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节选自马世芳《地下蓝调乡愁》:

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宇宙塑料人”的传奇故事

……

哈维尔是在一九七六年,他四十岁的时候迷上摇滚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有个朋友拎着酒跑来敲他的门,跟他彻夜长聊,并且还提议他跟一个名叫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的年轻人见见面。他跟哈维尔说,希罗斯别名“马哥”(Magor)——这个字在捷文的意思是“疯汉”。马哥不但是“宇宙塑料人”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还有一群满怀激情的波希米亚浪子,把马哥当成精神领袖,他们替这个次文化社群取名为“地下社会”。雪夜来客说:他们真精彩,你真该认识一下这群小伙子。

关于马哥这号传奇人物,有位记者是这么说的:“马哥经历过嗑药、酗酒、摇滚、吃牢饭、被条子痛揍、样板审判、重刑监狱、神话传奇、一场大革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诗。”经过引荐,哈维尔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情,和他在布拉格相会。马哥是个长发披肩、形容邋遢的汉子,一面滔滔不绝发表他对捷克音乐复兴的看法,一面拿出两三卷卡带,塞进录音机,放给中年剧作家听,那是几个当地摇滚乐团,包括“宇宙塑料人”的表演实况。哈维尔听着破录音机里的音乐,大受震动,于是推掉了其他约会,跟马哥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从此成为忘年至交。

哈维尔在多年后回忆那天的感觉:“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宇宙塑料人的一张专辑封面

从这天开始,哈维尔变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歌迷。后来,这些年轻人又介绍他听地下丝绒和弗兰克·扎帕的音乐。它们从一张张刮花了的旧唱片,转拷成一卷卷秘密流传的卡带——在那个年头,一旦被秘密警察发现你在听美国摇滚乐,可是会被抓去关的。后来,就跟千千万万捷克青年一样,不知不觉,哈维尔已经把摇滚乐视为和文学一样重要的生命元素了。

在肃杀、灰暗的七○年代,许多捷克政治犯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牢房里。面对无穷无尽的审讯与折磨,他们重获平静的方法,往往不是祈祷,而是轻轻哼唱娄·里德的歌、背诵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的诗句。弗兰克·扎帕和“地下丝绒”的唱片,在美国从来就不是畅销品,然而扎帕怪异突梯、充满荒谬色彩的音乐,和“地下丝绒”描述种种陷溺堕落景象的作品,对捷克青年来说,毋宁是更贴近生活实况的。

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坦克大举压境之前,布拉格生气蓬勃的文化圈,经常被拿来跟六○年代的“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和纽约东村相提并论:大家写诗、蓄长发、搞现代艺术、弹吉他、嗑药、穿五颜六色的衣服,觉得生活理应就是这样。也不知该说幸或不幸,“宇宙塑料人”的成立,正巧在“布拉格之春”被十八万大军剿灭之后一个月,碰上了当权者用尽全力要铲除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让一切回归“正常化”的起点。一九七一年,官报公然宣示:“政府不会容许‘百花齐放’,我们所要栽培、要灌溉、要保护的,只能是那唯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宇宙塑料人”的披肩长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简直摆明了跟国家机器过不去,注定了他们被整肃的命运。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猜想,“宇宙塑料人”应该是个政治意识十分强烈的乐团吧。但肉店学徒出身的团长米兰·贺拉夫萨(Milan Hlavsa)回忆说: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摇滚而已。“宇宙塑料人”的歌词完全不提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不多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油腻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一位捷克文化人这样描述“宇宙塑料人”的行径:“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不消说,这替他们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在七○年代初“正常化”运动雷厉风行之下,无论搞摇滚的小伙子多么不愿意和政治扯上关系,都不可能幸免。所有乐团都必须重新接受“资格审查”,领有执照才能表演。团名或歌词不能出现英文、不能蓄长发、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写晦暗悲观的歌词、不能有挑逗夸张的舞台动作、不能把音量开得太大声……最糟糕的是,万一没领到执照,先不说你根本没有场地可以表演、拿不到演出酬劳,连舞台音控器材都会被警察没收,因为那是国有财产。

以上各项标准,“宇宙塑料人”无一符合。然而他们不愿意改团名,更不想剪头发。他们自己用报废的收音机拼装出堪用的音响器材,一面做工赚钱,一面想尽办法登台演出。一场典型的七○年代“宇宙塑料人”演唱会通常是这样展开:表演开始前两三天,耳语悄悄在熟人之间传开——据说“宇宙塑料人”要表演,地点可能是一个城郊谷仓,也可能是某人的结婚典礼,或者是一片林间空地。确切的时间地点,要到演出当天傍晚才公布。一旦地点确定,便会有几十个人,千里迢迢坐火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然后长途跋涉,穿越森林、踏过雪地、顶着风雨,来到一座波希米亚农庄。众人摸黑踏进约定的那个谷仓,运气好的话,“宇宙塑料人”会在里面,准备办一场秘密演唱会。

然而,消息灵通的秘密警察往往会循迹而至,打断演出,让所有心血通通泡汤。

这类故事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一九七四年的“布多维茨‘大屠杀’”:这年三月,一千多个年轻人费尽千辛万苦跑到小镇布多维茨(Budjovice),准备看“宇宙塑料人”的表演,没想到警察早就等在当场。这些年轻人被押进黑漆麻乌的隧道里,惨遭警棍痛殴,然后整批送上火车,开回布拉格。几百名青年录了口供、六人被正式逮捕、几十个学生被退学——整个事件之中,“宇宙塑料人”根本还没开口唱歌呢。

回头说马哥。一九七六年,就在马哥跟哈维尔相识之后不久,他决定结婚,而且要大宴宾客。不用说,婚宴变成了一场“宇宙塑料人”和所有捷克地下乐团的马拉松演唱会。就在“地下社会”的亲朋好友共聚一堂、狂欢正酣的时候,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所有参加演唱会的人都被抓去录口供,二十二个人被拘捕,大批录音带、歌曲手稿和乐队自制的控音器材都被没收。

“宇宙塑料人”的团员在一场样板审判中,被形容成吸毒酗酒性乱交打架滋事的地痞流氓,他们是“堕落的象征、社会的毒瘤”。国家机器动员大批人马抹黑这几个年轻人,让一般大众相信这只不过是单纯的刑事案件。最后,马哥和“宇宙塑料人”团员被判处八到十八个月不等的徒刑,“捷克青年永远不会在这种音乐之下起舞!”判决书上张牙舞爪地吼道。

哈维尔大为愤怒,决定展开救援“宇宙塑料人”的行动。他认为,假如大家都认同当局的说法,觉得这些年轻人罪有应得,那么这个社会可以算是完蛋了。“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他义愤填膺地说,“政权可以把所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达意见)都关起来……权力不知不觉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图:要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凡出现稍有不同的、个人的、突出的、独立的,甚至于不能归类的事物,都要用手术刀切除移走”。

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个救援事件竟成为捷克历史的转折点。尽量用简单的说法浓缩这段故事吧:哈维尔发起的联署抗议活动,竟发展成捷克知识分子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首次大串联。这群人觉得民意可用,决定一鼓作气,集体起草了“七七宪章宣言”,正式和当政者杠上了。哈维尔身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自此屡遭迫害,数度进出牢房,成为东欧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他在一九八九年最后一次出狱后不久组成“公民论坛”,在“丝绒革命”中促成了捷克当局的下台。

后来,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哈维尔当选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成为地球上最喜欢摇滚乐的国家领导人。

冉云飞:舌头革命与牛鬼蛇神

冉按:今天给台湾的朋友写文章,无暇新写文章,于是将前两天给“盛大文学网站”的“书业观察”(http://cul.qidian.com/#Show.aspx?mid=4&rid=131542.)专拦所写的文章贴上来,以飨大家。这篇文字很少谈书,谈的是人,我认为人即是书。文字中多用四川口语,我没有注释,不清楚的大家猜猜吧。如果我贴出来后,有四川的朋友可以作个注释,那一定有趣,因为四川方言的地域性之强,恐怕不下于与外省方言的差别。

《黄珂》这本书里累积这么多吃货,简直是中国的一个奇迹,而书中的许多人我竟然认识,原来饭桶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国”,那个“祖国”叫“黄珂”。

2009年8月27日7:35分于成都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偏僻,却盛产神人。“拖拉机向前开,人民向我扑来”的李亚伟,“我要抡起二锤打胎”的二毛,展示人类饥渴当然包括性饥渴之“马口鱼”的张万新,把山歌唱得卵子翻天、把土话说得好像卵形的杨长江……罗列下去就会变成展览我们那里这些“杰出牲口”的博物馆,于是打住。

前两天“牲口”之一、“卵诳经”杨长江来到成都,说冉匪明天晚上要来整酒,你娃莫耍赖,一定要来,我给你介绍个神人。我说,你又在那神诳二五的,这年月神经病我倒是见了不少,神人是你家养的人嗦,说有就有?卵诳经说,你来嘛,你来了就晓得了,哥子好久烧过你呢?第二天赴那个有神人的饭局,原来是欢迎黄珂回蓉打望会美女,顺便搞一本诗人张枣主编的新书《黄珂》(华夏出版社2009年7月版)签售。说句老实话,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久矣,京城亦是几年未去,竟然不知黄珂如此风起云涌。我只是听我大学同班同学、现在帮黄珂掌管“天下盐”的任海波说起过,自然也听二毛说起过,但他们都没有说起“黄门家宴”的事来,我想无非是你几爷子合起开了个好吃饭的饭馆嘛,说得来那么九起。

星期六他们让我去成都购书中心帮《黄珂》签售会扎场子,老实说我根本就没玩过这样高档的事。不过,我还是爽快地答应,我为什么如此爽快呢?那是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去了,也无法出场上镜,更不必考虑说什么话的问题。我将实情告知本书的策划“卵诳经”杨长江,他将信将疑,后来他果然接到有关方面的关照,得知我并非撒谎撂摊子。我将私事办完再到成都购书中心的时候,录制各位“重要讲话”的电视台刚好离去,于是我们一帮人就在那里闲扯,成全了老朋友们的茶聚及酒会,主角黄珂被从四川各地赶来的朋友们斗酒取乐。

饭局上与黄珂摆起他家宴上的许多食客,说出那些饭桶的名字,作为他们的朋友,觉得老黄的好,真是让我这个还没吃过他饭的人,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回来看了《黄珂》一书中的作者或者谈话对象,竟然90%以上的人与我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才觉得这个事情玩得实在是太大了。好像是地产商人冯仑说,你把杯子举一秒没人看你,你将杯子举五分钟,别人说你神经病,你把杯子举五十年,就成文物了。黄珂好像冯仑这话的实践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那里有三百六十天天天宴席不断,和黄珂在家与否无关。这样的事他已经玩了很多年了,更重要的是,不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来了他都招待,并且还免费。免费且不说,东西还好吃,且常常不重样,这真是让小旋风柴进也瞠乎其后。

分手的时候,黄珂说,到北京来就到我家里来吃饭。此前我以为他只不过是客套,后来看了当他家的饭桶并不需要什么资格,且有许多饭桶是我的朋友——真可谓牛鬼蛇神大聚会——我才知道他这句话不是客套,而是数不清的饭票。

2009年8月25日下午于成都

莫之许:区域竞争,应先约束地方政府

提要:事实上,地区竞争制度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应该约束地方政府竞争的内容,集中在公共服务的质量上。但是,无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中国改革都最终放弃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掌控依旧强势,并日益倾向于运用权力所带来的资源调配,以做强企业为目标,直接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两年前的春节回家,听说家乡正大力发展光伏产业,一个投资数十亿的多晶硅项目正在征地,上千亩征地的阻力也很大,为此,全区都在动员,据说,若有官员的亲属拒绝征地,则该官员的乌纱也将不保。其时,正是光伏产业蓬勃发展之时,所以项目前景也非常乐观,投产后年产值预计是数十亿云云。回京后,听说还在继续上马多晶硅项目,如全四川省的项目都建成,全省的总产能就将由2007年的800吨激增到2010年的31750吨。自然,这样庞大的产能也引发了忧虑, 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了这个行业泡沫破灭的消息,目前,市场价格已由最高时的500美元,跌到了70美元左右,已经接近生产成本价,已经扔进去的投资面临着打水漂的风险。

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时,张五常教授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地区竞争制度发挥了很重要的功能,在他看来,“一个县可以看为一家商业机构,或公司,或企业,拿着土地做生意”,而“任何人在中国投资设厂,原则上是与县合资做生意”。张教授的观察一向独到,这一次也不例外,各地政府在促进经济方面,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的作用。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来,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以招商引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帮助。不过,也如其他场合一样,张教授这次少讲了一点什么,那就是,县级政府并不仅仅是商业机构,也还是拥有强制权力的政府,长期以来,除了公共服务的改善,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和发挥强制权力,在征地、融资、还是其他配套环节上为企业服务,而在笔者看来,后一种服务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支持经济的主要作为。

运用政府权力直接支持企业发展,做大做强地方企业,越来越成为各地方政府的自觉选择,在当代中国,每一个成功的地方企业背后都站着一个积极作为的地方政府,这一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兼并重组、征地拆迁、融资引资、技术合作……无不活跃着地方政府的身影,而目的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强地方企业,带动一方经济。随便行驶在中国的任意一条高速公路上,路边巨大的企业形象广告牌所展示的,与其说是企业的辉煌,倒不如说是各地政府的政绩。

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相当大的隐忧。与垄断央企不同,地方政府所扶持的企业大多处在竞争性环境之中,做强本非易事。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并无可能转化为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做强与否,根本上还是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但是,如果企业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方便的融资和优厚的政策支持,那么,企业也会更倾向于通过政府的途径获取利益,而没有多少兴趣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各霸一方、过度多元化的地方企业,却很少看到拥有核心竞争力、能够走出区域市场的地方企业,对此,与其责怪企业的不思进取,不如反思当下的政企关系——暂且不用说这里面可能隐含的利益交换了。

此外,地方政府做强企业的渴望也埋下了重复建设的种子。做强企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每一届官员都有任期,于是,那些投资见效快的项目就成为各地政府不约而同的支持目标。尽管投资是以企业的名义进行,但如果没有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行业产能的放大也不可能有如此惊人的规模,更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周期内密集放大。以多晶硅行业为例,截至2009年上半年,四川、河南、江苏、云南等20多个省有近50家公司正建设、扩建和筹建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逾17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倘若这些产能全部实现,相当于全球多晶硅年需求量的两倍以上。很难设想,这仅仅是企业的理性投资行为。

事实上,地区竞争制度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应该约束地方政府竞争的内容,集中在公共服务的质量上。但是,无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中国改革都最终放弃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掌控依旧强势,并日益倾向于运用权力所带来的资源调配,以做强企业为目标,直接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去。而在地方层级,由于缺乏垄断的可能,这样的地区竞争带来大多是过度多元化而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以及因重复建设而带来的资源浪费,我理解,张五常教授所褒扬的是以公共服务质量为目标的地方竞争,但是,在现实中越来越经常出现的,却是后一种形式的地方竞争,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竞争并不值得提倡。

博  笑:政治笑话:国家机密

高层对四个“权威部门”——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科院、中宣部研究室和中央党校研究室分别通过记者正式为9成亿万富翁是高干子女辟谣甚为满意,特内部开会表扬。

可会场上又有人提出:全国的网民追问:那高干子女究竟占亿万富翁的几成呢?能否进行调查?

无人答腔。

又有人问:既然没有调查,又怎么能否定9成亿万富翁是高干子女是谣传呢?

还是没人答腔。

最后主持会议的人说:

第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第二,事涉国家机密的问题,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

姜维平:从薄熙来反贪打黑看中共高层的权斗

自从“7,5新疆事件”以来,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己呈白热化与表面化,近期鼓噪得沸沸扬扬的重庆反贪打黑活动,已为我们观察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显然“储君”习近平的权力角色并不稳健,薄熙来正在充分利用媒体为自已造势,争取最后的返回中南海的机会,进而成为太子党新的核心。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野心足可利用,故此胡温才纵容吹捧薄熙来的文章,充塞中共的舆论空间,为他们下一步的明争暗斗做铺垫。

这几天我接到大量媒体记者的询问:薄熙来为什么在重庆大搞反贪扫黑?国内媒体为什么一片叫好声?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反贪扫黑,不如说是在搞一场政敌清洗运动,因为正常的肃贪反腐与扫黑除恶,必须要走法律程序,对犯罪嫌疑人罪行的认定,应由法院宣判,但重庆不是这样,是薄熙来一声令下,即抓了文强,黎强等人,并马上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并显然人为地夸大了数字。而此前抓捕重庆法院副院长张某等人,则是震摄司法人员顺从,由于官场的普遍贪腐与司法的大面积黑暗,使薄熙来与王立军易于得手,从而兴风做浪。因此这是极不正常的举动。

究其原因,一是矛头指向团派汪洋贺国强等人,这反映了薄熙来的处境困窘与内心焦虑。薄自从离开大连之后,中纪委便依据群众举报,对他加大了调查力度,他深知危险,只有通过抓捕文强等人,并狠挖黑后台的办法,威震贺国强与汪洋,以此逼迫胡温对其妥协退让。二是薄熙来的政治野心要实现的机会,时间已余不多,他必须进行最后的与团派的生死决战。他出生于1949年,已年过花甲,正值本命年,所以全力以赴,志在必得。他先唱红歌造声势,大刮红色风暴,再大举反贪打黑,其目地在于迫不急待地杀回北京,篡党夺权。三是应合与取悦民意,为抢班夺权奠定民心基础。由于社会的两极分化与官场的腐败成风,老百姓当然对此深恶痛绝,尽管薄熙来本身也并不清廉,但他很会利用这种社会心理与情绪,为自已推波助澜。

那么,既然如此,令人奇怪的是,与其早就存有很深矛盾的李长春,为什么对上述吹捧薄熙来的文章,听之任之呢?眼下,单是人民网上的相关报道每天就目不暇接,连过去严辞谴责他包庇高考民族身份做假的新华社,也转向变调了,这大慨只有一种可能:胡温等人以及政治局大多数基本上赞同他的所谓“铁腕治谕”的扫黑风暴。

从表面上看,薄熙来的反腐打黑,是基于石首事件为标志的中共面临的官逼民反的严峻局势,这一点当然与胡锦涛不谋而和,也易于被敌对思维已成定势的各级官员所接受,然而,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胡锦涛显然不希望大权过早地落入习近平的手中。而野心勃勃,喜怒而形于色的薄熙来,正是其可以充分加以利用,并有效地牵制“储君”习近平的棋子之一,为了不使“储君”大权旁落,习近平必须小心,而只有近胡与团派而远江派与薄,才能保证平稳过渡。显然,外强中干的太子党薄熙来,远非颇有城府的胡锦涛的政治对手,而习近平的位置离其又有多步之遥,何况胡的爱将李克强己在伺机而动?因此,我认为,现在这种提供给薄的生存空间似乎很大,但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如同中共15大召开前,薄授意陈祖芬推出10几万言的吹捧文章《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开心》一样,他挤进中共决策层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中共18大之前中国有另外的突发事件发生。

2009年8月25日多伦多

杨宽兴:刘逸明是否“捏造、散布”了谣言?

8月24日,新华社报道:“利用网络捏造、散布杭州‘5?7’交通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斌是‘替身’谣言的湖北省鄂州市无业人员熊忠俊,日前被鄂州市公共安全专家机关依法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这则新闻颇有些出乎意料,就在刘逸明被抓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对他预测说警察不会抓他。

那天晚上,他上网告诉我有些麻烦,杭州警方在向湖北施压,他刚接到传票,指责他涉嫌散布谣言。我和他开玩笑说:“你那篇文章本来就有错,我也想传讯你,但我没权力传你来。”

玩笑归玩笑,想不到的是,刘逸明竟会因为公开发表在网上的几篇文章被抓了,而且,这一次警方抓得“光明磊落、理所当然”,甚至让新华社为此播发了新闻。

自刘逸明发表“胡斌替身”的文章以来,我和他有过三次讨论,一直不认同他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不认为胡斌案法庭上的被告是胡斌的替身,不过,直到刘逸明被抓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他说他“至今还坚持我的观点,按常理,打死我也不信是替身,但在常理和证据面前,我更相信证据。”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定他在“胡斌替身”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的“证据”并没有能够说服我。但是,即便我的判断正确,是否就表明他捏造和散布了谣言,应该去蹲班房呢?

严格说来,由于人们观察、认识世界的有限性和片面性,我们所说的话可能大多数都是“谣言”,因此,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明确保护言论自由是有其必要性的,不以言定罪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宪法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法机关是否有权作为“谣言”的裁判者并对制造“谣言”者予以惩处,很值得怀疑。

而即使从我们对于“谣言”的通常定义来看,刘逸明的“胡斌替身”说似乎也谈不上“捏造、散布”谣言。首先,刘逸明是熊忠俊长期使用的笔名,他用这个笔名书写了大量的文章,与实名无异,在他使用这一笔名的时候,他承担的是一个社会评论者的角色,如果对他“散布”的“谣言”(实际上是一种不严谨的推论)有所怀疑,人们完全可以找他进行核实;其次,刘逸明并非胡斌案的重要关系人,他与胡斌案的直接信息并无相关度,他判断“胡斌替身”的证据来自媒体公开发布的信息,他所写的文章内容表明了这一点,他的文章只能指明有关信息的反常之处,而没有制造新的信息,并不存在任何无中生有的“捏造”,因此,他所做的,最多只是提醒人们再次关注媒体公开的胡斌案信息,而无法让人们得出胡斌一定有替身的结论(比如说,我看过他关于“胡斌替身”的多数文章,却不认同他的看法);最后,作为一个评论者,他的言论并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危害,相反,我注意到,在刘逸明的文章发表后,由于国内很多媒体同样提出了关于“胡斌替身”的疑问,杭州警方安排胡斌的老师和同学在看守所会见了胡斌,这次会见的报道消除了人们对胡斌案的过度怀疑。

而人们本来就有理由对胡斌案“过度怀疑”。在胡斌案发之初,杭州警方急迫而不理智地散布了“七十码”的“谣言”,事后证实这一数据并不正确,于是形成了2009年国内网络世界的一道奇观:大量怀疑、声讨的言论向杭州警方倾泻而去,而且这一声浪还向其它公共事件中的政府部门蔓延,以至于在胡斌被判三年实刑之后,有些网民还不依不饶(窃以为,按照国内交通事故“罚了不判”的一般惯例,杭州对胡斌案的判决并无袒护胡斌之嫌)。

但无论如何,杭州警方“七十码”之说不能推卸其责,在胡斌案发后,警方是唯一可以掌握胡斌行车速度的机构,它所发布的信息与案件处理直接相关,很容易被认为信以为真,因此,如果要追究捏造和散布谣言的责任,就应首先追查“七十码”一说的来龙去脉,如果背后存有黑幕,理应被法律追究,而对于在被抓之前仍然坚信自己判断的刘逸明来说,这“捏造、散布谣言”的治安处罚却是太冤了。

我以为,警方之所以如此高调地抓捕刘逸明,是想试图借此恢复人们对政府信息的信任,挽回“干群关系紧张”的局面。由于专制政治的基本特点,权力黑幕运作形成了大量的权力作假,久而久之,人们对于政府形成了越来越普遍的怀疑和对立,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异议作家,刘逸明的“失手”确实给了政府反击的机会。
毕竟,刘逸明对胡斌替身的判断很可能是错的,这对近年来屡屡在网上打败仗、被网民揭露黑幕的政府来说,实在是很好的机会,终于可以借此打败网民一次了。

但是,动用国家暴力对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作家进行抓捕,是否可以恢复政府的信誉?套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伏尔泰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认同刘逸明的“胡斌替身说”,但我认为他有权本着一个公民和评论者的责任感提出自己的疑问,得出自己的判断(哪怕是错误的判断),并公开形诸于文字。如果我们不保护公民说错话的权利,我们也就同样无法确保人们说正确话的权利。对一个评论者的“错误”言论只能以事实和争论来澄清,如果动辄以警察力量来管制言论,我会更加怀疑这不受制约的权力之背后的一切运作,相信许多“读报纸的人”也会有着和我一样担忧。

因此,我要再次对刘逸明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我也想对杭州政府当局说:“对胡斌案,我认同你们除‘七十码’之外的多数做法,但你们用抓捕刘逸明的行为表明你们仍然是‘七十码’的智商和文明程度。”

 2009年8月25日于山东临沂

 

图为刘逸明与本文作者

刘逸明与本文作者

杨恒均:懂中文的陆克文为何读不懂中国?

最近的热门话题是急速恶化的中澳关系,编辑向我约稿,网友向我提问,弄得我这个季节性的“旅澳华人”不写两行就说不过去了。我之所以不谈这类话题,是觉得太简单,不用费什么大脑,更不用转弯抹角就可以说清楚的事,就不想浪费时间。

相比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当今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实要简单得多,而且,国际关系又多是国内各种矛盾和关系之延续。一个国家自身的利益和它所拥抱的价值观,就是指导这个国家外交关系的两个大原则。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中美经济无法分开了,基本上是互惠互利,但中国人以前就是搞不懂,为什么每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总统的时候,都争相使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这不完全是做戏,而是人家的核心价值观在作怪,他不攻击你就不是美国了,就是古巴和北朝鲜了。同样的道理,这么多年了,中国大陆官民们几乎按照固定的频率,过一段时间就要对美国佬口诛笔伐一番,可是,你再去查一下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一点也不见减少。这就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观“和平相处”的最好写照。

由于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之间,基本上都拥有了相同或者类似的价值观,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要简单很多,就是一个“争钱夺利”的关系。可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同了。如果以为拿钱去买他们的东西,再把中国制造的东西卖给他们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和平相处”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下面说一下澳大利亚的陆克文。

如果要找出一位最懂得中国的西方国家首脑的话,那一定非陆克文莫属。迄今为止,我印象中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西方国家首脑能够像陆克文一样说如此流利的中文。而且,对陆克文上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观察显示,他是对中国非常亲善的,他的亲善甚至扩散到对澳洲华人社区的关心。

陆克文刚刚当上总理时,由于经常说中文,又对中国多有褒扬,加上好像有一次在外交场合还同中国来宾说中文,结果遭到了反对党的猛烈攻击,也受到澳洲媒体的诟病,指责他亲华亲共,说他媚态十足,话说得很难听。那段时间我在澳洲,就我的观察,陆克文对中国友好属于“真情流露”,大概由于学中文的缘故,他确实对中国比较亲近。但受到反对党攻击后,他有所收敛。

可是,时至今日,陆克文态度为何180度大转弯?不停激怒中国政府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弄得中澳关系也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高处直落低谷。难怪有些观察家惊叹看不懂陆克文了,不知道他“意欲何为”,更多的人则认为是陆克文看不懂中国所致。

其实,不是陆克文看不懂中国,而是那些人看不懂澳洲的外交。陆克文的对华外交根本不是建立在他对中国有多少了解之上,也不受他个人与中国的感情所影响,而是他对澳洲有多少了解,以及澳洲人想让他如何处理中澳关系。陆克文是一名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政客。选举他的是澳大利亚人,不是中国人,所以,无论他的内政还是外交肯定是要对他的选民负责的。他努力去读懂的是澳洲,而不是中国。

力拓案发生后,被澳洲媒体渲染成政治事件,澳州民意有很大的反弹。这件案子由于牵扯到巨大利益,被一些人暗中操控,成功的激起了从去年开始就在澳洲人中酝酿的反感中国的情绪。去年奥运会火炬传递时,澳州的民意中开始有一股暗潮在涌动——就是我们说的“反华”,澳州人认为的“反共”。这种暗潮在力拓案后被澳洲媒体煽动起来,一度成为主流。

陆克文不可能不注意到澳洲民众和媒体对华态度的转变,作为一名民选的领导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应民心”,以便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所以大家也注意到,当他在说到中澳关系的时候,他不是面对中国,而是好象在对澳洲人喊话一样。事实上,他强调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兼顾利益和价值观的观点,得到绝大多数澳洲人的认同。至于如何兼顾利益和价值观,就是实行政治归政治,生意归生意的政策。

大家看看,陆克文在澳洲人面前对中国强硬,凸显澳洲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并没有耽误同中国做生意。例如,就在大家眼看中澳关系陷入低谷的上周,中澳两国竟然签署了价值500亿澳元的天然气协议,中国公司还向澳洲第三大铁矿石企业投资70亿澳元(350亿万人民币),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两国政府都非常理智,都不会头脑发热。我从网上看到不少中国的网友头脑发热,义愤填膺了,正如当初声称不要买法国空客和美国国债一样,现在也要求政府不要买澳洲的天然气,好象他们不买澳洲的天然气,人家的天然气就得当屁放掉,澳州人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似的。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有钱买第一架飞机前,法国就是世界上富裕国家了,今天,就算中国把所有的空客都换成波音,法国在世界上的富裕排名也不会下降的,甚至每年的GDP也不会少一点。更何况,当你把所有的空客换成波音的时候,你也许才发现,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要远远大于中法之间,那时又怎么办?难道再把波音一个一个换成空客?

这种游戏玩不得,中国在国际上没有那么牛逼,多出去走走就知道了。在西方富裕国家,中国因素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创新率几乎等于零)。只有生活在中国大陆两耳不听墙外事的人,才时常感觉到我们在世界上牛逼烘烘,其实我们是被自己的宣传以及断章取义节选自西方人写中国的文章弄得“被强大”了。

生意归生意,政治归政治,对于崛起中的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是少数几个和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如果我们把生意当成外交的砝码,最终受害的不是他国,而是我们自己。西方人唯利是图毫无疑问,但更加不用置疑的是,他们不会为了利益真正去损害他们的核心价值观。

中澳关系目前处于低谷,但很快会走出来的,这正如去年中法关系处于谷底,现在也基本走了出来一样,但千万别以为我们到家乐福抗议,或者抵制法货起了作用,更别以为不到法国采购就改变了人家的外交政策。相反,目前继续做生意的中国和澳洲,很可能会更快地走出关系的低谷。两国交往的原则应该是不能让任何一方的核心利益受损,同时不能为了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核心价值。

其实不需要陆克文读懂中国,中国只需读懂自己,就能够很好的把握国际关系了。但毕竟,陆克文懂中文,这倒让人有点担心。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你不妨到澳洲的报纸和网站上去看一下,虽然有一些批评中国的文章和帖子,但对我国领导人口诛笔伐,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的帖子几乎没有,那么,你再看看遍布中国各大网站的新闻跟贴和论坛帖子,看看中国网民是如何批评、嘲讽,甚至攻击和辱骂陆克文的——

你说,如果陆克文真想读懂中国,正好又看到了那些帖子,会怎么想?

杨恒均 2009/8/26 北京

杜和平:"六四"记忆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

每年”六四”周年,我们都要举办一些悼念活动,网络上年年都有种种相关的文章发表出来。而过去十九年来,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写一些”六四”文章来公诸于世呢?

主要的原因,是我所写出的主题与内容,担心被人们所误解。因为,我发现自己的感受与认识,不符合主流的情感与理解;尤其担心”六四”死难者家属们的误解。
不幸的,并不是那些死者,而是他们活着的亲人。

“六四”是一个悲壮、沉重、宏大的历史事件。

如果把”六四”事件,拍摄成历史记录片,其伴奏的主题音乐,肯定是悲愤、壮烈、沉重的旋律。每当”六四”周年祭,只要阅读有关的回忆文章,观看有关的实况摄录,我们都会为之泪流满面。

而官方喉舌在”六四”事件中,由气势汹汹到逐渐低调,后来从淡化到沉默。

我一旦实话实说,那涉及敏感的人与事,很不好处理;我一旦倾情坦露,又不符合主旋律;如果不能说真话,那就沉默,这一沉默,就面临而进入20周年了。

我们从”六四”中的所思所悟,真知实情,有很多的珍宝。沉默,就是埋没其真宝。

因此说,我们不应沉默了。我们流泪走过20年,抗争20年,思考20年,守护20年;我想,那些”六四”死难者的在天之灵,不会愿意我们都是用泪水、悲伤、来祭祀来看望他们;如果与他们对话,他们会怎样说呢?我敢肯定,他们会要我们从长期的生活压抑,悲伤、泪水与黑暗之中走出来。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因此,请允许,我用另外的声符、音调与旋律,来缅怀这一宏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启示。

我对”六四”的记忆,有三大特殊的经历与主题;一是特务大案、二是醒狮计划、三是狱中之梦。

谁是”六四”的最大获益者?

见网上有一篇有关”六四”的文章,标题是”谁在十年前获益?”这引起了我的思潮,我反复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谁是”六四”的最大获益者?……

最终的答案,肯定会出乎众多主流者的观念,会使人大吃一惊。这个结论是,我是”六四”的最大获益者。

很多人会问:”你是谁?””怎么是”六四”的最大获益者?”

我不是”清场镇压另一方的获益者们”,也不是获得自由的学生领袖们。

我怎么会成为”六四”的获益者?而且还是最大的获益者?

有人当然会质疑:这是在炒作,是哗众取宠,是沽名钓誉,或是神经不正常。

我在”六四”做了什么?

在”六四”有什么经历?

我究竟凭什么是”六四”最大的受益者?

一、角色与名誉分析:

从政治方面来说,我是获益者。这好比是发了一笔政治横财,可是,我对这笔意外之财,既没有认识,也就没有重视。

从法律上说,我无罪。众所周知,我肯定无罪。为了解释这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执政者需要替罪羊,从抓捕、抄家、审讯、判刑,关押等等所有程序一个不少。

我因”六四”而坐牢,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判刑三年。为此,我这一生的命运就与”六四”紧密相连。为此我感到幸运,受宠若惊。只是,我认为自己对”六四”的奉献很少,本来以为没有入狱的资格,就像一个自卑的弱者,并不奢望有进入决赛的资格,重在参与而能够参赛,就很满足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有坐飞机上升一般,令人很兴奋的被送上法庭。

整个经历,就象演电视连续剧一样,我成为重要角色之一。在一些故事与场景之中,我还扮演主角。真是感动而全心身的投入,使得人生而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因此而回味无穷,深感三生有幸。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历史,不会忘记”六四”;世界历史,不会忽视”六四”。

我们走上世俗审判台的”八九”民运分子,”六四”反革命,其身前身后,决不会被民众看着是邪恶的角色。决不会在历史的大剧本之中,被视之为罪人。

所有的中国人,只要理解”六四”,几乎都不会把因”六四”而坐牢的人,视之为罪人。我们这一批反革命,已经不同毛泽东时代的反革命,广大民众有着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认识与态度。人们都相信,总有一天,对”六四”的官方判决,肯定要平反昭雪。

学生通过游行,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的态度。

千千万万的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上街头的游行,公开的支持学生,这说明了什么?

究竞谁利用了学生?

“六四”枪声响起,坦克冲击人群,血腥镇压,史无前例。以此,恐怖、绝望、凶恶的信息,笼罩中国。事后得之,很多”六四”参与者都被抓捕了,有些人逃跑了,有些人沉默了,有些人推卸责任了,这些都可以理解与宽容,使人难受的是,有些人没有守住做人的底线,出卖了良知与灵魂。

只要对民众以暴力统治,这是最低劣的政治。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只要一开枪,政治上就破产了。和平时期,竟然对自己的同胞们大开杀戒,演绎出一幕幕流血魂飞家破人亡的悲剧,无论是以什么理由作为杀人的台词,政治信誉就彻底破产而无法挽救了。

我被抓进监狱,居然没有恐怖紧张、惊慌失色,沮丧绝望的感觉与表现。也许是糊里糊涂,不知大难临头了。我对”六四”所有的言论行为,供认不讳;而且,对于所有的检举揭发,我视之为是帮我回忆,我乃照单接受。我自愿承担一切责任,没有退让,没有推卸。我心安理得,我很努力的演好这部电视连续剧。我还真些演电视剧的感觉,那些抓人、审讯、转监、审判等等的剧情与所有的局中人,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在演戏。

我问心无愧,没有谁,因为我的供认不讳而受到伤害。我”罪”有应得。
如果有一天说,”六四”参与者是有功的,我也不会与谁去相争。

一场震惊世界的风暴,无论怎样定性,或”暴动”、或”动乱”、或”风波”、或”事件”等等,肯定要载入历史,成为各种学科研究者的对象,是有待学者们开发的宝库。

这是流血的大事件,必然要有人走上祭坛,有人要牺牲;有人要成为替罪羊。所有的参与者,都要被审判,即使逃离了世俗法庭的审判,也难逃道德的审判与历史的审判,必然逃不了神的审判!

我的参与,实在不足挂齿,不过就是旗帜鲜明的表达了对这场学生民运的态度,撰写和印发了传单,参与策划了游行。还有一些观点与意图,可惜没有机会与能力表达出来。

应该抓的没有抓住,我因此而升级了,成为主力演员了。最后被判刑三年。后来,有朋友还很嫉妒(或羡慕)的说,不过判了三年刑,这可是一笔政治资本。我开玩笑的说,谁叫你们不提供”罪”证,谁叫你们要逃跑和回避的。

我并没有把坐牢三年,视为政治资本,到处炫耀。为什么,这以后专文论述。那些演讲起来,慷慨激昂,宣称不怕这不怕那的好演员,大有人在,我自愧不如,自己不是重大历史事件的演员,自以为有自知之明,愿意当好一个好观众,鼓掌喝彩、摇旗献花、呐喊助威,在幕后编写剧本,提供剧务服务,当一下积极队员,不敢奢望成为主力演员。

自认为没有资格成为”六四”事件的重要角色,突然成为主要演员之一,这就是我深感受益的因素之一。

这三年的监狱生活经历,我真实的感受是,游戏扮演、参观游玩、调查、采风与研读。也就是说,这犹如是一次惊险旅游;是一场人间游戏;是一次出国留学。

如果要搞文学创作,我拥有丰富多彩的题材,都是亲身经历,原生原态,不需要虚构,记录下来,就有很精彩的情节,就是很有意义的故事。每一个囚徒,都是一本传奇小说。

如果没有亲自经历,那些故事、情节和感受是编写不出来的。

我的心中有一本新的《神曲》,当然比但丁的《神曲》,更有认识现实世界的意义与指导社会实践的价值;我发现与研究”历史玄机”,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构思”醒狮计划”;我可以超越弗洛伊德而写一部全新的”释梦”;这些都是对自我与人类命运的思考与社会实践之中所产生的结晶。

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不需要搜肠刮肚的构思与呕心沥血的编造,只要如实记录下来,就有小说的结构与戏剧性的情节。什么横溢的才华,热情奔放的情绪,与奇异诡谲的想象,往往是喧宾夺主,或掩饰或冲淡了那些故事的真实,乃至有可能失去新鲜的生命力与吸引力,真实性的知识与现实性的故事,必然为我们的人生与事业,有深刻的启示与激活灵智的力量。

真实的故事,在几经传说之后,几乎都会变得面目全非。有不少人的故事,因为另有企图,而进行包装、炒作之类,甚至不惜虚构而远离了事实,这要注意识别与避免。

我记录的故事,并非道听途说,猎奇逐名,东抄西摘的编著,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要撰写出一些耸人听闻的传奇故事。有些故事,是我身历其景,直接感知甚至有些是参与进去而获得的,并非仅仅是一个袖手旁观者。

人贵有自知之明。

凡是有关人的真知灼见,都是照亮人生道路的明灯,也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力量。人心的知识,是知识经济社会的金矿,有待于有志者们的开发采用。

监狱是特殊大学。高墙,电网围成一个世界,使之与红尘闹市隔开。这里面,听到的脚镣手铐的叮铛哗哗声,看的是一张张苍白、呆滞和冷漠的脸面。对于阅世未深,初次进来的人犯,足以吓得泪流眼花、头昏脑胀。这里集中了社会上最黑暗的传奇故事。这里依然经常重演着社会上最残酷的事件。对于初来者,对之搜身、调笑、侮辱、毒打这些见面礼是不成文的规章。见面礼就是古代就有的杀威棒。即使是李小龙、赵子龙,战场上杀出来的英雄虎将,也会被整治成弱虫病猫。骨气虽在,威风全无。

同是罪犯囚徒,但这里同样有分明的阶层。一般分三等,上等是岛主。岛一岛二是岛主的左右手,往往充当打手。称之冲锋机,任务是把新入监者打服打怕。防止他们冲击岛主的地位。以岛主为首形成本间牢房的管理系统,统治阶层。下等阶层者,称之为花子,是牢房里的苦役、出气筒。他们除了打扫卫生,洗刷衣裤,上交钱财,为岛主阶层者按摩捶背,还得忍受岛上的人的侮辱,调笑等等变态心理的恶作剧。他们不准乱说乱动,处于牢中之牢的磨难。中间阶层称之为菩萨。他们不管任何事情,抱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不欺花子,不管岛上的争夺战。与岛上的人和岛下的人,均可以和睦相处或都不来往,只求自保。一般是由一些有社会地位,某些身份较高,有特殊面目关系的人物所形成。

监狱,这真是一所特殊的大学,我在里面,很快就忘掉恐惧,投入这难得的学习与研究的机会。磨难没有使有志者消沉、颓废,反而获得出乎预料之外的启示与力量。使得更有信心面对生活的压力与工作的挑战。对未来的希望之火,燃烧得更加兴旺。

虽然没有权势为背景靠山,没有充足的金钱来打通关系进贡岛主,免除杀威棒,脱离岛下的磨难。于是,我的日子会好过吗?但是,当我的”犯罪事实”,征服了他们,因此受到岛主的礼遇。我就进入岛上中间阶层。这对于研究人的哲学与心理学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得到一批罪犯的故事作深入与系统的研究。因为给判了死刑的囚犯作心理咨询,我不得不面对生死问题与灵魂问题,确实是出乎预料的大收获.。

少有人知道,这一次蒙难,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作为一个被威逼的”犯人”,一个惶恐不安的囚徒来研究其他犯人,这是任何一个养尊处优的研究者,都不会具有的”优越”条件。也许那么多的学者们,之所以写了许许多多不痛不痒的论文、编著。可能是没有身历较大的痛楚,心历较大的磨炼之苦。他们坐在象牙塔里,安全地和”客观”地研究游泳,”科学”地分析溺水者,会有什么发现?会有多大价值的真知灼见?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调查研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等等。是说起容易做起难。在和平的环境里研究战争的人,其中的天才学者,就会不幸的成为纸上谈兵的能人。在实践竞争之中,成为低能者。

我们自然会发现:古今中外的大智者所阐发的哲理,都是相似的:祸兮福之所依。这次蒙难,居然成为我们磨炼心智的机遇,这是很多御用学者与专家所无法获得的恩赐。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饿其体肤……

要干一番伟大的事业,就要承受着沉重的十字架。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三年读博,”六四”亲历、”醒狮计划”、”梦悟人生”是我的毕业论文。

二十多年的磨练与思考,才会有今天的认识与未来的佳音。就象极品茅台酒一样,要经历长期的酝酿,才会有飘及万里的浓厚醇香。

二十年来,我并没有写作宣传的要求。也就不会对我有意扮演什么角色,自诩有什么了不起。当然也没有也无此必要玩儿搞串通来骗人蒙人,来欺世盗名。我也没有急就文章,钓名钓誉的浮躁心理与短期行为。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二十余年的磨砺与修炼,思考与感悟,得到的是明心见性,处乱不惊的心。

诚然,我们深深地自知。自己是一个平凡之人,随时警醒自己,不敢忘记自己的平常心。不过,我们有幸的是,获得了人类的思想精华与神圣知识来滋护心灵。有幸的在历经挫折和苦难之中,没有一蹶不起,怨天尤人。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是理想造就了伟大,苦难逼成了崇高。总之,经过”八九民运”与”六四”的社会考验。那么,在中国研究政治转型这个主题,就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

这样的历史性时刻来到了。我感觉到,强烈地感觉到,在这呼唤知识创新的信息时代,在呼唤人才,竞争知识经济的时刻,”醒狮计划”可以大显身手了。

“六四”亲历、”醒狮计划”、”梦悟人生”,可以为社会文明的转型发展,做出非凡的启示。大力宣传心理学的新发现新观点,乃是当务之急。传授通灵技术,促使顶级人才的成就,提高人力资源的管理水平,是十万火急的任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上策。

看吧,历史玄机,”醒狮计划”、”六四”亲历、”梦悟人生”,有能力迎接传统的诅咒与挑战。它与时代精神和谐共鸣,高奏新境界的福音与赞歌,它必将创造出新的奇迹。

常态生活中的三十年阅读,决不会有我这三年的经历感受与感悟获益。

二、涉案与祸福分析:

我惊醒的发现,如果我不是”六四”这场历史事件的替罪羊,我的自由将牺牲在另一场政治案件之中。

在监狱里,我惊骇的认识到,我的身边布满了特务。为了邀功请赏,他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设立陷阱与种种圈套。从逻辑上推演,他们作案,或者叫侦破、或者叫陷害,肯定能成功。

“六四”事件,导致了另一场案件的终结。

我对”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愿意承担责任,但我发现,审讯者真正感兴趣的是另一案件,他们视之为国外敌特背景的案件。之后得知,公安的卧底(线人、特务)已经是多人,进入我们的沙龙活动。而本案件的主角,是郑天赐先生。

如果不是”六四”事件,那些卧底(特务、线人),为了邀功请赏,他们早就设局布线,诱人入套、推落陷阱等等阴谋,弥漫在我们周围。”六四”使他们过早的抓人,敌特案件无法上演,证据明显不足。所有隐蔽的角色最终全部暴露。我也从这场险恶的案件中惊醒过来。

我太天真了,这些险恶的卧底,围绕在我们的身旁,我们的日子会好过吗?
心灵的不安,我终于有了答案。

其中的故事,曲折诡异,过程一波三折,扑朔迷离,有些人我也不一定搞清楚,但总体是明白的,一个凶险的设局没有完成而终结了。

江湖凶险,政治险恶,此话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我等善良百姓,只要有些良知,正义真理的追求,反而会容易落入圈套陷阱。

“六四”事件使我脱离了险恶的陷害,这就是我因”六四”事件受益因素之二。

三、闻道与精神分析:

我最大的收益,是神秘体验,”梦悟人生”。

我做了一系列的梦,有些可谓是神奇的梦,奇妙的梦。

我开悟了。
我发现了良知与灵魂的存在,这是我在监狱里最大的收益

我对心灵有二十年的探索与修炼:这种坚持不懈的动机与力量,就来自”六四”的经历。

我因”六四”而被卷入监狱;在监牢里,我有一系列奇特的梦与神奇的体验。

共和国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有两条原则:唯物主义与无神论。他们因此对宗教,传统文化中的神秘现象,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这一代人,全都是这种偏执理论的受害者。我们的心灵,受到严重的毒害而不自知,我们鹦鹉学舌的亵渎神圣。

神奇的梦与体验,使我沉睡,压抑的心灵,苏醒了,使我喜悦与震惊,使我走向追求神性之道。

从监狱出来,我奇妙的得到许多帮助,即遇到一些传道人,为我打开了宗教之门,引领我进入神圣的殿堂;我补上了宗教课,这是人生最重要的课程,深入了解了宗教,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

我认识了”巴哈伊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等,我补上了宗教这一课。

没有”六四”入狱的经历,我可能不会有幡然醒悟的体验,就可能终身不会开悟,可能不会去学习与探索宗教。我不可能有神秘体验,就不会有饥渴慕道的思想意识。有了神圣的体验与坚定的求道意念,就才会有为道的快乐与功夫,就才会有以道莅天下的信心。

“六四”是我人生历程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奇妙的是,三年牢狱生活,反而是我”从地狱到天堂”的分界处。这样的感受与理解,对于现代社会的很多人来说,是认识颠倒,匪夷所思。

其实,这很容易理解。首先就是认识,什么是地狱与天堂?然后是理解地狱与天堂是怎样影响我们的人生命运?

地狱就是,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阴谋。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

天堂,就是良知与仁慈的展现;就是爱与自由的实现;天堂就是民生与人权的价值观,得到普及;就是构建和谐社会。

神爱义人,大爱无疆。所以,圣徒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分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才言,狂傲,混乱的事。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天堂就在神的国度里,或者说在天国里。

耶稣说:”不要问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你的心中”。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
地狱与天堂,唯心所造。

其实,可以不用引经据典,我的经历与感受,足以理解了”地狱与天堂”的真实意义。我刻骨铭心的认识到,生活在尔虞我诈,暴力恐吓,阴谋陷害的社会环境里,就是生活在地狱之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环境污染,人人受害。一个人即使没有遭受直接与明显的伤害,但是,因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也必然的会影响生存境界。

我因此而踏上修道与悟道的旅途,对政治与经济的名利得失,逐渐淡漠。身心反而逐渐舒坦与健康。

我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我相信,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相信,未来的理想社会,宗教的真理,神圣的生活,圣人境界,将成为主旋律。只有道教才能安定天下,只有道家才能救中国。

1989年8月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价值,在心路旅途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我饥渴慕道,开始了对梦境的探索试验与研究。我关注着心灵世界的信息,寻求对人生、精神奥秘的启示与深入探秘的力量。

后来,就有一系列更为神秘的梦,使我拥有非常珍贵的神秘体验。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叩门心不惊。保卫良知养正气,问心无愧皈依神。神奇的梦,是来自上苍的最好的礼物。如此的神秘体验,是人生最美的享受。

似乎是一瞬间,二十年就过去了。

奇妙的经历,使我深切的明白心灵的重要性,这使我对社会关系、政治体制,民主人权、战争英雄、自由市场,经商发财,美食爱情,名利等等的关怀程度,轻重价值,已经悄然产生变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路与新的目标。哪来自欧洲上空的幽灵教育,即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理论大厦,突然就土崩瓦解了。

我的奇妙之梦,给我超越现实名利的力量与启示,使我对几大宗教的理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使我对中国道家文化,倍感亲切,把弘扬老子的《圣书》,视为使命!相信《圣书》是21世纪的佳音。

奇妙的梦,神秘体验,修道与悟道,补上宗教课程。追求人生正果,这可以清除中共的教义毒素,改变现代教育的误区与困境;其显著的效果是使我身心和谐,获闻道之幸运。这就是我因”六四”而受益的因素之三,而且,这是核心的受益,最关键的受益。

【小结】
为什么过去的”六四”周年,我没有写出自己的”六四”经历?当然,原因很多,归纳之后,主要是以下三大因素:

一、背离主旋律

不符合”六四”的主旋律。

“六四”话语,有两大主旋律;一是宏大、悲愤、沉重。一是凶恶、淡化、回避。
而我个人的经历、感受与思考,完全不符合这两个主旋律。

二、话题很敏感

涉及很多的人与事,非常敏感。

大家很容易明白,我因”六四”而被判刑坐牢,就被定位为反革命,是危险分子,(即”不稳定因素”),就成为黑名单的严控对象。

然而,我在蒙难经历之中,得到很多人的理解、支持与帮助;有些,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件小事,但我从中感受到人性之中的良知、正义、等等美德,这使我的乐观与希望之火,不至熄灭。如果写下来,我担心会对他们产生不利的影响。而有一些人,良知泯灭,出卖了灵魂,干了不敢公开于众的事情,这使领悟到人性的阴暗面,对于这类人事,使我长期难过,不知道怎样写?有些人与事,我还不甚了了。

得利益者们,不愿意谈”六四”,而我们谈”六四”,就会受到打压、骚扰等等。

三、价值观巨变

因神秘经历,神圣感悟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产生巨变。

我做了一系列颇为神秘的梦,使我拥有非常珍贵的神秘体验。

奇妙的经历,使我深切的明白心灵的重要性,这使我对社会关系、政治体制,民主人权、战争英雄、自由市场,经商发财,美食爱情,名利等等的关怀程度,轻重价值,已经悄然产生变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路与新的目标。

那来自欧洲上空的幽灵教育,即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理论大厦,突然就土崩瓦解了。

公元一九八九年,是刻印中国历史上最浓烈最深刻图景的年代,这一年,由坦克、枪声、呐喊、鲜血所刻写,……。

“六四”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件,”六四”在大陆还是一个被官方封锁的历史事件,是忌讳的政治话题。对中国人来说,是惨痛的悲剧。

“六四”离我写下这些思考,已经有二十年的时空,在漫长又一瞬间的二十个春秋里,我很少提及”六四”之事。

这是史无前例的悲剧,是一场奇特的战争;这是在和平时期,国家的首都,成为了战场。一方是拥有枪炮坦克武装的正规部队,而另一方是千千万万的学生与市民,他们手无寸铁。现代武器的钢铁一方,向另一方的血肉之躯,射击与冲击,可谓是如入无人之境,势不可挡。他们都是同一块土地上的同胞,这是一场什么名义的战争?战场的一方是几十万人的野战军,另一方的主角是年轻的学生,他们是热爱祖国,热爱生命,盼望政府清明,社会发展,因此而表达了良知与正义的学生,他们获得了全民的支持,因为他们单纯的心灵与行为,无不是希望祖国走向繁荣文明与强大的道路,所以,感动了人民。

这是一场人民战争。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这是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但是,这场错误的战争、荒唐的战争、奇特的战争、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竟然就发生了。

我们回顾这一段沉重与宏大的历史事件,主要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让这样的历史悲剧,永不重演。

那一场震惊中国与世界的社会风暴,
把我卷进了恐怖的监狱。
三年之后,
我走出了地狱。
经常有朋友这样问:
在里面,你是怎样过的?
我说:一言难尽啊!三言、百言难尽!
千言万语也难尽哟。

因为在监狱里,不是一种状态,
那是一个过程,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阅历了很多的人与事,多少悲欢离合,
多少悲惨剧情,隆重上演,
很刺激!很精彩!
终身难忘!
震惊!
觉醒!
开悟!

严家伟:"原右派人员"给人们的"温馨提示"

最近因为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州的”扫黄打非办公室”(以下简称”西办”)发文查禁北京铁流(即”黄泽荣”)先生主办的《往事微痕》。在”西办”的该文件中,称将对该刊”追根溯源,彻底查办,对”违者依法从严惩处”。同时又称黄先生为”北京原右派人员黄泽荣”。此言一出,在我们当年的”右派”朋友中立即招来强烈反响。和我一样也是57年受难的罗先生,立即来与我闲聊此事,对”西办”的此一提法表示强烈愤慨。我的朋友罗先生是一位”下笔如神,倚马可待”的才子。所以不多久便以”一民”的笔名草成一文。并嘱我代其发与海外自由媒体。这便是大家后来已看到了的《由一份”通知”引发的思考》一文。兹不再赘述。

稍后又看到了铁流先生发在网上的文章。我向来对《往事微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也是它的”资深”作者与读者。在其创办之初,铁流先生便向我约稿,在其第1期、3期、4期、四川特刊中均有本人的拙文。所以我对”西办”的作法也殊感不能接受。愚意以为《往事微痕》只是文友之间回忆历史,以文会友的一个言论平台,是文友间自行思想交流的一本小册子而已。什么”政治性刊物”、”非法传播”实在是大帽压人,言不及义。

但从”西办”文件,开宗明义便宣称的”据有关部门通报,北京原右派人员黄泽荣……”和接着又是”一些原右派人员正积极编著《往事微痕–五七之声诗词专辑》……”,的用语来看,人家的”原右派人员”一词,绝非”西办”随便标新立异的自创”新词”,也不是给黄泽荣先生一人的特殊”礼遇”。而是既秉承有”上面”的”精神”和指示,又是针对着某一个群体而来的称谓。这个群体自然就是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这些被官方称作”一小撮”遭受政治迫害的所谓”右派份子”。

所以有朋友指斥其为”公然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唱对台戏”、”反对改革开放”云云。话当然可以这么说,文章也可如此”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写。但我读起来总觉得有点滑稽,颇有点像文革中都说对方是”阶级敌人”的那个味道。

只要稍对中国政治生态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像这样事涉中央决议、中央文件精神的问题,如果没有”高层”的”精神”或指示,如西双版纳州这么个充其量地、市级的机关,绝对不敢擅作主张,自创”新”的”提法”。也绝对不会有人当真是”吃饱了没事干”去自找政治上的大麻烦。谓予不信,请看那个衙门敢发文称某某系”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人家就敢说你、说我们是”原右派人员”。所以我甚至觉得”西办”此举虽让人愤慨,却不失为给我们”原右派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用现在商场上时髦的”流行语”就是给我们”原右派人员”一个”温馨提示”。

“提示”之一:就是尔等”原右派人员”别以为尔等当真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又是党的革命干部,党妈妈的好孩子了。用老毛的话来说,”否”!因为你的名字还在”另册”上。给您”改正”不等于承认你是我们”党的人”。所以为什么走资派叫”平反”,你们就只能叫”改正”,这绝对不是”笔误”。当年为了要斗垮”凡是派”,扳倒华国锋,让走资派顺利复出、彻底平反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小平同志走出了一着既是高棋,也是险棋的、围棋术语称作的”胜负手”。又精心策划了个好称谓叫”改正”。因而让你这些”原右派人员”捡了个便宜,搭了个”顺风车”。小平同志,何等聪明的人,他能把他自己担任二把手的”反右”斗争,像文革那样彻底否定吗?所以你们只能叫”改正”,并没有”平反”。—–这既是冷酷的客观现实也是”西办”(现在据说四川阿坝州和湖北荆州也有类似文件)揣摩和吃透了的”上面的精神”。所以无论你对着”西办”如何大喊大叫,人家都有恃无恐,一笑置之。

“提示”之二:基于上面这些历史事实,”西办”秉承”有关部门通报”(原文如此)点出尔等”原右派”的”身份”,就是叫你明白”帽子”还”拿在我们手里”(毛暴政年代的流行语),你既没有”官还原职”,过去的事也未彻底否定—–这是人家的潜台词,给尔等””点到为止”就行了。也许有人要不服,说我们”原右派人员”中还有人当了部长或总理的呢?不假。但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况”,不能与整个几百万人的”右派”群体相提并论。中国历来就是个”三六九赶集—-看人回话”的社会,当年”地主阶级”中还有当政协委员的呢,这能体现”地主阶级”的处境吗?

“提示”之三:似乎也给我们”原右派人员”中的某些朋友送来一副”清醒剂”,请你别把那什么”我,根红苗正,一家几代穷人,苦大仇深,翻身的奴隶”、”生在红旗下,是党培养我成为了什么什么”老挂在口头上,以为党妈妈就会回心转意,就会对你另眼看待,把你这个乖孩子抱入怀里,”扶”入”正册”了。这是不可能的事,说也白说。恕我直言,老说这种话的人,实则是一种可怜的”弃妇”情结。正如一个女人,那男人早就另结新欢不理她了,她还一个劲地向那男人喊:I  Love You!不是太可怜了吗?这也是对所谓”第二种忠诚”(刘宾雁语)人士最无情的嘲讽。话说到这里,我对旅德作家王蓉芬女士说的,你打我成”反革命”都是非法行为,你还有什么资格给我平反?感到由衷钦佩。常言”巾幗不让须眉”,蓉芬大姐的这个见地岂止”不让须眉”,更应让多少须眉汗颜,更让”弃妇”情结者无地自容!

鉴于在中国,”真话”在官员口中、官媒体、官方文件上是个比大熊猫还珍贵的稀有资源,所以我才会对”西办”文件中的某些话有了一点感谢之情。正如去年林嘉祥大官人骂我们老百姓是”你等屁民”,不少人气得”吐血”一样,鄙人却写了一篇《我们应该感谢林嘉祥》发在网上,感谢他敢于说出实情真话,不然有的”屁民”还当真以为你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了呢!而最近逯军大人问记者”你要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和戴秉国高官在美国坦言,中国的核心利益首先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才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坦白得非常可爱的真情和实话。他三位都是提高民众认识最好的反面教员。否则有些人一辈子都还不明白这个”理”,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在兴高采烈地帮着别人数钱!—–在中国,这样的人”少乎哉”?不少也!

最后,言归正传,我仍然一如继往支持铁流先生办好《往事微痕》。在办刊之初,承铁流先生不弃,不但多次向我约稿,也向我坦言你办刊不”踩”的政治与经济两条”红线”。对你的”政治红线”这不谈、那不谈,我以为不太切合实际。世间万事万物俱有联系,哪能那么截然分开?这些姑且不议。但对你的”经济红线”我是欣赏的。无可讳言,铁流先生是千万级富翁,每月纵然花上两、三千元办此事,亦九牛一毛耳。故绝对应与”售”字绝缘。至于接受捐赠,也得严格掌握个”度”。不然次数多,金额大了,就会在所得税上步入”灰色线”内,公盟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为表明自己的大公无私,铁流先生应把究竟接受了多少捐赠的账目公布在《往事微痕》的附页上,以尊重损赠者与大家的知情权。这些都希望铁流先生倍加小心。稍不注意就会授人以柄,成为下一个公盟事件。–出于至诚,仅以此与铁流先生及《往事微痕》全体编、读者共勉!

 2009年8月21日完稿

余英时:全球化的中国贪污文化 谁在背后撑腰?

今年的七月五号,中国宣布抓了澳洲钢铁矿业公司力拓员工。这是世界三大钢铁矿业公司的之一。这个公司跟中共的关系是一直很密切的。就是零八年,中国想投资在这个公司,这个生意没作成,这个引起中国的愤怒,我想这也是抓这四个人,一种报复心理,一直是一个背景。

另外呢,中国是铁矿最大的一个国家,她就想压这些公司,世界三大公司都在谈判。今年是一个国际经济情况不好,中国人认为有机可乘,他们就想把这个公司价钱压低,压到百分之四十五以下。但是,这一点没有成功。因为所有三大公司、包括这个力拓,对于中国内部的钢铁工业情况弄得非常清楚,收到的商业的消息是极为准确。中国缺少什么、要什么、谁要谁不要、现有存钢存铁有多少、需要有多大,它都弄得一清二楚。这就是她在最初为什么他们想用国家机密法来整治力拓公司的原因。他们就不接受中国那个压价。

简单地说,就是她有一个钢铁工业的协会,这是国家的一个机构,底下控制着有七十多家大的钢铁公司,多数都是国营的。但是,另外民间还有许多中小的钢铁企业,他们也需要铁、也需要原料。但是他们从中国的钢铁协会里得不到好处,所以他们就根据市场的需要,到外国,谁便宜我就买谁,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已经买了,这样子中国内部就不能控制,就不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五以下,所以这也是中国非常愤怒的原因,又加上投资不成,所以现在就想办法来整治他们。

这件案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澳洲这个力拓公司还不光是澳洲人的,英国人也参加在内。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型运转。如果中国这样子可以随便抓人,抓这样高经理级的人,而且是澳洲公民,虽然是华裔,这也是极不寻常的事。所以这一个月来的磋商,大概背地里一定有许多的讨价还价,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国跟澳洲的极大的矛盾和冲突。

这个案子关键是中国的贪污,要不是中国的贪污,他们不会有商业行贿的事情。事实上,不行贿根本在中国做生意是做不通的。

另外一个案子是一个小案子,但是这个案子也弄得很严重的。就是在南非旁边一个国家叫纳米比亚,纳米比亚是个小国,但是他们现在有许多在建设中。建设机场、全部机场要用各种各样的检查机器,这些是向中国买的,价钱比别的国家都高。这项交易就是五千五百万。现在确实知道这里面中国人跟纳米比亚负责的公司进行私下非法的手段,非法地拿回扣,给了中国四百二十万回扣,这个中国人拿回扣的叫杨帆,现在已经被抓住了。还有两个纳米比亚公司的人,也抓起来了。虽然现在保释,正在准备受审,但是问题很严重。

问题更复杂的就是这个工司的原来的董事长就是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那么必然到北京去找胡海峰,希望他、他并不是嫌疑犯,但是他要作阵,因为他当时是公司的董事长。现在胡海峰已经升了,升了党委书记。但是案子发生在他做董事长的手上。

另外一个案子,相关得更大。它要造一个三十八里的铁路,这个铁路就连接其它各种火车,这个钱是中国给它长期贷款的一亿美金,说明了在造铁路时候是要买中国公司的东西。结果这个事情又落在中国人手上。中国人当时要求三十八里火车要一亿四千四百万。而其它的国家说我们只要四分之一的价钱就可以了。但中方最后大概讲价还价,降到六千一百万,但仍然比其它的国家高。其中原因也是因为拿回扣。回扣的数目字非常之大,照这个说的,有中国人杨帆,在中间起作用的人,他一个人就拿到两百一十万的回扣。还有其他的纳米比亚公司的人,双方都有贪污的人。所以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

头一个案子是中国要抓别人,第二个案子是纳米比亚要抓中国人跟他自己贪污的公司的人。这两个案子都起于中国,而且原因都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贪污文化的大本营。从前,共产党把国民党搞垮,原因就是关乎国民党贪污。国民党贪污是有之,但是绝不可能到这样一个地步。现在是这样地贪污,而且是影响全世界,这就是把中国的贪污文化全球化了,这个后果是不堪想象的。