜的中国文人。2、振奋、要反抗了。3、幽默、借机幽一下默而已。

被打昏打怕的知识分子,接着又被金钱所腐败,于是心甘情愿的玩舆论导向,唱什么主旋律,直接的说法就是出卖灵魂,没有了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

我强烈的感受与认识到,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是多么的珍贵。
 “六四”省悟录
反思的目的,搞清楚历史的真相。

而搞清楚历史真相,这话谁都会说,但是,关键人物们,有难言之隐,大多数人掌握不了核心资料,因此,好多文章,几乎没有意义。

是不是就无法搞清楚”六四”历史真相呢?

会不会要二十年之后,有相关的资料才公诸于世呢?

搞清楚”六四”真相,并不会比搞清楚古代历史事件要难吧。比方说”清王朝时期的谜案、三国时期的谜案,春秋战国时期的迷案等等。

关键的问题,不是资料的缺乏,而是鉴别与选择资料的困难;一是研究者本人,其二是资料提供者,如果是涉及利益的局内者,或者是远离棋局的旁观者,就都会有不同的障碍。

因此,更重要的关键因素是,研究者本人是否修炼而达到他定的境界。
这是什么境界?

就是从有欲到无欲的境界。
有欲观其叫(热闹)
无欲观其妙(微妙)

要学会透视,所谓从现象到本质,表面的宣传与背后的操作,那是两重天地。

现代社会搞研究,工作难度与强度不是搜资料,而是从众多资料找到有用的资料,关键性的资料。

对历史的反思,可以说是复盘,犹如下棋之后的复盘,其意义是总结经验。而总结出的经验,应该是方法上,策略上的收获,而非以为历史可以复演,因为下一盘棋局,几乎不可能照盘重演。

搞清楚历史的真相,是为了得其经验教训。有些人是为了重演历史(借鉴历史经验),有些是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教训)。

涉及利益棋局历史中人,对于一些历史真相,是不肯泄露的,那是一些玄机,天机。

人性的弱点,必然使局内人不肯说出真相。
中国的政治,必须走向宪政法制,传统的暴力政治权术必须终结,

“六四”给我们是深度教训。

疾风暴雨的暴力革命,并没有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只会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所以,老子说得贴切说得好:”治大国如烹小鲜。”也不要妄想政治制度的革命,创新,是一蹴可几一夜可成。道家的思想是值得关注、借鉴的。

因此,我们要有以下的理念:
1、持久战,长生久视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改变中国,点点滴滴的渐进。欲速而不达。

2、警惕革命论与突变论的诱惑。

3、道家治国富民的理念与方略:渐变、积德、唯啬、烹小鲜(文火烹青蛙,)身天下。


“六四”给我的是极度遗憾
对”六四”公案,必须有人作理性分析。

理性的对待”六四”而分析,确实有难度。所有”六四”公案的当事人,都不可避免的陷入困境,越是优秀的参与者,陷入就越深;或因权势、或因名利、或因情感等等,任何一项,都可以蒙蔽我们的心智,使我们的认识走入误区,陷入困境,难以自拔。

因此,可以说,没有理性分析,就不可能破解任何历史公案;由此推理。可以发现,”六四”这场震惊全国,震撼世界的历史大公案,又是一般学者,甚至是优秀的学者们所无力破解的,

而一旦确定采用理性分析,就会思路清晰,结论简明。我分析的结果,是极度遗憾。分析的结论,简述如下:

1、”八九民运”是必然性,但”六四”并非是必然性。
2、”八九民运”的博弈,以”六四”标志为结局,结论只能是:失败!大失败。
这个结论,肯定是令人难于接受。但是,事实很明显的发生与存在了。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回避,或回避事实,或回避结论。

这是中国人的失败,是全面失败。

谁是胜者?没有胜者?
谁是赢家?没有赢家?

最终都没有赢家与胜者。双方都是失败者,多方都是失败者,只要是参与者,人人都是失败者。唯一的获利,就是从”六四”结局之中反省而醒悟。

我参与了贵阳”六四”,因此,我也是失败者。所以,我极度遗憾,哪有什么功?也没有”罪”。

3、我极度遗憾,并不是后悔参与,而是后悔参与不足。后悔于事无补,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事后总结,事后英雄,纸上谈兵。

从”六四”事件的结局来看,来分析,就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百年来,中国人多灾多难,饱受天灾人祸,精英人才被打压,或驱除,甚至直接被消灭。因此而精英人才不足,”八九民运”缺乏合格的战略家。中国人被整怕了,大政治家的成长受到严重制约。所以,就有以下的现象:

①事前少谋,或准备不足。
②事中失策,或束手无策。
③事后无悔,或陷入困境。

在恐惧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
恐惧使人看不清楚现实,更看不到未来。
恐惧使人昏道,导致历史性的错误。
邓小平的恐惧,导致他最后失去成为中国历史伟人的机遇。

《皇城幽默》”六四”后遗症:

1、”狗日的暂住证制度”我在北京为什么被警方扣押暂住证?出钱买管制,天下奇闻。

2、”警方轰我出北京。”三日之内,就是要轰你出北京。

3、”我的替身在北京很委屈”可怜的流浪诗人沙漠舟,因为长得很象我杜和平,就被警方抓了一回。

4、”邪教的权利”没有那一个国家的科技,是通过反伪科学而发展的!

5、女仙算命:我的财运,下半年就动;我的事业项目,能成功。

狱中奇闻
1、”你相信灵魂的存在吗?”我在监狱里给死刑者的咨询。
2、”通灵计划”一个难获知音的理念与方略。

“命运转变之一”1989年9月11日杜和平被宣布逮捕,张林嚎啕大哭,从那时起,我的心理产生了一个变化,我变得多愁善感了。乐观被蒙上翻滚的阴云。

“命运转变之二”三年来,对人性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我学会了宽容与忍辱。悲剧看多了,慈悲的思考,也越来越多了。

“命运转变之三”一系列的神奇之梦,对我的影响,可谓是强烈吸引,震撼冲击,翻天覆地,终身不忘。这些梦,这些神奇之梦,使我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了明确与全新的回答。

我的三类梦:
我在监狱里有着神奇的体验,主要是一系列的奇妙之梦。这类梦使我非常舒坦也推动我在心理学与宗教界作长久的探索及思考。我的梦,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没有涉及的,在他那被称之为影响世界的巨著《释梦》里,是一个明显的空白;我发现,这里是西方心理学的弱项。

我的梦体验与研究,必然要写成一本重要的著作,可以名谓之《梦界新说》或《梦理指南》。其理念与思路如下:

1、梦是可以控制的。本书就是对可控之梦的发现与研究。
2、可控之梦的意义。
3、梦中的得失与追求。这对人生的意义与追求,有重大的启示。

释梦原理–扬弃弗洛伊德
什么是梦?
梦的定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弗洛伊德也没有搞出来。虽然弗洛伊德写下了赫赫有名的巨著《梦的解析》。

我之梦:
一、彩色之梦:
我坐在青山上,欣悦的笑着,
二、力量之梦:
三、全息之梦:

我之梦的价值与启示:
梦改变了我,也可以说,我的梦被改变了。梦的改变,我的价值观也就被改变了。
我的价值观,在道家文化。

现实价值,诸子交流与三家合作。
中间价值的选择,宁要大道美梦,不要更多的财产。
终极价值,归宿于心灵与精神。

通灵与名利的思辨:
宁要此梦,不要金钱。
监狱与梦,奇特的经历。

杜和平2009年5月30日

【联想分析】

二十年来,公安经常来找我玩。(故意骚扰)

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仍然没有转型升华,政治斗争,没有朝文明方向演变。

当今中国社会,已经诠释了政治斗争的内容与方式,那就是,事关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权问题,形成风起云涌的维权博弈,人权抗争。

杜和平(笔名:手月)
1976年经营书店。
85年创办《浪潮读书会》;
88年参与《贵阳市沙龙联谊会》;
创立《贵阳文化心理咨询所》等等。
89年因”六四风暴”,而被卷进监狱三年 。
2004年”贵阳文化讲堂”的发起者之一。
2005年参与”贵州公民人权系列活动”;贵州人权研讨会。
书稿:揭秘《道德经》《奇人绝技》《第三轮竞争》等。

乔新生:重庆打黑背后的体制问题

过度渲染重庆市打击黑社会组织的意义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整个中国现在已经呈现出黑社会组织化,几乎所有拥有重要资源的企业,都有黑社会的背景,否则,这些企业寸步难行。重庆市涉嫌黑社会案件,将于2009年10月12日开始审判。当地新闻媒体报道,这批案件由于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涉案罪名多、庭审时间长,而创下了多个重庆法院审判历史之最。

回顾这场轰轰烈烈的打击黑社会案件,人们不难发现,案件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那样,重庆市司法局局长、重庆市公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居然是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伞,这说明重庆黑社会势力已经完全渗透到执政体制内部。社会广为流传的抓捕黑社会组织头目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充分说明黑社会组织和体制内的政府官员勾结之后,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能量,以至于打击犯罪的活动无异于一场小型战争。

不少人对重庆这次打击黑社会犯罪活动击节赞赏,认为这是共产党少有的得到公众广泛支持的举措。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与黑社会组织成员长期勾结的政府官员,之所以能节节高升,说明在这些政府官员的背后还存在着一股势力。重庆市的”一把手”是否敢于继续追查下去,将这些保护伞背后的保护伞公之于众?

学术界一些朋友在讨论这一案件的时候,私下以为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之后,当地的领导人都是中央派驻的大员,假如继续追查下去,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甚至有人胡乱猜测,重庆市这场轰轰烈烈的打击黑社会的行动,本身就是执政团队内部勾心斗角的表现。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类似于重庆这样的黑社会组织在全国究竟还有多少?今后黑社会组织是否会卷土重来?

提出这些问题的潜台词是,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很难从根本上杜绝黑社会组织滋生蔓延。当年在制定《刑法》的时候,已经有学者认为中国存在着黑社会组织,所以,《刑法》应当坚决予以打击。可是,立法机关在审议《刑法》(草案)的时候,一些官员认为中国虽然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但是,并不存在黑社会组织。言外之意,中国还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国家的黑社会组织,所以,中国的《刑法》只能打击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活动。无独有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实施中国《刑法》有关黑社会”性质”犯罪条款的时候,同样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按照《刑法》的规定,只要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司法机关就应当将其成员绳之以法,可是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必须有自己的保护伞,假如找不到这样的保护伞,那么,就不能认定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司法机关寻找这样的保护伞,那么,必然会在执政团队内部产生混乱,许多党政官员必然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黑社会组织。在《刑法》实施的过程中,许多老百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司法机关在处理的时候,往往只打击喽罗,那些幕后组织者和指挥者往往逃脱法律的制裁。

现在中国既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有地方政府组建的股份经济;既有官商勾结的灰色经济,同时也有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合作经营的地下经济。各种经济犬牙交错,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转型时期经济形态。

几年前曾经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经济很可能会出现”西西里岛”模式,少数黑帮控制地方经济的命脉。当时很多人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但现在分析,这些学者的确有先见之明。不过,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帮派经济相比,中国的黑社会经济社会危害性可能更大。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意大利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多党之间的相互竞争,必然会将黑帮势力的犯罪活动大白于天下。而中国长期实行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许多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活动,具有长期性、组织性和规模性。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非常担心,这种挂一漏万的选择性执法,究竟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

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形成了封闭的政权体制。换句话说,只要能争取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那么,地方政府的党政部门领导人就可以一手遮天。中国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在理论上高度自治,但在现实生活中形同虚设的国家政治制度。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地方人大代表可以选举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司法机关官员。只要党的领导人控制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那么,就可以完全控制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司法机关官员。这就意味着在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时候,表面上看来司法机关是独立办案,但司法机关能否追查到底,完全取决于地方一把手的决心。只要地方党的领导人控制了人大、政协、政府和司法机关,那么,地方一把手就是当地说一不二的最高决策者。这种带有高度自治色彩的政治制度设计,给了一些地方一把手以可乘之机。

所以,我们在分析重庆打击黑社会犯罪组织活动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一案件的特殊性。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现任市委书记之所以高调从事打黑行动,恐怕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生态,决定了黑社会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保护伞,总是能在执政团队相互斗争的夹缝中生存下去。

正如一位了解内情的当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重庆的黑社会组织在光天化日之下欺男霸女,公开从事卖淫嫖娼活动。重庆市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曾经在重庆主持过工作的领导人,并非不了解真实情况,可是,这样的犯罪行为居然天天发生。这说明共产党的执政团队内部早已出现了问题。重庆市委书记组织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活动,不得不从东北调来援军,说明当地黑社会与政府官员之间早已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打击犯罪活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轰轰烈烈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体制上的问题。如果不改变现有体制,还会有更多的黑社会组织。

笔者认为,过度渲染重庆市打击黑社会组织的作用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整个中国现在已经呈现出黑社会组织化,几乎所有拥有重要资源的企业,都有黑社会的背景,否则,这些企业寸步难行。地方政府官员早已成为地方企业的座上宾,地方政府官员与地方企业搞好关系,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而是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无论是在房地产行业还是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地方政府和黑社会已经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对一些地方政府打击黑社会组织的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基本情况,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彻底扭曲,地方党政官员完全不受约束,所以,对他们大刀阔斧地打击黑社会组织的行动,人们更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会以打击黑社会组织的名义,以雷霆万钧之势,剥夺企业的财产,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现在地方政府打击黑社会的力度越大,产生的负面效果可能也就越大。因为这说明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单纯的市场经济已经很难发挥作用,党政机关正在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重新进行财富的分配,而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在这场财富的分配过程中,既不能免于恐惧,也不可能得到长远的利益。

曾经有人抱怨,现在中国学者似乎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体制问题,体制问题成为了万恶之源。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在民主国家可以批评政府领导人,但是,不能随便批评体制或者法律,在中国正好相反,不能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府领导人,但是,可以随意地批评国家体制和法律。这从一个侧面恰恰反映出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在中国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源于不合理的体制。执政者利用体制获取大量的财富,而普通老百姓则无法在体制内部获得自己应得的权益。中国当今黑社会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是下层老百姓,他们之所以成为黑社会组织成员,原因就在于按照正常的渠道他们无法得到他们应得的利益。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将会越来越多,打击黑社会将成为财富再分配的重要形式。

海落英:我不固执,谁固执――孔子另类别解之一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论语》中说了上面这段话,当时无非是自述自己一生的发展阶程,同时也是对自己一生进行盖棺定论。孔子活了七十三岁,这段话已经谈到七十岁,显然他是早已知天命,在为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了。

后人将孔子这段话的特殊性作了普遍化的拓展,把它视为我们人生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徵了:十五岁志於学,三十岁就独立而行、站稳脚跟了,四十岁就通达事理、明澈究竟、不被迷惑了,五十岁就知道天命难违,六十岁就耳顺,七十岁就能随心所欲、进入自由王国了。

孔子这段话当然是在描述着人思想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一个不断递进的发展进程,一个通过学习不断充实拓展自己思想的过程。但是,无论从我们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还是对周围其他人的观察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三十到七十,人的思想是在不断地发展充实,然而伴随着思想的发展,人的固执己见、坚持我对你错的思想也在递进,也在不断地扩充。年龄越是增长,思想越是发展,人就变得越是固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十而立就是说,经过十几年的学习之后,到三十岁就自立门户、自成一说,或者开始确定自己拥护的思想观念了,而这“三十而立”的另一面就是开始坚持己论、排斥异说,产生了固执己见的雏形;四十而不惑就是说,到了四十岁就不会被外界的种种学说观点所迷惑,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坚信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唯一正确的,是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四十岁就正正式式地固执起来了,开始固执己见了;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说,知道天命难违,人总有一死,但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至死都要捍卫自己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发展充实了人的固执;六十而耳顺,顺者通也,耳顺就是耳通,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是说,到了六十岁人就变得很固执了,不肯接受其他的思想观点,连听都不想听,即使听也是东耳朵进西耳朵出,别人的观点不会留在自己的头脑之中;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万变不离其中,这就是说,人到了七十岁,他的为人处世都不会离开固执这个“矩”的,嬉笑怒骂都不会离开固执这个“矩”了,达到了固执己见登峰造极的人生峰巅.我们不妨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周围的朋友同事,看看是不是如上所述的这种情况.至少据我的观察分析,三十而立的人,在经过了中学和大学的知识和思想薰陶之后,开始形成自己的想法,形成自己的观点,跃跃欲试又侃侃而谈,急迫地想要表达自己的种种想法,想要别人认同或接受自己的思想观念,他们的这种热情和执着令人感歎,他们的充沛精力和执着坚定之中又显露着人类固执己见的思想萌芽,与三十而立的人相处或交谈,你只有听的份,根本就不可能插得上嘴,除非你也是三十而立的人,那就“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

三十而立的人虽然满腔热情自说自话,但还是很可爱的,你要是碰上四十岁以上的人,结果大多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非争论个我对你错、面红耳赤不可;五十而知天命的人,完全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架势,你甭想说服他们,甭想叫他们听你的观点想法,说到底无非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我知天命我怕谁”;六十而耳顺的人,则是滴水不进、水泄不通,不管外面的思想观点如何繁杂如何精彩,“我还是原来的我”,别人的观点听是听了,但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休想改变他们;七十岁的人,就会随心所欲、自说自话,会说出令年轻人害羞的话来,会干出令年轻人瞠目结舌的事来,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不会离开固执己见这个轴心。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概括了人一生的思想发展阶段,从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到人类思想的弱点,那就是人的固执己见。这种固执己见,在我的身上存在着,也在你的身上存在着,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大概就是佛教中佛祖为什么会称我们是“刚强众生”的道理,我们就是这样固执己见,就是这样轻易不肯接受别人的观点,轻易不肯接受真理。

孔子给人的启示:倾听三十而立人的侃侃而谈,别和四十岁以上的人争论;或者乾脆相反,四十岁以上的人跟三十而立的人要争论,因为三十而立的人争不过四十岁以上的人,而三十而立的人要倾听四十岁以上的人,道理还是一样:三十而立吵不过四十岁以上的。

2009年10月11日

诗歌是飞行术,散文是步兵

 

《一座向下修建的塔》,杨炼著,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2009年3月版,35.00元。

在众多优秀诗人看来,散文不是适合他们展露才思表陈感情的文体,偶然为之,亦不过如布罗茨基所说的是一种“以其他方式延续的诗歌”。他还有另一个比喻———诗歌是飞行术,散文则是步兵。

是的,诗人兴许能在天空上高飞,却不见得能在平地上畅行自如。贵族未必能为鄙事。是故,一见到诗人写出好的散文,往往就多读几遍。杨炼的《一座向下修建的塔》,是近年少见的诗人散文佳作。

苏珊·桑塔格在《诗人的散文》一文中这样说道,“诗人的散文,主要是关于做一个诗人”,此言移来评析杨炼的散文,亦称允当。全书内容驳杂,并非首尾连贯的著作,而是拥有一个共同主题的文章汇编。从评论、讲演、随笔至访问,文体殊异,而探讨的话题又自当代艺术、汉语传统、诗歌创作谈至中西文化比较,尺幅宏大。读时稍觉枝蔓,读毕,才恍然其实是枝叶相连的一片浓阴。所谓共同主题,即是杨炼在书中通过各种方式表陈他对诗的看法,对诗人的看法,对整个文学传统与中文的看法。这样的散文自然是挽歌式的,回顾式的。毫不奇怪,流亡多年的他必须依凭这样的回顾与对过去的哀婉来确认并确立自身的位置,做一个“带根的流浪人”。

因此,他知道艺术家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是因为“每一个艺术家在他所提供的‘单元模式’中,都自觉或不自觉,或多或少地浸透着传统的‘内在因素’”,而只有“重新找到、发掘并确立那些在历史上与我们相呼应的东西,从纷繁复杂的来源中提取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内核’”,才能获得叶芝所说的“成熟的智慧”;持久地写作使得他明白诗的困境本质上根源于文化的困境,“伤口是以历史课本中的欢呼记录的:迫于现实的打击又媚于未来的许诺,二十世纪中国人最轻率的‘胜利’,莫过于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认为能凭空移植一个别人的传统”;他眼有冷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没有诗”,“古诗中的过去和译文中的西方同样遥远”,血缘被斩断,文脉被割裂,这样获致的“自由诗”确是多了“自由”,可也就没有了“诗”。

流亡的人有时比关在屋子里的人看得更清楚。在杨炼看来,中国诗人太聪明,却匮乏耐力,尤其是欠缺深度。这或许也是“后现代”的集体病症。而对“深度”的理解,杨炼也别有新解。“诗的深度,其实与‘说出’或‘阐述出’什么关系不大,却全在于诗作构成本身‘呈现出’了什么———犹如一个汉字的启示远远超出它的‘含义’。”当我们急不可耐地意图抖出几句漂亮话或似乎充满智慧的话,其实我们既未说出些什么,也未真正留心文字的组合本身所含藏的深意。与好说漂亮话一样,中国诗人大多只是匆匆出场,匆匆下场,似乎写诗只是青春期的宣泄,又或是博得声名的捷径,每一拨诗人都得从零开始,永远没有积累。而每一回的“从零开始”,使得每个诗人都自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或是赋予传统以新意,其实每一回所谓的“创新”只不过是互相不明就里的“剿袭”而已,我们都在盲人摸象。

杨炼的种种振聋发聩之论实在密布着他的心力心血。我读出的不是他的神思,而是惶惑。当诗人对自己日日面对的本业志业发生根本性的疑问时,我愿说这可能才是诗思日进的时刻。有太多的创作者似乎只是一个熟练的练习者,虽间有新巧意趣,却从未有事关根本返诸内心的大哉问,这样的艺术家在我眼里是不合格的。杨炼在这本书中试着对自己的诸般大哉问作回答,答得对不对,好不好,并不重要,我取的是他的挚诚姿态,因为毕加索早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就是热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