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穆勒:生平与作品

    《呼吸钟摆》(atem schaukel),2009年。

    《风中绿李》,荷塔·慕勒著,陈素幸译,台湾时报出版1999年出版。

    在罗马尼亚

先从名字说起吧。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应该译“米勒”,而非“穆勒”或“缪勒”,因为其德语正式拼写是“Müller”(有时可转写为Mueller),而不是“Muller”。德语变元音“ü”的发音,类似汉语拼音里的“ü”,只是音程稍短。

赫塔·米勒是德国作家,生于罗马尼亚的德国作家。但一言难以道清她复杂的身份,如果不回溯她所在族群的历史,以及她本人在齐奥赛斯库时代度过的前半生,就无法解释她的作品,也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奖。

1953年8月17日,赫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蒂米什县的尼茨基多夫村,父母均是讲德语的巴纳特斯瓦比亚少数民族。二战期间,该地区的德裔普遍支持纳粹德国,赫塔的父亲和叔叔亦曾在德国武装党卫队中服役,母亲则在战后和许多德裔罗马尼亚人一样,被关入苏联劳动营五年。

巴纳特斯瓦比亚人源自18世纪初,彼时奥地利经过与奥斯曼土耳其的连年恶战,夺得巴纳特,遂在此设省,并鼓励殖民,以图改变当地的种族与宗教构成,作为抵御土耳其人的前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巴纳特主体并入大罗马尼亚,该地区的德语少数民族,即巴纳特斯瓦比亚人,得以保留自己的语言,并自办教育,发展已延续十代以上、与德国颇多不同的本地文化。齐奥塞斯库时代初期,德语少数民族可享受宽松的移民条件,但从1970年代末开始,政策大为收紧,需按年龄和教育程度,向国家偿付1000西德马克以上,方可获得永久移民签证。1989年后,德裔罗马尼亚人蜂拥移居德国,令罗马尼亚德裔人口由一度的约75万人骤减至今日不足7.5万人。

赫塔·米勒便是这些德裔罗马尼亚人中的一员。

她长大后进入蒂米什瓦拉大学,研读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其间加入了德裔罗马尼亚人追求创作自由的文学团体“巴纳特行动组”(A ktionsgruppeB anat)。大学毕业后,米勒进了工厂,做德语资料译员。1970年代,因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她被开除出厂,遂以在托儿所当阿姨,以及做德语家教谋生,终在1987年,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R ichardW agner)一起移民西德。

在审查中初登文坛

1982年,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低点》(N iederungen)经过重重审查,并大幅删改之后,获准在布加勒斯特出版。原稿则经人偷带出国,两年后在西德以同一书名付梓。在书中,米勒以近似高尔基《童年》的风格回忆老家尼茨基多夫,道出乡村生活光鲜外表之下压抑的现实,足以摧毁她本该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乡下人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如此冰冷、蛮横,缺乏人性,少有沟通。性压抑亦在其中,“他们一进入厕所,便抬头望向天花板,如此便可不看自己的裸处,因为这房子里的每间屋内,任何可称作下流或猥亵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一望即知,这是隐喻,小小乡村正是齐奥塞斯库治下罗马尼亚冷酷现实的写照。唯一不同的是,米勒以诗一般的文句描写丑恶的现实,语言的美感和恐惧、痛苦、肃杀的细节交织。

1984年,米勒女士在罗马尼亚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压抑的探戈》(D rückender Tango)。此书改以成人视角,描写的却仍然是所谓乡村乐园的伪善,尤其是德裔村民中间弥漫的狂热的法西斯心理、不宽容和腐败。政府对此书难以容忍,甚至家乡的巴纳特斯瓦比亚人也对书中的“丑化”提出抗议,米勒于是遭到批判。

但由于《最低点》在德国大获好评,她受邀前往法兰克福书展,并公开发表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政府的言论,亦令她在本国的作家生涯就此终结。自1985年起,她被禁止发表作品。

多亏科尔政府的德裔归流政策,令罗马尼亚同意放行米勒。1986年,在等待移民许可时,她再次在柏林出版了小说《人是世上大傻瓜》(Der Mensch istein grosser Fasan aufder Welt),描写一个德裔罗马尼亚农民家庭一心取得出国护照的艰辛历程。他们面对的农村干部,甚至邮政所长和乡村牧师,几乎个个腐败透顶,在其位,谋其私,毫无廉耻地施弄权术,对有心离开这个国家的人索要钱物和性贿赂。

在西德出版的上述两书,重新激起了德国评论界对罗马尼亚德语文学的兴趣。除去其中的政治因素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语言。从米勒的小说中,评论家们看到了域外之文化离岛上保存下来的更为“质朴”或“干净”的德语。

从德国回望罗马尼亚

《独脚旅行记》(Reisendeauf einem Bein)出版于1989年,米勒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首次从罗马尼亚农村移至西柏林,其叙述也主要围绕眼前的生活展开。虽然这种变化几乎没有再持续下去,但米勒自此进入了“自传性小说”(autofiktional)阶段。较之以往,此书的主人公伊蕾妮与作者本人更为接近,所述虽为西柏林的新生活,却充满被视作外人的苦恼和政治流亡的困境。伊蕾妮离开了“另一个国家”(dasandereLand),得到了西德公民身份,她也讲德语,却有很重的口音,而且旧有的文化包袱怎么也卸不下。她漫步城中,感受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细节,脑袋里却越来越乱。“另一个国家”的东西不断出现,阻止她跨越文化鸿沟。她当真得到了自由吗?抑或仍然被过去牢牢捆缚,深陷于异类(Frem dheit)的状态。

《独脚旅行记》不仅是小说,也是当时米勒夫妇在德生活的真实写照。起初,西德移民官员在审核程序上久拖不决,以致米勒夫妇怒而提出要以政治难民,而非德国后裔的身份在德居留。《独脚旅行记》出版后,评论界的态度不无冷淡,亦使夫妇两人公开抗议,指责德国文化界对中东欧德裔侨胞及其历史背景毫不关心。这也难怪,德国读者也许对齐奥塞斯库更感兴趣,对一个巴纳特“德国人”的遭遇则很难感同身受。而要读懂米勒的《独脚旅行记》,即使是德国人,也需要更多的历史知识。

这正是米勒的新烦恼。德侨在中东欧多国散居逾两百年,顽强保持对语言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在侨居国,他们被视为外国人,如今“回国”,竟然还是外国人。也许出于这个原因,米勒此后的小说又转回罗马尼亚。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后,她开始更为直接地描写罗马尼亚的昔日生活及其对个人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个人经验和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隐喻。如1992年的《曾几何时,狐狸就是猎人》(D erFuchsw ardam alsschonder J●ger),主人公是个不断受到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骚扰的女教师,最终由于恐惧而导致自我分崩离析。1994年的《心兽》(H erztier)则不仅成了米勒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而且为她赢得了克莱斯特奖,其英译本《风中绿李》(The Land of Green Plums)则荣获了1998年的都柏林文学奖。小说的女主人公不断回忆起自己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往事与现实互相映衬,再现了罗马尼亚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和肃杀的文化环境。她与同宿舍的四个大学女生一样,终日忍受怀疑和监视、羞辱性的“思想工作”和商品匮乏的生活,日后进入社会,终于一个接一个地走向毁灭。

1998年,米勒出版了《今天我宁愿不见自己》(Heutew●richmirliebernichtbegegnet),故事仍然发生在罗马尼亚,讲某天早晨,女主人公被秘密警察请去喝茶。她上了电车,这一路上,对旧事的回忆纷至沓来,从小到大,竟有那么多的谎言、背信和叛卖。

简而言之,赫塔·米勒小说的三大特色是:压抑的主题、诗化的语言、断片式的叙述。米勒式的断片风格常见于故事讲述者的回忆,类似于电影中惯用的快速闪回。有些评论家因此赞扬其语言已达至诗歌的边缘。

近年来,米勒女士大大放缓了小说写作,出版的作品以诗歌和随笔为主。两德统一后,米勒不断谴责那些曾与东德及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合作过的民主德国作家,亦公开反对欧盟接纳罗马尼亚,因为罗马尼亚始终未曾像东德那样,对历史进行清算,齐奥塞斯库时代安全部的大多数官员仍然在位。□康慨

参考书目

布丽吉德·海恩斯、玛格丽特·利特勒:《当代德语女性写作》(O UP,2004)

瓦伦蒂娜·格拉雅尔:《中东欧的德国遗产》(Cam den,2004)

琳·马文:《当代德语文学中的身体与叙述》(O UP,2005)

威廉·格兰杰:《战后德语文学历史词典》(Scarecrow,2009)

赫塔·米勒作品选译

《心兽》

(迈克尔·霍夫曼英译,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不讲话时,埃德加说,我们变得无法忍受,可我们讲话时,却在自我愚弄。

我们一直枯坐,长久凝视地板上的图案。我的两腿已经坐睡。

我们口中言语造成的伤害,如脚之于草。而我们的沉默同样伤人。

埃德加沉默着。

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真正描绘坟墓。只有一条带子,一扇窗,一颗坚果,一根绳。对我而言,每起死亡都像一条大口袋。

任何人听见这话,埃德加说,都会说你太疯癫。

后来我有种感觉,不论何时,只要有人死去,都会留下一口袋言词。还有理发匠,指甲刀,我总是想到这些,因为死人不再需要它们。他们再也不会丢扣子。

也许他们以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方式,感觉到独裁者是个错误。

他们有足够的证据,因为我们甚至认为自己是个错误。因为在这个国家,我们不得不在恐惧中行走、进食、睡眠和恋爱,直到理发匠和指甲刀的时刻再次到来。

任何仅仅因为行走、进食、睡眠和恋爱,便造坟墓的人,都是比我们更大的错误。一种第一位的错误。主要的错误。

草在我们脑中高立。因为我们说它要被割掉。哪怕我们不说。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如愿的生长。你瞧,我们还是幸运的。

《独脚旅行记》

(瓦伦蒂娜·格拉雅尔、安德烈·勒费维尔英译,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风摇灌木。男人离开了。伊蕾妮没走到水湾尽处。她不想看见任何人。哪儿有船,哪儿就有烟。现在无脸。

这些天,一直晴朗而空寂。

这些天,伊蕾妮总是度夜如日。夜与昼紧密相连。颈静脉跳着,脉搏,以及太阳穴。夜与昼连结得如此紧密,几乎足以尽度整个夏天。

夜未央。伊蕾妮是掐着时间去的。

伊蕾妮很准时。

那男人很准时。

男人夜夜站在同一丛灌木后。叶子将他半掩。伊蕾妮穿过沙滩。他已经解开了裤子。伊蕾妮静立。

他不必再说什么。伊蕾妮看着他。他喘着。他夜夜都喘,喘同样长的一段时间。海水也冲不走他的声音。每夜,他的嘴都以相同的方式迸开,脸变得软而老迈。

他停止的时候,海浪也以相同的方式提高音量。灌木以同样的方式低眉垂首。只有风让它摇动。每夜。

伊蕾妮白天寻找这男人。也在夜里他走后寻找。她挨个酒吧找他。却从未寻见。也许她时常看见他,却认不出,因为他到了街上,进了酒吧,就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也许已经日久生情。但在那些日子,在夜与夜之间,事发时,伊蕾妮只能找到一个词:惯性。她有一种失落的感觉。仿佛当初裸身于沙床与天空之间,她还未曾醒悟。爱情怎样才能及时到来?

康慨/译

赫塔·穆勒:熟悉的陌生人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who,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poetry and the frankness of prose,depicts the landscape of the dispossessed”

罗马尼亚出生的德国著名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0月8日获得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学院当天宣布,米勒女士“以诗歌的凝炼和散文的平白,描写无所寄托的状态”而获奖。

她怎样戴上桂冠

56岁的赫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乃该国德语少数民族巴纳特斯瓦比亚人。她在齐奥塞斯库时代上大学,进工厂工作,也在罗马尼亚走上文学之路。但她真正成名是在西德,经由走私出境的作品手稿在西柏林出版并广受好评。而在祖国,她不仅要在严厉的审查制度下委曲求全,还要应对秘密警察的长期监视和频繁骚扰。最终,在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前两年,她移民到了西德。

该国另一位著名的流亡作家诺尔曼·马尼亚(诺曼·马内阿)是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的,仅早于米勒一年。关于这一时期罗马尼亚文坛的状况,马尼亚去年告诉我:

“我不想离开罗马尼亚。这倒不是因为我在那儿过得幸福,或是有什么特权,而是由于那是我的土地,而我必须要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化里生活,哪怕国家荒芜,恐惧弥漫。的确,内心的流亡早在我离开前很多年就开始了。我离开,是因为情况已变得无法忍受,文化状况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我与当权者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去———就像家里着了火,你跑出房子一样,那时不会去想下一步,睡在哪儿,吃什么。”

马尼亚虽为犹太人,仍用罗马尼亚语写作。而赫塔是德语作家,所处的巴纳特德语文化圈亦与罗马尼亚的主流文化颇多不同。但她并不欣赏本族文化。她在作品里不断揭露,第三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依然在罗马尼亚的德裔族群中有深厚影响,这种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专横和腐败,竟然可以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制造出一种压抑至极的生存环境,实在如瑞典学院的授奖辞所言,令人“无所寄托”:布加勒斯特不是我的家,蒂米什瓦拉不是我的家,及至到了西柏林———冷战时代所谓的自由世界桥头堡,才发现柏林仍然不是我的家。

这种在世界上无根的、异类的、外在的状态,就此成为米勒女士作品的中心主题。也许你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将米勒女士归入政治作家的行列———的确,回看此前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勒无疑是其中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位。但我宁愿推开政治的放大镜,尝试着去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自己体内很少涌过政治的强力热血,取而代之的,是对她深刻触及人类共通困境的感佩,以及一种复杂而深切的痛苦———不见天日的痛苦,旁观他人痛苦的痛苦,由人及已的痛苦,对落入圈套、被逼迫、被摆布、被勒索、被戏耍、被分类、被羞辱之恐惧所带来的痛苦。将她称为政治小说家,无疑大大贬低了她的文学技巧:这其中包括语言的美感、隐喻与转喻的精妙运用,以及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和建立在深刻观察世相基础上的讽刺甚至笑谑。乔治·奥威尔是政治小说家,赫塔·米勒却未必。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和尼茨基多夫村,往往并不是反击的靶子和警示世人的参照,而更像是一件临界状态下的标本,通过米勒女士的解剖刀,我们看清了社会可以堕落到何种程度,而我们自己又会多么无助!

奇怪的是,奥威尔先生有一双悲天悯人的慈目,米勒女士却天生一对咄咄逼人的鹰眼。

我们此前少闻赫塔·米勒的芳名,及至对她稍有了解,哪怕仅止皮毛,想必也不会再视之为又一个陌生人。最近十年,头戴诺贝尔桂冠的陌生男女比比皆是:涉及女权主义、反战、世界旅行家、种族隔离、细密画、后殖民主义,乃至中国人自己的先锋戏剧,却都不如今年这位女士来得感同身受。

赫塔·米勒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统计数字和学院的秘密邮件

米勒是自诺贝尔文学奖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第12位获奖的女性作家,也是自1999年君特·格拉斯以来获奖的第一位德国作家。

尽管如此,算及前年的多丽丝·莱辛,三年来已有两位女作家问鼎,再前溯三年,则有奥地利的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六年间女作家三度折桂,男女比例总算旗鼓相当,对一直被指“男权主义”的瑞典学院而言,这实在是个巨大的进步。

而且还应看到,过去11年来,德国得主虽为两人,但耶利内克女士也是德语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也与德国渊源深厚———他不仅是德语文学翻译家,且本人长居德国。

不过,比起有四人获奖的英语作家———莱辛、品特、库切和奈保尔,德语文坛仍略逊一筹。

今年10月8日,瑞典学院会议室里间的大门打开后,出来宣布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已经换了新面孔———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第一次在这个位置上亮相。此前10年我们年年都见的前任常秘贺拉斯·恩达尔已于今年6月1日去职,媒体广泛猜测易人之举与他此前贬低美国作家,并引发强烈争议一事有关。

恩达尔去年公开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部分来自欧洲而辩护,称“欧洲仍然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而美国作家得奖少,一点都不冤,因为“无知者自缚”。

不管怎样,今年的得主仍然来自欧洲。但对比美国与欧洲作家的作品,你又怎能不暗自认同恩达尔的绝唱呢?

至少对我而言,米勒女士的获奖不算意外。开奖前两天,我已着手寻找关于她的一切———作品、评论和论文。我事先留意了某些有证据基础的传言:其一是英国赌博公司立博(Ladbrokes)网站的赔率榜在最后关头突然发生大异动,米勒由一赔五十跃升至一赔三。其二,注意到这一异动,并宣布米勒值得关注的文学网站“com plete review”在后台的引用记录中发现,有几次点击来自瑞典学院。这证明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机关里,有人通过学院内部的邮件系统转发了相关文章的链接。com plete review多年来勤奋如一日的版主MA·奥索佛事后得意地写道,希望自己这回不要偷笑得太厉害。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证明,瑞典学院的防火长城也不那么灵。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赫塔·米勒将获得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979万元)的奖金。

洪振快: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腐败的官员,却没有不腐败的衙门。如果说有官方机构而不腐败的话,那大概只有一个———晚清的中国海关。

在晚清,中国海关因廉洁而著称,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这个“奇迹”,是英国人赫德(Robert H art,1935—1911)缔造的。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所谓“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也就是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从1861年到1908年,赫德掌握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达半个世纪之久。

晚清的中国海关也称“洋关”、“新关”,与之相对的则是“常关”、“旧关”。“洋关”管理国际贸易,由赫德等洋人主持:“常关”管理国内贸易,仍由清政府官员主管。这是典型的“一国两制”。两种体制产生两种绩效:“洋关”高效廉洁,“常关”贪腐蔓延。

“洋关”的工作人员是全世界招聘的,其中的洋人称为“洋员”,中国人则称“华员”。在海关之内,无论是“洋员”还是“华员”,都能廉洁自守。与之相应的是,同是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自守,而在“常关”工作则个个腐败。

同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关”廉洁而“常关”腐败,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而在“常关”工作则贪污腐败,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腐败在中国是可以治理的,腐败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差所致。腐败,只能是制度使然。这样,赫德打造廉洁“洋关”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总结了。

在制度建设方面,赫德主要是借鉴英国经验。当时的英国,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已经建立,而海关管理方面,英国更有完善的经验可资借鉴。制定一套廉洁高效的制度对英国人赫德来说并不是难事,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金登干(J.D .Cam pbell)可以帮助他完成。

制定制度并不是难事,关键的是执行问题。以选人、用人(即海关工作人员的选拔和考核)来说,不外遵循几个原则———如因事设岗、以事择人,选人严格、公开公正,严格管理、奖惩分明,如此等等。以人员选拔来说,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即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伦敦也设置考点。招考是公开的,但要做到公正,关键的问题是赫德本人及海关高层管理人员不能任用私人。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寄给金登干的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了,但同时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本人坚持原则不任用私人固然有利于海关用人的公正,但要使这种公正真正得到贯彻,还必须有杜绝干扰的能力,这必须享有不受任何掣肘的独立用人权才能实现,而赫德恰好争取到了这个权力。1864年8月总理衙门颁布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各口税务司系总税务司所派委之员。各口税务司、总办、扦子手、头目四项,若有不妥,由总税务司一人作主撤退”。赫德在用人上是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的,这是他能够打造廉洁的海关的重要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借鉴英国海关内部防范贪污腐败的管理制度,比如监督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巡视制度等等,再加上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和严明的奖惩制度,就使得海关职员不仅不能贪,也不需要贪,廉洁就有了保证。

但是,使海关廉洁的关键,不是海关内部的制度建设和有效监督,而是对于海关“一把手”的赫德本人如何监督的问题。“一把手”的腐败才是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赫德本人的腐败不能完全寄望于赫德的道德品质,而必须有监督使赫德本人也不能贪。

对于赫德来说,他必须面对来自多方面的监督,他在主观上不会贪,在客观上更不能贪。

赫德是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时称“洋客卿”),其地位非常微妙,他必须面对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政府是有选择自己的雇员的权力的,如果赫德的工作不能让中国政府满意,那么他的职位马上会丢掉,所以赫德必须做中国政府的忠诚雇员,贪污腐败的丑闻是绝对不能出现的。二是来自许多窥视这一职位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的压力。因为许多国家都想通过控制这个职位来操控中国,巩固在华利益,特别是德国人,对这个职位一直虎视眈眈,所以赫德必须面对外在压力,不能因廉洁问题给人可乘之机。三是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赫德在中国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英国政府的利益,所以他不能因自己的失误而损害英国政府的利益,更不能使自己丑闻缠身,给英国政府丢脸。

在这三个方面的压力之外,还有来自全社会的监督,包括新闻媒体———这个媒体还是全世界的,不仅有中国的民间媒体,还有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特别是那些想争夺这个职位的那些国家的媒体,他们想必都巴不得赫德出点事情,好让他们把事情放大,将赫德赶下台。

因此,赫德作为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监督,他不像大清帝国的其他官员,压力和监督只是来自自己的上级。

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的廉洁在二千余年帝制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广陵绝响,但是它的存在到底也说明了贪腐在中国也不是不能治理的。治理贪腐,技术性的制度设计并非不重要,但它不是关键所在。晚清中国海关防止职员腐败的制度设计就证明是科学和有效的,而到了1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世界上有更多更好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制定科学的反腐制度并不困难,但要让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却很困难。反腐败,非知之难,而行之难。

明朝的一桩植物学剽窃案

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洪武三年封吴王;后改封周王,十四年就藩开封,为周定王。他和西汉的淮南王刘安相似,政治上不得志,屡遭皇帝的训斥。刘安集门人编《淮南子》,朱橚则编了一部带图的《救荒本草》,都是传世名作。《救荒本草》重复神农氏尝百草的辛苦,以河南各地为基地,搜集了600年前的草木标本414种,分草木米果菜共五部,都是可食用植物。《救荒本草》因此有别于前代专用于医病治疗的本草书,被后人认为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突出标志。朱橚虽贵为藩王,但他有天真求实的一面。不仅亲自参加田野调查,还在王府中专门开辟了用于观察的植物园,经过认真辨别和选择各种各样可用以充饥的植物标本,又雇用画工高手描绘制版,在书里配了与每种植物相对应的图画。一是每一种植物都说明具体的出产地点,二是每一幅与之相对应之插图都是写实的,这两点都超越了前人的本草著述水平。

这本具有资源调查性质的原创之书,初刻出版于永乐四年(1406)。它一问世,就起了引领风尚的作用,当朝便多有翻刻流传。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曾多次引用,徐光启撰《农政全书》将《救荒本草》整体收录,于是影响越来越大。朱明一朝,似乎特别重视民间的减灾和救荒政务。今人赵万里曰:“明人所著植物图谱,通行者得四书焉。一曰周定王朱橚之《救荒本草》,二曰王磐之《野菜谱》,三曰周履靖《茹草编》,四曰鲍山之《野菜博录》,而以鲍氏书最晚出。”

问题就出在这本最晚面世的《野菜博录》。它初刻于天启二年(1622),比《救荒本草》晚出200年还多一点。但这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剽窃“克隆”之作!学者王家葵等人在新出的《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里,在前人屡有质疑的基础上,首度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仔细甄别了这两部书,明确得出结论———鲍氏“此书图文内容十分之九皆抄袭自《救荒本草》,而新增的这十分之一亦未必出作者自创,其中颇有据《证类本草》、《野菜谱》拼凑而成者……”《野菜博录》分类简单,仅有草木两部,载植物435种,比《救荒本草》略多。但是———

以上共有植物435种,名称与《救荒本草》相同者386种,新增49种,但卷中之香春菜、嫩叶青两种,经查对图文,香春菜实为67柳叶菜,而嫩叶青为136柳叶青……

大胆鲍山掩耳盗铃,形式上打乱了《救荒本草》的排列顺序,又故弄玄虚,增删原著的文字。但抄袭后的文字,错误竟也与《救荒本草》相同。更露骨和无耻的是,他自诩生性淡泊,隐修黄山白龙潭白云深处,长达七年之久,其间备尝山野诸草。但具体到诸野菜的产地,如《救荒本草》里提到的河南密县、新郑、辉县太行山、中牟、钧州(今禹州)等地名,则许多原封未动。插图也做了手脚,阳刻改成阴刻,或省略简化。王家葵等揭伪最彻底的是,具体指出了《野菜博录》中有多种植物,根本不是皖南黄山一带所出产。

《野菜博录》在图书流通不发达的古代,欺世盗名可以通行。但为什么至今还在以古代名著的面目一版再版?首先是当年四库全书采集者疏忽,再就是包括老一代人文学者,如柳诒徵和赵万里与植物学隔行发言推荐。今之学人王承略等明知“凡鲍氏撮录……其朱书原无而新增补者,为数甚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王成略点校、解说《野菜博录·整理说明》)而又不明白予以揭穿。

按:针对国内知识界一而再,再而三,连环陷入“抄袭门”事件,凤凰卫视的吕宁思恨恨称之为“一代知识分子的耻辱”。我说一代有一代的耻辱。人无论是泥巴捏出的,还是猴子进化来,当在不断蜕变和新生。问题是今人不能把前人的遗蜕,拣回来做吮痈舐痔之喜,以至形成嗜痂之癖。

闾丘露薇:平壤游记

中国代表团离开,我们这些香港记者,因为航班爆满的原因,只订到了八号离开的航班。于是,朝鲜当局给我们安排了一天半的参观行程,让我们了解朝鲜美好的一面。也就是说,只能在指定参观的地点下车参观拍摄,其他的时间,都是透过车窗来看朝鲜。

所以,这次在朝鲜的几天时间,可以交谈的朝鲜人只有陪同我们的朝鲜外交部新闻官员。就算是在参观地点,如果导游和我们多聊几句,新闻官就会用朝鲜语和导游交谈。,然后,导游就不再多说。

所谓的景点,当然都是歌功颂德的标志性建筑,不过还是有一些收获,比如坐了地铁,还有,拍摄了一家新加坡人开设的汉寳堡店。这家外资投资的商店是因为有朝鲜的官员到新加坡访问,吃了对方的汉堡觉得好吃,于是游说对方到平壤投资。店铺的面积不大,但是生意看上去还是不错,一个汉堡标价一点五欧元,只接受欧元和美金,。据店员介绍,一天大约有五十多个人来帮衬。

这些来帮衬的大部份是朝鲜本地人,发现在我们这些外国人购物的地方,包括我们住的五星级高丽酒店的餐厅,总是可以看到拿着一迭美金来消费的朝鲜人。陪同我们的新闻官里面就有一个,带我们参观专卖店,自己就拿出美金给孩子买进口的玩具。

很好奇他们的钱从那里来,因为公务员的工资每个月算下来二百人民币左右。之后才知道,以前平壤的富人主要是高级官员,功勋艺术家还有高级知识份子,而现在,则变成了那些外贸以及涉外单位的官员,还有做边贸的。当然,在所有的企业和资源都是国有的情况下,要创收,依靠的当然是够硬的关系和北京。用在当地的中国人的话来说,和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很相似,先富起来的,就是那些掌握了资源和权力的人们。

每天早上七点钟,平壤的上空就可以听到激昂的音乐,这是朝鲜正在要求民众大干一百天,而这个国家的目标,是在2012年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过一天半把平壤转下来,忽然发现,这个城市的所有基础设施,包括交通,住房以及公共设施,全部都是兴建于七八十年代,也因为这样,都有这浓厚的苏联风格。特别是地铁。之后才知道,八二年到八八年,是朝鲜国力最强的时候,尔在八三年制定了投资法之后,吸引了不少外资,特别是来自日本的。只不过八九年东欧变天之后,外来投资突然缩减,使得这个城市,到现在还是停留在那个年代。

买了几本书,关于主体思想和金正日的先军思想。遇到在朝鲜留学过的中国人,说起九十年代在平壤留学,和哲学老师进行争辩,因为对于学习马列的维物论出身的中国学生来说,无法接受主体思想以人为中心的唯心论,认为和马克思理论出现了冲突。至于辩论的结果,当然是朝鲜的教授认定,朝鲜要走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一套而告终,不过尽管争论激烈,并没有影响学习成绩。

新闻官是不允许我们拍摄朝鲜民众日常生活的地方的,比如住宅区。但是可以散步,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有机会用心感受,但是不能够透过图像纪录下来。那些住宅区,依然是这样的印象,八十年代留下的遗产,很多开始残旧了。不过公共设置的保养让人惊叹,不过看到那些朝鲜女工,趴在地上用布一块块的清晰地砖,坐在小凳子上每人一把剪刀修剪道路边的草坪,就可以明白,为何这些建筑可以保养的像新的一样,城市的市容为何这样的干净。

今天才知道,原来手机是在今年刚刚允许朝鲜民众使用的,不过和我们这些外国人使用的号码不同,朝鲜民众的少了一位数,不能够打国际长途。尽管这样,还是供不应求,因为想要的人太多。手机的网络商来自埃及,手机则是中兴公司的,不过最便宜的也要买差不多两千多人民币。总于相同了为何手机网罗商没有找中国的公司,相比还是安全的考量。问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六年,回到朝鲜不久的朝鲜人,觉得有怎样的不同,她说,除了不能够接触外国的资讯,其他的和住在北京差不多,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

金日成的故居在平壤市郊,和市中心不同,市郊的道路是破破烂烂的,开过的车辆,不管是公共汽车还是其他的货车,也都是颇破烂烂的。不过一靠近金日成的故居,就变的非常的整齐,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尔很多人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喝一口故居门外的井水。导游说,因为这是圣水。

晚上和朝鲜的新闻官吃饭,也算答谢他们这些天的陪同,虽然每个人都付了采访费。结果发现,他们几乎各个都是专业歌手,而他们喜欢的歌曲,原来都是翻译成朝鲜文的俄罗斯民歌。当然,第二多的,是中国的歌曲,只是最新的歌曲,也是要五六年前的了。

虽然出租车不多,但是酒店门口还是有几辆。原来这里的出租车只收美金欧元,起步费差不多二美元,之后每公里收一美元,这当然是普通的朝鲜工薪阶层坐不起的,外国游客基本不能够自由活动,所这些出租车最多的客户,还是当地的有钱人。

过了这个夜晚就要离开,最开心的,是朝鲜方面表示,负担我们所有在温总访问期间使用的网络费。这原本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按照流量计算,每使用25kb就要支付2欧元,这样算下来,因为这些天传送新闻,至少传送了30MB的文件,正在担心带的现金够不够埋单。

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

内容提要:通常认为,在议会主权之下,英国没有违宪审查。本文论证,如果把违宪审查看成抵消议会”恶法”的实施效果,那么英国实际上已经形成独特的违宪审查。它们包括普通法外衣下法院对议会立法的变相抵制,议会立法自身授权法院的审查,以及通过重新解释不成文宪法而获得宪法性的违宪审

余世存:和日本一起坐下来喝咖啡

    《穿越想像的异邦——— 布衣日本散论》,刘柠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35.00元。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世代的时间,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三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出过国,外人到了中国的街头,都多是带菌者、危险分子、特务,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七九八的先锋艺术家、北京的学者、环保志愿者、江浙商人、丽江的平民,甚至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姿态做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中国特色的原教旨分子,都会跟外人坐在一起。

我们的进展是显然的,但又是缓慢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一如我们跟生活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样,我们跟外人的关系也难得从容平常。跟国际惯例接轨也好、融入国际社会也好、做世界工厂也好,在跟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比如G 8成员国打交道时,我们至今少有真正的平等认知和交往,少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少有友直、友谅、友多闻一类的共勉和分享。一如我们对自家的历史和现实说不清楚,对周边国家,如俄国、印度、美国等大国,我们在盲目中又有着冷漠、势利和狂傲。

在这中间,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是最为严重的。对日本的误解使得我们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反日分子,其甚者就是在2005年爆发的反日游行。在一个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的前现代国家里,对邻国不是因为具体的政策而由相对应的阶层和社会集团表达利益诉求、国策呼吁,而仍是由学生和社会青年上街表达意见和情绪,这种反日游行跟一百年前的反日浪潮相似,多少说明了我们的成就要大打折扣。

我们今天处于一百多年现代转型的收获期,尽管未来尚不确定,但确实,我国国势不可阻挡地突破了“亚洲之中国”的封闭状态,进入“世界之中国”。一百多年来国际关系体系的改变,今天的我国终于在开放中受惠受益,并成为G 8们不能不正视的大国。如何面对这个摇晃站起来的“睡狮”或“大象”,是国际社会十多年来的新课题。直接的军战没有什么可能性,席卷多国的金融风暴以及大大小小的商战、贸易战没有吹动狮象毫毛,思想文化、知识技术等方面优劣立判却击不垮我国由老茧、糙皮或厚颜围裹下的心灵感觉。这一切,对其他国家如果还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对日本来说,却是意味深长的。

无论华夏变夷,一如第三第四罗马一样,日本曾有另一华夏中心之认知;还是脱亚入欧,日本成功地现代化,摆脱了华夏文明的制度影响,而成就了另外一种有日本特色的文明国家,但这一切都不曾得到中国“老大”的承认。成功者一言难尽的类似“衣锦夜行”感觉、富贵者不得返乡或返乡不为人知的寡淡、无从展览,实在是不利于自处并与他者正当有益地共处。日本一直寻找着角色,它曾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国家体系里优秀的持自己意见者,今天它又是民族国家体系里优秀的一员。它的勤勉、刻苦、敬业举世闻名,因此,它才会有浴火重生,废墟上迅速站起的国力。在发达国家的俱乐部里,日本是惟一的亚洲国家,但回到亚洲是它的必由之路,但它需要亚洲的承认。

这是一个较真生活的民族,也是一个渴望创造性认同的民族。1949年,年仅42岁的日本物理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因预言“中子”的存在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给战败的日本带来一束光”,让尚未完全从美军轰炸的瓦砾和战争的疲惫中站起身来的日本国民再次看到了自信和希望。这个民族确实值得自豪,自那时起,日本已经获得包括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与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诺奖大国,这个标杆性的世界知识生产前沿地带,证实日本确实接轨了世界知识,甚至它是世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老大中国的汉语知识仍只是地方知识的一种而已。日本的硬通货日元曾经施惠于周边国家;而人民币当时只是盯紧跟紧而已。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中国人仍死硬地不给日本以理解之同情,反而一再敲打它的爆发、它的罪错。在今天,中国俨然全世界都得买账的对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会超越日本,中国的块头无可争议地大过日本。在朝贡国家体系中,日本伸展得并不舒适遂意;它今天在民族国家体系里仍难望项背。无论爱恨与否,希望如何,跟这个目前还暧昧的不可理喻的大陆相邻,是日本的宿命。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在开放的国际社会里仍封闭地想象日本式民主的可怜可笑,我们仍把日本当作中国人的一个副本,可厌恶的乡亲,是一个无主体意识在远交近攻中有待征服的异族,我们从未想过,日本已经是一个可以交往沟通的它自己,日本有着强大而可持续创造发展的自性,已经是一个制度保证政治文化多元多样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有其应得荣誉、责任和权利的主体国家。日本的国民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如果我们不带阴谋论的有色眼镜观察,他们是文明的、善意的、彬彬有礼的,甚至带有一点点儿怜悯地看待我们中国人———当然有人会说日本人骨子里看不起我们,但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今天的日本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文明的“活广告”。我们都知道做惯老大或大家长的人不习惯有人崛起,但我们仍得承认并习惯日本已经先富、争气、独立、出息、自成天地并给世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人家荣誉、名分、权利,以促使它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在跟他们一起喝咖啡后完善我们自身。

这种比邻而居,本来可以是亲善的、和平争奇、相辅相成的。但不幸,由历史、政治家和国家尊严、利益纠缠不清的问题大大伤害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这是直到今天仍有待改变的事实。幸运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普通国民乃至政治家都能明白,今天一国国民之福祉绝非建立在对邻国的征服或围堵之上。数千年的人类史证实,军战给当时的人民带来的无尽的灾难,而近代以来的商战和学战不过是一些忽视民漠的自大的概念,从来没有给本国和他国的人民带来持续的福利。边贸、互市一直是民族国家体系以前民众的愿望,消除贸易壁垒、与国际惯例接轨、给予国民待遇等一直是现代国家的人民的愿望。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福祉,这也包括从邻居那里受益受惠。

当今不少政治家多谨慎表态,而民众也多肆意发泄,肉食者鄙,民众乌合,都未能远谋。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仍有不少作家、学者,努力传达一种理解之同情和认知理性,以消除误解,为中日的新关系职尽绵薄。本书的作者刘柠先生就是近年来活跃在两国媒体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他的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经历了一个过程。但自从他扬弃了民族主义,而进入一种更开放的民族主义境地,获得了自由民主的眼光和胸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阐述本身也是文明的“活广告”,是文明言说和文明对话的体现,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相处的情怀用心。

阿  森:哲学手记(二)

魔术。把不真实的东西让你看,或者把真实的东西藏起来不让你看,一个意思,不同说法。魔术的核心是“骗”你没商量,假鸡蛋,假药,假酒,假文凭等等,都属魔术范筹,是魔术在日常生活中零距离表演,魔术评级八段。早些年国内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骗,还有一亿在……,一亿在干什么?不知道,只知道中国由悠悠五千年文明古国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魔术故乡。

鱿鱼。每每吃着鱿鱼就想到鲍鱼,两者身价悬殊,放到嘴里倒是一个味,如嚼橡皮。青边鲍市价200澳圆一斤,鱿鱼市价3.99澳圆一斤,能把差价如此巨大的东西吃出一个味来,需要一种境界,一种梦见烧饼等于看到烧鹅的自下而上的想象力。能把鱿鱼吃成鲍鱼,穷人,人模狗样;把鲍鱼吃成鱿鱼,当官的,绝对狗模人样。

苹果与主义。两个人一只苹果,一切二,一人一半,下例若干种吃法,仅供参考。A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原始共产主义;B我吃一半,趁你不入不注意,咬掉你一口,机会主义;C我吃一半,你的一半我有权想吃就吃,不想吃你也别吃,等我饿了想吃时再吃,帝国主义;D我的一半不吃,你的一半也不许吃,让领导,或皇帝先吃,吃剩的我们再吃,封建主义;E做成果酱卖出去,买更多的回来再吃,资本主义;F我们把它榨成汁,我一口,你一口,这样更健康,更公平,不浪费,还环保,澳大利亚式的社会主义;G我吃完了,你也快吃,吃完了我们再去抢别人的,国家法西斯主义;H我的一半不吃,你的一半也不要吃,我们合起来把它卖了,再买一个流行的东西,比如丁字裤什么的,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I你我都别吃,先研究一下苹果诞生的过程,然后展望吃了以后的伟大意义,宁可烂了不吃,也不要不明不白吃下去,教条主义;J这苹果你我都不能吃,看上去象从日本进口的,我们中华民族这点骨气还是应该有的,民族主义;K我有吃的权力,但没有拥有的权力,因为我是仆人,你有拥有的权力,但没有吃的权力,因为你是主人,宪法上是这么说的。主人能看不能吃,仆人吃了不想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多主义只有两种结果是相同的,C和K,他们花言巧语,巧取豪夺,变着戏法把苹果统统吃到一个人肚子里,分折表明:前者无耻,后者根本不在乎世界上还有耻。

纸老虎。老虎不是纸糊的,纸糊的不是老虎,说老虎是纸糊的人的后代,结果被老虎吃了。

奴才。“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林语堂先生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是咬牙切齿的,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当今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应该说:他们是一群儿不嫌母丑,孩不记娘仇(其中以革命的名义,把亲爹娘逼死的不在少数),强烈健忘,找不到痛点,能从压迫中寻求快感(医学特征:严重缺钙找抽症),并具有伟大共产主义情怀的高级瘪三。

鲜花。鲜花对某些人并不一定是好东西,比如花粉症的人。

幸运号码。8是中国人幸运号码,凡在路上看见车牌后面三个888的,基本是中国人。如果我是澳洲公路局的,把车牌前三个英文字母无穷大的变化,把后面三个8变成四个8,五个8,六个8加倍卖给中国人,赚它一笔,结果发财的肯定是不要8的人。为讨口彩,08年8月8日8时8分,奥运会开幕了,应了“发”的好兆头,可惜,88又与上厕所的大便“巴巴”同音,唉……

一分为二。唯物主义辩证法中一条重要法则。通俗解释是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好的和坏的,实际运用中可以把好事变成坏事,又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能想出这个理论的一定是损人不利已的王八蛋!环事就是坏事,环事能变好事,大家眼晴一睁就抢干坏事,这个社会还需要干好事的人?一分为二从一开始就是统治者为自己避险的伪命题,能给毛泽东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能给希特勒一分为二,两个人在满月前还都是无邪的好人。

天下笫一。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另一条重要法则。讲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而这特殊性既是唯一的,又是无可替代的,据说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每一片叶子都是天下笫一。中国人是辩证法学得最好的地方,也是最热衷于天下笫一的地方,一座不怎么的山,天下笫一山;一座普普通通桥,天下笫一桥;一弘小小的臭水,天下笫一泉;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官,天下笫一贪……,凡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是天下笫一。

六合彩。中六合彩并不难,难就难在开奖前选号码,如果放在开奖后选号码,那就容易多了。

文化交流。外国人讲中国话,中国人讲英语;中国人去外国混绿卡,外国人来中国捞人民币;中国人吃上了Pizza,外国人爱上了烤鸭;中国人在外国洗碗,外国人在中国洗脚;中国人听歌剧,外国人听京剧;中国人认识了当今的迈克。杰克逊,外国人认识了死了千年的孔圣人;中国的女人嫁了外国男人,外国女人死活不嫁中国男人……,如此交流,举不胜举,谁有兴趣谁就可以接着写下去。

计划生育。还是在之前的鼓励生育,争当光荣妈妈的那个年代,都是政府行政之手伸进了育令妇女的裤挡里。

侨领。侨居海外华人扎成一堆选出来的领袖,叫侨领。据考由于海外华人不断发展和壮大,现在侨领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华侨人数。有次酒会喝得醉眼蒙胧,忽听本人已当选某侨民组织秘书长,从未当过官的我当时不在意,事后一了解,方知秘书长一职巳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本人觉得无论政治觉悟,工作能力,道德操守,民众威望根本无法胜任这一重任,所以坚决要求下贼船。不料被最高侨领庄重驳回。“恭喜,恭喜,你巳经是第三次连任了,众望所归啊。”我捶胸顿足,欲哭无泪,简直是赤裸裸的栽桩。亲爱的侨胞们,当心啊,睁大眼晴,稍不留神,你已经是万人景仰的资深侨领了。

文学主题。两人相恋,生出孩子,到两人反目,杀死对方,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汉语中都可以用“闹出了人命”一种方法来表达。爱情和生死是文学的永久主题,但两大主题的核心价值,应该就是“闹出人命”。

数学。数学是一门非常精准的科学,即便磨糊数学也需要有一个被确定的数字。可是数学模式一旦转为汉语口语,误差就大了。五的一倍是十,五的两倍也是十。当年经济学家孙也方提出:国民经济翻两番,算来算去和翻一番有什么区别?到现在也没搞懂。

微波炉。它是一种缩短过程,直奔结果的烹饪方法。这有点象中国的改革开放,缺少调料的淫浸,适当的火侯,没有好的过程,很难有好的结果,快只能使所有的味道贴浮在食材的表面上,所以,世界上,喜欢吃微波炉煮东西的人肯定就不会太多,不是想象中的味。

健康鱼。一条有头、有身、有尾,毫无特色的鱼为健康鱼,俗点说能吃下去的。水泡眼是胛状腺亢筋,红高头是良性肿瘤,珍珠鱼是肝腹水,长尾巴和短尾巴更是发育不良,下体有长短。我家有条鱼,看着它由黑色一点一点变成红色,这肯定不是薄希来最近刮“红色经典”所致,估计这病有点象冯小刚导演得的皮肤病——红癫疯。

历史。孩子四岁就能用中文似懂非懂朗读国内带来的课文了,当读到《毛主席在延安看戏的故事》,我一听就觉得别扭,担心再读下去要误人子弟了,我随手把延安改成了西安,把毛主席改成杨贵妃,以后孩子大声念出“杨贵妃在西安看戏的故事”时,体会到白话文运动后,中国文字更具有美感了。十几年过去了,只会讲英文的孩子用最烂的中文问我“杨贵妃是什么东西,在西安看什么戏?”我立刻昏倒,顿悟篡改历史实际是很容易的事,只要无耻加点耐心,并从娃娃抓起,历史就编成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本身是戏子口中的章回小说,一笔烂帐,我对孩子说“Forget about,Please!”

昙花。家中昙花第一次含苞欲放,我准备用相机拍下这难得的瞬间,结果并非这回事,发现如果用摄相机对准它拍,拍二百集的连续剧都没问题。二十几朵花连开七天,花期之长,长得心都烦了,这到底是不是昙花?手摸摸还有塑料感觉。问了一位能把菲菜从草本种到木本的专家,确认是昙花无疑。七天不算短,宙航员月亮上都打了一个来回,事实证明:“昙花一现”是相对真理,“昙花不败”才是绝对真理。

流氓。流氓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摘自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鸟声。四十年前在苏州动物园听看一只鸟见人就叫“毛主席万岁”,四十年后在澳大利看见一只鸟,只要你给它吃东西,它便说“Thank You”,真叫人嘘吁不已,怎么两种制度,连畜生都会铬上了阶级落印?

2009年9月20日

刘  柠:鸠山版东亚共同体的理论原点

既然库德诺夫的思想已然为今天欧盟伟大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就说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其本质是“非乌托邦”的,且具有回归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这显然是鸠山其人的理论推演。

这是关于东亚共同体问题,来自日民主党政权的一次积极、明确、高调的表态,也是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鸠山首相在若干场合发言的背书。

民主党上台后,在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对亚外交的政策走向问题上,被作为“积极因素”广为媒介报道的是鸠山首相立足亚洲,表示将推动东亚共同体,甚至准备打造东亚共同货币的“向前看”姿态。历史地看,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意味着日本的“脱美入亚”———对亚洲的复归,说明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即使是传统的同盟关系,也无法阻挡同一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深层现实需要。但一种客观现实的呈现,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时间内如此浓密而高调地热衷于某种政治理念的“输出”,必有客观之外的原因。而其中之荤荤大者,应该说与鸠山其人的政治理想有关。

我们注意到,鸠山在阐述其共同体构想时,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表述是“友爱”,甚至把这种听上去颇抽象的概念作为实现共同体这一宏大愿景的最主要路径(所谓“友爱精神”、“友爱外交”)。如此“听上去很美”的立论,令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在油然而生亲切感的同时,也本能地感受到了某种乌托邦色彩(这点很可能也是该构想未能迅速获得广泛响应的理由)。对此,鸠山本人也并不否认,其在不久前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论文中写道:“所有伟大的历史想法都是从乌托邦的梦想开始,以回归现实的方式结束。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作为乌托邦梦想的想法,变成这样的人的现实依赖:他们相信这个信念并且有能力为之而行动。”

“鸠山版”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否系“乌托邦”另当别论,理论上其来有自则是事实。而要弄清“乌托邦”与否的价值判断妥当与否,也许要先从理论的正本清源入手。

众所周知,工学博士出身的鸠山由纪夫的从政之路,受到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的莫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家族“政治DNA”意义上的,而且在政治哲学上,也颇有因袭: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一种爱;这种爱,是友爱”———鸠山把祖父生前爱用不已的“友爱”,置于自由主义的根部,并以之为原点,来构筑自己的政治哲学。

而鸠山一郎,作为一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的保守政治重镇,思想上又受到泛欧运动的创始人、被称为“欧盟之父”的奥地利思想家库德诺夫(CountCoudenhove-Kalergi)的相当影响。出生于日本、父亲为奥匈帝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母亲为日本人的库氏,基于欧战的惨痛历史,痛感自由乃人类尊严的基础,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为保障自由,须确立私有财产制度。但保障私产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平等”的诉求却导致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而作为既对抗资本主义,又对抗共产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崛起,令他深感忧虑。他认识到,“若无‘友爱’的相伴,‘自由’会招致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平等’则招致暴政。”因为,一味追求平等的极权主义和放任无度的资本主义,结果都导致人的尊严被侵犯,使原本为目的的人本身化为手段。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平等,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则祸患无穷。因此,有必要谋求一种均衡的理念,以期人类的尊严不被冒犯。而库氏找到的一把钥匙,即是“友爱”。1923年,库氏出版《泛欧洲主义》一书,轰动全欧;翌年,成立泛欧会议;不用说,库氏成了纳粹的敌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库氏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直至战后1947年,创设欧洲议会同盟(EPU,EuropeanParliamentaryUnion),为欧洲一体化开辟了道路。

鸠山一郎结识库氏后,深受影响。1952年,将库氏反纳粹的力作《与人类为敌的极权国家》(TotalitarianStateagainstMan)翻译成日文,以《自由与人生》为题在日本出版,并于翌年成立同仁团体“友爱青年同志会”(即现在的“日本友爱青年协会”),研究、传播“友爱”理念。而通过某种政治DNA的传承,这也构成了鸠山由纪夫政治哲学的原点。

既然库德诺夫的思想已然为今天欧盟伟大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就说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其本质是“非乌托邦”的,且具有回归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这显然是鸠山其人的理论推演。而相当于象征着法德和解的出发点、后成为欧盟雏形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沙盘模型”者,目前鸠山视线锁定的,则是中日之间的东海:所谓“东海不是纷争之海,让它成为友爱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