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刘兆玄辞职了，虽然比我说的立即辞职晚了一点，但晚有晚的艺术，如果民调回升，他就可以不辞职；如果民调继续下滑，他辞职的时候就可以说，不能临阵逃脱，要把救灾搞好。其实，民主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行就换人，未必你立即辞职，其他人就不“熟悉情况了”，就不能救灾了？

我对刘兆玄了解不多，之所以在第一时间认为他必须下台，完全基于我对民主和内阁制的了解。八八风灾无论怎么解释，政府都是有责任的，马英九一句“我会负责任的”既然说出来，就得有行动。作为台湾民选的“总统”，他的任期受宪法保护，不是说下台就下台的。但刘兆玄不同，他是马英九任命的最高行政长官。台湾实行的是内阁负责制，无论从法律责任，还是政治责任上，内阁首长刘兆玄都难辞其咎。

在我主张刘兆玄辞职下台时，台湾朋友大多认同，可绝大多数大陆朋友竟然比台湾民众要“宽容”得多，粗略算了一下，几乎高达90%的接触者说，刘不应该下台，他以前表现不错，发展两岸关系有功，八八风灾主要是天灾而不是人祸，应该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再让他干下去看看表现……

我被大陆同胞雷到了！不错，民主价值观里最重要的一条，也常常被我们忽视的一条正是“宽容”——可那“宽容”主要是指掌权者对民众的宽容，特别是对不同声音、对异议分子的宽容，以及民众互相之间（特别是多数族群对少数族群）的“宽容”啊。大陆同胞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要对当权者“宽容”，给他们学习的机会，给他们“试错”的机会！

对当权者的错误的宽容，就是对民众的不宽容，也是对民主制度的不宽容。好在台湾民众更理解民主制度的宽容是指什么，“试错”是指什么，选你进“总统府”四年，就是民众在“试错”，就是给你最大的机会，你并没有太奢侈的时间去“试错”、去学习（北朝鲜和古巴的领导人都是终身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再说，正是有了这种制度，像刘兆玄这种下台其实是很正常的，能上能下，不像有些专制国家，一个芝麻官下台了，就要死要活，政治不稳了，发生内斗了，胡扯几八蛋！

我知道台湾民众的记忆非常短，但死亡和失踪了700人，几个村子彻底消失了，就算重建，可能也得两三年吧，民众的记忆再短，也可能不会短于三年，可马英九还有三年吗？他只有两年半多一点了……从这方面来说，刘兆玄的辞职最大的作用是挽救马英九和国民党政权，让“马总统”不至于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得搬出“总统府”。

当然，马英九要吸取的教训还有很多，特别是在用人方面，作为一名“总统”，在任命内阁最高首长的时候，最忌讳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敢于任用那些与自己可以“取长补短”的人，也就是从性格和作风上和自己都有些“格格不入”的人。可惜的是，在马英九上台后的第一个内阁里，我们看到刘兆玄等一帮官员，几乎都是和马英九一样的学者型，拥有高学历，还有海外留学经验，温文尔雅，高瞻远瞩，却缺乏了草根，给人不太关注周围和脚下的感觉。

从这次挑选吴敦义当“行政院长”可以看出，马英九是从善如流的。吴敦义是个什么人？是一名很务实也很能干的人，和底层民众有更多接触的草根性的政治人物。他也是我在博客中少有的激烈批评过的国民党大员。

去年底到台湾参加世界华文作协第七届年会时，吴敦义来对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到对台湾民主发展的看法，以及他的大陆行和他对大陆改革的看法时，我和台下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们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充分了解民主政体下精英们的心态。可是，像吴敦义这样公然宣称台湾的乱象是“民主太快造成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见《台湾的乱象是民主太快造成的？》）。难怪，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他使用的“他妈的”比我一个月用量还大。

实行民主政治后，台湾的很多精英都有了一种失落感。以前再不自由，他们可都是党国精英啊，即便是反对派和民主人士，也大多是“德高望重”的反党国的精英，一旦民主了，他们猛然发现，只能随着民意起舞，才能找到饭碗，才能搞到好点的工作。

这种现象在所有刚刚走上民主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当精英们感到被民意忽悠来忽悠去，被媒体折腾来折腾去后，就很不爽了，甚至开始怀念专制时代。在专制时代，要拍马屁也只拍一个人的，一旦拍成功了，那可是控制民意的，甚至可以为民做主滴。哪里像现在，要迎合民意——迎合那些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的平民百姓。

媒体有没有问题，有；民意有没有问题？也有；民主发展有没有过快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意值得反思，政治人物更不能盲从，民主制度也应该经常批评，只有批评才能进步。但我介意的是，从一些精英口中说出对民意和民主的反思与批评中，我们感受到完全不同的味道，他们仍然在怀念集权时代的权威，期盼某个人靠自己的仁慈和智慧来引导和鉴别民意，让精英们不至于被民意困扰；靠某个光荣正确的权威按照某种“特色”来控制民主的发展速度，以便不会让精英们突然失去权力而感到空虚……

精英们应该记住，除非倒退到专制时代，无论是民意还是民主，其进一步完善只能靠民主制度的更快发展，靠制度本身的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功能，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救世主或者精英阶层来“引导”民意和“为民做主”上。

台湾的民主是我看到的从起步到不停“试错”到逐步完善最快速的民主，这可能要和中国人模仿能力强以及天生聪明有关（哈哈，我不是唯我独尊的种族主义啊），刘兆玄下台和吴敦义的上台都是民主飞速发展的结果，我想，如果没有台湾的民主如此快速的发展，吴敦义先生无法想象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件事。

同上一次亲耳听到吴敦义先生喊出“台湾的民主发展太快”只相差九个月，他已经从一介平民跃身为台湾地区最高行政首长，可谓尝到了“民主发展太快”的甜头。

不过，且不说陈水扁在位八年，走马灯似的更换了五六次内阁，韩国的李明博也已经换了一次，吴敦义先生如果在执政的时候，无意中把他对民主的理解表现在行动上的话，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引咎辞职的，到那时，他也许会再次惊叹：台湾的民主发展实在太快了啊……

杨恒均2009-9-8

 九个月前挺失落的吴敦义对一帮文人满嘴“他妈的”，抱怨台湾媒体太乱，应该管一管。九个月后台湾媒体把刘兆玄逼退，把他推上权力高位。我倒想知道，吴敦义今后怎么管一管台湾的媒体。

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近三十年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怀着极大的关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如此重要的社会进步，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历史活剧！融化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难怪不同国籍的作家、记者、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著述了这将在人类历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迹的30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三十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三十年，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重新反思刚刚过去的三十年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二十世纪这短短的一百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二十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做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四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种实践。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二十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其主要内容是：一、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二、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三、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四、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五、经理阶层取代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力。大企业再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而是由有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六十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二十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邓小平同志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二版，第144—145页。）通过人类在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以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砍光烧尽。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它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农民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为摆脱原来体制造就的危机，三十年来，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竞争性企业民有化，国有控股企业吸收非国有资本）；发展私有经济；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由单一公有的利益主体到利益主体多元化。

二、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三、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四、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

五、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七、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为一体。

改革大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0年来，GDP平均每年以均9.8％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而人均国民总收入还是由378.7元增加到19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的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甚至有的权力进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广大群众对不公正问题是很不满的，因此不断引发群体性事件。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六十年了。这六十年可以划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三十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就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

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历史的说法：“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使人明智”，“一个不能面对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等等。这些说法都向人们表明历史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旧时代，“私撰国史”是有罪的，修史是官家的事。因此，旧时代的史书大都是为官家歌功颂德的文字，存留民间的野史弥足珍贵。但野史由于著者条件的局限，有时失之偏颇和狭窄。这本书的作者中的很多人参与了改革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退休后经过沉静反思，其文章是在“处江湖之远”的晚年追思“居庙堂之高”的经历。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

这本书里所选的文章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又一个重大事件，发表于著名的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是一家追求历史真实的刊物。多年来，它既致力于匡正过去历史教科书的偏误，又致力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下的真实历史。这本书是从《炎黄春秋》中精选出来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应当是这本书的特点。

(本文为《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两本书的序言，该书由本刊编辑，新华出版社出版。)

20世纪的中国命运，其实在一百年前的世纪初就被决定了。决定这一命运道路的，是在日本两个城市之间（东京与横滨）发生的一场政治论战，这就是后人称之为”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在双方的对抗中，革命话语全势获胜。于是，20世纪的历史边走边停，革命走了一百年，立宪停了一百年。在世纪革命的”洪波曲”面前，立宪如同”死水微澜”。设若当年立宪话语深获人心，以至成为时代选择；那么，罗马并非一条路，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可能是另副模样。至少，李锐老人前几年的”何时宪政大开张”，这”何时”就不会延宕为跨世纪的吁请。

从历史这头看那头，梁启超就是一百年前的宪政开张者，正如与之同时的孙中山是一个世纪的革命开张者。当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中国留学生甚少，1900年也才只有一百左右。但，待至1905年，留学生已多达数千。梁任公的立宪话语没能拽住他们，他们基本上为革命话语裹挟而去。20世纪，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革命既然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立宪就只能被历史推到它的边缘。

立宪与革命，一南辕，一北辙，不相交集。立宪无须革命，正如革命无以立宪。由于革命是武力推翻清廷，而立宪又顶了个保皇的帽子（君主立宪），年轻人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撇开当时年轻人不论，即使我们今天，如何评价当年，梁，还是孙，依然是个问题。这里所指的革命，专指”易主”性质的暴力诉求，它的最通白的解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立宪不动枪也不易主，而是通过立法和议会来”限主”。一百年前革命与立宪就在这一”易”与一”限”之间，展开角逐。这”易/限”之别，如果可以比喻，革命就是”夺位”，立宪就是”造笼”。

自秦而清，中国政治制度始终是君主专制。孙的革命目标，除了排满的民族革命外，在政治上，是要用共和的”民主”取代专制的”君主”。但，专制的君主不会自动退位，因而要用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所以，孙中山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只有革命，”主”的位子才能由”君”而”民”。此即”夺位”。”造笼”不妨采自相传为前美国总统布什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比喻的意义上，布什的笼子就是梁任公的立宪，即用宪政之笼限制君主的权力。

面对清廷的专制，革命首先强调的是”位子”，即必须推翻君主，让其下台，改朝换代。立宪不然，它无须君主退位，而是打造一个”笼子”，把它关在里面。换言之，只要有笼子，里面关的是谁–世袭的君、还是民选的元首–都不要紧；紧要的是，任何权力都必须加以笼套。这里，可以看看梁启超如何解释专制。在《开明专制论》中，梁氏首释专制之”制”，曰”制者何，发表其权力于形式，以束缚人之一部分之自由也。”制即国家制度，它是一种权力形式，用于束缚人的一部分自由（因其自由之间的互相妨害）。至于专制，则是”纯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为被制者，”即权力只是控制别人，它自己却没有任何制约，这样的制度就是专制。因此，在专制与非专制之间，梁氏的区别至简至精：”一以宪法之有无为断”。清王朝有制度无宪法，所以立宪派反复运作，逼其君主立宪。至于君位，在立宪的前提下可以保留，所谓虚君是也。这其实是一种交换，用以规避革命所造成的内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

革命不然，它的头道菜不是立宪，而是革命。先革君主的命，然后再共和立宪，这是它的路径依赖。当年孙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用意虽好，但共和能否解决专制，毕竟还是一个问题。这里不妨先旁听一下托克维尔的声音”一个国家，如果它原来是个人集权管理，并且习俗和法律也都接受这种管理，而现在它想建立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么我毫不犹豫地说，在这种共和专制下，会比欧洲任何一个完整的君主制更难以忍受。对此，我们可以在亚洲寻找可比照的东西。”共和专制，托克维尔说的是法国，似乎又是为日后中国建言。某种意义上，梁启超正是中国的托克维尔。他反对孙党学美式共和而主张效法英式立宪，正在于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自治传统未养成，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专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无论立宪。立宪是逼出来的，革命只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动力，它岂有为自己造笼之理。所以，关于共和专制，梁氏以法国学美国为例，指出：”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一变再变，梁氏看似说法国，所指更是革命党果如获胜之中国。是否应验，识者自识。

暌违任公一百年。一百年前的立宪与革命之争，实为上个世纪的历史开局，孰胜孰负，则可以主导一个世纪的历史走向。历史是有惯性的，革命胜则世纪为革命史，立宪胜则世纪为立宪史。幸抑不幸，在立宪与革命的对峙中，革命压倒立宪。是它成就了20世纪的历史，以至于今。今天，世纪又逢开局时，回望任公，那是那个时代中国宪政的一根脊梁。我们今天的宪政努力，不但是在脊续任公未竟之业，也需要从他那里汲取资源。

最近看到中国作协书记陈崎嵘回答了望东方周刊记者质疑的一篇大话，以金庸入会为由头，回答众人心头疑问：“参加作家协会有哪些好处”。据陈书记说，中国作协最大职能，是“服务作家、服务文学”。那好，作为27年较老资格会员，我终于有机会对照陈书记所言，将自己获得的服务清点一番。

俗语说“吹牛不上税”，这话要看语境与环境。语境说的是您在那个领域里吹牛，比如说您跟隔壁王大爷吹自己月入10万没事儿，跟税务局的同志这么说就会有问题；环境说的是您在那里吹，有些牛是可以在我们这里吹的，而在美国就不行。最新的例子自然是那个倒霉的辉瑞制药，因为对某种止痛药的宣传不甚合适而被罚了23亿美元。

虽然我们都知道美国人有钱，但这么大额的罚款总是要关注一下的，主要是关注到底这公司吹牛到什么程度才能被处以这样的重罚。新闻上说的语焉不详，大致是这样：“辉瑞的市场推广部门和销售部门宣称伐地考昔可以治疗急性疼痛、手术疼痛等，这些功效都属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药物适用范围之外的用途；此外，辉瑞还采取邀请度假、打高尔夫等行贿医生的不当方式促销伐地考昔，并发表有关伐地考昔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错误及误导性声明。”

记得当年尼克松“水门事件”东窗事发，毛主席在他来访的时候就很不理解，说是这点“屁事”也值得这么大动干戈？这算个啥嘛。在我们这里生活久了，大致对于这种情况都与伟人抱有同样的观感：这还算是个事儿？要是说这都算事情的话，大概中国的制药企业干脆都去上吊算了。虚假宣传牵扯到专业问题，我们都可以暂时不考虑，就这个邀请度假与打打高尔夫球的事情，要是放在我们这里就根本不算个事情，真的追究起来，药品的回扣力度比之这些要大得多了。

中国也算是制药的大国，前几年每年推出的新药多达千种以上，而同期美国推出的新药大概只有我们的零头。但谁也不敢说中国在医疗、药物上的水平超越于美国这么多，无他，新药大概就是个赚钱的生意而已，把旧药换个名字报上去就成了新药，然后就可以大赚特赚了。

在这种状态下的药品市场，要说监管这件事不是没有，但大致的水平也就是不出人命的水平。您看我们最近两年报导的药品事故，基本都是出了大事才有人说话，不然的话，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管。甚至有些时候，某些药物基本的药理都没有弄清楚就已经成为了灵丹妙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龙胆泻肝丸”事件，那就是基本的药理反应与药材的质地都不甚清楚的情况出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里大致要算世界上最大的人体试验基地了。

在这种状态下，指望我们这里对吹牛的企业科以重罚怕是没啥指望了，而对于吹牛这件事不能重罚的话，对于医药产品市场的监管力度恐怕可想而知。这是人命关天的领域，如何严格都是不过分的，连基本的严格都做不到，大家就只能在忽悠中成长了，是不是健康嘛，这个就要看天意了。

由于半年来一直在重新改写《宋教仁疑案与国民党》一书，加上因为参加六四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招来北京当局的不断骚扰，以及其它一些无聊事情，心情基本上总是处于郁闷状态。以至于收到师涛写于2009年6月28日的狱中来信后，拖了两个多月都没有回复。想到比起狱中的师涛，自己无论如何也要自由得多、舒服得多，何况师涛的来信又写得那么认真又那么纯粹！！

考虑到师涛的这封来信并没有私密信息，其中的阅读记录与人生感悟又与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外面的一些朋友息息相关，今天专门抽出时间录入电脑，与我此前的去信一起公诸于众。一来依然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给师涛寄信寄书；同时也希望像我自己一样随时可能被送进或公开或隐秘的某个地方的朋友们，预先分享一点师涛的切身感受，以便尽可能地做一点接受考验的精神准备。

我自己的去信中有两段话涉及到一些暂时不便公开的私密事情，只好予以删除。师涛的来信除有几处明显笔误加以改正之外，即使语句上不够通顺的地方也原文照录。

张耀杰整理于2009年9月2日。

（一）张耀杰2009年5月6日致师涛信

师涛兄：

来信迟复，十分抱歉。

今天翻出你2009年3月26日的来信，不觉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我想，你在里面一定很孤独的，我能够做的也只有给你写封书信，让你感受一点外面的气息，暂时化解一下心中的郁闷。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粗枝大叶，一直拖到今天才给你回信。

由于长期使用电脑，我几乎已经不会手写汉字了，本来我的汉字也从来没有写好过。刚才我把你的来信输入电脑，打算发给师华看一看，同时也请于建嵘教授帮助转发给远在日本的林秀光女士看一看。

你的前两封来信，我擅自放在了网络上，主要是想让关心你的朋友了解你在里面的情况，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给你写信，以便让你更有信心度过苦难的岁月。只是不知道效果如何，是不是有更多的朋友给你写信？……

此前有一位叫张军朝的朋友，把你2007年8月16日写给他的回信放在了网络中，他的文章后面有这么两条跟贴，抄录下来请你看看：

其一、我是商报编辑中心的付新丽,师涛的朋友,可否还记得?你好吗?偶看师涛写给你的信,我一直无从得知他的消息,得知你两在通信,你可否告知他的通信地址,我的手机号；13892608589我在汉中。

其二、张军朝大哥你好。我叫郭栋梁，是师涛在湖南长沙的朋友。我一直关注师涛大哥，但一直联系不上。我想去赤山监狱看师涛，但通过电话咨询只有直系亲属才可探望，无奈。我只有上网关注他的一些消息。13975149389这是我的手机号。我想去看看师涛，请你告知他的详细地址和联络电话。谢谢。

我打算明天寄信时，同时寄给你一本我去年编辑出版的一本《私人记忆》，其中的作者，颇有一些我们共同的朋友，我想你会喜欢的。

我一年多前写作了一本《国民党与宋教仁案》，6月份打算到湖南常德去采访一下宋教仁的后代，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一个奇迹，让我们在德山见上一面？

你的一帮老同学老校友老朋友策划出版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我没有看，自然也不高兴看。我一直把此类人归入耍流氓骗蠢货的一群。这样一个不保障本国公民人权的国家，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呢？！这样一群不学无术的流氓，又有什么资格代表国家呢？！

我这个人近来变得越来越冷了，只希望儿子能够快些长大成人，然后我就自我放逐，四海漂泊。“责任”二字在这个国家实在是太过奢侈了。

你能够在里面读佛经和圣经，其实也是不幸中的大幸。说来惭愧，我现在最迫切的想法是赚钱养家，好在刚刚替河南老家的老母亲解决了老有所居的问题。……希望老兄务必保重身体，我们这些人即使此后什么事情都不做，也已经对得起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了。我们完全有理由活得更加健康也更有尊严的。

等着老兄早日归来！！

耀杰，2009年5月6日于北京家中。

（二）师涛2009年6月28日致张耀杰信

耀杰兄：

你好！来信收悉，你编著的新书《私人记忆》也看到了，非常感谢！

天气闷热，几乎无法动笔。今天略有小风，适时写上几句，谨表问候。

天气实在烦闷难忍的时候，我会启动脑海中那支庞大的管弦乐团，为我演奏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自我进行调节休养。这一阵子身体强壮了好多，设法找来一架台秤，净重已达138斤，总算对前大半年的抗病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恢复。读书方面欠账太多，又急切不得，在这样的天气里，一个小小的情绪波动都有可能引发全身大面积燥热中暑。

只是电视节目实在太差。大家周末挤在电视房里想看个好节目纳凉，可是《同一首歌》实在太烂，每个人都在用最粗的语言痛骂这个节目，又没有更好的节目可供选择，真不知道文化产业的水准是提高了还是故意这样恶心人？没有办法，又只好硬着头皮找书看，

《私人记忆》我还没有全部看完，里面诸多熟人老友的文字看了倍感亲切。尤其是一些人，平日里接触文字较多，谈话喝酒也多，谈及个人往事及私事者甚少。要么不愿谈，要么不屑谈，要么想谈却苦于找不到听众，更难奢望有个把知音倾听自己的心声。比如智效民先生、谢泳先生、韩石山先生等谈自己父亲母亲，我也是首次听说。而鄢烈山先生写他的农民父亲又深情有加，全不以写杂文时的凌厉果敢。每个人心目中都难以忘怀的亲情、友情、爱情，一辈子独自品尝，偶尔也邀三五知己把酒一饮，实在是难得。

我自己曾出过一本小册子《私生活》，想想也是这些事情，不料有人把“私生活”狭义地等同于“隐私”将我取笑一番，我也不好作声。其实正如这本《私人记忆》“编者的话”里说的，《私人记忆》更注意个人的生命烙印，这个生命烙印既有对个人的人生“拐点”的记忆，也有对“他者”对于自己人生意义的记忆。个人的阅读记忆与印象，往往也离不开世纪风云、风刀霜剑的印记。钱理群先生写“我还感觉得到他的手温”，相信这手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而作为一名写作者和编著者，只不过传递给更多人来一同缅怀，温故知新。

手头上还有几页《南方周末》，零星知道一些文坛事件，比如文怀沙、李辉、黄苗子，等等。从我的角度看，也只是从大背景、大叙述之中瞬间将目光对准了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件而已。也就是所谓回归人性的常识、理性的常识、批判的常识。所谓“轰动”，也仅仅是打碎了一面又一面虚幻的镜子。如果我们自己曾参与制造了一面面“魔镜”，那么我们也就有责任有勇气来亲自打破他，还人性的本来面目。这方面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我认为，即使是盛世华章，即使是清平人生，也应时时自我反省，念念不忘思过。我这几年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有时间对自己上半生的点点滴滴进行仔细梳理与深刻反思。叹世上之人无有完美，恨自己眼高手低觉悟太低，不能够做到事事洞察如新，念念俱到无错。好在我有一个也可能是惟一的优良品质，那就是对自己无情的剖析，深刻的反省与猛烈的批判，以及谦逊谨慎的处世态度。

昨天闲来翻到一本杂志，讲述葛优的一些优良品德，我对比十年前采访葛优时一些不恭不敬粗俗的提问，倍觉惭愧。于是淋漓尽致地批判自己的卑琐与低劣。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真实的自我，才能勇于面对世道人心的险恶，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难题，知难而进，知难而退。进退之间，方才是人生小天地。

你在来信中说你不高兴看《中国不高兴》这样的书。休·奥登也说过攻击一本坏书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也有损自己的品格。但有些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比如该书恶毒攻击南方报业，固然令人发指，但第176页对崔卫平老师的攻击，就有严重的问题了。我有一本崔卫平编译的《哈维尔文集》，现在才知道了米尼奇克的这本新书。不了解情况的人当然会认为作者批崔卫平有理有据，但有没有人在读到此一段文章内容的时候，想到了我的一位校友杨茂东？且杨也是《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主要作者的校友呢！

鲁迅先生说的“吃人”的寓言，其实在许多书本里就有。字里行间，明明白白，确凿无疑，为什么大家看书不看仔细一点呢？我近日重读一本《五灯会元》，刚刚才重读完《子不语全集》，就是想让自己看书时多长几个心眼，以免浪费大好的时间不说，还执迷不悟了此一生。另类的书籍，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另类精髓，凝结着先人无穷的智慧，这样的“国学”学了才能为我所用。

崔卫平老师我不认识的。两年前我在一本十几年前的旧《读书》杂志上看到她为《食指黑大春诗集》写的一篇序文（评论），非常精彩，深为她的文采与学识所叹服。如果今后有机会当面聆听到她的教诲，我想肯定收益非浅。像崔卫平这样的女性还有一些，我称之为“伟大的女性”，比如李银河博士，比如艾晓明教授，比如茉莉大姐等等。当然还有上海医生陈晓兰等可敬的女性。今后一定当面拜访讨教。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并不仅仅指走马观花、风花雪月、云中漫步，而是想用实际行动来向自己心目中最敬仰的那几个人当面致意。我期待着与她们相会，对我来说，那肯定是人生中一个伟大时刻。我也期待着今后能写一部优秀的结集来敬献给她们。

常德是一座历史名城，仅《五灯会元》就介绍有二位高僧大德：德山宣鉴禅师和德山缘密禅师。却不曾想到这里竟也是宋教仁先生的故乡。能在这样一个地方感受先哲圣贤的人生历程，真是不幸中之一大幸事。今日恰好是我从赤山监狱转至德山二周年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在这样一个地理方位上，俯瞰人生和辽阔的大地，仰望星空和我们心灵中无比高贵的理想，感慨万端。真诚地急切地期望我们的社会进步得更快一些，让我们在真知、灼见、理性的光芒之下，充分享受纯美、善良和快乐的人生。

夏安！

你的朋友：师涛。

2009年6月28日在监房。

爱国主义是一种高尚的感情。祖国，是全体国民共同的家园，即文化上的认同，认祖归宗，含盖在此疆域上的生活方式、习俗，是海外游子为之魂牵梦萦的那片热土。人们对自己祖国那种诚挚深沉的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国主义。热爱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但是我们怎样爱国，祖国需要我们怎样的爱，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表现我们的爱国热情呢？由于对“爱国主义”的不同理解，关于“怎样爱国”的见解也就有所不同。

我个人认为，爱国主义有三个层次：爱政府主义，爱国势主义，爱国民主义。这三个层次是有区别的，简而言之就是：爱政府主义最肤浅，爱国势主义次之（但得到的拥护最多）而爱国民主义才是爱国主义的真正精髓之所在。  其实这三者之间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是它们各自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有很大的区别，也就各自代表的利益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这些区别非常重要，它在许多制度上和执政过程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其不同的作用和产生截然不同结果。

在中国大陆有这么一句话：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由此看来服从成为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个人、集体与国家，它们各自与利益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爱政府主义”呢，就是认为国家与政府是一体的，或者是认为政府就是国家，爱政府就是爱国。由这种层次的爱国主义引出的爱国行为就是：对政府的决定无论对错不经思考判断一律衷心拥护，坚决执行；对批评政府的言论或人士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一律坚决驳斥，严厉打击。信奉这种层次的爱国主义的人多是政府官员或人群中的思想怠工者。

对于政府官员来说，信奉这种爱国主义让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心安理得，你瞧，我是奉政府之命行事，我也就是奉国家之命行事；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政府，因此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瞧我多爱国呀！这种思想使官员们获得了道德上的解脱：我拆阅他人信件，我窃听他人电话，我偷偷暗杀反对派领袖，我公开向示威群众开枪；这些都是正确的，我什么都没有做错，因为我是奉国家（政府）之命行使事，我是因为爱国（爱政府）才这么干的。

爱政府，即爱统治者，惟命是从，对于官僚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爱现有体制，而不必去考虑对社会及他人的公平性，必伤害他人的利益；对于人群中依附政府而生存的人，有奶便是娘，有恩必报，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就象黑社会中的打手，被人养着，就是为人干事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对于一般群众中的思想怠工者，信奉这种爱国主义使他们摆脱了思考的责任，他们不用去思考什么是爱国，应该怎样去爱国，只用服从政府，做一个顺民，就是爱国了。思考什么？上级已经替你思考好了。你在政治上没有半点风险，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没有遗憾（我是爱国的，我在道德上有什么遗憾？），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奉行这种爱政府主义的人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人都有父母或有老婆的，如果你父母或老婆有病了，你们为他们看病吗？只要是正常人都会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你依附的政府或组织有病了，谁为他看病？反正你不看，那你能叫爱他吗？由此可鉴证爱政府主义者是假爱，最多只是想做个寄生虫罢了。尽管是假冒的爱国主义可是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且能获得生存并能发展壮大的，尤其是有专制利益集团的呵护，他们只要是形式上能爱政府，也是能有很大的施展政治抱负空间的。

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打着爱国主义旗帜的大搞经济开放区，畅通无阻大行其道的口号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侵吞和截留了农民的土地补偿，且不说交易的公平性和合性，公开的强行侵吞土地和变更使用性质后的巨额获利，政迹工程的浪费和重复设，对所在地区建立污染环境的项目对环境和附近居民造成的伤害举不胜举。

什么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让我们来看一下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fvfg/jczqhsqjs/200709/20070900001715.s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第八条 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

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村委会的事物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多少人同意才能算通过？此法没有条款，在此我们不讨论法律的滞后性。我们理解为大多数至少过半数或过2/3多数吧，这种情况下应当符合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当上级以政府的名义来征用土地时，村里的党员和干部们首先是党的干部，要服从党，而不是服从法和服从村民的意志为意志。相信人人都能看得出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集体所有制的土地要满足个人利益，保障村民或居民的个人权利，是很难的，从党国的体制上你就无法实现和立足。干部们的党性只能服从党和政府的利益。此利益并非是我们刚看到的村民们通过的哪个利益，甚至在实现中根本就没有哪个程序，程序上就不合法的党和政府的利益。我们再来看后半句，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当政府规划设立开放区和变更某地的土地用途时，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现实中的国情，政府官员们第一步是会关在会议室开会，定下来了，此时与村委会无关，与村民也无关，没有人把他们当国民，更不可能把他们当国家和土地的主人。 第二步是制定招商引资的规划；第三步招开召商引资是新闻发布会。第四步是走出县、市、省和国门去同，到祖国各地去和世界各地去，总之想去哪就去哪，召开招商引资发布会。第五步是接待和成天开会，论证和分析会。第六步是引资合伙成立新闻发布会。新的一轮，更高层次的钱权交易的分割蛋糕又开始在潜规则下开始稍稍下演了。与百姓何干？跑题了吗？没有。集体利益最终只体现是权利上，政府代劳了商人的角度，直接用权力空手套白狼，用土地和当地资源，项目入股成立了分红有限中外合资公司，实质是政府权力与资方合作，是明目张胆地以政府的权力剥夺国家的利益，出卖了无主或廉价的土地和资源，和感恩戴德的当地失土农民。从法律上看政府机构也是当事人，一当事人与另一当事人的合伙在分赃村民的利益和村委会的利益。政府指令国家银行的贷款能否收回另当别论。如果企业成功了国家享有了税收的利益。更新的一轮，更高层次的钱权交易的分割蛋糕又开始在潜规则下开始稍稍下演了。与百姓何干？政府这个集体非村委会哪个集体。在这土地变更用途的过程中，村委会这个集体淹没了，消失了，从法律上讲土地的使用者农民和土地的拥有者集体村委会他们对土地的处置权被当权者玩失踪了。

爱政府主义者代表是政府的利益，甚至是政府官员个人的利益，招商引资带来了政府主要官员们的利益，合资企业的成功又带来新一轮的利益，政迹的成功带来升官又发财的利益，这是人民的利益服从政府的利益，政府的利益服务于主要官员的利益，有权的用庞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网来共同蚕食平民和国家的利益。这就是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真实面目。

在现代社会，这种奴隶般的盲从式的爱国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取而代之兴起的爱国主义的第二个层次“爱国势主义”，这种爱国主义现在是大行其道，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接受和认可。

那么，何谓“爱国势主义”呢？举个明显的例子，一日在播央视访谈航天英雄杨利伟，他讲到出国访问时一老华侨对他说：“祖国的航天飞机飞得多高，我们华侨的头就抬得多高。”请大家注意这种例子只能是举正面的，若是举反例子对于爱国势主义就说不能了，南海的外国钻油井竖多少，海内外的华人腰杆子能挺多直？印尼屠华的暴徒们蹂躏多少华人？印尼的华人和全世界的中国人的腰能挺多直？且不说犹太人一直在全球追踪搜捕纳粹，从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在追踪731罪犯头目或份子？

我完全解理海外华侨希望祖国强大的心。可是请大家看一个事实，在美国有很多的华人在高科技领域拥有很多的佼佼者，与此同时非洲裔的族群的社会地位比华人高？这是为什么呢？我并不是要比别的民族高一等，是想让大家来找差距，找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毛病出在哪？其实这是个主权在民主的问题！也许有人问会严重到有这么大的问题存在于此吗？中国人凡事信奉于与世无争，有权参事被剥夺我们不争，有权知情事被欺骗我们不争，对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不许充国民讨论，不争论何以辨别是非，不反思何以认清过错。我们可以放弃一切唯独只剩下会吃了。其实质是放弃权利和人格的尊严，只求苟活，说小一点是没自尊，没有任责心，说大直话就是没有主人的意识，没有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民族的缩影，让我们勇于正视我们自身的缺点和劣根性吧！中国人权律师张思之说：“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如果此文有华侨看到我要对你们说，融入你所在的国家吧，融入你所在的民族吧，你就是哪个国家的主人，你有权参与一切，包括当哪一个国家的总统，其他民族先进的我们全学，我们自信先进的就传播，忧你所在国家和民族之所忧，急你所在国家和民族之所急，何来不受人尊重。我再分析一下：“祖国的航天飞机飞得多高，我们华侨的头就抬得多高。”中国国内的人听着是还行，大多数人会高兴听到的。如果把这一句话在所在外国的电视台传播，请诸君想一下， 会是什么样的反映和效果呢？其所在国家的国民会如何看待中国人，哦！中国人，原来如此啊！他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成我们国家的主人啊！中国人自己永远把自己当外国人了！这是谁造成的？当然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所以我论证了，国势主义的本质是把不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的问题，是把不把自己当公民的问题。当不当主人是不可推卸的，是责任的问题。当人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主人时，当然会为自己创造成果所自豪，更令我们自豪的是给我们能创造的制度，作为主人更能激发我们创造性的发挥。只有成为真正主人的原动力比结果更令人自豪。当我们成为真正的主人时，创造和建设祖国的每一天，每一个过程都会令我们自豪。

诸位同胞，想到了南海的中国渔民屡遭周边国家的任意抓捕，又想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去朝鲜领回两名被扣的记者，中国的渔民有一天能自由的在自己的领海内捕鱼，而不受任何外国的侵犯，中国的人头会昂得高，腰会挺得直！

公民个人是否把自己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否把人民当成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停留在纸上，这是关系到宪法和国家主权的问题，国家的主权属于国家的全体人民，这被称为人民主权。不可想象一个没有国民主权的国家。当今地球上有奴隶制的国家吗？

当不当得好是个民主的问题，是可以从水平和技术上改进的问题，如果有人不让你当主人，那只能是犯罪，是剥夺，是侵犯，是劫持犯。

人权和人格是一个人最大的面子，人的权利你不争，你哪来的面子，你的人格你看不得不重，没有人权和人格尊严的人和民族，这样的国家也就没有尊严和国格。世界在多少民族，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没有发射航天飞机，他们的人民都没有尊严吗？他们不受世人的尊敬吗？当然不是。自己的权利都不去捍卫的人哪来责任心，哪来的人格尊严？

请看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研究的评价：“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制社会，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守法行为格格不入。中国人老想走捷径。他们不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就来自于与努力工作和牺牲。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他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蒂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你能给予社会和你的人类同胞多少。“只有人人去勇于捍卫人权，人人勇于承担责任时，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制国家，人人才得以公平正义在生活在阳光下，而不是潜规则里，潜规则等于没有规则，没有规则等于没有公正，它只有唯一的赢家那就是魔鬼中的精英，潜规则是人人玩不起的规则。

简而言之，就是认为只要让国家强大，就是爱国。这种想法看似十分正确。试问诸君又有谁不想自己国家强大呢？但错误的是把这种想法推向极端，认为只要国家强大，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把“强大”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样一来就不对了。写到这里，一些爱国人士要叫了：“什么？你说强大是手段不是目的？那什么才是目的呢？”我们要追求的是，“让人民生活幸福”才是我们的目的。国家强大是这个终极目的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即：国家强大不一定会让人民幸福，而人民幸福的国家一定是强大的。  人民幸福的国家首先是国家体制能保障人权的国家，人民在政治上不受侵犯和在经济上不受剥夺的制度建全的国家。绝对的权利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什么是绝对的权利？就是人民没有选举的权利。权力只能是来自人民的授予，否则是违法和不合法。放弃对人权的捍卫就是放弃国家法律尊严，何谈爱国？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当贪官污吏在肆无忌惮侵犯和掠夺你的权利和财产，就是在侵犯国家的法的威严，当有人放弃抗争时，他只能是爱国者的敌人了。爱国者的责任就是让祖国免受政府的侵犯。

其实，要反驳这种论点一点都不难，举例说明：纳粹德国横扫欧洲，何其强大，但当时的德国人民幸福吗？纳粹残暴专制；盖世太保横行霸道；严格的思想禁锢；文化的绝对管制，报刊，杂志，收音机的千人一面，众口一词；连篇累牍的战争叫嚣和沙文主义煽动；对民主运动和反对派的严酷镇压；试问，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人民能够幸福吗？如果你是德国人，你会爱这样一个“强大”的祖国吗？目前我们一些国人， 为极端民族主义所冲混了头脑，狂热鼓吹“唯强大论”，认为为了强大可以付出一切代价，甚至人民幸福，这样为手段而牺牲目的无异于本末倒置了，为智者所不齿。这些“唯强大论”的鼓吹者们，神经极为脆弱，只要一听见有人对政府有半点批评，或是对人民疾苦有半点仗义执言，就立即警觉起来，“你是什么意思？你想削弱祖国吗？你是卖国贼在配合西方分裂，遏制中国的阴谋吗？”铁帽如山飞来，足以使人心胆俱裂，脑浆崩裂，身败名裂；而他们则一副唯我独爱国的得意洋洋的驾势。这样“爱国”，与纳粹党徒的“爱国”又有何区别？随着历史的进步，文明的发展，这个层次的“爱国主义”可以休矣

第三个层次的爱国主义，也就是最科学，最理性，最真正有利于国家，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这就是“爱国民主义”。“爱国民主义”指的是以热爱人民为标志的爱国主义。爱国志士们爱的不是政府，不是虚幻的国家，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国家是人民建立起来的，政府是人民选出来为人民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国家，政府，对人民的依附性和从属性。国家，政府是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而存在的，没有了人民，国家，政府就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它们的存在也就自动取消了。

所以，一直以来关于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了人权，主权也就根本不存在了，那里还有孰高孰低的问题。？！爱国民主义要求人们热爱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对外要维护我国人民的经济，政治利益不受他国政府，团体或个人的侵害；对内要求我们维护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自由。对内对政府而言，爱国者的责任就是让祖国免受政府的侵犯，其本质也是对政府雇员们的保护。公民的监督政府的权利和责任，对公民个人而言是负责一个公民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国家处在外国殖民统治下，就要不屈不挠的与侵略者作一切形式的斗争，以争取民族独立；如果国家处在独裁专制之下，就要与专制者作不妥协的斗争，以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和维护。不与侵略者斗争和不与独裁者斗争同样是不爱国的表现！一个强大的国家应不受外欺！一个法制建全的国家国民应不受内辱！综上所述，希望诸君在爱国的同时，思考一下怎样爱国才是我们祖国最需要的爱国方式，不要空有一腔爱国热血，好心爱国，却干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好的出发点，并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几句话的最重要意义是民主是必须的，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是万事通，更没有任何力量是控制一切的。警告哪些专制利益集团的顽固维护者，在历史的审判庭上，人民将永远是原告，你们今天可以暂时逃避了审判，不等于明天没有会追诉你们。中国人民肯定会有一天像犹太人追踪纳粹哪样去追踪专制者的。

专制独裁者你们可以永远地劫持中国吗？可以永远地劫持中国人民吗？结束一党专制是唯一的正确地选择，任何人的权力只能来源于人民的授予，一切剥夺人民主权的行为都是在继续犯罪。

人人都勇于做国家的主人，人人都承担起自己应该担当的公民责任，这样的民族必然会崛起，这样的国家必然会强大。任何邪恶势力想挡都挡不住！

2009年08月25日

 

台北地方法院就陈水扁妻儿所涉「伪证案」进行一审宣判。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涉嫌教唆作伪证，及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妤、女婿赵建铭、儿子陈致中涉嫌作伪证，均被判刑。

江泽民闻信后大吃一惊！忙叫来曾庆红及两个儿子江绵恒、江绵康“总结台湾的教训”。

被誉为「中国第一贪」的江绵恒说：“首先，陈水扁没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江绵康：“其次，陈水扁没有坚持搞无产阶级专政，该硬的时候硬不起来，活该！”

曾庆红接着道：“特别是陈水扁没有把民进党改革为共产党，没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江泽民最后总结到：“归根结底，陈水扁没有选择改变体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四人大笑：“四项基本原则真是立国之本呀！”

在某次酒桌上，我的朋友王小山曾感叹,百年中国近代史,可谓每一次重大选择都是错误的,对此,我的回答是,至少有一次是正确的,或者说大体是正确，我说的是1992年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选择，在大陆，一般认为起自于该年早春的邓小平“南巡”。

1989年，邓小平选择了强力镇压学生运动，并罢黜了自己一手提拔的赵紫阳。但是，邓并没有放弃改革开放的既定战略，六四事件过后五天，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但是，由于六四事件，纵然邓有心继续推进，在当时的内外条件下，改革开放事实上也停滞了下来：从外部来看，因六四事件，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从内部来看，随着赵紫阳的下台，保守派势力卷土重来，占据了党、政权力的核心位置，政策上采取所谓的”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几近背道而驰。

不过，仍然保留着某些有利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因素。当时，世界仍处在冷战格局之中，中美关系尽管受到了很大伤害，但出于整体战略考虑，美国仍然希望与中国保持相当关系，并且支持中国重新开放。六四事件后仅仅17天，布什总统即秘密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由于此行高度保密，以致一直传说，特使座机经由上海入境时，险些被打下来。而在国内，1989年前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也普遍地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初尝物质享受甜头的普通民众，对于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拥有高度的认同。

邓小平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发挥潜在支持，以克服体制内的保守势力。以党统政的中央权力依旧大权在握，保守势力也主要集中于此，表面上看，保守势力位居枢要，煊赫一时，然而，经过此前10多年的放权改革后，相当多的权力已经下放到了地方和企业，保守势力越来越徒有虚名。由于邓小平本人就掌握了武装力量，所以，其问题也更加简单，只需要在舆论上造成声势，再辅以其已经拥有的武力后盾，就不难逆转乾坤。

有见于此，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据说，在武汉，邓曾放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狠话，1992年3月25日，深圳特区报发表该报记者陳錫添的撰写的长篇通讯《東方風來滿眼春》一文，当日，该文被《羊城晚报》转载，28日， 上海《文匯報》及北京《中華工商時報》全文轉載，30日，《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全文轉發，31日，新華社播發全文，同時配發消息，随即，全國幾乎所有省市區主要報紙在一版顯要位置刊发，一时风云突变，大局遂定。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北京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写入党章，这标志着因1989年64事件而停止的改革开放再度启动。

1992年确立的方针基本主导了此后10余年的大陆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从市场化改革的一端而言，通过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批国有企业转换了机制，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全面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从对外开放一端而言，通过加入WTO等措施，大量的外资及与之相伴的技术和管理被广泛引入，与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相结合，连同对外开放提供的广阔市场，一并使得中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出口大国。因此，1992年所确立的方针应被看作是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为世纪第二大经济体的关键基础。

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法制建设的提速。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法制体系的相对完备，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空间也开始浮现。但是，不应高估自1992年以来的大陆社会的变化。自1949年建立起来的全能体制基本未受触动, 受64事件和苏东巨变的影响，中共更加强调党的统一领导，于是，1980年代曾经尝试的党政分开被搁置, 党权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削弱，而依旧是超越一切的最高权力,并凌驾于所有有形的制度约束之上。

全能体制的继续存在，和64事件留下的政治恐惧，使得大陆的政治抗争寥寥无几，同理，大陆民间社会也在全能体制的掌控下，得不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成长。而政治抗争匮乏和民间社会的弱小，又进一步放大了权力的无约束。绝对的权力自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充斥着腐败、侵占、不平等竞争。。。。。。而其背后，则无一不是以权力为后盾。民间直斥市场化就是权抢钱，学者则提出应警惕权贵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绝不是玫瑰色的，对于那些被剥夺和侵害的人群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拆迁户等等来说，则不啻是一场噩梦。所有这一切，同样埋根于1992年的基本方针：在不触动基本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改革。

1992年之后，人们一度幻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改革将进入所谓的“攻艰”阶段，然而，最近的趋势表明，所谓的改革并未延伸到政治领域，相反，1992年未曾触动的权力，正以高速经济发展所提供的资源为后盾，试图重新有效地全面掌控社会，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和谐社会政策的提出，都体现出权力的这种企图。而在另一方面，多年的经济发展，持久的对外开放，以及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信息和交流方式的转变，也使得重压下的大陆民间社会有了一定的资源，可以开始与全能政府抗衡，从维权运动到《零八宪章》，就体现了这一变化。

无论是重新回归的全能体制，还是正在发育的民间社会，它们都根植于1992年的那个早春，而它们之间的对垒演化，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1992年应该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年份，其意义甚至超越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