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梦
（1）
我的老伴经常做梦。她的梦几乎永远是一个主题——各级党的干部“动员”她“自愿”下乡插队落户。
“我已经下过八年乡了啊！”老伴委曲地喊叫。
“那也不行，你要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部冷酷地说。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啊！”老伴恐慌地说。
“六十多岁又怎么样，要与贫下中农结合一辈子。”干部理所当然地说。
“我已经移民加拿大十几年了啊！”老伴带着哭腔解释：“我已经买了房子，有了存款。”
“房子没收，存款充公。”干部凶狠地说：“像你这样的叛国分子，罪加一等！你就是躲到天边，我们也要把你抓到乡下去。”
于是，老伴绝望地哭喊着醒过来，浑身都是冷汗。
我被老伴的哭喊声惊醒，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轻声安慰她：“那只是一场噩梦，它不会再重演了。”
在我的呵护下，老伴终于重新入睡。但是我却再也睡不着。
（2）
我的睡眠比老伴还差。为什么？因为我写作。我老是做梦，而且老是做恶梦。一夜可以被吓醒好几次。
老伴在我怀里安然地进入了梦乡，我却久久不能入睡。在天亮光景，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没睡几分钟，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生活在国内。隔壁的邻居老婆婆发现我一下班就伏案写作、形迹可疑，去户籍警那里告发了我。户籍警急于邀功请赏，雄纠纠、气昂昂地闯进我家搜查。我挡在门口不许他进。
“请出示搜查证。”我义正词严地说。
户籍警气急败坏地说：“那好，你等着。”
户籍警放下狠话，气势汹汹地走了。
半个钟头以后，他又返回来，带来了搜查证，还带来了国安部的人。办一个搜查证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难事。
我无话可说，只好让他们搜查。他们随便翻了翻我的手稿，就把手铐铐到了我手上。
“你的文章中有大量反党言论，立即逮捕法办。”国安部的人声色俱厉地说。
户籍警在旁边帮腔，一面得意地狞笑着。
我吓醒了，天也亮了。我再无睡意，于是起来写我的恶梦。
（3）
我常常想，我们中国要是没有那么多告密者多好！你一个老婆婆，好好在家过清闲生活，颐养天年，不比你窥测邻居的动静、一颠一颠地去派出所告密舒服得多、轻松得多！
我常常想，我们中国要是没有那么多争宠者多好！你一个户籍警，维持好你管的那一片小区的治安，让你那片的住户安居乐业，你就搞好了你的本职工作，又何必多此一举，对别人伏案写作也过度关心！
我常常想，我们中国的公检法人员不那么穷凶极恶多好！刑事犯罪分子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有力气你们就对着他们使好了，不要去干涉那些爱想爱说、敢想敢说的正派公民。他们就是有反党言论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结社、集会、出版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吗？
（4）
好在我住在加拿大，我的恶梦、我太太的恶梦毕竟是恶梦，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对此，我感到庆幸。但是，我怎么能忘记那些不如我幸运的国内同胞呢！他们正生活在我的恶梦中！所以，我利用我的一切业余时间勤奋地写作，写出我的恶梦。这是我对骨肉同胞所尽的一份心意。我盼望他们不做我做过的恶梦，帮助他们从现实的恶梦中得到少许安慰和解脱。
（5）
朋友来看我，见我在伏案写作，好心规劝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整天写什么！留着这条老命多活几年不好吗？”他停顿片刻，又热心地邀请我：“走，跟我去餐馆好好吃一顿。我请客。”
我对他笑一笑，拒绝了他的邀请：“不，我要写。如果我这条老命少活几年能让许多年轻的生命多活几年，那是多么值得啊！”
“你写个不停，有什么用！”朋友轻蔑地说。
“是的，”我同意朋友的意见：“我一个人写，的确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写，写自己的感受，帮国内没有写作自由的人写他们的感受，那就会汇成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垮任何反人民、反历史前进的邪恶势力！来，你也写吧。我们一起写。”
朋友摇着头，去餐馆好好吃一顿去了。
我顾不上起身送他，还是继续奋笔疾书我的恶梦。
第二章 失
（1）
我整天伏案写作，睡眠不足，使得老婆和孩子都为我的身体健康担忧。两个女儿疼老爸，安排我和老伴去意大利和希腊度假两周。她们为我们订好了所有机票和车票，安排好了全部路线和行程，预定了每一个城市的旅店。我的全部“任务”就是带着老伴按图索骥地照跑一遍。
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地叫我们注意安全，叫我们千万别走丢了，叫我们宁可多花钱少游览也别累着……女儿的孝心固然让我感动万分，但是我总觉得她们未免有些小题大做：老爸走南闯北四十多年了，什么时候出过事？现在老爸的确老了，腿脚不麻利了，脑子不灵活了，身体不结实了。但是，带老伴出来玩一趟的能力还是有的！
在罗马机场下了飞机，我沿着路标，只花几分钟就找到了进城的火车站。在站里挂着T字招牌的香烟杂货店买好车票，领着老伴上了车。乘客很多，连两个相邻的座位都找不到。我和老伴只好分坐两处。三件行李也只好分放在行李架的不同地方。
罗马的夏日热气逼人，又正遇上几十年一遇的热暴。气温将近摄氏四十度，坐着不动都热汗直冒，何况我们由下飞机至上火车，不知道上下了多少楼梯，穿过了多少走廊！我坐在远离老伴的座位上喘息，心里却有压抑不住的得意：一切顺利。我还不老，还可以带老伴出国旅行。
我的得意只持续了一分钟。突然，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车票还没有生效！在许多发达国家，公共交通是一种诚信系统——乘客上车前自动把车票塞入验票器打印时间，使车票生效。没有进行这一操作的车票为无效车票，被检票员抓住，将当作无票乘车而给以重罚。我有些发慌，连忙用英语问身边的意大利女郎，怎样使我的车票生效。
谢天谢地，她懂英语。她告诉我，必须下车把车票塞入站台入口处的黄色验票器。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我连忙往外挤。又上了一些新来的乘客，车厢变得更加拥挤。许多人对我现在还往外挤显得很不满意。但是，我顾不了这么多。在经过老伴的座位时，我一面往外挤，一面关照她：“我下去验票，你看好行李！”
我跳下车，跑到站台入口处。那里果然立着十几个黄色的验票器。从来没有用过，第一张票塞得不到位，塞进去几次才打上时间印记。第二张票倒是一次成功！我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转过身来就往列车跑。在我离车门只剩下最后两、三米的时候，列车开动了。我拚着老命想追上它。列车越开越快，而我却越跑越慢。最后，我只好放弃了这种无谓的努力，站在原地大口地喘息。
完了！我绝望地想：到达罗马刚十分钟，我就丢失了我的老伴！只懂中文、不敢离开我一步、年过花甲的老伴被我丢失在有三百多万人口、四百多万辆汽车、外加一百多万辆摩托车的喧闹而又繁华的大都会！
（2）
“你的妻子在车上吗？”一个老年女旅客看出了我的焦急，她用英文安慰我：“不要紧，她会在Termini等你的。”
在一筹莫展之际，一句宽慰的话语胜过黄金万两。我以感激的眼光回报她，同时也在讯问：你怎么这么有把握？
她似乎看懂了我的疑惑，向我解释：“这列火车直达Termini。运行三十五分钟。中途不停，也不再继续往前走。”
我安心多了。强迫自己静下心来等下一趟车。从机场到罗马火车总站Termini的火车每三十分钟一趟。对于我来说，这三十分钟比三十年还长。我在思索我面临的局面。越是思索，我对好心的女旅客的安慰就越没有把握：不再继续往前走那就意味着又往回开，老伴也许会稀里胡涂地又坐回来。每三十分钟一趟，运行时间是三十五分钟，那就意味着不是同一列车往返运行，而是两列列车对开！我赶去Termini，老伴可能会坐原车返回机场；我在这里傻等老伴返回，老伴又可能在Termini傻等着我赶去。我们一对老夫老妻真可能在罗马机场和罗马火车总站之间玩起小孩的捉迷藏游戏！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现在我才体会到了手机是多么重要。我终日深居简出，除了去公司上班，就是在家里写作，几乎没有什么社交往来，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购置手机！
我还想到，如果我们的迷藏捉得太久，比如说捉上一、两天，那会有什么后果：女儿们已经把我们的日程全部安排好了。车票、机票、旅馆都已经定死，环环相扣，误了一步就会误掉许多后续步。人家可不管你误还是不误，哪怕你根本没有露面，他们还是一样从信用卡扣钱。五千多加元的假期，罗马才是第一站啊！
但是，我想：不管如何，我还是应该先去Termini。我应该相信老伴，她不会那么傻，刚从机场进城，又返回机场！在煎熬中，我度过了三十分钟。Termini来的火车终于进站了。我急不可待地上了车，这才发现另一侧车门洞开，原来在这侧上车的同时，另一侧在下车。我从另一侧跳下车，追赶着刚刚下车的乘客，希望在里面找到老伴。没有，老伴不在其中。我放心了：是的，我的老伴不会那么傻！
我飞跑着转回上车的一侧，重新上了车。在列车开动之后，我才意识到，老伴会不会那么傻还说不定，倒是我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这列车是与老伴坐的那列车对开的车，老伴是不可能坐这列车返回的。老伴如果返回机场，应该是乘坐下一列车。
我心乱如麻。检票员来检票更增加了我的慌乱。我突然意识到，老伴手中不但没有有效车票，连没有打过时间印记的无效车票也没有。她很可能已经被抓住，罚以重款。然而钱在我身上，护照也在我身上。她什么也没有，连辩解的能力都没有。她只会说中文——我们不能指望意大利的铁路员工听得懂这种语言！
我焦急地用英语对检票员说：“我遇到了大麻烦。我下车验票，车开走了，我的老伴在车上。她手里没有票。她什么也没有！她很可能已经被抓住了！”
检票员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激动。我明白了，他完全不懂英语。意大利不是德国，那里从小学三年级就开英语课，几乎人人懂英语。许多意大利人都是英语文盲！
坐在我周围的人倒是听得懂我的话。他们又是感叹又是唏嘘，对我深表同情。我大声喊叫着：“有谁能帮我翻译一下吗？”
绝了。他们都是外国游客，懂英文，但是不懂意大利文。谁也不能帮我翻译。好在检票员有一定的悟性。看到我一个人拿出两张票让他检，猜到了我要说什么。他用意大利语说了一通，然后做了一个打电话的姿势，似乎在告诉我，如果老伴被他的同行抓住，他会打电话为我解难。
我再也坐不住了，一方面是因为心急如焚，另一方面是不愿意再听周围游客们发表的毫无帮助的同情。我站到了车厢门口。一列火车迎面而来、飞驰而过。如果老伴又返回机场，就应该在这列车上。我睁大眼睛看着它，想看出老伴是不是在里面。当然，我连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上百米的列车不到一秒钟就飞闪过去了，若要看清楚它的乘客，恐怕需要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列车缓缓驶入罗马火车总站Termini。我透过车门的大玻璃窗看着站台上的每一个人。天啊！我看到了。老伴坐在一张长凳上，护卫着三件行李，在执着地等待着我。老伴曾经等待过我二十年。我们在高中时开始相恋。由于她下乡插队八年，我们在恋爱十周年之际才结婚。婚后，我在外地工作、学习、出国，足足又过了十年，我们才终于团圆、建立起真正的家。然而，我想，对于她来说，这三十分钟也许比那二十年更加难熬！
火车刚刚停稳，我就第一个跳了下来，跑向我的老伴：“我的爱人，你知道在这里等我，你真聪明！”我由衷地夸奖老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再没叫过老伴的名字，却嬉戏地称她为“我的爱人”。
亲戚朋友们都嘲笑我们老夫老妻说话还这么酸溜溜的。好几个人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做‘你的爱人’真是幸福，只要听到这个称呼就会心里暖洋洋的。”
（3）
但是，“我的爱人”一点也没有“心里暖洋洋的”表示。她白了我一眼：“谁稀罕你拍马屁！”不等我张口解释，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你把我丢在车上就不管了！”
在听到我说“我下去验票，你看好行李”之后，老伴就开始了难熬地等待。她很奇怪为什么我丢下她不管、再没有露面。火车运行三十五分钟，居然没有人检票。（诚信系统本来就是以对人的信任和人人自觉为基础的。十之八九不会遇到检票员。）老伴平安无事地到达了Termini。大家纷纷提着行李下车。我还是没有露面，老伴这时才意识到我可能落车了。她历尽艰辛，把三件行李拿下车。但是，她很快就发现了：人还没有下完就有人开始上车。她想，莫非这不是终点站，还得继续往前坐！于是，她又不辞劳苦地把三件行李提上了车。她刚上车，车门就在她身后关上了，列车即将发动。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突然多了一个心眼，用语音和语法都很成问题的英语问站在身边的意大利小伙子：“Where is the train go?”
她的运气真好。那个小伙子懂英语，连她文理不通、发音怪异的英语都懂。他回答：“Airport!”
神了，Airport居然是老伴所掌握的极为有限的英语词汇之一。她认识到她刚从机场来、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返回机场。她转过身来要下车，但是车门已经关上，她下不去了。正在这时，有人在最后时刻上车，从外面按动开门的开关打开了车门。她拎着两件行李夺门而出，那个意大利小伙子给她递下了第三件行李。列车急驰而去，老伴站在站台上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我知道你不会抛弃我……”老伴对我说。
“谢谢你的信任，我的爱人。”我感动地说。
“我想，你莫非被共产党的特务绑架了！”
我忍不住笑了，这是我丢失老伴以后第一次露出笑容：“我的爱人，你的阶级斗争观念是不是太强了！我虽然经常写一些批评共产党的政论、小说和诗歌，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有组织的活动。我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利用业余时间为自由民主而呼吁和呐喊的独立人士。共产党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西方自由世界绑架我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停顿片刻，嘲弄地说：“你是不是太抬举你的丈夫了？”
“那么，”老伴反问我：“大女儿在上海举行婚礼，你为什么不敢回去参加？”
“因为我不愿意和共产党打交道。”我回答：“因为我不愿意自投罗网去找麻烦。”
“你还是少写一些反党文章好！”老伴劝我：“搞得全家人都为你担惊受怕。”
“不，我必须写。”我寸步不让地说：“做人不可以太自私。我们生活在民主自由的西方社会，过着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我们不可以忘记国内的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们有说话的权利。我们不替他们说话，对不起良心……”
“又来了！又来了！”老伴打断了我的议论。她转移了话题，故作凶狠地说：“我恨你！”她觉得自己的意思表达得还不够完整，又补充道：“你抛弃了我！”
我拉起老伴的手，真诚地看着她，深情地说：“我爱你。从现在起，我一时一刻都再也不和你分离。”
第三章 死
（1）
一过六十，就开始想到死。随着时间的流逝，想得越来越多。老伴和我同岁，我们俩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谁会先死。我当然希望老伴长寿，但是冷静一想，却宁肯她先于我死。为了过上民主、自由、丰裕的生活，我把全家由中共党国搞到了加拿大。孩子们好办，她们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很快就赶上和超过了我，在加拿大生活没有任何困难。但是，却难为了我的老伴。她不懂英文、不会开车，是读、说、听、写、行五个方面的“残废”。我如果走了，把她丢在这个世界，她又怎么活下去？！
老伴显然也有同样的忧虑。从十七岁开始，老伴就是在我的爱情的滋润和呵护中进入青年、中年、壮年和老年的。现在又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没有我，她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英年早逝的黄花岗烈士林觉民（1887-1911）在其脍炙人口、流芳千古的遗书《与妻书》中写道：“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对此，我深有同感。林觉民烈士这么说的理由是：“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我何尝不是同样想法！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伊壁鸠鲁（Epikourus，公元前342－公元前270年）也说过：“死，对于死者算不了什么，对于后死者却是莫大的悲哀。”
林觉民烈士的老伴刚听到林觉民“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的“怪论”时，不禁勃然而怒（“汝初闻言而怒”），经过林觉民婉言解释，才勉强领会和接受了林觉民对爱的深沉表达（“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我的老伴却不同，她从一开始就“向往”着自己能够先于我死去。也许她的五种“残废”使她比林妻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所处的弱势吧！
（2）
对于我出门就开车，一到公司就坐在计算器前编程序；下车就进家门，回到家里就坐在计算器前写文章，老伴忧心忡忡。她指责我：“你看你一天走了几步路？你的腿在退化，你浑身的每一个器官也在退化。”
一天，她在一篇网文上看到，每天起码要步行一万步才能保持身体健康。从那天起，她就想方设法督促我走路，却又始终想不出有效的监控办法。我们在意大利使用欧洲铁路局的多日通票旅游，得到一个记步器作为礼品。它的使用说明书说：只要把它往你皮带上一挂，它就可以自动记录你走过的步数。听说这个小玩意儿有这种功能，老伴别提有多高兴了。她叫我好好保存，千万不要搞丢。我迷惑不解地看着老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对这个小玩意儿欣喜若狂。老伴向我亮出了她的底牌：“回到家你就给我老老实实挂在裤腰带上，哪天没有走到一万步，就不许上床睡觉。”
老伴的好心我心领神会。一回到家，我就把计步器别在皮带上进行设置和调试。老伴看到我这么自觉，非常高兴，乐呵呵地忙着去收拾行李，打扫卫生，做回家后安居乐业所必做的准备工作。
我低着头，全神贯注地按动计步器上的按钮，连老伴又回到了我身边都没有发现。老伴和我说话，我也没有听见。
“老头子，”我突然听到了老伴凄楚地惊叫：“你怎么啦？！”
我抬起头来，看到了老伴惶恐不安、惊恐万状的样子。
“吓死我了。”老伴在我肩上狠狠地槌了一拳：“你这个老家伙，喊你也不答应。我以为你死了。”
我明白了：我低着头，聚精会神地调拨计步器上的按钮，除了手指，浑身纹丝不动，连老伴和我说话也没有听到，活像一个毫无知觉的死人，着实把老伴吓了一跳。
（3）
老伴怕我死去，比我自己还怕。
我当然也不愿意死。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我还想睁大眼睛多看看。世界是那么广袤无垠，我还想迈开双腿多走走。学问是那么博大精深，我还想开动脑筋多学学。
但是，哪怕我现在就死去，我也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我在穷困潦倒、无人关爱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以我的聪明才智和刻苦耐劳，在科技研究和教学、文学翻译和创作、政评和时评等三个领域做出了我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我和老伴还培养出了两个出类拔萃的女儿。她们先后都以优异的成绩荣获加拿大总督奖。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甚至可以感到自豪——不是为我微不足道的成就，而是为我对祖国、对人民的执着和热爱。虽然全家都已经移民加拿大，我从来就不曾忘记过我的祖国、我的人民。我不断地告诫自己：把自己的小家搬到加拿大，只解决了我一家一户的问题。祖国的千家万户仍然生活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我的祖国还没有繁荣昌盛。我的人民还没有民主自由。我绝不能忘记他们，把他们抛之于脑后。我用我的笔、我的呼吁、我的呐喊，不懈地工作着，为帮助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摆脱中共的专制统治，尽了我的一份力，献上了我的一片心。
（4）
我当然不愿意死去，因为还有太多的事情我想看到结局。我想照顾我的老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息。我想看到女儿女婿的最后成就，看到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我特别想看到的是，全世界的专制政权——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在人民的反对声浪中轰然垮台，看到全世界人民欢欣鼓舞地生活在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法治的和谐社会里。
我知道我的生命有限。对于我有限的生命而言，我的希望太高。那么就让我争分夺秒地加倍努力工作吧，争取让我的希望早日实现——哪怕我自己看不到，但是我的下一代只要早一天看到，那也是对我的莫大慰籍。
这样，在我永远闭上双眼之际，我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你累了，该歇息了。你没有虚度你的一生。”
（5）
伟大的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思想家、和平主义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 1972-1970）以98岁高龄而心态平和地结束了他成就显赫的一生。他对死有独具一格的看法。他在一篇短文里说：“相对于人类历史的汪洋大海而言，一个人的生命就像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哪怕它经历过激流险滩、哪怕它造成过涛声阵阵，最后终究还是要消失在汪洋大海之中。如果一个人可以这样来看待死亡，那么死亡就是十分自然而又正常的现象，又有什么可怕呢！”
罗素爵士说出了我想说却又表达不出来的心里话。
《自由写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